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称北京上海等城市中产家庭处于伪幸福状态

第一篇：调查称北京上海等城市中产家庭处于伪幸福状态

调查称北京上海等城市中产家庭处于伪幸福状态2010年03月18日

一份名为《中产家庭幸福白皮书》的调查于近日发布，根据调查结果，江苏、四川、福建、重庆四地幸福指数最高，有近半数的被调查者对家庭生活现状表示满意。而经济最为发达的深圳、北京、上海、浙江幸福指数最低，成为中产家庭心中“不幸福”的城市，或者称为“伪幸福”。

深圳幸福指数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这份《中产家庭幸福白皮书》是通过对全国10个城市7万余名20岁~40岁中产收入人群发放关于“中国中产家庭幸福指数调查”的问卷统计结果所得，选择中产家庭的标准为年收入在5万元以上。

调查发现，从收入看，家庭年收入在11万~20万的人群幸福感最强；从年龄看，30岁~35岁的人群家庭幸福感最强；从地区看，生活在二线城市中产家庭的幸福感较一线城市强。

调查结果显示，广东居民的幸福感虽然处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深圳等一线大城市的幸福平均指数却要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该《白皮书》分析，健康、情商、财商、家庭责任以及社会环境被绝大多数被调查者认为是影响家庭幸福的最重要因素。同时，家人之间的沟通也是影响家庭幸福的重要因素，并且与其他四个重要因素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缺少与家人相处的时间”也成为一线城市中产家庭低幸福感的原因。

记者了解到，深圳等城市之所以幸福感指数低下，是由于家庭经济压力较大，尤其是高昂沉重的房价负担，加上工作竞争激烈、交通拥挤、子女教育成本高等因素。

房贷、子女教育压“闷”中产家庭

冯珞和左诚仁夫妇二人，在深圳安家四年了，有车有房有孩子，家庭年收入在20万元左右，拼搏在这座竞争异常激烈的移民城市也让这对夫妇感到压力。“在深圳钱是赚不完的，有那么多标杆人物在那儿，很多大学同学已经自己创业小有成就。”左诚仁说。然而沉重的房贷、孩子日后的教育经费以及父辈养老问题让他们觉得难以松懈。

妻子冯珞告诉记者，他们2007年买了一套90平方米的小高层，目前还欠银行近80万元。她给记者算了每月的支出，儿子上幼儿园要2500元，养车在2000元左右，房贷每个月4500元，再加上日常开销大概3000元，如果请客吃饭聚会一次动辄千元。“我们还是想尽早将房贷还完，这样算下来每个月所剩真的不多。”

他们的忧虑除了现实问题，还有将来的长远负担。由于他们所买的房子附近学校不是重点小学，将来孩子读小学可能还要交一笔高昂的择校费。

此外，两人均来自农村家庭，双方父母医保都比较低，老人年事已高，一笔用于将来抵御疾病风险的钱也需要存下来。冯珞说：“父亲年纪大了，有高血压。婆婆身体也比较弱，最怕的就是他们生病。”

专家——

不要将工作当做生命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刘军教授认为，这项调查结果符合实际，深圳确实存在住房、工作以及缺少与家人相处的问题，难以拥有幸福感。

他表示，目前我国正处于“富而求贵”的状态，开始从注重工作，逐渐过渡到需要提升生活质量、注重亲情。他建议，不要将工作当做生命，本末倒置，进入这样的状态，很容易不幸福。另外他还表示，要加强自我能力的提升和修炼，一般而言能力强，思维更活，做起事情游刃有余的话，就不用太拼命，这样幸福感更容易获得。

从社会层面而言，不幸福更多是社会公平感的缺乏，这需要社会和政府营造一个宽松有温情的环境。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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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2012吉林公务员考试：调查称国内约9成编辑记者处于亚健康状态

吉林市华图教育

2012吉林公务员考试：调查称国内约9成编辑记者处于亚

健康状态

作者：wsn来源：华图网站运营中心

●缺乏运动锻炼

●饮食没有规律

●腰椎颈椎长期超负荷

九成记者处于亚健康

本报讯(记者 夏帆)11月8日是第13个中国记者节。据一国内知名网站调查显示，约九成记者、编辑处于亚健康状态，造成记者、编辑身体状况堪忧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缺乏运动锻炼、饮食没有规律以及腰椎颈椎长期超负荷。

