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与高校专利技术转让难的根本出路探讨

第一篇：中国企业与高校专利技术转让难的根本出路探讨

中国企业与高校专利技术转让难的根本出路探讨

据权威数据显示：中国高校教师的专利90%得不到转化，而多数中国企业也正面临着专利技术转让难的困惑。面对美、欧、日每年庞大的专利交易额，中国的专利转让代理机构应该如何助力企业与高校，帮其打通专利转让这个经济要穴呢？

在全国各地的科技展会上寻找可以为企业所用的新技术，目前是很多企业技术高管的主要工作之一。但他们也不得不指出：很多专利和技术看上去很‘美’，但缺乏实用性，企业拿到以后并不能直接使用，考虑到成本和投入等原因，最终只能选择放弃。而在国际科技展会上，也有不少海外企业向中国参展企业抛出橄榄枝，想进行技术方面的合作或交易，但同时也有几点担心：第一，对中国知识产权法律了解不深，所以担心合法权益无法受到应有的保护；第二，中国的专利技术含金量的确不像发达国家那样经得起推敲；第三，中国的专利技术有在申请或已获得海外专利证书的也非常有限，所以对其潜在价值的挖掘也倍受限制。正是因为意识到目前中国专利转让、转化难的这一瓶颈，一些国内知名的涉外专利代理机构就身先士卒地结合自身优势，联合国内的知识产权交易中心以及海外的专利商标合作事务所和全球各类交易平台陆续推出了国内外专利转让、专利许可、境外专利运营等专利转化交易方面的定制托管服务。虽然尚处在尝试和积累阶段，但小试牛刀的过程中也做出了不少成绩。比如，深圳的新创友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因为涉外专利代理业务是他们的强项，所以全球100多家海外合作事务所和专利交易平台就成了他们的绝对优势，某触摸屏制造企业正是因为看重他们在当地的服务口碑和涉外业务能力，便前期先委托他们进行触摸屏技术方面的专利分析及布局，制定专利组合方案，后期新创友先后帮企业成功获得国内外数十件专利授权，进而又通过境外专利运营，促成此企业成功拿下上亿元的专利转让许可合同。目前高校专利的平均寿命为3—5年，而企业专利的平均寿命则要多出2—3年。其实，中国企业与高校中不乏有些待开发打磨的“金子”专利，要想提升专利转化率，完全可以考虑依托有经验的专利转让代理机构对专利进行“二次包装”，从分析、布局入手，培养出具有竞争力及高价值的“专利组合”，既而通过“专利组合转让或许可”、资源整合后打包交易或专利技术商品化等多种合作方式实现专利的转化。

同时，也要依靠政府的政策及资金支持，通过展会、交易中心等方式扩大交易范围。最重要的还是在于企业与高校要严把专利质量关，提升专利含金量，使其更符合企业及市场的需求，比如研发前的专利分析、布局，专利申请时对专利文件撰写和翻译质量及标准的把关，还有专利申请过程中通过多国申请形成长远的市场运营战略布局等。是金子总会发光，真才实料才是硬道理。

目前，不少国家都有专业团队专门寻找有转让潜质的技术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更为省时、省力且保险的做法是，通过专业、有一定经验的专利代理机构进行全程操作，不但可以享受到即时到位的法律咨询服务，而且也可降低交易风险，提高专利交易成功率。

第二篇：解决农村贷款难的根本出路——健全农村金融体系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农业发展比较缓慢,农村基础建设相对滞后,特别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业问题,不仅关系到八亿多农民的切身利益,而且还关系到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能否顺利进行。为了解决农业发展落后和农民收入增长过慢等问题,各级政府在调整农业结构,减轻农民负担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但是进展并不理想。原因固然十分复杂,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可用于农业的资金严重缺乏,而资金严重缺乏的直接原因则是贷款难。那么,造成农村贷款难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一、资金大量外流是造成农村贷款难的根本原因

农村资金大量流向城市,这是造成农村贷款难、融资难的主要原因。以下是根据《中国金融年鉴》等资料整理的1997年—2001年间各年份农村储蓄存款(含农村信用社吸收的农村储蓄和银行吸收的农业存款)和农业贷款的情况。我们由此得出两个比率。比率1是农业贷款与乡镇企业贷款之和与农村储蓄存款的比率,简称为农村贷款比率,比率2是主要面向农民发放的农业贷款与农村储蓄的比率,简称为农户贷款比率。

