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近年来部分海外金融投资亏损案例

第一篇：中国企业近年来部分海外金融投资亏损案例

中国企业近年来部分海外金融投资亏损案例

1、案情

——中信泰富事件（2008年）

背景介绍：中信泰富有限公司的前身泰富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1985年，1991年泰富正式易名为中信泰富。中信泰富的业务集中在香港及广大的内地市场，业务重点以基建为主，包括投资物业、基础设施(如桥、路和隧道)、能源项目、环保项目、航空以及电讯业务。案情简介：中信泰富2008年10月20日宣布，集团为了澳洲铁矿石项目进行的杠杆式外汇买卖合约已引致亏损共8.07亿港元，而仍在生效的杠杆式外汇合约，按公平价定值的亏损更高达147亿港元。10月21日，中信泰富股价全日暴跌。截至收盘，中信泰富开盘报9.00，收盘报6.520，下跌8.00，跌幅55.10%。而在停牌前一个交易日，中信泰富股价为14.52。中信泰富因经营钢铁业务一直拥有澳元外汇合约，以寻求平抑澳元波动对铁矿石价格的影响，但该公司订立的合约背离了对冲的原则，随后造成了巨额损失。根据今年3月25日中信泰富公布的2008年全年业绩，该公司去年亏损127亿港元，其中外汇损失159亿港元。2009年，中信泰富创始人荣智健因之辞去董事及主席之职。

——国航、东航失手燃油期货（2008年）

背景介绍：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Air China Limited”，“AirChina”），简称“国航”，其前身中国国际航空公司成立于1988年。2004年9月30日，经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作为中国航空集团控股的航空运输主业公司，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航）在北京正式成立。中国东方航空集团公司（China Eastern Air Holding Company，CEAH）于2002年10月11日成立，是以原东方航空集团公司为主体，兼并原中国西北航空公司、联合原云南航空公司组建而成，是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中央企业，我国三大骨干航空运输集团之一。

案情简介：2008年，东航和国航在航油套保合约上遭受了公允价值的巨亏。由于国际原油价格急剧下跌，中国国航2008年持有燃油套期保值合约的公允价值出现负值，国航业绩预告称，2008年仅燃油套保合约公允价值损失就达68亿元。东航去年巨亏139亿，其中航油套保浮亏占近一半。

——中盛粮油套保巨亏事件（2005年）

背景介绍：中盛粮油工业控股有限公司是一家在香港主板上市的专业从事粮油产品生

产、加工、仓储、销售及贸易的国际化企业。2000年，开始涉足国内粮油行业，陆续投资兴建多个粮油加工及仓储设施。在沿海地区形成以天津、镇江、东莞及厦门为主体的生产基地，在全国拥有数十个产品配送中心，产品覆盖国内三北、长江流域和华南地区，销售总额达到50亿元人民币。

案情简介：2005年，中盛粮油在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进行大豆和豆油期货套保失手，亏损总额达到1.8683亿港元。以往，中盛粮油在国际市场采购大豆毛油后，可以在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大豆和大豆油期货合约中对冲，以减低大豆油风险净额。过去，中国国内的大豆成品油现货价格与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大豆油期货价格高度关联，因此，这种对冲交易能够有效抑制原材料价格波动的风险。但是，2005年2月底以来，中国国内成品大豆油现货价格下跌，而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成品大豆油价格反而上升，这种走势一直持续到第二季度，对冲交易失去对冲效用。因此，原本作为对冲现货价格的期货交易反而出现亏损。中盛发布的公告认为：由于国内、国际市场价格的走势不同，导致了中盛粮油的“套期保值”失效。但也有分析认为中盛粮油是因为投机导致亏损，而非套期保值亏损。

——国储铜事件（2005年）

背景介绍：中国国家物资储备局是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职能机构，主要职责是：研究提出国家物资储备政策和任务的建议；研究提出国家战略物资储备中长期规划、年度计划及储备物资轮换计划的建议；研究提出国家物资储备事业的发展方针；遵循储备与经营分开的原则，管理国家储备物资和系统国有资产，并负责保值增值；领导所属物资储备管理机构。

案情简介：2005年，中国国家储备局在伦敦金属交易所（LME）的铜期货上做空被套，国际基金不断推高铜价逼空国储，造成国家物资储备调节中心6.06亿美元的巨额经济损失。从2005年11月13日开始，外电纷纷披露，中国国储局一名交易员刘其兵在LME（伦敦金属交易所）铜期货市场上通过伦敦金属交易所场内会员SEMPRA，在每吨3000多美元的价位附近抛空，建立空头头寸约15万至20万吨，这批头寸交割日在12月21日。但自9月中旬以来，铜价每吨上涨约600多美元，这些空单无疑已经造成巨额亏损，而该交易员刘其兵则神秘失踪。

——中航油事件（2004年）

背景介绍：中国航油成立于1993年，由中央直属大型国企中国航空油料控股公司控股，总部和注册地均位于新加坡。公司成立之初经营十分困难，一度濒临破产，后在总裁陈久霖的带领下，一举扭亏为盈，从单一的进口航油采购业务逐步扩展到国际石油贸易业务，并于2001年在新加坡交易所主板上市，成为中国首家利用海外自有资产在国外上市的中资企业。

通过一系列的海外收购活动，中国航油的市场区域扩大到东盟、远东和美国等地，成为国有企业走出国门、实施跨国经营的一个成功典范。2002年公司被新交所评为“最具透明度的上市公司”奖，总裁陈久霖也被被誉为“航油大王”、“亚洲经济新领袖”。

案情简介：2004年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China Aviation Oil，CNAO.SI)从事投机性原油期货和航空煤油期权等衍生品交易，造成5.5亿美元的巨亏。该公司是从2003年开始参与石油衍生商品交易的，除了对冲风险之外，也从事投机性质的交易活动。2004年10月以来，国际原油价格猛涨，导致公司必须为未平仓的衍生品仓位注入数额巨大的保证金。由于无法为一些投资性质的交易补仓，公司被迫在亏损的情况下结束部分仓位。12月1日，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发布消息：公司因石油衍生产品交易，总计亏损5.5亿美元(合人民币45亿元)。净资产不过1.45亿美元的中航油(新加坡)因之严重资不抵债，向新加坡最高法院申请破产保护。陷入财务危机后，中国航油的母公司中国航空油料集团应公司要求，为之提供了大约1亿美元的贷款，公司已将这笔钱用来补仓和偿还部分亏损。但中国航油在衍生品市场上的债权人坚持要求公司付款，董事会认为资金流量难以应付债务需求，无法继续日常业务运作，因而决定向新加坡法院申请重组债务。之后，总裁陈久霖因之获罪，被新加坡法庭一审判决4年3个月监禁。

——株冶事件（1997年）

背景介绍：株洲冶炼厂，现为株洲冶炼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是中国最大的铅锌生产和出口基地之一。

案情简介：1997年，株洲冶炼厂在伦敦金属交易所（LME）从事锌保值期间，做空伦敦锌，最后造成近15亿元人民币的亏损。1997年，株冶交易人员在伦敦金属交易所(LME)越权进行透支交易，大量卖空了锌期货合约，其头寸远超既定期货交易方案，其后被国外金融机构盯住逼仓。事发时，株洲冶炼厂在LME市场已卖出45万吨锌，而当时该厂全年的总产量仅为30万吨。1997年7月，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专门召开办公会议处理“株冶事件”。但终因该厂抛售头寸过大，最终只得高价买入部分合约平仓履约。由于多头推高，伦敦锌价涨幅超过50%，株冶最后集中性平仓的3天内亏损额将近1.8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15亿元。

2、分析

稍加分析，就不难看出上述案例具有很强的共性:首先，涉及的单位都有国家背景。有的是大型国企，有的是国家职能机构，有的拥有国有背景的大股东。这让我们不得不反思国有企业在治理结构和决策流程方面存在的问题。第二，交易的标的物都是国际金融市场上的金融衍生品。这说明中国企业对衍生品交易还很不熟悉，遇到这种复杂的交易就很容易失手。第三，亏损的原因相似。企业的投机心理、管理者的豪赌心态以及对国际市场走势的错误判断是中国企业海外金融投资失利的共性原因。第四，亏损金额巨大。一方面是企业自身规模的原因，上述企业自身资力雄厚，动辄进行大手笔交易，交易金额越大，一旦失利面临的损失也越大；另一方面是金融衍生品自身的特点决定的，由于衍生品交易的杠杆效应，风险会被成倍放大。

中国企业海外金融衍生品投资的失利，凸显了国际金融市场的风险和中国企业金融风险防范的能力不足。造成中国企业海外金融投资屡屡失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中国企业对国际金融市场运作的不熟悉、不适应是导致巨亏的重要原因。国际金融市场行情变幻莫测，金融衍生品市场更是瞬息万变，而中国的金融衍生品市场还很不成熟，中国企业对国外金融衍生品市场更加陌生，而且，这些杠杆式的金融衍生品交易，设计复杂，创新过快，杠杆率高，一旦投资失利，经过杠杆式放大后，损失就被成倍扩大。于是，“新手上路”无可避免地缴上了高额的学费。

另外，明套保暗赌博是中资企业屡屡在对外金融衍生品投资上失利的又一个重要原因。要防止一些手握重金的公司高管去凭运气做期货，就必须依靠法律、制度的约束。然而，从中国目前法制建设的情况看，法律的缺失和监管的不到位，造成境外赌期货得不到有效的法律制约。我国现行的有关法律，规范实业投资多，涉及金融产品投资少；而且是以规范境内交易为主，很少顾及中资机构境外金融交易。我国目前急需对企业投机性投资进行有效约束，同时强化中资机构的公司治理，进一步防范投资风险。有条件的企业应适当培养、吸纳高端金融人才。考虑到相关企业对于套期保值的需要，国内建设相关金融衍生品市场的步伐也应当相应加快。

第二篇：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的6个案例

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的6个案例

来源：2012年8月16日 中国矿业网 作者：中国矿业联合会 常兴国

在境外矿业投资过程中，中国地勘单位和企业不断探索、实践，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也学到了不少的教训。在成功投资的同时，也有很多的体会；在遭受一次次挫折之后，更多的感受到国际化征程的艰辛；在探索自己道路的同时，发现着身边值得借鉴的故事。无论是有益的经验还是具有借鉴价值的教训，都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思考，为中国企业境外勘查开发的现时梳理坐标，为将来“走出去”的企业提供参考。

案例1 有色金属矿产地质调查中心收购Canaco公司收益突出

有色地调中心以中色地科（香港）公司为投资平台，通过定向增资方式投资在加拿大多伦多上市的加纳克公司。加纳克公司是一家在多伦多上市的初级勘查公司，其主要矿业权是在坦桑尼亚的金矿和钻石矿以及在墨西哥的金银矿。金融危机发生后公司股票价格一路下跌，有色地调中心抓住这一机遇，在股价下降时锁定投资价格，2009年3月: $0.05/股参与融资, 购买32,000,000股(占总股本的35.2%)，附加16,000,000的购股权行权价位0.07/股(2年有效)。2009年6月26日完成全部交割。

完成这一投资后，中色地科成为加纳克公司的第一大股东（35％），拥有董事会过半数的表决权，出任公司董事长，派人进入经理层，拥有今后公司和项目增资的优先权，从而实现了对公司的有效控制。在这之后我们对公司仅仅是派出了一名管理人员，保留了公司原管理层。

有色地调中心进入后对公司整个发展战略进行大的调整，一方面将不符合公司发展战略的墨西哥项目转让掉，获得转让资金。第二把不熟悉的金刚石的项目放弃，放弃了坦桑尼亚金刚石的项目选择权。第三集中精力、财力、物力主攻潜力最大的坦桑尼亚金矿项目。实际上在这个地区里地表已经有了高含量金的露头，这个公司之前也打了12个钻孔，但是他的运气不好，12个钻孔都不是太好，公司股价不是太好。有色地调中心进入后重新调整了整个勘查方案，调整了找矿思路，经过半年的工作，2009年10月,公布了第一批钻孔结果，十分令人鼓舞。MGZD0001孔见矿59.0 米，金 4.28 g/t ；MGZD0012孔见矿 56.0 米，金6.34 g/t ；MGZD06637孔见矿37.0米，金12.45 g/t ；MGZD073孔见矿 32.0 米，金 9.27 g/t。消息披露以后公司股价涨到1.4毛。第一个孔打了59米厚，股价从1.4毛涨到4.7毛，最高7毛多。最后涨到6块多，翻了100多倍。进入后加拿大公司进行了三次的融资，主要是面对一些投资机构和市场进行融资，09年6月27号进入后，一方面从09年11月份以每股3.5毛价格募集资金535万加元，2010年4月，有色地调中心对购股权行权, 总股数增为48,000,000股，总共只投入272万加元。2010年7月, 有色地调中心通过Canaco公司这个平台，进行融资。当时公司股价已升为1.5加元/股, 以1.4加元/股价融资，成功融得2500万加元，为未来发展奠定了基础。之后又募集了1.2亿加元。

至2010年9月3日, 由于找矿的好消息，公司股价已升至2.9加元/股。48,000,000股价值约1.4亿加元，有色地调中心的投入，在一年半内，升值51倍，体现了商业性矿产勘查要赢利的基本观念，矿产勘查国际化经营取得了成功。

