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法律的理性与历史性考察看法学的思考方式(发言提纲)

第一篇：由法律的理性与历史性考察看法学的思考方式(发言提纲)

由法律的理性与历史性考察看法学的思考方式（发言提纲）—— 舒国滢

德国历史法学派的创始人卡尔•冯•萨维尼认为（Friedrich Carl von Savigny，1779-1861）曾经指出：法学是“彻底的历史及彻底的哲学性”之学。他将法学的“哲学性”因素同“体系性”因素等量齐观，认为：在历史中逐渐形成的“实在”法有一种“内在的理性”，这种理性促成实在法的统一及关联性，只有体系化的法学才能发现之。其门徒普赫塔（Georg Friedrich Puchta,1798-1846）进一步将这个体系理解为形式逻辑的、抽象概念体系，从而走向“概念法学”之途。其后的“潘德克顿学派（学说汇纂学派）”法学理论（即概念法学）大体上具有相同的信条：法律是一个内含多样性而又具有意义整体的有机体系，该体系是按照形式逻辑的规则建构的“概念金字塔”（Begriffspyramide）。人类根据国家的“理性建筑学”（Architektonik der Vernuenftigkeit）标准来进行建构，就可以通过一定的质料将这个体系表达出来（成文法典体系）。有了这个通过成文法典之质料表达的体系，所有的案件均能够由此加以涵摄（subsumption）。因为：“判决就是将法律概念作为（数学）因数进行计算的结果；自然，因数值愈确定，计算所得出的结论则必定愈可靠。„„只有通过全面把握法律概念，真正的法律体系，即法律规定的内在相互依存性才可能产生。” 当时，著名法学家鲁道夫•冯•耶林（Rudolf von Jhering，1818-1892）将这个“概念法学”的理想讥之为“琢磨着把法学上升为一门法律数学的逻辑崇拜”。

另一方面，我们应当看到，法律都是在一定时间结构中存在和发展的。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按其存在的时间次序把法律分为“古代的法律”、“近代的法律”和“现代的法律”等等不同的类型。总体上说，凡在时间结构中实际存在过的法律都具有某种“杂糅不纯”的性质。表现在：

1）时间结构中的法律作为人定法是由人类创制的，人类理性本身的有限性决定了人类不可能创制完全符合逻辑标准或数学计算公理体系的法典。法律的逻辑化或数学化只可以想象和期望，实际上根本难以实现。正因如此，德国法学家基尔希曼（Julius Hermann von Kirchmann, 1802-1884）早在150多年前就看到：即使像罗马法这种形式化程度很高的法律体系也“始终贯穿着矛盾和冲突，贯穿着僵化的形式与变动的现实之间、严苛的文字与不受之约束的公正理念之间的不可调和的对立”。他甚至断言：任何实在法的立法，哪怕准备一千年，也难逃导致漏洞、矛盾、晦涩、歧义的厄运。

2）时间结构中的法律规则要求即使按照形式逻辑的规则来建构，然而其所要规制的社会生活或社会关系则不具有逻辑性。法律倾向于非此即彼的分离式思考，企望所有的法律事件和法律现象均应进行理性的计算和理性的把握、并在一个封闭的体系中可以阐释；而我们人类生活的现实世界中的事件和现象若从不同的角度来判断却并不是非此即彼的，毋宁是亦此亦彼的，不是条分缕析的，毋宁是充满矛盾、充满紧张关系、充满悖论的，其中存在着用理性的计算除不尽的余数。实在法就像个执拗的裁缝，只用三种尺码来应付所有的顾客，这种简化的武断方式可能具有降低社会复杂性之功效，但它更多的可能使生动丰富的社会生活被裁剪得支离破碎。生活事实与法律规则之间的不一致，使时间结构中的法律企图跨越实然和应然的鸿沟以实现两者的相互吻合成为难题。

3）时间结构中的法律都是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内存在和发生效力的，没有任何一种法律是无时间（适用一切时代）和无空间（适用一切国家或地区）规定性的。反过来说，法律均具有“暂时性”和文化多元的特质。短暂性意味着时间结构中的法律（实在法）的变动性、非确定性，这种属性与法律追求的安定性、可预期性、一致性理念是自相矛盾的。文化多元表明时间结构中的法律的民众信仰基础的分化和在价值追求上的多目标化，即使对待同一 1

时代的时间结构中的法律，民众对其确信和内心接受的差异也将导致时间结构中的法律之合法性的危机和时间结构中的法律实效的丧失或式微。

4）时间结构中的法律之立法技术尚不能满足法律体系之“计划圆满性”要求，因此在时间结构中的法律中可能还存在如下的问题：a）法律规则（规范）及法律语言多少有其意义的“波段宽度”（Bandbreite），具有一定的模糊性，或者如英国法学家哈特（H.L.A.Hart, 1907-1992）所说：法律概念有其核心意义（core meaning）和空框结构（open texture）；b）法律规则（规范）有可能发生冲突；c）实在法律规则（规范）存在规定上的漏洞，即：现实中发生的案件没有任何事先有效的法律规则（规范）加以调整；d）在特定的案件中，所作出的裁判可能背离规则（规范）条文的原义。在这些情境中，法官解释和参与法律的续造就不可避免，而法官解释和续造法律既可能弥补实在法的缺陷，也可能动摇实在法之统一性、安定性的理念根基和制度支架。