由上表我们看出,比率1,即农村贷款比率,在前四年一直徘徊在50%上下。也就是说在1997年—2000年这四年中有将近50%的农村储蓄外流到其它地方去了;2001年比较特殊,由于国家开始强调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力度,乡镇企业贷款大幅增加,比2000年增加了4.53倍,因而比率1达到71.7%,但仍有近30%的资金外流。比率2,即农户贷款比率,五年来一直在40%左右,加权平均值为37.78%,仅占农村储蓄三分之一多一点。这说明在加大对乡镇企业支持力度的同时,却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农户贷款。这一点应当引起人们的高度注意。农村储蓄本来就比较少,不能满足农业生产需要,以农村储蓄增加较多的2001年为例,全国农村储蓄13821亿元,当年全国农户总数约为21456万户,户均存款才6441.56元,除用于消费和其他开支(如婚丧嫁娶所需及各种应酬等),真正能用于生产的资金所剩不多。当年金融机构农业贷款仅5711亿元,其中约75%贷给农户,户均贷款只有1996元。农户自身资金缺乏,金融机构贷款又是如此之少,并且多数农户根本就贷不到款。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农户维持简单再生产尚勉为其难,根本谈不上什么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发展绿色农业,提高农民收入了。

我们再来看一看农村信用社的情况,2001年全国农村信用社储蓄存款13821亿元,当年发放农业贷款约4600亿元,发放乡镇企业贷款4843亿元,两项合计9443亿元,占当年农村信用社储蓄存款的68.3%,仍有近三分之一的存款外流了,而农业贷款仅占全部农村信用社储蓄存款的33.3%,也就是说只有三分之一。作为主要支持农业贷款的金融机构尚且如此,银行等其他金融机构就更不必说了。

造成农业贷款特别是农户贷款难的主要原因, 是所谓贷款的安全性问题。那么,面向农业特别是农户的贷款的安全性究竟如何呢?许多方面的实践经验证明,如果贷款管理比较得当,农业贷款特别是农户贷款的回收率是很高的。例如,人民银行天津分行在山西省临汾市、河北省衡水市和沧州市就信用社改革中农户贷款情况的调查证明,农村贷款作为农村信用社的承载主体,具有风险小,安全性高的特点。由此可见,认为农业贷款特别是农户贷款风险大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因此,农村贷款难的深层次原因,还是对发展农业对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意义认识不足以及缺乏体制上的保障。为此,金融系统要提高对支持农业发展战略意义的认识,应当把解决

农业发展急需资金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任务,千方百计为农业现代化做出自己的贡献。同时我们还要进一步解决体制问题,这就是要下决心健全农村金融体系,从体制上来保障农业发展所需资金的解决。

二、健全农村金融体系是解决农村贷款难的根本出路

近几年来,各银行纷纷撤并县级支行及其农村分支机构。据统计,近四年国有独资银行已经精简了1782个县级支行,[1]这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这些银行农村业务的开展。当前,金融支农的重任主要落在农村信用社的肩上,而农村信用社的资金又非常有限,以2001年为例,当年全国农村信用社储蓄余额仅13821多亿元。如此少的资金,且不说有相当一部分外流了,即使全部投入到农村,要同时兼顾农业贷款、乡镇企业贷款甚至农业基本建设贷款,都是杯水车薪。因此,只有尽快健全农村金融体系,让整个金融系统都来为农业发展出一份力,这个问题才有望解决。

(一)建立既有分工又相互合作的多层次农村金融体系

所谓健全农村金融体系,就是要按照国务院1996年指出的那样“建立和完善以合作金融,为基础,商业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分工合作的农村金融体系”。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农村贷款难的问题,我们应当以只争朝夕的态度抓紧健全和完善农村金融体系。考虑到历史传统、各自优势和资金实力,这个体系可以考虑这样构成:农村信用社作为农村最基层的金融机构,主要任务应是面向成千上万的农户,今后新增储蓄的绝大部分用来解决农户生产急需,大力支持农户调整种植和养殖结构,购置先进农业生产资料以及发展绿色农业等,少部分资金可以用于支持效益较好的乡镇企业,这样做是完全符合最近召开的全国农村信用社工作会议精神的;农业发展银行除了继续承担收购农产品所需资金外,也应为支持农业结构调整作出一定贡献;农业银行具有支持农业发展的丰富经验,应发挥其资金雄厚的优势,重点支持需要较多资金的农牧畜业专业户和农工贸联合体,并对有较好经济效益和良好发展前景的乡镇企业予以支持。中国工商银行在我国是第一大商业银行,在支持工商企业方面有丰富的经验,因此,在支持农村工商业发展方面完全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其他各银行的农村基层机构,也应根据自己的优势发挥相应的作用。

