马新小论文一篇《汶川地震——中国灾难报道的关键拐点》

第一篇：马新小论文一篇《汶川地震——中国灾难报道的关键拐点》

马新小论文一篇《汶川地震——中国灾难报道的关键拐点》 Kid E 发表于 2008-12-25 12:15:01汶川地震——中国灾难报道的关键拐点

“我们不能选择灾难,但可以选择面对灾难的方式。”

——摘自新浪网友“角落一隅”的博客日志

在这次举国悲痛的汶川地震中，无数人在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上面一句话。国内的新闻媒体，在面对这场前所未有的灾难时，几乎是毫无准备的他们，却用前所未有的方式赢得了一场漂亮的战役，由此带来了国内新闻报道领域的一场全面革新。汶川地震，可以说是中国新闻报道史上的一个关键点，从这个2008年最为重大的媒介事件中，我们看到了传统媒体转型与突破的历程。

17分钟与30年：两场大地震的不同处理

先来关注以下几组数据：

5月12日14：28，四川省汶川县发生特大地震；17分钟后的14：45，新华社向全世界发出第一条英文快讯，领先于所有外电；14：56，第一张地震图片由新华社迅速发出；15：00，中央电视台在新闻频道口播了第一条新闻。

向来对中国的新闻媒体有所微词的外媒几乎无一例外地送来赞誉：美国《国际日报》发表了题为《也该表扬表扬媒体了》的评论文章，《华盛顿邮报》5月27日发表文章称“中国对地震的反应速度令人吃惊”，而《纽约时报》的记者Andrew Jacobs更是用了“异乎寻常”这个词来惊叹我国官方传媒的实时报道。

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国内媒体总是受着“报喜不报忧”的思维定势的影响，谈“灾”色变，对重大伤亡灾难事故讳莫如深。最为贴切的例子莫过于38年前一次同样惨烈的地震，1970年1月5日云南通海发生7.7级大地震，而当时仅有新华社对外发送了一条简讯，不仅只字不提受灾的情况，更是瞒报了震级。这场地震导致了15000多人死亡，而这个数字竟然是在30年后的2000年1月5日才公布于众。（见《中国青年报》2000年1月12日第8版）。这种惊人的延宕无疑是违背了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原则与时效性原则。从30年到17分钟，我们看到了中国媒体的长足进步。

真相跑在了谣言的前面：媒体的迅速反应

在这次的汶川地震报道中，媒体没有丝毫的迟疑，各路媒体第一时间派出记者奔赴前线，最多的时候，中央电视台派往前线记者超过150名，新华社超过100名记者奋战在抗灾第一线，一周的时间内播发的稿件达4600多条。这一个个惊人的数字表明了，我们的媒体正试图改变过去避重就轻，公布迟缓的缺点，而以一种更为现代与灵活的方式介入灾难性事件的报导。在面对突发事件时如何能够以最快的速度把握好报道的最佳路径，这次汶川地震中媒体的表现具有典范和标本的意义。

12日汶川地震时，北京也有震感，于是有人传播谣言说“北京地区12日晚发生地震”，新华社立即发布了来自地震局的权威消息称：“近期北京不会5级以上的地震，一切关于北京将发生破坏性地震的说法，纯属谣言。”迅速消除了人们的恐慌心理，稳定了人心。新浪

网在首页刊登了《一定要看，关于这次地震认识的误区》一文，短短一天的时间就已经有87万人次的浏览量，当天评论超过5000多贴。媒体的这些举动有效地击破了种种流言，向全世界传播了真实的声音。深有感慨的新浪网友在评论中写道：“这一次真相跑在了恐慌和谣言前面。”

从垂直式到开放式：灾难报道范式的转变

曾经有人笑谈中国的灾难报道说：“灾难不是新闻，抗震救灾才是新闻。”纵观近三十年来的重大灾害报道，媒体的报道风格特点往往是垂直式的结构，政府行为——救灾成绩——英雄典型——灾情实况——灾民命运，媒体对灾情信息和灾民的命运往往采取“有限度披露”的手段，着力点始终放在救灾功绩及英雄人物之上，一言以蔽之，通过垂直式的报道范式达到是负面事件正面传播的效果。

这样一个制度化、格式化的报道范式，结果就是“多个媒体，一种口径”。尽管契合了既定的政治和社会传播意图，在舆论导向上便于控制，然而灾难当前，准确而及时的信息流通才是媒体最首要的任务。

这次的汶川地震，媒体报道的亮点之一正在于摒弃了这种传统的自上而下的表达方式。以《南方日报》为例，该报在地震发生后的十多天内，先后有过四个主题的专题报道，标题分别是《汶川地震 华夏同心》、《沉痛悼念汶川大地震遇难同胞》、《拭干悲伤泪 奋起抒国难》和《川粤携手 华夏同心》。从这四个议题来看，我们发现基本上《南方日报》的报道平行涵盖了以下六个层面的内容：1.个体命运 2.实情实况 3.救援实施 4.政府行为 5.社会行为 6.灾后重建。没有对某个领域的特别侧重，从而为新闻选择提供了更大的开挖空间和更多的新闻价值。

不同的音调构成最美的和谐：多元化的视角

在这样一个开放式的叙事模式中，个体不再是被边缘化的报道对象，一个个地震中普通人的故事走进了我们的视野。从媒体打造的“英雄榜”，便可以发现这个变迁。无论是央视的“最可爱的人”、还是新浪网的“英雄谱”、或是各个地方媒体打造的“抗灾英雄”，在人物的选取上都不约而同地采取了平民化的视角，“人人都可以成为英雄”成为了共同的理念。诚如《南方周末》的08年新年致辞中写的：“„„人民已不再是一个空洞的符号，而是一个个具体的人，一个个第一人称，我和我们„„”个体，在汶川地震的报道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曾经说过：“不同的音调构成最美的和谐。” 值得称道的是此次各路媒体对地震报道的角度选择的多元化：央视的直播侧重介绍政府的救灾举措，《东方早报》以“讣闻”形式向地震中死亡的普通人致哀，《南方周末》以一如既往的深度报道姿态做出了白皮书式的《汶川·九歌》，《财经》周刊立足专业从金融，农业，能源等领域关注地震的影响。从不同的视角看问题，更加重视单一细节的感人力量而不求全求美。让我印象尤为深刻的是《南方周末》首席记者李海鹏的报道《灾后北川残酷一面》，这篇刊载于5月22日的《南方周末》上的文章选取了与传统媒体不一样的视角细致地描绘了灾难现场的残酷一面：大量正在呼救的人正在消失，被压的男孩为了说服战士们先救他而强调“我是班上第一名”„„这些真实而残酷的片段让我当时就潸然泪下。诚如复旦传播学博士张志安老师在《因为悲情——才更需要理性》一文中指出的：“理性报道，并不拒绝真情实感。”

特例还是开端？：总结与反思

经过上述分析，我们看到汶川地震报道在中国灾难报道史上可以具有历史坐标的意义。灾难报道大致有三个功能：传播信息，提供知识和舆论监督。这次的媒体表现从这三个方面来看，都十分及时有效，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然而，灾难报道乃至于中国整个的新闻传媒生产若要实现真正的转型与突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首先是要承负起媒体的社会责任。美国伊利诺大学的韦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教授早在他1956年出版的传播学著作《报刊的四种理论》中就曾经提到：“报刊的权力和几近垄断的地位带给它们一个义务，那就是它们有社会责任对各方面的立场都公平地加以报道，并保证大众能掌握充分的消息去加以判断”。（《报刊的四种理论》，新华出版社，1980年，第5页）如何准确把握好新闻传播中正反两方面的事实，做到真实报道的基本要求是每个媒体从业者必须从心底里考量的问题。

