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中信泰富外汇合约巨亏港元案例分析1

第一篇：基于中信泰富外汇合约巨亏港元案例分析1

基于中信泰富外汇合约巨亏港元案例分析

在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开始，金融市场波动剧烈，不断发生企业衍生金融工具投资巨额亏损案例。从豪赌原油期货而巨亏5.5亿美金的中航油，至法国兴业银行股指期货投资巨亏71亿美元，到雷曼兄弟次贷资产投资巨亏破产，再到我国红筹公司中信泰富外汇合约巨亏，公司衍生金融工具投资一而再成为众多大型公司投资的梦魔。如何控制公司衍生金融工具投资风险成为我国监管部门和公司的急迫的课题。下面我们对中信泰富远期合约巨亏案例进行系统分析，探讨我国公司该如何有效的控制衍生金融工具投资风险。

一、公司简介

中信泰富有限公司（港交所：0267,OTCBB：CTPCY）是在香港交易所上市的综合企业公司。中信泰富主要业务是销售及分销，汽车及有关服务、贸易、发电及基础设施、物业、工业制造、以及信息业。

中信泰富是大型国企中信集团在香港的6家上市公司之一。中信泰富的前身泰富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1985年。1986年通过新景丰公司而获得上市地位，同年2月，泰富发行2.7亿股新股予中国国际信托投资(香港集团)有限公司，使中信(香港集团)持有泰富64.7%股权。自此，泰富成为中信子公司。

中信泰富於香港注册成立，现于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并为恒生指数成份股之一。中信泰富之最大股东为中国国际信托投资(香港集团)有限公司，是北京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全资附属公司。

二、事件回顾

中信泰富(HK，00267)在澳大利亚有SINO—IRON铁矿投资项目，亦是西澳最大的磁铁矿项目。整个投资项目的资本开支，除目前的l6亿澳元之外，在项目进行的25年期内，还将至少每年投入10亿澳元，很多设备和投人都必须以澳元来支付。为降低澳元升值的风险，公司于2008年7月与13家银行共签订了24款外汇累计期权合约，对冲澳元、欧元及人民币升值影响，其中澳元合约占绝大部分。由于合约只考虑对冲相关外币升值影响，没有考虑相关外币的贬值可能，在全球金融危机迫使澳大利亚减息并引发澳元下跌情况下，2008年10月20日中信泰富公告因澳元贬值跌破锁定汇价，澳元累计认购期权合约公允价值损失约147亿港元；11月14日中信泰富发布公告，称中信集团将提供总额为15亿美元(约ll6亿港元)的备用信贷，用于重组外汇衍生品合同的部分债务义务，中信泰富将发行等值的可换股债券，用来替换上述备用信贷。据香港《文汇报》报道，随着澳元持续贬值，中信泰富因外汇累计期

权已亏损186亿港元。截至2008年12月5日，中信泰富股价收于5．80港元，在一个多月内市值缩水超过2l0亿港元。另外，就中信泰富投资外汇造成重大亏损，并涉嫌信息披露延迟，香港证监会正对其展开调查。

三、中信富泰对冲风险外汇合约Accumulator

“Accumulator”的全名是Knock Out Discount Accumulator（KODA），一般由欧美私人银行出售给高资产客户。累股证其实是一个期权产品，发行商锁定股价的上下限，并规定在一个时期内（通常为一年）以低于目前股价水平为客户提供股票。

银行向客户提供较现价低5％~10％的行使价，当股价升过现价3％~5％时，合约就自行终止。当股价跌破行使价时，投资者必须按合约继续按行使价买入股份，但有些银行会要求投资人要双倍甚至三倍的吸纳股份。

这样的产品在牛市来说，无疑是“天上掉下的馅饼”。去年股市高峰时，不少股票特别是中资股单日暴涨的不在少数，这对于KODA投资者来说，就像“捡钱”一样，合约也经常在签约后数天甚至是当日自动终止，投资者超短线收益20％的例子不胜枚举。据统计，2007年，在香港的私人银行中，有超过七成的以KODA形式购买股票。私人银行的资金占香港散户资金一半以上，客户人数不多，但是金额庞大，而且多采用杠杆借贷。