5）时间结构中的法律不可能避免价值评判，不可能做到价值无涉。恰恰相反，无论是立法还是司法都渗透着人们（统治者、立法者、法官和一般的民众）的价值考量。我们甚至可以说，没有价值评价，法律将寸步难行。任何人都不可能逃避那些潜伏在法律解释中的评价性的、规范-目的论的和法律政策性的因素：一个没有判断和评价的法律既不是实践的，也不是现实的。然而，法律一旦涉入价值评判，那么有关法律问题的争辩则必然会陷入哲学家汉斯•阿尔伯特（Hans Albert）所称的“明希豪森-三重困境”（Muenchhausen-Trilemma）：无穷地递归（无限倒退）；循环论证；武断地终止论证。最终走出这三重困境，在时间结构中的法律秩序框架内是不可能的。

6）时间结构中的法律是现实政治和国家权力的反映，具有意志性和命令性。这一方面可能使时间结构中的法律确保其有效性在形式上的解释力，但另一方面也可能使之误入“权力的拜物教”的泥淖：时间结构中的法律有时会完全成为统治者玩弄专横意志的工具。在特定的时期，尤其是在那些专制统治时期，法律由于违背正义达到不能容忍的程度，则完全丧失了“法性”（Rechtscharacter），不仅不能视为“非正确法”，它本身甚至堕落成了“恶法”，成了“非法之法”。

这表明：时间结构中的法律并非是完美无缺的，它们总是带有不同历史时代或多或少非理性、甚或反理性的烙印。但不少的法学家（尤其是自然法学派的理论家们）又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信念：法律内含有一种理性的因素，它们是人类理性的体现。法律的这种理性因素是超越特定时间、特定空间和特定文化性质的。各个时代的实在法不同程度上体现或分有这种理性因素，而又不是其全部。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法律的理性与法律的历史性之间的一致与悖论：法律的理性在法律的历史性中展开，但法律的历史性并非完全等同于法律的理性。换言之，假如我们站在黑格尔哲学的角度，把法律看作是客观精神与主观精神的统一，那么这种统一并非是纯粹逻辑的、直接的过程，其中包含着诸多差异的实现过程或现实性环节。从本体论讲，法律首先是一种客观精神，人类的整体或个体如何分有这些客观精神，转化为主观精神却有形式上和时间上的差别。或者说，人类并非在某个瞬间同时完全认识了所有的法律理性及其原则并立刻转换成自己的理性认识和实践行为。一般而言，总是先由某些学者提出对法律理性的观点、理论或学说，这些观点、理论或学说在历史上被普遍接受而变成法律原理，进而形成法律惯例。在实行成文法的国家，人们将这些被普遍接受的原理、惯例规定为法律条文，确定为成文的法律原则，最后人们又将这些原则再运用于法律的实践过程。这个过程是对流的（相向流动，gegenlaufig）、往返互动的、复杂的。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第一，法律的理性因素或理性原则是客观存在着的，但它们总是需要人们去不断地认识和把握。

第二，由于法律的理性及其原则有一定的认识依赖性（从实践论上看，法律理性需要通

过认识作为实现的中介），那么它们又总是与认识主体的价值观点扭结在一起。所以，在不同的人类群体和人类历史的不同时代，人们对什么是真正的法律理性及其原则会存在理论争议，也就是说法律理性至少是可以论辩的。

第三，即使那些被人类普遍接受的法律理性及其原则，在遭遇每个具体时代的实践时也会呈现出实现程度的不同，有些时代的法律实践在无限接近这些理性原则，有些时代则克减其实现的责任，有些时代的实践甚至在完全背离这些法律理性原则。在此意义上，法律理性及其原则也同样具有实践依赖性。人类不断通过实践来充实每个作为概念框架的法律理性及其原则之意义（其中包括不断揭示各法律理性及其原则的内涵，修正以往法律理性及其原则的意义和根据现下实践情境提出补充新的意义）。

第四，法律理性及其原则的表达和存在形式不同，有的法律理性及其原则可能尚未被人们所认识，有些则潜在于人们的感性意识之中，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认识；有些已形成观念、学说或思想，尚未被时间结构中的法律上升为正式的法定原则；有些法律理性及其原则被习惯法、判例法所承认，尚未得到成文法或制定法的明文规定；有些法律理性及其原则被成文法或制定法所规定，尚未体现为人们的普遍实践行为。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总而言之，法律既包含理性要素，也包含一个时间（历史）要素。每一个具体的实在法都必然经历一个物理的时间过程。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实在法不断在生成、发展、变更或消灭，同时法律的理性也随之展现出形态差异的面貌。只有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我们才会逐渐获得有关法律之理性的较为完整清晰的图景。所以，在这里由法律的历史性考察进入法律的理性考察是一个较为适切的路径选择。

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应当特别强调职业法学家必须持守经年形成的法学的观察方式和思考方式。那么，到底什么是法学的思考方式呢？笔者认为其主要有以下5个方面：

