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关于粤闽京沪部分法院多元化调解工作的考察报告（共）
11月3日至11月7日，受院党组指派，我和民二庭刘志新法官到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保安区人民法院，珠海市南湾法庭，汕头市金平区人民法院、龙湖区人民法院，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思明区人民法院进行了为期五天的关于“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课题的考察。刘志新法官还单独到上海浦东新区法院作了考察。通过计算机网络，我还对上海市松江区法院、北京市朝阳区法院作了考察。收获很大，受到很多启发，对我院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工作有了进一步认识，更坚定了改革的信心。
一、基本情况
总体印象是硬件设施一流，很多法院有多元化调解意识，部分法院已经开始了实践。但是各地普遍处于探索阶段，认识亟待提高，效果不十分明显。改革中，或多或少存在着各种有待于解决的问题，例如，调解衔接不顺畅，领导重视程度不够，探索工作比较保守，过于追求形式不求实效，一些法院仅仅为实现了诉讼案件负增长而沾沾自喜等等。
1、汕头市基层法院
在考察的基层法院中，汕头市的两个基层法院是仅有的没有搞“多元化”改革的法院。在汕头经济特区的龙湖法院考察，通过与立案人员交谈了解到：由于近年来汕头经济始终不景气，诉讼案件本来不多（全院在编100人，年受理各类案件约4000件），而且呈下降趋势，“根本没必要搞多元化调解”。
2、厦门市基层法院
厦门市人大常委会于XX年10月26日审议通过了《关于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决定》，是全国第一个关于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地方立法文件。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也相应出台了文件，用于指导和支持、鼓励基层法院进行探索和实践。思明区法院没有设立人民调解室，但其滨海法庭自XX年8月起与司法所建立了联系，开展了委托人民调解组织调解工作，每年通过人民调解解决民间纠纷百件左右（其三年收案为2251件）。
3、深圳市的基层法院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中标最高人民法院XX年年重点调研课题《关于建立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调研》。在运用多种方法调研的同时，深圳中院成立了以院长为组长的工作领导小组，派出中院法官到基层法院挂点指导人民调解组织。2010年3月，该院完成了调研报告。
该报告从宏观上提出了“着眼于整个国家转型的时代背景，着眼于构建和谐社会的大局，充分考虑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因素以及社会公众的实际需求，正确定位各种纠纷解决方式的职能，厘清有关纠纷解决机制的一些模糊认识”等指导思想，并对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与和谐社会的关系、现行机制存在的问题、原则和理念及机制的重整与架构作了一定探讨。
在实效方面，深圳尚处于对诉讼调解、行政调解及民间调解等方面的调研、探讨阶段。
其下辖的保安区法院，作为案件数量最多（在编人员约300人，2010年收案约5万件）的法院，虽然在硬件设施、管理和便民利民方面比较突出（根据直观观察和偶遇的领导视察规模判断），但是并没有直接开展指导人民调解工作和法院附设adr工作，仅在本院设一间由一名法官和两名事务性书记员负责主持的调解室，进行了法院内部多元化调解的初步探索，但实际工作效果并不明显。
4、珠海市基层法院
珠海市的南湾法庭，于XX年年7月被最高人民法院授予“全国法院指导人民调解工作先进集体”称号，也是考察中见到的唯一直接在法庭设立人民调解室的基层单位。
