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从个案调查到分类研究──乡村政治实证研究的现状与路径
一、乡村政治实证研究的现状
相对于经济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学科，政治学的实证研究十分不足。近年来，随着农村问题的日渐尖锐和村民自治的强力推进，政治学界逐步重视起对乡村政治的实证研究，并产生了不少实证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对于拓展政治学的研究领域，深化政治学界对中国农村和中国特色政治制度的认识，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这些研究也已引起国家有关决策部门的密切关注，对国家相关政策产生了积极影响。当前在乡村政治实证研究领域影响最大成效最好的，无疑是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早在1980年代，张厚安就提出“理论务农”，深入到山东、湖北、湖南等省作农村政治调研，并以这些调研成果为基础写作出版了“中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丛书”。[1]1990年代中期，在张厚安、徐勇带领下，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在广泛调查的基础上，撰写了《中国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一书，[2]此书由武汉出版社1995年出版后，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徐勇和项继权以个案调查为基础写作的博士论文《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和《集体经济背景下的乡村治理──河南南街、山东向高和甘肃方家泉村治实证研究》，分获1998和1999年国家教育部“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2000年，徐勇主持的村级治理个案调查报告集《中国农村村级治理──22个村庄的调查与比较》[3]出版。2001年由徐勇和吴毅主编的《乡土中国的选举》[4]也已出版。于建嶸著《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5]和吴毅著《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6]均为长期村庄调查的实证研究成果。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以个案调查为基础的乡村政治研究，英语论文开题报告不仅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而且引起国家有关政策部门的重视。目前华中师大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的成果已成为国内乡村政治研究领域被引用最多的研究机构。民政部及与民政部关系密切的一些专家的实证研究也有很大影响，尤以在1990年代初连续三年以中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会的名义编撰的《实践与思考》论文集，收集了最初有关乡村政治调查的众多成果，至1990年代中期，由中国社会出版社连续三年推出由王振耀主编的白皮书，在政治学界和政策部门产生了广泛影响，成为村民自治研究最为权威的文本。出于工作调研的目的，李学举、王振耀等人编著的《乡镇政权的现实与改革》，[7]亦收入大量的调查报告。中央党校和中国社科院的一些专家参与了民政部的调研，其中原中央党校王仲田和民政部詹成付主编的《乡村政治──中国村民自治的调查与思考》[8]，王振耀? 赘帧⑼踔偬镏鞅嗟摹吨泄迕褡灾吻把亍穂9]，也有丰富的个案调查。民政部基层政权司每年还编有《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资料汇编》，是乡村政治研究的基础资料。
此外，在乡村政治实证研究领域影响比较持久、时间比较长、规模比较大的一些成果如王沪宁主持的村落家族文化研究，收录了十五个个案村的调查；[10]张乐天对浙江海宁一个村庄长达数年的调查，写作了《人民公社制度研究》[11]；辛秋水以文化扶贫和村民自治实验为题，在安徽大别山区农村作了为期十余年的调查研究和社会实验，肖唐镖则以江西宗族背景和村级治理的相关性为题，组织十数位研究人员在数十个村开展了长达经年的个案调查，调查成果也已出版[12]。较早一些的乡村政治实证研究成果如张立荣先生以问卷调查和个人访谈为基础撰写著的《新视野与大思路：中国山区乡镇政权建设研究》，[13]最近的调研成果如中央编译局荣敬本教授等人以对村民自治和乡镇人大的调查为基础写作的《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制的转变》[14]，《再论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制的转变》
[15]，李凡等人对乡镇长选举制度改革的研究[16]，毛丹写作的《一个村落共同体的变迁》[17]，张静写作的《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18]，马戎等主编《中国乡镇组织变迁研究》[19]，卢福营写作的《农民分化过程中的村治》[20]，深圳大学黄卫平先生等人以对深圳市大鹏镇选举制度改革的调查为基础撰著的《中国农村基层民主的最新突破》[21]，白钢主编的选举与中国政治丛书
[22]，李连江主编的《村委会选举观察》[23]，在学术界都有一些影响。
至于一些以个案调查为基础撰写的调研报告和理论文章，近年更是骤然增加，说明乡村政治的实证研究已经进入到一个相当深入的阶段。
二、个案调查的基础价值
总的来讲，当前乡村政治实证研究大都以个案调查为基础，特别是以个案村的调查为基础。通过个案调查来获得调查资料与思想灵感，成为这种研究的主要特点。同时，当前个案研究大多处于描述阶段，政策性考察较多，学术深度和理论建构稍嫌不足。
在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非均衡的背景下，农村地区间的政治社会发展状态亦十分不同，没有广泛而深入的个案调查经验，不可能对全国农村政治发展状况有一个真切的判断。因此，个案调查的价值首先在于积累不同地区广泛而深入的个案资料，以期建立一个完整的、真实可靠的农村政治形貌及与政治发展密切相关的经济社会景象。个案调查的价值其次在于为调查者获得第一手的直观资料，走出书斋和既有文字理论的框架，从活生生的农村社会中获取体验，获得灵感源泉。第二手的文字描述无论如何精致生动，总只是第二手资料，总是将活生生的全景的社区农村政治依描写者本人的裁剪而成不完整的文字。直观而深入的个案研究中，每一句话的音容笑貌，每一笔收入的山形地貌，每一件事的前因后果，都构成调查者凭借自己个人灵感进行全面想象和深入挖掘的充分条件。以活生生的生活来建构调查者的理论和政策文本，大致不会离题太远。尤其是调查者可以将自己构建的理论文本与自己在农村调查中的直接感受时时结合起来，就不至于让理论信马由缰地走得太远。个案调查的价值还在于有可能将一个社会文本构建成一个关于社区发展的全面文本。不是以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等学科进行分界，而是以社区发展为基础，追问现状背后的为什么，和为什么背后的为什么，真正将乡村社会的性质与表现出来的政治发展形貌结合起来，理解中国国情中来自乡土社会中的有着若干年代历史的那一部分。可以认为，个案研究的价值不在于个案本身的典型性，而在于这个个案本身是否可以建立起其外在形貌与内在结构之间的因果联系，可否在乡土性质与政治发展和国家制度三者并不对称的互动中建立起理论上的勾连。首先关注个案本身的内在解释力，然后再考虑其典型性，以个案调查的材料为基础进行思考，并以此思考为基础来建构起具有个案材料解释力度的理论框架，然后将此理论框架予以扩展，看到底可以扩展到多大范围、多少村庄。这样，就有可能通过诸多个案调查来形成诸多具有类的理论特征的分析框架，最终就为构建中国乡村政治的总体形貌和建构中国乡村政治的理论框架提供坚实的基础，在这种基础上提出发展中国政治的政策对策，就会颇具深度和前瞻性。这里，可以提出一种叫做个案式思考的东西，即在个案调查时，以个案村为文本，建立起一个具有对个案村材料具有解释力的分析框架而不去管这个个案中哪些材料是独特的，哪些材料是普遍的。以这个个案某些或许独特的材料建构起来的框架，可能不具有普遍的解释力，但这些分析框架如果具有个案的? 馐土Γ妥阋曰竦迷谌舾衫砺壑械募壑挡⒖梢栽谝院蟮谋冉现信卸切┦钦嬲捞氐模切┦瞧毡榈模叭绾谓ü挂桓隹梢匀菽梢欢ㄌ厥庑缘钠毡榉治隹蚣芰恕?/P>
从对当前已有乡村政治个案研究的现状看，总的来讲，各种类型的个案材料都已有一些，积累个案的工作虽说做得依然不够，却也有相当成绩，现在最为不足的是，相当部分个案研究过于关注政策层面的问题，试图以个案村的情况来推导出重大的政策结论，而不大重视借用个案调查所获得的直观与灵感来建构理论框架。本来，王沪宁写作的《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不仅有一些个案，而且试图以个案来进行理论思考，遗憾的是，王沪宁本人并未亲自参加个案调查（更不用说参与全部个案调查。真正的灵感理应来自全部的个案调查），缺乏来自乡土社会的活生生的灵气。徐勇主持的中国农村村级治理研究具有与王沪宁同样的问题。如何在个案研究中将个案调查的灵感与虎虎生气的理论建构结合起来，是当前乡村政治实证研究中必须解决的第一个重大问题。
三、从个案调查到区域研究
个案调查具有经验的直观全面性和产生灵感的基础，但个案研究亦有其局限性，尤其可能无法分清局部和整体的关系，以偏概全，导致对乡村政治发展及其相关经济社会文化基础的判断失误。
区域研究既可以填补单纯个案研究的不足，又可以避免大而全式研究的肤浅。首先以对个案材料的解剖来掌握一个“麻雀”，然后以这个解剖获得的经验（解剖本身的经验和从解剖中学到的关于“麻雀”结构的知识）为基础，展开对区域农村的全面实证研究，既可以走由村到乡到县的上行路线，也可以走由村到村再到村的平行路线，这种或上行或平行的调查扩展，不仅可以有效扩展对农村社会了解的全面性，而且可以在区域范围内验证个案研究的结论，防止以偏概全。区域性调查从某种意义上将个
案调查的深度和灵气与面上调查的广度和可信性结合起来，做到深度个案材料与广度区域调查之间的互相补充。
