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和谐家庭与法律意识

第一篇：和谐社会和谐家庭与法律意识

和谐社会和谐家庭与法律意识

【摘要】和谐社会的实质是以提高公民法律意识的法治社会。和谐社会的构建离不开和谐家庭的建设，而和谐家庭的建设又依赖家庭成员法律意识的提高，因此，无论是构建和谐社会还是促进和谐家庭都有必须要从提高人们的法律意识着手。我们要深入开展公民普法活动，进一步增强公民的法律意识，提高公民的法律素质和运用法律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能力，从而推动全社会自觉学法、知法、守法、用法，促进和谐家庭与和谐社会的建设。

【关键词】和谐社会 和谐家庭 法律意识

法律意识是人们关于法的各种现象的感知、情绪和意志的总和，是人们对于各种社会现象，包括生产与生活以及由此发生的各种社会交往现象，从法律的角度感觉、认知、评价并且用以支配行为方式的意识，是人们将自己置身于法律世界、法律生活和法律秩序中的自觉性。笔者认为，无论是构建和谐社会还是促进和谐家庭都有必须要从提高人们的法律意识着手。

一、和谐社会的实质是以提高公民法律意识的法治社会所谓和谐社会，就是指构成社会的各个部分、各种要素处于一种相互协调的状态。按照这样的标准来衡量，所谓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当是各方面利益关系得到有效的协调、社会管理体制不断创新和健全、稳定有序的社会。具体说，就是一种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但和谐社会构建必须通过提高人们法律意识实现法治才能体现和保证，所以和谐社会的实质是以提高公民法律意识的法治社会。

首先，不和谐因素需要法治调整。当前社会中有不和谐因素，比如腐败、权钱交易、偷税漏税、走私贩私等，都需要通过法治来规范和调整。和谐社会首先是崇尚法治的社会，但是要在我们这个人口众多、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都很不均衡的国家，最终实现依法治国、实现社会和谐，就必须提高人们的法律意识，使人民群众正确理解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分清合法与非法，运用法律手段，通过合法程序，依法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通过法治渠道解决矛盾纠纷和问题等，维护和促进社会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其次，法治使“小人”无处藏身。“小人”得志是造成社会不和谐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在一个“以法治国”的社会里，“法”是至高无上的，它是一切行为的准则，刚性很强，“法”是强制性的，无论是君子还是小人都要遵循“法”这个大原则，否则就要受到“法”的制裁；在法治社会里，“法”是公开的，“法” 1

就象一面镜子，无论在明处的君子还是在暗处的小人，用“法”一照，皆暴露无遗；在法治社会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无论是孤军奋斗的个人，还是拉帮结派的“兵团”，不论你是弱者还是强者，都只用一根尺子衡量；在法治社会里，裁决“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小人光琢磨人不琢磨事是要吃亏的。[i]第三，法治更具约束力。法的实施与国家强制相关，且是有组织、专门化和程序化的。和谐社会的构建正是需要这种约束力作为后盾。没有规则的约束，人们的行为表现为随意性，就必然会造成冲突，造成不和谐。

第四，法治体现了人与社会的互动。马克思说过，“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 人类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不断地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历史。实现法治与民主，是人类寻求政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是迄今人类社会所能找到的最好的、最安全的社会方法。构建和谐社会就是需要人与社会的互动。

第五，法治体现了人民的民主参与。在当代中国，法治是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理性、文明、秩序、效益与合法性的完美结合。是一种具有特定价值基础和价值目标的法律秩序。其根本的价值就在于将社会的强权纳入了法律的轨道。因为法治的目标必须在广泛政治参与的情况下才能实现，法治的基本旨趣是限制专断的权力和保障个人自由。法治社会的意义不仅在于法制的完备，更为重要的是如何保障每一个人的合法权益，每一个人如何运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和谐社会不是靠少数人就能建成的，而是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参与才能建成。法治正是体现了这种和谐社会建设的民主参与。

第六，和谐社会需要公民良好的守法意识的支撑。守法就是要求一切个人和组织都应以宪法和法律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依法办事，任何行为都不能超越宪法和法律所界定的范围。只有具备良好的守法意识，才能实现严格依法办事；只有严格依法办事，才能保证国家和各项工作皆依法进行，依法治国的理想才能成为现实，建设和谐社会才有可能。公民具有守法意识，首要的前提是知法。连法律为何物有什么用处都不清楚的人，即使犯了法也罔不自知，何谈守法意识。因此，开展扎实有效的法治宣传教育，广泛普及法律知识，是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提高全社会法治化管理水平，建设和谐社会社会的一个重要途径。而如果群众不知法懂法，也就不会或者不善于运用法律。

二、构建和谐家庭也要从提高人们的法律意识着手

建设和谐社会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和谐家庭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不可缺少的组成部份，没有千千万万稳定和谐的家庭，就不会有一个稳定和谐的社会。可以说，家庭的和谐幸福，是衡量社会是否和谐的一个重要纬度，失去了这个纬度，社会和谐就无从谈起。有人认为只有加强道德建设才能建设和谐家庭，而笔者则主张建设和谐家庭应以提高家庭成员的法律意识为先，因为法律是道德的底线。很难设想，家庭成员法律意识低下而其道德却很高尚。一个家庭成员法律意识都很低的家庭是不可能成为和谐家庭的。家庭中有三种关系，即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关系、以血缘或收养为基础的亲子关系和以人与物的关系为基础的人与物的关系。因此，判断家庭和谐就要以这三种关系是否和谐为标准和尺度。和谐的家庭中这三种关系能够协调发展，共同促进家庭中每一个成员的健康发展。然而，这三种关系的和谐需要依赖家庭成员法律意识的提高。

第一，从夫妻关系和谐看。婚姻是家庭的基础和起点。夫妻关系是家庭中的核心关系，是家庭生活和谐的主导力量与重要支撑。关系和谐的夫妻能够在平等

与尊重的前提下，相互关爱、信任、谅解、支持和慰藉，携手共建温馨的家庭，发挥家庭的积极功能，使每一成员都享受到家庭的和谐之美。这样的和谐之美，首先就要夫妻双方各自尊重对方的权利和履行自己的义务，法律意识不高的人不尊重配偶的权利，不让配偶有一点自己的空间，不履行夫妻间的忠实义务，甚至对配偶实施殴打、捆绑、伤害等暴力，那就不可能有和谐的夫妻关系。如果夫妻法律意识提高了，各人都自觉地履行夫妻的义务并尊重配偶的权利，再辅之以处理夫妻关系的艺术，还愁夫妻关系不和谐？