该法庭在立案窗口设立专门接待选择人民调解的工作人员，在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基础上，为来访人提供及时、便捷的人民调解程式。在立案大厅的另一侧是两间环境优雅、布置讲究的人民调解室。两位年轻的人民调解员礼貌地接待来访人。经庭长介绍，该区区委，院党组、特别是院长对法庭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探索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支持，并放手让他们大胆尝试、积极探索。司法行政部门积极配合。法庭在协调各相关方面关系，稳定人民调解员队伍，解决人民调解员待遇、培训人民调解员、指导人民调解和机制探索等方面付出了相当大的努力。该法庭8名法官，年受理各类案件约2400件，法官压力很大。2010年委托、指导人民调解成功近百件民商事纠纷，社会效果很好。
5、北京朝阳区法院和上海市浦东新区、松江区法院的基本情况。以上三个基层法院是我国开展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探索和实践较早而倍受瞩目的法院。其特点是：法院人才资源丰富，案件数量惊人（近年来受理各类案件都在五万件左右）；法院科技运用水平高，均及时将现代科技应用于审判管理院务、审判、队伍管理和具体审判工作以及对外宣传等，例如各院都建立了自己的网站，设置电子安检设备等；地区经济发达、群众文化层次较高、法律意识较强。
2010年全年，北京朝阳区法院通过人民调解化解纠纷1000余件、松江区法院3000余件（含指导交警调解）。松江区法院院长还做客东方网站、邀请最高人民法院和国内专家学者到院进行调研研讨、通过人民法院报等媒体宣传和介绍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为推进完善我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进程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取得成效的原因
1、立法机关、党政部门重视，特别是一把手肯定、支持、放权，是改革成功的保障。厦门、深圳、珠海和松江法院的实践和探索的成就都证明了这一点。
第二篇：关于粤闽京沪部分法院多元化调解工作的考察报告
11月3日至11月7日，受院党组指派，我和民二庭刘志新法官到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保安区人民法院，珠海市南湾法庭，汕头市金平区人民法院、龙湖区人民法院，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思明区人民法院进行了为期五天的关于“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课题的考察。刘志新法官还单独到上海浦东新区法院作了考察。通过计算机网络，我还对上海市松江区法院、北京市朝阳区法院作了考察。收获很大，受到很多启发，对我院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工作有了进一步认识，更坚定了改革的信心。
一、基本情况
总体印象是硬件设施一流，很多法院有多元化调解意识，部分法院已经开始了实践。但是各地普遍处于探索阶段，认识亟待提高，效果不十分明显。改革中，或多或少存在着各种有待于解决的问题，例如，调解衔接不顺畅，领导重视程度不够，探索工作比较保守，过于追求形式不求实效，一些法院仅仅为实现了诉讼案件负增长而沾沾自喜等等。
1、汕头市基层法院
在考察的基层法院中，汕头市的两个基层法院是仅有的没有搞“多元化”改革的法院。在汕头经济特区的龙湖法院考察，通过与立案人员交谈了解到：由于近年来汕头经济始终不景气，诉讼案件本来不多（全院在编100人，年受理各类案件约4000件），而且呈下降趋势，“根本没必要搞多元化调解”。
2、厦门市基层法院
3、深圳市的基层法院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中标最高人民法院xx年年重点调研课题《关于建立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调研》。在运用多种方法调研的同时，深圳中院成立了以院长为组长的工作领导小组，派出中院法官到基层法院挂点指导人民调解组织。2012年3月，该院完成了调研报告。
该报告从宏观上提出了“着眼于整个国家转型的时代背景，着眼于构建和谐社会的大局，充分考虑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因素以及社会公众的实际需求，正确定位各种纠纷解决方式的职能，厘清有关纠纷解决机制的一些模糊认识”等指导思想，并对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与和谐社会的关系、现行机制存在的问题、原则和理念及机制的重整与架构作了一定探讨。