(二)将政策性与效益性结合起来,关键是要保证农村金融体系有效运行

如上所述,金融系统要千方百计地支持农业发展,为此我们要建设和完善农村金融体系。但是我们要使这个体系有效运行,并不断健全与完善,关键是要把支农的大政策与银行的效益性很好地结合起来。在支持农业问题上,虽然我们不主张银行一味地追求利润,但是,没有最低限度的利润来保证银行运转并适当增强实力,金融业支农也难以长久地坚持下去。农村信用社虽然是合作金融组织,也仍然属于企业性质的机构,不能收回本息,它就很难生存和发展。那么,怎样才能够将政策性与效益性有机地结合起来呢?根据多年来经验教训,我们认为对农业贷款总的原则应当采取积极支持的原则和扶优限劣的原则,具体来说:

1.积极支持的原则。首先是对支持农业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真正作到千方百计和全心全意。不能只看一时一地的效益高低,要着眼与比较长远的开发及发展。其次还要主动地多做工作,特别要在努力提高贷款对象的信用意识,大力培养优质客户上下工夫。这项工作做好了,金融机构在农村加大投入必将会收到“名利双收”的结果。

2.扶优限劣的原则。对乡镇企业重点支持的是那些不仅经济效益好,有良好发展前景的企业,而且应当是运用先进适用技术、低污染、低耗能的项目。对于设备落后、高耗能、高污染的企业应当限制乃至取消贷款。对农业除了普遍予以支持以外,特别应支持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和绿色农业的发展,以促进我国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

三、营造一个有利于农村金融体系健康发展的外部环境

1.各级政府及其所属部门要继续加大对农业发展的支持。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引导农民结合当地的实际,调整农业生产结构,推广先进适用技术,提高农业生产率。有关部门还应考虑,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适当减轻农民的税负,以尽快提高农民收入。同时,还应考虑减免农村信用社和银行农村基层行的税率,以调动银行和信用社支农的积极性。

2.中央银行要加强指导、协调和监督。由于我国在当前和今后较长的一个时期内,农业投入产出比都是比较低的,这也是许多金融机构将资金从农村撤出的重要原因。因此中央银行要不断地加强指导、协调和监督,同时对于农贷利息,在规定的范围内,采取就低不就高的政策。这样既保障有必要资金投入到农村和农业中去,也减轻了农民的利息负担,确保贷款能够按时归还。

3.县、乡(镇)两级政府要和金融部门一起,大张旗鼓地对农民开展诚信教育,在农村逐步形成“诚信光荣,背信可耻”的氛围。同时大力开展培育信用农户、信用村的活动。目前我国有关部门正在酝酿建立国家信用体系,地方政府特别是县、乡(镇)政府也要进行好这方面的调研工作,当条件成熟时再在农村逐步实行,这对金融支农将是极大的推动。

就在本文成文之时,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统计报告,报告表明,2002年上半年全国农村信用社农业贷款明显增加,农户小额贷款推广工作取得较大进展。报告说,截止到6月末,全国农村信用社各项贷款余额13595亿元,同比增加448亿元,增长13.4%。其中农业贷款余额5511亿元,同比增加387亿元,增长25%,农业贷款开始历史性的超过农村工商业贷款。这个报告说明我国中央银行已经下决心加大农户贷款力度。虽然如此,农村信用社农户贷款余额仅占其贷款余额的30.72%,农户贷款面也才达到46%。究其原因,仍然是信用社以有限的资金承担着农业贷款和乡镇企业贷款两付重担。因此,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尽快健全和完善农村金融体系。我们相信,农村金融体系健全之日,就是农业贷款难问题解决之时。

文章下载自： 中国农业仪器网

第三篇：农民增收难的原因与出路

农民增收难的原因与出路

赵君、刘涛

在农村发展这个问题上，国家一直在强调如何增加农民收入，从“多予、少取、放活”到“千方百计促进农民增收”，再到《决定》中以“增加农民收入为主”的指导思想，国家一直在关注农民增收问题。但是从现实来看，农民增收依然困难重重，原因何在？出路何在？

