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探究法律援助

第一篇：解析探究法律援助

探究法律援助

作者

王保信

探究法律援助

摘要：

本文从法律援助产生的制度渊源着手，通过对维系法律援助制度的现实需要、利益衡平机制及法律理念的剖析，揭示了法律援助所蕴涵及应予彰扬之德性。

关键词：法律援助 德性 维系 彰显

法律援助的德性，系指蕴含于法律援助这一古老制度内核，并藉以维系、推动这一制度的理念、秉性和规则。在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改革日益深入，平等、公平、正义等法律观念深入人心的当今时代，探讨法律援助的德性，无论是对过去积垢的揭露、反思与矫正，还是对未来的展望、设计与完善，应当说皆是不无裨益的。

一、法律援助制度及其德性溯源

法律援助制度源自十九世纪的英格兰。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法律援助制度的国家，其法律援助主要有民事法律援助和刑事法律援助两种形式。为更好的为经济上处于弱者地位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英国成立了专门的法律服务委员会负责管理法律援助事务。在英国，法律援助作为国家必须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其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拨款。在《获得司法公正法》通过后，民事法律援助和刑事法律援助分别被两个新的计划所取代，即社区法律服务和刑事辩护服务。《获得司法公正法》对英国法律援助体系最大的影响是将全新的合约制度引入了英国法律援助体制中。随着合约制的引入，英国提供法律援助的主体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只有那些通过法律服务委员会质量认定并与之签订合约的律师事务所和其他法律服务机构，才能提供相关的法律援助服务。在民事法律援助方面，除原来的事务律师外，许多非赢利机构也能承担这项工作，前提是它们必须符合法律服务委员会制定的统一质量标 1

准并获得法律服务委员会的合约。在刑事法律援助方面，法律服务委员会虽与所有符合质量要求的律师事务所签订合约，但并不完全依赖律师事务所从事该项工作。[1]

大体来说，资本主义国家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慈善阶段”，在这一阶段，仅表现为对穷人的法律援助，因此常被称为“法律帮助”、“法律救济”。第二阶段是“政治阶段”。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在欧美主要国家已初步建立，天赋人权的观念成为资本主义国家所极力标榜的宪法原则，法律援助也进一步社会化，由单纯的慈善事业向国家责任转化。第三阶段为“国家福利阶段”。二战以后，随着生产力的大幅度增长，西方各国经济飞速增长，出现了一批福利国家，为了实现社会的平等，西方各国进一步以社会为本位，在司法制度上强调当事人有取得律师帮助的权利。这代表了当今西方各国法律援助制度的新趋势。

现代意义上的法律援助制度形成于本世纪中叶，它是世界经济发展、社会文明进步的必然产物。目前它已为世界上一百四十多个国家的宪法和一些国际公约确认为保障公民权利的一项基本原则。

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始于1994年。在近十年的时间里，法律援助事业迅速发展，为实现社会平等，促进司法公正，推动社会文明进步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立法不统一、定位不明晰、经费管理混乱等问题。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85号颁布的《法律援助条例》已于2003年9月1日生效施行，标志着我国的法律援助从最初的无法可依、自行其是的混沌局面步入了法治轨道。

二、法律援助德性之维系

笔者认为，维系法律援助制度的纽带有三：保障基本人权的现实要求、法律援助各方当事人权责利的合理衡平以及对平等、正义、公正等法律理念的信仰与弘扬。

（一）法律援助制度是保障基本人权的客观要求

实施法律援助是保障人权的重要内容。法律援助的实质是国家通过制度化的形式，对法律服务资源进行再分配，以保障贫弱残疾者不因经济能力、生理缺陷所限而平等地获得法律帮助，实现自己的合法权益。

法律援助制度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初期通常被认为是律师为了公共利益而应其职业道德义务自发地向穷人提供援助的一项慈善行为，体现的是律师高尚的职业道德；十九世纪中后期，法律援助被确认为一项国家责任，它成为政府为保障社会平等，实现社会正义而专门设立的司法保障制度，体现的是政府对社会

大众生存权利的保障责任。

现代法律援助制度的基本标志，即是将法律援助从传统的律师个人慈善和社会道义行为发展为国家对公民的一项司法救济和保障措施。这一转变不仅使法律援助的德性得以维系和发展，也为法律援助的推行、发挥实效提供了拓展的平台。

（二）法律援助德性的维系还基于其各方当事人责、权、利的合理衡平

当事人权、责、利的合理衡平是法律援助德性张扬的根基，它包含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法律援助是政府（或称国家）对弱势民众的带有福利性质的司法救济责任。无论是出于保障人权的考虑，还是基于统治的需要，现代国家都负有为处于社会弱者地位的民众提供免费的司法救济的义务。而且，这种义务是绝对义务，其带来的是绝对的责任，即：国家须从其财政收入中拿出一部分，无偿的支助符合法律规定条件的弱势民众。时下，有些司法行政机关将地方企业赞助款买了设备与轿车，在不支付任何费用的情形下，却强行摊派推行法援工作，这无疑违背了法律援助的本质要求。