八成记者颈椎腰椎有问题

市内某报42岁的编辑王女士拿到刚出炉的体检报告，感到很沮丧，她的体检报告上明确写着：“颈椎退行性病变、腰椎退行性病变。”

王女士告诉记者，平时就觉得颈椎和腰椎有问题，好几次，因为颈椎疼痛得厉害，严重影响了她的睡眠。

王女士的情况并不是个例。据该网站统计调查，八成以上记者患有颈椎、腰椎部位的疾病。“记者行业里，颈椎病有年轻化趋势。”重医附一院康复医学科主任白定群说，由于记者、编辑需要长时间对着电脑，如果坐姿不正确或不注意劳逸结合，脊椎、肩关节经常受压迫，久而久之会造成积累性损伤，逐渐形成慢性劳损。

“再忙，一定要抽时间运动。”白定群说，功能锻炼对脊柱疾病的治疗和康复尤为重要。另外，他建议，记者一定要保持正确站姿、坐姿、卧姿，避免风寒潮湿，注意保暖。七成记者有肠胃疾病

吉林市华图教育

“做记者，在饭点儿赶稿子太正常了！”已经从事5年媒体工作的某报社会新闻部记者杨先生说，加班、熬夜、三餐不规律对记者来说都是家常便饭，“有时，来不及吃饭，买个饼就是一顿。”

“肠胃病在记者群体中属于高发病，此前调查显示，约有六成记者有或曾经有过胃病，从今年的体检数据来看，又要增加一成。”大坪医院消化内科主任陈东风说，记者群体的胃肠疾病发病率是正常人的2-3倍。

陈东风表示，不规律饮食、职场压力都会影响到人的胃肠道，从而引发一些胃肠道疾病，比如，功能性腹泻、胃肠功能紊乱、消化性溃疡、功能性便秘、吞气症等。

陈东风说，如果感觉腹部隐痛、腹胀、灼烧等症状，说明胃已经发出了警示信号；如果大便呈黑色、体重有明显下降，就一定要到正规医院就医。“胃病以预防为主，治疗为辅，三分治疗七分养，应调整情绪，饮食规律，多淡少油，增强锻炼。”

低血压偏爱年轻女记者

24岁的记者小余在旁人眼中是个潮女孩，身材苗条，衣着时尚。由于工作量大，经常熬夜写稿，以至于早晨起床时经常头晕、心慌、四肢乏力，有时还需要在床上“焐”一会儿才能起床。在工作中她也时常感到精力不济、头昏。到医院查血压，被诊断为低血压。重医附一院内分泌科副教授冯政平表示，目前，低血压越来越偏爱苗条且工作量大的年轻女性。“年轻女性爱美，年轻女记者也不例外，她们常把减肥挂在口中，饱一顿饿一顿，但由于工作繁忙、压力大，难免会患上低血压。”

对于轻度的低血压患者，冯政平建议，应多吃高营养、易消化和富含维生素的食品，适当饮茶，坚持快走等轻负荷的锻炼。

第三篇：调查称中国城市家庭资产平均247万 遭网友质疑

调查称中国城市家庭资产平均247万 遭网友质疑

2012年05月16日03:45来源：中国网

昨天是国际家庭日，网友们讨论最多的是一份《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其中“自有住房拥有率为89.68%”“家庭负债平均为6.26万元”等一系列的数据引发大家的热议。不少网友大呼，和自身感觉相距甚远，“我欠了银行好几十万呢！”还有人说：“我拖后腿了，我还没有住房！”

据悉，该报告是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发布的，基于全国25个省、80个县、320个社区共8438个家庭的抽样调查数据汇总分析形成，涉及家庭资产、负债、收入、消费、保险、保障等各个方面的数据。昨天下午，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主任甘犁接受了现代快报记者的采访，回应了几大热点问题。

现代快报记者 项凤华 马乐乐

样本数量是不是过少？

样本家庭：共8438个，江苏占405个

总体和80个市县样本人均GDP分布

总体 样本 人均GDP 均值 中位数

17334.8 17809.2 11370 11349

注：从上表可以看出，样本与总体在人均GDP的分布上是非常接近的。

“做这份报告，花了三年的时间。”昨天下午，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主任甘犁在接受现代快报采访时介绍，《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是我国家庭金融微观数据领域的全国首份报告，填补了行业空白。