中信泰富Accumulator合约可以分解为两种障碍期权组合，一种是向上敲出的看涨期权(Up—and—Out Cal1)；另一种是向上敲出的看跌期权(Up—and-一Out Put)。从障碍期权结构看，看涨期权和看跌期权的条款是一样的。通常这种合约在签订之时，双方没有现金支付，相当于在未来两年内的每一个月，中信泰富获得1个向上敲出的看涨期权，同时送给银行2．5个向上敲出的看跌期权作为对价。据蒙特卡洛(Monte Carlo)方法定价测算，按汇率历史波动率(约15％)模拟计算表明，中信泰富在签订单笔外汇合约时就已亏损了667万美元，其原因就是中信泰富得到的1个看涨敲出期权的价值远远小于其送给交易对手的2.5个看跌敲出期权的价值。公开披露信息显示，为了降低西澳铁矿项目和其它投资项目面临的货币风险，中信泰富主要签署了4种杠杆式外汇合约，合约杠杆倍数绝大多数为2．5倍，但这些外汇合约的收益与风险却完全不对等。合约规定，每份澳元合约都有最高利润上限，当达到这一利润水平时，合约自动终止。所以在澳元兑美元汇率高于0．87时，中信泰富可以赚取差价，但如果该汇率低于0．87，却没有自动终止协议，中信泰富必须不断以高汇率接盘，理论上亏损可以无限大。中信泰富披露，该公司持有的澳元合约到期日为20l0年10月，当每份合约达到I50万美元～700万美元的最高利润时，合约终止。中信泰富手中所有的澳元合约加起来，最高利润总额仅为5150万美元，约合4亿港元，即这些合约理论上的最高利润为4亿港元。但

是，只要合约不中止，中信泰富的澳元合约所需要接受的澳元总额却高达9O.5亿澳元，相当于超过485亿港元!只要澳元兑美元不断贬值，中信泰富就必须不断高位接货，直到接获总量达90．5亿澳元为止。而双币合约则更加复杂，按规定，中信泰富必须以0．87的澳元兑美元的汇率、或者1．44的欧冗兑美元汇率，按照表现更弱的一方来接盘澳元或者欧元，直到2010年7月；而人民币合约则参考关元兑人民币汇率6.84计算盈弓。在这些合约之下，中信泰富所有的合约加起来可能获得的最高收益还小到4．3亿港元，但接盘外币的数量却超过500亿港元!根据敏感性分析。目前澳元相对美元每贬值1美分，中信泰富将亏损9400万美元，公司每股将亏损0.33港元。由于相关汇率继续走低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中信泰富面临的亏损仍可能继续扩大。

四、中信富泰亏损原因

1、直接原因：澳元汇率巨幅波动

2、合约定价陷阱——这些合约有几大隐患在内

（1）目标错位:作为未来外汇需求的套期保值，其目的是锁定购买澳元的成本。也就是最小化澳元波动的风险。但是其签订的这些Accumulator合约的目标函数却是最大化利润，对风险没有任何约束。

（2）量价错配:，中信泰富在7月份的前三周内，签订10多份合约。当澳元兑美元的价格走势对其有利时，最多需买36亿，而当价格大幅下跌时，则需要购入最多90亿澳元。而中信泰富的真实澳元需求只有30个亿，这时量上的错配。

（3）工具错选。Accumulator不是用来套期保值的，而是一个投机产品。虽然企业需求各异，通常需要定制产品来满足其特定需求。但是在定制产品过程中，企业自身发挥主导作用，而不应是被动的角色。另外，在很多情况下，通过对远期、期货、互换、期权等进行组合，也可以达到企业特定的套期保值需求，而不必通过Accumulator。

（4）对手欺诈:这些国际银行利用其定价优势，恶意欺诈。在最理想的情况下，中信泰富最大盈利5150万美元，但是因为定价能力不对等，签订合同时，中信泰富就已经亏了1亿美元。

3、间接原因：监督制度不完善。中信泰富是大型的红蓝筹公司，然而却能用非公开的手段动用数以百亿元计的资金购买衍生工具，公司内部的监控存在严重问题，不论是否存在着因有人知晓内幕而做沽空交易以牟利的行为，不仅仅是财务总监，公司高层都对此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4、根本原因：实业难逃金融市场引诱