第二，就受援者而言，其接受法律援助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这种条件可以是生理的弱势，如聋、盲、哑、未成年等，也可能是经济上的弱势如收入水平过低甚或没有收入来源等，还可以是其他的法定要件，如诉讼的性质或死刑案件等。接受法律援助者无须支付费用，但需保证自身符合条件的真实性，某些时候还需提供相应的证明。

第三，就具体实施法律援助的法律工作者而言，法律工作者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属于理性的“经济人”，其进行法律工作是为实现养家糊口的基本要求与不断自我提高的社会消费需求。法律援助只是他们为社会应尽的一种责任，但这种责任并非一定是“无偿”的——必要的办案经费必不可少。这既是法律工作者的权利，也是国家司法行政机关的职责。

上述各方的权责平衡不仅是法律援助德性的内在要求，也是立法者在法律援助制度的设计上需加以凸现的必经之义。

（三）法律援助德性系对平等、正义、公正等法律理念的信仰与弘扬

法律援助制度是法制观念不断发展的结果，是由近现代的资产阶级学者首先提倡的。它的主要理论根据有三，一

是认为司法机器若想正常恰当地运行，则为穷人提供有效之法律援助是必不可少的；二是从人道主义和慈善的角度出发也要求这种服务；三是一个具有良好秩序的国家，所有的公民都必须获得法律信息，获得专门司法人员意见和服务的平等权利。一般来说，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在成文法国家，公民所应享有的这种权利，都直接或间接地规定在宪法原则之中。

首先，从制度价值的角度讲，法律援助有利于促进社会正义，即主要通过司法的正义来实现社会的正义。同时，法律援助加快了人类社会迈向文明的步伐，它不仅帮助人类用文明的方式解决冲突，而且最大限度地避免暴力冲突的出现；它不仅自身蕴含丰富的道德价值，更是以制度化的方式保障道德文明的重要措施。

其次，法律援助制度更是对平等的制度化的阐释。“在西方法律传统中，法律被设想为一个连贯的整体，一个融合为一体的系统，一个‘实体’，这个实体被设想为在时间上是经过了数代和整个世纪的发展。„„法律不是作为一个规则体，而是作为一个过程和一种事业。”[2]平等不成为信仰，法律平等不过是一种规则上的平等，而不会成为生活实践。平等在伪法治国家仅仅是一种法律条文，而不是一种信仰，因此，不可能拥有自己诚实的司法实践。

一般而言，平等保护要实现两个法律目标：“保护我们的权利不受政府侵犯以及通过政府保护我们的权利不受其他公民侵犯”。[3]与此相关的，平等保护往往通过三种渠道来完成：限制政府特权、法治原则、法律援助。限制政府和法治原则从否定方面实现了法律的平等原则，法律援助则从肯定方面贯彻平等原则。然而，无论是法治原则，还是对受歧视团体的法律援助，平等保护背后一直起作用的是对平等的信仰。法律援助制度不仅是对平等的法律信仰的推崇，更是这种法律信仰的体现。[4]

再次，法律援助的德性需要实践的检验与完善。我国法律在规定公民权利的同时，规定了有诉诸司法以维护自己权利的权利。但这并不意味着公民实际上拥有诉诸司法的能力与途径。由于公民在法律方面的实际能力受其知识、财富、才干、身份、职业、地域以及社会关系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公民能否诉诸司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诉诸司法，诉诸司法后又能够受到怎样的保护，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限制，往往会造成享有同等法定权利的公民，在实际享有权利、诉诸司法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为着保障公民权利，实现司法公正，必须完善司法救济制度，进一步拓展法律援助。

三、法律援助德性之彰显

如果说对法律援助德性的阐释与剖析仅仅是拉开了法律援助舞台的帷幕，那么，对法律德性彰显路径的揭示则折射了法律援助的优雅舞姿。笔者以为，在《法律援助条例》业已颁布生效的今天，宜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法律援助的德性予以彰显：

（一）加大普法宣传力度，强化、提高法律援助重要性的认识。

法律援助是国家的义务和政府的职责，法律援助工作不仅是贯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法制原则的本质要求，也是依法治国、贯彻党和政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必然体现。法律援助既是一项法律专业性很强的工作，更是一项群众工作，它直接面对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面对社会的弱势群体，解决他们在平等实现自己合法权益方面存在的 “请不起律师，打不起官司”的问题。只有真正让社会弱势群体通过法律援助渠道，在法律服务方面遇到困难能及时得到法律帮助，从而感受到社会正义及政府的关怀，实现和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和尊严，方能调动社会弱势群体的积极性，加速中国法治化的进程，进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此，必须进一步加大法律援助工作的宣传力度，通过宣传、学习，使平等、公正等法律观念深入人心，从而使法律援助的德性得以张扬，法律援助事业得以长足发展。