（一）法学思考是实践思考。法学区别于自然科学，原因在于它不是“纯思”，它不追求“纯粹的知识”，而是“实践的知识”。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把人类的思考方式（也是获取知识的方式）分为3种，即思辨（哲学）之思，理论（科学）之思和实践之思。在他看来，思考自身不能使任何事物运动，而只有“有所为的思考”才是实践性的。实践之思是针对行为选择或欲望的思考，“这样的思考是一种实践的真理，而思辨的、理论的思考则不是实践的，它只是真与假而不造成善与恶。„„实践思考的真理要和正确的欲望相一致。” 法学是“有所为的思考”，是针对特定的法律现象的思考，也是针对人们的行为选择或欲望的思考。

（二）法学思考是以法律为起点的思考。法学家的思考始终不能完全游离于各个时代发生效力的实在法（国法）。他们不能像哲学家或伦理学家一样首先站在超实在法或实在法之外的立场来批判法律，不能完全用道德的评价代替法律的评价，不能简单地预先假设一切实在法都是“非正义的法”，是非法之法。法学家对法律的批评首先应当是“体系内的”批评，实在法为法学家提供了思考的起点和工作的平台，但同时也限制了法学家提问的立场和问题思考的范围。法学家完全可以表达自己在法律上的个人之价值判断，甚至像抒情诗人那样呈展自己渴望无限接近天空的浪漫想象，但法学家不能像诗人那样利用过度修辞的语言张扬自己的情感。他们如果不想让自己的判断和想象完全流于无效，那么他们就必须用所谓理性、冷静、刚性的“法言法语”包裹起这种判断和想象，按照“法律共同体”之专业技术的要求，来逻辑地表达为法律共同体甚或整个社会均予认可的意见和问题解决的办法，也就是说，法学家必须依托实在法按照“法学范式”（即法学研究者、律师、法官等等经过多年的法律实践积淀而成并通过职业教育传授的基本法律理论、法律信念、法律方法以及规范标准）来进行作业。故此，“假使法学不想转变成一种或者以自然法，或者以历史哲学，或者以社会哲学为根据的社会理论，而想维持其法学的角色，它就必须假定现行法秩序大体看来是合理的。„„它所关心的不仅是明确性及法的安定性，同时也致意于：在具体的细节上，以逐步

进行的工作来实现‘更多的正义’。谁如果认为可以忽略这部分的工作，事实上他就不该与法学打交道。”

（三）法学思考是问题思考或情境思考。法学思考总是针对法律问题或根据一定的情境而进行的思考。那么，什么是“法律问题”？当人们对法律制度或社会现实以及两者相互如何对应等方面的理解提供多于一个以上的答案时，就存在着某个“法律问题”。这样的法律问题是无处不在的，它既可能是立法问题，也可能执法问题、司法问题、守法问题，既可能是法律解释问题，也可能是法律推理问题。有时，这样的法律问题甚至表现为一种“无路可走的”僵局性问题。譬如，假设有一项立法议案涉及大多数人的利益，无论是普通公民，还是立法机构内部成员之间形成完全对立的两派意见，谁也说服不了谁，表决的结果也是半数对半数，那么这就形成一种僵局性问题。在司法上也可能产生同样的情况。因此，法学的思考不是简单地运用演绎法将法律作为毋庸置疑的前提条件通过推理得出结论的过程，更多的情况下是从问题出发，确定得出结论的前提条件是否可靠、是否被人们所接受。如果大家对推理的前提本身产生疑问，那么法学思考的工作就根本无法进行下去。所以，法学的首要任务就是解决法律问题，为法律问题提供答案。

（四）法学思考是论证的思考、说理的思考。既然法学可能面临许许多多的法律问题，那么法学在为法律问题提出解答方案时必须为结论提出必要而充分的理由。在这里，法学思考遵循着“理由优先于结论”的规则。也就是说，法学的结论必须是有论证理由的结论，是对法学思考者本人以及其他的人均有说服力的结论。显然，这种结论的形成需要通过由众多的个人和集团参与交谈、论辩，寻求讨论和理解的前提和方法。只有在法学思考中坚持论证和说理，才能确保个人和集团在法律问题上做到自我理解以及其他个人和集团对此问题的相互理解，直至达成共同的法学意见或法学结论。

（五）法学思考是评价性思考。法学所研究的是一种“价值性事实”，即反映人类的价值观、价值倾向和价值意义的社会事实。这就意味着：法学思考离不开评价。其实，自古以来，正统的法学就是“评价法学”（Wertungsjurisprudenz, evaluative jurisprudence）。法学家们总是根据法律来评价人们的行为是合法的还是违法的。正如法学家施蒂希•约根森（Stig Joergensen）指出，法学及司法裁判的特色正在于：它们“几乎完全是在处理评价的事”。德国法学家卡尔•拉伦茨（Karl Larenz）也认为，要“理解”法律规范就必须发掘其中所包含的评价及该评价的作用范围。法学主要关切的不是“逻辑上必然”的推论，毋宁是一些可以理解而且有信服力的思想步骤。不管是在实践（法律适用）的领域，还是在理论（“教义学”）的范围，法学涉及的主要是“价值导向的”（wertorientiert）思考方式。在法学“价值导向的”思考中，寻求法律中的“正确性”要求是至关重要的。这种“正确性”要求所反映的主要价值是公正和正义。所以，法学思考所追求的价值目标与其他学问是有所不同的。比较而言，如果说经济学思考追求“效益最大化”的价值，伦理学思考追寻“道德之善”，政治学思考寻求“合目的性”、“权宜之计”，那么法学思考则以“正义”、“公正”的价值为主要取向。这正是为什么在立法和司法过程中必须设定严格、甚至有些“烦琐”的程序，不惜牺牲“效率”，以保证法律的“正义”、“公正”的价值得到实现。