2006年次贷危机爆发之前，证券市场的繁荣使不少企业发现从事实体企业的盈利远远不如

金融交易，金融衍生品的巨额利润使实体企业忽略了风险，交易范围超出锁定利润所需，堕入贪婪的美式金融风险的陷阱。

五、启示

全球金融危机下，如何控制公司衍生金融工具投资风险成为我国监管部门和公司的急迫的课题。从整个公司层面的内部控制制度上,公司应以成文的方式制定政策和程序,以明确规定其衍生金融工具业务风险管理的指引。这些政策至少应当确定董事会的风险容忍度，并明确规定金融衍生工具交易风险管理的权限与责任。与金融衍生工具业务相关的每个人都应当充分了解与其职责相关的所有政策和程序。衍生金融工具使用的内部控制的基本原则包括：

(1)董事会成员和高级管理人员的适当监督；(2)充分的风险管理程序，包括审慎的风险限额、良好的计量程序和信息系统、连续的风险监控和经常性的管理报告；(3)完备的内部控制和审计程序。管理层应当使用COSO内部控制整体框架中的五要素来评价用于管控金融衍生工具的风险管理过程的适当性。

金融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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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世

第二篇：中信泰富杠杆式外汇期权投资巨亏思考

中信泰富杠杆式外汇期权合约投资失败带来的思考

一、背景介绍

（一）公司背景。中信泰富的前身泰富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1985年，1986年通过新景丰公司而获得上市地位，同年2月，泰富发行2.7亿股新股予中国国际信托投资(香港集团)有限公司，使中信(香港集团)持有泰富64.7％股权。自此，泰富成为中信子公司。

中信泰富有限公司的业务集中在香港及广大的内地市场，业务重点以基建为主，包括投资物业、基础设施(如桥、路和隧道)、能源项目、环保项目、航空以及电讯业务。中信泰富于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并为恒生指数成分股之一。其最大股东中国国际信托投资(香港集团)有限公司是北京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全资附属公司。

（二）案例背景。2006年3月底，中信泰富与澳大利亚的采矿企业Eralogy Pty Ltd达成协议，以4.15亿美元收购西澳大利亚两个分别拥有10亿吨磁铁矿资源开采权的公司Sino—Iron和Balmoral Iron的全部股权。收购之后它将成为中国未来巨大的铁矿石供应商。

中信泰富大股东是国企中信集团，属红筹股，而香港恒生指数的成分股都属蓝筹股，中信泰富恰是恒指成分股，所以中信泰富集红蓝一身，加上澳大利亚的收购项目是目前澳洲已规划开发的规模最大的磁铁矿项目，中信泰富的资金实力可见一斑。然而，这只香港红筹股却于10月21日曝出155亿美元巨额外汇交易亏损的噩耗，当日股价下挫55％，累及恒生则是为其在澳洲的磁铁矿项目规避风险而购买的杠杆式外汇期权合约——Accumulator。

二、案例分析

（一）杠杆式外汇期权合约。Accumulator意为累计期权，属于杠杆式期权的一种，所谓杠杆合约则是收益放大同时风险也放大的合约。中信泰富购买的为变种累计期权，英文全称是Knock Out Discount Accumulator(KODA)。最初Accumulator是投资者与私人银行订立股票累计期权合约，也就是投行设定一个股价，当市场价高于这个价格时，则可以规定价买入股票以套利，但是当市场价低于这个规定价时，却需要投资者买入双倍的股票，一般最低认购额是百万美元。中信泰富购买的合约把对赌的目标从股价改成了汇价，实际上都是Accumulator，只是形式有所变化。即由投行设定一个汇率，当市场高于此汇率时投资者可以低于该汇率水平的每天(或合约规定的频率)买入1个单位的外汇，这样投资者成本低于市场成本。但当市场价格低于设定价格时，则投资者必须每天(或合约规定的频率)以该设定价买入2个单位的外汇。由此可见，KODA是个风险与收益不平等的合约，当投资者预测错误时会导致巨大的亏损。