一、税费改革带来的增收难题

近年来，随着国家工业化体系的完善，国家开始采取“以工补农”的政策：实行粮食直补、降低和取消农业税费，使得农民的处境得到较大的改善，农村出现了近年来少有的好局面。时过境迁，几年后我们发现农民增收的空间是仍非常有限，“谷贱伤农”的局面屡次出现，甚至出现了“农田丢荒严重，政府须予重视”的呼吁[2]。诸多问题的出现主要是由于制度变革忽视了农民的需求及其造成的意外后果。俗话说：兴一利必生一弊，取消农业费税通过减负来增收，虽然既可以减轻了农民负担，又能够增强了政权的合法性。同时也产生诸多弊端，其致使基层政府资源短缺，被迫精简机构。导致地方基层组织难以有效运转，不能提供必要的农村公共服务，公共品供给不足，农民的生产成本提高，农民负担重新反弹。取消农业税使得在农民增收和减负空间都十分有限，这种情形下，国家再考虑增加农民收入就落实到资源投入上。

取消农业税后，国家开始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其实用于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转移支付，首先由于转移经费漏洞太大，“瞄准率”太低，效果并不明显；其次，最为关键的是公共品供给方与需求方的错位，部门就可能在提供农村公共品时，从自己的偏好出发，比如优先建设政绩工程，面子工程。通过粮食直补、农资补贴等方式投入虽可以直接解决农民的货币需求，增加农民的收益。但是这种增收的比重是微弱的，根本不能解决农民为孩子的结婚、教育以及自己养老的巨大开支。此外，农民的村庄共同体意识也在弱化，农民将更加“原子化”，村庄的人情味越来越淡。这极大降低农民在公共品供给上的合作性，在北方尤其体现在高成本的小水利设施盛行，农民不仅增加了生产成本，而且直接降低了他们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中国乡村虽然并不完全是“被土地束缚的乡村”，但是毕竟中国还有9亿农民，有无数的村庄，在这种情况下推行积极的发展战略、快速的制度变革必会破坏其已然形成的结构。

二、农民话语权的缺失

在现代国家建设的道路上，体制的变革是不可或缺的，加之变革又在混乱的转型期，各种利益团体必然会有意无意的抑制处于底层农民的话语权。这种话语权的缺失是一直影响农民增收、农村发展的最重要原因。这里所说的话语权，主要是指农民在政策的知情权、发展的决策权、管理的参与权、利益分配的监督权和公平的诉求权等五个方面，充分、真实、公开地表达自己意志和想法的权利。农民话语权作为一种公民权利，应该得到社会的广泛承认。但由于压力型体制中主要以政绩为主的评价机制严重压制了农民的话语权。尤其在一些富民政策中，地方政府不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政策，不以农民需求为本位，而是以政绩取得的多少为意志。如对大棚蔬菜、烟草种植、果园扩建等“诱民致富”的政策实施中多强行摊派任务，根本不考虑农民的实际需求，致使政策变形走样，实施的结果就是资源的严重浪费。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一些地方领导干部由于不注重征求农民的意见，没有充分考虑农民的诉求，使得新农村建设偏离了中央要求，甚至有的地方通过非法圈占土地搞开发，滥建示范园区，结果不仅浪费了宝贵的资源资金，造成不少农民失去土地，失去生活依靠。很多农民不满地方政府的做法去反映问题，但是由于农民话语权缺乏保障，改革中的既得利益群体为维护自身利益，一定程度上压缩农民参与空间，使得下情上达存在严重的阻塞，问题严重的地方甚至引发了诸多群体性事件。

除了变革对农民话语权的制约外，市场机制也在侵蚀农民的话语权，无论是作为弱势的农民还是符号化的农民工，都没有足够的可以与市场上其他阶层谈判的能力。最为明显的就是对粮食价格的担忧，粮价的微小波动都会对农民造成极大负担，从今年的经验来看，一旦市场控制了粮价，就很容易下跌。而农资价格却在不断攀升，这使得农民苦不堪言。为了提高农民收入，各级政府也很重视稳定农资价格，但效果并不尽如人意。农资价格上涨过快，根本原因在于农民在市场中话语权过弱。农民话语权很大的国家，几乎很少存在农资价格上涨过快的情况。如日本，就是靠农协来增加农民的话语权。日本农协组合作为农业产业化经营中的“龙头企业”，不仅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的一系列服务，还为社员销售农产品、购买生产资料、仓储和加工服务、进行质量管理和市场谈判等。日本农民组织化程度高，农协掌握了70％的农资销售渠道，因此农资的价格由农协决定，这对中国农业的发展、农民话语权的增强都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三、农民增收的出路