（二）充分利用社会资源，构筑法律援助网络，建立起社会共同参与的法律援助工作格局。

法律援助工作实质上是一种特殊公益事业，需要政府、法律工作者的支持以及社会公众的广泛参与。法律援助中心要加强对外联系，广泛发动社会各有关部门共同参与。不仅要加强与工会、妇联、共青团、残疾人联合会等群团组织的联系和配合，真正发挥这些部门工作职能的优势，而且，必要时还可以考虑在这些部门设立法律援助工作站，以减轻法律援助中心工作的压力，扩大法律援助工作的覆盖面和社会影响面。同时，在严格按照法律的界定的基础上，正确处理好法律援助中心与律师事务所、公证处、基层法律服务所等其他法律服务机构的关系，工作上互相支持配合，建立良好的协作关系，初步形成以法律援助机构为中心，以律师事务所、公证处、基层法律服务所为主体，由社会有关部门共同参与的法律援助工作格局，最大限度的彰显法律援助“救济弱者、匡扶正义”的德性。

（三）完善司法行政机关对法律援助工作的监督管理体制和法律援助机构的服务体制。

司法部已经明确授权法律援助中心对全国法律援助工作进行监督和管理，而对于省级法律援助管理机构，考虑到我国财政实行分灶吃饭、分级管理和部分法律援助案件由地方办理难度较大的实际情况，可以组织和协调处理高级法院指定辩护的案件和一些在本省影响较大、地方法律援助机构办理确有困难的案件，但要明确不能由这些机构内部的工作人员办理。

《法律援助条例》中规定法律援助机构的服务体制可以“根据需要确定”，是指各直辖市、设区的市和县级地方司法行政部门确定本行政区域内的法律援助机构的布局和数量，经济落后、律师资源稀缺、目前设立法律援助机构确有困难的地区，司法行政部门可以指派本部门内专门人员代行法律援助，也可以委托律师事务所组织实施。法律援助机构相互之间是平等的服务主体，没有层级差别。

（四）积极建立法律援助经费保障机制，广泛开辟法律援助资源。

法律援助既是政府的责任，也是一项社会事业，但主要是政府的职责，法律援助的资金来源主要由政府财政负担，应当纳入同级财政预算，建立起政府对法律援助的最低经费保障机制。同时，可考虑我国的实际情况，设立专门援助基金，接受社会的广泛捐助，专款专用，充分发挥法律援助基金会的功能。在开辟财力资源的同时，也要积极开辟法律援助的人力资源，使众多的优秀法律有才包括社会团体、法学院校有资格的优秀人才参与进来，为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同时，进一步完善社会福利系统。法律援助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保险制度、税收制度、经济收入统计制度的多方配合。这两年上述制度都取得了很大发展，为顺利开展法律援助工作提供了依据，今后须大力推动其进步。

[1] 种若静.英国司法体制分析及理论探讨[J]，司法部重点科研课题《中外司法行政体制比较研究》报告，中国司法网2002-6-8。

[2] 《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美）哈罗德-J-伯尔曼 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3年9月第一版,10。

[3] 《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美）哈罗德-J-伯尔曼 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3年9月第一版,13。

[4] 《宪政与权利》（美）路易斯-亨金 阿尔伯特-罗森塔尔 编 三联书店 1996年12月版,136。

第二篇：法律援助

我国农村法律援助的需求现状与对策研究

摘要：民主法制建设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内容之一，法律援助在农村民主法制建设中占有突出地位。针对农村法律援助面临人员缺乏、经费不足等问题，提出了采取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和拓宽经费筹措渠道等措施。关键词：农村；法律援助；需求现状；对策

Requirement actuality and countermeasure of legal aid in

the country of china

YANG Cheng-jian1，DEMG Jian-yong2

(1.Xi’an University of Architecture and Technology, College of Environment & Municipal Engineering, Xi’an, 710055;2.DONG-Meng build engineering Ltd., Xi’an 710000)

Abstract: Democracy and legal system construction is an important content of constructing socialist new country.Legal aid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country’s legal system construction.But there are more problems such as the absence of personnel and outlay should be solved through strengthening personnel with ability training and opening up the way of raising money.Keywords: country;legal aid;requirement actuality;countermeasure

中国人口的大部分生活在农村，“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成为中国社会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解决“三农”问题的途径很多，可以从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角度出发，选取突破口或切人点。中国农民由于自身经济状况欠佳，受教育程度较低，特别是法律意识淡薄等原因，对于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认识十分模糊。因此，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和谐社会，在农村建立法律援助体系就显得尤为紧迫，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但农村法律援助工作存在着诸多难点，需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

一、当前农村法律援助的需求现状

1、农村中的贫困人口多，符夸法律援助的对象多

“法律援助”作为一种制度，在西方某些国家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中国法律援助制度于1994年初开蛤试点，1996年起在全国范围内正式推广，2003年国务院颁布《法律援助条例》。法律援助制度是国家为经济困难的公民和某些特定当事人免费或减费提供法律服务，以保证其合法权益得以实现的柱会公益性法律制度，由此可见，为了帮助那些无力维护自身利益的社会弱势群体捍卫自己的利益，我国在司法实践中建立起了法律援助制度，法律援助的实质是法律扶贫、扶弱。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04年中国农村贫困监测公报”显示，截止2004年末，全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为2610万人，初步解决温饱但还不稳定的农对低收入人口为4977万人。二者相加约7000多万人口，我们可以把这部分人看成是打不起官司的人。当前农村正处于经济转型和社会变革的关键时期，长期以来积累下来的各种矛盾和不利于农村稳定的各种因素不可避免地要显露出来。如，农民的土地被征收征用，失地得不到补偿；经常遭遇乱摊派，乱收费，乱罚款；农村残疾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残疾人保障法规定的税负减免得不到实现；婚姻家庭瞻养纠纷和家庭暴力事件；土地、贷款等经济合同纠纷；遭受村霸、黑恶势力欺负；乡镇企业劳动安全及侵犯农民工权益方面的事件及司法不公、执行难方面的事件等，如果按照每一千人就有一个需要法律援助的案件来计算，农村每年就有近7万件需要法律援助的案件。因此，从法律援助的对象来看，农村理应成为法律援助的重点。