在实效方面，深圳尚处于对诉讼调解、行政调解及民间调解等方面的调研、探讨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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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下辖的保安区法院，作为案件数量最多（在编人员约300人，2012年收案约5万件）的法院，虽然在硬件设施、管理和便民利民方面比较突出（根据直观观察和偶遇的领导视察规模判断），但是并没有直接开展指导人民调解工作和法院附设adr工作，仅在本院设一间由一名法官和两名事务性书记员负责主持的调解室，进行了法院内部多元化调解的初步探索，但实际工作效果并不明显。
4、珠海市基层法院
珠海市的南湾法庭，于xx年年7月被最高人民法院授予“全国法院指导人民调解工作先进集体”称号，也是考察中见到的唯一直接在法庭设立人民调解室的基层单位。
该法庭在立案窗口设立专门接待选择人民调解的工作人员，在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基础上，为来访人提供及时、便捷的人民调解程式。在立案大厅的另一侧是两间环境优雅、布置讲究的人民调解室。两位年轻的人民调解员礼貌地接待来访人。经庭长介绍，该区区委，院党组、特别是院长对法庭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探索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支持，并放手让他们大胆尝试、积极探索。司法行政部门积极配合。法庭在协调各相关方面关系，稳定人民调解员队伍，解决人民调解员待遇、培训人民调解员、指导人民调解和机制探索等方面付出了相当大的努力。该法庭8名法官，年受理各类案件约2400件，法官压力很大。2012年委托、指导人民调解成功近百件民商事纠纷，社会效果很好。
5、北京朝阳区法院和上海市浦东新区、松江区法院的基本情况。以上三个基层法院是我国开展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探索和实践较早而倍受瞩目的法院。其特点是：法院人才资源丰富，案件数量惊人（近年来受理各类案件都在五万件左右）；法院科技运用水平高，均及时将现代科技应用于审判管理院务、审判、队伍管理和具体审判工作以及对外宣传等，例如各院都建立了自己的网站，设置电子安检设备等；地区经济发达、群众文化层次较高、法律意识较强。
2012年全年，北京朝阳区法院通过人民调解化解纠纷1000余件、松江区法院3000余件（含指导交警调解）。松江区法院院长还做客东方网站、邀请最高人民法院和国内专家学者到院进行调研研讨、通过人民法院报等媒体宣传和介绍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为推进完善我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进程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取得成效的原因
1、立法机关、党政部门重视，特别是一把手肯定、支持、放权，是改革成功的保障。厦门、深圳、珠海和松江法院的实践和探索的成就都证明了这一点。
第三篇：考察报告--赴粤考察党建工作的报告（共）
考察报告--赴粤考察党建工作的报告一、一街一镇一村的基本情况
北京街地处广州市越秀区中心，面积056平方公里，有82条自然街巷，是广州市老城区传统的商业中心，名闻遐迩的北京路商业步行街贯穿其中。辖区内有13万户计43万人，设有14个居民委员会。近年来，北京街在社区党建工作中成效显著，先后荣获中国街道之星、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城区街道乡镇发展委员会委员单位、广东省街道之星、广东省文明单位、广州市文明街道标兵等光荣称号。
南岭村是龙岗区布吉镇的一个行政村，位于深圳市中部，面积412平方公里，有村民190户、800人，外来劳务工3万多人。2002年，全村集体经济总收入19亿元，纯收入8000万元，人均纯收入10万元。目前村集体固定资产已达10亿元，人均占有集体固定资产100万元。村里实行工资制，年老农民享受退休金，村民享受公费医疗，学生和儿童公费入学入园，村民全部住上别墅式楼房，是典型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二、一街一镇一村党建工作的主要特点
