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江西省农村信用社考试热点：官员“记者”为何不能见容于当地官场(政公教育)（推荐5篇）

第一篇：2015江西省农村信用社考试热点：官员“记者”为何不能见容于当地官场(政公教育)

从为民请命写报道，到选择“缴械”沉默，再到在江永“违规进人案”中被逼着发声，熊国剑的遭际，折射出当地官场劣币文化之弊。

熊国剑在湖南江永曾以仗义执言闻名，作为官员的他，年轻时曾写过多篇为民请命的新闻报道。在那之后，但凡江永有负面新闻发生，民间和官方总认为是熊国剑干的。在2003年后，成为交通局副局长的熊国剑却一改往日刺头形象，再未写过一个字的批评报道。但他不久前因江永“违规进人案”被再次“逼上梁山”。当地许多人猜测，是熊国剑引爆此事。虽然自己并非那个举报人，但为“保护自己”，他选择了尽可能将此事公开。

如果像马丁·路德·金所说，“历史会记录在这个社会转型期，最大的悲剧不是坏人的嚣张，而是好人的过度沉默。”那历史也必将记录，一个不愿过度沉默者的遭际。不论是屡屡陷入“自证清白”的尴尬，还是因得罪官场而感到的害怕，熊国剑的经历，展示的正是他作为“体制内不良现象反对者”的艰辛与苦涩。

我们看到，再次被“逼上梁山”的结果，是熊国剑在江永的处境越发艰难。他受访时就说，“我真的压力很大，最痛苦的是精神上的孤独。”这发人深省：一种不愿意“沉默”的选择，为何只剩下旷野呐喊式的悲壮?

这样一个官员“记者”的艰涩经历，正是当地官场的现实镜像。它让我们看到，一些“庸常的恶”如何在无形间形成利益共同体，并使得“恶”成为可以接受的潜规则，而与之相对的善则成众矢之的。据了解，在江永官场，不少人对因“违规进人案”而被查处的官员充满同情;在此案最初被举报时，违规案件本身没成为焦点，江永官场却一致聚焦于“谁是举报者”这个问题上。这导致江永官场暗流涌动，也使得几个怀疑对象苦恼不已，纷纷借机表明清白。

仅从这场追查“内鬼”行动来看，不难发现这地方的官场文化有着怎样的价值错乱。熊国剑不可能成为这种官场文化当中的英雄，只能成为“异类”。如果说，正是这样的一种现实，使得年轻的熊国剑一度仗义执言，那也同样是这样一种现实，使得他数年间选择“缴械”沉默，更是这样的一种现象，最终逼得他不再沉默。

作为官员“记者”的熊国剑的确是一个样本，让人可一窥某种劣币文化的积弊。正如他自己所说的，“这种不良现象太普遍了、太严重了，好像不良现象就变成了体制。其实体制内还是有不少好人，只是好人都沉默了。”或许有人会说，熊国剑在当地官场感到的孤独，是一种局限，因为他还有舆论支持。但这不免失之矫情。要知道，使熊国剑沦为异类的畸形环境，恰恰是一种负能量的自我强化。

而要避免让不良现象嵌入一些地方官场规则内部，要让熊国剑们不复成异类，关键在于行政治理要重新找到与民众利益相同的共同体，找到法治的原点。

第二篇：2015江西省农村信用社考试热点：“事业单位入社保”是一个好的开始(政公教育)

《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已经2014年2月26日国务院第40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4年7月1日起施行。其中，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参加社保、一年累计矿工超30工作日可解聘、面向社会公开招聘、需订阅聘用合同等内容引发社会广泛关注。(5月15日新华网)

单就人事管理制度层面，《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的出台，算是一种填空补白。但是，熟悉事业单位管理模式的人，都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一些管理规范的地方，很多事业单位都已经这样做了多年。比如，签订聘用合同，再比如，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但即便如此，我们仍然能够从这个人事管理条例中看到一些让人欣慰的“新料”。