2、农民缺乏现代法制意识，需要法律援助的支持

首先，封建社会所形成的人冶观念还深深的影响着人们的观念。封建社会传统思想主张人冶而轻视法治，中国一直有“人冶的传统，表现于农民对法的冷漠和对权力的崇拜。其次，贫困使农民的法律意识淡薄合法律能力软弱。贫困的社会现实使农民缺少接受文化教育的物质条件，由于贫困，农民的教育投人很少，加之许多地方没有真正落实九年制义务教育，造成我国广大农民文化水平较低，小学及其以下文化程度占农村总劳动力的40％；我国占人口23％的文盲半文盲，有92％在农村。再次，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立法步伐加大，法律修订速度快，很多民众对法的情况不熟悉而导致无法运用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身的权益。

3、农村缺少法律工作者队伍，需要设立法律援助机构

首先，农村没有直接的司法机构。尽管目前全国乡镇(街道)司法所已达4万 多个，工作人员9万多人。但对于我国广大的农村而言，司法机构的设置上，我国司法机构只设置到县一级，至多是县—级的派出法庭到乡镇，且派出去的法庭大多在人口多、经济发达的乡镇，人口少、经济不发达的地方几乎没有。即使是派出法庭也不在农村基层，至少是进驻在乡镇，与农村仍然是脱节的。可以看出，农衬几乎是法律荒漠化，再者，派出法庭向来与地方同级行政机关有密切联系，成为协助乡镇政府工作的机构，这就使法律很难融人村民的生活中去，从而使法律对农村社会生活的影响非常有限。其次，农村中法律工作者队伍素质堪忧。村委会中虽设有人民调解、治安保卫等这样的委员，但这些委员绝大多数没有受过正规的法律教育，其自身的法律素质都是个严重的问题。正如有些学者指出的，中国民间调解自古就是通过“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以达到“和之以是非”的目 的的。基层人民调解工作最有力的工具仍是“情理”、“威望”还有一个“利”，这也是人民调解工作所具有的自身特色。但我们应当清楚地认识到适用这些传统工具的同时也造成了群众对法律的淡漠。而农村中维护社会治安的联防队员的素 质就更难保证了。

二、构建农村法律援助体系的对策

构建农村法律援助体系的对策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层面。但最紧迫的措施集中在2个方面：一是队伍建设，二是经费筹措问题。

1、关于法律援助人才队伍建设

法律援助工作需要大量人才，因此，加强队伍建设是当务之急。

（1）要继续发挥广大律师的作用。全国近12万律师是法律援助的主力军，要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使他们主动投身到农村法律援助事业上来。对做出突出 贡献的律师，要给予表彰和奖励，宣传他们的事迹，扩大他们的知名度，在广大律师中形成人人争当法律援助律师的良好氛围。

（2）加强乡镇司法所建设。实践证明，乡镇司法所在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提供法律服务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维护了基层的稳定，促进了社会的和谐发展。今后应大力加强乡镇司法所的建设。可以采取机构独立编制单列的办法、加强规范化管理、落实司法所工作人员的工资待遇等相关政策，使他们能安心本职工作，为广大农民提供所需的各种法律帮助。

（3）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法律援助条例》第8条指出：“国家支持和鼓励社会团体、事业单位等社会组织利用自身资源为经济困难的公民提供法律援 助。”在我国，工、青、妇、残联等社会团组织在维护本组织成员和社会成员的权益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后要在司法行政机关的指导下，进一步挖掘潜力，拓宽法律援助的范围和对象，弥补法律援助人员缺乏的现状，促进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4）法律院校的学生应该成为农村法律援助的重要力量。法律院校的大学生对法律实践感兴趣、有热情，急切盼望把所学的理论与社会实践结合起来，所 以这部分人员应该受到重视，他们的潜力现在还远远没有挖掘出来。根据法律院系的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实践环节占有重要的地位，设置了较多的实践学时可以加以充分利用。此外，法律院校的教师大多是执业律师，完全可以指导学生的实践活动。再者，各学校对实践教学的投入较高，在资金上是有保证的。

（5）设立法律援助站，搭建法律援助的平台。在村一级单位设立法律援助站，以农村基层组织中的民事调解员为骨干，吸收当地具有一定文化程度和法律意识、热心法律援助工作的村民参加日常工作，作为联系农民与法律援助工作者的桥梁，这样就能真正解决农民有法律需求但不知找谁的窘境。设在农村的法律援助站和有关法律援助机构加强沟通，互通信息，协调工作，从组织上保证法律援助工作的顺利开展。

