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农妇讨薪到法官上书，为什么总是求助于总理？

第一篇：从农妇讨薪到法官上书，为什么总是求助于总理？

去年10月24日，温家宝总理路过重庆市庆云阳县人和镇龙泉村，熊德明“向总理说了实话”，反映她丈夫的2300元工钱被拖欠。总理当即指示地方政府要解决好拖欠民工工资问题，六个小时之内她就拿到了被欠的工钱。熊德明因此荣获2003年“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年度社会公益奖。最近，熊德明还专门出马到到温州为民工讨薪，在遭遇到重重困难时，她一再表示要将讨薪的结果报告给温总理。

然而，“有困难找总理”，还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农妇，贵为法官的赵丕仁为民工的薪水两上北京，多次协调却未果。无奈之下也不得不而求助总理。据《重庆晨报》12月16日报道，重庆市开县人民法院丰乐法庭法官赵丕仁，为了给开县200余名民工讨回拖欠长达三年之久的355万元血汗钱，两上北京，并上书温家宝总理。同样这一举动也产生积极效果，此信被迅速转到国务院信访局，两天后，国务院信访局负责人批示，责成中铁总公司于10天内付清所拖欠的开县200余名民工工资，该公司也及时将欠款交清了。

农妇熊德明请求总理帮忙讨薪，还是可以理解，因为农妇软弱无助，在讨薪成本太高时，她向总理求助，是在走一条捷径。但是，作为法官的赵丕仁也不得不求助于总理，无论从那一角度来说，对于建设一个法治社会是不正常的。法官只服从法律，法院判决依托的是法律的尊严，是国家的权威，对法院的藐视，就是对法律的藐视，就是对国家的藐视。法官为民工讨薪的无奈，何尝又不是法律的无奈，国家的无奈？

但是，存在的悖论是，为什么总理一出面，国务院信访局负责人一批示，问题就马上又能解决？欠薪迅速能到民工手里？这能说这些欠薪的企业和老板不尊重国家的权威和尊严吗？事实上，在传统中国文化中，对国家权力的敬畏，深深植根于民众心中，如果国家真正严格地执行法律，动真格，这些“老赖”们还是心底发虚，敢于对抗国家权力的还是少数。

敢于对抗法官的“老赖”们不敢与国家最高行政权力对抗，这是为什么呢？其原因也许在于这么几点，一是从根本上讲，这些人只畏惧权力，并不遵守法律，二是在权力体系中，司法权太弱，行政权太强，在一般民众心中，也许只能称为行政权代表国家，而司法权边缘化，这在地方以行政权为核心，司法机关的人财物受制于行政机关可见一斑，因此行政权一声令下，事情就很快解决；三是只敬畏高层次的权力，并不把地方权力当作国家权力组成部分，地方法院尽管适用的是国家的法律，作为外地的企业却只服从于从上而下的行政命令，而不服从于地方法院执行法律；四是可能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加剧了“老赖”们的抵触心理，地方政府对于本地企业进行袒护，使得问题只有上级机关来加以命令或者协调才能解决。

然而，如果一个社会，包括民工薪水的讨要都要最高行政机关来解决，姑且不说最高行政机关会堪重负，难以承受，更为重要的是漠视司法权，漠视国家法律的统一适用，对国家法治建设是灾难性的。法官赵丕仁为民工讨薪从个案上看是正义的，其背后反映的制度缺陷却是值得我们反思！

通联：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邮编：３４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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