正是根据上面的思考方式，法学家们通过法律的历史性维度的观察，在各式各样、错综复杂的法律问题之辨析论证中寻找到法律的理性及其原则。这应当成为法学家在知识论上所能做出的独特贡献。

第二篇：法律信仰与中国法治——由西方宗教信仰引起的思考

法律信仰与中国法治——由西方宗教信仰引起的思考

来源： 作者：

摘要：通过中国法治的内在因素和西方法治的内在因素的研究，找出中国法治症结所在——法律信仰的缺失。

关键词：法治 法律信仰 儒家思想 中国法治 西方法治

内容：

亚里士多德曾在《政治篇》中指出：法治具有双重含义，法律获得普遍服从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本身应制定良好的法律。②前者强调法律至上，后者强调法律正当。虽然以后法治的研究都未超出此框架，但亚里士多德的法治观不具有可操作性。它没有也不可能说明究竟何谓“普遍的服从”、何谓“制定的良好”。我国学者高鸿均曾这样看法治：“英美发系纵然内容繁多，简而言之，基于不过三维：一曰法律至上，法治之魂也；二曰司法独立，法治之制也；三曰正当程序，法治之式也。”同时他强调程序的重要性：法治之理，纵为金科玉律，若乏运行之制、操作之式，亦难免空头支票、空中楼阁，法治终空空也。③

法治是当代中国重新焕发的一个法律理想。法治为中国的制度注入锻骨强魄的理性，为学术提供激浊扬清的活力，然而又承载了过多的政治意愿和社会情感而臃杂不纯，以致时常被曲解。当今天我们又一次高扬法治之旗时，我们应该追本溯源的看一下西方的法治史，用对比的眼光重新审视中国法治发展的轨迹。

二：西方法治的发展

应该说，法治思想的提出与阐述来源于两千年前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明确指出：“我们应该注意到邦国虽有良法，要是人民不能全部遵循，仍不能实现法治。”并明确提出前文所述的法治的两种含义。此后，亚里士多德的法治思想被各个时代的思想家和政治理论家们所普遍接受。法治内涵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法治的形成要由生活在具体社会场合和背景下的人们通过他们的信念、制度和活动来赋予其含义。从古罗马的西塞罗、中世纪的托马斯·阿奎那，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格老秀斯，再到美国独立战争的杰斐逊等，都沿着亚里士多德这一法治公式在构建法治国。

从亚里士多德的法治论可以看出，西方法治从源头起，至少注意到了从人性论和认识论两个角度论述法治问题。④西方法治此时就在人性论和认识论基础上直接提出了法治与人治的尖锐对立问题。其中蕴涵的核心价值为：高扬法的神圣性。其实，纵观继亚里士多德之后的西塞罗、托马斯·阿奎那等人，他们无不是神学派代表。托马斯·阿奎那认为，法律的统治乃是上帝的道德秩序和为确保这个道德秩序，能够通过理性而为人类所理解的神灵启示的一个自然映现。这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是分不开的。中世纪的欧洲统治是王权和教权共同进行的。公元313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颁布“米兰赦令”，承认基督教的合法地位。公元194年盖拉西发表“双剑论”表明教皇和王权之间的平等。之后的欧洲，就开始了教会与世俗王权之间漫长的争斗。教会在这期间经历了盛行——衰落——继续盛行的过程，并颁布了一系列的法

律（当时用来约束教徒的规则）。其中教令法的渊源有《圣经》、公教会会议、地区性宗教会议的决议和教皇的命令等。教会颁布的这些法律已经渗透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那种背景下教会基督教世界的每一个人都生活在教令法和一种或多种世俗法律体系的多重管辖之下。在教会与世俗王权争斗的同时，法律的至上观已在悄悄的树立。当两者相争时，必然要找到一个更合适的尺度来解决问题，这个合适的尺度就是法律，可谓渔翁得利啊！按照当时的政治法律实践，倘若教会应该享有一些不可侵犯的权利，那么，世俗王权就必须把这些权力作为对自己的最高权力的合法的限制来接受，同样，世俗王权的一些权力也构成了对教会最高权力的一种合法限制。⑤在法律的最高统治下，世俗王权和教会和平共处。

在基督教徒眼中，教皇是上帝的代表，此时的法律已被当作上帝的意志。因此，教会制定的一系列教条都被认为是神圣的、至高无上的，同时也被无条件的遵守。正因为此，经过历史的渗透与沉淀，宗教以把西方的法律抬高到了神圣的地位，将法治深入人心，让人民从内心里接受法律、服从法律。在这个时期，法律至上观已被确立起来，这为西方法治的发展极为有利，甚至可以说是关键性的。