（6）启动“一村一名法律大学生”工程。河北农业大学率先在全国开展了“一村一名大学生”工程，为农村培养“留得下，用得上”的人才。实践证明，这种作法获得了成功，可以在全国逐步推广。我们建议在此基础上，启动“一村一名法律大学生”工程，为农村培养急需的法律人才，这样一方面可以解决法律援助人员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还可以解决法律专业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可谓一举两得。

（7）引导、扶持农民自发成立法律援助组织。允许农民组织起来成立各种形式的专业合作组织、农会组织、维权组织，是大势所趋。只要这些农民组织的活动原则不违背宪法和法律，就应当大力扶植。当前，在一些农村地区已经出现了旨在维护自身权益、抵制不合理负担的农民自发性组织，如“农民维权协会”、“减负维权会”等等，其性质实际上就是法律互助组织。我们认为，在符合法定条件并履行合法程序的前提下，应当允许农民自发组建自己的法律援助组织。

2、关于法律援助的经费问题

（1）政府财政拨款是法律援助经费的主要来源。世界各国大都将法律援助经费列入政府财政预算，而且预算拨款是政府财政保障的唯一形式。在我国，根 据《法律援助条例》第三条的规定，政府财政拨款是法律援助经费的主要来源。各级政府要将法律援助最低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当出现当地政府财政困难不能 保证最低经费拨付时，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要逐级实行经费扶持政策，按照需要扶持地区的最低经费标准，采取转移支付或设立法律援助专项经费的办法给予解决。通过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扶助，保证法律援助办案业务经费上有个基本保障标准。

（2）建立和完善法律援助最低经费保障制度。所谓法律援助最低经费保障制度，是指为了保证经济困难的公民获得平等的法律帮助，政府根据经济状况为法律援助机构实施法律援助所必需的费用开支而设立的一项最基本办案经费保障制度。这里所说的实施法律援助必需的费用开支，主要指实施法律援助个案过程中直接耗费的通讯费、差旅费、调查取证费、交通费、证人费、补助费等经费，这是办理一宗法律援助案件最基本耗费的项目或范围，也是最低成本经费的界限。因此，建立法律援助最低经费保障制度的目的就在于政府要保证提供实施法律援助的办案经费。

（3）建立法律援助专项基金。为了弥补政府投入的不足，满足更多的贫困者对法律援助的需求，一些国家和地区设立了法律援助的专项基金。专项基金的来源渠道不一，有的是从律师信用基金账目下提取的利息；有的来自受援助的当事人依费用分担原则偿还的部分资金，以及从败诉的对方当事人处追偿的费用；还有的来自某种公用资金、政府的部分罚没款收入等等。专项基金的优点是管理费用低，金融机构往往减收或免收服务费用，政府对这项专项基金往往给予免税等优惠政策。

（4）动员社会力量，拓宽筹资渠道。社会资助是弥补国家财政拨款不足的有效途径。要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持续开展法律援助大型公益活动，还可以利用 每年一次的“

12、4”法制宣传活动，扩大法律援助的影响力。进一步发挥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的作用，为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的大型募捐提供方便。有学者 主张从福利彩票收入中拿出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法律援助事业，而且建议国家像设立体育彩票那样设立“法律援助彩票”，来募集社会资金，所获收益全部用于法律援助。我们认为这种建议是可取的。

（5）最大限度地争取和利用国际资源。我国自开展法律援助工作以来，成功地与有关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美国亚洲基金会等进行了交流与合作，在资金、人员、技术等方面得到了支持和帮助。今后应进一步加强和拓展合作领域，还可以争取国际金融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支持，同时还要积极争取国际友人的帮助。据报道，2005年12月25日，在北京举办的“2006新年相约慈善”大型公益活动现场，北京市慈善协会收到热心慈善公益事业的单位、个人捐款共计1 039．32万元，其中美籍华人李春平先生个人捐款500万元，在北京市慈善协会个人捐款中成为捐款“大户”。因此，争取国际人士的捐款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

三、结束语

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程，也是法治农村的建设进程。为了能够对广大农村中更多的法律援助对象提供他们想要得到的法律援助，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从而体现我国社会主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精神，必须尽快在我国建立法律援助机构，尤其使队伍和经费筹措体系的建设。使法律真正走进千家万户，为消除社会矛盾，从而为维护我国社会最基层的稳定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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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解析探究现代环境法的伦理精神

探究现代环境法的伦理精神

探究现代环境法的伦理精神

作者

屈 振 辉

【摘 要】

伦理精神是现代环境法有别于传统环境法的重要特征之一，而这种伦理精神亦有着深厚的渊源。现代环境法的伦理精神根源于人性发展的伦理要求，来源于环境问题的最终实质，起源于现代出现的环境伦理。对现代环境法的伦理精神进行追本溯源式的探求，在环境法的理论研究上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现代环境法 伦理精神 伦理要求 环境问题 环境伦理

