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选总统 ——透视美国大选中的民主与法治

第一篇：法官选总统 ——透视美国大选中的民主与法治

张千帆

本文上篇论述了法治在美国总统大选中的力量。通过保证权力的角逐者遵守基本的游戏规则，法治为政治竞争从分裂回归统一提供了必要的凝聚力，从而使民主政治过程得以和平、健康、稳定地进行下去。但法治并不是政治社会所遵循的惟一原则。第43届美国总统的归属由法官作出最终裁决，这固然反映了美国公众和政治精英对法院的尊重以及法治在美国政治中的重要地位。然而，选举一般是由选民直接决定的政治过程；现在，佛州乃至整个大选的结果最后居然由法院来决定，而法官本身并不是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这种做法是不是违背了基本的民主原则？我们首先必须探讨法治和民主政治之间的微妙关系。

一般认为，现代社会离不开法治，而法治的前提是司法公正与司法独立。为此，西方国家通过各种可能的途径来保障法官的判案过程不受各种非法律因素的影响。例如在审理布什与戈尔的诉讼期间，代表各自利益的共和党与民主党选民都曾针对法院游行示威。但如果其有可能影响法官判案，那么它们肯定将受到取缔与禁止。当然，更不用说当事人利用职权去干预司法活动。为了保证司法独立，美国的联邦法官并不是由选举直接产生的，且法官们不能仅因作出不合民意的司法决定而受到制裁。保障法治或司法独立的含义是，社团或政府的某些决定必须由一个中立的机构严格按照法律决定，不论掌握权力的社会势力或代表他们的政府官员在当时是否愿意；或者说，一旦法律（包括诸如宪法的“更高的法”）被制订出来，那么除非通过明确修改法律的文字，任何人———包括人民或人民代表中的多数人，甚至法律的制订者本身———都不能偏离法律的要求，或改变由一个专门机构———法院———所解释的法律的含义。任何看似至高无上的东西———无论是“人民的意志”还是“立法者”的喜怒———都不能迫使法官们放弃法律原则，因为后者才是国家的根本。

在人类社会中，凡是由人组成的社会都需要政府的统治，而凡是由人组成的政府都需要权力制衡。民主和法治是这种制衡的最根本的要素，但和人民大众及其代表一样，法官也是行为学上的普通人；他们不是任何意义上的“上帝”，他们也会犯错误甚至滥用自身的权力，且司法地位的独立与超越在某种意义上正为他们滥用职权创造了有利条件。这样就产生了“由谁来制衡制衡者”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民主社会尤为突出，因为民主在本质上是“多数人的统治”（托克维尔有时把它称为“暴政”），多数人所表达出来的一致倾向代表着不可抗拒的国家意志，也只有民主政治程序所产生的由多数人认可的政府官员才具备统治的合法性；法官们（例如联邦法院的法官）却经常不是（甚至不应该是）由选民直接决定的官员———尽管他们可能以某种方式获得民选官员的任命与批准，因而并不具备其他政治官员所具有的统治合法性，且他们的资历、受教育程度以及因法治需要而受到的隔绝于大众政治影响的刻意保护，使之看上去更像一群和多数人占统治地位的民主制度极不相称的少数贵族。因此，民主和法治在这里发生了根本的冲突。这个问题在法治国家并没有（或许永远不可能）获得最终解决，因而对法官在民主政治体制中的作用及其权限产生了经久不息的争论。

虽然民主和法治可能发生根本冲突，两者毕竟又是相辅相成的。不但法治以民主为基础，因为法官所解释的法是也应该是经由民主政治程序所产生的法，而且民主也以法治为前提。这时，司法权力的适当行使不但不违反民主原则，还对保障民主过程的完整性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在戈尔与布什之争中充分显示出来。民主政治的核心是选举；一个名副其实的民主体制必须至少要防止选举过程中的种种不规则行为（如贿赂选票、作弊或恐吓等明显违法行为），且选举结果获得相当准确的统计。固然，立法规定执法过程的质量对于保证选举的准确性至关重要，但假如缺乏司法审查，这种保障仍将是不充分的，尤其是立法和执法人员出于党派利益未必能保证选举过程的中立性。在这种情况下，独立的法官对于维护民主选举的完整性具有责无旁贷的义务。