三：中国法治溯源

春秋后期，郑子产铸刑书，是中国成文法诞生的标志。之后成文法在诸侯各国普遍化。到秦国时，受法家思想支配的秦王朝采用酷刑，并有了“焚书坑儒”的一幕。

其实中国古代先秦时期在治国方略上，就存在是依靠法律行政即法治⑥，还是依靠道德教化即德治两种主张的论争。在秦朝时，采用的“法治”，到了汉代，就改头换面的全部用儒家思想来武装了。汉代的法律为中国封建法律的主干，在中国法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汉武帝推行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同时，也将中国古代散发着思想光芒的充满人文气息的道家、崇尚“依法治国”的法家一同埋葬。从那时起，中国人民时刻生存在儒家思想的氛围中，历代不但礼法、礼率并称，礼书和法典并列，礼教与法律关系密切，而且在审判决狱上，更受汉代的春秋决狱的影响。⑦儒家思想无论从年代的久远（从汉武帝时到清末）、从实施手段上（作为历代治国方略）、从群众基础上（举国上下）等方面看，儒家思想在古代的思想领域有绝对的发言权，它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甚至外交，在当时的地位不亚于当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现在的地位。

作为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孔子总体思想特征有四：一是崇礼；二是纳仁入礼；三是德主刑辅；四是重视教化。孔子在法律方面推崇德治和人治。他曾提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国格。”⑧

在先秦的各学派争论中，儒家的德治与法家的法治形成了对立。⑧儒家坚持“德治”，他们的主张为后代思想家和政治家们所继承和发展，形成了以道德教化即德治治国根本的传统观念。儒家学派重德轻刑，孔子之后的思想家和政治家都承继了孔子的德治思想，以德治作为理想的治国手段，中国历史上所形成的以德治国和政治传统实践，与儒家思想是密不可分的。那么如何理解德治呢？孔子从人性善论⑨出发，认为人皆有仁心，此心是与天地之大德相通的，故良好的治理应该是仁心的运用，是仁政。他认为德治强调教化优先，刑威于后，把人看作自主自为的道德主体，而非国家暴力强制的对象。

那么儒家思想中的“人治”作何理解呢？在古罗马时代，柏拉图在早年时认为，一个最理想的国家就是“哲学王”统治的国家。一个最符合正义的国家，当然只能是由哲学王来统治。这是典型的“人治”观。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用于寻找他理想中的哲学王，遗憾的是，他终

生没有找到。在他晚年时，他退而求其次，认为如果统治者不是哲学家，而且在短时间内又无法使统治者变成哲学家，那么就应该实行以法治国。柏拉图的终点正是西方法的起点。

儒家思想同样也推崇人治。孔子提出为政在人，孟子提出“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至于儒家思想中的人治，存在着争议。综观几前年的封建统治，笔者认为儒家所提倡的人治应是君主专制。他与柏拉图不同，柏拉图始终站在一个理性的构架上，并最终实现了法治的回归，使法治走入正轨；而孔子以人本善为根基，始终认为个人的权力和力量是无穷的，在这个框架下，将中国的法治引入偏离的轨道，并使之越走越远。

无论是德治还是人治，儒家不重视法律的作用，这是法治发展致命的。它只是将法治作为后补手段，一种惩罚措施，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手段。儒家伦理影响下的社会规范，基本上有很强的一致性：情、理、法皆不外起规矩节度，法律列于最末。布莲克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法律的维系社会功能远比道德、风俗、教化等小，相对于其他社会，其运作功能也来的微小，这种规范的一致性，并未使中国传统法律维系社会秩序的被害人无处申诉，只能诉诸形式上的力量，往非理性的路上求出路。在人们传统思想里，法律的威慑力远远大于法律的对自身的保护性，也就是在常人看来，法律是恐惧的。这种思想下只能培养人民对法律的反抗情绪，遵守很难做到，更别提服从了。这与西方的法治思想是根本背离的。瞿同祖先生说：“儒家为官既有司法的责任，可是它常于法律条文之外，更取决于儒家的思想。中国法律原无律无政不得为罪的规定，取自由裁定主义，伸缩性极大，这样，儒家思想在法律上一跃成为最高的原则，与法理无异。”⑩笔者认为，儒家思想是中国法治发展受限的根源所在，也成为当今发展中国法治的一大障碍。[Page]

四：中国法律信仰思考

面对差距，我们不得不进行深思考,不得不转换思维方式，从上到下的思考与转变。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美国比较法学家和法制史学家伯尔曼的话，在今天的中国已成为引用率相当高的箴言。⑾法律与宗教联姻而生的法律信仰是西方法治得以确立和生长的观念基础,法治之所以首先在西方获得理论证成并付诸实践,与西方国家特有的以法律信仰为核心的法律文化传统有关。把法治作为法律理想的中国, 没有对法律的信仰就难以实现法制,中国要走向法治化就必须把法律作为被信仰的对象。牢牢把握法律信仰这一法治建设的核心要素,尽早实现国人百余年来梦寐以求的法治国家的理想。

中国正从人治向法治社会迈进,法治社会的建立是一个漫长、曲折、艰巨的过程。它与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密切相连。中国的法治一直以来都是走的感性路线，没有形成一个从上至下的法律理性体系，而这些在西方国家早以被讨论、争议、并永久地实施了下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法治建设已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法治建设步履维艰,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以及权大于法、以言代法等现象,仍屡见不鲜。这种现象还要存在多久，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只要我们树立法律至上的观点，把权力让度于法律，将法律看做保护自己的工具，而不是认为法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国家的机器”，我们的法治之路会走的顺利些。