环境法学界目前对环境法的调整对象问题尚在论战之中。有些学者主张环境法是以人与自然间的关系为调整对象，而有些学者则主张环境法是以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为调整对象。[1]尽管两种主张之间的分歧较为严重，但却都毫无例外地强调了以人作为所调整关系的核心。以人为调整对象是法的基本特征，环境法在近代的蓬勃发展主要源于人类在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压力下，高度关注和反复思考自身存在问题的结果，这在本质上就决定了环境法必然以人为其价值本位。人是具有理性思维的万物灵长，他们自产生之日起就从未中断过对自身存在问题的哲学思考。“理性的思潮，例如人本主义，从实质上影响着法律传统。只要世俗社会和思想的王国存在着律令，理性的思潮就对法律的成长发生着实际的,或许深不可测的影响。”[2]人类对自身存在问题的哲学思考经过演化，最终构成了环境法的法哲学基础，因此环境法自诞生之日起就被深刻上伦理道德的烙印。

然而人类的上述思考是一个不断递进、逐渐深入的过程，环境法也并未始终以人类伦理为其演进轨迹。现代以前，人们较为重视思考自身存在的方式问题，以此为基础的传统环境法过于偏重保护人类自身的生存环境。再加之人类认知能力和科技水平的有限，因此传统环境法只可能成为保护某种资源和防止某种污染或破坏的纯技术性规

1范。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并不能最终解决环境问题，人们不得不转而开始思考自身存在的价值问题，环境法于是进入以环境伦理为构造基础的现代发展阶段。

法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它的演进具有过程性与阶段性，环境法亦不例外。自197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后，各国普遍把可持续发展作为环境政策与立法的指导思想，环境法伴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相应地历经了从传统向现代的历史转型过程。尽管学界普遍将综合性、社会性、科技性和共同性视为环境法的普遍特征，但这都并未概括出现代环境法的独特之处。现代环境法是人们对自身存在价值问题进行哲学思考的法律结果，它相对传统环境法而言，最明显的特征在于其内蕴着极其丰富的伦理精神。

一、现代环境法根植于人的伦理要求

人性本应属于伦理学研究的视阈，而法作为人类主观思维设计的产物，又必须以某种人性假设为存在前提和逻辑起点。人性自然成为沟通伦理学与法学之间的桥梁。人性是一个内涵丰富且不断发展的范畴，对人性的不同认识造成了不同法域内人性假设的千差万别。马克思依据其对人类社会结构三阶段的划分，相应地将人性依次分为个性、社会性和类本性等三类。以此为依据，不但传统与现代的各种法域划分似乎都能找到某些理论根据，而且也使在不断演进中的各部门法具有了进行法域变换的可能。环境法在历史上相继经过了由私法到公法再到社会法的变迁过程，并正在向未来的第四法域——生态法域发展[3]，其原动力就在于对人性假设的不断发展和修正。现代环境法是以“生态人”的人性假设为基础的，它是人在生态上的伦理主张的具体化，而根源于此的现代环境法也应当具有某些伦理精神。

（一）现代以前环境法的各种人性假设

垄断的出现是环境法成为独立法律部门的时间标志，以其为界限可以将环境法划分为垄断前和垄断后两个阶段。垄断产生以前的人类社会即马克思所说的“人的依赖关系”阶段，人性在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人们追逐个体利益的最大化的个性，这成为人们据以设计法律制度的基础（即“经济人”的假设）。此时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规范虽分属私法或公法范畴，但核心都是为了保障和实现个体利益的最大化：设计以权利为本位的私法规范保护环境是为了张扬人的个性，促动他们创造财富的积极性；设计以义务为本位的公法规范保护环境是为了压抑人的个性，防止他们为谋私利而彼此伤害。垄断出现以后的人类社会即马克思所说的“物的依赖关系”阶段。生产力的迅速

发展将每个人都卷入到社会的洪流之中，人不再是孤零零的个人而是处于社会之中的人。“经济人”的人性假设因弊端重重而日渐被人们所弃，法律制度在设计上的视角也不再是个人而是社会（即“社会人”的假设）。以社会利益为价值本位，公、私两大法域相互融合，衍生出新兴的法域即社会法域；而其中有关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范又被汇集在一起，成为独立的法律部门即环境法。

（二）现代环境法的“生态人性”假设

环境问题的日趋恶化，迫使人们开始对传统环境法进行反思。首先需要反思的就是作为其存在基础的人性假设。当代的环境问题既不是私人问题也不是社会问题，而是逐渐扩大成为了整个人类的共同问题。在环境问题面前，人的私利和社会利益已为人类整体利益所概括，人的个性和社会性已被人的类本性所替代。在自然环境面前，人既不能以个体为存在单位也不能以社会为存在单位，而必须以“类”——人类为存在单位。这必然导致法律制度设计前提的根本变化，“经济人”和“社会人”的人性假设终被“生态人”的人性假设所替代。“生态人”的人性假设认为人类与万物生而平等，人类仅是自然的部分而非自然的主宰，人类活动必须依照自然规律进行，人类必须实现代际发展上的可持续性。这就突破了以往仅将法的调整对象限于人际（域）的局限，从而实现了法域划分上的革命性突破，衍生出以生态利益为本位的第四法域——生态法域。“生态人”人性假设的实质是人在生态上的伦理要求的特殊表达，而这种表达本身就蕴涵着丰富的伦理精神。