对于地勘单位境外矿产勘查，王京彬董事长建议，地勘单位在利用投资手段参与国际竞争时，应将目标锁定在境外上市的初级勘查公司上，主要原因一是因为投资初级或草根勘查公司所需收购资金较小，地勘单位能够承受；二是因为这类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均有做过不同程度地质工作的勘查项目，具有一定发展空间，能够发挥地勘单位的勘查技术优势，并在切身参与公司的运作中学习国际化经营的理念和经验。相对控股型的投资比较适合国有地勘单位采用。在实施国际化经营的过程中，一定要把全球化勘查当成经营活动来做，而不能当成是项目来应付。只有这样，才能用实实在在的找矿成果，赢得所在国政府及民众的支持。王京彬董事长还强调，在国际化经营战略实施的过程中，一定要利用法律为自己护航。在法律顾问的选择上，宜以当地律师事务所为主，如果能找到在当地从事法律服务的华人作为自己的法律顾问更好。

有色地调中心副主任付水兴在谈到在加拿大的投资经历时总结道，作为一个单位在对外投资时一定要认清本身是什么公司，要明确对外投资的目标，要发挥本身的优势，要准确定位，要投资什么项目，作为我们地勘单位更多的要从草根项目开始做起。在股权比例上不要谋求控股，尤其不要谋求绝对控股，因为我觉得像我们走出去现在是管理一个上市公司，无论是从人才管理包括资金等等方面，我觉得我们现在还是起步的学习阶段。要尽量利用原来公司的经营团队。“走出去”不能套用国内的评价体系。因为国内的矿权是比较落后，在国外获得矿权只要不符合财务目标的该退就退出来，不要恋战。要选择合适的矿种，像铜、金市场需求大的应该是首选的目标。依法依规按合同办事。要充分利用国内外的融资渠道，因为仅仅靠最本身的资金很难解决这块问题。

评析：有色地调中心在Canaco公司公司低价位时，不通过第三家，直接果断收购；通过加拿大上市初级勘查公司这个桥梁，进入非洲；选择了一个干净守信的初级勘查公司，作为合作者；利用有色地调中心技术优势，制定勘查方案；按国外上市公司要求规范运作，迅速进行二次融资。只用了一年半时间，不仅找矿成果显著，资产也快速大幅增值。

案例2 五矿集团成功收购澳大利亚OZ公司

中国五矿集团(下简称“五矿”)曾期待能对澳大利亚第二大锌矿公司OZ Minerals Limited(ASX：OZL，下简称OZ)实现“全面要约收购”，最终这一收购变为成功的“部分资产收购”。

2009年4月23日，澳大利亚政府正式同意五矿收购OZ矿业公司大部分资产；此前，澳政府曾以国家安全理由拒绝了这一收购申请。获批的新方案剥除了位于澳大利亚军事敏感地区附近的Prominent Hill矿区，五矿将收购的OZ资产包括Sepon、Golden Grove、Century、Rosebery、Avebury、Dugald River等多个矿区，以及其他勘探和开发资产，上述资产的收购价为12.06亿美元。

OZ董事总经理兼行政总裁Andrew Michelmore对该收购报以极大诚意：“我们很高兴已与五矿签订了具有约束力的条款。这项交易将为我们的偿债问题提供一个完整的解决方案，并为公司股东保留了一部分矿业资产。”OZ还预测，完成交易后，公司将拥有约5亿澳元现金余额，并保持其核心资产Prominent Hill的独立经营权。焦健还表示：“收购顺利结束后，五矿将专门成立公司来经营OZ的资产，但尽量保持原有管理团队。”

五矿总裁周中枢2009年3月6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们跟踪OZ四五年了，收购OZ不是一时头脑发热，也不是跟随潮流。五矿收购OZ是根据公司的发展战略来决定的。”焦健进一步解释了五矿收购OZ的原因：“收购符合公司突出主业的战略布局，有利于双方资源共享，也可以保证公司铜、锌的供应。”

随着大宗商品价格一落千丈以及澳元贬值，OZ公司陷入财务困境。OZ Minerals2月27日公布的2008财报显示，公司全年税后净亏损达24.85亿澳元(约合109.22亿人民币)；其中由于金属价格一落千丈，公司资产减记高达23.1亿澳元(约合101.53亿人民币)。去年12月1日，公司暂停其股票在澳大利亚证券市场的交易，寻求再融资减债。表面看来，竞购者有一个低价买入的好机会。实际上，潜在买家寥寥无几使OZ Minerals一度沦落到“为了生存可以卖掉任何可卖的东西”。

五矿原计划以每股0.825澳元全资收购OZ，总报价为26亿澳元(约合115亿元人民币、17亿美元)现金。如果以该公司最后一个交易日每股0.55澳元的收盘价格计算，此报价存在约40%的溢价；此外，五矿还承诺承担OZ约11亿澳元的全部债务。然而，五矿对OZ“连锅端”的收购计划意外遭到澳大利亚投资审查委员会(下称“FIRB”)否决。3月27日，澳财政部长斯旺宣布，因交易涉及澳大利亚的国防军事禁区，否决五矿出资26亿澳元收购OZ 公司的交易；但他同时强调澳政府依然愿意考虑接受剥离敏感资产外的其他资产及业务的收购备选方案。

被否当天，加拿大《金融邮报》援引业内人士分析称，成为事件焦点的Prominent Hill矿区正是OZ的一处关键资产，因此在得不到该矿区的前提下，五矿是否还有意收购OZ是一个问题。但五矿并未放弃与OZ的交易。焦健表示：“公司随后根据澳大利亚政府的要求，重新提交了收购方案。虽然我们放弃了全资收购，但我们的承诺和报价也随之发生合理的改变。”

根据调整后的新方案，五矿将以12.06亿美元(约合17.50亿澳元)收购OZ Minerals公司的部分资产，这一价格比原来报价减少了约10亿澳元，五矿也不再承担OZ的债务；除了Prominent Hill矿区，五矿还剔除了OZ位于印尼的Martabe金矿、柬埔寨和泰国勘探类资产及上市股权(包括其在Toro能源公司中的权益)等资产。

在新方案中，FIRB要求五矿作出一些承诺并未改变：所收购资产以商业目标进行独立运营；通过在澳大利亚成立的公司来对矿业资产进行经营，管理团队以本地人主导；遵循国际基准价格和市场准则；保持或是增加位于澳大利亚的Golden Grove、Century和Rosebery锌矿的就业，并根据经济形势重开目前被关停的Avebury和Dugald River矿；遵守澳大利亚工业关系有关法律和劳工权利；保持和提高当地就业水平，尊重与当地社区达成的协议。

对于上述承诺，斯万表示，能够保住近2000个澳大利亚的就业机会，这也符合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焦健表示：“澳大利亚政府所要求的承诺是为了保证OZ的本土化运营，符合商业规则。我们将成立专门分公司来经营所收购的资产。”焦健称，五矿在经营海外资产上已积累了经验，因此五矿对澳政府的承诺不会对OZ资产经营产生实质影响。

澳政府宣布批准新收购方案后，OZ澳大利亚上市公司股价当日上涨2.63%，收于0.585澳元。截至5月3日，OZ股价已最高涨至每股0.795澳元，接近五矿每股0.825澳元的最初全资收购报价。

在于墨尔本举行的OZMinerals公司股东大会上，经全体股东投票表决，压倒性通过OZMinerals公司以13.86亿美元的对价向中国五矿出售其主要资产的方案。结果在意料之中，过程却惊心动魄。据了解，在OZMinerals公司股东大会前夕，五矿突然将收购报价从原来的12.06亿美元增加到13.86亿美元。据悉，自4月1日五矿公布收购OZMinerals公司部分资产方案以来，OZ股价上涨了约59%。更值得玩味的是，在股东大会前一天，即6月10日，不断有“程咬金”杀出冲击这一交易。其中，两个“不请自来”的方案提议OZ利用股市和可转换债券筹集资金；而澳大利亚媒体还报道称，澳大利亚著名投资银行麦格理集团将提交价值14亿美元的资产重组方案。

评析：五矿之所以能成功收购OZ，与其反应敏捷、行动迅速的市场化运作不无关系。此外，五矿将OZ的敏感资产ProminentHill铜金矿从收购名单中剔除，减小了这一收购的阻力。张琳表示，在澳方最初以国家安全因素为由否决五矿收购OZ100%股权仅5天后，五矿就公布了修改后的方案；面对资本市场变化及竞争对手搅局，五矿又以最快的速度增添了收购筹码。“国际金融市场越动荡，海外投资的安全性和收益性就越不可预测。中国企业要想在海外收购中不摔跤，要重视谈判技巧，准确把握时机，而且要强化企业公关能力，注重企业形象的塑造，以减少各方阻力。同时，要充分发挥国际中介机构在海外并购中的作用，减少风险。此外，中国企业的海外扩张才刚刚开始，要注意积累优秀的并购交易和跨国经营管理人才。”针对FIRB(Foreign Investment Review Board 国外投资检查委员会)要求而作出的对被收购资产独立运营，管理团队以本地人主导，遵循国际基准价格和市场准则，保障当地就业等的承诺也是收购能够成功必不可少的条件。

案例3 中钢南非ASA铬矿项目面临停产

南非，曾是中钢进军海外矿业的荣耀之地。中钢南非办公基地中钢大厦位于约翰内斯堡（Johannesburg）北部，这栋17层高、披着蓝色外墙玻璃的大楼，在周围低矮而分散的建筑中如同鹤立鸡群。

自1991年在南非考察铬矿项目开始，中钢在南非的铬矿基地已发展成年产能约130万吨、仅次于英国斯特拉塔公司（Xstrata）的全球第二大铬铁生产商。目前，中钢在南非的主要项目包括，中钢南非铬业有限公司（下称“ASA”）和中钢-萨曼可铬业有限公司（Tubatse Chrome Minerals Pty Ltd，下称“Tubatse”）。在南非艰苦打拼了20年之后，中钢已堪称在南非投资的中国资源类企业中的佼佼者。

不过，2011年4月，中钢南非铬铁基地最主要的负责人--中钢非洲代表处总代表、中钢南非铬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首席执行官、中钢南非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张素伟却突然主动离职，离开他呆了11年的约翰内斯堡，以及他亲自买下的中钢大厦。中钢在南非的困境，开始为外界察觉。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因至今无法周全解决BEE股东利益分配，中钢在南非的铬业资产，正面临停产的巨大风险。

1995年，在4年的摸索之后，中钢在南非终有斩获。当年12月，中钢与南非林波波省发展公司（现名Limpopo Development Agency，下称“LimDev”）签署合资协议，并于1996年11月在南非注册成立合资公司--中钢南非铬业有限公司（ASA）。根据协议，中钢以现金形式投入1910万美元，占合资公司60％股份；南非合资方以迪劳孔（Dilokong）铬矿山入股，占合资公司40％股份。ASA是中钢在南非最主要的矿产项目，也是当时中国企业在南非最大的资源类投资项目，项目包括一座年产40万吨的铬矿山和年产12万吨铬铁的冶炼厂。

ASA成立之后，困扰中钢的最大的问题是，按照南非政府的BEE法案（提高黑人经济权利法案）重新进行股改。南非政府于2004年正式执行BEE法案，该法案试图通过采取行政和经济手段，将南非的白人经济逐渐转移到占人口绝大多数的黑人手中，以此来平衡两极分化，并为黑人平民创造更多就业机会。BEE法案对中钢在ASA的控股权产生了实质威胁--BEE法案规定，在南非境内的所有公司必须将其股份按25%股份加一票否决权的最低比例出售给BEE股东，即黑人股东。这就意味着，ASA的股东中钢与LimDev，必须将从各自60%、40%的持股比例中，同比出让25%股权给BEE股东。而一旦做出转让，中钢在ASA的股比将缩减至44%，失去对ASA的控股权。

随即，中钢北京总部向中钢非洲代表处总代表张素伟传达了对BEE股改的原则性意见：ASA的60%股权，不能有任何变动。中钢不放弃ASA控股权的态度，符合国内企业海外矿产并购的主流做法。大多数中国企业认为，矿业是一项高风险的投资，没有控股权很难保障利益。而更直接的原因是，中钢不愿意错过铬铁扩产良机，并期望在全球铬矿格局中提高自身地位。事实上，从2007年开始，全球不锈钢产业便开始迅猛发展，产能扩张如火如荼，冶炼不锈钢所需上游原料镍矿、铬铁、铬矿等，价格一路飙升。

既要符合BEE法案，又要按照中钢总部的要求保证控股权，这可能是张素伟接手中钢南非业务后遇到的最大难题，而他当时看起来也已经“解决”了这一难题。到张素伟2011年4月离职前，中钢名义上依然持有ASA 60%股权。中钢方面至今不愿意透露其具体的做法，仅表示“2006年12月，张素伟通过创造性的成功谈判，得以保持中钢在ASA的60%股份不变，保证了企业能够在南非法律更改的情况下平稳过渡，为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2010年，面对媒体问询ASA项目BEE股改的具体措施，张素伟亦以“得到反对BEE法案的南非政坛人物支持”为由含糊带过。不过，据知情人士透露，中钢当时为此支付了不菲的代价。

据介绍，当时，正值ASA扩产计划实施之际，扩产计划包括两个封闭式电炉、一个球团厂、一座新矿山，计划总投资额达33亿兰特（约4.4亿美元），由中钢与LimDev按持股比例分担。但当时林波波省财政状况不佳，LimDev面临被私有化的危机。正是利用林波波省的财务危机，中钢与LimDev达成了一项新股东协议。根据新股东协议，中钢负责ASA当时扩产项目所需全部投资，LimDev不用为扩产计划投资，但须从自己40%的股份中拿出30%，以应对BEE股改，其中25%给BEE股东，剩下的5%给当地社区（Maroga）。除了多付原本由LimDev承担的那部分扩产投资资金，中钢还在新股东协议中承诺，其将“协助”BEE股东融资，因为矿业股本所需资金巨大，BEE股东难以自掏腰包购买LimDev 出让的30%股权；而在获得中钢的协助后，BEE股东将以ASA扩产后的资产价格，从LimDev手中购买30%股权。如此一来，虽然LimDev对ASA的持股比例由40%稀释到10%，但此举对它来说却是一举三得，一是，其能按ASA扩产后的资产评估价格出售30%股权；二是，由中钢承担了LimDev应出的扩产资金；三是，LimDev不花一分钱增加了资产总额。