参考文献

②亚里士多德 《政治学》 吴寿彭译 商务印书馆

③高鸿均 《清华法治论衡》 清华大学出版社

④谷春德 《西方法律思想史》 中国人大出版社

⑤夏勇 《法治源流——东方与西方》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⑥与现在所讲的法治不同，指的是采用酷刑

⑦林端《儒家伦理与法律文化》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⑧《论语·为政》

⑨最早不是由孔子提出的，由孟子提出的。

⑩于向阳等 《法治论》 山东人民出版社

⑾瞿同祖 《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渑勉出版社

⑿许章国等 《法律信仰》 广西师范法学出版社

第三篇：隆阳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实践与思考(发言提纲)

隆阳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

实践与思考

保山市隆阳区文化广播电视体育局 张文芹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为确保群众基本文化权利的实现而进行的制度设计和体系建设，其目的在于丰富精神生活，传播先进文化，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保障群众基本文化权益。隆阳区以“文化乐民、文化育民、文化富民”为指导思想，确立文化转变观念，在公共文化服务方式上由资源向资本的转变、在文化建设方式上由基础向基本的转变：实施做实基础、做强体系、做大产业、做硬队伍、做出特色，主动抓好文化与旅游、文化与城建、文化与科技的三结合，同时将通过已有平台网络，广泛传播科学知识与技能、科学态度和方法，力图实现文化服务站点化，群文活动大众化，文化产品市场化、广播电视网络化、体育竞技健身双重化、新闻出版规划化的目标。

1.隆阳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发展现状

“十一五”以来，隆阳区紧紧抓住党的十七大关于“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大战略决策和云南建设民族文化强省的良好机遇，明确提出“文化旅游名区”的发展战略，以做足文化为中心，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以“文化乐民，文化育民，文化富民”为指导思想，抓硬件，促软件，抓重点，出特色，全区文化实力逐年攀升，初步探索出了一条既适应市场经济新形势，又独具隆阳地域

特色的文化发展路子，形成了文化建设促进经济建设，经济建设推动文化发展的良性循环局面。

1.1 基础设施大力推进

区文化馆、图书馆达部颁三级标准；建成达标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9个，在建10个（芒宽乡综合文化站为达标后扩建）；投资3亿多元在北城区新建了全省一流的奥体中心；建成67项农民健身工程和13条健身路径、3个健身乐园、6个村级文体活动广场；板桥青龙广场、芒宽民族文化广场、潞江泼水广场、丙麻文化广场也先后建成；村级文化室、农家书屋基本实现309个村全覆盖；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建成区支中心1个、乡镇服务点15个、村级服务点199个。这些文化、体育设施成为开展群众文化体育活动，丰富人们文化生活的重要阵地，布局合理、覆盖城乡、便民亲民的大众化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基本形成。

1.2 群众文化空前活跃

校园文化、企业文化、社区文化、乡镇文化和农民自办文化等活动内容丰富多彩，形式灵活多样，方式手段不断创新，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假日文化、旅游文化、“欢乐乡村大家乐”广场文化等品牌文化活动全面启动，品位不断提升。商贸旅游节、哀牢犁耙会、芒宽火把节、潞江泼水节等大型活动特色浓郁、大气磅礴，博得了各界人士、中外宾客的高度赞誉。

1.3文化遗产保护成效显著。一是认真组织开展非遗普查，及时深入挖掘整理有价值的项目。二是积极申报各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传承人、传承基地，不断完善申报、评定、传承、保护工作办法。三是制订项目分级保护规划，对重点非遗项目采取建立传承基地、明确代表性传承人的形式予以重点保护。四是全面完成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并通过各级验收，复查不可移动文物46处，新发现不可移动文物221处，新公布区级文保单位64处。对重点文物光尊寺保护单位进行了抢救性修缮，制订了玉皇阁、张志淳墓、汉营古城等重点文物的抢救性维修方案。

1.4广电事业成绩斐然

截止2011年10底，先后投资数千万元，建成癞石头山广播电视无线发射转播台1座，农村应急广播9套，完成“村村通”安装64620套，广播电视覆盖率分别达到96.5%和95.81%。成立了区级“村村通”管理服务中心及辖区18个乡镇（街道）维修站，区财政每年安排50万元专项经费。隆阳新闻中心自办一套电视节目，全天播出时间均在18小时以上。

1.5群众体育活动蓬勃开展

五年间，在公共场所和居民小区安装配备了健身路径10条，为67个村（社区）建起了农民健身工程，建晨晚练点380多个，培训社会体育指导员296人。扶持10个体育协会。参加体育锻炼人口达40%以上，中小学生体育锻炼达标率为96%，国民体质检测率达35%。我区还被国家体育总局授予“全国体育先进县（区）”，移动公司保山分公司、永昌街道交通社区被国家体育总局授予“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板桥