作为全国、省、市先进及社区党建的重要试点单位之一，北京街面对社区建设这一崭新课题，从“小事不出社区，大事不出地区”的目标出发，营造良好环境，造福社区百姓，构建社区服务网络。街道投入100多万元建立起“社区服务中心”、“劳动和保障服务中心”、北京街社区信息网站，使社区居民可在办事处所在地集中办理社会救助、社区医疗、计生服务、失业登记、暂住登记、法律援助、职业介绍、家政服务等各种事务和享受社区的各种便利服务。街道利用文化站的场地，率先建立起“北京街地区紧急灾情庇护中心”。在原有志愿者队伍的基础上，建立起北京街地区党员志愿者服务队、医务人员志愿者服务队、越秀区个协西湖分会志愿者服务队等8支志愿者服务队。两大服务中心与分布在辖区内的各种有偿、无偿的社区服务点，以及活跃在街头小巷的社区志愿者，组成了覆盖全街的服务网络。他们认为，社区建设的核心就是要把社区变成“百姓之家”。于是，他们率先建立广州市第一个社区信访网络，设立了人民来访接待室和领导接待室，设置开通信访热线，并在全街14个社区居委建立起社区信访工作接待站，使信访延伸进社区。社区群众有了一个联系党组织和社区居民的“联络点”，有了反映呼声、表达愿望的“传声站”，群众的各种小事、难事有了一个倾诉和解决的地方。他们还把党建工作拓展到新经济组织。在全面摸查的基础上，坚持成熟一个建立一个，建立一个巩固一个，巩固一个带动一片，以点带面，逐步推广的工作方针，以“独立建支”和“联合建支”的形式，先后建立了北京路商业步行街党支部等8个非公有制企业党支部。在区委的支持领导下，他们又于去年10月13日成立了北京街非公有制企业党委，由街道党政办主任兼任党委专职副书记，实现了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新的突破。他们以党建为龙头，全面促进非公有制企业工、青、妇等群团建设，把强本固基工程落到了实处。与此同时，他们指导转制企业党支部根据自身的特点，抓好提高党员、员工的综合素质，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和骨干作用，促进企业的壮大和发展。
小榄镇是国家建设部确定的小城镇建设试点镇和村镇建设示范镇。稳步快速发展的经济建设，为城镇建设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全镇党员5800名。镇党政领导班子在坚持“团结、勤奋、求实、创新”的基础上，以建立“学习、民主、高效、勤政、廉洁”的领导班子为目标，一心为公，掌权为民，依法办事。他们以“群众满意不满意，你为群众做了些什么实事”为评判干部是否称职的标准，促进机关作风转变。建立党员联系村务工作责任制，充分发挥党员作用。注重挖掘历史资源，并以此为抓手推进党建工作。充分利用本镇菊花文化已有数百年的历史的特色，举办镇“菊花文化艺术节”，创建“中国民间(菊花文化)艺术之乡”；根据书法绘画蔚然成风的镇情，弘扬传统书法艺术，实现先进文化对经济发展和社会各项事业的推动作用。2000年，该镇被国家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书画)之乡”。
南岭村共有党员82名，村党总支部下设村、消防、治安三个支部。20年来，在大力发展集体经济和实现共同富裕的同时，村党总支始终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要求干部树“三心”——公心、责任心、事业心；群众过“三关”——思想关、文化关、劳动关。与此同时，以“四个倡导”(倡导富而好劳，艰苦奋斗创大业；倡导富而崇德，破旧除陋树新风；倡导富而好学，重教求知育新人；倡导富而思进，超越自我再向前)培养塑造现代南岭人。“穷时有志气，富时没毛病”，成为现代南岭人精神的真实写照。2000年2月22日，江泽民同志在视察该村时发出了“致富思源、富而思进”的重要指示。2003年4月12日，胡锦涛总书记考察南岭村时，勉励南岭村要“不自满、不松懈、不停步”。
三、体会
尽管本次考察的时间较短，学习交流的深度有限，但留给我们的记忆很深，体会颇多。
一是党员干部是关键。如南岭村在短短的20年，人均收入由不足100元到今天的10万元，村集体固定资产由7000元到10亿元，如此迅猛的发展态势，离不开党员干部的带头示范。在9名村两委干部的家属中，有6人在村清洁队当清洁工，其中就有南岭村的带头人——党的十六大代表、全国劳动模范、村党支部书记张伟基的爱人，而且一干就是十几年。多年来，南岭村的党员干部没有一家私人小店，没有一平方米的私家厂房，他们和村民一样按时签到上班，和村民一样同股同利，没有任何特殊。村干部掌握着10亿元资产，迄今没有发现一个干部违法违纪，出现经济问题。正是村干部的“公心、责任心、事业心”，才使干部和群众“贴心”。正如张伟基所说的那样，南岭人不但要眼前富，还要长久富；不但要物质富，还要精神富；不但要个人富，还要共同富!