但在上述知情人士看来，中钢的这种做法，等于用巨额资金保住了ASA的控股权，是一种“打肿脸充胖子”的做法。一位中钢内部高管告诉本报记者，当时中钢不顾付出资金代价保住ASA 60%股权，主要是因为中钢急于获得海外资源，并急着将ASA产能扩大，今后还想在ASA基础上向非洲其它地区及矿种扩张，一旦失去ASA的控股权，中钢在非洲的扩张计划将大打折扣，海外资产总额也将大大缩水。这位高管解释说，中钢当时认为，控股权能够保证中钢在ASA今后利益分配中的主导权，而ASA的30%股权的出让金，可以通过中介评估等方式压低价格。

2010年，主要由中钢出资的ASA扩产计划基本完成。扩产后，ASA的铬矿储量为5000万吨，年产铬矿60万吨，产铬铁近40万吨，2010年产值达40亿兰特（约合人民币38.4亿元）。2010年底，张素伟对媒体透露，中钢在ASA项目中共投入3.5亿美元，少于此前计划的4.4亿美元。而据本报记者获悉，中钢用于ASA扩产的资金中，有2.75亿美元是从中国进出口银行的贷款，借款方为ASA，担保人为中钢集团。而在我国非上市国有企业中，母公司通过为子公司提供担保被业内诟病为“利用政府优势套取银行资金”。除了银行贷款，其余的资金原计划来自中钢集团自有资金，但由于集团自有资金至今没有到位，所以，除了已建成的一座球团厂和两座电炉，ASA扩产计划中的新矿山一直未能建设。

对与中钢签订的新股东协议，LimDev的所有者林波波省当局表示满意，并于2006年开始寻找五家BEE公司担任ASA的BEE股东。一共有43家BEE企业或财团参与了受让ASA 30%股权计划，其中不乏南非政要。LimDev最终选定了五家BEE企业，其中包括南非2010年世界杯组委会主席欧文·科扎（Irvin Khoza）所有的Tunache投资公司，以及副总统莫特朗特之子任总裁的一家财团。BEE股东确定后，LimDev与中钢商讨“协助”五家BEE股东融资，LimDev方面称之为“资金转账”。也正是在此之后，双方就融资以及对ASA30%股权的估值问题，中钢与LimDev开始发生重大分歧。LimDev方面认为，既然已经找好BEE股东，中钢就应该按照新股东协议，“协助”这些BEE股东融资。但中钢表示，其仅可以“协助”BEE股东向中资银行及外资银行贷款，而不能由中钢自己贷款给BEE股东。上述知情人士透露，中钢依然坚决反对LimDev提出的融资要求，“即便中钢同意，但由于其整体盈利能力下降、负债高企，也无力帮助BEE股东融资”。

这意味着，如果LimDev撕毁新股东协议，中钢将面临失去ASA控股权的困境。然而，以目前中钢的资产状况和融资能力，要拿出7亿-8亿兰特，以保持ASA的控股权，可能还需要中钢之外的力量的帮助。而如果中钢不履行BEE法案，后果也许更为严重。一方面，中钢将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并受到南非政府的制裁，另一方面，中钢在海外尤其是非洲的声誉将严重受损。中钢将如何解决ASA的BEE股改难题，目前尚不得而知。这在南非外资投资史上也属先例。业内人士表示，ASA可能成为外资矿业企业在南非进行BEE股改的经典教材。

控制权可能失去，而更糟糕的是，好不容易进入盈利状态的ASA项目，目前又出现亏损。张素伟2010年年底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钢非洲业务平均年利润8亿兰特（约合8亿元人民币），市场行情好的时候能达到10多亿元。但2011年5月，ASA却单月亏损约3000万元。导致ASA亏损的直接原因是，当初ASA扩建时的集团自有资金不到位，矿山产能没有跟上冶炼产能。由于矿山产能与冶炼产能没有同步扩大，目前，ASA铬铁所需部分铬矿不得不外购，原料成本比原来高出一大截。而由于ASA无法获得足够的资金支持，原有矿山扩产计划受阻，中钢已初步计划在今年七八月份关闭ASA所有电炉。

南非当地的外部环境，也对ASA的运营不利。南非铬铁业的瓶颈一直不在于资源，而在于支持电炉正常运行的电力，但2011年，南非的电力供应环境却在继续恶化。事实上，2010年以来，垄断着南非95%以上的发电能力和供电系统Eskom公司已将电价上调了约25%，并限制铬铁企业用电量。除了中钢，铬铁巨头Xstrata在南非的工厂也在2010年6月份关停6台炉子，7月关停11台，8月关9台，减产幅度为16%。此外，美元贬值、不锈钢市场景气度下降，也是给ASA运营带来负面影响的重要因素。前述知情人士称，实际上，ASA的盈利基础比较脆弱，虽然其2010年实现了账面盈利，但其经营层面却是亏损的。

如今，对中钢而言，ASA依然是一项值得维持的资产，ASA的潜在价值也在业内得到公认。中钢集团一位管理人士甚至认为，在中钢目前所有的海外资产中，ASA质量最好，也最有价值。而如何保持对ASA控股权并改善其经营现状，是摆在中钢面前的难题。但目前，中钢单凭一己之力，或已无法为ASA提供大规模资金，停产，乃是迫不得已的权宜之计。

总结：并非偶然，在国内和海外两个市场中，在贸易和矿业两大业务上，中钢遭遇的困境，均源于一个根源：过度追求规模和速度，而忽略了风险控制，甚至，超出了自身资源与能力的界限。透过南非铬业项目ASA的浮沉，中钢的海外风险或可窥见一斑。

事实上，中国企业“走出去”至今，依然停留在计算销售收入的初级阶段，距离真正的国际化经营水平还比较远，海外业务潜藏的风险通常比较大。其中，海外资源、能源类项目的运作难度及风险最为突出。无数经验证实，在强手云集的海外资源市场打拼，堪比战场，必须时刻处于备战状态，也如同下一盘棋，一着不慎满盘皆输，每一步棋子都可能成为日后或大或小的隐患。

案例4 中国有色矿业集团错失澳大利亚稀土项目

“全世界都在为即将来临的稀土短缺危机寻找解决方案，莱纳将成为中国之外的第一个新的稀土供应来源”。澳大利亚莱纳股份有限公司(Lynas Corporation Ltd.，下称莱纳)董事长(Executive Chairman)尼古拉斯·柯蒂斯(Nicholas Curtis)在报告中展望说。“中国之外”“第一个”“稀土短缺危机”，即使是对于不甚了解稀土为何物的澳大利亚投资者，这些词语也足以引起浓厚的投资兴趣，过去几年里他们早已习惯了“中国需求”制造的资源价格上涨。2010年11月9日，莱纳股价上涨6.35%，收于1.34澳元/股。仅仅在大约一年前，莱纳还挣扎在破产边缘，其股价一度跌至0.125澳元/股。

2010年10月的一天午后，在悉尼港湾附近一座写字楼的办公室里，莱纳首席顾问王鸥谈起莱纳起死回生的过程，亦悲亦喜。透过34层的玻璃窗，可以俯瞰美丽的悉尼歌剧院。不过，引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中国有色)入股未遂这一过程，至今仍让王鸥五味杂陈。

2008年，当美国华尔街的金融危机扩散到全球，澳大利亚是少数经济仍可称得上健康的发达国家。尽管如此，极度依赖外部需求的澳大利亚矿业也受到很大冲击，莱纳像大多数澳大利亚中小矿业公司一样，面临着资金断裂无以为继的命运。即使庞大如矿业巨头力拓者，也不得不转向财大气粗的中国寻找拯救者。当时，莱纳也找到了一个来自中国的白衣骑士--中国有色。这并不令人意外。出身法国外交官家庭背景的莱纳董事长柯蒂斯，是最早到中国闯荡的外国冒险家之一。上世纪90年代，柯蒂斯离开澳大利亚麦格里银行，就是受当时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聘请，加盟从事交易业务。中国有色现任总经理罗涛，当时正是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人事教育部负责人。因此，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关于中国有色入股莱纳这一交易报道的标题是“老朋友来拯救莱纳”。如今，两个“老朋友”相遇，罗涛“慷慨地”同意向莱纳注资5.22亿澳元。根据莱纳公告，中国有色当时计划以每股0.36澳元的价格、总价约2.52亿澳元认购7亿股新股，买入莱纳51%股份。此外，中国有色还打算从中国的银行为莱纳获得1.84亿美元贷款，用于后续项目建设。中国有色提供担保，成为莱纳的控股股东，持有莱纳51%股份，并且可任命四名代表进入莱纳的八人董事会。

莱纳前身是一家小型金矿公司，原名莱纳黄金公司，从1998年在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上市，2000年利润只有260万澳元。柯蒂斯是在2001年6月联合其他投资者入股从而控制莱纳的。在此之前，从1999年7月起，莱纳已开始谋划与另一家矿业公司阿斯顿矿业公司(Ashton Mining Limited)合作开发位于西澳的韦尔德山(Mt WELD)稀土项目。2000年5月，莱纳黄金公司更名为莱纳股份有限公司，并联合安纳康达工业有限公司(Anaconda Industries Limited)从阿斯顿矿业手中买下这个稀土项目。柯蒂斯入主之后，全力调整公司的方向，集中开发韦尔德山稀土项目。从此，莱纳开始在自己的公司之前加上“澳大利亚稀土公司”的说法。莱纳最初引述行业机构报告称，韦尔德山矿的金属推测储量包括1.45亿吨钽(Tantalum)，2.73亿吨铌(Niobium)，以及其他钛(Titanium)、磷酸盐(Phosphate)等，有可能成为世界最大的钽矿。

按照柯蒂斯的计划，最初希望将这些稀土运到中国加工，因为中国是稀土最大生产国。但是，一直到2005年，莱纳也只获得在中国成立合资公司的批准，而没有获得加工生产稀土的许可，原因是中国政府出于管制稀土出口的考虑，并不希望出现莱纳这样的两头在外企业。不得已，莱纳从2006年开始考虑在其他地方建厂，并选中了马来西亚。但是，工厂还没有建成投产，金融危机又打乱了柯蒂斯的计划。

金融危机之后，尽管对中国是否该到海外抄底有争议，中国的央企们却不想错过这个机会，纷纷出手收购对未来中国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资源和能源资产。在海外资源开发者队伍中尚算年轻的中国有色，也在寻找机会。

中国有色前身是1983年4月成立的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对外工程公司，主要开展对外工程承包业务，在划归中央和国资委管理之前，隶属于有色金属工业局，2005年才更名为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海外资源开发成为其主业。在此之前，中国有色在海外的惟一项目，是1998年6月通过参加国际竞标购得赞比亚谦比希铜矿85%的股权(赞方占15%干股)，由此获得在赞比亚地表41平方公里的使用权、地下85平方公里的开采权，期限为99年。谦比希铜矿于2000年动工建设，2003年投产，投资1.6亿美元，设计年产铜精矿含铜5万吨，被中国有色称为“迄今为止中国在境外投资建成的、规模最大的有色金属工矿企业”。

获国资委认可从事海外资源业务后，中国有色加快了海外投资，先后在蒙古投资开发图木尔延敖包锌矿，在缅甸达贡山投资建设镍矿，2009年陆续收购了赞比亚卢安夏铜矿、澳大利亚特拉明矿业公司、英国恰拉特黄金公司(吉尔吉斯斯坦金矿)，2010年收购了英国科瑞索公司(塔吉克斯坦金矿)。中国有色自称，在境外重有色金属资源量达到2000万吨，铝土矿资源量超过3亿吨，“成为中国境外开发有色金属资源最多的企业之一”。

与莱纳的交易眼看一切顺利，只面临最后一个大障碍--澳大利亚政府审批。从5月签署交易后，莱纳和中国有色就向澳大利亚FIRB(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提交了交易申请，可是迟迟没有收到回复。在莱纳之前，中国国有企业对澳大利亚企业实现控股的只有一例--中国中钢集团对中西部公司的敌意收购。2008年9月，中钢以约12亿澳元全面收购位于西澳的铁矿企业中西部公司。就在这桩交易后，澳大利亚政府开始关注来自中国国有企业的投资。

此后，市场及业内人士都预计，中国企业控股澳大利亚资源公司的案例将很难再获得批准。中钢此后提出进一步全面收购默奇森金属有限公司(Murchison Metal Limited，澳大利亚交易所代码：MMX)，澳大利亚政府仅批准中钢可收购默奇森最多49.9%的股份，这被解读为澳大利亚政府对中国国企在澳投资设限。中国有色试图控股莱纳，可以说是对澳大利亚政府底线的又一块试金石。

从5月之后，莱纳不断向市场报告，交易还在延期审批中。澳大利亚政府并没有完全否决这一交易，而是不断提出限制条件。据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报道，9月23日，中国有色收到FIRB指示，可以批准交易，但是要有两个“小的修改”：中国有色必须降低持股比例至50%以下，同时降低在董事会中的代表人数至半数以下。此后一天，FIRB执行主任帕特里克·科尔莫(Patrick Colmer)在出席澳中投资论坛时发表演讲称，澳大利亚政府更加偏好各类合资形式项目，“特别是在绿地项目中持股50%和大型生产商中持股在15%左右时”，澳大利亚政府更易“接受”(comfortable)。澳大利亚媒体普遍认为，这是FIRB针对外国投资一条心照不宣的潜规则，不符合这两类持股要求的投资都很难获得批准。