第二，从亲子关系和谐看。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是两代人之间的联系和互动。在和谐的家庭中，不同代的人在认识和行为上的差异可以在法律规定的权利和义务的基础上通过及时沟通得到整合，从而形成融洽的代际关系。父母一代给予子女的是抚养、教育、经济和服务性的支持和帮助，子女给予父母的是赡养和情感慰藉。这些在婚姻法第21至23条都有明确的规定，如果长辈和晚辈都能自觉地按照法律规定的要求去做，亲子关系就不会出现严重不和谐的现象。

第三，从人与物的关系和谐看。家庭财富是家庭必不可少的要求，也是家庭稳定、和睦、幸福的物质幸福。和谐的人、物关系应当是家庭成员共同劳动致富，勤俭持家，合理支配运用家庭财富，在经济上相互支持帮助，使家庭财富能更好地服务于家庭成员生存、享受和发展地需要，更好地服务于家庭的建设和发展。人、物关系的和谐，实质就是人们的财产关系的处理得当。家庭成员在处理财产关系时应当以法律为准绳。只有以法律为准绳处理财产关系才能真正做到公平合理，才能达到人们期望的和谐。

三、如何培养公民的法律意识

“与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法律意识不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法律意识，不可能自发产生，它需要外部的灌输。” 那么，如何培养公民的法律意识呢？我们认为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１、强化法律意识领域的助推性健康因素

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针对具体的群体具体的需要有针对性地开展法律意识启蒙运动。借助各种媒体和生动的形式将法律的触角延伸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和层次，加快法律的社会化步伐。以法律理念的先行带动法律行为，以法律制度的变革激活人们法律意识和行为的变革。

２、推行中心城市先行，城乡共进的法治策略

由于法律意识领域在城乡有着显著的不均衡的差异，城乡二元经济体制的长期持续，市场经济的重点必然也只能落在城市，城市文明的优越使其更具备较乡村成熟的法治环境，因此城市法治要先行，尤其是中心城市更要先行。先行实现法治的城市带动乡村法治，城镇化、工业化、产业化、市场化的“三农”发展战略将是持久的，这种边缘化了的外嵌式的乡村社会将不断消亡和转化，最终实现整体秩序的整合和升级。

３、端正在消解法律意识领域阻却性因素的心态

从某种角度讲，法治也是一种法律意识的塑造工程。我们不能再忽视这种潜在的因素，法律制度的解决并不必然导致法律意识的提升。观念形态不改变，法治无深化之可能。我们必须整顿法学的研究秩序和体系，变传统的法学教育为大众法学教育和终身法学教育，我们应当变抱怨和容忍的态度为建设性的态度。我们的法治亟须减少的是破坏性的、肤浅的、浮躁浪漫、轻率而片面的臆断和行动。

４、培养和塑造公民自觉、自愿的守法精神

要实现法治国家的目标，就必须把现代法治的精神———公平、民主、正义、效率等内化为公民的法律意识，从而构筑公民守法的内在基础，自觉、自愿服从法律规则，有法必依，促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培养公民积极的参与意识，弘扬社会正义精神。

５、高度重视和发挥社区建设的重要作用

将社区建设作为把普法渗透于社会基层和家庭的重要支撑。随着社会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社会基层民主的扩大，社区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它不但是市民日常生活的最重要场所，同时也是政府与市民建立经常性联系和实施基层化管理的重要环节。社区建设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城市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而现代社区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则是要努力营造良好的社区法律文化和社区法治秩序。因此在这一方面，我们不但应着力探讨如何把普法工作渗透于社区的有效途径和方法，而且应当认真总结社区建设如何能够为提高市民法律素质提供社会化长效支撑的有益经验。

６、强化民主与法制、依法治国的法律宣传机制

通过各种渠道和各种形式传播于全社会。要经常不断地运用各种典型实例，有选择地借鉴国外有益的实例，向社会各个角落进行传播，使每个社会成员的法律意识升华于这种法治氛围之中。[viii]高度重视和充分发挥大众传媒的特殊作用，将其作为向公众进行法律信息传递和对其予以宣传教育和引导的最为日常化、大众化和常规化的重要普法手段。这是现代社会高度信息化发展趋势的必然要求，也是我们普法模式转变的一个重要方面。

７、不断发展和扩大基层民主自治

要进一步消融国家优位理念，逐步树立起社会优位理念。要在加强基层民主自治体制建设的同时，大力发展独立于政府及其它权力机关的社会中介组织，努力建成一个健康发展的公民社会，使公民在自治中培养民主意识和责任意识。同样重要的是，要不断健全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是现代法治社会的基础，市场经济对规则的需求，市场主体对权利意识的发育和扩张都为法律意识的成长准备了土壤。从历史上看，正是市场经济造就了市民社会的主体，拓展了市民社会的活动空间，塑造了市民社会的意识形态，塑造了市民社会的自治体制，促进了适合于市民社会的法律理念和制度的形式。[ix]可以说，没有市场经济，就不可能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公民社会，也就没有法治，更谈不上公民法律意识的养成。８、多种措施提高企业员工的法律意识

一是要增强依法办企业的意识。特别是公司法，已实施多年并进行了修改，企业经营者应当严格遵守。二是要增强按合同办事的意识。由于合同是有法律效率的协议，依合同办事，使双方都明确自己的权利义务，从而保证必备的交易条件和秩序，使交易得以顺利进行。三是增强公平、合法竞争意识。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经营者在市场交易中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1）自愿；（2）平等；（3）公平；（4）诚实信用；（5）遵守公认的商业道德，并且明确规定了哪些行为是不正当竞争行为，还规定了经营者的义务。这些为经营者划定了正当竞争和不正当竞争的界限，应当成为企业经营者的必备意识。四是增强自觉服从宏观调控的意识。市场的宏观调控就是国家为了克服市场功能缺陷、避免市场失衡而对市场进行调节和控制。其相关法律很多，企业在自身经营活动中，一定要有服从调控的意识，自觉地按照法律法规办事。五是增强按涉外法律和国际惯例办事的法律意识。社会主义市场是一个开放的市场，企业大量业务涉及对

外经济关系，因此必须有相关的意识。此外，规模较大的企业还应当在领导斑子中配备一名熟悉法律的人，招聘懂法的人参与管理并聘请法律顾问对一些法律问题把关。六是要在员工中开展法治教育，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训。可采取以下形式：

1、讲座、报告会、座谈会。此类方法具有时间集中、形式正规、气氛严肃等特点，适用于企业管理的各级、各部门的领导干部。在与会期间可邀请企业管理专家进行企业管理法律知识的专题讲座或涉及企业法律法规在实际工作中的应用，使管理的领导更加重视依法经营。

2、培训班、研讨班。此类方法具有时间集中、形式正规、受众面大等特点，适用于各级企业工作者。企业工作人员，可以通过集中学习，更系统的理解涉及企业的法律、法规知识，交流工作经验，取长补短；一般企业工作人员，也可以通过参加企业工作人员岗位培训班，接受到企业工作的基本知识和专业人员的特别指导，做到合格上岗。