二、环境问题的终极实质是伦理问题

环境法以现实环境问题[4]为主要规制对象，环境问题的性质直接影响并制约着环境法的性质。对环境问题的定性研究自然成为了环境法定性研究的理论起点。尽管学界对环境问题有着诸多不同的理解，但这些理解最终都可以归结为伦理问题。

（一）有关环境问题性质的不同观点

环境问题的涉及面甚广，对于其实质的认识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大致可归纳为经济说、科技说、政治说、社会说和国际说等几种主张。较为普遍的观点是视环境问题为经济问题，将环境问题归结为市场失灵和政策失效，认为环境问题主要是由于“市场不能精确地反映环境的社会价值”以及“政府行动鼓励低效能所反致的环境毁坏而导致的。”[5]但有人却视环境问题为科技问题，将环境问题恶化归咎于科技不发达，即“科技提供资源或

消除污染的速度慢于人类消费资源或制造污染的速度。”[6]也有人视环境问题为政治问题，将环境问题提升到政治的高度，旨在强调环境问题对发展国民经济、提高生活质量和增强综合国力的至关重要性。还有人视环境问题为社会问题，认为“环境问题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而其最终解决也必须依托于现有社会运行机制的深刻变革。”[7]更有人视环境问题为国际问题，认为环境问题早已超越主权国家的国界和管辖范围，成为区域性的和全球性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此外，其它学者也根据各自的视角对环境问题的成因进行了不同的论述。

（二）环境问题的终极实质是伦理问题

上述分析虽都有一定依据和合理之处，但都未真正触及到问题的实质。环境问题的实质最终应归结为伦理问题。一方面，人类在个体与整体利益关系上的错误选择导致了现实的环境问题。主、客二分的传统哲学将世界截然分为人类世界与人外世界。在此影响下，作为类主体的人为片面追求自身物质需要的最大限度满足，忽视并肆意侵占其它生物及自然环境等世界整体中的非人类主体的当然利益。而在人类世界的内部，也有空间上的个别与群体、时间上的当代与未来等划分。作为群主体中的个别人或当代人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或某种特殊利益，忽视甚至不惜损害整个人类或后代人应有利益。人们在无道德状况下或畸形道德的指引下，在非理性发展的歧途上越深陷环境问题也就越严重。另一方面，人类对环境问题的关注最终可归结为对自身生存价值问题的关注。经济的增长、科技的进步无疑能极大地满足人类物质生活的需要，政治的昌明、文化的发展无疑能极大地满足人类精神生活的需要。然而这些并非人类幸福生活的全部，充其量仅是人类生存“形”的层面。作为具有理性思维的万物灵长，人类对自身生存的思考必然会上升到“实”的层面，即探询人类生存意义之所在的层面。如果仅将环境问题视为人类生存的方式层面，这种理解未免太过狭隘；而只有将环境问题上升到人类生存的价值层面，对人类生存的理解才能达到全面和完整，人类的生活才能真正实现幸福。人们在穷尽种种手段之后仍未最终解决环境问题的事实也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点。况且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人类最初开始关注环境问题也并“不是出于现实的物质利益和经济需要，而是出于伦理信念” [8]，我们将环境问题的实质最终归结为伦理问题的理由就充足了。

三、现代环境法起源于现代环境伦理

马克思主义法学认为，法律起源于原始社会有关生产、分配和交换产品行为的共同规则或习惯，这是对法起源问题的一般性描述。但法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其产生具有过程性。各部门法的产生时间并不统一，演进过程也不尽

相同，这就造成了各部门法在起源上虽有某些相同但更存在着差异。特别是那些在近代法律社会化变革过程中产生的法律部门，它们是在法作为独立的社会规范出现之后形成的。它们不可能起源于共同规则或习惯，而是各自有着具体的产生渊源。例如，经济法就起源于资本主义国家为克服市场调节弊端、排除市场竞争障碍、应对经济发展危机而制定的现代经济政策。现代环境法作为的第三次法律革命的产物，自然有着与传统环境法所完全不同的起源——它起源于现代环境伦理！

（一）对于传统环境法起源的历史考察

人类依法保护环境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我国西周的《伐崇令》和古巴比伦的《汉穆拉比法典》等古代法律文献中都有涉及环境保护的专门规定。但环境法作为独立的部门法的出现，却是在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之后，此时环境法的发展才开始进入传统阶段。传统时代的环境法，因受人类认知能力和科技发展水平的限制，只关注人类自身存在的方式层面。这种形而下的思考方式导致了环境法仍无法突破传统法学理论的束缚，视域也仅限于濒危资源保护或严重污染治理等狭窄范围里。所谓环境法只不过是其它部门法基本理论在环境领域的简单应用和人类有限环境科学知识的法律“直译”。法律规范以社会学为视角，可分为伦理性规范和技术性规范两大类。纵观这种以公法形式出现的传统环境法，义务性规范、技术性规范和强制性规范充斥其间，几乎没有任何伦理色彩可言。传统环境法内在伦理精神的匮乏，决定了它无法最终有效解决环境问题。这迫切需要人们重新审视传统环境法，并对它进行革命性地彻底变革，而这首先必须从其法哲学基础开始。“哲学上的每一次更新，每一种新的较有影响的哲学流派的出现，都会引起法学方法论的更新或法学价值定向的改变，并推动着新的法学流派的出现或既有法学流派的分化。”[9]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迫使人们必须重新寻找一种哲学理论，并以此为指导对环境法进行理论上脱胎换骨式的再造。