《悉尼先驱晨报》报道称，如果中国有色接受修改后的条件，FIRB本希望24日当天也宣布批准中国有色与莱纳的交易。然而，报道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FIRB低估了这次给中国方面造成的“羞辱”。中国有色方面此时已懒得再费周章。9月24日，莱纳发布公告称，中国有色中止了与莱纳的交易。

对于中国有色放弃这桩交易，王鸥至今仍非常不解，当天莱纳股价已涨至0.9澳元/股，远远高于中国有色入股价格。如果中国有色接受FIRB要求，略微降低持股至49%，此时账面盈利可接近5亿澳元。“中国有色即使是买了再卖掉一部分也能把本赚回来了。”王鸥说。至于中国有色为何不愿接受FIRB修改条件，他的解释是，可能中方企业管理层认为修改交易条件很难再获得发改委的批准。

中国企业在澳大利亚的收购由于控制权之争而导致错过收购机会，这并非第一次。今天，澳大利亚第三大铁矿石生产商FMG的崛起已成为搭上“中国需求”快车的神话，但就在几年前，FMG到中国寻求投资时也遭遇了与莱纳类似的经历。当2003年，澳大利亚矿业投资冒险家安德鲁·弗里斯特(Andrew Forrest)提出开发皮尔巴拉铁矿项目时，不少人都认为是笑话。弗里斯特的计划与柯蒂斯类似，都是想利用中国资本、技术，不同的是弗里斯特的铁矿石更依赖中国需求。从2004年开始，弗里斯特来到中国引资，屡屡碰壁。中国国家发改委最初不仅指定与FMG合作的中方企业，而且要求参与FMG工程的中方公司必须控股。一位知情人士曾向本刊记者透露，“发改委的要求是控股85%。”最迟至2006年3月，弗里斯特还曾与国家发改委主要官员会面。一位参加会面的当事人说，FMG提出中国企业可参股20%，可是发改委有关官员仍坚持控股，要求至少占50%，并威胁不准中国的钢铁公司购买FMG的铁矿。尽管没有能够获得中国国企支持，FMG依靠欧美资本以及少数中国民营企业资本的支持，在短短几年里建成投产，眼下年产量已达到4800万吨。2009年4月，湖南华菱钢铁(4.27,0.00,0.00%)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华菱)出资12.718亿澳元入股FMG，持股比例达到17.40%左右，同时获得FMG一个董事会席位。华菱当时入股价格为每股2.48澳元，目前FMG股价在6.6澳元左右，华菱此次投资获利颇丰。而华菱交易之所以获得中国政府审批部门放行，一位参与交易的知情人士认为，与其湖南国有企业背景不无关系，“湖南省政府方面做了些工作”。

按照曾在必和必拓工作20多年的前必和必拓中国总裁、澳大利亚喀里多尼亚(Caledonia)亚洲基金执行董事长戴坚定看法，中国政府审批部门和国有企业对控制权的追求，是基于一种“收购和拥有”(buy and own)的策略思想，而这种策略应该改变。戴坚定认为，中国应该从目前基于收购和拥有的策略改变成“吸引”(inducement)策略。目前的策略是基于这种想法，即“对中国来讲，收购和拥有资源项目是获得原材料和能源保障的最佳方式”。许多中国公司非常钟爱这一策略，因为这样可以让他们利用政府对稳定供应的担忧，实现海外扩张。

可是，大多数中国公司并没有太多全球商品市场或资源项目的经验，或者是在其他国家当投资者的经验。因此，“收购和拥有”策略代价昂贵。戴坚定认为，一种长远来讲更好的方式，是采取“吸引”策略，即用长期协议和贷款来吸引其他国家和公司提高产能。在这种基础上的产能建设，意味着价格会比较低，中国的原材料用户将可以有广泛的供应选择。“这也是日本从上世纪70年代采用而极其有效的策略，我认为中国应该很认真地研究这一选择。”戴坚定说。

评析：保障资源可以通过获取包销权来实现，过分追求绝对控股权，会让对方国家产生猜忌。作为矿产资源主要消费国，中国这位买家对全球卖家意义重大；但是中国一些公司追求绝对控股权的行为让对方感觉到买家试图控制卖家，这对卖家的其他股东的利益无疑是一种威胁，尤其当收购者是央企，来自政治方面的疑虑和猜忌就更加强烈了。

案例5 中信泰富开发澳洲磁铁矿预算严重超支

2006年，中信泰富开始投资开发中澳铁矿项目，这是目前中国企业在澳投资在建的最大矿业项目，资源量为20亿吨，原计划投资42亿美元，2009年上半年投产。但这个项目随后经历了中信泰富危机、管理层大换血、矿业市场U型转弯等动荡，中信泰富矿业对外公开的投资预算也增加至现在的52亿美元。中信泰富能不能做出来、做出来能不能赚钱，一直是关注这一项目的西澳当地矿业人士的疑问。

初步统计，中国企业在澳大利亚参与投资的铁矿项目已超过两位数。按照曾在力拓任职多年、现西澳大学客座教授马尔科姆·理查德(Malcolm Richmond)的说法，几乎澳大利亚所有中型铁矿公司都有了中国资本。但是，还没有哪个项目在规模与复杂程度上可以与中澳铁矿项目较量年产量2500万吨磁铁矿，在澳大利亚磁铁矿开发史上也是首次，必和必拓、力拓、FMG等开发的都是工序简单、成本低廉的赤铁矿。

中澳铁矿项目现场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规模巨大，即使是与必和必拓、力拓等矿业巨头在西澳运营的矿山相比，也毫不逊色。已经挖至地下40多米的矿坑里，十辆载重量达350吨的巨型卡车其中不少由女司机驾驶每天川流不息，繁忙地运送土方，车后扬起浓密的红色尘土。当卡车在装载时，旁边有一辆洒水车不停喷水，以降低粉尘的扩散，同时一辆小型挖掘机负责将散路在地面的碎石清理干净，以保证路面的平整。

中澳铁矿项目一期在建的矿坑，坑口东西宽2公里，南北长5.3公里，截至到2010年1月剥离的矿石已达到7800万吨，可填满个北京的“鸟巢”。一天可完成剥离的土方在12万吨左右，而每天能够挖掘的土方，取决于挖掘机而非矿车虽然目前矿车司机也很短缺。短缺就意味着价格昂贵。取决于驾驶车辆和设备的不同，驾驶员的年薪工资从12万澳元到15万澳元不等。这意味着有的驾驶员年薪已高达百万元人民币。

昂贵的不仅仅是工资，还有其他矿上工人的福利设施。矿区目前大约有3500名承包员工。不论是中信泰富矿业的员工，还是其他工程分包商的工人，在矿上的吃住行都需要中信泰富矿业负责。这意味着，每个在现场的工人在营地要有一间独立的宿舍，必须配备独立的卫生间、沐浴设施和电视。营地为工人提供的伙食标准是每天65澳元。华东一坦言这在西澳当地只能算中上水平，并非最高，此外还要有游泳池、康乐室以及其他运动设施。这一切都只是为了能在当地雇佣并留住好的工人。据说，力拓的矿山在周末甚至向矿工提供龙虾，由此亦可见西澳矿工之紧缺。

在决定投资项目之初，中信泰富曾以为可以利用中国廉价人工来降低成本。但是，后来发现难以实现，因为工人们首先要过英语关，即使是中国工人能够获得签证来到澳大利亚，仍需专业的资质要求才能工作，这对于不少中国工人都是很难逾越的门槛。

驾驶卡车其实并不需要特殊的驾驶技能，训练三到五个星期左右再经过考核就可胜任。只是这份工作从早上6点多出门干到晚上6点，12个小时里只有两次休息，一次是早上10点可以有20分钟喝水时间，另一次就是中午的半小时午餐时间。有时，矿山室外温度可能高达50度以上，而工人就把加了电解质的水袋背在身上，方便及时补充水分，以免脱水。即使是能够忍受这一切艰苦，如果英语不足够流利，还是难以胜任，因为在矿山现场驾驶车辆时经常需要通话提醒附近的同事，以免发生事故。

西澳矿业人力短缺并非始于今日，随着金融危机之后矿业投资的恢复，短缺日益严重。对于在澳大利亚投资的外国公司来讲，好消息是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对此也开始重视，有意修改政策。根据《澳大利亚金融评论》。11月18日报道，预计西澳短缺的矿工可能高达3.5万人，联邦政府因此有意放松对外来劳工进入澳大利亚的限制，以保证人力短缺不会对其他行业造成影响。

除了由于缺乏经验，过去几年矿业繁荣带来的各种成本上升，是意料之外的变化，很难提前判断。以卡车轮胎为例，必须提前两年下订单，因此，现在就必须要预订2013年的卡车轮胎，不然到时有钱也买不到。

教训与启示：中国企业在境外开展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尚处于初级阶段，经验不足，对国外形势了解不足，尤其是对不同于国内的劳工、环保、社区关系等方面，需要一个了解和适应的过程。

造成预算严重超支的另一深层原因是中国企业国际化程度不足，尤其是人才的国际化欠缺。境外矿业并购方式的选择部分决定了并购的成效，并购不应仅局限于资产；在缺乏经验的情况下，充分利用被并购对象已有经验和人才，不啻为快速了解和融入当地环境，顺利开展工作的有效手段。

案例6 西色国际投资美国金矿项目遭遇政治阻碍

2009年12月西色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宣布，退出内华达州金矿项目。该项目计划投资2650万美元。此前，美国政府认为Relief Canyon金矿太靠近海军基地，以国家安全为由否决了该项投资。

西色国际是一家国企，隶属于西北有色地质勘查局；优金是美国内华达州的一家金矿公司。西色国际今年7月与之达成收购协议，出资2650万美元收购其51%的股份，从而获得内华达州叹息谷附近四座金矿的开采权。但12月，美国外资审查委员会查出这些金矿靠近美国重要军事基地，决定向总统建议阻止交易。美方官员称，优金公司在内华达州有四项资产靠近法伦海军航空站，此外还有一些涉及敏感性、安全机密性的资产和军事资产。在美国政府和媒体双重压力下，12月21日，西色国际主动撤销交易。

尤金CEO Terry Lynch说：“我们当然要尊重外资审查委员会的决策过程，但我们100%不能赞同它的结论。我们看不出美国国家安全和Relief Canyon矿有任何联系。这个矿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就一直存在。它距离Fallon海军基地超过80公里，而且附近还有很多其他矿山。”

专家认为，政府反对的理由可以很多，但背后都反映了美国民间对中国资本的不信任。中国资本还没有融入国际市场，这种情况短期内并不会有所改观。中国企业现在应该冷静下来，通过国内产业升级真正融入全球资本市场。"

2005年，美国国会众议院曾以威胁国家安全为由否决了中海油185亿美元并购优尼科石油公司的提议，担心中国将通过并购获得先进的军事技术。中国2650万投资美国金矿遭否，美国以涉及国家安全为由对项目进行了否决，“国家安全门”又一次阻碍了中国企业海外收购的步伐。

今年4月，澳大利亚国防部就以危害到国家安全为理由，拒绝了中国五矿集团26亿澳元收购OZ Minerals矿业公司的最初提案。后来，五矿不得不宣布放弃收购OZ部分核心资产；6月，中国武钢集团在收购澳大利亚WPG公司Hawk Nest铁矿石项目时，也因类似理由受到澳国防部的阻拦，但澳大利亚政府给了武钢集团一个调整收购方案的机会，最后，武钢集团放弃了靠近军事基地的一个矿区，终于得以推进收购。

华盛顿一资深律师指出，“以军事基地为理由否决中国对外投资正成为外国投资审查的新趋势”，“美国政府此次强硬的态度可能会成为美国贸易政策一个新的敏感信号。”

教训和启示：资源民族主义在全球肆虐的同时，我们同时不能忽视政治关系对企业经济活动的影响。一些国家对于中国的忌惮是一向存在且一时难以改变的，中国资本，尤其是国有资本还没有真正融入国际市场，没有得到充分的信任。在此背景下，涉及敏感国家敏感地区敏感矿种的投资时，中国企业应该充分考虑项目投资的政治影响及其带来的风险，与所在国政府等组织充分沟通，获取对方的理解，做到事前预防，最大程度化解政治风险带来的影响。

(中国矿业联合会 常兴国)

第三篇：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典型案例分析

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典型案例分析

一

中国对外投资现状 对外投资：今年1-10月，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19个国家和地区的2570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累计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405.4亿美元。

吸引外资：1-10月，亚洲十国/地区（香港、澳门、台湾省、日本、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韩国）对华投资新设立企业16961家,同比增长20.38%，实际投入外资金额678.67亿美元，同比增长19.26%。美国对华投资新设立企业1262家,同比下降1.17%，实际投入外资金额31.36亿美元，同比增长10.75%。欧盟二十七国对华投资新设立企业1322家,同比增长4.92%;实际投入外资金额54.51亿美元，同比增长10.5%。