总的来讲，当前政治学界在区域性乡村政治研究领域缺乏自觉。辛秋水是以安徽大别山区来展开自己实证研究的，问题是辛秋水过于关注政策问题和枝节性的技术问题，不仅忽视了理论提炼与建构，而且忽视了区域性调查在提供个案深度报告和区域广度报告结合上资料本身的价值。肖唐镖以江西农村宗族与村级治理的关系为基础来展开自己的区域实证研究，虽然他的绝大多数调研成果还没有发表出来，但通过他既有面上统计又有个案深入描写的一些报告，可以为学术界提供大量第一手资料，建立在这些第一手资料基础上的概括，基本上可以将江西这一大的行政区域关于村级治理与宗族关系状况描绘清楚。肖唐镖的主要问题是缺乏理论提升的自觉，忽视了将个案调查资料与大胆的理论建构结合起来的最有可能产生原创性分析框架机会的把握。一手资料成为理论工作者们的二手资料，个案调查中最为宝贵的由切身的农村政治体验而触发理论建构的灵感，被人为地割断。
我们近年来力图以湖北荆门这一传统的商品粮基地为基础，展开区域性调查。在这方面的主要工作有四项，一是在1999年上半年在全市深度访谈了40多位村支部书记，整理有近百万字的“村支部书记访谈录”，主要是对当前农村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特别是村级治理的各方面进行了全面的访谈。二是1999年下半年至2000年下半年，在全市观察了三十多个村的村委会选举，并对其中多数村进行了回访，建构了一些关于选举与村级治理的调查文本。三是2001年上半年在全市进行的口述史访谈，整理有数十万字的资料。四是2001年下半年至今的乡村组织及其财政状况的调查。总的来讲，这些访谈和调查可以大致勾勒出荆门这一农村区域村一级政治发展的现状和这一政治现状背后的经济社会基础，其主要优势在于，不仅反复细致地调查农村政治、经济、社会现状，而且努力追求这些现状得以存在的历史与现实原因，实质上是试图将个案调查和区域研究中的直观灵感与理论建构的努力结合起来，不是在政策问题上，而是在学术研究上，为当前农村社会进行定性，我们最重要的研究思路是理解当前农村政治发展现状诸如村民选举、村级治理得以如此发生的背后的村庄性质。这是一个需要理论建构的领域。通过这些努力，就有可能不仅为学术界提供有深度且可信的关于区域性农村政治发展现状的大量一手资料，而且为政治学界提供解释荆门农村政治发展现状的理论分析框架，这种框架因为以直观的实证调查为基础，可能有肤浅的地方，却大致充满了来自乡土的灵气与活力。我们的不足之处在于理论素养不足，进入乡村政治实证研究领域的时间太短。
总的来讲，区域性调查必须以个案为基础，兼顾典型性和广泛性，将深度调查与广泛调查结合起来。这种调查的另一个主要之处是应该将调查者亲身获得的关于农村社会的灵感，在农村调查中获得的第一手的问题意识，与关于农村政治发展状况和构成这种状况原因的背后理由的理论建构结合起来，真正做到调查材料的可靠性与理论建构的启示性相结合，不仅为学术界提供一堆可靠且有深度的关于某一区域农村政治发展状况（及这一状况背后的经济社会状况）的材料，而且为学术界提供一堆富于乡土灵气的具有启示性的分析架构。不仅如此，以区域性材料为基础建构的分析框架，即使不具有对全国农村发展状况的解释力，也可以对那些试图解释全国农村政治发展状况的大理论构成冲击。
当前具有区域农村实证研究意识的政治学人太少，是当前乡村政治研究中的薄弱之处。如何扩大对区域农村政治的实证研究，并将实证研究中的直观灵感与理论建构结合起来，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四、从区域调查到分类研究
区域性的农村实证研究不仅是指行政区划的地域，而且指具有相同特质的区域，比如江西、湖南、安徽、福建等省一些农村地区的宗族复兴和宗族对村级治理的影响，具有很大的相似性，虽然福建可以算作东部地区而其他省份都是中部地区。再比如，湖北省江汉平原的一些农村比如荆门市的传统势力，与资料反映出来的东北农村的情况十分类似。阎云翔在黑龙江下岬村作的农村人情调查，生活在荆门的人可能倍感亲切，因为荆门农村的情况与他细致描绘出来的调查村的情况简直毫无二致。[24] 不过，区域性调查首先必须大致以行政区域为基础进行，至于在区域调查的基础上，发现了不同行政区域之间的相同与相异之处，这应是分类研究的功夫。华中师范大学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早在1980年
代撰著“中国农村基层政权丛书”时，便有意识在东、中、西部不同地区进行实证调研，1990年代中期出版的《中国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一书中的实证调查保持了这一特点。至2000年出版《中国农村村级治理》一书中所收录的个案，则明确以东、中、西部的三分，收录一些典型个案，试图以东、中、西部三种类型区域农村的典型个案，来反映出当代中国农村村级治理的总体形貌。现在看来，华中师大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获得了大部分的成功：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农村个案资料，引起了国内乡村政治研究人士的充分关注。英语论文开题报告但是，华中师大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的《中国农村村级治理》无力说明其个案的典型性，且无力以个案来表达他们看到的就是中国农村社会的总体形貌，因为他们越过了一道不能也不该越过的坎，这就是区域调查本身，个案的深度唯有与小的行政区域的面上调查相结合，才具有比较可靠的说服力。当然，仅仅依靠华中师大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他们也无力以区域调查为基础来建构中国乡村政治状况的总体形貌。更成问题的是，华中师大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可能无力说明他们为什么要以东、中、西部来划分中国农村政治的类型。东、中、西部首先只是一个地域上的概念，后来用以部分描述经济发展状况。当然，与经济发展状况相关的还会有政治、社会发展状况，但是，这不过是说东、中、西部地区的划分只是以农村政治发展状况的一种基础：经济发展状况来予分类的，这种分类方式仍然是经济发展的分类，虽然经济发展状况可能构成政治发展状况最为重要的基础。王沪宁在《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的前言中说他收入收中的十五个个案是随机抽取的，但也如他讲的，在他们在进行调查时，对调查对象的地理分布有初步的安排，想使它们位置分布得广一些，并具有多种特色：如沿海地区和边远地区，经济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南方地区和北方地区，实质上也是一个东、中、西部地区的三分。事实上，几乎所有以个案为基础来建构关于当前中国乡村政治总体形貌的研究都会面临华中师大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和王沪宁同样的困境，他们无力以个案的深入描述作为他们总体结论的基础，因为其中缺乏了区域性调研这一重要的中间层次。区域调研这一中间层次的重要性在于它可以从政治发展状况本身与构成这种政治发展状况的或经济的、或社会的、或文化 或更精细如欧博文的“四模型”说，即从村民参与和完成国家任务两个向度，将村民委员会和相关组织分为四种理想模型：达标的示范村、瘫痪村、****村、失控村。[26]以经济发展状况这一基础来划分，可以如前划分为东、中、西部地区这样三种类型，或者直接划分为经济发达农村地区与欠发达农村地区两种类型；以经济体制类型划分，可以分为个体私营经济主导型、集体经济发达型和农业生产为主导型三种类型；以地理区位划分，可以划分为城郊农村、平原农村和边远山区等；以社会发展状况这一基础来划分，可以分为宗族势力强盛型与宗族势力衰落型，或人际联系紧密型与人际联系松散型；以文化状况这一基础来划分，可以分作传统文化发达型与传统文化断裂型，或农村文化素质总体较高与总体素质较差型，宗教(广义的信仰)活动密集型和宗教活动很少型；从交通传媒等方面，也可以作多种划分。当然，作分类研究并不是要求所有研究都以这些繁多的方式进行分类，展开研究，这既不可能也不必要。但是，在作区域性调查研究时，却可以将这些基础性的因素综合考虑进乡村政治发展状况的类型中去，并力图以这些复杂多样的分类基础来构建与乡村政治发展之间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当然，这要以个案调查的灵感为基础进行多样化的构建。最终，这些具有复杂内部结构的关于区域性乡村政治发展的类型，便在建构起自己的同时，向不同类型或相同类型的区域展示了自己，比较了自己，这种展示和比较，就可能为构建总体的关于乡村政治发展状况的理论提供基础。要强调个案调查的灵感到区域调查的广度，及以个案调查和区域调查为基础的区域性政治理论建构，然后将这些区域性建构与其他区域性建构进行比较，最好是一个区域性政治理论建构者可以亲自到其他类型区域进行由个案到区域到区域政治理论新的建构的努力，这样，他就会富于个案调查的灵气，比较研究的敏感，区域研究的普遍等诸多优越的方面，他这时也就有可能建构一种更为广泛的关于乡村政治发展的理论，配合以诸多其他类型的从个案到区域再到区域性理论建构的众多努力，关于中国乡村政治实证研究的成果，就不仅会具有广泛的政策建设力，深厚的本土功力，而且会具有广泛的学术影响力了。当前在关于乡村政治发展的对策与学术方面，实质? 洗蠖际且曰蚨嗷蛏倩蛑苯踊蚣浣拥氖抵ぷ柿?比如电视报纸的报道，农村生活的经验，参加过发达地区农村的某次考察甚或参观)为基础来提出的，这其中有着众多截然对立的主张。问题
并不在于这些主张之间的截然对立，而在于持这些截然对立主张的一方或双方对自己主张的自信。他们的自信来自哪里？可能来自道听途说的一些流言，或者某种新闻报道，或者某次亲自到发达地区农村作过的有限考察或者到贫困地区进行了一次扶贫活动。比如竟然有人对村民自治作如下评价：“也有一些同道对农村基层的‘群众自治’赞不绝口，殊不知它的真实运行机制是‘群众专政’的延续，它的理想模型也不过是英美政治民主化、行政专业化之前19世纪地方自治的低级版本的拙劣翻版”。
[27]显然，如果不建立起关于农村政治研究的全面形貌的理论构建，这种低层次但惑众的且自信的主张与见解自然会存在下去，这样存在下去的低层次主张，不仅毒化了学术研究的气氛，而且损害了政策研究的效力。
五、结语
从个案调查到分类研究，应该说是乡村政治实证研究的大趋势。但在当前，学术界必须对从个案到区域再到分类研究的各个层面，特别是基础的个案与区域研究层面加以关怀。没有个案调查的深度、灵感和问题意识，没有区域性研究的广度和构建特征，就谈不上进行分类研究。同时，没有分类比较研究，不仅可能造成理论建构的片面性，而且也可能丧失对乡村政治研究的敏感性。换句话说，在当前的乡村政治实证研究中，英语论文开题报告必须同时做好以上三个方面的工作，不可轻视任何一方。