其实各国的历史都存在相似性，都经历百般挫折才从传统过渡到现代。只是中国由于工业化的积累，使得农村起步较晚。于是在工业体系完备后，国家开始全力发展农业，各种现代性因素也随着乡村社会的打开而进入，当前的乡村社会正在发生快速变迁。农民的消费水平开始附着于全国性市场体系，消费开支和消费欲望都在增长。但是农民的收入依然薄弱，根本难以应对快速增高的消费水平。因此，如何在整个国民经济年增长率持续高涨的同时，使仍占64％的农业人口的收入稍有提高，这是个既现实又极有战略性的问题。针对两大制约农民增收的外部性问题，采取以下措施很有必要：

首先，当前改革引发的农村发展困境需要极力改善，这种困境是转型国家难以避免的，然而对于市场对农民的种种侵蚀，国家还需要加大支持力度，从治理结构上完善乡镇政府的治理能力。国家支持不要仅仅以资金补贴到户或者转移支付的形式实现。因为资金转移到户只是增加了农民个体的收入，而且这种收入对农民来说非常少。转移支付虽然可以解决公共品供给问题，但是难以避免基层政府的截留。因此最为根本的还是需要考虑服务型政府的建立，真正的改变政府“守夜人”与“撞钟者”的角色。这里，乡镇政府并不再仅仅扮演一个消极无为的消极行政者的角色，而要承担起新农村建设的规划者、发动者、组织者和服务者的功能，如让农民的合作组织能够免税地进入这些尚能产生利润的领域，给农民提供一定分额的资金作为基金，循序渐进地开展各种自助活动，等等。

其次，需要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完善村民自治、一事一议等制度建设，在村民选举和公共品供给上真正可以使农民自主表达意见。在农民意愿能够充分表达的同时，使村庄干部可以代表农民的意愿，在各项政策的落实中以农民的需求为主要出发点，促进当前的新农村建设。此外，要加大法律的宣传力度，强化农民的法律意识，使农民的权利可以得到畅通表达。这样在很大程度上就可以避免在土地开发、市场交易中受到的不必要侵害。最后，落实这些策略的根本就是要使农民具有话语权，要增强农民的这种表达权利仅靠制度完善还不够。历史证明，把农民组织起来，农民才有真正的力量，农民组织起来也是让农民拥有话语权的最有效办法。组织农民就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使农民树立起“要发展就必须自己帮助自己”的理念，利用各种传统的村社组织资源走向自助和合作化之路。例如开办乡村老年人协会、加强文化建设等方式增强村民的连接性、合作性，以组织本身的努力来增进成员的利益，通过合作的规模经营生成规模效益。这样，农民就可以在市场中争取有利于自己的利益分配，农民的话语权才可以切实的保证，农民增收的目标才可以在局促的空间中实现。

作者简介：

赵君，郑州市社会科学院院长，副研究员。刘涛，郑州市社会科学院文化所研究人员。

第四篇：降低税负的根本出路在法治与民主（范文）

降低税负的根本出路在法治与民主

11月16日，美国近140名富翁致信奥巴马总统和国会领袖，希望国家向他们多征税，让更多人受益。随后，数十位富豪来到国会山，要求终止执行布什政府通过的减税政策，普遍提高对富人的税收。与此同时，在大洋另一端的中国，2011年被戏称为“税感”之年。财政部的数据显示，2011年前三季度全国税收总收入完成71292.18亿元，同比增长27.4%；2010年全国税收总收入完成73202亿元，同比增长23%――税收收入连年超速增长，国民个人的“税感”日益沉重，已成为不可回避的公共话题。

尤为令人困惑的是，尽管税收每年以超过GDP一两倍的速度增长，在GDP中的占比已接近20%，但政府的钱仍然“不够花”，以至于在税收之外，还设立了许多预算内、外的收费与罚款项目，据中央党校校委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研究，总额已超过税收的三分之一；同时，许多地方高度依赖“卖地财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研报告显示，一些地方土地出让金净收入占政府预算外收入的60%以上；在综合运用了税收、收费罚款、土地出让金等多种手段“搂钱”后，许多地方政府还是入不敷出，甚至债台高筑。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底，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高达107174.91亿元；为此，政府不得不想更多办法“搂钱”，除出台房产税试点、资源税改革外，还正式打开了一直紧闭着的地方政府自主发债闸门：10月，国务院批准了上海、浙江、广东、深圳四个省市的举债试点。