3、利用网络。现代社会是信息时代，网络作为最便捷的工具以渐渐成为人们索取信息最重要的途径。可以把涉及企业法律、法规的条例、文件附在网上直报的页面上或制成专业网页，使一般企业工作人员都能够随时了解有关企业管理的法律知识。

4、利用报刊、宣传栏。在各种媒体疯狂涌入的年代，报刊依然是有些地区和个人接受信息的主要来源，也是企业工作人员接受信息的主要来源。企业管理人员可以同本地区的报刊发行部门合作，制作依法管理企业的法制宣传教育的专刊和在本企业内出依法管理企业的法制宣传教育的专栏。

总之，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家庭要从提高人们的法律意识着手。

【参考文献】

[1].童大焕《人类文明与优胜劣汰》，载《杂文选刊》2002年第6期

[2].转引自耿治《法律意识是实现法治的前提——读《法律意识论》》

[3].武志国《论我国当前法律意识领域的阻却性因素》《法律图书馆》

[4].孙光妍 毕晓棠《法律意识与法治建设 》人民日报2002年08月13日第十版 学术动态栏

[5].《民主与法制》2003.12.4 电视报道

第二篇：谈和谐家庭与和谐社会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党的十七大，胡锦涛总书记指出“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我们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就是说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不仅要达到艺术上的和谐、自然上的和谐，还要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不管是人与自然的和谐还是人与人的和谐，人都是主角。人是社会性动物，它是以家庭为基本单位处于社会中的，因此，要构建和谐社会必须要有大量的和谐家庭作为基础，和谐家庭是和谐社会的坚实基石。

建设一个温馨和睦、和谐的家庭是社会的需要，也是每个家庭成员的共同责任。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家庭面临着许多困惑与挑战。离婚率攀升，失谐的家庭通过其家庭成员将不良的情绪辐射到社会，激发各种社会矛盾，大大增加社会发展的成本，延缓社会发展的速度。近几年来，因家庭问题所引发的社会问题越来越多，影响越来越泛，家庭问题得到社会各界越来越密切的关注，如家庭中青少年道德修养有待提高，不良教育方式引发的少年离家出走，第三者插足造成离婚率的提高、单亲家庭的增多，家庭暴力，“空巢”老人家庭的出现等问题，严重地威胁着社会的有序、良性的发展。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怎样提升家庭的凝聚力，增强婚姻的稳定性，如何经营才能获得健康与安全，获得和睦与和谐，怎样为家庭成员成长提供支持的源泉，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共同问题。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它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的基本要素包括：家庭成员、居住的房屋和一定的财富。从相互关系上把握，包括：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关系；以血缘或收养关系为基础的亲子关系；以人与物的关系为前提的互为关系。从其功能性上来理解：家庭是人成熟、成长的摇篮；家庭是人成就事业、努力拼搏的情感港湾；家庭还是人生旅途中的温馨驿站。孟子说过：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意思是说修身才能齐家，齐家才能治国。他道出了个人、家庭和社会的关系，家庭是联结个人与社会的纽带，它是社会最基本和最可持续的单位，家庭的发展直接影响到个人和社会的发展。“家和万事兴，家齐国安宁”，家庭是否和谐，关系到每个人的幸福，关系到每个家庭的稳定和积极功能的充分发挥，进而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健康、稳定。从这个意义上说，和谐社会需要和谐家庭，和谐社会的构建首先应从营造和谐家庭开始。

现代社会的家庭主要趋势是核心家庭，从其基本关系来看，主要包括夫妻关系；亲子关系；人物关系。家庭的和谐实质上是家庭人际关系的和谐，我们要重视协调家庭三大基本关系。

夫妻关系和谐。夫妻和谐的前提是平等与尊重，离开了这一前提的爱，只能是一种不平等的、以一方的意志为主导的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或占有与被占有关系，或主人与仆人的关系，这不是现代社会夫妻和谐的含义。夫妻和谐的德性要素包括：在平等与尊重的前提下，夫妻双方相互关爱、信任、谅解、支持和慰藉，在共筑爱巢的过程中创造性地发挥家庭的积极功能，享受家庭的和谐之爱与和谐之美。

血缘关系和谐，即父母与子女关系的和谐。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其内容已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比如“尊老”，不仅仅指传统意义上的养老送终，还包括：经济上的供给、生活上的照料和精神上的慰藉。比如“爱幼”，不仅仅指供其吃饭穿衣，更不是一味“溺爱”，而是父母对子女承担起抚养、教育和监护人的责任。家庭是儿童初始社会化最重要的场所，这也是家庭积极功能的重要内容。

人物关系和谐。人与物的关系可以折射出人与人的关系，在现实生活中，人、物关系不和谐往往是引发家庭关系不和谐的重要原因，但人们却未能从家庭道德建设的层面加以重视。我们知道，在家庭中，一定的财富是必不可少的要素。如何通过家庭成员的辛勤劳动获得和积累家庭财富，如何合理地打理家庭财富，使它更好地服务于家庭成员的生存、享受和发展的需要等，都需要运筹和协调。劳动致富、勤俭持家是必不可少的家庭美德。

和谐是春天的一缕微风，和谐是冬夜里跳动的火苗，和谐是我们心中永恒的微笑。朋友们，让我们共同携起手来，构建和谐社会，从营造一个个和谐家庭开始吧。

第三篇：建设和谐家庭构建和谐社会

文章标题：建设和谐家庭构建和谐社会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各种社会关系的原始出发点。中国有句古训叫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它深刻阐述了家庭建设对于国家和社会建设的重要意义，阐述了家庭和睦是保证社会稳定和事业成功的基础。那么和谐家庭的标准是什么？本人认为和谐家庭主要应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即：尊老爱幼、夫妻和睦、民

主平等、遵纪守法、邻里团结、勤劳致富等等。

从目前我市城乡家庭的整体情况来看，崇尚文明、追求和谐、倡导美德是主旋律，但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人们的思想空前活跃，社会意识出现了许多多样化的趋势。反映在家庭领域，表现为家庭成员思想意识和文化需求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社会的深刻变革给婚姻家庭领域带来了一些前所未有的现实问题，一些家庭出现了价值观念扭曲、道德行为失范、子女教育有误、婚姻稳定性下降、家庭暴力加重等问题。

一、离婚率趋高。虽然有专家指出，离婚率适当提高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表现。但是，离婚率提高的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家庭的不稳定、不和谐。据调查统计，20世纪80年代初，我市家庭离婚率不到5，而现在竟达到18左右。去年我市共有963个家庭解体。尽管离异者有各自的理由和“说法”，但有相当一部分人仅仅是借口“性格不和”而草率离婚。