从个案调查到分类研究也提供了一种研究的进路。进入乡村政治实证研究的最佳方式也许就是从个案调查开始，然后展开区域性的理论构建，最后过渡到分类研究。当然，这个研究进程只是总体的进路，在具体展开过程中，交互进行也有好处，总体方向是如此的。
[1] 参见张厚安主编：《中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2] 张厚安、徐勇主笔：《中国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武汉出版社1995年出版。
[3] 徐勇：《中国农村村级治理──22个村庄的调查与比较》，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4] 徐勇、吴毅：《乡土中国的选举》，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5] 于建嶸：《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6] 吴毅：《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即出。
[7] 李学举、王振耀等编著：《乡镇政权的现实与改革》，中国社会出版社1994年版。
[8] 王仲田、詹成付主编：《乡村政治──中国村民自治的调查与思考》，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9] 王振耀、白钢、王仲田主编：《中国村民自治前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10] 参见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1] 张乐天著：《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
[12] 肖唐镖等：《多维视角中的村民直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宗族、乡村权力与选举》，西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3] 张立荣著：《新视野与大思路：中国山区乡镇政权建设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14] 荣敬本等：《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制的转变：县乡两级政治体制改革》，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15] 荣敬本等：《再论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制的转变：县乡两级政治体制改革》，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
[16] 李凡等：《创新与发展——乡镇长选举制度改革》，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
[17] 毛丹：《一个村落共同体的变迁》，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
[18] 张静：《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19] 马戎等主编：《中国乡镇组织变迁研究》，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
[20]卢福营：《农民分化过程中的村治》，南方出版社2000年版。
[21] 黄卫平主编：《中国农村基层民主的最新突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22] 已出版的如史卫民、雷兢旋：《直接选举——县（区）级人大代表选举实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史卫民：《公选与直选——乡镇人大选举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23] 李连江主编的《村委会选举观察》，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4] 阎云翔的调查集中反映在他的著作《礼物的流动》，三联书店 2000年版。
[25] 参见徐勇：《中国农村村民自治》139─148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26] 参见欧博文：《中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贯彻执行情况》，载《社会主义研究》1994年第5期。
[27]王思睿：《现代化与人类文明主流》，《战略与管理》
1999年第2期。
第二篇：从个案调查到分类研究 ──乡村政治实证研究的现状与路径政治军事
一、乡村政治实证研究的现状 相对于经济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学科，政治学的实证研究十分不足。近年来，随着农村问题的日渐尖锐和村民自治的强力推进，政治学界逐步重视起对乡村政治的实证研究，并产生了不少实证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对于拓展政治学的研究领域，深化政治学界对中国农村和中国特色政治制度的认识，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这些研究也已引起国家有关决策部门的密切关注，对国家相关政策产生了积极影响。当前在乡村政治实证研究领域影响最大成效最好的，无疑是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早在1980年代，张厚安就提出“理论务农”，深入到山东、湖北、湖南等省作农村政治调研，并以这些调研成果为基础写作出版了“中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丛书”。[1]1990年代中期，在张厚安、徐勇带领下，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在广泛调查的基础上，撰写了《中国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一书，[2]此书由武汉出版社1995年出版后，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徐勇和项继权以个案调查为基础写作的博士论文《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和《集体经济背景下的乡村治理──河南南街、山东向高和甘肃方家泉村治实证研究》，分获1998和1999年国家教育部“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2000年，徐勇主持的村级治理个案调查报告集《中国农村村级治理──22个村庄的调查与比较》[3]出版。2001年由徐勇和吴毅主编的《乡土中国的选举》[4]也已出版。于建?著《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5]和吴毅著《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6]均为长期村庄调查的实证研究成果。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以个案调查为基础的乡村政治研究，不仅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而且引起国家有关政策部门的重视。目前华中师大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的成果已成为国内乡村政治研究领域被引用最多的研究机构。民政部及与民政部关系密切的一些专家的实证研究也有很大影响，尤以在1990年代初连续三年以中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会的名义编撰的《实践与思考》论文集，收集了最初有关乡村政治调查的众多成果，至1990年代中期，由中国社会出版社连续三年推出由王振耀主编的白皮书，在政治学界和政策部门产生了广泛影响，成为村民自治研究最为权威的文本。出于工作调研的目的，李学举、王振耀等人编著的《乡镇政权的现实与改革》，[7]亦收入大量的调查报告。中央党校和中国社科院的一些专家参与了民政部的调研，其中原中央党校王仲田和民政部詹成付主编的《乡村政治──中国村民自治的调查与思考》[8]，王振耀、白钢、王仲田主编的《中国村民自治前沿》[9]，也有丰富的个案调查。民政部基层政权司每年还编有《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资料汇编》，是乡村政治研究的基础资料。此外，在乡村政治实证研究领域影响比较持久、时间比较长、规模比较大的一些成果如王沪宁主持的村落家族文化研究，收录了十五个个案村的调查；[10]张乐天对浙江海宁一个村庄长达数年的调查，写作了《人民公社制度研究》[11]；辛秋水以文化扶贫和村民自治实验为题，在安徽大别山区农村作了为期十余年的调查研究和社会实验，肖唐镖则以江西宗族背景和村级治理的相关性为题，组织十数位研究人员在数十个村开展了长达经年的个案调查，调查成果也已出版[12]。较早一些的乡村政治实证研究成果如张立荣先生以问卷调查和个人访谈为基础撰写著的《新视野与大思路：中国山区乡镇政权建设研究》，[13]最近的调研成果如中央编译局荣敬本教授等人以对村民自治和乡镇人大的调查为基础写作的《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制的转变》[14]，《再论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制的转变》[15]，李凡等人对乡镇长选举制度改革的研究[16]，毛丹写作的《一个村落共同体的变迁》[17]，张静写作的《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18]，马戎等主编《中国乡镇组织变迁研究》[19]，卢福营写作的《农民分化过程中的村治》[20]，深圳大学黄卫平先生等人以对深圳市大鹏镇选举制度改革的调查为基础撰著的《中国农村基层民主的最新突破》[21]，白钢主编的选举与中国政治丛书[22]，李连江主编的《村委会选举观察》