在这个意义上，佛罗里达州的最高法院似乎在行使着一项适合法院行使的权力。但和联邦法院相比，美国许多州的法院因法官民选制度而降低了其独立性。在70年代，佛州法院改革了其法官遴选制度，因而增强了自身的独立性。这也可以从佛州最高法院稳定的民主党组成中看出。在某种意义上，佛州最高法院要求重新手工计票的决定有些类似于举世闻名的马伯里案（Marburyv．Madison），因为我们知道，正是美国宪法所造成的特殊分权制衡体制———即由不同党派和意识形态倾向的人控制了立法、执法与司法分支———才使得这一历史性决定成为可能。当然，佛州法院的决定被联邦最高法院推翻了。后者以5比4判决停止手工计票，从而在实际上宣布了布什的胜利。这两个意味深长的判决给我们提出了很多问题，在此无法逐一讨论。但最根本的是，它们都涉及到民主与法治的关系问题。当法院受理并审查对选举行为的诉讼时，政治选举被司法化了，选举的过程与结果受到了法律的有效控制———这确实是法治的表现。但与此同时，在处理这类有政治含义的问题时，司法过程也有被政治化的危险，从而变成最高法院的几位法官（经常是决定胜负的其中一位法官）代替选民作出了政治选择；如果这样，法治也就蜕化为人治，法院也就将丧失其超越的几乎神圣的权威。从这里也可以看到，法治的维持是多么艰难。

因此，民主是法治的基础与合法性来源，而法治又为民主选举“保驾护航”。让法院来决定选举过程是否符合法律要求，本身并不和民主或法治原则相冲突；相反，这是民主与法的共同要求。问题的根本在于如何保证法官的判决是严格根据法律所作出的决定，而非基于法官本人的主观偏向，因为法治既不是“多数人的专制”，也不应该是“少数人的专制”，两者必须在彼此制衡过程中和平共存。（下）

第二篇：法官选总统？ ——从美国大选看法治的力量

张千帆

在历时36天的争议和悬念之后，备受注目的美国总统大选终于确定了获胜者。当联邦最高法院宣布争议结束时，一切又恢复了往常的秩序。和以往的“战胜者”一样，副总统戈尔体面地宣布退出，与他的竞选“敌手”布什州长和解，并号召自己的选民转而支持即将继任的合众国总统———尽管戈尔本人不服法院的判决。正如戈尔所言，这是一场十分“特殊”的选举，因为和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总统选举不同，这次选举的结果可以说不是由选民决定的，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法官最后决定的。这倒并不是因为法官们有意要代替选民去作出这一重大政治选择———现代民主原则显然禁止他们这么做，而是因为双方选票比分在决定性的佛罗里达州相差无几（约万分之一），属于任何选举的正常“误差范围”之内；选举过程中发生的任何“不规则”现象———即对法律要求的偏离，例如负责组织选举的官员以某种方式偏袒其中一方，或过时的选票打孔机不能明确体现出“选民的意愿”（或自动计票器不能识别这种意愿）等等，都有可能导致人为的选择错误。如果是后面这种技术性问题，那么解决争议的最直截了当的方法，显然是对佛州选民的全部600多万张选票进行人工统计，但时间已经不允许这么做。在这种情况下，法律的要求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司法解释问题，因为其他人都可能因与竞选结果的种种利害关系（例如富人一般都希望共和党人做总统）而偏袒一方，惟有法官可以被信按照法律（而不是人情或自身利益等和法律无关的因素）作出一个中立的决定。因此，竞选双方在相持不下时，把最终的决定权交给法官，且不论结果如何都坦然接受法院的仲裁。是法治使得利益对立的人有可能走到法律的共同保护伞之下。