其次，在追求真实报道的同时不要忘记新闻的伦理尺度。这次的地震报道中，不难发现有许多细节做得不够完善，有一些基本的规范仍需严加遵循。《亚洲周刊》对地震中的大陆记者有如下的描述：“在现场直播中，为增强效果，连线的记者闯进手术室去采访医生和伤者；更有某电视台女记者拦下重灾区开出的救护车采访，甚至要采访里面被困70多小时才获救、奄奄一息的重伤员„„”无需多言，追逐起新闻价值固然是件好事，然而媒体人啊，请记住当事人的利益高于一切，不要再自以为是地追逐 “真实报道”，纠缠于一些惨烈的细节。

灾难带来的阵痛与创伤终究会被时间抚平，然而如果这场灾难只是在未来相似悲剧再度上演时才被记起，而不能让我们的媒体走上一条更加理性专业的道路，那这次新中国灾难报道史上的特例终究也只能是特例了。

第二篇：马原论文之汶川地震

【内容摘要】：近年来，全球各地地震频发。不论规模强度是大是小，不可否认的是，地震给我们中华民族,乃至全世界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给我们的生活也带来了无尽的恐惧和阵痛。而我们这一代，最难遗忘的恐怕就是2008年发生的5.12汶川大地震了。在那次不堪回首的过去，数以万计的人们在这场地震中失去了家园，失去了亲人，甚至失去了生命。大震过后，我们痛定思痛、振作精神，对这场巨大的灾难进行各种理性的分析思考。然而今年学习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让我有了更深刻的思考。

【关键词】：地震、灾难、哲学思考

马克思1842年在《莱茵报》上提到，真正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主义在种种实践的考验下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跨时代的非凡意义。现在，就像我们所知道的，甘肃酒泉、四川、重庆、武汉、玉树地震等等都发生了规模不慎庞大的地震，这些自然现象足以引起我们的关注与思考。下面，我将以汶川大地震为例，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四个方面来一一阐述自己对地震现象的哲学思考。

一、从唯物论的角度看

（一）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

1．物质决定意识，要求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震发生后，由于实际灾情比想象中还严重，我们国家的领导人从灾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坚持以救人为主，立刻从全国各地调出大量的救援人员进行抢救工作，对灾区人民实施高效而快速的救援安抚工作；另外，在救灾的过程中涌现了很多英雄事迹，进而引发了更多人的救灾热情。这些都体现了这一原理。

2．意识对物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意识具有目的性、计划性和创造性；意识具有指导实践、改造客观世界的作用；意识还具有指导、控制人的行为和生理活动的作用。正确的意识可以促进社会的发展，错误的意识会阻碍社会的发展。因此，我们应该树立正确的意识，并将它投入到社会实践中去。救灾热情的逐渐高涨促使救灾行动的不断加快，全国人民凝聚力大为提升，为灾区人民提供了不少保障就体现了这一原理。

（二）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

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既有偶然的转瞬即逝的方面，也有其必然的稳定的方面。规律这一范畴，揭示的就是事物运动发展中的本质的、必然的、稳定的、内在的联系。自然与社会都具有客观物质性，都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人不能任意改变、创造或消灭自然规律。但是，人可以使用自己的躯体和物质工具作用于客观世界，引起自然界的某些变化，并能有目的地引发、调节和控制自然界中的实物、能量和信息过程，使各种客观规律共同作用的结果发生有利于人的变化或保持有利于人的稳定性。因此，我们要从实际出发，努力认识和把握事物的发展规律；并且，我们要把客观规律性和主观能动性辩证统一起来，从而更好地达到自己预想的目的。“天灾不由人，抗灾不由天”这句话就是这次抗震救灾的最好写照，也是对这个哲理的最好注释。人虽然不能改变大自然的客观规律，但是可以认识和利用客观规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使事物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全国人民众志成城，上下一心抗灾赈灾，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受灾地区一定会重拾往日光辉。

二、从辩证法的角度看

（一）矛盾的观点

1．矛盾具有普遍，要求我们要正视矛盾，敢于揭露矛盾，并找到正确的方法解决矛盾。地震发生后，我们国家领导人第一时间赶赴灾区，快速研究救援工作和马上开展救援工作。由于没有回避问题，直面救人这一现状，进行了高效率的抢救工作，救灾工作取得了全世界的普遍赞扬。

2．矛盾具有同一性，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地震是一种大灾难，但通过这次地震，中国人的团结精神空前提高，全国上下一条心，捐钱，捐血，做志愿者，抢救伤员等等，表现出令全世界感到震惊的凝聚力。正如胡主席会见吴伯雄时所说：“这次汶川大地震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伤痛，但是也使我们全民族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3．矛盾具有特殊性，要求我们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由于各地灾区的受灾程度不同，特别是学校受损遇难比较严重，针对这一具体情况，我们的救援人员制定了相应的救援方案，与时间抢生命，力争在72小时的黄金时间里抢救最多的生命。

4．主要矛盾在事物发展过程中起主要作用。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地震发生后，主要矛盾是紧急救援，次要矛盾是灾后重建，而救援任务完成后两者就能相互转换。这就体现了以上原理。

5．矛盾既对立统一，要求我们要一分为二地全面地看待问题。俗话说，多难兴邦。我们的民族遇到这场灾难，并不完全是一件坏事。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历来就有一种百折不挠、愈挫愈奋的民族精神，在灾难面前，更加激发出了全民族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凝聚力。这也不失为一件好事。我们长期生活在和平的环境之中，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生活水平有很大的提高，可以说是歌舞升平。这是一种幸福。但是，也容易消磨人们的斗志。这场地震灾难，使人们充分地动员了起来，激发出人们的斗志和艰苦奋斗的精神，这不能说不是我们的重大收获。在救援灾区的战斗中所激发出的民族精神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将会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里发挥作用。

（二）发展的观点

发展是前进的上升的运动，发展的实质是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灭亡。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变化发展的，因此，我们不能用一成不变的眼光来看待任何人和事。人们要正确地认识事物、分析问题，就必须用发展的观点来观察和处理问题。我们要知道，事物的发展趋势是前进的、上升的，其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地震无疑是一个大灾难，虽然在其中我们经历了很多的困难，在救人的过程中更是一波三折，但即使如此，我们依然要相信光明的前途就在眼前，只要我们同心协力，只要我们众志成城，任何困难都是可以被克服的。

（三）联系的观点 联系是指事物内部各要素之间和事物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的关系。联系具有客观性、普遍性和多样性。马克思主义关于事物普遍联系的原理，要求我们要善于分析事物的具体联系，确立整体性、开放性观念，从动态中考察事物的普遍联系。“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从这次地震中我们可以看出，由于大陆板块的活动，致使出现地震，地震导致大约8万人遇难，几千亿人民币的损失，同时，由于地震的爆发，引起山崩滑坡、堰塞湖等等一系列灾难，都说明了事物联系的普遍性。

三、从认识论的角度看

实践决定认识。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实践是认识发展的源泉和动力，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没有实践，认识将不复存在；认识也作用于实践，正确的认识能够更好地指导实践，促进实践的发展。这就要求我们要坚持实践第一，理论结合实践，形成历史的辩证的统一。通过这次地震，大家认识到了许多求生的技巧，比如说地震时要躲在墙，受困时要保持体力，饿太久了连自己的小便都得喝等等，这些做法都有利于保住自己的性命。

四、从历史观的角度看

（一）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

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由于这次地震，大家更懂得珍惜生命，更懂得珍惜身边的的人，珍惜一切拥有的东西，也让我们更认识到我们祖国的人民是多么团结，更加热爱这个国家。我们的价值观和人生观都发生了很多变化。这些变化也将对我们的救灾抗灾行动甚至以后的生活起到了很好的导向作用。