第三篇：上海大学生媒介接触现状的个案及实证研究
上海大学生媒介接触现状的个案及实证研究
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内容摘要本研究旨在通过文献调查法和个案访谈法，立足于已有研究，主要结合访谈中大学生自我表述的生动话语，深入探讨大众媒介对于大学生成长所起的作用和影响，尤其是着重分析了大众媒介对大学生的种种负面影响。进而指出这些负面影响背后发生作用的诸种原因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系列具有针对性和操作性的建议与对策，力求使大众媒介最大限度地发挥对大学生健康成长的积极推动作用。关键词大学生 大众媒介 导向
一、研究的背景
当今，大众媒介以其特有的优势——传递迅速、纷繁复杂、具体形象、信息量大、涵盖面广、导向性强等特点，把各种各样的价值观念、理论观点、生活方式、文化类型展现在人们面前，变革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进而对整个社会产生巨大的导向作用。大学生作为整个社会成员中的一个特定群体，也是大众媒介的重要受众对象之一。他们的自我意识迅速发展，人生价值观逐步确立，思想活跃，可塑性强，同时也极易受到不良暗示和诱导。对他们而言，大众媒介就像是一枚“魔戒”，它的能量吸引每个靠近它的人贸然戴上它。当前，大众媒介作为一种现代传播载体，尤其是我们大多数的主流正规媒体，对于青年的健康成长和发展，发挥着十分重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但同时，我们也十分遗憾地看到，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大众媒介尤如一把“双刃剑”，在青年的成长过程中扮演着极为复杂的角色。在现实生活中，大众媒介更多地向我们展示出它“一面是天使、一面是魔鬼”的复杂内涵。因此，进一步审视大众媒介对青年成长的影响，在充分发挥优势的同时，着力限制其可能产生的各种负面效应，可谓刻不容缓。
二、大众媒介对大学生的影响
（一）大众媒介对大学生身体健康的影响
1、大众媒介通过影响青少年饮食偏好和饮食结构，对青少年身体健康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有报告显示，41%的中国城市消费者每周至少要吃一次“洋快餐”。在这个庞大的“洋快餐”消费群体中，青少年无疑是其中的“主力军”。在我们的访谈中，被访的9位大学生均表示自己是各类“洋快餐”食品的常客。而青少年之所以钟情于这些“洋快餐”食品，受到大众媒介上铺天盖地的各类食品广告的影响，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当被问及“广告对你有没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时，大多数被访者都承认广告对自己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女生G笑着说：“应该是有的吧。你看每天晚上的电视里，凡是黄金档里热播的电视剧、足球赛，隔段时间就要插播广告，想不看也难啊。当然了，他们做的广告还是蛮有活力的，蛮诱人的，挺符合我们年轻人的口味的。”然而，就在这些“充满活力、又符合年轻人口味”的广告在大众媒体上“泛滥成灾”的同时，主要由饮食结构失衡引起的青年肥胖问题也在日益严重。专家指出，嗜好包括薯条、薯片、汉堡包等高糖或高油盐的所谓“垃圾食品”，以及“洋快餐”消费的日益增多，正是造成青年超重和肥胖症的罪魁祸首之一，也是导致高血脂、高血压、糖尿病等成年期疾病日益低龄化的首要原因。
2、对大众媒介的迷恋，容易促使青年习得和养成各种不良生活方式，并催生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疾病”谈及电脑游戏这个话题时，半数以上的被访男生就坦率地表示自己是电脑游戏迷，并曾有玩到深更半夜的经历。女生I也直言不讳地说：“我很多同学玩电脑玩得很疯狂的，要么玩到很晚，要么就是通宵。”青年时期是身体发育的关键时期，如果大学生过于迷恋电脑游戏、上网和电视等，一方面，会导致户外运动时间的减少，极易养成边看电视（或上网、打游戏）边吃零食等不良习惯，进而引发食欲下降、腹胀、腹痛等消化不良症状，患上肥胖症。另一方面，长期接受电视、电脑屏幕的高频辐射，会导致青年视力不同程度的下降，影响青年睫状肌对眼睛的调节功能，造成斜视。此外，因上网时间过长导致的“鼠标手”、关节僵硬、腰背肌群疲劳等，因发短消息过多而引起的“拇指综合症”等，都是近年来在青年群体中因沉溺于大众媒介而引发的新的健康问题。
3、大众媒介对青年身体健康发展的影响，还突出地表现在“减肥潮”盛行这样一种社会现象上当被问到“作为一个女孩子，会不会因为广告的效应而去减肥”时，被访的4位女生中有3人毫不犹豫地表示“会的”，其中，女生G给出的理由让我们印象十分深刻：“因为现在的社会形态与流行趋势是逼迫你不得不去减肥。虽然你明明知道商家就是要采取这种方式迫使你达到他赚钱的目的，他的目的就是让你花钱。但即使你知道是这样，违背了你原有的原则，但你还是不得不跟着潮流走。”“不得不跟着潮流走”，女生G的回答既出乎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电视等各类媒体上铺天盖地的减肥广告、美丽骨感的模特走秀、以瘦为美的审美倾向，对爱美的青年产生了重要影响。为了减肥，许多青年在使用各种减肥产品的同时，还采取强制性节食等办法，来达到让自己苗条的目的。殊不知，在这种爱美之心的驱动下，青年却有可能患上进食障碍，严重的甚至导致神经性厌食症的发生。近年来，上海青年中神经性厌食症的发生就有显著上升的趋势。
（二）大众媒介对大学生价值观念和道德意识的影响
1、大众媒介商品化和低格调化趋势愈演愈烈，对青年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在被问及“现在社会上流传着这样的话：‘为了向前看，必须向钱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你觉得这话对吗”时，男生F说道：“这话太绝对，但也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的。毕竟，生活还是很现实的。现代社会中，没有钱还是寸步难行的。” 访谈中我们发现，大多数青年都抱持着与男生F类似的看法。对于当前影视作品中经常出现的“年轻女孩傍大款”等现象，被访谈的女生中就有2位持某种相对中立的态度。如女生E就认为：“对这种现象，我不赞同，但可以理解。因为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价值追求，如果那些女孩觉得有钱就是幸福的，那别人也很难说什么的。” 青年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是社会现实在青年头脑中的反映。青年了解社会现实的重要途径之一，便是无孔不入的大众媒介。而在当前的不少大众媒介上，兴致勃勃地讲述着各种如何溜须拍马、拉关系、走后门，如何赚钱、当官、攀升的“诀窍”；对金钱的狂热崇拜、对物质欲望的赤裸裸追求，充斥于各类影视情节中。基本价值判断的缺失和缺位，让不少青年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面前愈加感到困惑而迷茫，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则趁虚而入，对涉世未深的青年的价值观念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和消极影响。在现实生活与大众媒介的双重作用下，他们读懂了“方便”和“有用”是“实用”的原则，学会了把一切关系都纳入到个人利害关系中来，其价值观念不断向个人本位主义、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方向偏移。
2、网络虚拟世界的普及化带来“他律缺失、自律下降”，并进而导致青年道德意识的逐步薄弱与淡化在访谈中，当谈到“现在很多网络上有匿名骂人的现象”时，有7位被访大学生表示已经习以为常。男生A说：“我就遇到过，可嘴长在别人身上，你有什么办法？”当被问及“现在网络上欺骗的现象很普遍，你们怎么看”时，绝大多数被访者表示“已经是见怪不怪了”。当被问及“你们是否会在网上撒谎”时，有6位被访者表示“会的”。男生D说：“我认为原则上只要不伤害别人，撒谎作为一种娱乐也无所谓啊。” 从以上访谈中，我们明显感受到互联网等大众媒介给青年道德意识和道德观念带来的深刻影响。现实世界中“界限分明”的荣辱是非标准，在网络世界里却变得日渐模糊而虚无。网络世界中“他律”的缺失，伴随而来的是青年自律意识的下降，并进一步影响青年健全完善的道德观念的形成和发展。同时，大众媒介对经济利益的单一追求，过于偏重商业化的操作，疏远了对社会热点和现实问题的关注，也导致大学生对社会发展中的问题缺少基本感觉和必要关注，“别太较真”、“玩玩而已”等“无所谓”心态在青年中的普遍流行，不利于大学生社会责任意识的形成和道德的发展。
（三）大众媒介对大学生行为方式的影响
1、大众媒介中的暴力文化因素对大学生行为方式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大学生的年龄、心理特点决定了其在社会化的过程中，行为方式很容易受到外界各种因素的影响。大众媒介作为青年生活世界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无疑对大学生行为方式产生重要影响。在访谈中，我们首先就当前大众媒介中的暴力文化因素与青年行为方式之间的关系，同被访谈者作了交流。当问及“现在一些大众传媒上充斥着一些暴力网游、刺激拼杀场面、震撼的音效，同时青年犯罪尤其是暴力犯罪现象也不时见诸报端，你们觉得这两者有关联吗”时，被访大学生普遍认为“有关联”。男生D说：“青年就如同张白纸，通过一些电视上的暴力镜头和游戏时在虚拟世界的身体力行，渐渐的白纸被混乱地涂鸦，最后影响到青年的行为方式。”女生I也说：“有的人就是受到网络上一些血腥和暴力画面的影响，把这些心理体验与现实生活混淆起来，认为生活中的一切也应该是这样的，真的蛮可怕的。”随着电脑和网络的广泛普及，各种负载暴力文化特质的影碟和电脑游戏被源源不断、“有声有色”地传输给青年。一方面，游戏中的暴力情节和帮派组织很容易使青年形成错误的暴力观念和帮派意识，进而混淆虚拟空间与社会现实的“天壤之别”。另一方面，网络虚拟社会的特点，决定了它很难形成像现实世界那样严格的社会规范，很多行为也难以受到规则的明确约束。如果大学生将在网络游戏中培养出来的任性、放纵、撒谎、粗鲁、不负责任等习惯带到现实生活中，轻则行为失范，重则可能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2、“浅阅读”这一阅读方式在青年群体中的日益流行当前，大众传媒深刻影响青年行为方式的另一个突出现象，是“浅阅读”这种阅读方式在青年群体中的日益流行。这在我们的访谈中也体现得十分明显。当问及“你平时看书主要是通过书本阅读还是在网上阅读”时，三分之二以上的被访者表示主要途径是网上阅读。当问及青睐网上阅读方式的主要原因时，男生H的看法颇具代表性：“网上很方便啊，想了解什么方面的内容，google上一点击就出来了，而且更新也快，还不用花钱，比买书看方便、划算多了。”在问及“平时喜欢看些什么课外书”时，绝大多数被访青年均表示喜欢看言情、武侠、虚幻、漫画类的流行热门书籍。而对于经典类著作，半数以上的被访青年则表示兴趣不大。女生I说：“也曾尝试过看