然而，法治对于人类社会来说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这又是被世界各国的历史所证实的。困难的关键在于法治的前提是存在一个公正的司法机构，它能在超越人的利益、感情和偏见的基础上宣布“法律是什么”，且其话语对这个社会具有最终的约束力，不论人们———尤其是对此有利害关系的权势人物———是否愿意接受这种决定。但任何人类机构都是由活生生的普通人组成的，每个凡人都有自己的利益、感情或信仰，并因此而期望获得某种特殊的政治结果。每个由人所组成的政府都是为了人———或更准确地说，经常是为了某些人———的利益而服务的。既然如此，我们到哪里去找这些“不食人间烟火”、超越人性弱点的法官？因此，法治构成了人类社会的一个基本难题：社会需要法治，而严格意义上的法治又几乎不可能实现。西方的“法治国家”为了建立一套近似于公正的司法体制煞费苦心，通过各种可能的途径来保障法官个人（而不仅仅是作为组织机构的法院）的独立性与超越性，使司法决定与法官的个人利益（包括职位、工资、社会地位和名誉等因素）“脱钩”。即便这样，法治国家仍然不能保证法官们每次都像机器那样不带偏私、准确无误地译解出法律密码的本来意义，以至今天我们仍经常能听到同样博学与睿智的法官之间经久不衰的辩论，就像佛罗里达州与联邦最高法院对戈尔与布什之争的判决一样。但这已是人类目前所能达到的最近似于法治理想的状态了。事实上，尽管西方社会对政府一贯不太信任，但对法官却“情有独钟”（社会调查一直表明公众对法院的信任度高于其它政府机构）：如果其他政府官员是“在狭义上理性”（即自私）的普通人，至少法官们还能铁面无私地秉公释法。

有理由表明，社会对法院的普遍信任是民主社会实现法治与秩序的必要条件。事实上，任何政府（不论是专制还是自由或民主）的存在、维持与运作都是和信任联系在一起的。理由大致如下：首先，一个稳定的社会必然是按照某种被普遍接受和认同的基本规则（如写在纸上的宪法、法律，或不成文的习俗与共识）来运作的，而不论运用规则的结果是否对某些人有利（例如，按照正常程序规则所产生的选举结果表明戈尔输了，戈尔本人及一大批同情他的支持者也须认同这个结果）。其次，这种规则首先必须获得政府的维持与实施，才能在人民心目中建立起有效性（如果戈尔利用其副总统的职权或布什利用其兄弟在佛罗里达州的权势，去操纵选举而获得对自己有利的结果，那么选举程序就将在选民心中逐渐失去地位）；只有政府官员自己先遵守规则，而不是纯粹为了自身的利益行动，并获得了普通百姓的充分信任，人民才会跟着遵守规则（所谓“上行下效”，在中外其实都是一样的），从而达到社会的法治。因此，关键问题是如何保障政府去遵循其自身所要实施的规则。当然，通过及时淘汰那些显然违反规则的官员，民主政治本身为政府的合法性提供了一种维护机制。但正如麦迪逊所言，经验教导人类“辅助防御”的必要性。历史证明，以政府之外的力量去制衡政府，往往是不够的，因而还必须在政府内部建立起一种力量来防止政府官员对规则偏离得太远。具备这种力量的机构存在于政府内部，属于政府的一部分，但它又和其他机构具有不同的利益和考虑，且不被它们的意志所左右。这就是相对独立的司法制度。法治国家的公民之所以还相信其政府基本上会按照所确立的规则行动，并因此自己也愿意遵守规则，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他们能够信任的法院。

法国学者托克维尔曾说过，美国政治几乎所有的重要问题最后都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进入法院，并在那里获得解决。无疑，这个论断被最近的这次大选验证了。就和以往的所有重要决定一样，美国最高法院的这次判决是否明智，历史将为此作出公证。但不论如何，选举最终的解决方式毕竟体现了美国公众和政治精英对法治———或法院———的尊重。如果说民主政治是一种由利益冲突引起的权力较量，那么法治与宪政是使得一个政治上分裂的民族回归统一的力量。正是法治为社会提供了一个共同遵守的游戏规则，使不同的政治党派在“驴象决战”之后，还能像戈尔所说的那样和平地走向一个“共同点”。（上）

（作者系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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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法官选总统——从美国大选看法治的力量(二)