（二）价值观的导向作用

价值观是一种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它在一定社会存在的基础上产生，随着社会存在的变化而变化。不同的价值观对个人和社会有着不同的导向作用。价值观不同，人们对客观事物的态度和评价也不同。正确的价值观对社会的存在与发展有促进作用，错误的价值观对社会发展有阻碍作用。价值观对人生选择、人生道路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当一个人有了正确的价值观作指导，认为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在危难时刻，他就会挺身而出。因此，我们必须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在汶川地震中，感人的事迹俯拾皆是，自发付出的爱是最高贵的，天灾激活了全中国人民的爱心，激活了中华民族的大爱。爱国主义，意味着把国家的利益置于所有其他事情之上。当号召捐款时，各个民族，各路企业以及个人，不论自己生活富裕还是拮据，纷纷慷慨解囊。汶川大地震凸显了中国的价值观，其将在中国未来的发展中逐渐成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因此，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我们要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始终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这次抗震救灾，一切以人为本，从救灾开始温总理的“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会以百倍的努力”，到后来的安置灾民的灾后生活，我们都可以看到“以人为本”这一精神。

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地震现象所引起的哲学思考是非常多的。同样的，我们也可以以此类推，将当今世界人们最关注的问题用哲学的观点反映出来。例如，上海世博会、奥运会、金融危机等等。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的现实意义仍是十分巨大的。我们作为祖国的下一代希望，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学习更是不能够懈怠，我们要丰富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用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一切问题，并且更好地应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参考文献

【1】 一系列汶川地震资料 【2】 马克思主义哲学 百度百科

【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年修订版

第三篇：外媒报道汶川地震：中国出现广泛公民社会

外媒报道汶川地震：中国出现广泛公民社会

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邀请的中外记者采访团，5月15日傍晚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出发，前往四川地震灾区采访。记者团成员共来自20家中外媒体，包括美联社、路透社、美国《纽约时报》等外国媒体记者，和香港《经济日报》、香港商业电台、澳门澳亚卫视、台湾“中央社”等港澳台媒体记者，以及新华社、中新社、《中国日报》等内地媒体记者。记者团在成都作短暂停留后，前往绵阳市、北川县和德阳市等地震重灾区采访。

除了受邀的外国媒体外，几乎所有外国媒体都在第一时间赶赴了四川，并发回了有关中国地震救援的相关报道。

中国首次出现广泛的公民社会

作者［加］GeoffreyYork发自绵阳编译黄义务

在通常情况下，这家重庆汽车俱乐部的富有会员，习惯于驾着豪华奔驰越野车在城里转悠，享受他们的周末休闲之旅。

但本周他们往车里装满了一箱箱药品、食物，驱车到四川地震现场。有近100名俱乐部成员赶往灾区，20辆车组成的车队为无家可归的幸存者送去物资。一名成员说：“我们想都没想就做了，我们有责任帮助兄弟姐妹们。”

这些奔驰车主们属于成千上万的中国志愿者大军，他们源源不断地涌入震区，显示了规模非凡的民间援助行动。大多数志愿者都是独立、自费和自发组织的，与中国传统的政府法令截然不同。

在这个民间慈善或社区行动传统不很彰显的国家，四川地震催生了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声势浩荡的“草根”志愿者运动。一些分析家说，这可能是历史性时刻，中国第一次出现了广泛的公民社会。

单是在遭地震重创的绵阳市，就有超过9000名志愿者，其中数百名来自遥远省份。在一个供2万名无家可归者避难的体育场，数以千计的志愿者在捐助新衣物和提供医疗帮助。道路上挤满了民间援助车队，警察为此不得不让他们给急救车让路。

在全国范围内，中国人捐出了60多亿元人民币，以帮助大约1000万受到地震影响的灾民。一些人甚至租用推土机、起重机和挖掘机，将它们运到灾区，用以搜寻垮塌建筑物下的幸存者。

民间运动的到来正值中国历史的一个关键时刻。距北京奥运会开幕已不到3个月，中国届时将欢迎整个世界。但前几周，民间欢迎的热度似乎变得不明确和犹豫。几个月来的“民族主义”、对安全的多疑和排外情绪和对奥运火炬传递过程中的亲西藏抗议的激烈反应，已经危及到了奥林匹克精神。

但现在，中国正向世界表明，民族主义有着更人性和富有同情心的一面。地震及中国对此的反应，将软化中国在奥运之前的形象。

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政治学家江文然(音译)说：“从政治上讲，这是中国政府的绝佳机会。火炬传递抗议后，他们知道中国国际形象有问题。现在媒体报道的开放性和及时性是空前的，这是中国向前大跨步、朝向更大的开放的时刻。”

在3月份西藏骚乱后，中国爱国者与西方媒体几乎陷入一场战争。但地震最终将使双方停火。江先生说：“我认为出现了一些和解。国内媒体在开放，外国媒体也获准进入灾区。中国正在弥补曾经的错误。”

在四川的许多志愿者都出生在20世纪80年代，他们从未经历过热火朝天的革命或前几代人的艰辛。一直到今年，他们似乎对任何社区工作或社会活动缺乏兴趣。西藏骚乱期间，“后毛时代”的意识形态真空被民族主义所取代，并成为中国年轻人的新意识形态。“但民族主义是双刃剑。在这次地震中，它激发了人性中最美好的东西，而不是排外或民族沙文主义。地震对许许多多人的意识带来了冲击，他们在真的关心别人。”

(加拿大《环球邮报》5月17日)

温总理和美国救援医生拥抱

作者［英］CliffordCoonan发自北川 编译古雷

抵达北川之行就像迈向地狱的长征。当你终于艰难进入这座小镇时，呈现在眼前的是可怕一幕。据官方估计，这场中国30年来最严重的自然灾害，可能会夺去5万人的生命。但亲眼看到这里的重创场面，很容易会想到最终死亡人数将不止这些。

通往县城的道路仍未打通。解放军士兵先在3公里之外救援站的红旗前集合，然后徒步进入这个已经支离破碎的地方的中心地带。

北川之行最初很顺利，但随着开始爬坡，我们不得不慢下来。我们停下来让抬着尸体以及幸存者的军人先通过，他们的脸因负重爬坡而变得扭曲。这条通往县城的狭窄道路上还有络绎不绝的村民，他们拿着东西急匆匆地赶往设在邻县的避难营。大多数是老人，走得很慢但一刻不停歇。

我每天都在报道四川地震，似乎不可能想像还有比这更糟糕的事。在绵竹市汉旺镇，到处都躺着尸体。在都江堰，数百名死去的青少年被从废墟里挖出。

这个城里的每个人都得出手帮助，记者也不例外。一名哭喊着的妇女说，她听到碎石下面有人在喊，我被叫去找担架和工人，但当我们把人手找来时，石块已被移掉，那里只有一具尸体。人们在地震区经常听到什么声音，经常把丧失亲人者的恸哭误以为是亲人的求救声。营救人员到处喊“喂”和“有人吗”，但往往没有任何反应。

中国对来自外国的救援历来比较谨慎。当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视察北川时，他发现来自美国“心连心”救援队的医生布赖恩·罗宾逊和其他志愿者走在路上，马上要求停车。他跟这名美国医生拥抱，向他表示感谢。这是前所未有的举动。

即便在令人心碎的北川，也有让人感受到希望的故事。“别管我，去救其他人，他们更需要帮助。”一名妇女说。军人们把她放到担架上抬到一处简易急救中心，人们刚刚把她从废墟里救出。她在废墟下挺过了令人难以置信的72小时。