（二）现代环境法起源于现代环境伦理

现代环境伦理是对传统伦理的彻底颠覆，而它的出现同时也颠覆了传统法学的理论基础，因此现代环境法才能冲破束缚、应运而生！现代环境伦理对现代环境法的重要贡献主要有四个方面：首先是调整范围的拓展。传统伦理关怀的主体和对象都是以个体或社会成员形式出现的人，而现代环境伦理关怀的主体和对象分别是以“类”形式出现的人和独立于人类之外的自然。据此，现代环境法才可能将其调整视野扩展到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广阔领域。

其次是价值观念的扬弃。传统伦理只承认人的价值而否认自然的价值，而现代环境伦理既承认人的价值更看重自然的价值。罗尔斯顿就将自然的价值系统归纳为十四项[10]，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他的环境伦理学体系。据此，现代环境法才能突破了以往以人或国家或社会为价值本位的传统法域的局限，进入以生态利益为价值本位的生态法域之中。[11]再次是基本理念的重构。现代环境法在对传统法学理论进行彻底颠覆之后，必须重新构建完全属于自己的基本理念。现代环境伦理为现代环境法提供了诸如可持续发展、环境秩序、环境安全、环境正义等一系列特殊理念，而这些理念是以往哲学或伦理学所无法提供的。据此，现代环境法才能以其为元素构建自己独立的原则、制度并最终形成自己的体系。最后是研究范式的突破。蔡守秋先生对此已有详尽论述，笔者就不再赘述了。

[12]鉴于以上贡献的不可替代和独创性，可以确认现代环境伦理与现代环境法之间存在着密切的源流关系。对现代环境法追本溯源式的探求，使我们可以初步确认现代环境法的伦理性特征。这就使以伦理性为特性的现代环境法在客观上必然“要求法律必须体现某种伦理精神，必须追随某些道德目标，必须遵循某些价值准则”，而且“法律的有效性就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它是否具有一种现实的道德属性。”[13]对现代环境法的伦理精神进行深入探源的重要意义就在于此！

[1]前者的代表性论著为:蔡守秋.调整论——对主流法理学的反思与补充[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后者的代表性论著为:李爱年.环境保护法不能直接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J],法学评论,2002（03）.[2] [美]艾伦•沃森著.李静冰译.民法法系的演变及形成[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120.[3] 郑少华.生态主义法哲学[M].法律出版社,2002.25-28.[4] 环境问题有原生与次生之分，本文所称环境问题仅指次生环境问题，即因人类违背自然规律不恰当地开发利用环境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即环境法调整范围内的环境问题.[5] 汪劲.环境法律的理念与价值追求[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5-6.[6] 杨通进.走向深层的环保[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44.[7] 谭江华、侯钧生.环境问题的社会建构与法学表达[J], 社会科学研究.2004.(1).83.[8] 杨通进.走向深层的环保[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11.[9] 张文显.法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3.

第四篇：法律援助申请书

法律援助申请书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年**月**日

国籍：

民族：

文化程度：

婚姻状况：□已婚 □未婚

健康状况：

职业：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码：□□□□□□□□□□□□□□□□□□

户籍地地址：

邮编： 工作单位：

身份类别： □低保对象 □农村“五保”对象 □社会福利机构中由政府供养人员 □特困职工 □农民

□农民工 □优抚对象 □军人、军属 □老年人 □未成年人 □其他

申 请 理 由

（简要写明时间、人物、地点、事件）

此致

永康市法律援助中心

申请人（签名指印）：

二○

年

月 日

申请援助时请提交以下材料:

一、本申请书；

二、身份证（或者其他有效的身份证明，代理申请人还应当提交有代理权的证明）；

三、经济困难证明（由申请人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或者有关单位出具，出示残疾证、低保证可免开证明）；

四、有关法律援助事项的相关证明、证据材料(复印件)。

申请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由其监护人或者法定代理人代为申请。

本申请书可复印，填写前请先打好草稿。如有疑问请拨打电话12348询问。

第五篇：法律援助申请书

法律援助申请书

尊敬的司法局局领导：

我叫宋淑兰，今年69岁，我丈夫王国良（大修厂职工）于30

年前为农机局办事时因公死亡。三十年来，我的生活一直靠农机局和

大修厂救济、补助维持生活。我心里也一直在默默地感激党和政府、感激农机局历届领导对我这个孤寡人家的关怀和照顾。

如今，我年岁已大，体弱多病，患有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高血

压及冠心病；胃部还做过大手术。多年来，经常去医院看病，每天都

得吃药，医药费占去了我大部分有限的遗属生活费，（遗属生活费每月95元）因此，我的生活日益艰难，生活特别困难。眼下，年关将

至，为了能使我过一个安静平和、不再为吃喝犯愁的春节，为此，特

向农机局领导提出困难补助申请，请您们根据我的目前处境和实际情

况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助，以帮助我顺利、心情愉快地渡过今年的春节。

申请人：宋淑兰

二○○六年一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