二、家庭教育薄弱。目前大多数家长注重的是孩子的学习成绩，这与我们国家目前的教育体制和越来越大的就业压力有关，也与家长的教育观念有关。我们市妇联开展的家庭教育状况调查中家长特别是中小学生家长最关心的问题也是学习问题，虽然近几年在品德教育方面的重视程度有进一步的提高，但孩子的成绩仍然在家长的心目中占据第一重要的位置。由此导致的问题多不胜数，如许多孩子在品德、行为习惯方面表现出任性、自私、孤僻、粗暴、自大、缺乏爱心等多种缺点和问题。

三、传统美德渐失。由于目前社会中家庭平均人口较少，比较多的是三口之家，传统的大家庭已不多见，加之物质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个别年轻人又受到一些不良风气的影响，一些传统美德如尊敬老人，勤俭持家等等渐渐淡化。个别年轻人竟然不以不赡养老人为耻，城市里生活无着的老人将富有的儿女告上法庭的事情也时有发生。

四、家庭暴力不断发生。

从市妇联最近几年接待的信访来看，目前我市“家庭暴力”主要有二类。一类是肉体暴力，这是一般情况下的暴力。第二类是精神暴力，比如长期不沟通交流，精神上忽视歧视漠视，对对方造成心理重负和压力。这种暴力看起来没有肉体伤害，但对配偶的刺激很厉害，有时甚至超过第一种。来自法院的相关数据显示，我市大约有35的离婚案都涉及家庭暴力。我们市妇联最近几年信访接待的情况统计，家庭暴力也有逐年增多的趋势，虽然不能排除女性随着经济社会地位的提高，其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不断增强而增加投诉的因素，但是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目前家庭暴力问题仍不同程度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家庭的和谐。

那么，当前我市怎样开展和谐家庭的创建活动呢？本人认为：

一、要加强宣传，不断增强人们创建和谐家庭的意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家庭的转型，家庭的凝聚力不如以前传统的大家庭了，三口之家甚至两口之家的增多，使家庭矛盾也趋于分散和隐蔽。加上人们工作压力不断增大，生存环境和工作环境不断变迁，许多人对家庭的关注也慢慢减少了。人们为了生存发展整天在外奔波，回到家里有时连话都懒得说。许多外出打工的人，有时一连几年都不回家。相当比例的人越来越看重自身价值的实现，却忽视了对家庭的责任。这些情况都是造成人们形成或忽视家庭问题的原因。因此，应该加大和谐家庭的宣传力度，使人们在重视事业的同时关注家庭、热爱家庭，使和谐家庭成为大家温馨的港湾，也成为和谐社会的基本单元。

二、要加强教育和引导，努力促进家庭和谐。如何解决好家庭问题，是我们社会教育中的一个空白。许多人认为，怎样当家长不需要学习。实践证明，仅仅学习往往还很不够。有不少人事业上功成名就，但是家庭却一塌糊涂，甚至因家庭问题毁掉一生。目前有问题的家庭很多，但人们缺少解决问题方面的帮助。许多发达国家的公民有自己的私人心理咨询医生，也有一些专门咨询机构，一旦产生问题立即咨询求得解决。我国目前这方面的工作还有待于进一步开展。因此，应鼓励建立一些家庭问题咨询中心之类的咨询机构，帮助那些遇到问题和困惑的人们，减少各种家庭冲突的产生和发展。在教育内容的侧重上，第一要加强对女性的宣传教育。因为在家庭中，女性的作用非常重要，家庭主妇的言行对其他家庭成员往往产生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对子女的教育方面，母亲往往比父亲花费更多的时间和心血。正如德国教育家费洛贝尔所说“国民的命运，与其说是操在掌权者手中，倒不如说是握在母亲的手中。”因为每个人的生命都毫无例外地是有母亲孕育的，在出生的很长一段时间，同时也是人生最关键的一段时间，是在母亲的抚育下度过的，母亲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和榜样，自身素质对孩子的聪明才智、思想道德和人格品质具有重要影响。近年来，我们市妇联围绕提高女性素质、加强家庭教育开展了一系列工作，如近两年在全市举办了更新家庭教育观念报告会20多场，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另外，我们还连续几年开展了“女性素质年”、“五好文明家庭”创建等活动，通过一系列的活动载体，力图在提高女性素质、转变家庭教育观念等方面取得一些成效。第二要倡导树立“经营”家庭的观念。婚姻关系更多的是一种伙伴关系，需要互相理解让步。家庭也像一个企业及一切有生命的东西一样，需要不断用心经营，否则就会出现危机甚至解体。每一对夫妻在共同生活了几年十几年之后，大都会产生一定的差距，这时互相的理解和重新认识非常重要。第三要在家庭中倡导传统美德。种树者必培其根，种心者必培其心。营造和谐家庭还要增加传统美德教育，在家庭成员中形成关心国家和社会，倾情公益事业的氛围。作为家长要以身作则，注意自己的言行对子女的影响。

三、要加强法律救助，有效缓解家庭暴力问题。我国目前没有专门的反家庭暴力法。只能从《婚姻法》、《刑法》中寻找与之相对应的条例。如刑法中关于虐待罪的，就是与家庭暴力最相关的。其规定为“一方对另一方施暴，造成肉体，精神的恶劣后果，持续发生的，就叫虐待。”从中可以看出，国内更强调的是结果。即一定要造成严重后果。在取证上，对受害者的伤害有严格的规定，比如伤口的长度、大小、面积等。目前我国法律考虑到婚姻关系的特殊性还强调一定要受害方主动作为，即自己上告。如果不告就不能立案。这种规定也是有社会原因的，因为涉及感情的案件当事人态度较复杂，从而给处理工作带来一定的难度。从惩罚行为来看，国内现有法律主要分为经济赔偿，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三种。如新《婚姻法》规定，两人若是因为家庭暴力原因而破裂，无过错的一方可以比有过错的一方得到更多的财产。而造成了身体伤害的严重后果的，一般按《刑法》的虐待罪处理，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以行政处罚和道德批评为主。总的说来因为家庭暴力本身具有的社会特点和多面性，《刑法》和《婚姻法》不可能有一一做出详细规定。去年我们市妇联为维护受害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并给他们提供帮助，与市政法委、市公安局联合建立了“奉化市110妇女儿童（家庭暴力）救助中心”，在各镇街道成立110妇女儿童（家庭暴力）救助站。

家庭是社会稳定的基石，是人生旅途中温馨的驿站，是社会发展的“助推器”。“家和万事兴，家齐国安宁”！推进和谐家庭的建设必将进一步促进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一个和谐美好的社会大家庭将成为我们幸福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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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和谐家庭,和谐校园,和谐社会

孔雀初中2015级

国旗下讲话

—和谐家庭,和谐校园，和谐社会

（行礼）

尊敬的各位老师，同学们：

大家上午好！今天我为大家演讲的题目是《和谐家庭,和谐校园，和谐社会》。

我们生活在和谐的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与人协调相处，和谐对于我们来说是如此美好！