1-10月，对华投资前十位国家/地区（以实际投入外资金额计）依次为：香港（510.08亿美元）、台湾省（56.85亿美元）、新加坡（44.36亿美元）、日本（34.59亿美元）、美国（31.36亿美元）、韩国（20.69亿美元）、英国（13.53亿美元）、法国（9.33亿美元）、荷兰（8.7亿美元）和德国（7.78亿美元），前十位国家/地区实际投入外资金额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的 89.91%。2 中国对外开放以来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约10600亿美元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张晓强６日介绍说，中国的对外开放已走过３０多年历程，截至２０１０年９月，累计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约１０６００亿美元，利用贷款累计３４００亿美元。

张晓强在第四届中外跨国公司ＣＥＯ圆桌会议上说，２００９年在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下，跨国投资大幅度下降近４０％，但中国仍然实际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约９４０亿美元，基本保持了２００８年的水平，位次升至全球第二位。“引进来”为中国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跨国公司和各类外国企业在中国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和良好的经济效益。

张晓强介绍，与引进来相比，中国企业走出去对外投资起步较晚，但近年来也迈出重要步伐。２００３年至２００９年，中国的对外投资存量增加了７．４倍，已经达到约２５００亿美元。２００９年，中国非金融类对外投资近４８０亿美元，占全球的５％，居发展中国家首位。至２００９年底，中国已设立了１３０００家境外企业，分布在全球１７７个国家和地区。今年前三个季度，非金融类对外投资又达到了３６３亿美元。中国政府鼓励有条件的企业积极开展对外投资合作，这不仅为中国发展提供了能源资源，获取了先进技术，也为投资对象国带去了资本、就业机会，促进了当地发展，实现了互利共赢。

张晓强指出，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对外开放战略已由“引进来”为主向“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转变。从引进来看，需要进一步提高利用外资水平，使外资在推动国内的产业升级、结构优化、科技创新、区域均衡发展等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在走出去上，中国将继续按照市场导向和自主决策原则，引导各类所有制企业有序到境外投资合作，扩大在能源、资源、高科技和先进制造业等领域的投资，提高企业的国际化经营水平。

二

中国对外投资特点

商务部：中国对外投资合作呈现四个特点（2010-11-01）

商务部副部长陈健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坦言，我国对外投资合作呈现四个特点：领域广泛、方式多样、水平提高、增长迅速。

陈健称，我国对外投资合作呈现以下特点：领域广泛、方式多样、水平提高、增长迅速。对外投资从绿地投资向跨国并购等多种形式扩展，2009年并购投资占当年对外投资总额的34%；对外承包工程从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外派劳务市场秩序好转，高级技术劳务派遣比例上升；企业国际竞争力大幅提高。

陈健称介绍，对外投资合作是我国新时期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经济社会效益显著，对拉动出口、稳定就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时，中国企业积极参与东道国经济建设，关注当地民生发展，带去了资金、技术，增加了就业、税收，增强了东道国自主发展能力，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欢迎。通过对外投资合作，中国与东道国实现了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提高了务实合作的层次和水平，成为促进双边关系的重要推力。

“需要强调的是，尽管这些年我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较快，但仍处于起步阶段。2009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仅占全球存量的1.3%，投资规模远不能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欧美海外企业多占据行业高端，中国企业大多仍处于中、低端行业。国际化经验不足、管理人才缺乏、海外市场占有比例较低，中国企业距离真正意义上的跨国公司还有较大差距。所以说，大力推动实施“走出去”战略，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陈健说。

个人观点

行业相对集中：海外并购仍然主要活跃于资源相关行业，2010年上半年公布了14宗资源行业领域的海外并购交易，最大一宗海外并购交易是中石化以47亿美元的价格自ConocoPhilips购买了加拿大Syncrude公司9％的股份；另外一宗大额海外并购交易是中投公司再次投资加拿大PennWest Energy公司，累计投资额达12亿美元。“资源行业仍将处于主导地位，这也与国内经济发展对资源的高需求量相一致，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其它一些行业也开始受到中国投资者的青睐，如高科技、制造业以及服务性等行业。”

国家相对特殊： 澳大利亚仍然是资源行业海外并购交易活动的主要目的地, 非洲大陆也获得了越来越多来自于中国的投资。普华永道中国并购服务部合伙人李明表示，“中国投资者不但拓宽了海外并购的行业领域，同时中国的海外并购活动也开始走向成熟市场，如美国、日本以及欧盟等地。

近年来，中国除在苏丹成功地进行油气开发，使苏丹从一个石油不能自给的国家一举成为石油出口国，在加蓬、尼日利亚、尼日尔、特别是安哥拉等非洲国家，投资油田开发，成绩显著。２０１０年上半年，安哥拉向我出口原油２１７０万吨，首次成为我国第一大原油供应国，为中安双边关系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２００６年６月，中国与南非签署了《和平利用核能协定》。南非是非洲大陆唯一拥有核电站的国家，并拥有丰富的天然铀资源。但南非结束殖民统治以来，电力体制改革和建设滞后，出现了严重的电力短缺。去年１１月我随***同志率领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访问南非，在与非国大座谈和正式会谈中都谈到了电力短缺和电价改革，已成为改善民生的迫切问题。

三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存四大瓶颈(2009-06-03)

中国“走出去”战略呼声一片之时，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官员，成思危和樊纲等知名学者却济济一堂给当前企业海外并购泼了一盆冷水：外汇不放开、贷款银行缺乏、政策促进不升级、文化排斥不融通，中国企业还没有那么幸运能大规模“走出去”。从昨日出席“海外并购战略研讨会”官员和经济学家的规格与规模可以看出，政界学界对当前“走出去”瓶颈的关注可见一斑。警示之余，众人纷纷建言献策。

瓶颈一：外汇不放开

●可设立稀缺外汇资产外债市场

资金障碍是制约企业“走出去”的一个重要问题。业界的共识是，只有完全放开资本管制，海外并购的星星之火方能形成燎原之势。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魏杰说，当前解决企业“走出去”的一系列困难，首先需要金融体制加速改革。他认为，中国之所以迟迟未能下决心放开外汇管制，是出于两个担忧。其一是担心一旦放开外汇自由买卖，将带来境外资本炒汇风险；其二是担心引发中国民间财富流失海外。

尽管两个担忧很难短期内打消，但国家发改委官员则绕过此症结提出，中间性、渐进性的改革“这个可以有”。

国家发改委体制改革综合司司长孔泾源表示，可以把稀缺的外汇资产设立外债市场，中国企业包括民营企业在内都在国内的海外基地购买品牌、购买资源能源。通过这种方式找回货币政策的资本权。

瓶颈二：贷款银行缺乏

●可增加海外并购贷款银行

我国高额外汇储备与海外投资借款尚未形成良性互动。2008年末，我国资产结构中对外直接投资仅占6%，而储备资产高达67%。日本2007年此数字分别是10%和18%。

国家发改委利用外资和境外投资司司长孔令龙表示，融资渠道方式相对单一是我国海外并购的一个突出问题。目前支持企业“走出去”的金融机构仅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这两家银行资本金不足严重制约企业“走出去”步伐。企业海外并购所需资金一般要几十亿美元，多则上百亿美元。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基本上没有参与海外并购和海外融资。

数字显示，在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支持比例中，商业银行不到5%。

瓶颈三：政策促进不升级

●政府可参与并购可行性研究

商务部日前出台《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将企业海外投资审批核准权利下放到地方。但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著名经济学家成思危建议，当前应出台一部促进“走出去”的国家性法律，将促进境外投资提高到立法高度。他指出，此举“非常必要”。

成思危表示，政府应参与到并购初期的可行性研究环节，可行性研究是海外并购最难的环节。

企业对海外资信掌握不够、可行性研究和分析不全面，导致并购后发现“上当”的情况很多。他指出，应建立境外投资促进中心，支持企业做初期工作的调研基金由企业和政府共同分担。若并购成功可归还政府出资部分，失败则国家也承担部分损失。以此分摊风险。他还表示，境外投资应逐步由审批制转向核准制，最终转向以咨询服务为主的登记制或备案制。瓶颈四：文化排斥不融通

●并购后可采取本土化管理

随着企业海外并购增长加快，中国经济威胁、资源掠夺等国际舆论的非经济因素正影响着海外并购的成败。

并购后文化的融合也至关重要。此前上海汽车收购韩国双龙即因当地工会问题将企业搞垮。海尔收购美国美泰克时，管理层遇到的最大问题也是非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

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说，文化政治因素是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难关。北京第一机床厂2005年并购德国百年品牌科堡集团时曾遇同样问题。其并购完成后，德国媒体刊登大版面负面报道，并引用科堡老员工的话说：“对于北一这个母亲来说，科堡这个孩子太大了。”北一最终决定不辞退科堡老员工，避免公司内部躁动，并用反映北京城市现代化程度的宣传片打消媒体质疑，赢得德国媒体随后的正面报道。商务部研究院跨国公司研究中心主任王志乐表示，我国部分企业已经在并购后实现了非常高水平的管理本土化。他在韩国、日本考察中国企业并购后的公司时发现，一些企业已实现完全的本土化管理。（王晓然）

四

跨国并购成功的要素

（2009-03-16）

——专访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康荣平

：现在是中国企业去海外并购的最好时机吗？

康荣平：从2008年开始，今后的一或两年时间里，也就是在金融危机期间，有两个因素对中国企业去海外并购是有利的，第一是资产价格低，第二是政治障碍小。以前中国企业去海外并购，不是价格过高，就是因为政治等原因，人家不愿意卖给你。但并不是价格低所有的企业就要一窝蜂地去做海外并购，中国企业海外并购还是应以业务发展和战略布局为导向，避免“抄底”心态，同时也要对并购之后的整合难度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为配合海外并购，企业应该制定怎样的战略？并根据这一战略做哪些相应的准备？

康荣平：战略必定是中长期的，短期的就不叫战略。战略准备在企业并购的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很多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的时候，都缺乏完整的战略。TCL在检讨跨国并购受挫时承认，战略准备不足是失败的主要原因。

联想在并购IBM的PC业务之前，曾经请美国麦肯锡公司做过一个战略规划。麦肯锡的建议是多元化，结果这条路走不通，联想被迫裁员，这个时候IBM主动找到联想，希望向其出售PC业务，据说柳传志当时的第一反应是很吃惊，这说明联想在海外并购方面同样缺乏战略。

对联想并购IBM的PC业务，国内研究者没有给以足够关注的是IBM。这件事是IBM主动提出来的，IBM在推动着件事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并且希望并购能够成功，因为这涉及到其在中国的利益，成功并购之后，IBM是最大获益者，而这也是联想并购及其后的整合，能够比较顺利的重要原因。

人才准备是重中之重

：您认为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和跨国经营的难点在哪里？

康荣平：跨国并购最大的瓶颈是人才问题。截止目前，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失败案例，大部分问题都出在人才方面。海外并购和去海外新建工厂不同，新建工厂可以自己控制速度，可以招收符合自己期望的员工。而并购完成之后，马上面临的就是运营，尤其是对于知识密集型的产业，人才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麦肯锡公司做了一个关于国际化人才需求的调查，他们认为中国企业跨国经营至少需要75000名中高级人才，而中国目前这样的人才只有5000人。人才问题可以说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难点。所以，中国企业要想走出去，应该尽早培养和网罗人才。

：人才问题是否可以通过招聘国际化的人才和保留原有管理团队的方式来解决？

康荣平：TCL并购阿尔卡特之后，宏董事长施振荣表示，不看好这次并购，原因是IT行业变化太快，不给你时间整合。TCL在并购之后才开始全球招聘，并购完成较长一段时间之后，李东升仍然表示，他也没找到一个合适的国际化的助手，这就为其并购失败埋下了伏笔。

上汽并购韩国双龙，刚开始连会韩语的中高级管理人员都没有，派不出合适的人去管理双龙。上汽保留了双龙的原管理团队，但双方的文化沟通还是存在障碍，再加上韩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导致并购之后麻烦不断。

并购对于人才的要求，不同行业的差别很大。资源密集型或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对人才方面的要求相对低一些。尽管如此，中国的大型国有石油企业进行海外并购之前，在人才培养方面还是花了很大力气。中石油、中石化很早就选拔英语好的员工，一批批派往欧美学习企业管理，然后去实习海外业务。现在中国几大石油公司主持海外并购的人，基本上都是在海外留学并实习过的。

：中国是否也缺乏海外并购的财务、法律等中介机构？

康荣平：非常缺乏，特别是缺乏中国本土的中介机构。目前中国的很多企业做海外并购，都去找麦肯锡、波士顿等外资咨询公司。如果由本土的中介机构来做并购咨询，适合性肯定会更好一些，立场也会更趋于一致，希望中国本土的中介机构能够尽快成长起来。

决定并购成败的七项因素

：决定跨国并购成败的因素有哪些？或者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成功的案例具有哪些共性？

康荣平：我做过一个“跨国并购难易程度表”，对照下表，有7项因素决定跨国并购的难易程度，如果4个因素占优势，并购相对就比较容易，成功的几率也更大。中国企业去海外并购成功的案例，基本上具备并购双方的心理距离比较接近、企业规模是大并购小、产品创新速度比较慢等特点。

例如在机床行业，欧美的机床企业大部分都是家族企业。近年来大连机床、沈阳第一机床、北京机床等中国机床企业，连续并购了数家德国机床企业，成功的原因都是大吃小，行业技术变革慢。温州制鞋企业哈杉成功收购意大利老牌制鞋企业威尔逊，情况也与此类似。

：您曾经将中国企业与日本企业海外并购的情况进行了对比，得出了哪些结论？

康荣平：我曾经对中国企业和日本、韩国、印度等国家企业海外并购的情况进行了对比，通过对比可以发现，非西方语言文化国家的企业并购西方企业时，遇到的障碍，比现在的教科书上阐述的难度还要大，也就是要比60%的失败率还要高，几乎没有日本或韩国的企业成功并购大中型西方企业的案例。