仅仅8438个样本，是否真的可以概括所有的中国家庭？甘犁说，样本抽到了江苏的泰州、盐城和扬州的405户家庭。“我们的调查数据不能代表江苏，但是可以代表全国。”

[回应]

数据可以代表全国

甘犁介绍，此次抽样方案的标准就是“随机”。首先他们在全国抽取了2585个县/区（西藏、新疆、内蒙古和港澳台地区除外），然后直接从市/县中抽取居委会/村委会；最后在居委会/村委会中抽取住户。

首轮调查的户数设定为8000-8500户。从可操作性角度出发，首先，根据城乡以及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末端抽样的户数(即从每个居委会/村委会抽取的户数)设定在20-50户之间，其平均户数约为25户；其次，在每个市/县中抽取的居委会/村委会数量为4；最后可以计算得到抽取的市/县个数约为8000÷(4×25)=80。“从抽取的80个市县样本与总体的人均GDP描述统计可以看出，样本总体在人均GDP的分布上是非常接近的。因此我们有信心可以代表全国的情况。”

平均数掩盖了大多数？

家庭资产数据：平均数确实拉高了

城市家庭

均值 中位数 金融资产 其他非金融资产 住房资产 总资产 负债 净资产

11.2万 145.7万 93万 247.6万 10.1万 237.5万 1.7万 1.4万 40万 40.5万 0万 37.3万

报告显示，截至2011年8月，中国家庭资产平均为121.69万元，城市家庭平均为247.60万元，农村家庭平均为37.70万元。

城市家庭中，金融资产11.2万元、其他非金融资产145.7万元、住房资产93万元，负债10.1万元、净资产237.5万元。相应的农村家庭数据为3.1万元、12.3万元、22.3万元、3.7万元、34万元。

城市家庭人均资产高达200万元，看到这个数据，新婚不久的南京市民小齐第一个反应是自己“被平均了”，目前他正在努力地凑房子首付，可每个月工资4000多元，吃喝住花费完，想攒钱很难。

[回应]

家庭收入差距很大

甘犁坦言，抽样调查的样本里，非常有钱的人很多，资产最多的10%家庭占全部家庭总资产的比例高达84.6%。这样一来，平均数就拉高了。“我们还有个数据比较准确，那就是看中位数，比如城市家庭资产的中位数仅40.5万元，与平均数247.60万元差距悬殊。”

甘犁认为，平均数和中位数都有意义，平均数反映了社会财富，中位数反映了收入的分布，两者一比较能看出，现在家庭收入差距非常大。

[南京]

绝对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记者昨天从国家统计局南京调查队了解到，“十一五”期间，在相对收入差距缩小的同时，南京市低收入居民与高收入居民之间的绝对收入差距还在不断扩大。2005年，10%最高收入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比10%低收入家庭高34872

元，2010年，这一差距扩大为63170元，收入差距的绝对数扩大了81.1%。可见，如何深入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进一步提高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仍然任重道远。

家庭有房率89.68%？

中国城市户均拥有住房：1.22套

自有住房拥有率

城乡地区 城市 农村 拥有 自有住房 户数 自有 住房 拥有率（%）

3412 4112 东部 3477 中部 2377 西部 1754 全国 7566 85.39 92.60 87.35 94.42 90.41 89.68

拥有不同住房数量家庭占比（%）

城乡地区

城市 农村 东部 中部 西部 1套 2套 3套以上

69.05 15.44 3.63 80.42 12.20 2.10 71.31 15.08 4.12 80.27 14.03 1.16 84.27 8.03 0.80

报告称，中国家庭自有住房拥有率为89.68%，其中城市为85.39%，2011年中国城市户均拥有住房为1.22套。具体到套数，城市家庭中只有一套住房的占69.05%，两套的占15.44%，其余的拥有三套或三套以上。报告中指出，与国外相比，中国的家庭自有住房率很高：世界水平为63%，美国为65%，日本为60%。

“这个比例太高了吧！”在南京一家网站工作的小伙子小张惊呼，“我因为家庭条件还可以，所以拥有自己的房子算是比较快了，我的同学们现在基本上都是租房住的。”