在历时36天的争议和悬念之后，备受注目的美国总统大选终于确定了获胜者。当联邦最高法院宣布争议结束时，一切又恢复了往常的秩序。和以往的“战胜者”一样，副总统戈尔体面地宣布退出，与他的竞选“敌手”布什州长和解，并号召自己的选民转而支持即将继任的合众国总统-尽管戈尔本人不服法院的判决。正如戈尔所言，这是一场十分“特殊”的选举，因为和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总统选举不同，这次选举的结果可以说不是由选民决定的，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法官最后决定的。这倒并不是因为法官们有意要代替选民去作出这一重大政治选择-现代民主原则显然禁止他们这么做，而是因为双方选票比分在决定性的佛罗里达州相差无几（约万分之一），属于任何选举的正常“误差范围”之内；选举过程中发生的任何“不规则”现象-即对法律要求的偏离，例如负责组织选举的官员以某种方式偏袒其中一方，或过时的选票打孔机不能明确体现出“选民的意愿”（或自动计票器不能识别这种意愿）等等，都有可能导致人为的选择错误。如果是后面这种技术性问题，那么解决争议的最直截了当的方法，显然是对佛州选民的全部600多万张选票进行人工统计，但时间已经不允许这么做。在这种情况下，法律的要求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司法解释问题，因为其他人都可能因与竞选结果的种种利害关系（例如富人一般都希望共和党人做总统）而偏袒一方，惟有法官可以被信按照法律（而不是人情或自身利益等和法律无关的因素）作出一个中立的决定。因此，竞选双方在相持不下时，把最终的决定权交给法官，且不论结果如何都坦然接受法院的仲裁。是法治使得利益对立的人有可能走到法律的共同保护伞之下。

然而，法治对于人类社会来说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这又是被世界各国的历史所证实的。困难的关键在于法治的前提是存在一个公正的司法机构，它能在超越人的利益、感情和偏见的基础上宣布“法律是什么”，且其话语对这个社会具有最终的约束力，不论人们-尤其是对此有利害关系的权势人物-是否愿意接受这种决定。但任何人类机构都是由活生生的普通人组成的，每个凡人都有自己的利益、感情或信仰，并因此而期望获得某种特殊的政治结果。每个由人所组成的政府都是为了人-或更准确地说，经常是为了某些人-的利益而服务的。既然如此，我们到哪里去找这些“不食人间烟火”、超越人性弱点的法官？因此，法治构成了人类社会的一个基本难题：社会需要法治，而严格意义上的法治又几乎不可能实现。西方的“法治国家”为了建立一套近似于公正的司法体制煞费苦心，通过各种可能的途径来保障法官个人（而不仅仅是作为组织机构的法院）的独立性与超越性，使司法决定与法官的个人利益（包括职位、工资、社会地位和名誉等因素）“脱钩”。即便这样，法治国家仍然不能保证法官们每次都像机器那样不带偏私、准确无误地译解出法律密码的本来意义，以至今天我们仍经常能听到同样博学与睿智的法官之间经久不衰的辩论，就像佛罗里达州与联邦最高法院对戈尔与布什之争的判决一样。但这已是人类目前所能达到的最近似于法治理想的状态了。事实上，尽管西方社会对政府一贯不太信任，但对法官却“情有独钟”（社会调查一直表明公众对法院的信任度高于其它政府机构）：如果其他政府官员是“在狭义上理性”（即自私）的普通人，至少法官们还能铁面无私地秉公释法。

有理由表明，社会对法院的普遍信任是民主社会实现法治与秩序的必要条件。事实上，任何政府（不论是专制还是自由或民主）的存在、维持与运作都是和信任联系在一起的。理由大致如下：首先，一个稳定的社会必然是按照某种被普遍接受和认同的基本规则（如写在纸上的宪法、法律，或不成文的习俗与共识）来运作的，而不论运用规则的结果是否对某些人有利（例如，按照正常程序规则所产生的选举结果表明戈尔输了，戈尔本人及一大批同情他的支持者也须认同这个结果）。其次，这种规则首先必须获得政府的维持与实施，才能在人民心目中建立起有效性（如果戈尔利用其副总统的职权或布什利用其兄弟在佛罗里达州的权势，去操纵选举而获得对自己有利的结果，那么选举程序就将在选民心中逐渐失去地位）；只有政府官员自己先遵守规则，而不是纯粹为了自身的利益行动，并获得了普通百姓的充分信任，人民才会跟着遵守规则（所谓“上行下效”，在中外其实都是一样的），从而达到社会的法治。因此，关键问题是如何保障政府去遵循其自身所要实施的规则。当然，通过及时淘汰那些显然违反规则的官员，民主政治本身为政府的合法性提供了一种维护机制。但正如麦迪逊所言，经验教导人类“辅助防御”的必要性。历史证明，以政府之外的力量去制衡政府，往往是不够的，因而还必须在政府内部建立起一种力量来防止政府官员对规则偏离得太远。具备这种力量的机构存在于政府内部，属于政府的一部分，但它又和其他机构具有不同的利益和考虑，且不被它们的意志所左右。这就是相对独立的司法制度。法治国家的公民之所以还相信其政府基本上会按照所确立的规则行动，并因此自己也愿意遵守规则，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他们能够信任的法院。