在营救站，每当有担架抬回时，救援者就围拢上去。一名幸存者被抬回了，士兵们欢呼，而当看到另一个担架上放的是尸体时，他们都发出失望和伤心的低语。

第四篇：大地震感想心得论文:汶川地震，是一场灾难更是一次考验

5月12日下午四川省汶川县的剧烈震动，震撼了中国，冲击了亚洲，震惊了世界。千里之外的人们，也能感受到它的力量。30余年未遇之重灾，是一次对中国全方位的严峻考验。

这场灾难，考验着政府。“民事不可缓也。”地震发生后，胡锦涛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尽快抢救伤员，确保灾区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并于当日连夜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全面部署抗震救灾工作；温家宝总理亲任抗震救灾总指挥，亲临重灾区指挥抗灾。总理深入灾区，慰问群众，鼓励废墟下被埋人员树立信心的画面传遍世界，感人至深。中央各直属机关、国务院各部委立即成立专门机构，或发出通知落实责任，或开展募捐奉献爱心，或组织人员赶赴灾区，纷纷投身到抗震救灾的行动中。受灾省市成立抗震救灾领导小组，领导干部靠前指挥，深入一线，身先士卒。对救援进程和获救、受伤及遇难人数，通过媒体向全社会即时公布。重灾面前，中国各级政府反应迅速，行动果断，指挥镇定，很快实现政策到位、措施到位、人员到位。种种举措受到世人同声赞誉。

这场灾难，考验着体制。“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全国一盘棋、上下一条心、军民一股劲、团结如一人。越是重灾面前，越是危难时刻，社会主义制度越能展现出它的无比优越性。各种装备、物资从大江南北运往灾区；各省市组建的医疗救援队驰援灾区；十万解放军和武警指战员日夜兼程赶赴灾区；社会各界募到的捐款汇往灾区；亿万颗关爱的心奔向灾区。有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和坚强领导，有全国人民的倾力相助，有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力保障，地震不再那么可怕，胜利不再那么遥远。这场灾难，考验着部门职能。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希望。距震发时间越久，废墟下的人生的希望就越小。他们正在经受煎熬，他们正在充满期盼，他们正在挑战生命的极限。道路能不能及早疏通，通讯能不能及早畅通，电力能不能及早供应，关键设备能不能及早到位，这些都关系到废墟下众多群众的生与死，关系到数万家庭的喜与悲。灾情要求各相关部门用职能以极致，竭尽全力、想尽办法，采用非常手段，与时间赛跑，与困难较劲，以对人民极端负责、视生命至高无上的态度，争分夺秒地为抗震救灾扫除障碍，尽快恢复灾区的正常生活。

这场灾难，考验着每一位共产党员。党员的意义是什么？党员的位置在哪里？面对灾情，每一位党员都应成为一面旗帜，每一个党组织都应成为一个战斗堡垒。不畏艰险，冲锋在前，连续作战，勇于牺牲，应是每位共产党员在抗震救灾中的自觉行动。危险压来做顶梁柱，为群众擎起信心；困难面前做开路者，为群众引领方向。7000万党员凝聚起来，响应中央号召，听从战斗召唤，带领亿万人民，必将形成一股无坚不摧、无难不克的力量。

这场灾难，考验着新闻工作者。“灾难是记者的节日”。这是悲痛的节日，是战斗的节日，是为生命唱响挽歌的节日。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特别是党报记者，此时此刻，要与一线救援人员一样，深入到灾区、奔忙在一线。传送党和政府的关怀，反映灾区人民的心声，架起前方后方的桥梁。用手中的笔，书写抗震救灾的英雄赞歌，讴歌抗震救灾的感人事迹，谱写抗震救灾的伟大篇章。

这场灾难，考验着每个公民。灾区人民是我们的同胞，是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应该捐款捐物，奉献爱心。我们更要坚守岗位，恪尽职守。为灾区而多产一斤粮，为灾区而多出一炉钢，为灾区而多值一班岗，为灾区而多做一份事。

中华民族是一个从来不向困难屈服的民族。非典疫情我们走过来了，冰冻灾害我们走过来了，“3.14”之乱我们走过来了。今天的灾难我们也一定能够走过去。让我们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众志成城，抗击灾害。万众一心，无往不胜。

第五篇：中国媒介语境下的突发灾难事件与传_省略_的检视与思考_以汶川地震报道为例

一、对议程设置理论的检视在这次的地震报道中,中国媒体无疑发挥了强大的议程设置功能。但与以往的媒体议程设置相比,我们也能够发现不少变化。例如,政治议程已不能完全主导媒介议程,网络、手机等“非主流媒介”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议程能力,“媒介间的议程设置”成为一种新的传播现象。在新的技术条件下,国外媒介的议程设置也影响着国内媒体的议程设置。

(一)地震报道议程设置不仅影响公众“想什么”,也影响其“怎么想”媒介的议程设置(ＡｇｅｎｄａＳｅｔｔｉｎｇ)功能就是指媒介的这样一种能力:通过反复播出某类新闻报道,化该话题在公众心目中的重要程度。[1]246麦克姆斯(ＭｃＣｏｍｂｓ)和肖(Ｓｈａｗ)发现了媒体具有的“议程设置能力”。媒体通过议题的设定,能够影响公众对于“什么问题是重要”的判断。媒体的议程设置不但能够影响公众“想什么”,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他们“怎么想”。在这次突发灾难事件的报道中,中国媒体的议程设置几乎主导了公众对于什么问题是重要的判断。5.12之后,媒体几乎一边倒地报道地震,几乎倾注了全部的时段和版面。地震的话题也迅速成为公众谈论和关注的焦点

随着媒体报道量的加大,公众的情绪与关注度也日益高涨。到5月19日至5月21日这三天的哀悼日时到达顶点。①这之后,随着抢救的“生命周期”的渐行渐远,关于废墟救人的生命奇迹的报道日渐减少,媒体更多地转向灾区的生产生活状况以及灾后的重建事宜。公众的注意力也由“救人”转向灾后重建。与此同时,媒体加大了对抗震救灾中“感人事迹”和“英雄人物”的报道比重,正面宣传开始突显。这从以下这些为数众多的电视新闻特写的标题中可以看出来:《为了71个学生》、《清平乡610人空中大转移》、《勇敢的女孩康洁》、《15位空降兵》、《向倩:永远年轻的老师》、《他一定还活着》、《金河路57号》、《80后的志愿者》、《穿越死亡谷的领航员》、《逝者安息》、《国家救援队》、《川籍突击队》、《空中生命钱》、《临时身份证》、《孩子,别哭》、《心理援助 志愿团体的力量》等。尽管笔者缺少实证资料,但我们还是可以发现,媒体关于地震的报道量与公众的关注程度是成正比的。除此之外,媒体关于地震报道的议程设置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怎么想”。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的研究示“98.8%的受访者认为报道集中展现政府、部队、社会