“89.68%？有这么高吗？”南京我爱我家市场部总监胡涓娟说，南京我爱我家一年做的租赁业务是3万笔，而南京一年发生的租赁交易笔数没有人知道是多少。“如果自有住房率这么高的话，每年这么大的租房量从哪里来呢？”任志强在看到新闻后也在微博中转发，并称“中金的数据更可靠”。据了解，中金公司曾经在2010年发布报告称，我国家庭平均拥有0.74套住房。

[回应]

“家庭”的界定有区别

89.68%的数据引来网友们的一致质疑，昨天下午，该调查中心以书面形式在网站上发布了相关解释。

此次调查对“家庭”的界定为：受访家庭中不同个体必须至少满足下列三个条件之一，即同屋居住、共享收入、共担支出。

例如，在城市中一个三口之家，子女已成年并有工作，子女收入的一部分交与父母。此时，由于子女与父母同吃住，家庭的消费支出是依照其收入共同规划的，因此子女与父母属于同一“家庭”。若父母拥有住房，则该子女也应算作有房。

在农村中的一个典型情况是：农村家庭去城市打工，由于其在农村有自有住房，因此属于拥有自有住房家庭类型。解释中还表示，虽然我国家庭自有住房拥有率远高于国际平均水平，但不同年龄段、不同地区家庭自有住房拥有率差异较大。大城市的自有住房率要低于中小城市，年龄越轻的家庭自有住房率也越低。

“按这个说法，接近九成的自有率恐怕真的会有。”链家地产市场部经理舒莉莉说，对于刚毕业在宁工作的大学生来说，由于父母在老家有住房，因此按照“家庭”界定他们也算有房子的。

[江苏]

住宅私有化率88.1%

“江苏目前没有住房自有率这个统计数据。”昨天下午，省住建厅人士说，去年年底，江苏省有一个“住宅私有化率”的统计数据：88.1%。他表示，所谓住宅私有化率，就是私有的住宅建筑面积除以住宅总建筑面积。需要指出的是，“住宅总建筑面积”范围是已经进行过房产登记的住宅，而尚未办证的住宅或者尚未建成的住宅并不在统计范围内。“其实住宅私有化率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江苏家庭拥有住房率还是比较高的，只不过不能直接印证。”家庭平均负债仅6.26万元？

住房贷款是家庭的沉重负担 0 20000 40000 60000 80000 100000 120000 负债金额(元)100816 36504 62576

城市 农村 总体

家庭负债均值

家庭负债最受关注，在房价高的今天，很多人都戏称自己是为了银行在打工。于是当报告说“中国家庭负债平均为6.26万元，城市家庭平均为10.08万元，农村家庭平均为3.65万元”时，引起一片哗然。

[回应]

样本中负债家庭占38.22%

甘犁解释，在受调查样本中，有负债的家庭占38.22%，其中，农村家庭负债比例达40.31%，高于城市家庭35.16%的负债比例。中国家庭负债包括农业及工商业借款、房屋借款、汽车借款、金融投资借款、信用卡借款以及其他借款等种类。

“调查中，有不少人没有贷款买房，有的正好已经还完了，还有的还没买房。样本中，有13.94%的城市家庭为购买住房而向银行贷款，还有7.88%的非农户籍家庭通过其他渠道借款买房。”

甘犁告诉快报记者，不可否认的是，住房贷款是家庭的沉重负担，非农家庭购房贷款总额平均为28.39万元，占家庭总债务的47%。农业家庭购房贷款总额平均为12.22万元，占家庭总债务的32%。住房贷款总额远远大于家庭年收入，户主年龄在30岁至40岁之间的家庭负担最重，贷款总额平均为家庭年收入的11倍多。

第四篇：调查称多数中国家庭感觉幸福 住房成最大困惑

调查称多数中国家庭感觉幸福 住房成最大困惑

“三年一瞬间”。自2011年开始，“中国家庭幸福感热点问题系列调查”通过对几万个中国家庭的实地走访观察，用诚意和努力串联起家庭幸福感的点点滴滴，勾勒中国家庭的“幸福曲线”。

2014年元月，“2013年中国家庭幸福感热点问题调查”报告如约出炉。本次调查由中国人口宣传教育中心、瞭望周刊社和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共同举办。与往年相比，2013年的调查重点更加聚焦。中国人的“大健康指数”、外来务工人员的家庭幸福感、国人的生育意愿，成为三大关注点。