日本企业更多采取在海外建厂等渐进模式向海外拓展，20世纪90年代初，日元迅速升值，在这一因素的鼓励之下，日本企业开始海外并购，但这些并购成功率极低，结果损失惨重。

在并购领域也存在“文明的冲突”问题。台湾明基并购西门子公司的手机业务，很快就败下阵来。据明基的人员回忆，西门子手机的工程师非常高傲，他们很难指挥这些工程师工作。

在亚洲国家当中，有一个国家是特例，这个国家就是印度。印度塔塔集团近5年来进行了30多起海外并购，基本上都获得了成功。

：为什么印度企业在海外并购方面能够获得成功？

康荣平：针对西方企业管理者在企业并购中提出的整合理论，我们提出了一个“融合”的概念。整合居高临下，融合就是强调和谐，而不是居高临下。印度企业在海外并购方面能够获得成功，原因是印度用英语，长期是英国的殖民地，受英国文化影响较大，在语言和文化沟通方面相对容易。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印度文化强调融合，印度企业在进行海外并购时也强调融合，而不是侵略和征服，这对于印度企业成功并购起到了很大作用。

需要告诉中国企业的是，海外并购受行业、政治、文化及经济周期等多方面的影响，没有现成的模型可以学习。如今是全球化的时代，任何一个国家的企业在这个时代，都必须具备全球化的视野，都应该明白在哪里能够获得相对廉价的战略性资源，试图海外并购的企业，一定要及早制定战略，找到相应的人才。

欧洲联盟盟旗

欧盟现有27个成员国，人口5亿，GDP16.106万亿美元。欧盟的宗旨是“通过建立无内部边界的空间，加强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建立最终实行统一货币的经济货币联盟，促进成员国经济和社会的均衡发展”，“通过实行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在国际舞台上弘扬联盟的个性”。欧盟的盟旗是蓝色底上的十二星旗，普遍说法是因为欧盟一开始只有12个国家，代表了欧盟的开端。实际上这个十二星旗代表的是圣母玛利亚的十二星冠，寓意圣母玛利亚将永远保佑欧洲联盟。欧盟27国总面积432.2万平方公里。

欧洲联盟（欧盟）是一个政治和经济共同体的27会员国，位于主要在欧洲。它成立于1993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加入新领域的政策，以现有的欧洲社会。与5亿市民，欧盟相结合产生的估计有30 %的份额，世界各地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

欧盟已经制定了一个单一市场，通过一个标准化的法律制度，其中适用于所有会员国，保证人，货物，服务和资本的迁徙自由。它保持了一个共同的贸易政策，包括农业和渔业政策，和区域发展政策。15会员国已通过了一个共同的货币，欧元。在对外政策上，代表其成员在世界贸易组织，在八国集团首脑会议和在联合国的会议上发言，维护其成员国利益。

2001年，欧盟已经体现的作用，在司法和内政事务方面，包括许多会员国之间根据申根协定取消护照管制。而且在某些领域，它取决于会员国之间的协议。不过，也有超国家机构，能够作出决定，而不管协议的成员。重要的机构和组织的欧盟，包括欧洲委员会，欧洲议会，欧洲联盟理事会，欧洲理事会，欧洲法院的司法和欧洲中央银行。欧盟国家公民选出议会每5年一次。

欧盟的起源，可追溯到欧洲煤钢共同体成立，其中6个国家在1951年和罗马条约于1957年。自那时以来，欧盟已经长大的大小，通过加入新会员国，并增加其权力，通过增加新的政策范畴，它的职权范围。该条约在里斯本签署了在2007年12月的用意是修改现行条约，以更新的政治和法律结构的联盟，如果批准是在2008年落成。

第四篇：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失败案例报告二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失败案例

（二）1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失败案例

案例1：中海油跨国并购优尼科失败的教训和启示

1.1中海油公司简介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China National Offshore Oil Corporation, CNOOC，简称中国海油)是1982年2月15日成立的国家石油公司。中国海油是中国最大的国家石油公司之一，是中国海上石油和天然气的最大生产者。注册资本949亿元人民币，总部位于北京，现有员工6.85万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合作开采海洋石油资源条例》，负责在中国海域对外合作开采海洋石油、天然气资源。公司主要从事油气勘探开发的上游业务、中下游业务、专业技术服务、后勤服务和金融业务。目前控股或全资拥有一家独立油气勘探生产公司、一家研究中心、一家化学公司、一家油气开发公司、二家专业技术服务公司、五家基地公司、一家财务公司、一家信托投资公司，与壳牌公司合营一家石油化工公司。

近年来，通过改革重组、资本运营、海外并购、上下游一体化等战略的成功实施，企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综合竞争实力不断增强，逐渐树立起精干高效的国际石油公司形象。2005年全年，公司实现销售收入888.8亿元，利润总额387.7亿元，纳税174亿元，分别较上年增长25.3%、60.1%和43.9%。总资产达到1914.4亿元，净资产1054.7亿元，分别比年初增长24.9%、27.0%。

1.2优尼科石油公司简介

优尼科（Unocal Corporation）是美国第九大石油公司，在纽约交易所上市（股票代码：UCL）。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优尼科公司在亚洲的印度尼西亚、泰国、孟加拉国等地都有石油和天然气开采资产和项目。近年来由于经营不善等原因导致连年亏损，并申请破产，挂牌出售。其在北美洲的墨西哥湾、得克萨斯，以及亚洲的印度尼西亚、泰国、缅甸和孟加拉国等地都有石油和天然气开采资产和项目。业内人士认为，优尼科连年亏损，并曾经向美国政府申请破产，因此处在一个非卖不可的境地。作为一家小型企业，优尼科也不具有壳牌、BP那样的品牌影响，因此早就被列为收购目标。而优尼科选在国际油气价格偏高的 2 时候出售油气资产，不失为良机。同时中海油所看重的无非是优尼科现有油气田的潜能、庞大的国外市场以及有助于完成其在美国的借壳上市。

资料显示，优尼科公司目前已探明石油及天然气储量中约70%位于亚洲和里海地区，优尼科60%的储量是天然气，绝大部分位于亚洲。中银国际研究部提供的数据表明，截至2003年底，优尼科石油和天然气总储量共计17.6亿桶油当量(石油占到38%左右)，其中50%位于远东。产量方面，远东占到该公司2003年石油和天然气总量的46%，海外其他地区占8%。该公司还向泰国提供天然气进行发电，并在印度尼西亚、菲律宾以及泰国拥有热电厂。

1.3中海油并购优尼科历程

2005年3月，中国三大石油和天然气生产企业之一的中海油开始了与年初挂牌出售的美国优尼科公司的高层接触。

优尼科是一家有一百余年历史的老牌石油企业，在美国石油天然气巨头中排位第九，近两年其市值低于同类公司20%左右。市值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的主产品天然气市场开拓不够，大量的已探明储量无力开发。

在中海油向优尼科提交了“无约束力报价”后，美国雪佛龙公司提出了180亿美元的报价(包括承担债务)。由于没有竞争对手，雪佛龙很快与优尼科达成了约束性收购协议。6月10日，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批准了这个协议。

6月23日中海油宣布以要约价185亿美元收购优尼科石油公司。这是迄今为止，涉及金额最大的一笔中国企业海外并购。

中海油收购优尼科的理由是，优尼科所拥有的已探明石油天然气资源约70%在亚洲和里海地区。“优尼科的资源与中海油占有的市场相结合，将会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

根据国际资本市场的游戏规则，在完成正式交割前任何竞争方都可以再报价。雪佛龙公司的收购在完成交割前，还需经过反垄断法的审查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审查。只有在美国证交会批准之后，优尼科董事会才能向其股东正式发函，30天后再由全体股东表决。在发函前如果收到新的条件更为优厚的收购方案，仍可重议。

7月2日，中海油向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提交通知书，以便于其展开对中海油并购优尼科公司提议的审查。

7月20日，优尼科董事会决定接受雪佛龙公司加价之后的报价，并推荐给股东大会。中海油对此深表遗憾。据悉，由于雪佛龙提高了报价，优尼科决定维持原来推荐不变。

同日，中海油认为185亿美元的全现金报价仍然具有竞争力，优于雪佛龙现金加股票的出价，对优尼科股东而言，中海油的出价价值确定，溢价明显。中海油表示：为了维护股东利益，公司无意提高原报价。

2005年8月2日，中海油撤回并购优尼科报价。

1.4中海油跨国并购优尼科失败的原因分析

1）目标企业所在国的政治和政策障碍

美国、欧盟、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虽然对外资比较开放和自由，但外资并购毕竟不同于本国企业并购，因而这些国家政府对外资并购亦有不同程度的限制，一是对外商投资领域的限制，二是对外商出资比例的限制，三是通过审批制度来规范外资。中海油竞购优尼科就是典型一例。这次跨国并购案是中国企业涉及金额最多、影响最大的海外收购大战，其遇到政治压力不可小视。一桩本来对收购双方双赢的商业收购案，由于夹杂了大量微妙的政治思维和意识形态而被扭曲。

2005年6月30日，美国众议院以333比92票的压倒优势，要求美国政府中止这一收购计划，并以398比15的更大优势，要求美国政府对收购本身进行调查。7月30日美国参众两院又通过了能源法案新增条款，要求政府在120天内对中国的能源状况进行研究，研究报告出台21天后，才能够批准中海油对优尼科的收购。这一法案的通过基本排除了中海油竞购成功的可能。

国会担心或反对的理由是：

(1)中国对石油的依赖与日俱增，国有控股的中海油如果收购了优尼科。那么优尼科的石油资源将优先输送给石油饥渴的中国；

(2)中海油有l／3的并购资金来自中国政府的低息或无息贷款，相当于政府补贴，属不公平竞争；

4(3)在优尼科拥有的石油勘探、生产和提炼技术中，有些可用于军事，而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4)中国国有控股的石油公司在伊朗、苏丹这些地方都很活跃，一旦收购完成，这些可用于军事的技术，有可能会出口到这些受美国贸易制裁的国家。同时，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市场，对于中海油来说。把石油留在美国，为美国提供更多的石油天然气是一项更为有利的举措。

由此可见，目标企业所在国的政治和政策障碍，是这次中海油公司并购美国优尼科公司失败的最主要原因。

2）企业选择的竞购时机不当

中海油很早就开始与优尼科接触，然而到了2005年4月4日，优尼科招标截止时间来临，由于公司内部原因，中海油出人意料地沉默了。浮出水面的竟是此前一直不被看好的雪佛龙。这一意外，使中海油陷入一个非常被动的境地。到2005年6月22日，中海油宣布正式竟购优尼科时，雪佛龙与优尼科的并购已经得到美国政权委员会的批准，这意味着雪佛龙对优尼科的并购计划已经完成最后一道法律监管程序。若优尼科放弃被雪佛龙收购，改为考虑中海油的收购建议，有关交易估计最快需要顺延两个月，其中包括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为期45天的调查程序，以及美国总统根据调查报告考虑是否批准该项交易的时闭，由此将使整个交易存在变数，一些优尼科股东声称更乐于接受雪佛龙虽然较低但风险更小的报价，而不愿进行一场可能失去所有“舞伴”的赌博。

但如果优尼科接受中海油的并购，那么根据雪佛龙与优尼科的协议，中海油必须支付雪佛龙高达5亿美金的违约金。此外．在雪佛龙与优尼科的协议中，还有一项“强迫股东表决”条款，即雪佛龙可以抢在中海油与优尼科的谈判以及有关当局的批准完成之前要求召开股东大会，对雪佛龙的要约进行表决，不需要董事会推荐，而且不属于“恶意收购”。届时，雪佛龙可以以中海油收购的不确定性等来劝说股东接受雪佛龙的并构计划。

中海油此时决定出手收购，时机掌握得并不好。当优尼科在市场上竞标出售时，中海油并没有出价，却在雪佛龙与优尼科达成了协议之后出价。加之目前国际市场的油价飞速上涨，达到历史新高度，与之对应的石油公司的股票价格也随之上涨。中海油虽然有全现金交易的优势，但对于那些看好Unocal发展国际能 5 源市场的股东来说，雪佛龙以25％的现金加75％股票的价格似乎更有吸引力。而且现时中美经贸关系紧张，人民币升值问题又悬而未决，正好又赶上伊拉克战争僵持不下，世界油价持续上涨，美国举国上下在讨论能源安全问题的时刻。在这个时候出手，正好触动了美国最弱的一根神经。

3）企业缺乏跨国并购经验

就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企业并购经历而言，一般遵循先国内并购而后再参与跨国并购的路径，全球前三次并购浪潮先在欧美国家内部进行便是明证。实际上，即使最近两次带有鲜明跨国特征的并购浪潮，也以活跃的国内并购为背景。一般企业在跨国并购之前就已经通过国内并购积累了企业并购的经验。

中国的情况则不然，由于属于转型经济，国内企业并购重组尚未形成气候，大多数企业缺乏并购经验。在此情况下企业贸然参与跨国并购，失败也就在所难免。照理说，任何并购在没有正式公开报价之前，都属于高度的商业机密，但是，在中海油的并购过程中，每到中海油竞价的关键时刻，相关消息总会被一些西方媒体报道，甚至连机密的董事会内容也被公之于众。与之相随，借机打压买方股价、拉抬卖方股价，抬高交易价格和成本，这为中海油以后的收购制造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在这次并购中，中海油的竞争对手雪佛龙所表现出的经验和手段显然要技高一筹。随着竞购的加码日趋激烈，雪佛龙使出浑身解数，甚至不惜冒毁掉商誉之险而打政治牌，发动美国40余位国会议员向布什总统递交公开信，以国家安全和能源安全名义，要求政府对中海油的并购计划进行严格审查。雪佛龙打出的政治牌，紧紧抓住并且放大了美国人的忧虑。与此不同的是，中海油的种种努力和友好姿态却被人误解至深。在客观上，一个经济大国的崛起，显然是现有国际格局中的既得利益国家所不愿看到的。