现在，中国各项政府收入相加，已占GDP的30%以上，超出了许多发达国家的水平，国民和企业均已不堪重负。所谓的税收结构调整，只不过是按下葫芦浮起瓢，拆了东墙补西墙。政府运行成本越来越高昂与社会负担越来越沉重之间，已陷入一种悖论的困境。一旦经济增长减速甚至发生危机，政府收支的链条就会绷断，由经济危机到财政危机到政治危机再到社会危机，将成为一条清晰可见的轨迹。更可虑的是，当前这种不断“搂钱花”的做法，必然导致居民收入增长缓慢，抑制社会的消费与投资，恶化企业的生存环境和国民生活状态，最终加速经济和社会危机的到来。

欲改变政府总是“搂钱花”的收入饥渴症状，必须先调整中国“大政府小社会”的架构。政府管事太多、权力太大，机构必然庞大。这么庞大的机器运转起来，即使没有故障，消耗也是惊人的，更何况还有不少地方领导出于政绩考虑，贪大求洋、面子工程、重复建设，甚至贪腐自肥呢？有这些故障掣肘，多少钱都会掉入无底洞。事实上，在中国人世已10年的今天，无论经济的全球化、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还是人口巨大的流动性与日渐开启的民智，都在不断证明一个道理：政府早无必要、也无能力包揽所有的社会事务，政府必先“瘦身”、“消肿”，精简机构，放权给社会。不妨把属于市场的交给市场，该归还民众的还给民众，让民众充分自治，让市场充分自主。很多时候，市场和市民花1元钱就可办好的事，“市长”花10元钱也未必能做好，最终付出代价的，还是市场和市民。改革开放就是从放手让农民安排自己的生产’让市场规律自主发挥作用开始的；当农民、工人和企业家从政府安排一切的捆绑中解放出来后，中国就创造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30多年的奇迹。

中共历史上有过多次“精兵简政”，只是由于公共管理部门客观存在的“相互制造工作”和不断自我膨胀的规律与特性（所谓“帕金森定律”），导致最终政府部门的权力不减反增，人员越来越多，运行成本越来越高，效率却越来越低。要突破这种怪圈，靠执政党自身之力显然已不足够，唯有依靠法治与民主建设，从制度上加以解决。法治的精髓是将治人者纳入治下，通过法律，清晰界定政府权力的边界，将政府角色定位于且限制于提供公共服务，行政权力不得逾越法律的界限。限定了政府的权力，就限定了政府所承担的事务，限定了政府部门的人员编制，这样，机构膨胀就失去了动能，官员“拍脑袋决策”和贪污腐败行为也都失去了土壤。而民主则是通过赋予国民个人政治参与的权利，使他们具有监督政府的能力，包括监督政府权力的行使，监督政府机构的人员编制，监督政府经费的使用情况，等等。徒法不能自行，只有实现了法治与民主的二合一，降低税负才算是找到了根本的出路。

因此，税负、“税感”的问题，看上去是纯经济问题，实质却是改变社会管理方式的政治课题。尽管举步维艰，但越早走，中国越容易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否则，政府的收入饥渴不断，机构膨胀不止，终将成为全社会不能承受之重，最后结果只会是政权与社会两败俱伤。

第五篇：张鸣高校扩张的隐忧与出路

张鸣高校扩张的隐忧与出路

·张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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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中国大学，至少从规模上，已经达到历史的顶峰，中国的在校大学生数量，已经从1998年的340万，达到2374余万，过几个月，相信还会有大幅度的增长。毛入学率，从1998年的9.8%陡然升为22%，平均每年增加20%，我们已经拥有世界最多的大学生，而且是在8年内创造的奇迹。同期的中国的GDP增长，平均不到10%，许多经济学家已经在叫过热，而飞速扩张的高等教育，已经不能用过热来形容。

高校的大规模扩张起于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跟上世纪的大跃进不一样，这是一场完全由行政力量拉动的跃进。在跃进期间，为了弥补规模扩张造成的资金短缺，大学的学费开始猛涨，从每年几百元，涨到几千元，而随即到来的大规模扩招，使得学费收入相当可观，在此基础上，部分高校甚至开始大规模借贷，今天困扰人们的大学贷款债务问题，就是这期间形成的。