特别是，为深入了解城镇化背景下2.6亿名外来务工人员家庭幸福感的来源和渠道，本次调查专门增设了针对这一群体的独立问卷。由此，一张覆盖城镇、乡村以及“城乡缝隙”的“全包围式”调查网络，得以更加全面客观地呈现出2013年中国家庭幸福感的若干“变”与“不变”—

67.10%的被调查居民家庭幸福感标准化评分超过6分，24.70%的家庭超过7分，全国平均水平为6.22分，这意味着大多数家庭感觉幸福；63.60%的被调查者认为周围人群绝大多数和大多数家庭幸福，这表明在中国人眼中，身边的大多数家庭都幸福；家庭幸福感较高的人群特征明显：健康状况良好、家庭收入较高、人际关系良好、受教育程度较高、拥有较高安全感和获得良好卫生保健服务。

与此同时，调查还发现，在这一年间，中国人的家庭幸福感预期明显提高，城乡家庭幸福感差异发生显著变化，“大健康指数”成为家庭幸福感的首要决定因素，国人生育意愿低水平徘徊，仅有半数外来务工者打算留城、最大困惑是“就业”与“住房”……

“社会转型期，中国在变，中国家庭也在变。透过这些变化，可以观察中国发展的大势，亦可了解中国家庭的细微需求。”中国人口宣传教育中心主任张汉湘说，“在这万千变化之间，不变的是人们对于幸福的追求。我们的目标，就是为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完善提供真实可靠的决策参考，助力中国家庭更加幸福。”

幸福预期明显上扬

2013年的调查数据显现出一个鲜明特点，即与2012年相比，中国人的家庭幸福感预期显著提高。其中，农村家庭的幸福感预期提升幅度更大。

本次调查的家庭幸福感基准为7.96分，比2012年调查（7.27分）提高了0.69分，上浮9.49%。而2013年调查家庭幸福感原始得分为8.00分，比2012年的8.15分降低了0.15分，降幅为

1.84%，变化微小。在幸福感预期显著提高与幸福感原始得分基本持平的共同影响下，2013年调查全国家庭幸福感平均水平（6.22分）与2012年调查（6.90分）相比有所下降。

“幸福感基准分主要体现了人们的家庭幸福感预期。十八大以来的一年间，党和政府实施了一系列促进改革、改善民生的实质性举措。特别是实地调查时，十八届三中全会日益临近，重大改革信号逐步释放，人们对党和政府的期待不断增高”。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广州认为，幸福感预期的明显提升，反映出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方向与图景。

在2011年和2012年的调查中，农村家庭的幸福感均高于城镇家庭。而2013年调查数据显示，城乡家庭幸福感差异发生了逆转—城镇居民感觉幸福的家庭比例为68.51%，这一数字在农村为66.22%。

这同样与幸福感预期的提升有关。2013年调查农村家庭幸福感基准为7.92分，比2012年的7.13分提升了0.79分，上浮11.08%；而城镇家庭幸福感基准为8.00分，比2012年的7.47分提升了0.53分，上浮7.10%。与城镇家庭相比，农村家庭幸福感预期提升更为明显，这导致农村家庭幸福感平均水平（6.17分）略低于城镇家庭（6.28分）。

调查还发现，农村家庭的主要公共服务诉求更趋近于城镇家庭，城乡居民在家庭幸福感的主要决定因素、家庭不幸福的原因等方面，均表现出一致性。“农村家庭幸福感预期提高、城乡家庭追求更趋一致，这些反映在调查数据上，就是城乡家庭幸福感差异发生逆转”，王广州认为，这也反映出加快推进城镇化背景下，农村居民对于进一步深化改革、统筹城乡发展的期望更为强烈。

仅半数农民工愿“留城”

调查显示，城市外来务工人员的家庭幸福感平均得分为6.09分，低于城市本地人口（6.28分）。

“外来务工者的家庭幸福感直接影响其长期居留意愿，而居留意愿关联着一个城市的„安稳度‟。”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齐亚强副教授说，在城镇化过程中，地方政府首先要估算出外来人口市民化的规模，才能确定公共服务的提供数量和提供方式。“此次调查的一些数据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

调查显示，约有一半的外来务工者明确表示计划长期居留目前所在城市。比如，北京的外来务工人员计划长期居留的比例为50.93%，将来打算离开的比例为28.78%，另外还有20.29%的外来务工人员还在“去留”之间徘徊。