美丽的鲜花，因为有了绿叶的依偎，才显得清纯和鲜润；蓝蓝的天空，因为有了白云的打扫，才显得静穆和安详；宽广的土地，因为有了万物的拥抱，才显得和谐和馨香。而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社会，甚至一个国家，不也是因为互相依存，互相映衬，互相促进，一起共同发展，才呈现出五彩斑斓的和谐吗？ 和谐犹如一幅画，好似一首歌。和谐产生美丽，和谐生发了力量。

和谐之美在于感恩父母。

同学们，我来问大家一个简单的问题：是谁把我们带到这个世界上来，让我们感受这明媚的阳光、享受这美好的世界呢？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最亲爱的爸爸妈妈。父母的爱就像大海那样深厚：当我们在学习、生活上遇到困难时，最担心的是父母；当我们取得成绩和荣誉时，最开心的是父母；为了给我们一个好的生活环境，父母不辞劳苦，辛勤工作„„所以，我们应该感恩我们的父母。

2012-11-26

和谐之美在于宽容。

因为拥有宽容才有和谐。宽容是人类情感中的种子，她能在人类的心灵这片净土上扎根发芽，在爱的保护下茁壮成长。宽容之心是多么伟大的，她能够熄灭怒火，她能感化邪恶撒播善良，她能够无私奉献，从不计较。她让我们享受阳光一般的温暖，雨珠一般的滋润。在学校里，同学间难免会有一些小矛盾，这时就要以一颗宽容的心来对待别人。你说一句对不起，我说一句没关系，事情不就解决了么？为何非要闹到双方都不愉快呢？笑着接受别人的道歉，笑着对别人道歉难道是件很难的事么？

宽容是一种美德，宽容别人就是善待自己。记得有这样一句话：“心是一个容器，当爱越来越多时，仇恨就会被挤出去。”让我们学会宽容，用爱来充满内心，善待怨恨，退一步，海阔天空；忍一时，风平浪静。

和谐之美在于谦让。

我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温文尔雅，落落大方，见义勇为，谦恭礼让的民族；华夏儿女的举手投足、音容笑貌，无不体现一个人的气质与素养。荀子云：“不学礼无以立，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宁。”

“谦让”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如果大家能够自觉地谦让一点,把更多的空间留给别人,其实也是把空间留给了自己。邻里之间，同学之间，路人之间遇到矛盾，即使“有理”，让一让也就平息了；

乘公交车时，给老、弱、孕、幼者让个座，愉悦会在你的心中油然而生，美好一瞬也会在他人心间永驻„„

谦让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润滑剂，是给幸福浇水，是锦上添花。谦让不仅惠及他人，也陶冶自己。

和谐之美在于诚信。

诚信是一颗珍贵的钻石。诚信好比一支玫瑰，在花园之中，她是最美的，美得娇艳欲滴，美得惹人心潮，美得高尚，美得完美无暇。有了诚信，和谐之美才足以体现！

和谐之美在于淡泊名利。

老鹰为了搏击长空而在天空自由翱翔，而不是为了炫耀自己的羽翼，因此无限的天空赐予了它自由快乐的空间；风帆只为乘风破浪而在海中搏击风雨，而不是夸耀自己的樯桅，因此浩瀚的大海给予了它豪壮宽阔的乐园。其实，和谐之美绝不容忍名利所缚，只有淡泊名利才可以称为和谐之美。

和谐不是强行的，而是顺其自然的。不和谐的生活不会产生共鸣，无法演奏生活的乐章！和谐不是停滞，也不是凝固，而是一种积极的前进的状态。

同学们，让我们全校上下，携起手来，让文明礼仪之花开满校园的每个角落，为创建一个文明、有礼仪的和谐社会而努力奋斗吧！

谢谢大家！（行礼）

第五篇：农民现代法律意识与中国农村和谐社会

农民现代法律意识与中国农村和谐社会

全面建设和谐社会，农村是关键。实践农村和谐社会最重要是农民现代素质的培育。没有农民现代素质就没有农村社会的现代化，更谈不上农业经济和农村社会的和谐秩

序。

一．农民现代法律意识在农村和谐社会建设中的作用评析

依法治国是和谐社会的基本前提，而农民现代法律意识则是中国农村和谐社会建设对农民素质的内在要求。现代法律意识指的是以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宪政制度为基础的法律价值观念体系，包括民主意识、平等意识、公正意识、维权意识、程序意识、效率意识、道德自律意识、规则意识、敬法守法意识等。培育农民现代法律意识对中国农村和谐社会建设中的立法工作、法律实施及经济建设等颇具现实意义。

（一）农民法律意识与和谐社会的立法

法律意识在立法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正如黑格尔所说，“通过法律意识，也正是因为法律意识，立法者才„捕捉到时代精神‟，并将之反映到法律文件中。”（注：[俄]B·B·拉扎列夫：《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82页。）农民法律意识在农村立法中的具体作用体现在二个方面：一方面，农民现代法律意识对已经制定的法律具有“评价”与“校正”功能。所谓对立法的评价是指社会主体依据一定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的评价标准对立法机关所制定的法律是否符合社会生活实际的要求，是否具有正义性、可实现性、可操作性所作的主观价值判断。农民评价法律总要具有某种评价的尺度和标准，而评价标准的确立取决于农民自身法律意识水平。农民法律意识的立法评价功能直接关系到农民对立法机关所制定的法律的态度和感情，直接关系到法律能否得到农民心理认同，从而影响到立法在农村实际生活中是否能够得到广大农民的一体遵循。此外，如果立法与绝大多数农民的法律意识相背离，不能得到八亿农民的广泛认同，就可能导致法律在农村和谐社会建设进程中的扭曲变形乃至法律的废止。法律意识的这种对法律的扭曲、变形乃至法律的废止的功能，有的学者称之为法律意识对立法的“校正功能”。另一方面，农民现代法律意识是农村立法的重要补白。法律意识对立法具有“补白功能”是基于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复杂性和变动不居使然，因为农村立法不可能做到完美无缺，完全适应农村社会生活的需要。特别是在中国农村社会持续变迁的过程中，法律自身所具有的相对稳定性使它经常不能适应农村和谐社会发展和时代变迁的要求，具有一定的“滞后性”。这

些因素常常导致立法难以跟上农村和谐发展对法律的需求，出现某些法律调整的社会空白领域。而在这些无法调整或法律不完备、不健全的社会关系领域，法律意识往往能起到一种“拾遗补缺”的作用，即农民往往根据他们的法律意识来规范自己的行为，调整他们之间的关系。因此，有学者把法律意识的这种功能称之为“准法律功能”或“补白功能”。