1.5中海油跨国并购优尼科失败的教训

中海油竞购优尼科没有取得成功，但对中国企业“走出去”参与全球化竞争是一个非常好的经验借鉴，因为这之中有很多东西值得学习，也有很多教训可以吸取。

1）做足政治风险评估

这次中海油竞购优尼科失败的最主要原因是迫于政治压力。中国企业走出去时, 须在海外市场的市场风险评估之外, 做足政治风险评估。中海油当时曾通过多种渠道对可能来自美国的政治压力进行评估, 结论是: “会引起关注, 但不会有太强烈的反对声音。因为美国是一个自由开放的国家, 而且这是公司间正常的并购行为”。从事情的发展来看, 这一判断是错误的。中海油低估了美国政界对中国的反对力量以及该事件在美国被政治化后的公众影响力。但这里恰恰忽略了一点, 在西方投资者眼中, 中国企业是来自于社会主义中国, 在美国政治家眼中,它与中东国家的公司大相径庭，与英国石油公司更不能同日而语。从决策分析来看, 任何忽视政治风险的评估都是轻率的, 尤其是对中国企业来说, 政治风险和歧视将是在决策时必须考虑的一个常量。我国和中亚、俄罗斯这些国家存在着良好的地缘政治关系, 同时这些地区的石油公司拥有的石油储量较多, 开采风险较低。因此中国石油企业的海外并购应该以中亚和俄罗斯等地区的石油公司为主。最近,中石油成功收购哈萨克斯坦石油公司就是很好的见证。

2）选择最佳的跨国并购时机

跨国并购往往会引起很大的经济震动和社会震动，因此，需要采取灵活的策略。在并购目标公司时，可以采取渐进的方式，先以合资或合作的方式，树立起良好的企业形象，待该国政治风向偏松时，再考虑并购问题；也可以先不全资并购，而是控股性并购或接近于控股性并购，待条件成熟后再进一步并购；还可以利用目标公司所在国的一家合资企业作为跨国并购的代理者，以避免东道国政府或当地政府干预。与此同时，中国企业进入目标公司的所在国之前，对所在国法律环境应该有一个详细了解。

3）学习和探索具体的操作经验和技巧

这次中海油是在一个艰难的时间点出手,近年来因为人民币汇率、纺织品倾销等问题, 美国对中国经济是怀有不安情绪的。中海油撤回收购报价的最初声明中,把竞购失败完全归咎于美国政坛的政治压力, 指责来自华盛顿的政治阻力是不公正的, 并称他们对此感到遗憾。但问题在于, 中海油在竞购之前理应知道美国的反应, 那么, 他们是否为此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制定了进退有据的策略?收购有收购的规则, 特别是中国企业到海外收购,必须有明确的计划, 以便在未来实现更大价值。首先要回答对你缺乏了解的外国企业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你是国有 7 企业吗? 你和政府的关系是怎样的? 这次收购的融资从哪里来? 美国社会反驳中海油并购的一个关键理由, 是中海油的企业性质和企业组织架构。他们不认为来自东方的这个企业是一个纯粹的商业企业:缺乏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 接受大量的政府补贴, 没有强硬的市场财务及信贷约束, 等等。美国人天性反对大企业和大政府, 所以对中海油这个“大政府来的大企业”尤其紧张, 中海油应该先做好一些澄清目的的行动。事实上, 中海油并没有给出令对方明确的商业层面的回答, 而更刻意强调自己在中国国企中的特殊。直到傅成玉以个人名义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美国为何担忧?》这封来信, 依然没有提出收购之后如何整合、如何提高效率的计划, 没有明确解释未来运作的商业战略和运营原则、收购逻辑。中海油应该做好多种准备。首先考虑到并购领的敏感性, 应及早进行舆论宣传;其次像海尔竞购美泰克一样, 邀请美国的私人股权投资共同进行竞购;最后提前对美国人较为紧张的资产, 如优尼科在美国部分的, 想好拆分的手段。“走出去”是中国能源企业发展的整体战略。近两三年以来, 中国三大石油公司加快了其步伐, 海外四处寻油。而采用资本运作, 通过并购方式, 获得资源和渠道, 是一种快捷的有效途径。随着国际石油市场风云变幻, 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对石油资源的竞争将更趋激烈, 中国油企海外并购的道路将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对中国企业来说, 从中海油竞购优尼科失败这一典型案例中吸取经验与教训, 将是十分有益的。

4）对其他企业走出国门开展跨国并购的启示

启示之一: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是一条新路径

以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以绿地投资即新建方式为主,跨国并购占次要地位,而当今世界主流的直接投资却是企业并购。因此,必须让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成为“走出去”的新路径。近年来已经出现了一股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热。2005年有案可查的中国企业海外并购达到100 多起。商务部预测,未来5年,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将进入高速发展期,5年后累计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将超过600亿美元,年均增长超过22 %。跨国并购是一种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也是公司发展的战略行为。如果高层决策人对本公司整个发展战略没有一个清晰的框架结构和清醒的认识,很容易出现战略决策上的重大失误。跨国并购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这个过程应建立在坚实的战略基础上,考虑所有可能影响并购的因素 8 以及并购的结果。中国企业开展跨国并购的战略选择:一是要“先内后外”。它要求企业在取得国内领先地位的基础上,逐步进入国际市场,通过国际贸易和小规模投资充分了解国外的市场、技术、管理、文化之后,再考虑跨国并购。二是“由小及大”。它要求企业在进行跨国并购时,先瞄准规模较小的国外企业,逐步积累谈判技巧以及与国外企业融合的经验之后,再考虑并购规模较大的国外企业。

中国企业跨国并购要修炼高超的整合能力。一般来说, 跨国并购的过程备受关注, 但并购之后如何进行有效的整合却容易被忽略。实际上, 并购后整合过程比并购过程更困难,尤其是文化整合。中国企业要在跨国并购中取得成功,必须具备大批了解国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和懂得东道国法律法规的并购人才和并购后进行企业整合与管理的专业人才。中国对外并购的发展既是企业的一种内在的行为, 又是政府行为的必然结果。中国政府应大力鼓励和保护中国企业对外并购的健康发展。政府的鼓励和保护政策应包括:(1)设立专事对外并购等跨国直接投资的管理机构,对中国企业对外并购进行宏观协调和统一管理,并制定相应的政策;(2)逐步放开海外融资渠道;(3)鼓励银行和大型企业自由联姻,组成大型跨国企业,参与跨国并购活动;(4)完善国际税收制度;等等。

启示之二: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是一把双刃剑

跨国并购一方面可以使中国企业参与国际分工, 推进企业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 可以培养高级技术和管理人才;另一方面跨国并购具有极大的风险性。跨国并购与国内并购相比, 操作程序更复杂, 受不确定性因素的干扰更大, 风险性也就更大。因此, 只有采取必要的风险防范措施, 才能更好地“避害”而“趋利”。

1）作出科学的跨国并购决策和计划

企业必须明确进行跨国并购的目的,对并购目标企业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 确认对目标企业的并购能否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和促进企业长远发展;对并购活动进行系统周密的计划, 对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做好充分准备并提出解决方案;选择切实可行的并购模式和并购方案, 使企业避免并购风险和遭受经济损失,以实现并购目标。

2）实施金融财务风险防范

搜集目标企业的有关财务信息,既可以从当地权威性的咨询公司获得信息, 从目标公司的客户那里搜集信息, 也可以从该公司内部倾向支持并购的管理人 9 员那里获得真实信息,更准确地掌握目标公司资产的潜在价值, 降低资产评估风险。要了解当地金融市场状况及金融政策,利用金融工程化解并购金融风险。

3）进行技术整合, 降低跨国并购技术风险

技术整合, 包括硬件技术整合和软件技术整合。对目标公司原有设备、设施进行全面检查和必要调整, 技术过时的设备和设施要尽可能撤出, 可保留的技术设备和设施要进行必要的技术改造, 使之达到或超过同行业技术先进水平。对软件技术整合,主要是对技术人员、工艺水平及技术组织的整合。对目标公司原有技术人员及其技术水平要进行充分细致的调查, 作必要的技术岗位调整, 再以技术成果共享方式向目标公司输送技术。要对目标公司实行技术组织改造, 使之适应整体的技术组织运作,成为整体技术组织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案例2：中国平安并购荷兰-比利时富通集团

收购方： 中国平安 被收购方：富通集团 收购时间：2007年11月

成交价格：累计投资人民币238.7亿元

整合状况：随着富通集团的巨额亏损，双方从交好走向了交恶 2.1中国平安公司简介：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1988年诞生于深圳蛇口，是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保险企业，至今已发展成为融保险、银行、投资等金融业务为一体的整合、紧密、多元的综合金融服务集团。公司为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两地上市公司。

中国平安拥有约486,911名寿险销售人员及175,136名正式雇员。截至2011年12月31日，集团总资产达人民币22,854亿元。从保费收入来衡量，平安寿险为中国第二大寿险公司，平安产险为中国第二大产险公司。

中国平安在2011年《福布斯》“全球上市公司2000强”中名列第147位；荣登英国《金融时报》“全球500强”第107位；名列美国《财富》杂志“全球领先企业500强”第328位，并蝉联中国内地非国有企业第一。

中国平安是中国金融保险业中第一家引入外资的企业，拥有完善的治理架构，国际化、专业化的管理团队。2.2富通集团简介：

富通集团(Fortis Group)原本主要基地是在荷兰，以保险业务为主。收购比利时通用银行及其他银行后，成为低地三国(Benelux)最大的金融机构之一，业务也扩展至全世界。业务范围包括保险，银行和投资领域。2007年收购荷兰银行(ABN AMRO)部分业务后更成为是欧洲最大的金融机构之一。在2004年《财富》世界500强中，富通集团资产排名第24位。在2004年《福布斯》世界500强中，富通集团在销售、利润、资产及市值等指标的综合排名中，荣列全球金融服务商第38位。在2008年《财富》世界500强中升至第14位，在商业及储蓄银行类别中更升至全球第二位。

2009年富通集团在经过由政府主导的重组并剥离资产后后,如今富通银行部门已被并入法国巴黎银行(BNP Paribas),只剩下了保险业务。2010年4月29日，股东会议在布鲁塞尔和乌得勒支分别以97％和99％压倒性支持通过了更名，公司更名为Ageas。目前，富通员工超过13,000人。2.3中国平安，是一定要走出去的

这家明星保险公司，有着不少难言之隐。20年来，中国平安积累了300多亿元的老保单，其平均利息就高达7%，这要求平安寻找更高的收益匹配；同时，整个保险市场进入成熟期之后，保费增长放缓所带来的现金流放缓，导致平安必须寻求更稳定、更长期的投资。

平安也是有实力的。在中国高达1.9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急需泄洪的背景下，2007年7月，中国平安获得总资产5%的浮动外汇投资额度，相当于300多亿元——可谓弹药充足。

荷兰-比利时富通集团由此进入了平安的视线。富通集团是一家业务涵盖保险、银行业和资产管理的金融服务企业，在欧洲享有盛名。

中国平安无疑看见了美好的前景。据摩根大通测算，富通成立17年来，平均分红率超过6.5%。如果这一业绩能够长期维续，投资富通无疑将收益可观。同时，中国平安投资富通，也将获得涵盖保险、银行业与资产管理三大金融领域的先进经验，打造跨国金融巨头的梦想指日可待。

从2006年底，中国平安便开始接触富通集团。长达1年的考察后，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情况良好，前景光明。

事实上，此时的富通问题诸多。第一，高分红率的背后，富通作为一个“结合体”，其定位混乱、管理失调、目标模糊一直饱受欧洲业内诟病；第二，富通本身还涉及重大收购。2007年10月9日，富通银行联合苏格兰皇家银行、西班牙桑坦德银行，斥资710亿欧元收购荷兰银行。这场持续6个月时间的欧洲银行业最大收购战，前景不甚明朗，一直未有定论。

平安高层们的考察，后被证明是“草率、无知与急功近利”。他们的如意算盘是这样打的：富通股价已从40欧元降至19欧元左右，“扒光了”就是一个1.1倍净资产，5倍市盈率的公司——从技术分析来看，投资富通绝对“理性”。

2007年10月，平安开始在公开市场陆续买入富通股票，并增持到4.99%，成为富通单一的最大股东。2008年3月，平安集团总经理张子欣登陆富通董事会，双方又开始密谋：平安拟以21.5亿欧元对价投资富通资产管理公司50%股权。

在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披露着这样的信息：富通资产管理公司有约2300万欧元的CDO和CLO风险敞口。

CDO又名债务抵押债券，CLO又名贷款抵押债券，正是美国次贷危机中起到推波助澜作用的“垃圾债券”。更关键的是，富通向所有人瞒报了这些垃圾债券的危害，直到东窗事发，其40亿欧元的亏空才公诸于世。

如此之大的“地雷”，中国平安毫无觉察。2008年4月，富通以1.18欧元/股进行分红，平安共获得半年5600万欧元的分红——一切看上去那么美好。

而实际上呢？为了收购荷兰银行，富通需要拿出240亿欧元、6倍于2007年全年利润的资金，为此富通不得不试图以增发130亿欧元股票来完成这次“蛇吞象”。然而，这一行为很快招致了股民对其承载能力的质疑，股价走向下滑。