调查显示，外来务工人员平均每周的工作总小时数达60.6小时；仅有56.1%的外来务工者与目前的工作单位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87.3%的农民工参加了至少一种社会保险。

调查中，77.7%的外来务工人员坦陈，自己与本地人之间存在差异，其中最普遍的差异来自住房（占比39.0%）。大部分外来务工人员面临着“返回老家”与“立足本地”的双重困境，分

别有98.4%和97.1%的被调查者认为经济及就业压力（64.7%）和没有住房（61.0%）是最大困扰。

71.10%的外来务工人员认为拥有住房是影响家庭幸福的重要因素，但仅有14.4%的被调查者住在自购房里，其余被调查者只能选择租赁（57.8%）、寄居亲友或雇主家中（5.3%），或栖身集体宿舍和工棚（21.1%）。“这表明，外来务工者的住房需求远未得到满足。通过对调查数据的精细化分析，可以将这种需求具象化”。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博士后王军表示。

王军介绍，为简化分析起见，假设计划长期居留目前城市的外来人口将来都要购买自有产权住房，从长期来看，北京市计划长期居留外来人口的未来住房需求套数在167万233万套之间，深圳市的这一数值在195万-327万套之间。

若以现有共同居住家庭人口为基础来估计，北京市计划长期居留外来人口的“目前住房需求”面积在3153万-4399万平方米之间，深圳的这一数值在3884万-6514万平方米之间；若以计划长期居留的外来人口实现家庭团聚为基础来估计，北京市计划长期居留外来人口的“未来住房需求”面积在5758万-8034万平方米之间，深圳的这一数值在7332万-12295万平方米之间。

王广州表示，如此惊人的住房需求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特大型城市房价飙升、楼盘供不应求的深层原因，对城市的公共服务能力提出了严峻挑战。这即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在户籍制度改革方面提出“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的一个决策背景。同时，北京和深圳在城市规划管理方面的得与失，也值得全国其他城市在加快推进城镇化和户籍制度改革时充分吸取。国人重视“大健康”

与往届相比，本次调查开始引入中国家庭“大健康指数”的测量。数据显示，健康已经成为家庭幸福感的首要决定因素。此处的“健康”包括生理健康、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健康（社会交往和适应能力），即“大健康”概念。

76.88%的受访者认为家庭幸福主要取决于家人健康，占所有取决因素的首位。全国城乡居民健康平均水平为5.97分，其中60.60%的受访者自感健康标准化评分超过6分，21.70%的受访者超过7分。这表明，大部分被调查者的健康状况良好。

调查显示，健康状况越好的人，家庭幸福感越强。生理、心理、社会适应健康与家庭幸福感均呈正向变化，其中心理健康对家庭幸福感的正向影响最大，社会适应健康次之，而生理健康对家庭幸福感的影响相对较小。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教授郭静认为，这表明，当人们普遍拥有较好的生理健康状况时，就会将目光转向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健康，此时生理健康对幸福感的边际效用降低，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健康对家庭幸福感的影响更为显著。

十八届三中全会宣布，“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中国人口政策发生重大变化。此项改革公布之前，本次调查将生育意愿列为调查重点之一，侧重测量生育政策对于中国人生育意愿的影响。

调查发现，中国城镇家庭的意愿生育水平为1.84，即平均每个家庭希望生育1.84个孩子，低于2.10的更替生育水平；生育政策调整前，中国城镇家庭计划拥有的子女总数为1.29；假设生育政策完全放开，中国城镇家庭计划拥有的子女总数为1.45。

专家分析，生育政策完全放开后的实际生育子女数（1.45），显著低于意愿生育水平（1.84），二者相差0.39，这主要受育龄人群自身健康、家庭经济条件、职业发展规划等非政策性因素的影响。而政策完全放开后的实际生育子女数（1.45）比政策调整前计划拥有子女数（1.29）高出0.16，这主要是受生育政策的影响。

“由此可知，在生育意愿与实际生育计划的差距中，生育政策因素影响占比28.63%，非政策性因素影响占比71.37%。”王广州说，可见中国的实际低生育水平，虽然有生育政策的影响因素，但主要还是受家庭成员自身健康、家庭经济条件、职业发展等非政策因素的影响。这说明，计划生育政策实行30多年来，中国人的生育观念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

王广州说，随着“单独二孩”政策在各省区市陆续执行，政策调整前后的生育意愿变化成为了新的研究课题，值得持续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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