二是群众利益无小事。在被评为广东省、广州市优秀党务工作者和“羊城公德公益百星”中的“勤政为民之星”的北京街党工委书记甘国锵看来，关系到群众根本利益的，没有一件是小事。为官一任，就要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实实在在地为群众谋利益。他为了改进机关干部的工作作风，改变窗口办事人员与居民群众的关系，进一步解决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现象，提出了六个“多一点”和六个“少一点(多一点笑容，少一点木讷；多一点爱心，少一点急躁；多一点到民宅，少一点坐科室；多一点称我们，少一点讲彼此；多一点办实事，少一点喊口号；多一点讲服务，少一点提管理)的要求，通过切实可行的具体要求，改变了机关工作人员的作风。
三是党建工作要推进。几年来，我区的各级党组织从金山实际出发，以“凝聚力工程”为总抓手，积极探索城乡一体化的社区党建工作新格局，逐步形成了区域性的社区党建工作网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为金山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此次考察，看到了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快速发展、三个文明建设同步推进的成果，使我们备受鼓舞。我们要按照区委提出的“依靠党建抓发展，围绕发展抓党建”的指导思想，借鉴兄弟单位的有益经验，继续开拓创新，奋发有为，不断提高我区党建工作的水平。■中共金山区委组织部
第四篇：人民调解工作与法院调解工作衔接的路径探寻
人民调解工作与法院调解工作衔接的路径探寻
【内容提要】 加强人民调解工作与法院调解工作的沟通和衔接，是当前进一步发展和开拓人民调解工作的时代要求。本文试图对人民调解工作与法院调解工作的衔接的方式、方法做粗浅的探讨，详细论述人民调解协议书与法院调解书效力的衔接问题。笔者认为，在当前的实际情况下，应着力提升人民调解协议书的约束力，实现人民调解协议书与法院调解书的效力衔接，从而进一步降低调解成本，提高调解成功率，更充分地发挥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作用。
【关 键 词】 人民调解 法院调解 衔接
调解是各国解决民事纠纷的三大制度之一，尤其是在我国，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的人民调解在处理居民之间的民事纠纷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不仅在于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中讲究和谐精神与协调一致[1]，人们有“厌诉”心理，发生纠纷时往往更多地求助于调解；而且从现实的层面上，调解不仅有利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迅速解决，并且有利于减轻法院的诉累。
然而，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达成的调解协议书没有法律上的强制约束力，一方当事人一旦反悔，调解协议书就成为一纸空文，这不仅是对社会资源的一种巨大浪费。无疑，这样的制度不仅是不公平的，特别是与当下社会要求建立一个信用社会是背道而驰的，十分不利于建立一个良性的市场经济体制与环境。
因此，人民调解工作与法院调解工作加强沟通协调，采取优势互补，是发展人民调解工作的时代要求，是拓宽和完善调解制度的积极路径。
一、人民调解与法院调解的关系
（一）二者作为调解的共性
1、非对抗性和平协商，有利于减少当事人的对抗，和平解决纠纷。
2、程序简便快速，减少解决纠纷的时间和成本。
3、可以适当参考援引地方习惯、道德、人情等社会规范，缓和法律与本土实际情况的矛盾，做到合情、合理。
4、在法律法规规定不明确的情况下，合理快捷解决纠纷。
5、维护社会稳定，培养公众诚信的道德观，增加社会凝聚力，缓和社会转型过程的矛盾和冲突。
6、调解的非对抗性和数额上的让步有利于义务人自觉履行义务，高效、彻底的解决纠纷。
（二）人民调解的优势（相对于法院调解而言）
1、人民调解的程序更为简便、快速且不收费，可就地就近解决纠纷，大大减少当事人的时间和成本。
2、人民调解方式灵活，更易促成双方当事人的和解。
3、参与人民调解主体的广泛性，可利用的促成和解的资源的多样性，如亲情、乡情、人情等，均可促成和解的达成。
（三）人民调解的缺陷（相对于法院调解而言）
1、多数调解人员文化程度偏低，法律政策和业务水平欠缺，不能适应当前调解工作的需要。
2、调解有时缺乏规范性和专业性，不能做到依法调解，难以让双方当事人心服口服。
3、由于调解协议不具有强制执行力，使得纠纷解决有时不具有彻底性。
二、二者衔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随着改革和发展的不断深入，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念和相互之间的利益关系发生很大变化，各种矛盾突出、多发、复杂。面对新时期出现的大量人民内部矛盾，我们应当加强人民调解与法院调解的衔接，进一步提高人民调解的成功率，降低投入人民调解的成本，迅速、彻底地把矛盾消灭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以适应当前市场经济发展的快节奏，真正达到人民调解与法院调解工作的良性互动，从而提高大调解的公信力，开创人民调解工作的新局面。