（二）亏损原因分析

1、直接原因：澳元汇率巨幅波动。如背景资料所述，中信泰富在澳大利亚经营的铁矿项目规模庞大，据估计总投资约42亿美元，很多设备和投入都必须以澳元来支付。中信泰富为了减低铁矿项目面临的汇率风险，从2007年开始便签订若干累计期权合约(即KOBA合约)以对冲风险。中信泰富投资的杠杆式外汇合约主要有4种，分别为澳元累计目标可赎回远期合约、每日累计澳元远期合约、双货币累计目标可赎回远期合约、人民币累计目 标可赎回远期合约。以下将对合约中涉及澳元的合约加以介绍：

中信泰富披露目前持有的澳元合约到期日为2010年10月，当每份合约达到150万美元～700万美元的最高利润时，合约终止。中信泰富购买的澳元累计期权合约共90亿澳元，平均价为每1澳元兑换0.87美元，合约规定中信泰富的购买频率为每月，当汇率低于0.78美元时，公司更要两倍买入，合约直到2010年中止。合约还规定： 每份澳元合约都有最高利润上限，当达到这一利润水平时,合约自动终止，所以在澳元兑美元汇率高于0.87时，中信泰富可以赚取差价，但如果该汇率低于0.87，却没有自动终止协议，中信泰富必须不断以高汇率两倍购入澳元，理论上亏损可以无限大。中信泰富手中所有的澳元合约加起来，最高利润总额仅为5150万美元，约合4亿港元，即这些合约理论上的最高利润为4亿港元。但是，只要合约不中止，中信泰富的澳元合约所需要接受的澳元总额却高达90亿澳元，相当于485多亿港元，只要澳元兑美元不断贬值，中信泰富就必须不断高汇率购入，直到接获总量达90.5亿澳元为止。

在这种合约之下，中信泰富的每月澳元合约接盘总量为90.5亿澳元(约485亿港元）； 每日澳元合约接盘量最高为1.33亿澳元(7.1亿港元)；双币合约的接盘总量为2.97亿澳元(15.92亿港元)或者1.604亿欧元(16.6亿港元)，最高利润总额却仅为200万美元(1560万港元)。从另一个角度说，中信泰富所有与澳元相关的合约加起来可能获得的最高收益不到4.2亿港元，但接盘外币的数量却超过500亿港元。

2008年9～10月份，澳大利亚储备银行连续两次降息，导致澳元大幅贬值。从7月中旬到8月短短一个月间，澳元开始出现持续贬值，澳元兑美元跌幅也高达10.8％，这几乎抹平了今年以来的涨幅。2008年9月7日中信泰富察觉到该等合约带来的潜在风险后，终止了部分合约，但自2008年7月1日至10月17日，公司已因此亏损8.07亿港元。其公告中表示，有关外汇合同的签订并没有经过恰当的审批，其潜在风险也没有得到评估，剩余的合同主要以澳元为主。截至10月17日仍在生效的杠杆式外汇合约按公允价定值的亏损为147亿港元。

2、间接原因： 监管制度不完善

(1)内部监管。中信泰富董事局主席荣智健曾对外表示他对公司购买累计期权合约的事并不知情，而把责任归结于财务董事张立宪未遵守公司对冲风险的政策，并表明这些合约的交易并未经主席批准。然而,对于一般的上市公司，投资决策理应经过由5～6人组成的投资委员会集体决定才能通过，荣智健的不知情很难让人信服。无论这些声明属实，都说明中信泰富公司内部监管制度存在严重失职行为。中信泰富是大型的红蓝筹公司，然而却能用非公开的手段动用数以百亿元计的资金购买衍生工具，公司内部的监控存在严重问题，不论是否存在着因有人知晓内幕而做沽空交易以牟利的行为，不仅仅是财务总监，公司高层都对此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2)外部监管。企业一经发行股票并上市就成为公众公司，要受到公共监管。我国证券市场从发育程度来看仍处于初级阶段，市场运行环境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这突出表现在缺乏严密、高效的监管体制，监管部门对证券市场监管力度不够，对违规行为的查处滞后并且无力，从而导致违规行为充斥市场、信息披露不真实、机构操纵市场等等。中信泰富延期6周才披露亏损真相即严重违背了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原则。