此时，金融危机已经愈演愈烈。2008年5月，富通宣布其净收入受次贷影响，已从2007年的11.7亿欧元下滑至8.08亿欧元，下跌31%。

被逼无奈，2008年6月，为了保证现金流，富通宣布进行83亿欧元的增发。这无疑将剥夺股东分红权利，并削弱平安的持股比例。此时的平安，为保大股东地位，竟然不顾风险再次斥资7500万欧元，购买了增发股票的5%。

——至此，中国平安持有富通1.21亿股，总投资成本高达238亿元人民币。

一切于事无补。2008年9月16日，伦敦银行间美元隔夜拆解利率大幅飙升 12 至6.44%，出于对富通财务状况的担心，所有银行将富通拒之门外。之后，富通股票在一周内跌至5.2欧元，资金链随时可能断裂。

然而，中国平安的噩梦并未结束，一系列政治打击正呼啸而来。2008年10月3日，荷兰政府宣布，将出资168亿欧元收购富通在荷兰全部银行、保险业务，并予以国有化；10月5日，巴黎银行同比利时、卢森堡两国政府达成协议，收购富通集团在比利时和卢森堡的分支机构。

而为了顺利推进国有化，比利时政府与荷兰政府既没有征求富通股东的意见，也没有取得富通董事会的正式授权，便一手包办，逼着富通董事会签字。而在这个过程中，平安高层远在中国，最大单一股东的结局仅仅是凄凉地等待。

至2008年10月29日收市，富通在阿姆斯特丹市场上的价格仅为0.83欧元。中国平安238亿元的投资，已亏掉95%。

2.4总结中国平安投资富通失败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信息不对称，整个投资处于一种“被蒙蔽”的状态；第二，中国平安急功近利，过于亢奋，对于投资富通决策未作准确评估；第三，在次贷危机的大背景下，没有对危机所产生的危害作足够的准备；第四，对当地的政治风险估计不足，事发后也缺乏足够的应对和掌控能力。

教训足够深刻，然而既成损失，却再也找不回来。

这场混杂了市场突变、劳资纠纷、跨国企业文化冲突、技术之争的大并购，在斗争中开始，也在斗争中结束。

第五篇：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成功与失败案例大汇总讲述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成功与失败案例大汇总讲述

中企海外并购 成功案例 联想:并购IBMPC业务 2004年12月8日，联想用12.5亿美元购入IBM的PC业务，自此，位于全球PC市场排名第九位的联想一跃升至第三位。这次并购从品牌、技术、管理、产品、战略联盟和运营等各方面对于联想本身都有巨大的提升。并购后，IBM个人电脑业务的全套研发体系归联想所有，联想的采购和营销成本则由于借助了IBM原有的分销渠道得到大大优化。点评:联想的经验告诉我们，民族企业尽管在技术、管理等方面相比国外企业处于低位，但如果敢于抓住时机，取己所需，那么，借助这种品牌并购迅速上位也是未来中国企业迅速扩大海外影响的可取之道。海尔:居高临下，步步为营 2005年底，海尔在总裁张瑞敏制定的名牌化战略带领下进入第四个战略阶段——全球化品牌战略阶段。海尔“走出去”的主要特点是:经营范围——海尔自己的核心产品;发展进程——从创造国内名牌、国际名牌着手，到出口，再到跨国投资，渐进性发展;对外投资方式——以“绿地投资”即新建企业为主;跨国投资效果——成功率高，发展快。如今的海尔已在全球建立了29个制造基地，8个综合研发中心，19个海外贸易公司，员工总数超过6万人，2008年海尔集团实现全球营业额1190亿元。点评:拥有像海一样宏大目标的海尔，不仅伸开臂膀广纳五湖四海有用之才，更具备了海一样强大的自净能力。它有清晰的自我定位和战略方向，不断提升的创新能力和对市场的准确把握，是海尔如今不断演绎全球神话的筹码。吉利汽车:并购沃尔沃 吉利在成功实施以自主创新为主的名牌战略之后，开始了以海外收购为主的品牌战略。2009年4月，吉利汽车收购了全球第二大自动变速器制造企业澳大利亚DSI公司，使其核心竞争力大大增强。2010年3月28日，吉利汽车与美国福特汽车公司在瑞典哥德堡正式签署收购沃尔沃汽车公司的协议。点评:吉利作为我国汽车行业海外品牌战略的先行者，如果能安全度过磨合期，在实现技术资产有效转移和与工会达成一致上有所突破，真正掌控国际著名1/9页品牌，吸收一流技术，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就可以说中国汽车产业海外并购之路获得成功。奇瑞汽车:海外布局，辐射全球 奇瑞与其协作的关键零部件企业和供应商协同，和国内大专院校、科研所等进行产、学、研联合开发了研发体系，掌握了一批整车开发和关键零部件的核心技术。目前，奇瑞正全面推进全球化布局，产品面向全球80余个国家和地区出口，海外15个CKD工厂已建或在建，通过这些生产基地的市场辐射能力，实现了全面覆盖亚、欧、非、南美和北美五大洲的汽车市场。点评:奇瑞的“质量”和“技术创新”的武器使它成功突出重围，不仅得到越来越多国人的认可，也开始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与国际巨头们PK得风生水起。北汽:收购萨博相关知识产权 2009年12月11日，北汽以2亿美元成功收购瑞典萨博汽车公司相关知识产权。北汽成功收购萨博技术，一是通过收购得到了先进的核心技术;二是通过收购取得了完整的质量与制造工艺体系，为产品技术的消化吸收和研发制造提供了有利条件;三是这次收购具有极高的性价比，为基于产品性能和成本控制的自主品牌产品市场定位提供了有利条件。点评:也许北汽这次“走出去”不像其他企业的并购投资那样引人注目，但它却抓住金融危机后跨国并购难得的机遇，开启了在发达国家收购先进成套设备的快乐之旅。百度:挑战核心技术 2007年，百度正式宣布“走出去”，并将日本作为国际化战略第一站。经过短短1年发展，百度已经在日本开发出视频搜索、博客搜索等富有特色的产品，从流量方面成为日本第四大独立搜索引擎，在速度、运行稳定方面也全面赶超海外市场主要竞争对手。点评:百度这个富有中国古典诗意的名字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所熟识。互联网搜索业务作为现代社会一个标志性的产业，明天的发展空间必将更为广阔。华为:自主创造与拿来主义的精妙平衡 2/9页华为在研发上做足了功课，每年坚持不少于10%的研发投入，并将研发投入的10%用于预研，不断跟踪新技术、新领域。除了通过自主开发技术提升竞争力，华为亦从未拒绝过以开放的心态，“站在巨人肩膀上”去获取商业的快速成功。?这也是1996年华为引入IBM对其公司产品开发流程进行改革的直接动力之一。自2001年之后，华为实现了100%产品研发都通过新的流程化产生，为华为2002年开始的深入国际化，奠定了管理和文化的基础。点评:自主品牌很重要，它从根本上决定了企业在利润链上能否分得那最大的“一杯羹”，但企业的发展，尤其在面对强大的竞争对手时，拼的是效率。不因过度捍卫“自主”而耽误了效率，这就是“华为榜样”的精神实质。顺德日新:借助国企当跳板 2009年12月26日，顺德日新宣布收购智利一座储量高达30亿吨的铁矿。日新在矿山项目中持股超过七成，投资约10亿元全部来自于自有资金。同时，顺德日新也与中国五金矿产进出口珠海公司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开采之后所有铁矿都将由中国五矿珠海公司进口，承诺智利项目所产矿石将以低于国际市场20%到30%的价格，通过央企中国五矿珠海公司内销渠道，打入国内市场。点评:民营企业以其灵活的经营方式、敏锐审视市场和捕捉机会的能力，以及快速果决的决策效率，本着“寸有所长，尺有所短”的谦虚姿态，迅速完成海外矿山收购，显示了产权清晰的民营企业独具的灵活性和创新精神在对外扩张中的优势。葛洲坝:国际工程承包大显身手 中国葛洲坝水利水电工程集团公司是2004年首次登入“全球最大225家国际承包商”排行榜的中国企业之一。在管理型、多元化、现代化、国际化的“一型三化”发展战略指导下，葛洲坝集团“走出去”的步伐明显加快。目前，葛洲坝集团的足迹已经遍及南亚、东南亚、中亚、中东、非洲、美洲等地区。点评:葛洲坝集团在对外承包工程中屡战屡胜，得益于它自己多年来在国内工程项目承包市场中积累起来的技术优势和管理优势，有针对性地扬长避短，完整的规划和统一实施的策略，在市场定位和项目管理上的经验。失败案例 中航油:投资期货，折戟沉沙 3/9页2004年底，曾被中国企业捧为“走出去”战略棋盘上过河尖兵的中国航油股份有限公司，因总经理陈久霖在石油期权和期货投机中判断失误，累积超过5.5亿美元的亏损，并于2004年11月30日向新加坡高等法院申请破产保护。点评:中航油“折戟沉沙”的惨痛教训:第一，跨国经营必须要建立内控和相互制衡的风险控制机制。第二，企业必须重视对现金流量的监控和审核。第三，要正确认识道德风险。中投公司:投资黑石，资产缩水 2007年3月才开始筹备的中投公司，在5月就斥资30亿美元外汇储备以29.605美元/股的价格参股美国私募基金巨头黑石集团10%的IPO。这项交易成立的初衷旨在为中国1.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寻找多元化投资出路，结果却不尽如人意。黑石集团上市后股价连续下跌，也造成了中投公司这笔投资大幅缩水。截至美国时间2008年2月12日，中投公司在黑石投资中的亏损额达12.18亿美元。点评:这一案例或者可以证明，我国企业尚不具备掌握国际资本市场运行规律的能力，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的历练，可以帮助我们积累教训、经验，学会选择投资品种，控制风险，把握投资时机。上汽集团:并购双龙，整合不利 2004年10月28日，上汽以5亿美元的价格高调收购了韩国双龙48.92%的股权。此次收购，上汽的本意是借此迅速提升技术，利用双龙的品牌和研发实力。但并购之后主要遭遇了两个问题:首先，对并购的收益估计过高，双龙汽车虽然拥有自己的研发队伍，在技术和研发上较好，但缺少市场;其次，上汽在收购双龙之前对自身的管理能力和对方的工会文化认识不足，乃至于在收购后两个企业的文化难以融合，合作与企业经营拓展无法真正展开。点评:上汽与双龙并购案的失败，充分暴露出了中国企业在实施海外并购过程中的典型性问题:准备功课不足，盲目上阵，导致对潜在的管理、文化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识别不清，收购之后又不能及时解决出现的问题。中铝集团:入股力拓，无疾而终 中铝公司与力拓集团于2009年2月12日签署了合作与执行协议，以总计195亿美元战略入股力拓集团。中铝公司就此次交易完成了210亿美元的融资安排，并获得了澳大利亚竞争与消费者保护委员会、德国联邦企业联合管理局、美4/9页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等监管机构的批准。但力拓集团却在2009年6月5日撤销了双方的合作交易，依据协议向中铝支付了1.95亿美元的违约金，并与必和必拓就合资经营铁矿石业务达成协议。点评:中国央企在海外投资时往往以资金充裕著称，公关能力却只能勉强徘徊在及格线附近。而央企与政府的连带关系却常常使得企业的投资行为被赋予了国家意志的猜想，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国企的收购行为自然就很容易遭到被投资国民众排斥。力拓集团(Rio Tinto Group)，成立于1873年的西班牙。Rio Tinto是西班牙文，意为黄色的河流。1954年，公司出售了大部分西班牙业务。1962年至1997年，该公司兼并了数家全球有影响力的矿业公司，并在2000年成功收购了澳大利亚北方矿业公司，成为在勘探、开采和加工矿产资源方面的全球佼佼者。被称为铁矿石三巨头之一。力拓集团总部在英国，澳洲总部在墨尔本。

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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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平安收购富通浮亏157亿人民币

中国平安保险于2007年底斥资18.1亿欧元，在二级市场陆续买入比利时富通集团总计4.18%的股票，成为其最大的单一股东，后又增持至4.99%。2008年初，平安又宣布拟以21.5亿欧元收购富通旗下资产管理公司50%的股权。然而，受美国次贷危机和全球金融风暴影响，富通集团遭遇巨大流动性压力，富通股价大跌。短短几个月，中国平安投资富通已浮亏了高达157亿元人民币。面对压力，平安不得不宣布放弃收购富通的计划。但2008年一年间，平安保险在投资富通上的账面亏损已超过90%，平安为其“看走眼”付出了巨额代价。

富通银行成立于2000年3月21日，总部设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富通银行(Generale Bank)、荷兰Meespierson银行、比利时Aslk/Cger 是由比利时通用银行Bank储蓄银行与荷兰Vsb Bank储蓄银行等多家银行，合并组成的欧洲银行。

富通银行的母公司富通集团(Fortis Group)原本主要基地是在荷兰，以保险业务(Benelux)最大的金融机为主。收购比利时通用银行及其他银行后，成为低地三国2007年构之一，业务也扩展至全世界。业务范围包括保险，银行和投资领域。(ABN AMRO)部分业务后更成为是欧洲最大的金融机构之一。在收购荷兰银行2004年《财富》世界500强中，富通集团资产排名第24位。在2004年《福布500强中，富通集团在销售、利润、资产及市值等指标的综合排名中，斯》世界38位。在2008年《财富》世界500强中升至第14位，荣列全球金融服务商第 在商业及储蓄银行类别中更升至全球第二位。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