“调解书具有合同的法律效力。如果一方当事人违约，另一方当事人可以寻求新途径解决争议。”[2] 另一方当事人向法院起诉后，法院应认定调解协议书具有合同（契约）的效力，应判定不履行调解协议书的一方当事人承担违约的法律责任，除非不履行调解协议书的一方当事人提出证据证明调解协议书。
为什么人民调解协议书具有合同（契约）的效力呢？人民调解委员会和社区矛盾调解中心调解的范围仅为民事性纠纷，属于私法的范围。而私法以私人平等和自治为基本理念，[3] 意思自治的真谛在于尊重选择，其基本点则是自主参与和自己责任。调解协议书是当事人在平等和自愿的前提下签订的，虽然双方可能都做出了让步，牺牲了自己在纠纷发生时要求的部分利益，然而他们最终发现，“只有与对手彼此都接受双方同意的约束，即契约，才是唯一现实的选择，”[4] 这正是当事人自主参与的结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民尊奉私法自治理念去参与生活，必须把理性判断作为交往的前提。自主参与者对于参与所导致的结果负担责任，即自己责任，这是自主参与的必然逻辑。如果当事方不履行调解协议，意即当事方存在过错，根据意思自治理念，有过错的加害人必须对加害行为负责，即过错责任。既然我国的《民法通则》承认意思自治原则[5]，作为国家司法机关的人民法院有何理由不尊重当事人自治的结果呢？
人民法院在诉讼中认定人民调解协议书具有合同的效力，同时也符合程序法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6条第2款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根据自愿原则进行调解。当事人对调解达成的协议应当履行……”在此法律规定，当事人应当履行调解协议，在人民调解协议书的效力问题上法律做出的是强行性规定，当事人没有履行或是不履行自由选择权，反言之，当事人不履行调解协议就要承担法律责任。该款随即规定：“当事人……反悔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该规定并没有说，当事人因反悔而不履行调解协议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从条文规定中也推导不出这样的意思。反过来，如果认为推出这样的意思，显然与该条文的前半句“当事人对调解达成的协议应当履行”是矛盾的，立法者不可能在同一条文中做出相反的意思。该条规定只是赋予当事人在不履行调解协议时除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之外的另一解决争议的新途径，即诉讼。法律赋予当事人的是起诉权，而不是胜诉权。在此情况下，无论是反悔方起诉，还是对方起诉，在民事实体法上，反悔方都要承担不履行协议的法律责任，除非法院认定调解协议无效。[6]
2、人民调解协议书与法院调解书的效力衔接
通过第一部分的论述，我们解决了人民调解协议书的基础效力问题，然而人民调解委员会和社区矛盾调解中心主持下达成的调解协议书没有法律上的强制执行力，一方当事人违约，另一方当事人不能以此为依据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这对于社会资源来说是一种浪费，同时也不利于树立人民调解的威信，这样大量的标的小、社会影响不大的民间纠纷将会涌到法院去解决，势必增加人民法院的诉累。
在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及仲裁法中都有调解制度的规定，而法院调解书与判决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具有给付内容的法院调解书具有强制执行力。为赋予人民调解协议书以法律强制效力，我们设想，把人民调解协议书与法院调解书衔接起来，即人民法院可以应当事人的申请，按照一定的法律程序，根据人民调解协议书的内容制作调解书，该调解书即具有法院调解书的法律效力，当事人可以以此申请强制执行。实行这种衔接制度，不仅具有现实上的重大意义，而且具有法理上的可行性。
（3）法院审理的结果。法院对人民调解协议书的审理结果可能有几种情形：一是，一般情况下，经过审理，独任庭认为人民调解协议书协议内容清楚、合法的，应依据人民调解协议书的内容制作法院调解书，要求双方当事人要调解书上签字，加盖人民法院印章。二是，如果独任庭认为人民调解协议书协议内容不清或者违法或者有欺诈、强迫等情形的，应认定协议书无效。在双方当事人愿意再行调解的情况下，可以主持当事人达成新的协议，并以此制作调解书。三是，如果在独任庭制作调解书前，当事人双方撤回申请的，应裁定撤销案件；一方当事人撤回申请或不同意法院调解的，另一方当事人坚持不撤回申请的，应驳回申请，告知不撤回一方可以另行起诉。法院受理起诉后，在审理时人民调解协议书具有合同的效力。
4、人民调解协议书适用证据规则问题
2002年4月1日开始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7条规定：“在诉讼中，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或者和解的目的作出妥协所涉及的对案件事实的认可，不得在其后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是否与这一规定发生冲突呢？我们认为，不发生冲突。