3、根本原因：金融衍生品加剧的风险

2006年下半年美国爆发了次贷危机，进入2007年8月后骤然形成席卷全球金融市场的 风暴。全球经济受到严重影响时，由于中国的资本市场未完全对外开放，仿佛成为次贷危机下的一片绿洲；然而，中信泰富危机的爆发却告诉我们次贷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并非像人们估计的那么乐观。金融机构受到影响尚可理解，然而为什么中国的实体企业也未能幸免于难呢?事实上，中信泰富的行为反映它不只是从事矿业、物业、基建、航空的实体企业，更是一家进入金融市场进行对冲交易的大型机构。2006年次贷危机爆发之前,证券市场的繁荣使不少企业发现从事实体企业的赢利远远不如金融交易，金融衍生品的巨额利润使实体企业忽略了风险，交易范围超出锁定利润所需，堕入贪婪的美式金融风险的陷阱。

三、结论及建议

中信泰富的巨额亏损说明了企业利用金融衍生品规避风险，不应贪图利益，而需要考虑该金融衍生品本身可能带来的风险，根据案例在此提出几点建议：

（一）慎重对待金融衍生品。当风险和收益不平等时，实体企业不应该购买该衍生品来规避风险，因为实体企业的主营业务并非资本市场中的投资或投机，参与资本市场的初衷只是为了锁定收益，规避国际贸易中汇率带来的风险。当然，如果金融市场中有明显的盈利机会也并非不可加以利用，但这也是在风险与收益匹配或风险小于收益的基础上进行的。

（二）加强内外部监管

1、内部监管。加强公司高层相互之间的监管，以及员工对高层的监管，以避免高层滥用权利。

2、外部监管。探索推进信息披露监管创新。增强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和透明度。在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行为工作中重点有三个方面：一是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和完整性。上市公司应制定公司内部信息披露工作的工作机制和内部控制制度，明确董事、监事和高管人员的披露义务和具体责任，确保披露及时准确；二是鼓励上市公司进行自愿披露，提高主动披露的意愿，降低资本成本；三是对不同行业实行有差异的、针对性更强的信息披露要求，如尽快发布银行、保险、证券等特殊行业上市公司持续信息披露的特别规定。

（三）关注外部环境。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格局之下，企业的经营应该关注世界经济的走势。中信泰富累计期权的购买是在美国爆发次贷危机之后，这就提示着再投资金融衍生品的风险是巨大的，此时企业的经营应该更趋向于保守。

第三篇：四川长虹巨亏案例的信用管理分析_Microsoft_Word_文档_

四川长虹巨亏背后的信用问题

一案例背景

长虹公司是集数字电视、空调、冰箱、IT、通讯、数码、网络、电源、商用系统电子、小家电等产业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多元化、综合型跨国企业集团。四川长虹始创于1958年，是当时国内唯一的机载火控雷达生产基地。历经多年的发展，长虹完成由单一的军品生产到军民结合的战略转变，成为集电视、空调、冰箱、IT、通讯、网络、数码、芯片、能源、商用电子、电子部品、生活家电及新型平板显示器件、军工电子等产业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为一体的多元化、综合型跨国企业集团，逐步成为全球具有竞争力和影响力的3C信息家电综合产品与服务提供商。2005年，长虹跨入世界品牌500强。2010年，长虹品牌价值682.58亿元。1994年3月四川长虹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四川长虹的销售净利率 二、四川长虹应收账款的总体趋势

自1994年上市以来,1994至1997年是四川长虹的高速发展时期,产品销量和净利润额迅速增长,品牌市场占有率连续数年排名全国第一。1998年以后,我国彩电行业进入成熟期,家用电器消费市场日趋饱和,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彩电市场频繁爆发价格战,彩电行业利润率大幅度下降,四川长虹的利润率也随之下降。四川长虹的净利润从1997年的26.12亿元下降到2001年的8900万元。与此同时，自1996年以来,四川长虹的应收账款迅速增加,应收账款从1995年的1900万元增长到2003年的近50亿元,应收账款占资产总额的比例从1995年的0.3%上升到2003年的23.3%。2004年,四川长虹计提坏账准备3.1亿美元,截至2005年第一季度,四川长虹的应收账款为27.75亿元,占资产总额的18.6%。”