法国学者托克维尔曾说过，美国政治几乎所有的重要问题最后都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进入法院，并在那里获得解决。无疑，这个论断被最近的这次大选验证了。就和以往的所有重要决定一样，美国最高法院的这次判决是否明智，历史将为此作出公证。但不论如何，选举最终的解决方式毕竟体现了美国公众和政治精英对法治-或法院-的尊重。如果说民主政治是一种由利益冲突引起的权力较量，那么法治与宪政是使得一个政治上分裂的民族回归统一的力量。正是法治为社会提供了一个共同遵守的游戏规则，使不同的政治党派在“驴象决战”之后，还能像戈尔所说的那样和平地走向一个“共同点”。（上）

第四篇：美国的民主------国会、总统、法院之间的联系与制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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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民主

国会、总统、法院之间的联系与制衡

系院：公共管理学院

专业：行政管理

年级：2010级

姓名：杨小翠

学号：201007064033

2012年11月25日

美国的民主

-----国会、总统、法院之间的联系与制衡

摘要：美国政治的伟大之处不在于它的历史多么清白无辜，而作为一个“制衡机器”，它具有相当的自我纠错能力，从而能够实现点滴改良，而不是陷于暴政的死循环。美国政治的“制衡机器”有多个路径，比较突出的有五个，其中国会、政府、法院三权分立是最显然的一个路径。我着重介绍国会、总统、法院之间的联系与制衡。

关键词：美国、民主、国会、总统、法院

在美国政治中，“美国政府”是一个大的概念，它指美国政府的所有部门，包括立法、行政、司法三大部门，而在政府三大部门之中，美国的制度、宪法都把国会作为政府的第一和最有权力的部门。当然，这种制度设计在200多年的实践中也一直在发生变化。变化之一就是行政部门的地位作用或权力在增长，但这种变化仍没有改变美国政府的结构和各个部门的法律和权力地位及相互关系的基本框架，及三权之间的相互制衡，以保证美国的民主。

一、国会

美国宪法、政治制度把主要政府权力给予国会，国会在新政府的首要作用在宪法中有显著体现。国会选区：最高法院宣布人口分布不均匀或违反规模与地理形状常规增进党派利益的选区违反宪法。并且，申明立场，认为以种族为基础划分选区也是违法的。2000年，最高法院还限制联邦政府以歧视性变化为由取消州或地方选举中的变化的权力。国会是分享权力的机构，而不是统治集团的机构，掌握过分监控和监控政府不够之间的平衡。国会实行两院制，及参议院与众议院。国会有国家政权的大部分，但这些权力都分属两院的，所以国会中，两院也是相互制约的。

宪法第二条第2款，参议院可以就条约的批准提出建议和表示同意，而且必须接受或拒绝总统提名的大使，最高法院大法官以及“美国的所有其他官员”。但参议院可以授权总统、法院或政府机构领导人减少任命的人数。国会还可以管理最高法院审理案件的权威，管理州之间的关系，并提出宪法修正案。国会通过征税和开支控制联邦政府财政的权力，监督联邦行政机关。按照制衡原则，确保行政机关在管理联邦项目中执行国会意图是国会的责任，并且随着国会继续将权力下放给行政机关，这种监督越来越重要。国会弹劾和负责制定适用于全国的法律。虽然，国会在整个美国政府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公众对它的支持最低。在国会、政府、法院三权之中，公众对最高法院的支持是最高的。

由上，我们可以充分看到，国会、政府、法院是相互制约的，美国的民主就是这样得来的。

二、政府（主要是总统）

美国联邦政府包括总统和一些政府部门及机构，但是宪法并没有授予行政部门其他任何权力，这些部门的权力来自国会、总统和法院这三大宪法分支机构的授权。这些行政部门的主要职能是政策执行，即实施国会、总统和法院的决定。