（二）农民法律意识与和谐社会的法律实施

在农村社会的法律实践过程中，农民的法律意识扮演着“双刃剑”的角色：对农村社会法律规范持认同、支持态度（坚定的法律信念）对农村法律的高效益实现以及全面推进农村和谐社会建设极具正面效应；与之相反，与现行农村法律相悖的法律意识（诸如法律信仰缺失及厌诉心理、权力依附心理等）却是农村法律实施的巨大障碍，是与农村和谐社会格

格不入的。

农民法律信仰的培育是农村和谐社会法制建设的最基本前提，农民法律信仰的缺乏，将会为滥权与专横提供广阔的空间；农村基层法律机关法律信仰的缺乏，则会使法律的公正与权威遭到无情的嘲笑。“法治化的过程实质上就是法律逐步获得并保持神圣性的过程。”（注：姚建宗：《信仰：法治的精神意蕴》，吉林大学社科学报，1997年第2期。）正如二千多年前亚里斯多德在《政治学》中所言：法治是良好的法律加国民普遍的服从，信仰法律是“普遍服从”的前提。柏拉图曾指出：“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处于从属地位，没有法律的权威，我敢说，这个国家一定要覆灭。”（注：《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5页。）在当今中国农村，国家法律、地方法规并不少，但由于种种原因，却使广大农民对法律知之甚少，农民的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再加上部分法律对农民的确存在不公正之处，最后导致农民在无奈中对法律敬而远之……如此现状，何谈对法律的忠诚与信仰！而法律信仰又是和谐社会建设工程中的基本支撑力量。没有农民的法律信仰，根本谈不上农村和谐社会中法律实施效果。

（三）农民法律意识与和谐社会中的农村市场经济秩序

法律意识的价值取向和法律意识的内容是由社会经济基础和经济结构决定的。但是，法律意识能否正确反映社会经济结构的内在要求对社会生产方式和经济结构的正常运行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果农民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法律意识，则农村社会经济建设就会比较顺利，得到高速发展；相反，如果农民的法律意识不能正确、全面反映社会经济结构的内在法权要求，或对社会经济基础的内在要求作了片面的、歪曲的反映，则农村经济的发展就可能困难重重，农村经济发展模式可能被扭曲，发生变形或畸形现象。

事实证明，农民现代法律意识中的民商法律意识对农村市场经济的正常有序进行具有重要意义。根据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民商法律意识至少应当包含诉讼法律意识、契约

自由观念、主体平等观念、诚实信用观念、等价有偿观念、社会责任和法律责任观念等。只有国家和农民将这些法律意识和观念要素全面反映到民商法律制度和农民的民事行为之中，农村市场经济才能得到健康、有序、稳定的发展。否则，农村市场经济的运作和发展就会被扭曲和变形。如没有诉讼法律意识，农民在解决利益纠纷、维护自身权益时，就不能自觉运用法律，更谈不上培育“寻求法律救济”的法律心理；没有契约自由、主体平等、等价有偿的观念，就没有市场交换的公平正常的进行；没有诚实信用的观念，农村经济生活中就会出现强买强卖、欺行霸市、制假卖假、不履行合同等现象；没有社会责任和法律责任意识，农民就不可能在民事和商事活动中顾及他人和社会的利益，自觉承担民事活动和商事交往中的法律责

二、制约中国农民现代法律意识培育之因素分析

梁治平先生在论及中国法制现代化和法律意识现代化的困难时，曾经分析道：“最根本的原因大概在于，中国当代法律基本制度源于西方，并不是土生土长的东西，而制度后面的那套思想观念、行为却是千百年来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有其深厚的根基，决不是一种政治或社会力量在短时间内可以改变或者清除的。尽管中国人引进西方法律制度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但是透过他们的言行举止不难察觉，实际上存在着另外一套独特的行为准则”（注：梁治平：《新波斯人信札》，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5—16页。）。对此，笔者颇为赞同。与此同时，我们应当看到，在农民法律意识现代化进程中，除了上述传统法律文化因素外，还有诸多社会文化因素极具障碍功能，具体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法外行政

在现实生活中，行政与农民的生活有着密切联系，从出生后的户籍登记开始，工商、税务、公安、司法、房管、村委会等等，伴随着农民的一生，它们依法运转是农民高质量生活的保证。行政法治之实现程度既是衡量一个国家秩序化的根本标志之一，亦是中国全面和谐社会建设的一个表征。但在农村实际生活中，行政侵权、行政越权、行政失职等法外行政现象的普遍存在已是不争的事实。周广立现象（四年内免费代理行政官司251件）从另一角度表明了农村行政违法行为的普遍性。无怪乎百姓感叹道，在基层，需要法制教育和法律知识的，不仅仅是我们，更主要的是政府官员！如此法外行政行为普遍存在，其对中国农村法治化进程推进之破坏力是显而易见的。

法治社会，必然是权力、权利相互尊重的社会。但目前在农村，几千年流传下来的行政文化中“官本位”之观念仍在一些基层行政人员头脑中根深蒂固，将行政视为对民众的一种绝对权威支配，无权力受限意识，法外行政行为屡见不鲜。根据徐显明先生著名的“权力权利守恒定律”（此消彼长，此长彼消），行政权扩一分，公民的权利便少一分。如何唤起农民对法律的信仰及对法的理性遵从，是中国农村和谐社会法治化之关键。法外行政的泛滥

（权力的无限性）必然导致民众追逐权力、迷信权力、崇拜权力；相反，若在权与法的较量中，权力不再是一匹放纵不羁的野马（法律成为控制它的缰绳），必然会使农民产生还是“法大”的质朴感觉，消除“法大还是权大”的困惑，对权力的迷恋就会被对法律的崇拜所

替代。

（二）普法畸形、执法粗暴、司法腐败

作为农家子弟，曾亲眼目瞩了那些父老乡亲是如何在无奈中对法律敬而远之的。

我曾多次见过县里、乡里组织的法制宣传，一辆大卡车停在村口，大喇叭对着村子高声吼叫着譬如抗税、漏税负什么责任，违反计划生育负什么责任，违反土地政策负什么责任，以及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甚至很多地方性规定，这些规定全部是凶巴巴的禁止性条款。而车上的人呢，早跑到村委会去吃狗肉、喝烧酒去了，时不时还传出些行酒令和划拳声。可以想象，农民能对这些断章取义、只见义务责任不见权利保护的“法律”感兴趣吗？再看看那些铁路公路沿线的标语吧：“谁失火，谁坐牢”、“计划生育也是法，违法要罚款”、“横穿铁路，轧死不赔”……如此这般变异的“普法运动”把法律完全丑化了！