2001年7月16日，长虹高调和APEX合作。2001年，四川长虹开始与APEX发生业务往来，当年只有赊帐没有回款，年末形成应收账款4184万美元，折合人民币3.47亿元。2002年，是双方业务高峰，长虹出口额7.6亿美元，其中APEX就欠了7亿美元。2003年长虹出口额8亿美元APEX欠了6亿美元。他还拖欠新科集团DVD货款，拖欠宏图高科DVD货款2.15亿人民币，拖欠天大天财DVD货款3562万元，拖欠中国五矿货款2200万美元。至2004年，四川长虹基本上结束与APEX的生意，仅向其销售3559万美元，同时加大回款力度，回款1.09亿美元。然而，四年生意下来，4.63亿美元（折合人民币38.37亿元）的应收账款已经形成。

倪润峰在2001年复出后，长虹迅速开拓海外市场，合作对象是美国一家名叫APEX的华人公司。Apex只是洛杉矶一家注册资本仅2800万美元、创办人叫季龙粉。以贸易为主的小公司。2002年，急于通过国际市场做大销售额的四川长虹，携手当时在美国名不见经传的Apex，把自己的彩电和DVD大规模地打入了美国的百思买等家电连锁店和沃尔玛等大型超市。

Apex迅速叩开美国市场大门的“敲门砖”就是超低价。长虹的中国同行曾透露，一台14英寸普通彩电，中国离岸价为58美元，但Apex品牌的产品在美国市场的零售价仅59美元。2000年3月，APEX把从中国弄来的DVD放进了美国的电信城，美国电信城是卖廉价产品的地方；

2001年APEX的DVD进了沃尔玛，2002年超过了索尼成为美国第一大DVD供应商；

2002年底成为美国彩电的第五大供应商。美国时代周刊在2002年载文称，季龙粉是下一代最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十五个商人之一

据媒体调查，长虹在2002年已经开始无法正常收回APEX的货款，在此期间，长虹的两位海外项目负责人多次叫停向APEX发货，但直至2004年年中，仍在向美国APEX公司源源不断地发货，导致窟窿越来越大，难以弥补。其间缘由也许只有长虹少数高管知晓

2004年12月，刚换帅不久的长虹开始对季龙粉穷追不舍，试图通过法律途径向Apex追讨巨额欠款。APEX公司董事长季龙粉在深圳被中国警方逮捕，中国让他还长虹的钱，他说没钱，中国就把季龙粉押往美国，让他把APEX下属公司的股权无偿转让给长虹。2004年12月14日，长虹已在美国向APEX公司提起诉讼，追讨4.7194亿美元的应收账款。目前由长虹方面、律师、会计和司法部门的有关人员已经进入APEX开始查询公司有关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粗略计算，1998年到2003年四川长虹六年间的净利润合计为28.35亿人民币，而截至目前所遭受的海外欠款大约有39亿元。几乎全部损失在APEX一桩生意里。

长虹的管理层没有国际化的经验，不知道国际司法的惯例，找律师都不会找。你知道长虹打这种国际官司在哪儿找的律师？在成都，律师不会讲英文。成都律师就找到了深圳律师，深圳律师又找到了上海律师，上海律师又找到了洛衫矶律师，洛衫矶律师又找了纽约律师，在起诉书中光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名字就占了3页，长虹仅律师费就花了600万美元，这就是国企的腐败。10月12日,一位曾与Apex有过贸易往来的供应商说,对长虹与Apex的巨额债务纠纷如此收场表示“深感惊讶”。另一位曾为Apex的供货企业配套的厂商则直截了当地告诉记者:“长虹与Apex公司就贸易纠纷达成和解,只是一场数字游戏,它可以使长虹的财务报表变得比较好看,但却无法填平那实际存在的窟窿。

”

如何建立企业信用管理制度

从以上对案例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这只是国内企业出口海外应收账风险提供了一个极端的例子。许多国内企业为了打开国外市场铤而走险，虽然这在客观上存在一定的风险，但是我们完全可以通过人为的努力，方法的改变最大限度降低风险。据悉，美国企业的坏账率在0.25%－0.5%之间，而中国外贸企业的坏账率却高数倍。比如采取事前事中事后的控制与管理。