各界及民间力量齐心协力、共同赈灾体现军民鱼水情,促进军民团结;98.4%的受访者认为媒体报道有效提高中华民族自信心;98.72%的受访者认为媒体报道提高社会凝聚力,提升软实力;97.85%的受访者认为媒体报道体现政府的强大应急救援能力。”[2]受众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和新闻媒体的议题设置和“报道框架”分不开的。麦库姆斯(ＭｃＣｏｍｂｓ)认为议程设置在两个层面上起作用———客体层面(ＯｂｊｅｃｔＬｅｖｅｌ)和属性层面(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Ｌｅｖｅｌ)。传统的议程设置研究集中在客体层面上,评价媒介报道如何影响人们对客体(如议题、候选人、事件和问题)的优先次序的安排,在这样做的时候,媒介告诉我们“想什么”。但媒介也通过影响“属性议程”(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Ａ-ｇｅｎｄａｓ)来达到我们对某些客体“怎么想”。媒体告诉我们哪个客体的哪些属性是重要的,哪些是不重要的。这样,议程设置理论就和“框架理论”结合起来了。麦克姆斯(ＭｃＣｏｍｂｓ)认为议程设置理论和框架理论的结合将有助于澄清框架理论中的一些概念。他主张“阐明一个更概括的理论结构,来描述对传播过程很重要的框架和属性”。[3]的确,新闻信息的呈现总是体现在特定的“新闻框架”中。根据安特曼(Ｅｎｔｍａｎ,1993)的看法,框架包括选择和凸显。他将框架的主要层面归纳为:框架阐述了问题、分析了原因、进行了道德判断、提出了解决之道。[4]“所谓框架设定,是一种对孤立的事实赋予某种解释的方式。记者几乎不可避免地要这样去做,而如此一来,也就偏离了纯粹的`客观性',从而造成了某些偏见。当信息是由消息源提供给新闻媒体的时候,这是带着某种内在框架到达媒体的,该框架要满足消息源的某种目的,很难做到完全客观。”[5]292在汶川地震灾难的报道中,中国的新闻工作者遵循了典型的叙事模式和呈现框架。策略性的框架压倒了冲突性的框架。②电视画面中出现最多的镜头就是“人民军队救人民”或者“人与人之间的互助”,灾区的犯罪与混乱的场景则较少进入新闻的视野。这是一种典型的“叙述策略”。格伯纳和格罗斯指出:“电视大规模地生产讯息和形象,这一重复性的活动构成了主流的象征性(符号)环境,这一环境培养了大多数人关于现实的共同看法。我们生活在我们所讲的故事之中———这些故事的内容是:存在什么事物,这些事物如何工作,以及我们应该做什么———电视通过新闻、电视剧和广告向大多数人讲述着这些故事。”[6]显然,大多数地震报道要传达的是“和谐”与“共助”,而不是“冲突”。这既有其合理性,又有其不合理性。贝尔(Ｂｅｌｌ,1991)吸引了梵迪克的新闻分析框架后认为:“一个新闻文本通常包括一个抽象概念,一个事件归因和一个合理的故事„ „一个报道由一个或多个情节组成,而各个情节是由一个或多个事件所组成。事件必须包括角色和行动,通常也要表达出场景,而且也可能具有清楚的事件因果逻辑„ „除了上述这些呈现出中心行动的要素,我们还可以指出构成一个事件的其他三种要素:后续发展、评论与背景。”[7]综合绝大多数的媒体报道,我们可以发现,在地震报道的新闻文本中“情节”、“故事”以及“事件归因”等体现出高度的一致性。而所有这些都服务于一个“抽象概念”: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灾难是可以克服的,中华民族是击不倒的。③

(二)地震报道中的议程设置和议程构建(ＡｇｅｎｄａＢｕｉｌｄｉｎｇ)的复杂与多元性增加纵观这次地震报道,可以发现中国媒体的议程设置模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以往重大灾难事件报道中的媒介议程设置完全从属于政治议程。如30年前唐山大地震的报道、1966年3月8日河北邢台地震的报道、1970年1月5日云南海通7.8级地震的报道等,尽管死伤惨重,但媒体的报道廖廖数语,媒体几乎没有独立的议程。传统媒体的这种议程设置模式呈现出一种“回字形”模式(如下页图1)。而汶川地震报道中的媒体议程设置则呈现出“三角形模式”:传统媒体、新兴媒体和外国媒体的三足鼎立(如下页图2)。在新技术条件下,任何力量都无法完全主导媒体的议程设置,任何单一媒体也无法主导全部议题。媒介议程设置的“三角模型”比之于“回字模型”是个巨大的进步。“回字模型”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媒介成为政府的喉舌,新闻完全从属于政治。突发灾难事件报不报,如何报完全取决于政治形势与政策方针,而不是取决于灾难本身。“三角模型”中出现了三个支点,任何一个支点都无法垄断议题设置,单一的议题设置有可能变得多元化,从而使新闻价值(而不是政治价值)得以突显。在“三角模型”中,传统的媒介议程由于受到路径依赖的约束,依然受到政治议程的设定与操控,坚持“政治挂帅”是其主要特征。而新兴媒介(或称非主流媒体)的议程却很难为政治议程所控制。非主流媒体如网络论坛、博客、播客及手机媒体等不但具有了一定的独立设置议题的12能力,而且对传统媒体尤其是报纸和电视等受到较强监管的“主流媒体”议程设置构成了某种巅覆和挑战。这次汶川地震报道中出现的一些“不和谐音”大多是网络媒体首先发出的。如校舍中出现的豆腐渣工程、最牛官腔、绵阳市委书记谭力的“笑脸门”事件、成都小区惊现救灾帐蓬等一系列与“众志成城 抗震救灾”不相协调的新闻议题都是由网络媒体设定的,传统媒体后来不得不跟进。这种不同媒体间的议题设置相互影响可称之为“媒介间议程设置(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ＡｇｅｎｄａＳｅｔｔｉｎｇ)”。丹尼利恩和瑞斯(Ｄａｎｉｅｌｉａｎ＆Ｒｅｅｓｅ,1989)的研究表明,影响媒介议程的一支很重要的力量来自其他媒介的内容。由于影响力的不

一,媒介之间可能互设议程、相互炒作。[8]这次汶川地震报道十分生动地体现了这一点。网络媒体的议程不断地主导着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这是新技术条件下,中国媒介议程设置表现出来的一个新的特征。在以往的任何一次突发灾难事件的报道中,传统媒体如报纸或电视是最重要的传播载体,公众的关注对象与关注程度基本上由报纸的议程来设定。而这次汶川地震报道几乎相反,报纸的议程设置能力减弱,公众的议程借助于网络等新媒体反过来设定了报纸的议程。清华大学的调查数据显示,对于本次抗灾赈灾过程中不同类型媒体发挥的重要作用依次为互联网、电视、报纸、广播、手机、杂志。互联网排在首位。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电话、手机的普及,人们对信息的获取渠道更加多元。传统媒体(如报纸、电视、广播)在公众信息来源和意见来源中的权重降低,也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能力。传播学上的传播Ｊ形曲线表明:当一项事件几乎为每一个人所知的时候,有相当高的比例(超过半数)的人是通过亲身接触的渠道而得知的。当得知事件的人数比例逐渐下降时,其源于亲身接触的比例也开始下降,而发源于媒介消息来源的比例则增加。[5]382这次汶川地震的信息传播中也体现出了这一特点。清华大学的调查表明:43%的受访者选择互联网和即时通讯工具作为自己发表意见的主要途径。ＱＱ、ＭＳＮ等即时通讯软件在本次灾难中成为汶川地震的意见主动传播渠道,其次是网络论坛。手机和固定电话仅占10%和1%。一些相关信息口口相传的比例依然达20%。[2]正是由于传播渠道的多元化,获取信息和意见的空间增加,媒体尤其是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能力下降,新兴媒体的议程设置能力提高。换句话说,传统政治力量对媒体议程设置的权力开始为公众力量(新兴媒体)所分享。此外,在中国加入了ＷＴＯ的全球化时代,在中国正努力通过奥运会融入世界的“焦点时刻”,国际媒介在中国抗震救灾的报道中也发挥了重大的影响作用。国际媒介几乎完全不遵从国内政治议程的设定,在网络技术推平了地域障碍的全球化时代,国际媒体的议程设置直接会影响到国内媒体的议程设置。国内主流媒体完全按照国内政治的逻辑进行议程设置而无视国际媒介在议程争夺中的作用与影响几乎是不可能的。国际媒介成为中国媒介议程设置中发挥影响作用的“第三种力量”。按照塞波斯塔(Ｓｅｐｓｔｒｕｐ)的研究,媒介国际化的作用主要有三种路线:国家的、双边和多边的。“国家的”模式是以进口为基础运作,属于一种国家媒介体系通过“借用内容”的方式进行国际化的过程。后两种是通过“周边的流动”实现的媒介跨国接触。[9]在这次汶川地震中,几乎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媒体都对中国的地震进行了详略不等的报道。如美国《纽约时报》网站从5月13日起,以每天两三篇文章的频率和与四川、北京、上海、香港记者联动的形式进行报道,内容涉及救援现场进展、中国政府媒体开放、志愿者和民间救援力量、解放军英勇表现、中国全国哀悼等各个方面。[10]据统计,5月1312日-16日的短短三天时间内,境外媒体就中国四川发生强烈地震发布的英文报道累计达5 458篇。[11]尽管传播国际化的主要形态“媒介频道或完整的刊物从一个国家直接传送或发行到另一个国家阅听人的手上”[5]183在中国并没有出现,但网络的出现和国际交往的频繁一定程度上推平了国与国之间的地理障碍,使得新闻的国际化流通成为事实。因此,网络的成长刺激了多重的多边流动。中国媒体的议程设置再无法忽略国际媒体的影响和作用。可见,政府、公众和国际力量成为中国媒介在重大突发灾难事件中影响媒介议程设置的三种主要力量。这三种力量的博弈过程也即是媒介“议程构建”(ＡｇｅｎｄａＢｕｉｌｄｉｎｇ)的过程。库尔特·兰(ＫｕｒｔＬａｎｇ)和格拉迪斯·兰(ＧｌａｄｙｓＬａｎｇ)提出的“议程构建”(ＡｇｅｎｄａＢｕｉｌｄｉｎｇ)的概念非常适合描述汶川地震报道中的中国媒介的议程设置过程。库尔特·兰(ＫｕｒｔＬａｎｇ)和格拉迪斯·兰(ＧｌａｄｙｓＬａｎｇ)的“议程构建”指“在公共领域中媒介、政府和公民彼此之间相互影响的全部过程”。[12]观察中国媒体关于地震报道的议程设置可以看出:在议程建设的过程中,尽管政府的主导权非常明显,但另外两方“公众”和“国际力量”已逐渐渗透进来,发挥了对媒体议程设置的影响力。