与此同时，一些地方屡禁不止的粗暴“执法”、违法执法则会让农民深感畏惧，甚至恐惧。催粮催款时，乡政府、派出所、地方打手“联合执法”；落实计划生育政策时，将超生妇女“五花大绑”，如果是“超生游击队”，则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将家俱全数充公、房屋推倒；农民未交“买地钱”，算成违章建房，乡政府租来推土机“行政强制执行”；去打工先交大笔钱“买”了暂住证、未婚证再说，去深圳的还要边防证，否则算成“三无人员”，被联防队员用绳子一捆，收容遣送了，等着家里拿钱来赎吧。然而，当他们被无故开除，被联防队员暴打，被黑心老板拖欠工资而不得不去进行被城市人讥之为的“跳楼秀”时，那些保护他们的法律——合同法、行政诉讼法、劳动法却形同虚设。这时，法律在农民权利保护的正义时空中却

“无故”缺席。

对于这样被异化的“恶法之治”，他们宁愿选择礼治。如果有一天，中国九亿农民不怕法律了，欢迎法律了，那么，我敢断言，真正的法治便为期不远了。到那时，农村才真正地步入了和谐社会。否则，我们仍将在“初级阶段”徘徊，甚至倒退。

（三）部分农民的畏法、厌诉心理

从传统视角来看，中国，特别是在广大中西部农村，社会有序化，多不依靠法律。平等社会主体之间的交往、争议的解决，依靠的是代代相传的乡规民约和宗法族规。诉讼作为一种法律赋予的以争取自身合法权益的法律活动，本可以构成民间冲突、官民冲突合理裁决的法律制度。但是在一般平民百姓看来，“对簿公堂”是违背“和为贵”之祖训的，正如《大宅门》中的二奶奶所言：“居家过日子，以息事宁人为好”，“一场官司十年仇”，“怨仇宜解

不宜结”，“退一步海阔天空”等等，这是传统国民以“曲则全”、“和为贵”、“不争”为处世哲学的真实写照。“中国人一般是在不用法的情况下生活的，他们对法律制订些什么规定不感兴趣，也不愿意站到法官的面前去。他们处理与别人的关系以是否合乎情理为准则，他们不要求什么权利，要的是和睦相处与和谐。”（注：[法]加勒·达维德：《当代主要法律体系》，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487页。）。

时至今日，中国农民之所以不愿诉诸法院，依然存在厌诉心理、“包青天”意识，除上述传统法律心理以及“有罪推定”的司法思维定势的消极影响之外，笔者认为更多的是当今中国农村法律运作的残酷现实使然：首先，农民没有能力支付使用法律武器的成本。农民出不起诉讼费、法医鉴定费、律师服务费。一场官司从一审到二审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农民耗不起时间，也耗不起住食宿费、交通费，甚至付不起举证材料的打印费。其次，农民没有能力克服自卑。农民相信党、相信政府、相信“包青天”，只有党和政府帮他打官司，他才敢打；只有“包青天”存在他才敢“民告官”。否则，农民是不会自信地走进法院，讨回公道的。再次，农民无力冲破“官官相护”的关系网，获得公正的判决。在我国的许多地方，能够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神通广大的人士多得很。官司打来打去，打得双方都不愿打的事例也多得是。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多数情况下唯有在无奈中选择委曲求全，接受强势者一手炮制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了了之”。

需要澄清的是，虽然农民的畏法、厌诉心理亦是影响中国农村法治化进程、制约农村全面和谐建设的重要因素，但较之前面的二个方面，则是我们最不该责备的了。

三、转型时期对培育农民现代法律意识的几点思考

（一）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是克服传统法律心理消极影响，培育农民现代法律意识的物质基础

我国农村法治社会的建构，说到底是按照现代法治社会的样式对传统社会的逐步改造。其中农村市场经济体制模式的确立和在实践中的显著成效，是法治社会形成与发展的最具基础性的强大动力源泉，是培养农民现代法律意识的物质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落后的生产力和封闭的生活方式是宗法等级意识、权利淡泊意识、畏法与厌诉心理等滋生的温床，同时亦是培养现代法律意识的巨大绊脚石，正如马克思当年在分析西欧大陆一些国家的发展状况时指出：“这些国家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他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苛延残喘。不仅活人使我们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们受苦。”（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页。）这充分说明了经济发展对培养公民现代法律意

识的重要性，没有高度的市场经济的发展，就不可能推毁小生产方式及传统法律心理对农民现代法律意识的消极影响，更不可期望社会正义制度化。

市场经济是自主性经济，主要靠市场主体拥有的、受到法律保护的权利自主活动，而不像计划经济那样，主要靠权力和被动的服从来活动。在自主性经济中，农民有自主权，他们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从而培养权利意识和自主精神；市场经济是平等性经济，市场主体都是平等的，平等交换、平等竞争，一切交易都要公平、自愿、等价、互惠才能成立，而不像计划经济体制下“国营”老大、“集体”老二，“先公后私”。这有利于培育农民的平等意识与习惯；市场经济是契约性经济，市场主体靠主体之间的契约联结在一起并进行活动。契约（合同）是在法律的范围内双方或多方当事人平等、自愿订立的“法律”。正如马克思所说：“……通过交换和在交换中才产生实际关系，后来获得了契约这样的法的形式。”（注：《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9年版，第276页。）“广大公民在合同的订立、履约和违约后通过法律程序解决的过程中，在与切身利益攸关的问题上，亲身体验着法治的优越，培养着法治的精神。”（注：公丕祥：《东方法律文化的历史逻辑》，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98页。）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市场经济在农村的充分发展必然为培育农民的民主意识、平等意识、规则意识、程序意识、契约精神等法治意识提供肥沃土壤。

（二）注重实践环节、讲究实效，充分发挥民间固有的习俗、惯例和规范对农民社会关系的调节功能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指出了以法律手段取缔风俗习惯的暴力性和政治风险性：“法律是制定的，而风俗则出于人们的感悟。风俗以人民„一般精神‟为渊源；法律则来自„特殊的制度‟。推翻„一般的精神‟和变更„特殊的制度‟是同样危险的，甚至是更为危险的。”，“要改变这些风俗习惯，就不应当用法律去改变。用法律去改变的话，便将显得过于横暴。那个强迫俄罗斯人把胡子和衣服剪短的法律、以及彼得大帝让进城的人把长袍剪短到膝盖上那种暴戾的做法，就是苛政。”（注：[法]孟德斯鸠：《论法和精神（上）》，商务印书馆196