等4个乡镇被省体育局授予“体育先进乡镇”。承办省第六届城运会并获金牌第一，总分第一。

1.7文化产业发展健康有序。全区建立起娱乐、网络、演出、音像、图书报刊、印刷、文物、体育等门类齐全、运行规范、健康文明的文化市场体系。文化市场管理体制基本理顺，区、乡两级管理网络日趋完善。一是采取日常稽查、突击检查和监管平台相结合的方式，加大文化市场监管力度，净化社会文化发展环境。二是加强引导，积极组建“网吧协会”“娱乐行业协会”等行业自律组织，促进文化市场自我管理、自我约束。三是积极鼓励和支持社会办文化，引进民营企业投资3000万元兴办文化产业实体——保山永子文化传媒公司，为拓展我区文化企业经营空间开了好头。四是集中人力、财力、物力，将人文史迹、文化内涵与旅游开发紧密结合，极力打造光尊寺、青龙街等旅游景区文化品位，助推隆阳旅游产业发展。

2.隆阳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主要问题

毋庸置疑，基于城乡之间、乡镇之间、村社之间经济发展和认知水平的不同，隆阳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还存在着诸多问题。

2.1公共文化资源配置不平衡。一是城乡之间的文化资源不平衡。二是镇乡之间的文化资源不平衡。三是村社之间的文化资源不平衡。四是公共文化设施网络尚未实现全覆盖。

2.2政府对文化事业的投入有限。地方各级政府文化财政支

出增长速度明显低于政府财政收入增长速度、文化事业投入横向比远低于卫生和教育事业投入、农村文化事业投入又远低于城市文化事业投入是长期以来的普遍现象。

2.3公共文化设施服务效益不高。一方面，公共文化设施数量不足，另一方面却是公共文化设施利用率不高。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公共文化设施不“公共”，二是公共文化设施不“文化”，三是公共文化设施监督管理缺位。

2.4文化产业发展主体规模不大。目前，我区文化产业经营户总数虽然达到近800户，但主要集中在演艺娱乐、音像制品经营、电子游艺、印刷复制、出版发行等方面，呈现散、小的共性。除初具规模的永子文化传媒公司外，这些市场主体普遍规模小，经营收益不稳定，很难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中占有一席之地。

3.隆阳区加快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对策建议 根据当前我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结合创建孤傲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的要求，应从以下几个方面为抓手。

3.1创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政策保障机制。一是要建立科学的公共文化服务管理运行机制。加大包括文化在内的社会事业发展状况在政绩考核体系中的比重，健全与经济、政治、社会建设统筹协调的“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调控有序、合力推进”的管理机制，分解落实各级各部门工作职责，同心协力，齐抓共管，共同抓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二是要建立科学的政绩考核体系。要加大包括文化服务体系建

设在基层党委、政府在政绩考核体系中的比重，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纳入各级党委、政府的议事日程，纳入各级政府的目标管理体系。实行政府荣誉奖励制度，对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对生产提供各类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有功人士予以表彰奖励。

3.2创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投入保障机制。坚持政府主导，继续加大对公共文化的投入，各级财政要把文化事业发展经费列入财政支出预算当中，加大投入力度，确保文化事业经费的投入增幅略高于当年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积极鼓励多元投资，积极探索多渠道利用社会资金的路子，逐步形成以政府投入为主、社会多渠道筹资为辅的投资格局。

3.3创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监管保障机制。形成覆盖城乡、结构合理、功能健全、实用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网络。用活用足乡镇综合文化站资源，因地制宜建设一批村级文体活动中心，方便村民学习、娱乐、休闲，加快基层文化阵地建设。搭建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建设平台，鼓励企业和非政府组织以捐赠、捐助和活动冠名等形式参与文化事业建设。针对公共文化设施“重建设、轻监管”现象，加强监管，制订公共文化设施服务规范，明确监管主体和责任，提高综合服务能力和使用效率。

3.4创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人才保障机制。一是要加强农村文化管理队伍建设。要按照视线向下，重心下移 的原则，利用设施和人才优势，加强对乡镇文化干部和村文化干事的培训，提高农村文化队伍素质，同时要着力解决乡镇文化工作人员不足、不能专职专用等问题。积极探索体制外聘用人员的新路子，聘用有一技之长、热心于农村文化工作的文艺骨干担任专职文化辅导员，发挥他们在推进农村文化建设中的组织协调作用。制定落实优惠政策和人才激励新机制，引导文艺工作者、经纪人、企业家大力发展生态文化旅游业、图书出版发行及影视音像业、艺术培训展演及歌舞娱乐业、体育健身业等各类文化产业，扶持、培养、造就一批县内外知名的文化企业和文化企业家。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了满足人民的基本文化需求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任务，加强公共文化服务是实现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主要途径。这既为我们文化工作者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广泛舞台，也提出了一些新的明确要求。深入贯彻六中全会精神，加快隆阳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步伐，文化的春天已经到来。

第四篇：西安与成都经济社会发展对比分析——赴成都考察务虚会上的发言提纲

西安与成都经济社会发展对比分析

（赴成都务虚会上的发言提纲）

一、西安和成都目前的对比分析

（一）优势

1、西安历史底蕴深厚

西安是十三朝古都，中国历史上的四个最鼎盛的朝代周、秦、汉、唐都建都在西安，目前我们有博物馆121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70家。成都目前有博物馆33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46家。从历史底蕴和博物馆及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数量上来看，西安的优势是很明显的。