凡是大跃进，必然蕴含着危机。1958年在全民大跃进的同时，高教也跟着大跃进，那场跃进，就当时而言，危害也是相当大的，多招了一些工农兵学员，学生出面编了一些垃圾教材，正规大学有几个月不能正常上课，教学秩序遭到了很大的破坏，今天这场高校大跃进，虽然表面的繁荣还在维持，但已经蕴含了一场波及广泛、内容深刻的危机。

大学衙门化败坏了学风

高校大跃进式的扩张，最大的恶果是加速了高校行政化和衙门化的过程。

由于高校大跃进中，各种名目的资金流向高校，学校和学院两级实体单位，有了更多可供支配的资金，因此权力大增。一个不大的学院，院长手里可以支配的资金能达到上千万元，资金分配基本上由长官说了算，学院里的教师，如果想要分一杯羹，只能讨他的好，因此，学院领导对学院教师的支配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跟当年基本上没有多少资源的系主任，不可同日而语。同样，学校的校长，连同学校行政部门的负责人，也因此权力陡然增加，这就是为什么大学教授纷纷争当处长副处长的原因。

有钱在手的权力，含金量足，威力巨大，虽然学校里的各种“长”，原本都是教授，但是加了长的教授，官架子摆起来，一样吓人。一个小小的学院，居然开起会来要设主席台，台上按照官阶大小排座次，第一首长先说，第二首长次说，无论这种是行政性质的，还是学术性质的，在这个意义上，学校已经成了衙门。

由各种评审指挥棒驱使的行政化、衙门化的大学，一个直接的结果是败坏了学风，使各种形式的学术腐败，肆无忌惮地浮出水面。

各种评审的指标体系，主要是以科研为导向的，比如核心期刊论文数量，国际SCI论文数量，国家级课题数量，省部级课题数量，课题经费总量等等，这种指标体系，只要SCI还勉强有点国际性，而且也并非国际通行的衡量体系，其他的指标，实际上只是具有中国学术特色的自娱自乐。

中国所谓的学术核心期刊，其学术品质，原本就需要测定，但是，在各个高校发疯追求论文数量的情况下，有某大学带头发明了硬性规定研究生发表核心期刊论文作为毕业前提条件的方法，人为拉高学校的论文发表数量，其他学校纷纷跟进，使这种本质上违法的行为，成为高校的新惯例。研究生做不出论文，就买，不仅买论文，而且买版面，各个学术期刊，因此出卖版面，蔚然成风，进一步败坏了学术期刊的质量。现在的状况是，跟中国有全世界最多的大学生相匹配，中国也有世界上最大的论文发表量，但科研竞争力却呈逐年下降的趋势。

核心期刊和论文发表如此，所谓的课题也如此。往往官越大，课题就越多，当然也就越没有时间做（这是假定他们都有学问的前提下），只能让学生做，因此研究生们就成了导师的打工仔，廉价劳动力，这样的课题，能有什么质量，可想而知。

学校的教师，在定期的考评面前，必须拿出东西来凑数，否则就会下岗。当然，如果产量高，也有奖励，尤其是在所谓A级B级刊物上发文章，奖金甚为可观。这样一来，所有的教师，都必须围着考核指标转，以增产为第一需要。大家都在忙于争课题，跑项目，出文章，一本又一本的学术著作问世，形成了科研论著出版高峰和读者阅读量下降共存的奇特景观。

在这种科研成果的增产竞赛中，学风极其浮躁。从老师到学生，大家只想着早出、快出、多出成果，大量粗制滥造的所谓成果因之大量问世，简单重复，低水平重复，甚至充斥大量的常识性错误。同时，抄袭，作假，侵占他人（主要是学生）成果等学术偷窃和腐败行为流行，有些学校，越是所谓的大腕学者，越可能犯这种在国际上看来是学者致命伤的错误，因为附他名下的东西太多。由于对考评体系的特别在意，这些大腕的类似错误，往往得不到处理，因为如果一旦处理，不仅自暴家丑，而且可能丧生附生在大腕身上的评审资格，就算一个顶极高校，也不能无视这种损失。

在国际上，教授学者，声誉是高于生命的，一旦一个教授学者的声誉有了问题，他的职业生涯就完结了，意味着他的余生，只能靠从事低级劳动为活。然而在中国，对于教授学者而言，权位和金钱是第一位的，声誉出现问题，哪怕是特别明显的问题，只要你能动用各种关系，将之摆平就行，丢人不要紧，但不能丢位置。