二、沉默的螺旋理论检视

“沉默的螺旋”可以被看作是议程设置理论的一种形式,但更关注宏观层面而非微观层面的效果研究。[13]311沉默的螺旋理论是伊丽莎白·诺尔纽曼(ＥｌｉｓａｂｅｔｈＮｏｌｌｅ-Ｎｅｕ-ｍａｎｎ)在德国社会的政治竞选中发现的一种传播现象,可以用来描述和解释西方社会中舆论的形成和消长过程。在中国语境下,由于媒介的同质性(同为党的喉舌)高,在重大突发事件的背景下,媒体更容易步调一致地行事,因此,沉默的螺旋也表现得更为突出。在此次汶川地震的报道中,沉默的螺旋我们到处可以发现。(一)主导议题使被遮弊的议题保持沉默 由于“议题设置”是一种零和博弈,当某一议题得到突显时,另一个议题就自然被遮弊了。例如,在地震期间发生的几次矿难事故,就被地震议题轻而易举地覆盖了。在这次的地震报道中,只有第一次8.0级的大地地震受到了关注,而另外数千次的余震被一笔带过,尽管余震的威力与破坏力及造成的危害可能不亚于第一次地震,但由于议题设置的零和博弈的性质,这些地震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举凡这一地震时期的其他议题,在地震面前,都保持了一种“沉默”。在国难纪念日的三天里,全国所有的媒体(包括报纸、电视和广播)体现了高度的一致性:地方电视台全程、全时段转播中央电视台的“众志成城 抗震救灾”的直播节目,地方广播电台也全程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直播节目,撤下所有电视娱乐、广告和其他节目。所有报纸、网站也一律撤下广告,黑白底色编排,整版报道灾情。这几乎可以称之为一种“媒介奇观”,在让人对中国媒体的良知充满敬意的同时,也让人不得不叹服促使媒体如此地步调一致行事的背后力量的强大。很明显,在这种强大的“舆论场”面前,任何“异端”的声音与做法都只能沉默,如果不沉默,那么只有消亡。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重庆《旅游新报》的被停刊整顿。2008年5月19日出版的第60期《旅游新报》在关于汶川大地震的报道中,由于“步调不一致”,被市新闻出版局根据有关规定,给予停刊整顿的行政处罚。与此同时,《旅游新报》的主管单位重庆出版集团公司对《旅游新报》相关责任人进行了严肃处理,免去该报社社长职务,撤销该报总编辑和副总编辑职务,并对相关直接责任人予以除名。舆论几乎众口一词地声讨《旅游新报》“违背社会公德”的“伤风败俗”行为。在强大的舆论攻势面前,《旅游新报》不得不发表致歉信。致歉信表示,尽管该期周刊系提前编印,但报道“严重违背社会公德,亵渎了神圣的民族尊严,伤害了崇高的民族情感,在全社会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报社以最沉痛的心情和最真挚的诚意,向全社会公开道歉”。[14]任何对这份报纸的同情、原谅与支持的声音与做法只能保持沉默。这正是“沉默的螺旋”所致。“媒体传播了公众舆论,向受众指明了哪些观点是占主导地位的。个人是否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这主要取决于它是否符合占主导地位的观点。反过来,媒体只关注那些公开表达的观点,这样的螺旋会一直持续下去。”[15]因此,尽管在这次汶川地震中,报道信息量大,平面媒体、电视媒体与网络媒体一齐上阵,以文字、图片、视频、博客等形式,多角度、全方位、立体化报道抗震救灾。有反映震情灾情、死亡人数的即时消息,有反映抗震救灾感人场面的通讯、特写,有报道抗震防震、卫生防疫基本知识的介绍,有现场采访,有连线访谈,有重点新闻节目,也有全频道整体直播。如此全面的、立体式的报道,在我国突发新闻报道史上肯定是前所未有的。[11]但我们无法回避的是,正是这种铺天盖地的主导性的舆论,遮弊了许多其他的议题。特别是与主流报道框架不相协调的议题。媒体不可能为那些“消极的”、“质疑的”、“丑陋的”现象和意见提供版面与空间。因此,如果说在中国媒介语境下“沉默的螺旋”有什么特色的话,那就是什么样的观点能够表达,什么样的观点不能够表达不仅受制于“舆论场”的作用,更受制于媒体调控的力量。在抗震救灾的报道中,我们的确看到,不只是公众,媒体也同样选择性地报道事实,表达观点,这不仅是因为舆论的制约,更是因为受到政治导向的约束所致。(二)激情甚于理性的报道使少数派保持沉默