一、两本，挺吃力的。对我们这些年轻人来说，经典太沉重了，还是等到我们三、四十岁的时候再去看吧。”上面的访谈，非常典型地反映了当前大学生的阅读倾向和阅读方式。目前，以漫画、武侠、言情为主题的“快餐文学”，是大学生的阅读热点。同时，随着互联网在我国的快速发展，以网络为主体的即时在线浏览形式，已经成为当前大学生群体主流的阅读方式。与传统的文学阅读方式不同，“快餐式”、“跳跃性”、“碎片化”是这种新兴阅读方式的主要特征。从一个方面来看，以“快速、快感、快扔”为消费特点的“浅阅读”，符合现代青年追求休闲和娱乐的需求，满足了大学生在最短时间内、花费最小代价获取大量知识信息的需要。但另一方面，由此导致的“非导向阅读”、“功利性阅读”等现象，又对青年的人格成长、知识训练乃至价值观、世界观的塑造等产生了不良影响。
（四）大众媒介对大学生审美情趣的影响日益丰富、开放的媒介环境，为当代青年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生活空间，向他们展现了一幅多样化的生活图景，在使得青年的审美呈现明显的广泛性和多种选择性的同时，也对大学生的审美取向带来了更为复杂的影响。
1、大学生审美追求的感性化访谈中，当问及“你平时使用最多、最喜欢使用的媒介及其原因”时，得到的回答出乎意料地一致:“首选是电视和互联网，其次是报纸、杂志，最后才是书籍。因为同样的信息，网络上、电视中的画面、图像比较多，有意思、生动，有视觉震撼力，而且直观感很强；不像书本那样，很枯燥、乏味的，读一会儿头就开始发晕。” 由于现代媒介的影响，大学生更多地注重对事物的直观性体验，图形、图像正在日渐成为当代青年阅读的主题内容，“读图”——成为了当代青年最主要的阅读方式。文字对于他们而言，在某种程度上，越来越成为可有可无的东西。然而，由于青年对文字阅读的兴趣不断降低，从“字里行间”中去细细体味和揣摩的文学阅读方式，越来越不为青年所推崇，由此对青年的理性和逻辑思维能力产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从而导致思维的简单化和平面化。
2、大学生审美情趣的低俗化访谈中，一谈到近年来在电视、网络中大行其道的各类“选秀、造星类”娱乐性节日，如“超女”、“好男儿”、“我行我秀”等，大多数的被访者立即神采飞扬，纷纷表示自己是此类节目的忠实观众。其中，女生C说：“每周都会看。因为选手都有出众的外表，像我们小姑娘嘛，当然喜欢看看帅哥喽。”女生I说：“我最喜欢蒲巴甲了，只要有他出场的节目我都要看，最过瘾的一次就是和几个同学一起去了现场，感觉太好啦。” 大众媒介作为社会的一种公共资源，应该更多地关注对青年的正面引导，致力于提供健康、积极、具有震撼性的节目。然而，现代媒介出于商业、经济利益的需要，只是一味地迎合社会需求，制造了大量华而不实的文化快餐。放眼当下的媒介中各类娱乐性节目，需要深层次思考和有益引导的成分越来越少，而世俗化、庸俗化、肤浅化、过分娱乐化倾向等问题正日益突出，没有思想内涵、艺术质量的节目比比皆是，使处在思想发育期的大学生获取的信息缺乏应有的思想深度、道德力度和文化厚度，进而深陷“娱乐怪圈”中来。
三、思考与对策在一个日趋多元化的信息时代，如何切实发挥大众媒介在促进青年健康成长中的“正向”功能，最大限度地避免其负面影响，已经成为一个十分紧迫的重要课题。破解这一课题，需要政府、学校和家庭充分发挥各自优势，整合各方力量，“多管齐下”，形成贯穿各个层级、覆盖各个领域的联动、协调、互补、互动的教育网络体系。
（一）加大国家、政府的调控力度第一，要加强经常性的监督管理工作。国家有关管理部门和机构应加强对大众媒介信息服务的监督监管力度，定期进行整顿治理，规范市场秩序，严把审核关和监督关。如今年
（二）发挥学校和家庭教育的主渠道作用第一，学校作为对大学生教育的主阵地，应该在及时了解大学生思想动态的基础上，切实加强对大学生的引导工作，帮助他们更好地避免因接触大众媒介而带来的生理和心理健康问题，培养他们健全的人格和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同时，学校可以充分利用自身的有利条件，为学生创造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不断提高大学生的审美格调和鉴别力。第二，家庭是对大学生开展教育的重要环节，家长应该加强与学生经常性、“面对面”的交流与沟通，从中及时关注、了解他们所接触的媒介信息，并有意识地帮助他们辨别大众媒介信息的真伪，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同时，身体力行地倡导更为丰富、多元和健康的家庭生活方式，可以采取体育锻炼、家庭远足等方式，以便有效降低青年学生对于大众媒介的依赖性。
（三）大力推进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媒介素养教育是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其主要目的就在于帮助他们掌握必要的媒介知识，了解获取、利用信息的方法，建立起必要的抵御能力和防范意识，从而使大学生形成更为健全的媒介意识。目前，在一些大众媒介较为发达的国家，如澳大利亚、法国、加拿大、芬兰等，都已将媒介素养教育正式纳入正规的教育课程，并陆续发展出许多教学模式及课程教材以供参考。但这项教育工作的开展，在我国仍处于起步阶段。学校以其师资、教学设备等方面的优势，应该更加充分地发挥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的“主阵地”作用。一方面，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整合工作资源，逐步建立配套教育工作机制，并通过加强调查摸底、编制教育方案、制定完善考评细则等办法，统筹协调推进这项工作。另一方面，进一步拓展教育渠道，丰富教育内容，开展系统工作，让媒介素养教育进一步走进课堂，走进各类团队活动、课外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定期邀请相关专家学者和媒介从业人员开展媒介素质教育的知识讲座和辅导报告，与媒介、社区等联手共建媒介素养教育校外见习基地，让大学生更广泛地参与到校报、校刊、校广播站等校内媒体的工作中来，从中进一步获得关于媒介的切身体会和理性认识。总之，如何限制和消除大众媒介对大学生的负面效应和消极影响，更好地发挥其积极的正面导向功能，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有关部门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切实推动大众媒介更加主动、自觉地承担起在促进大学生健康成长方面应尽的义务和责任，更好地发挥大众媒体在引导青年、培育青年、塑造青年、影响青年方面的积极作用。
（黄洪基、方慧、陈宁）
第四篇：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的现状、经验及路径研究
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的现状、经验及路径研究
一、问题提出
“要完成乡村振兴这个宏大战略，需要汇聚全社会的力量”。事实上，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我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历史任务和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新旗帜、总抓手，本质上是一项高度复杂、任务艰巨的系统工程，不能仅依赖于单一主体的参与，而必须倡导政府、市场和社会等多元主体的共同合作。其中，社会组织作为具有高度社会属性的多元主体之一，是乡村振兴社会参与领域一个不可或缺的建设性力量，能够在组织引领、资源配置、能力建设等方面发挥显著作用。基于此，2018年和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均强调，要“发挥农村社会组织在服务农民、树立新风等方面的积极作用”，要“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科协、残联等群团组织的优势和力量……支持农村产业发展”，“要把组织动员社会力量支持参与乡村振兴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同时，《关于广泛引导和动员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坚的通知》更是明确规定，“参与脱贫攻坚是社会组织的重要责任”。此外，多次强调，“社会组织既是民众参与公共事务、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也是解决我国新时代主要社会矛盾的有生力量……要支持社会组织参与国内经济社会建设”。可见，社会组织作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一股重要力量，其地位和作用在公共政策层面获得了较为普遍的承认。然而正如有学者所言，“公共政策执行过程是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延续’，也是公共政策达到预期功效、解决实际问题的关键所在”。因此，需要同时关注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的政策依据和实际执行等不同层面的情况，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看，结合公共政策的实际执行层面来探讨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的议题显得更为重要。