美国总统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及政府行政权力于一身。所以，美国联邦政府以总统为最高权力，以总统为核心的庞大机构，权力非常集中和明确。托克维尔说：“在美国，参加大陆会议的一些代表，尤其是经历了独立战争中缺乏大领导的痛苦的代表，认为强大的行政首脑是建立共和国的必要条件，代表们经过激烈辩论之后，创造出一个权力可以与国会制衡的行政首脑。

美国国会组织结构无法提供这种全国性的领导。国会的535名议员分为两个议院，几百个委员会和附属委员会，而且来自两大党派。多数党领袖和少数党领袖都很难保持其成员对全国性政策目标的忠诚，司法方面的活动更是被动和缓慢，所以这充分凸显出总统在美国民主制衡机器运转中的重要性。但总统权力也受到了国会的制衡，如众议院有权弹劾，参议院有权罢免总统，还可以剥夺总统提任任何其他联邦公职的权利。总统可以受到刑事起诉并按照司法系统流程进行审判。

总统权力最初来自宪法中规定的正式职责，附加权力来自联邦法院判定为宪法中规定的总统权力的“默示权力”，以及来自国会授予的权力（国会通过法律授予其他权力，称“法定权力”。总统任命1300个行政机关政策制定者，检察官、司法官、大使等职位，对所有这些职位的任命都需要参议院的批准，总统任命1140个高级文职职位，则不需参议院批准。总统也可以罢免官员。总之，国会制定政策，总统执行政策。

另外，总统也受到法院的制约。1935年，最高法院修订罢免权，指出总统可以罢免他任命的从事纯管理性工作的官员，但是不能罢免那些具有准立法和司法职责的官员。《爱国者法》同意总统和司法部门可以直接任免联邦检察官。并且，国会休会期间，总统可以不经参议院批准任命某些官员。宪法还规定总统有权对危害合众国的犯罪行为颁赐缓刑和赦免，但弹劾案除外，所有赦免令都是通过司法部执行的。宪法授予美国总统承认外国政府的权力，经咨询参议院并取得其同意的缔结条约的权力，与其他国家元首签订特殊协议不须经国会批准，作为首席外交官，美国总统主导美国外交政策要得到最高法院的支持。

我们可以看出，在外交权力上，总统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是国会都无法控制的。越南战争就是总统主导外交政策的一个例证。在1973年，虽然国会推翻尼克松的否决，通过了《战争权力法》，但是后面执行起来是困难重重，并且也没什么效果。

三、法院

司法是美国广义政府的三大部门之一。法国的托克维尔对司法在美国制度中的作用予以充分肯定。他认为：“有三件事情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有助于在新大陆维护民主共和制度。第一是美国人采取的联邦形式，它使美国把一个大共和国的强大性与一个小共和国的安全性结合起来。第二是乡镇的制度，它是限制着多数的专制，又使人民养成爱好自由的习惯和掌握行使自由的艺术。第三是司法权的结构。”他指出法院是如何纠正偏差，以及如何约束和引导多数的运动而又从来不禁止这种运动的。

美国的最高法院，不管从其职权的性质来说，还是从其管辖的受审人的范围来说，均远远高于已知的任何法院。它是全国唯一的最高法庭。尽管它的组织完全是司法性的，但它的职权却差不多完全是政治性的。联邦的安定、繁荣和生存本身，全系于七位联邦法官之手。没有他们，宪法只是一纸空文。行政权也依靠他们去抵制立法机构的侵犯，而立法权则依靠他们使自己不受行政权的进攻。联邦依靠他们使各州服从，而各州则依靠他们抵制联邦的过分要求。公共利益依靠他们去抵制私人利益，而私人利益则依靠他们去抵制公共利益。保守派依靠他们去抵制民主派的放纵，而民主派则依靠他们去抵制保守派的顽固。

美国法院在制定公共政策方面所起的作用比任何其他国家的都大。美国司法系统构成美国政治过程的一部分。法官对法律做出解释，他们就成为政治角色----政治机构中的政策制定者。从这个意义上看，美国司法系统中最重要是政治力量是美国最高法院。

美国所有联邦法官都是任命的。《宪法》第二条地2款规定，由总统在参议院的建议和赞同下任命最高法院大法官，在其他联邦法官的选择上，国会起到这种作用。这就意味着，参议院与总统共同决定各级联邦法官人选。对于法官的人选，宪法中没有其他要求。但是有一个不成文的要求：法官应是律师而且应属于总统所属党。联邦法官的选择是高度政治化的。