“沉默的螺旋理论”创始人伊丽莎白·诺尔纽曼是这样解释这一传播学理论的:“在某个语境(大众媒介)中得出的观察结果会传递到另一个语境中,鼓励人们要么声明自己的观点,要么把话咽回去保持沉默,直到经过一个`螺旋'的过程,某种观点在公开场所占领统治地位,其他观点因其追随者的沉默不语而在公共意识中消失。这一过程被称作`沉默的螺旋'。”[16]可见,沉默的螺旋揭示了这样一个传播学规律:在某种特定的语境下,人们由于怕被周围的人孤立或疏远,所以当他们认为自己的意见属于少数派时,就不表明自己的态度。由于种种原因,媒介也会倾向于报14道事件的一面,而排斥事件的其他方面。这就进一步促使好些持少数派意见者保持沉默,从而使媒介更难揭示和记录反面意见。伊莱休·卡茨(1983)更加详尽地总结了纽曼的思想:(1)个体的人具有自己的观点;(2)由于害怕被孤立,当个人发现自己的观点得不到其他人的支持时,就不把这种观点表达出来;(3)人们通过准统计学的判断力来观察周围环境,寻找支持的迹象;(4)大众媒介构成关于舆论的分布和支持/反对趋势的参考信息的主要来源;(5)其他用来参考的团体„ „;(6)媒介倾向于用同一个声音说话,几乎是垄断性的;(7)媒介倾向于歪曲社会舆论的分布情况,根据记者的观点„ „而有所偏向;(8)由个体组成的某个群体———有时这个群体可能是大多数人———感到自己的观点不受支持时,会失去信心,从公众辩论中退出,从而实现“沉默的螺旋”,加速他们的退让行为。他们可能不会改变自己的看法,但是可能会放弃说服其他人加入自己观点的阵营,放弃辩论;(9)社会因此被操纵,变得贫乏。[13]313在抗震救灾的报道中,我们发现,这一规律起着重要作用。《旅游新报》的道歉等都是“沉默的螺旋”的例子。此外,大凡与举国救灾不那么合时宜的“言论”、“行为”都可能因为“害怕被孤立”而保持沉默。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下,“道德”高于一切。因此,大凡占领了道德至高点,将抗震救灾提升到“民族大义”、“民族复兴”层面的言行总会成为强势的“舆论场”,与此相反,偏离这一道义立场或处于“道德洼地”的言行很容易成为受到舆论攻击的“少数派”。万科老总王石的“捐款十元”的言论受到舆论的强烈批评,最终王石不得不为自己的言论出来道歉。许多外国企业因为捐款太少也被指责为“为富不仁”。最典型的例子是“范跑跑事件”,由于在道德层面上处于下风,范跑跑的行为被指为“无耻”。尽管声称自己没有错,范跑跑还是不得不为自己的言行道歉。范跑跑以自己的“被开除”的下场最终被迫保持了“沉默”。可以看出,在“众志成城 抗震救灾”的主流舆论面前,少数派保持了沉默。我们可以从民众对参与各类媒体抗震救灾报道的综合评价中看到主流的舆论是如何报道抗震救灾的。清华大学的调查问卷通过15项指标对媒体在赈灾、抗灾过程中的总体表现进行了综合考察,结果发现:对“报道感染力强,能够鼓励社会各方面力量积极参与救灾”的满意度最高,占受访对象总数的98.3%。其次是“报道积极向上,给人希望”满意度列第二,占受访对象总数的98.1%。97.6%的受访者认为媒体报道有效提高民族凝聚力。97.24%的受访者特别肯定媒体报道中“对受灾群众的安危、情感和尊严比较重视,体现人文关怀”。97.6%的受访者认为报道有助于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2]我们从这些受众调查的结果中可以反推出来:在地震报道中,媒体的主要舆论焦点在于“动员”,在于塑造一种“积极向上”的“众志成城”的抗灾图景。“中国加油”、“汶川挺住”的声音不时见诸眼前,现诸耳边,但对于灾难的反思,对于具体而微的灾后重建工作,媒体似乎后劲不足。情绪的渲染代替不了实际问题的解决,相反,过量的情绪性的报道(接近于“煽情报道”)容易使人厌烦,而失去对实际问题的关心。

媒体在地震报道中的“激情有余而理性不足”已经造成了不良的后果:地震疲劳症已经过早地显现。地震一月有余正是各种工作正式开展的时候,而媒体和受众的关注度明显下降。2008年7月7日起,广电总局已放开了娱乐节目的播放。可以想见,娱乐的回潮、奥运的召开将使“地震议题”由热门话题转而成为一个“沉默的话题”。

三、传播免疫理论与受众理论的检视

在这次地震报道中,媒体的作用可圈可点。但我们也看到,媒体的报道是在和“谣言”的竞争与赛跑中进行的。新技术如网络和手机的出现既加快了资讯的流动速度,也加快了“谣言”的传播速度。如何面对突发灾难事件中的“谣言传播”?如何增强受众对谣言的抵抗能力?这需要我们建构一种新的传播理论,也需要我们重新审视我们的既有的受众观。(一)传播免疫原理:适量接触谣言有利于免疫力的增加我们常说,“谣言止于真相”。其背后的传播学原理就是,如果让受众同时接触到谣言和真相,最终真相将会战胜谣言。受众会对谣言产生足够的抵制能力。适度的谣言不仅不会对真相构成威胁,反而会增加受众对谣言的免疫力。正如“不干不净,吃了没病”的生活谚语中所包含的免疫学原理一样,④信息的传播也存在着“免疫规律”。麦圭尔(Ｗｉｌｌｉａｍ ＭｃＧｕｉｒｅ)和帕帕乔吉斯(ＤｅｍｅｔｒｉｏｓＰａ-ｐａｇｅｏｒｇｉｓ)的“预防接种理论”(ｉｎｏ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ｙ其实就是一种“传播的免疫理论”。他们的研究告诉我们:大部分人持有许多未经挑战的信念然而这些信念在受到攻击时经常轻易地就被动摇了,因为人们不习惯于保卫他们。这种情况类似于医学上的情况,如果一个人是在无菌的环境中长大的,突然被暴露于细菌环境中,这个人的身体便很容易感染,因为这个人未获得任何的抵抗力(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这种人要获得抵抗力,可以靠滋养(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ｖ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但也可以经过一种预防接种(Ｉｎｏｃｕｌａｔｉｏｎ),即有计划地接触处于微弱状态下的细菌环境,从而刺激个体抵抗力的发展。麦圭尔和帕帕乔吉斯采用了一些实验证实了传播中的“预防接种理论”,他们发现,没有免疫力的输入,原有信念是非常软弱的,很容易遭到攻击。相反,反驳性捍卫比持性捍卫更有效地维持了原有信念。而且当人们接收对基本信仰的攻击和对这些攻击的反驳后,可以发展一种“普遍化的免疫力”。他们认为,面对“谣言”的攻击将发展出一种普遍性的抵抗力,使基本的信念即使遭受到不同方式的攻击,也不可能改变。其原因大致有二:(1)有了第一次攻击被反驳的经验,便会降低后来攻击的可信度;(2)事先将攻击暴露出来,可以使人们知道他们所持的信念的确有弱点,从而推动他们去发展更多的支持观点。[17]可见,要使原有的信念坚定,光靠“清除信息杂质”无济于事,相反,适度地让这些信念受到一定的攻击,反而有15利于受众坚持原有的信念。长期以来,我们党的喉舌媒体致力于要媒体提供“没有杂质”的信息,这实际上是将受众置于一个无菌环境下,使民众丧失信息免疫功能。结果适得其反:民众宁可相信谣言也不相信新闻报道和官方的信息。因此,突发事件报道是增进受众的信息免疫功能的绝好机会。一方面我们要相信民众对任何信息都有免疫功能,我们要培养这种免疫功能。任何时候要求过滤信息杂质都是没有必要的,我们要允许媒体报道的“缺点”,因为正是有了这种缺点,公众的信息辨别能力才会提高。与任何一次突发灾难事件一样,这次地震中同样出现了许多谣言的传播。但对于这些谣言,我们没有加以打压和隐瞒,而是让真相与谣言同时呈现,通过这种对事实的澄清与检验,受众反而没有恐慌。5月12日,汶川地震发生后谣言即出,北京当晚将发生余震的短信在市民手机中迅速传播,重庆网上传言晚上会有余震,上海也谣传沪浙交界处发生5.7级地震。当地地震局都在一两个小时之内进行了辟谣。5月14日,中国地震局驳斥瞒报地震预测结果的说法,称所谓为了保证奥运前的安定局面而瞒报地震预测结果的推测“是没有道理的”。该局进一步解释到,三大因素决定地震预测是世界难题:第一是地球的不可入性,第二是地震孕律的复杂性,第三是地震发生的小概率性。5月14日,中国环境保护部指出,互联网上流传的“都江堰市一化工厂发生危险化学品泄露,污染成都市饮用水源”之说属谣传。成都市环境监测站连续两天的水质监测数据显示,市民饮用水质没有异常。5月14日,救援部队有关负责人指出,“网上流传的空降汶川伞兵死亡4人、失踪10人纯属谣言!”权威部门及时的信息发布使谣言无处藏身,受众在一次又一次的“谣言袭击”中学会了如何分辨谣言和真相。实际上,在中国的媒介语境下,谣言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主流媒体的公信力缺乏。被过滤掉的信息太多使受众产生了不信任感。2003年非典事件中的隐瞒疫情的不良记录使政府的公信力和媒体的公信力都受到损伤,民众在突发灾难事件中对媒体的报道将信将疑不是没有理由的。在传播学理论看来,恐慌发生的相关条件恰恰是忧虑、恐惧和不确定性。除此之外,使恐慌发生的因素似乎还有不完全与不正确的信息,这种情况往往会导致人们通过人际的渠道迫切地寻求信息,因此也促成原始信息的进一步流通。[18]因此,适度处置而不是一味打压重大突发事件中的“谣言传播”可能未尝不是一件明智的事。一方面,来自于民间的“谣言”可能包含着正确的内容;另一方面,“谣言”的攻破使真相的威信更加突出,使受众的免疫功能大为增强。