四川长虹的客户选择明显就是一个错误。Apex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呢？APEX主要通过小额交易建立信誉，然后采用赊账的方式进行大额贸易，以后就不还钱。他拖欠新科集团DVD货款，拖欠宏图高科DVD货款2.15亿人民币，拖欠天大天财DVD货款3562万元，拖欠中国五矿货款2200万美元。四川长虹迫于竞争压力与开拓市场的心情与不良客户签约。次之，Apex已经拖欠四川长虹很多款项可是四川长虹依旧矢志不渝地向其发货，虽然这其中有高层管理人员的图谋不轨，但是如果公司有一套完善的风险管理制度与相应的部门与之配套运行，也就不会出现这种惨不忍睹的局面了。再者，发现了风险已经产生损失，如果有相应的风险转移就可以很大限度的减少不必要的损失。如果四川长虹能在2001年Apex拖欠4184美元市就停止对其发货，损失就相对小很多。可是，就因为四川长虹没有完善甚至不完善的风险管理制度，才孕育了一场外贸悲剧。

首先，要建合理的信用管理机构。目前我国企业在组织机构及其职能设置上不能适应现代市场竞争及信用管理的要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企业高层管理决策缺少对信用决策业务的领导和控制。第二，信用管理只能划分不清，财务部门控制赊销，进行信用管理，导致销售业绩不理想，财务和销售部门信用管理目标相互冲突，其结果往往是各自只重权力不重职能。第三，部门之间缺少协调沟通，有缺少独立的信用管理职能和专业化分工。信用管理部门应该保持完全的独立性，不能是销售部或者财务部的内设部门。销售部门希望做大业务量，往往盲目赊销，忽视信用风险，而财务部门为了控制财务风险，又容易处于保守状态。建立一个独立的信用管理部门可以起到相互制衡的作用，显然更加科学。

其次，建立全过程的信用风险管理制度。许多企业不能很好实施信用管理措施，是因为缺少一套科学的信用管理制度。比如，四川长虹，说它没有一丝一毫的信用管理措施是不对的，长虹在2002年已经开始无法正常收回APEX的货款，在此期间，长虹的两位海外项目负责人多次叫停向APEX发货，但直至2004年年中，仍在向美国APEX公司源源不断地发货，导致窟窿越来越大，难以弥补。期间的缘由也许只有少数几个高管知道了。但是从另个角度看一个这么大的公司而且这么大规模的海外贸易居然没有一个常设的办事机构进行事前对贸易伙伴进行详细的调查，事中的控制以及根据新情况重新制定信用限额的审核和期限的控制，事后进行账龄控制和货款回收实在很让人惊讶。从过程控制和系统分析原理来看，主要从一下三方面着手: 1.事前控制客户自信管理制度。目前，我国许多企业需要在五个方面强化客户资信管理：客户信用信息的搜集；客户自信档案的建立与管理；客户信用分析管理；客户的资信评级管理；客户群的经常性监督与检查。

2.事中控制赊销业务管理制度。企业在交易中产生的信用风险主要是由销售部门或者相关的业务管理部门在销售业务管理上缺少规范和控制造成的。其中，突出的是客户的赊销额度和期限的控制。强化这方面的管理包括三方面：信用政策的制定及合理运用；信用额度审核制度；销售风险控制制度。

3.事后控制应收账款监控制度。许多企业制定一些相应的措施，但是这些制度不能完全适应当前市场环境和现代企业管理要求，存在的问题是缺少管理的系统性和科学性。改进的方法：应收账款总量控制制度；销售分类账管理制度；账龄监控与贷款回收管理制度；债权管理制度。

长虹只是我们加入WTO后企业发展的一个缩影而已，这也是许多外贸企业的一个痛处。我国风险管理制度建立相对落后，但是并不能成为我们失败的借口。不从企业内部解决信用风险控制问题，社会各经济主体之间的信用管理关系就无法真正规范起来。因此，当前我国企业的信用管理革是一项带有根本性和先导性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