最能够吸引人的“新料”，笔者认为，是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要参加社保。长期以来，事业单位与行政单位都在养老方面“独树一帜”，拥有一些特权，不参加社保，由公共财政买单，造成的结果是，公共财政的负担加重，事业单位退休人员比企业单位退休人员的待遇高不少，这长期被社会所诟病。也是实实在在的社会不公。今后，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也将参加社保的规定，是剔除特权、维护社会公平的表现。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加入社保，是一个好的开始。虽然现在我们还不知道事业单位人员从什么时候开始加入社保，一些地方的公共财政是不是能够支撑这样的改革，但这样的态度至少是公允的负责的。除此之外，事业单位人员建设绩效工资制度、公开招聘制度也都会进一步规范事业单位的用人习惯，对于“萝卜招聘”以及暗流涌动的“接班制度”，都可能会有一些约束。

但是，这一条例距离公众期待的事业单位用人规范，似乎还有一定差距，还有诸多问题需要解答。首先，事业单位现在适用人事管理制度，是向行政部门看齐，而并没有适用于《劳动合同法》，对于正在改革的事业单位而言，究竟是利是害，似乎很难说清。至少，这会形成一个矛盾：身份确立为“铁饭碗”的事业单位人员，却在社保问题与企业人员等同。再者，事业单位改革已然“在路上”，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加快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精神，一些单位可能要改为行政部门，一些单位可能要改制为企业，那么，在改革过程中，工作人员的身份又当如何转换?

根本的问题，仍然是权力监督的问题。许多事业单位，拥有公共权力，这个公共权力得不到监督，也会出现贪污腐败;许多事业单位也拥有独立的招聘权力，即便面向社会公共招聘，也很难完全避免“因人设岗”的现象发生。可以肯定，如果事业单位的权力仍然无法得到有效的监督，政企不分、管办不分、行政化严重，则这个人事管理条例很可能会被现实架空。

第三篇：2015年江西省农村信用社考试申论热点：如何看待“当经济作物不再“经济””问题(政公教育)

时事评论背景：

下个月，新的棉花就要开始了。连续实施了3年的棉花临时收储政策今年不再继续，目标价格改革试点正式启动。今年棉花市场情况会怎样，各方都在关注。这几天，跟山东的几个通讯员通电话，聊起棉花种植情况，他们都反映近几年他们那里的植棉面积在不断下降。这种情况似乎不是个案。资料显示，近年来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棉田面积的确呈缩减趋势。为啥会这样？农民的感受最真切。他们说，棉花虽然是经济作物，但已经不太“经济”了。

时事评论观点：如何看待“当经济作物不再“经济””问题

首先，劳动投入已不“经济”。现在种其他粮食作物，从播种到收割，基本已经可以实现全程机械化了。农民会算账，自己真正在田里劳作的时间，顶多不超过一个星期。但是种棉花不行，棉花生产周期长、环节多、机械化水平低。打棉杈，掐边心，杀棉虫，拾棉花，就连地都要耕上好几遍，里里外外至少要干一个月。就拿采摘环节为例，数据显示全世界大约有30%的棉花是由机器采摘的，而我国的机采率在2012年时只有8.2%左右。在农业生产机会成本不断升高的背景下，让农民把大量劳动投入到棉花生产中，显然不太合算。

其次，种植收益已不“经济”。同样一块地，种棉花只能种一季，种粮食可以种小麦和玉米两季，种蔬果可以种多季。虽然如今的棉花价格依然较粮食价格要高，但由于小麦最低收购价连年提高，农民对于粮棉比价已经很难像过去那样满意。来自山东的数据，去年该省皮棉单产为65公斤/亩。按照已经发布的2014年棉花目标价格19800元/吨计算，每亩地收入约为1200多元。这基本和种两季粮食收入相当，与种蔬果的收入差距很大，和外出打工收入相距更远。收益与预期不符，棉农的种植热情如何提高？