(二)“积极的受众”:突发灾难报道中应树立的受众观灾难报道中应该“以人为本”。这句话有两个含义:一是灾难报道要尊重生命,一切以生命救助为中心。二是灾难报道要尊重受众,一切以受众的需求为中心。然而长期以来,不论是在常规报道还是在重大突发事件的报道中,中国媒体更加注重的是媒体的“宣传”功能。“宣传”媒体表面上看起来是以“群众为中心”,但实际上恰恰否定了“受众”的主导地位。仔细研究就可发现,媒介宣传背后的逻辑支撑就是传播学上的“魔弹理论”。“宣传家”们坚信,只要通过媒介进行正面的宣传和引导,就一定能够取得预想的效果:社会稳定,人心统一。这一理论暗含了对受众的不信任和“消极受众”的观点。完全将受众看作是“一击就倒”的靶子,预设了受众会完全按照媒体的报道框架去行事。麦奎尔在论及苏联的共产主义媒介理论时将其概括为一种“积极的”媒介理论,[5]129指出了其一个重要特点,即“宣传上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这在中国的媒介中也体现得十分明显。在重大性的突发事件中,媒体宣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似乎特别明显。而这背后的理论逻辑即“强大效果论”或说“魔弹论”,即认为只要媒体积极引导,受众就会接

受媒体的宣传。在这次汶川地震的报道中,这种“宣传逻辑”再次成为主流媒体的主导性的报道框架。以《人民日报》几则新闻标题为例:《没有路,肩膀就是通道》(2008年5月14日)、《那一刻,他张开双臂护住4个学生》(5月15日)、《“赶快救人!”》(5月15日)、《孩子别哭,我们在一起》(5月16日)、《搜寻每一丝生命气息》(5月16日)、《不抛弃,不放弃》(5月17日)、《“喊”回来的一条生命》(5月18日)、《柴刀劈出生命路》(5月18)、《生命挺过150小时》(5月19日)、《一心想着村民的羌族书记》(5月20日)以及《灾难中挺立伟大的中国———写在中国人民抗击四川汶川大地震之际》、长篇通讯《永远和人民在一起———献给顽强奋战在抗震救灾最前线的中国共产党人》等,这些新闻颇有感染力,但其中的宣传逻辑明白无误。在我们看来,今天的受众已不是当年的“群众”。“使用与满足理论”才是符合受众为逻辑的基本假设。在突发空难事件的报道中也是一样,今天的受众已不会是等待灌输的“容器”,而是一个个“积极的人”,他们会积极地寻找特定的媒体和特定的内容,以满足自己的需求,他们也能够对媒体做出甄别和评估以达到某个目标。建立在战争年代的“魔弹理论”基础上的宣传与灌输模式在新的社会条件和新的技术条件下已经部分地失去了效用。在突发灾难事件报道中,政府和媒体应当在受众“使用与满足”理论的基础上重新检视现有的报道模式和媒体管理模式。使用与满足理论认为:受众能够意识到源于个人(个别)和社会(共同)环境的媒介相关需求,而且能够依据动机来表达这些需求。卡茨、梅里维奇和赫斯(Ｈａａｓ,1973)将大众传播媒介视为个人用以联系(或不联系)他人的工具。他们从关于大众传播媒介的社会及心理功能的文献上,选出了受众的35种需求,并将其分成5类:(1)认知的需要(获得信息、知识和理解);(2)情感的需要(情结的、愉悦的或美感的体验);(3)个人整合的需要(加强可信度、信心、16稳固性和身份地位);(4)社会整合的需要(加强与家人、朋友等的接触);(5)舒解压力的需要(逃避和转移注意力)。[1]324这些需要中没有一种等同于“等待灌输的需要”。Ｋａｔｚ等人也认为:媒介选择过程和下列因素有关:(1)社会心理起源(2)产生需求(3)期望(4)大众媒介或其他来源导致(5)不同的揭示(或从事其他活动),因而造成(6)需求满足和(7)其他结果„ „[19]在今天新的历史条件下,在重大突发事件的报道中,不研究受众,只一厢情愿地认为媒体的报道一定具有“强大效果”,延续几十年前的报道框架与管理方式无疑是不合时宜的。陈旧的报道模式其结果是使受众产生“审美疲劳”与“政治冷漠”,最终的媒体报道也只能沦为一种“仪式性”的工作。两个多月来,关于地震报道可以用“来得快,去得也快”来形容,截止到本文的写作这一刻,电视媒体上已看不到多少关于地震的报道,在奥运会营造的欢乐祥和的气氛中,人们的一个错觉是仿佛这场灾难压根没有发生过。清华大学的调查也显示公众对地震报道还有相当的不满,实际上越到后期,这种不满越发普遍和严重。“不满”的产生固然有多种原因,媒体陈旧的报道框架难脱干系。著名的传播社会学家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在讨论媒介的功能时特别提到了媒介的一个负功能即“麻醉性的功能障碍”(Ｎａｒｃｏｔｉｚｉｎｇ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两位学者认识到,大众传播媒介对普通读者和听众持续刺激的另一个后果是“麻醉”,传播泛滥的结果可能只是一种表面化的关心,这种表面化的关心可能掩盖了大众的冷漠。逐渐增大剂量的麻醉可以将我们的精力从主动参与转为被动获知。[20]我们因此可以说,脱离受众需求的地震报道实际上对受众起到的是一种“麻醉效果”,不但不能有效地激发受众的参与积极性,反而抑制了这种积极性。这是我们的媒体报道所要检讨和反思的。综上所述,在重大突发事件的报道中,不论从媒介的议程设置理论、沉默的螺旋理论还是受众理论,我们都应该重新审视和思考。从事实层面来看,在汶川地震的报道中,议程设置理论、沉默的螺旋理论和受众理论等较之以往,较之西方社会,都有一定的“变异性呈现”,体现了传播理论进入中国媒介语境后显示的本土化特征。从规范层面来看,笔者认为,单一的媒介议程、单一而强势的舆论场、单一的对“谣言传播”的压制以及单一媒介强效果论和消极受众理论等,都不利于打造一个健康的媒介生态。在重大突发事件的报道中保持议程设置的多样性,保持声音的多元性才有益于公共利益。正如麦奎尔所指出的,媒介多样性是“达成其他益处的手段”。但显然,在中国语境下媒介报道的多样性有赖于传播自由的实现。而传播自由则依赖于一些麦奎尔所讲的“结构性的要素”:一是结构条件,尤其是传送与出版的法律规定的自由;二是运作条件(真正独立于经济、政治压力和媒介组织内部记者和其他传播者的相对自主);三是社会中的各种声音有获得接近使用媒介渠道的机会等。[5]140《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是汶川地震报道得以公开透明的重要条件之一,但仅凭这一条文,我们显然还无法在重大突发事件的报道中做得尽善尽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