2、军工资源富集

西安目前军工单位大概有300多家。现在有全国近1/3的航天兵器科研生产力量和近1/4的航空专业人才和高精尖设备，军工行业门类涵盖航空、航天、兵器、船舶、核技术、电子等6大领域。可以说，除了北京之外，我们的军工实力在全国是最强的。

3、科教资源雄厚

我们有大学63所，在校大学生总数110万；各类科研及开发机构3000多个，在全国仅次于北京上海，资（不含农户）比重47.6%，比成都低7.9个百分点。

从进出口总值上看，2016年，西安进出口总值1828.46亿元，相当于成都的67.4%，；同比增长3.8%，比成都低7.2个百分点。

从实际利用外资上看，2016年西安新批外商投资项目72个，比成都少196个；实际利用外商投资45.05亿美元，相当于成都的52.3%。

总之，从以上这些数据的对比中可以看到，西安目前经济总量偏小，工业不大不强，非公经济发展不快，县域经济活力不够，经济外向度不高；城市发展空间不足、承载力不强，可利用面积远低于同类城市；区域板块间同质化竞争严重，资源分割和环境约束进一步加剧，经济发展的短板明显。

3、西安国际化水平不高

成都目前有领事馆26个，国际航线86条，拥有世界500强企业278家，是西北地区设立外国领事馆数量、开通国际航线数量最多的城市。目前在西安设立领事馆、签证中心的国家达到20个，新增国际航线37条，174家世界500强企业西安在落户。从这些数据上看出，成都的对外开放的配套环境建设要好于西安，在一定程度上也反应出西安的国际化水平是不如成都的。

市整体的工业实力的。没有工业的保障，西安整体的工业实力是无法做大做强，对区域内的产业带动力也会不足。

（三）人才的流失阻碍了城市发展的脚步 2016年西安高校毕业生近24万人，新增就业12.92万人，从数据上显示，一半的人才都流失了，城市还怎么去发展。我们要深入思考在就业渠道、吸引高校毕业生在西安就业创业的政策措施、创业政策扶持体系及创业服务活动开展等方面是否能最大限度地吸引和留住人才在西安创新创业。

（四）文化科教优势未能转化成支持经济快速发展的现实动能

西安虽然有文化科教优势，但是对待挖掘的文化科教资源梳理分析得不细致，这些文化科教资源的分布情况、有多少能转化成资本资源和发展资源也不明确，缺少对文化科教资源的设计，进而会影响转化成产业的步伐。

（五）城市宣传包装上的短板影响了城市国际影响力的提升

在城市形象宣传推介，传递西安现代化、国际化的良好形象上，包括城市的宣传口号、城市品牌包装、借

一步拉大。因此，西安全市上下要进一步强化危机意识，增强加快发展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自我加压，负重奋起，瞄准更高目标，撸起袖子加油干、加快干，以超常规的思路和举措推动西安快速发展。

2、解放思想，构筑更为开放灵活的体制机制 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创新理念、勇于担当、敢于作为，认真落实“三项机制”，鼓励大胆干事，以新的思路、新的视野系统谋划、协同合作，谋划出领先全国的、最优质的政策和待遇及更为开放灵活的体制机制保障，用最优质的资源条件吸引海内外的最优秀企业和最优秀的人才来西安投资创业。

3、激活优势资源，释放创新活力

要系统深入研究西安的科技教育、文化旅游、军工等优势，研究思考可以转化为地方的创新优势、产业优势、经济优势及发展优势的改革措施与支持政策，要为西安的优势资源“松绑”，依靠财税、金融、用地等政策的“叠加效应”，策划实施和引进一批功能性、引领性的重大项目，不断提升西安优势资源的显化效应。

4、有效落实精准招商，带动经济快速发展 精准招商要分两个方向、两个板块，一个是产业，一个是城。我们目前新成立的招商局要定位清晰、分工

7、打造城市品牌，提升综合影响力

坚持把外宣工作定位为城市形象营销工程，一是进一步加大西安的形象宣传推介，改变外界对西安落后、土气的片面认识，传递西安现代化、国际化的良好形象。二是多措并举，大力提升城市的知名度、美誉度。三是以三星项目作为西安招商引资的名片，借商传商、以商引商，加快西安外向型经济进一步发展。

8、强化守土有责，推进“平安西安”建设

守土有责，一要做实事，对市委市政府负责任，对西安市民负责任；二要当助手，摆正心态，只有干事的职责，只有揽责任的职责，不是揽功的职责；三是操心是本分，尽自己最大努力做实事，牢牢守住社会稳定和安全生产两个底线，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9、深入推进“行政效能革命”，提升政府服务能力 坚持内外兼修，深入推进“行政效能革命”，用“店小二”的服务意识，与“五星级服务”连到一起推动政务服务。首先，立足于“实”，围绕聚焦“三六九”，振兴大西安的奋斗目标，深入一线抓，件件抓落实，有检查、有督促、有结果、有回音；其次，立足于“小”，从小事做起，着眼大事抓小事，多积尺寸之功；第三，立足于“细”，从细节抓起，抓检查、抓督办、抓落实，以细节见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