当投入和产出环节都不能令人满意时，这也就难怪为啥农民觉得种棉花“不经济”了。当经济作物不再“经济”，也就难怪种植面积会下降了。

棉花生产面临的难题警醒着我们，粮食生产要谨防这种“不经济”的情况出现。近年来，粮食生产高投入、高成本的趋势日益明显，种粮比较效益低的局面短期内很难改变。与此同时，农民从事非农劳动的收入大幅上升，来自非农的收入增长速度远远高于来自农业的收入增速，一些地区的农民开始“厌农”“弃农”，即便选择务农，生产非粮化的倾向也较为严重。

保障粮食安全，离不开农民种粮务农的积极性。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核心在于让农民种粮有利可图。保证农民种粮收益，一要补，二要扶。今后，一方面要在继续扩大补贴总量的同时，探索形成农业补贴同粮食生产挂钩机制，保证多种粮者多得补贴，保持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另一方面要完善粮食价格形成机制，让粮价保持在合理水平，通过价格支持保证农民增产增收。眼下看，正如转变生产方式、提高机械化程度、降低生产成本是棉农的现实选择一样，种粮农民也应如此才能保证投入和产出更加经济划算。

第四篇：2015江西省农村信用社考试热点：自由携号转网才能激活电信竞争(政公教育)

新京报社论

携号转网的实质，在于赋予消费者更大的选择权，使消费者可以低成本地“用脚投票”;这项改革不一定会改变当前的电信格局，但会倒逼各家运营商提升服务，让利于消费者。

近日，海南省正式向用户提供双向号码携转业务实验，除个别号段外，海南电信、海南移动、海南联通移动网用户均可自由携号转到海南省本地其他运营商网络。

今年以来，国家关于促进电信竞争的动作频频，先是发展一批民营的虚拟运营商，后来又宣布所有电信业务资费均实行市场调节价。不过，对于这两项措施能否促进电信竞争，降低资费，业内并不看好。

以虚拟运营商为例，不过是从三大运营商批发语音和上网流量，然后再转卖给消费者，所以虚拟运营商所能带来的竞争很有限，从目前各虚拟运营商公布的资费水平来看，与三大运营商相比并无多少优势。“电信资费市场调节”同样如此，由于三大运营商目前利益格局基本固化，谁都不会轻易发起价格战，带来两败俱伤的结局。

其实，从国际经验看，促进电信竞争，降低资费最有力武器，是放开携号转网。此前有调查表明，超过7成的用户表示即使不满意运营商的服务也不愿换。携号转网的实质，在于赋予消费者更大的选择权，使消费者可以低成本地“用脚投票”;这项改革不一定会改变当前的电信格局，但会倒逼各家运营商提升服务，让利于消费者。这一点，从国外经验就可得到佐证：英国实施携号转网后，每月签约电话资费指数下降3%，包括预付费业务在内的所有移动电话资费指数下降近5%;美国携号转网之后，运营商T-Mobile也下调了某业务套餐的价格，调整幅度高达33%。

正因为携号转网直接冲击现有的市场格局和利益格局，蚕食运营商的蛋糕。运营商对于携号转网的积极性并不高。此前，携号转网喊了很多年，但迟迟难以推开，即便个别试点携号转网的地区，均是单向转网，形式大于意义。而且即便如此，为了留住现有客户，运营商客观上会设置各种条件阻碍转网。比如享受优惠套餐的无法转网等等。

电信消费，是拉动内需的一大利器，从电信业实现市场决定的目标看，携号转网的改革步骤需要进一步加快。2010年天津已经启动了携号双向转网，直到2014年才开始海南携号双向转网;2010年两个地区试点，2014年才拓展到五个地区。这个速度明显偏慢。在总结天津和海南试点基础上，明年应在更多地方全面推开。

另一方面，携号双向转网也需要迈向全面自由。以这次海南放开携号双向转网为例，170、157和188号段的用户暂不参与号码携带业务。把特定号段排斥在携号转网之外，可能是出于对个别运营商的保护，但它伤害的却是消费者的自由选择权。

携号转网不仅给消费者实惠，某种意义上说，对于运营商也是好事。因为只有在竞争的压力下，运营商才会不断去改善公司治理，压缩成本，提高经营效率，如此将能大大提升各个运营商的竞争力。由此可见，无障碍的携号转网带来的，最终将是双赢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