结合既有研究来看，学术界关于社会组织和乡村振兴的研究已有较为丰富的成果积累，普遍承认国家、市场和社会是实施与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不可或缺的三大主体，因而重点关注乡村振兴多元主体参与的机制研究。其一，在国家层面，大多数研究者强调政府在乡村振兴进程当中承担着“总指挥”的角色、具有统筹全局的作用，因而需要激活政府的内在潜能以实现“优势治理”。同时，也有研究者认为，在发挥政府（尤其是县级政权）的主导作用时，应当规避其全能运行倾向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其二，在市场层面，小农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研究者重点探讨的内容，侧重强调二者作为市场的基本组成部分，在农村产业兴旺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一致认为，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完善农业结构、促进乡村振兴的微观基础和重要保障，需要按照“贯彻改革、激活要素、激活主体、激活市场”的要求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并积极总结“小农户生产扶贫”等有效经验，尝试反贫困治理创新；第三，在社会层面，涉及农民、乡村精英、社会组织等参与主体，但大多数侧重探讨农民主体性、新乡贤等议题。比如，有研究者梳理了农民主体性的内涵、特征和激活路径，并认为激活农民主体性是最为关键的策略。同时，也有研究者分析了新乡贤在乡村振兴当中的角色和作用，并强调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是后乡土中国社会知觉1的一个重要表征。可见，学术界在探讨乡村振兴的多元参与主体时侧重于国家和市场层面的探讨，而对社会层面的关注度不足，尤其是对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的议题较为忽视。
同时，就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这一具体领域来看，目前仅有部分研究者采取宏观分析策略进行了初步探讨，涉及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的理论依据、主要作用、发展路径等内容。具体如下：其一，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的理论依据较为多元，主要涉及结构功能理论、资源依赖理论、社会资本理论；其二，绝大多数研究者认为，社会组织是农村社会基础的网络面向，也是乡村振兴战略的组织保障和坚实堡垒，因而需要及时探讨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的创新机制和培育路径；其三，部分研究者结合乡村振兴的具体领域（如乡村文化振兴）或者社会组织的具体类型（如社会工作机构）对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的议题进行了探讨。
综上所述，第一，学术界对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的关注度较为不足；第二，研究处于较为初步的理论探讨和政策分析阶段，尚未有在运用社会资本理论等视角的同时专门基于田野调查而展开的实证研究；第三，对社会组织参与留守型村庄和深度贫困地区乡村振兴的研究较为薄弱。事实上，深度贫困地区大多集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于一体，主要位于我国的中西部，拥有大量留守型村庄，面临着贫困人口多、发展滞后等问题，这使得以留守型村庄为代表的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成为一场“硬战中的硬战”，需要积极动员社会组织等力量“万众一心、攻坚克难”，从而“攻克深度贫困堡垒，打赢脱贫攻坚战”。因此，“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何以可能和何以可为？”构成了笔者最初的问题意识来源。
基于此，本文尝试探讨以下问题：第一，何谓社会组织和农村社会组织？包括哪些主要类型和服务领域？第二，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具有哪些理论契合和内在逻辑？第三，留守型村庄面临哪些乡村振兴困境？这为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提供了何种可能空间？第四，社会组织在参与乡村振兴进程当中具有哪些典型经验？应当采取何种可行路径？
二、分析框架和案例选择
（一）农村社会组织的主要类型和服务领域
所谓“社会组织”，也被称为“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民间组织”等，它是介于政府和企业之间的社会团体，是在社会转型过程当中由不同社会阶层的公民自发成立的，具有非营利性、非政府性和社会性等特征。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民主政治建设的推进，社会组织得以迅速发展，而且在城乡一体化背景下，农村社会组织也获得了相应发展，呈现出发展迅猛、活动多元、类型多样的特征。因此，为有效了解和把握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应当及时探讨农村社会组织的主要类型和服务领域。
目前，学术界有关社会组织和农村社会组织的类型学划分尚未统一，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组织是指远离国家和市场的外延部分，主要包括社区基层组织、农村专业协会、工商注册非营利组织等。狭义的社会组织则主要指民间组织，包括根据现行法规在各级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社会团体、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等。同时，对于农村社会组织的类型学划分，大多数学者主要结合服务主体、服务领域、服务类型等维度着手进行探讨。从服务主体来看，主要包括党组织、自治组织、集体经济组织、草根组织等类型。从服务领域来看，主要包括文化体育组织、扶贫慈善组织、专业协会、环保生态组织、医疗卫生组织、女性团体、家族团体等类型。此外，从服务类型来看，主要涉及公益服务、知识普及、宣传教育、经济互益、维权、特殊群体服务等类型，而且结合现实发展情况来看，农村经济互益类、维权类、特殊群体服务类的社会组织较为缺乏。同时，有学者提出，“为进一步推动社会组织的发展，激活不同类型社会组织活力，促进其有效参与乡村振兴战略，应处理好传统社会组织与现代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发展型社会组织与保护型社会组织的关系......”。可见，关注农村社会组织的主要类型、协调不同类型农村社会组织的关系是保证社会组织有效参与乡村振兴的一个重要前提。因此，结合乡村振兴战略的总目标，深入分析农村社会组织的主要类型，能够使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的服务领域有更为明确的划分。
第一，文化体育组织和家族团体主要能够服务于乡风文明目标。事实上，丰富农村文化体育生活、形塑良好家风是有效推动农村乡风文明目标发展的重要桥梁和纽带。一方面，农村文化体育组织旨在开展贴近农村生产生活、符合农民现实需求的文化体育活动，有助于提升农民文化水平、丰富农民精神世界，从而形塑文明乡风。另一方面，家族团体延续了“乡土中国”的重要传统，是依托于血缘、地缘和祠堂文化等要素而得以形成的社会组织，包括村庄老人协会、红白喜事会等类型。由于家族文化是一种调节人际关系的重要手段，能够形成具有“礼治”特征的乡村治理模式，提倡守望相助的乡村互助精神，强调“尊祖敬宗睦族”的团体意识，从而为农村家庭发展和乡村建设提供有效的价值规范和道德引领。
第二，扶贫慈善组织主要能够助推农村生活富裕和治理有效目标的实现。扶贫慈善组织是参与乡村振兴和实现“扶贫济困”目标的生力军之一，旨在通过社会救济、慈善帮扶等组织化形式来保障农民基本生活水平、改善农民日常生活状态，从而促使农民“脱贫致富”和加快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可见，扶贫慈善组织的直接目的在于改善贫困人口的生活、实现生活富裕目标，而终极目的在于避免因贫困问题而导致乡村治理危机的出现，保障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和谐与稳定，从而促使治理有效目标的实现。
第三，各类专业协会旨在推动产业兴旺、生活富裕等目标的发展。它是指以农牧渔业等农副产品的生产、流通以及科技推广、基础设施建设等专业经济活动为纽带，由相关从业者自发组成的非营利性会员制组织。例如生产合作社、养殖协会等，能够有效促进农村产业发展，增加农民收入，从而提升农村生活富裕程度。其中，就产业兴旺目标而言，专业协会能够在技术指导、产业引领、人员培训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促使农村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协调发展，进而保证产业兴旺、生活富裕等目标的实现。
第四，环保生态组织能够有效助推农村生态宜居、治理有效等目标的发展。农村环保生态组织主要通过执行环境保护法律和法规、积极宣传环境保护理念、营造良好的生态治理氛围等具有组织化特色的形式来推动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落实。事实上，生态宜居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目标，是农村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因而需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发展观，从而推动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有序发展。可见，农村环保生态组织的直接目的在于推动生态宜居目标的实现，终极目的在于实现治理有效目标。