第67条的规定是针对法院主持的调解或当事人庭外和解而作出的，其目的是消除当事人害怕在调解或和解中因承认案件事实而在其后诉讼中给自己带来不利的顾虑，鼓励当事人在调解或和解中作出让步，从而促进调解或和解协议的达成。从条文的规定，我们可以看出，这项证据规则只对达不成调解协议的情况下才适用，如果双方当事人在法院的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一般情况下不适用该项证据规定，除非当事人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80条[10]的规定提起再审。因为当事人一旦签收了法院制作的调解书，调解书即具备了法律效力，本案已经结束，不存在“其后的诉讼”，第67条证据规定失去适用条件。当事人要按照调解书的内容履行义务，当事人由于妥协而产生的对己不利的后果一旦列为调解书的内容，当事人同样必须履行。
人民调解委员会或社区矛盾调处中心主持下进行调解与法院主持调解同样适用第67条证据规则。在人民调解过程中，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作出妥协所涉及的对案件事实的认可，同样不能在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但是当事人之间一旦达成协议，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后，人民调解协议书就具备了合同的法律效力，当事人则不能就人民调解协议书的内容在诉讼中引用第67条证据规则，除非当事人证明人民调解协议书无效。如果人民法院根据人民调解协议书的内容，审核后制作法院调解书，则适用法院调解书的效力，如前段的分析，一般也不再适用第67条证据规则。
值得一提的是，涉及调解协议纠纷的案件，进入诉讼程序后，一方当事人申请人民调解员作为证人就相关事实作证，其申请应否准许以及人民调解员的证言效力。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70条的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然而鉴于人民调解员身份的特殊性，就此问题，笔者认为应明确规定对一方当事人的此种申请，人民法院不予准许。人民调解员作为调处纠纷的中立第三方，公平、公正的处理纠纷，不应作为任何一方的证人出庭作证，否则会极大影响大调解的公正性和公平性，不利于大调解工作的顺利开展。在审理过程中，就案件事实确需人民调解员作出澄清说明的，由人民法院依职权向人民调解员调查取证，人民调解员的证言效力一般高于其他证人的效力，因其本质上是中立的第三方，与当事人均无利害关系，且法律素养比较高，更能忠于事实，忠于法律，维护法律的尊严。
参考文献：
[1] 详见赵震江主编：《法律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19页。
[2] 黄进、张丽英主编：《国际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67页。
[3] 张俊浩主编：《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页。
[4] 同上，第22页。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4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原则。”详细阐释参见彭万林主编：《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5－37页。
[6] 此处法院认定调解协议无效并不应是随意的，而是应依照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与可撤销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58、59条、《合同法》第52、54条），并参照人民法院对仲裁裁决的审核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58条）来进行。
[7] 参见陈桂明、宋英辉主编：《诉讼法与律师制度》，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55页。
[8] 《上海市人民调解工作指导委员会关于加强人民调解工作的若干规定》第30条第1款规定：“人民调解协议书的内容由纠纷当事人约定，一般应包括下以下条款：
（一）纠纷当事人基本情况；
（二）争议事项；
（三）协议内容。”
[9] 书面审理方式，应该说不违背我国民事诉讼法的原则。在民事诉讼第二审程序中，可以只进行书面审理。但此可以借鉴用之。对人民调解协议书而言，社区矛盾调解中心已进行一次调解，法院的审理在衔接的意义上，也可以算是第二次了。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80条规定：“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提出证据证明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调解协议内容违反法律的，可以申请再审。经人民法院审查属实的，应当再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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