我们可以看出，法官的任命过程是政治化的，并且还联系到一些党派之争，总统与参议院的矛盾与妥协。法官具有独立性。

司法系统是美国政治生活中最活跃，最重要的机构之一。尤其是在联邦层次上，司法判决对美国政治决定和政策制定产生了主要影响。最高法院还以有利于政府的方式解决了政府与企业间的矛盾，还批准了大部分监管商业活动的法律。另外，它还有许多相关法律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如堕胎权和隐私权，死亡的权利，自由和平等。

虽然美国司法系统在世界上属于独立性最强的。但是，法院并不是绝对独立的，还有许多政治制衡措施对法院行使司法审查和“积极”政策的能力进行限制。

首先，行政制衡：最高法院没有执行权力，其决定能否被执行取决于两个政府分支的合作。更常见的是，总统在联邦法官位置出现空缺时任命新法官，从而对司法系统施加影响，州政府级的行政机构也可以拒绝执行他们不同意的法院决议。然后，议会制衡：法院可以做出判决，但经常需要地方、州或联邦议会提供执行法院判决所需要的资费。联邦议会和州议会还可以通过宪法修正案推翻法院判决。还有，司法系统：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一般在做出判决时会自我克制。这不仅是由于他们知道另外两个政府部门能够进行制衡，还因为这是多种司法传统的要求。另外，高等法院可以推翻低级法院的判决。低级法院也可以对高级法院进行制衡，也可以忽略高级法院的判决。

四、总结

以上三权之间的相互制衡主要表现在：国会虽然有立法权，但总统又能否决国会的立法，而国会又能一2/3的多数否定总统的否决。总统虽然有权提名联邦法官和政府部长的候选人以及缔结条约，但都必须经过参议院的批准才能生效。国会还有一2/3多数弹劾总统和法官免职的权力。国会两院也通过互有否决权，而相互制衡，也就是说任何立法的出台，都必须由两院同时多数通过。总统虽然有权任命法官，而法官一旦任职后，就有权对宪法在内的一切法律做出解释从而导致了司法复审权的确立。法院还有权宣布国会通过、总统签署的法律因违宪而非法，总统和国会都必须服从法院的判决。不过因为最高法院无权否定宪法，所以国会又可以通过宪法修正案否决法院的判决。国会还有权对玩忽职守的法官进行弹劾。

20世纪以后，随着垄断资本的发展、各项社会改革的进行、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的加强，三权结构的重心逐渐向总统倾斜。在以总统为中心的三权关系的新格局中，总统不仅掌握着行政权，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支配着立法权。

这种新格局中三权的制衡，主要表现在：国会仍然是政府决策程序的重要中心，特别是总统的对外事务和重大决策，仍然需经国会通过和批准。国会仍有许多办法，比如使用立法否决权、政党领袖召开国会会议等，限制总统权力。司法部门虽然仍然可以用司法复审权废除国会的立法，但罗斯福新政后，一适应新的发展形势，最高法院对宪法的解释已由严格转为灵活，在运用司法复审权时，也由“积极行动主义”转变为“克制主义”，让国会和行政部门能依据新情况制定新法律和新的政策，不再凌驾于国会和行政部门之上，随意废除国会的立法和行政部门的政策。这也为总统权力的扩大和发挥，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天地。

总统权力的扩大，不仅破坏了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之间，即纵向权力的制衡，也破坏了联邦政府三权之间，即横向权力的制衡，从而使美国政治制度中民主的成分不断减少，三权相互制衡的作用不断削弱，政治制度的优势在不断丧失。

总的来看，三权分立是美国元勋们开创的美国民主制度的特色，它适合美国的历史条件和国情，所以为美国人民所接受，并引以为自豪。毫无疑问，我们应当尊重美国人民的选择，予以高度评价。但它绝不是一种完美无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治制度，有优点、有缺点，存在严重的缺陷。而且美国发展的现实，正在质疑、挑战、背离美国开国元勋们三权分立的理想。（充当世界警察的角色，到处耀武扬威，处处与中国为敌）

参考文献：

[ 1 ].楚树龙，荣予.美国政府和政治.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2 [ 2 ].刘国平.美国民主制度输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8 [ 3 ].林喆.权力腐败与权力制约（修订本）.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1 [ 4 ].托克维尔（法）著，张杨译.论美国的民主.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