第五，医疗卫生组织主要服务于治理有效等目标。培育和发展农村医疗卫生组织是进一步贯彻、落实“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路径，同时也是不断完善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全面提升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综合能力的重要枢纽，能够在提升农村医疗卫生水平、提供较高质量的医疗卫生服务等方面发挥关键效用，有助于缓解农村“因病致贫”等问题的发生，进一步保障农民生产生活的有序进行，从而促使乡村振兴治理有效目标的实现。
第六，女性团体主要参与农村乡风文明、生活富裕、治理有效等领域的活动。事实上，留守妇女和女性团体是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的发展和有效实现乡村振兴、脱贫攻坚等战略目标的重要力量，既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受益者，也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推动者，和乡村柔性治理存在高度契合。比如，留守妇女有较为充裕的时间参与到村庄公共事务当中，并具有独特的女性优势，因而是乡村振兴的一股重要力量，需要进一步探索女性团体引领农村妇女参与社会治理的主要路径，从而有效实现乡风文明、生活富裕和治理有效等目标。
（二）案例选择：一个典型的西部留守型村庄
调研地A村属于典型的西部留守型村庄，地处四川盆地中南部，总人口2008人，其中外出务工650人、留守妇女165人、留守老人289人、留守儿童158人，留守人口比重高达30.5%。此外，残障男性64人，残障女性48人。目前，该村拥有10大社会组织，其中，村内社会组织主要包括女当家养殖专业合作社、志愿服务队、巡河队、村妇联、巾帼文艺宣传服务队、老人协会等6种，村外社会组织主要包括县妇联、乡镇抽粪队、乡村妇儿促进会、国际小母牛组织中国项目等4种。同时，也正是由于内外部社会组织的协同合作和共同参与，该村在乡村振兴、脱贫攻坚等工作当中表现突出，多次被授予省级、市场荣誉称号。可见，A村属于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程度较高的留守型村庄，并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因而具有典型代表性。
同时，结合来看，A村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呈现以下特征：第一，从总体数量上看，该村社会组织种类繁多，主要涉及文化体育、扶贫慈善、环境生态等多种类型，但缺乏医疗卫生等类型的社会组织。第二，该村既注重村庄内部社会组织的培育，也注重村庄外部社会组织的引入，从而形成了内外部社会组织共同合作参与乡村振兴的良好局面。其中，村妇联和县妇联的合作关系就是一个典型表现。第三，结合服务领域和组织类型这两大维度来看，该村社会组织在参与乡村振兴的进程当中主要服务于乡风文明、生活富裕和治理有效等目标，这也反映了社会组织在上述三个服务领域能够发挥更具针对性、更为有效的作用。第四，该村十分注重环保生态组织的培育和引入，从而促使该类型社会组织数量较多，并有效助推了生态宜居目标的完善。第五，该村存在一定数量的残障人士，但尚未建立相应的特殊群体服务类组织，这实际上也是留守型村庄社会组织发展普遍薄弱的地方。第六，注重留守妇女和女性团体在乡村振兴当中的作用。比如，巾帼文艺宣传服务队、乡村妇儿促进会、女当家养殖专业合作社、村妇联、县妇联等组织均是以留守妇女为主要行动主体或服务对象的组织，这实际上是该村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的一个鲜明特色。
三、理论契合：社会资本理论视域下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
乡村振兴战略作为一项系统性工程，既依赖于政府、涉农企业、服务和中介机构、社会组织、农民等多元主体的参与，也依赖于丰富的社会资本等力量的支持，从而有效解决农村产业发展滞后、环境污染严重、乡风文明衰弱、城乡发展不均衡等现实性问题。同时，从本质上来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农村发展不充分和城乡发展不均衡问题的必由之路，需要重点分析和应对社会资本缺失的问题，并尝试通过重建社会资本的方式来助推乡村全面振兴。有研究明确表明，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是农村社会资本重建的一个重要路径，能够发挥调动资源、引入资本、激活主体等功能。也正因为如此，社会学家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D.Putnam）基于社会资本理论视角认为，“在居民自治基础上形成的社区组织，能够产生更多的社会资本，而这些资本有利于提高社区治理绩效，有利于经济繁荣和社会团结和谐”[21]。因此，本文选用社会资本理论的视角，尝试分析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的理论契合和内在逻辑。
社会资本理论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学理论，最早由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提出。所谓“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就是指一个人由于拥有某种持久性的社会关系网络而使得其具有的实际或潜在的社会资源的总和。这种社会资源的总和即是一个人的社会资本量，它不仅受到关系网络规模的影响，还和关系网络中各个成员本身所具有的经济、文化、符号等资本容量存在必然联系。可见，社会资本并非是一种天然形成的关系，而是需要通过持续的、有目的的交往、协调、经营才能得以构建和维系，并且它的再生产依赖于“那些促进正当交换活动、排斥不合法交换”的各种制度。同时，皮埃尔·布迪厄强调，“一个场域的动力学原则，就在于它的结构形式，同时还特别根源于场域中相互面对的各种特殊力量之间的距离、鸿沟和不对称关系（即社会资本）”。因此，无论场域变化的形式如何，也无论行动者抱着何种动机引起场域冲突，社会资本都是场域变化最为重要的原动力。同时，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D
Putnam）也强调，“社会资本是社会组织的重要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的效率”。可见，由于社会组织具有社会资本等内在属性和特征，因而成为建立社区信任、形成社区合作网络、增加社会资本的重要力量，能够通过建构社会网络、完善社会规范等方式来实现社区社会资本的重建，从而有效推动社会运行和经济发展效率的提升。
基于此，有学者明确提出，“社会组织所具有的社会资本属性能够为我国农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以及生活富裕等目标的实现提供支持”。同时，结合罗伯特·帕特南社会资本定义中信任、规范和网络这三个维度来看，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具有高度的理论契合、符合相应的内在逻辑。具体表现为以下五个方面：第一，社会组织有助于提升农村社会信任、完善农村行动规范、增强农村信息流通，从而有效解决农村“三产”融合不深、生产要素不足、农业利用分享机制不健全等问题。第二，社会组织有助于平衡农村环境治理参与主体之间的矛盾，通过挖掘“熟人社会”所具有的丰富资源，能够助推农村利益诉求的一致化进程的发展，从而有效提升农村整体环境的治理水平。第三，社会组织有助于农村乡风文明建设，即可以通过完善社会道德规范、强化道德宣传网络、增强村民间信任程度等方式来提升农村整体文明水平。第四，社会组织能够为建立健全农村“法治”、“自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提供了重要基础，即可以通过健全农村社会网络的形式扩大乡村治理的范围，可以通过健全农村社会规范的方式提升乡村治理的效率，可以通过健全社会信任的方式缓和乡村治理所面临的众多矛盾和冲突。第五，社会组织能够为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实现生活富裕提供必要的条件和机会，即农村社会资本越强，能够促使农村劳动力就业机会增多、农村经济行为的规范性更加稳定、农村信任机制也更为完善，从而有效促使农村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四、可能空间：留守型村庄乡村振兴面临的现实境遇和主要困境
所谓“留守型村庄”，是指在村人口以留守妇女、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等群体为主的村庄，大多属于中西部一般农业型村庄，主要面临留守问题较为严重、基层党组织“老软散”现象突出等发展困境，这既给乡村振兴造成了一定挑战，也在某种程度上为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提供了可能空间。因此，必须明确的是，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不仅具有高度的理论契合，也具有充分的现实必然性，是解决乡村振兴现实境遇和主要困境的必然选择。
（一）在产业兴旺方面，面临产业结构单一、人才紧缺等问题
“农业兴、百业旺，乡村才会有活力”。产业兴旺既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首要任务和工作重点，也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基础和保障。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束缚，包括留守型村庄等在内的农村产业发展依然面临着诸多发展困境。具体如下：
1.农村产业结构单一，生产同质化的现象较为严重