1年版，第309—310页，第154页。）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于农村传统社会组织、结构以及社会关系等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严厉打击了农村原有民间组织。在反“封建”、破“四旧”名义下对各种传统观念和民间知识的全面清理，目的是想通过强制性改造运动把旧时的农民改选成新时代的公民，并以正式 的法律去取代民间固有的习俗、惯例和规范。但事实上却证实了孟德斯鸠预言，乡规民约依旧以其合理性在农村社会顽强地生存着，同时亦验证了“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这一黑格尔的至理名言。在农村社会“合理而不合法”的现象甚为普遍，这不能不再次引起立法者的深思！事实上，当法律抛开民间固有的习俗、惯例和规范，试图强行介入农村时，国家的正式法律在农村社会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地气”（根基）。因为为了使法律家喻户晓，常常需要习惯作为补充，毕竟立法者所用的概念要求借助习惯予以阐明。在一个文明与落后同在的国度，在广袤的农村大地，我们不能忽视民间固有的习俗、惯例和规范的成长土壤与社会功能。正如列宁所说：“假使我们以为写上几百条法令就可以改变农村的全部生活，那我们就会是十足的傻瓜”（注：《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801页。）善待好的有效的习俗、惯例和规范也是由我国的国情决定的。“在一些落后的乡土农村依然普遍沿袭、保存、使用着大量的习惯，对习惯、习俗等民间法的遵循大大超过了对法的呼唤，国家法往往还处于次要的补充地位。”（注：田成有：《乡土社会的国家法与民间法》，云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01年第5期。）我国法制的统一、依法治国的推进和“送法下乡”的运动，的确不能完全消除和摈弃人们心中认可的有效的习俗、惯例和规范。现阶段的民间固有的习俗、惯例和规范在农村存在的理由是充分的。因此，我们的确不能从所谓现代法治的视角形而上学地指责和讥讽农民们的“合理不合法”行为。

需要澄清的是：重视民间固有的习俗、惯例和规范在农村社会的调节社会关系之作用，并不是说农村社会不需要国家的法律，更不是主张国家政权应当从农村社会中彻底退出。从总的趋势看，中国农村从遵循村规民约向信仰国家法转换是必然之事。这既是乡规民约自身缺陷使然，更是依法治国方略、全面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在农村的充分发展必然会挤压村规民约的生存空间，进而使之退出农村社会。此外，民间固有的习俗、惯例和规范又有良莠之分。唯有“优秀”的习俗、惯例和规范与“善”的国家法相结合，方可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获得合法性存在理由，成为一种正式的制度性安排，切实

培育出新的更合理的法律观和秩序观。

（三）完善农村基层权力制约机制，改进现有法律对农民的不公正之处，从根本上为培育农民“法律至上”的法律信仰意识提供条件

民意调查表明，农民对法律的信任程度，法律权威的实现程度，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三个基本因素：基层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法律尊重程度；国家法律与地方性法规在农村运行的状况；法律法规对农民切身利益的保护程度。基于此，在全面推进农村和谐社会建设的进程中，为培育农民的法律信仰意识，我们既要完善农村基层权力制约机制，又要改进现有法律对农民的不公正之处。就目前而言，重点关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加强制度改革，从制度上使农村基层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尊重法律，真正做到“法内行政”，杜绝权力私化现象。而要防止和杜绝乡镇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之“法外行政”“执法粗暴”“司法腐败”等现象，仅仅靠自身所谓的党性、法律知识的学习是远远不够的。正如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所言：“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注：[法]孟德斯鸠：《论法和精神（上）》，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09—310页，第154页。）因此要根本制约乡镇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法外行政”“执法粗暴”“司法腐败”之恶行，必须要建立完备的法律监督机制，解决权力制约问题，以保国家权力不受任何人的主观任意的支配，实现法律的至上权威。而要实现法律权威必须做到：一方面，党政机关坚持“权力法定”的原则，即要在国家法律规定范围内行使职责，不可随意推定（扩大）自身的权力范围；另一方面，要有不依附党政机关的专门监督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和检查。中国目前的确有专门的监督检查机构，但其人事、财政、考核等皆依附于同级党政机关，让依附者去监督被依附者，堪称中国特色的政治笑话。

第二，改革现有的农村诉讼体制，降低农民的诉讼成本，并进一步加强对农村的法律援助力量。大多数农民对“告官”之事是敬而远之，首先是惹不起，其次是打不起。农村现有诉讼体制的弊端突出体现为诉讼成本（全方位的）太高。这正是农民申冤不得不在无奈中绕开国家法、另辟蹊径的根本原因所在。笔者在此还想提及中国的法律援助制度，不可否认，这种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法律制度的确在现实生活中发挥着不容忽视的重大作用，但是这种制度化的、范围极小的“施舍”，又有多少农民能够“按需分配”呢？除了个别死刑犯或标的很大的当事人能享受这种待遇外，又有几个农民能亲身体验这种社会主义优越性呢？可以想像，一个根本不打官司、打不起官司的农民，他能信仰法律吗？ 第三，加强农村失业、医疗等社会救济立法，国家应支付农村的失业和社会救济费用

至今为止，我国始终没有考察农村的失业问题。按目前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农村维持目前的农产品产量所需劳动力不超过现有劳动力的三分之一，农村过剩人口是通过“一个人的工三个人做”，一年平均有效工作日不到一个月，没有兼业，又没有资本的农户，只能在贫穷中度日。“五保户”、烈军属开支等社会救济、救助费和抚恤费用也是通过制度化由农民承担。政府在社会救济上对九亿农民的确有不尽人意之处。这既不符合社会公平的要求，国家也没有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现在中央提出休养生息政策，就应当通过立法形式使农村失业、社会救济制度化，还农民以真正的公平待遇。在这方面湖南省某县走在了最前面，其推行农村医疗保险，由县镇政府、农民个人按比例投资保险，农民可以到县镇政府的卫生部门报销医疗费，其上限为每人每年报销不超过一万元，尽管如此，但的确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第四，加强教育经费立法，国家应承担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费用

国家要求的九年义务教育，城市由国家财政负担，而农村却由农民自己掏腰包。现在农村中小学的费用开支是城市的两倍以上，而农民的收入还不到城市居民的一半，用较少的收入负担较多的费用这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的不公平。并且20世纪90年代以来，教育部以政府的名义要求乡村两级中小学校舍“达标”，每个乡镇至少需要200万元左右，而这些最后也通过“学生集资”等途径转嫁给农民。“有人把这种状况称为„农村义务教育农民办‟。据教育部发展研究中心在1998年选取7 个省的26个样板县的调查：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中央补助约占1％，省补助占11％，县投入占9.8％，其余78.2％由乡和村筹集。这种状况无疑问加重了农民的负担。”（注：黄锫坚：《农村教育投入：缺口谁填？》，经济观察报2003—10—27.B2.）我们必须承认这是一个权责明显扭曲的事实：中央和省级政府掌握了主要财力，但基本摆脱了负担义务教育的责任；县乡政府财力薄弱，却承担了绝大部分义务教育经费——这种政府间财力与义务教育事权责任的不对称，是义务教育特别是农村基础教育经费短缺的重要制度原因。许多研究者将这种不对称状况形象地称之为“小马拉大车”和“大马拉小车”。令9亿农民振奋人心的是，2005年3月5 日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从2005年起，免除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杂费、书本费和寄宿学生的生活费，到2007年农村普遍实行这一政策。广大农民期待着“以农民为本”的《农村教育经费法》出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