教授如此，学生就不用说了，高校大跃进这8年，是学生考试抄袭最严重的八年，也是学生论文质量最差的8年。网络普及之后，网络成了相当数量的学生各种论文的发祥地，连帮导师做的课题，也从里面搬，也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大牌教授犯抄袭错误的原因。

大学这些年，最大的问题是在教学生做人方面的失败，在老师的榜样面前，有的学生甚至丧失了起码的责任心，起码的道义感。国家和社会对大学培养独立人格，创造性人才的期望，在现实中已经南辕北辙。

高校扩张隐含巨大的危机

高校大跃进，最大的危害，是给社会和国家制造巨大潜在的社会危机。

大学收费激增最大的，其实并不仅仅在于让某些农村的贫寒子弟上不起学，而在于大多数普通百姓倾家荡产，债台高筑供子弟上完大学之后，居然找不到工作。近年以来，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连清华、北大、人大这样的大学，也出现了较大幅度的毕业生就业问题。同时，大家忽视一个现象是，现在大学的现状，越是农村的孩子，越上不了好大学，越是档次低的大学，收费反而越高（包括隐形的），但是就业前景，却异乎寻常地差，而这些地方，恰是农村和城市贫困居民孩子的去处。这就意味着，恰是那些砸锅卖铁供养大学生的家庭，最后的回报很可能是零，血本无归。

改革之初，国家和社会知识人奇缺，而且国家对文凭高度重视，大学生就业，用不着接受社会的检验，知识老化，和社会及生产脱节等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被遮蔽了。开放近30年，在跟西方的交往中，中国的大学在方法、理论诸方面引进了很多东西，知识体系单一化的状况有所改善，但是，在学生素质培养方面，进步有限，而且教学尤其是本科教学，严重缺乏就业意识，原本还存在的实习环节，因为经费的问题，无论理工农医文，全部被削弱，很多学校甚至成为一种形式。教学，尤其是本科教学，从学校到教师，完全不重视。教师上课糊弄，让自己的研究生代课，已经不是个别现象了。

这样的大学教学培养，既不能教会学生做人，也不能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做事的基本素质，见过太多这样的学生，四年学下来，什么都不知道，只学会了上网、K歌、谈恋爱。最严重的问题是，毕业生严重缺乏责任心，这是令用人单位普遍头痛的问题。事实上，一方面，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一方面，用人单位，尤其是那些民营企业和外企，又往往找不到合适的人。

高校危机的出路在于开放

高校大跃进，本质上是一种在不改革体制的条件下，靠注入大量资金，在短时间内使大学上档次，甚至打造几个世界一流大学。用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的话来说，就是相当于给没有改制的国企，注入大量资金，以期实现经济奇迹。当然，只要钱足够多，奇迹倒也不是完全不能发生。可惜只能是形式上的奇迹，既没效率，更谈不上品质，甚至会败坏已有的品质。

现在的大学，只有规模的扩张，楼堂馆所的兴建，而实质品质的提升根本没有，甚至还在下降。可以说，现在中国的大学，是一个衙门，官僚行政阶梯中的一个阶梯，也是一个垄断的公司，高校大跃进的推行，使得原本已经冒头的民营大学，举步维艰，基本上被限制在过去经济领域改革之初的小商小贩层次上，很难有发展。同时，也给了教育行政部门以充分的借口，阻止外资进入中国的高教领域。目前只在商学院开了一个小口子。

从某种意义上讲，现在的高校大跃进，具有某些洋跃进的味道。因为这个跃进，号称是在学美国。因为美国的大学是普通教育，我们也得是普通教育，不能再是精英教育。但是人们似乎忘了美国的大学教育，从精英教育到普通教育，花了多少年，目前的国力和教育水平跟我们相比是如何，而我们却在仅仅8年时间，就完成了美国化。现在中国有种很奇怪的现象，一方面，拼命排斥美国化，但是另一方面，很多改革都以美国为尺度，无论多么荒谬的事情，只要说一句，美国也是这样的，就万事大吉。

为什么香港的大学在内地招生会引起很大轰动？因为他们给高额奖学金。以前你听说过北大、清华招高考状元给钱吗？现在就给了。我认为教育也应该开放，打破垄断，对民营资本、国外资本开放，允许竞争。中国这30年，如果不改革开放，关起门来，会有今天吗？中国的高校也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