早在20世纪90年代，我国就已经步入产业结构深化发展的阶段，农村产业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尤其是在农村产业经营方面取得了较为不错的成绩。但是，由于农村产业结构的长期不均衡发展，当前不少农村地区的产业发展仍然以第一产业为主，第二、第三产业发展较为缓慢，而且村庄特色产业的类型也较为单一，生产同质化的现象较为严重。比如，就调研情况来看，A村主要养殖售价较高的名贵鱼种，但由于获得一定经济效益后，周边村庄也开始跟风养殖，使得养殖呈现同质化，进而导致市场饱和、售价急剧下降，对A村养殖业等特色产业的发展造成了严重冲击。“其他村也开始养殖这个品种，我们村市场份额被分割，不少农户出现了赔本的情况”（访谈记录：20180718HFL3）。
2.农村新兴产业人才紧缺，产业培训的成效不够显著
人才是乡村振兴的第一资源，只有不断培育农村新兴产业人才，才能为农村产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力量支持，从而促进乡村振兴进程的发展。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多重因素的影响，农村产业面临新兴产业人才紧缺、产业培训成效不显著等问题。一方面，我国仍然处于人口大量从农村向城市集中的阶段，青壮年劳动力外流的趋势在短期内不可避免，使得“打工经济”异常活跃，并导致青年产业人才外流现象在留守型村庄、深度贫困地区日益突出。另一方面，在留守型村庄，能够参与到农村产业创新、互联网知识学习等活动的人员大多数为留守妇女，该群体受教育水平有限、知识观念不易更新，导致农村产业人才培训面临成本过高、难度较大、成效不够显著等问题。“村委一直比较希望在村里发展电商，但是人才方面比较紧缺，之前推荐了年轻女性去培训，但收获不大”。
（二）在生态宜居方面，面临环保观念薄弱、主体相对弱化等问题
“乡村振兴，生态宜居是关键”。良好的生态环境和自然景观是农村发展、建设最大的优势和最为宝贵的财富。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长期以来农业边际产能过度开发，农业农村领域的生态环境欠账问题突出，导致乡村振兴战略“生态宜居”目标的实现面临诸多挑战。具体如下：
1.农民环保观念较为薄弱，农村生态治理的集体合作机制尚未形成当前，农民收入增长速度放缓、收入来源普遍较为单一等问题是制约留守型村庄乡村振兴进程的重要因素。一方面，由于留守型村庄大多位于我国中西部深度贫困地区，长期受到历史地理和自然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使得该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相对落后，进而导致农民收入增长速度相对缓慢；另一方面，大多数留守型村庄的产业结构单一，同质化现象明显，主要依赖于传统的种植业，这使得农民收入来源也较为单一。“G村有专门的椪柑基地，而我们A村的话就很少，主要产业是冬枣种植、青蛙养殖，但种类还是较为单一……中间有差价，农产品销售时经常被中间商赚一笔”。
另一方面，农民集体合作的观念不强是阻碍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水平提升的重要原因。事实上，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农村呈现出从“乡土中国”向“后（新）乡土中国”转变的趋势，“公私游移”的现象明显，导致农民的集体合作观念不强。而且，这一状况在农村环境保护领域表现尤为明显，不少农民对包括环境保护等在内的村庄公共事务表现出“各扫门前雪”的态度，导致农村生态治理面临诸多发展困境。“我们A村是一个整体，所有村民要一起把卫生搞好，不能靠村长、生产队队长天天拿一把扫帚去扫大街”）。
2.农村生态治理主体呈现出主体相对弱化、参与积极性不高的特征
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主体是多元的，政府、市场和社会应当协同合作、共同参与乡村环境治理。然而结合现实情况来看，政府、市场和社会这三大主体均呈现出相对弱化的倾向。首先是政府层面，基层政府和村两委在农村生态环境治理过程当中面临着严峻的考核机制，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以应对上级部门的检查，导致在实际的政策执行过程当中较少能够综合考量农村生态环境发展的现实需求。其次是市场层面，由于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对培育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市场主体的重视程度不足，进而制约了农村生态治理水平的发展。最后是社会层面，大部分村民环保意识较弱，尚未认识到自身在村庄生态环境治理当中所承担的主体角色，片面认为政府和村两委需要承担主要责任，从而在村庄生态环境治理方面呈现参与积极性不高、行动较为消极的特点。“我们尝试通过参观和培训等方式来倡导绿色生态发展的理念，但是情况并不理想……经常有村民缺席”。
（三）在乡风文明方面，面临彩礼较重、家庭纠纷频发等问题
“乡村振兴，乡风文明是保障”。当前，随着我国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农民群众的精神面貌和农村社会风尚发生了可喜变化。但是也应当注意到，由于农村社会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个人主义、功利主义等思潮的蔓延，导致农村人情往来负担较重、家庭矛盾纠纷频发等问题日益显现。具体如下：
1.农村彩礼和人情往来的负担较重
随着农村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农民收入有效提升，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部分农村的成规陋习泛起，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其中，高价彩礼问题在留守型村庄表现明显。一方面，近年来各大新闻所曝光的“高价彩礼”事件大多集中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另一方面，“婚姻成了买卖”等内容成为中西部贫困地区百姓日常讨论的重要话题，“因婚致贫”的现象时有发生，这给农村发展和建设埋下了隐患。“我觉得衣服和酒肉都是应该的，属于人情礼貌，但十几万的彩礼就太多了，是在压榨我们老人的所有积蓄”（访谈记录：20180720WJH）、“我在村里的每月工资是1100元，但现在人情往来最低就得200元，去年有个月人情往来就2000多元，压力很大”。
2.家庭纠纷、情感矛盾和离婚现象频发，导致农村家风面临挑战
家庭是构成社会最为基本的单位，对于社会发展和稳定而言具有重要作用。然而，由于社会流动性的增强、家庭暴力的出现和婚姻观念的变化，使得包括农村地区等在内的整个社会离婚案件数量呈现快速上升的趋势，对传统家庭结构的维持产生了严重冲击。事实上，农村家庭纠纷、离婚现象频发等问题不仅是个人抑或是家庭问题，而且还是社会风气问题，关系到农村地区家庭风气的形塑、社会的稳定发展和经济建设的良性运行。同时，结合调研情况来看，A村属于离婚率较高的村庄，这在一定程度上和西部留守型村庄经济落后等原因有关，因而需要高度重视。“婚姻情感、家庭的矛盾倾诉大概会占到70%，特别多濒临离婚的妇女找我们求助”。
（四）在治理有效方面，面临治理难度大、农民的社会知觉不足等问题
“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事实上，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农村综合改革不断深入、农业政策不断完善，有效推动了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发展。但是，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农村社会结构、农业经营体系和农民思想观念受到了冲击，也使得农村社会治理面临着“新老问题交织”的重要挑战，从而影响和制约了农村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体而言，主要面临以下困境：
1.农民心态嬗变、群众纠纷频发，导致农村治理工作难度较大
一方面，由于农村社会心态的嬗变，农民的被剥夺感、不公平心态愈发明显，导致乡村振兴战略在治理有效方面面临一定挑战。事实上，因为农村贫富分化的长期存在，使得根源于比较心理的“仇富心态”或“仇穷心态”在农民群体当中蔓延。同时，因为部分农村公共事务的公开性、透明性不足，使得部分农民认为村庄利益分配存在不公平的情况，从而加大了农村社会治理的难度。“比如低保，不管是分给你还是分给他，大家都会有意见，因为从他们自己的角度来看，自己就是比其他人穷”。
另一方面，由于农村群众矛盾和纠纷日益多元、农民对基层政府的依赖愈发严重等因素的影响，人们对农村社会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的要求愈发严格，导致农村基层治理工作难度加大。事实上，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发生了重要嬗变，各类社会问题愈加突出、矛盾纠纷交织，同时，由于农民对基层政府的期待和要求与日俱增，导致农村基层工作负担较重，面临着众多风险和挑战。“现在农村基层工作实在不好做，老百姓的期待太高，依赖思想又太严重”、“你怎么和他们解释都没有用，是听不进去的，甚至说要去投诉”。
2.农村社会治安较为松散，骗局增多，导致农民利益受损
近年来，各种骗局在农村蔓延，种类层出不穷。一方面，相较于城市，农村社会治安较为松散，防控力量较为薄弱，农民的法律意识也相对淡薄。另一方面，留守型村庄在村人口大多是留守老人和留守妇女等，他们的鉴别能力、防范能力较弱，缺乏相应的农资知识和打假能力，导致不少偏远地区的农民容易被不法分子蒙蔽和利用，导致农村骗局等违法、违规现象高发。事实上，这些问题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利益，也给基层治理工作带来了一定挑战。“现在农村老年人特别容易被骗，别人随便拿点东西给你就把钱骗走了，以前经常有推销净水器、内裤什么的，都是一些假冒伪劣产品”。
3.农民的社会知觉不足，导致参与农村社会治理的积极性较弱
“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必须来自广大农民，只有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被充分激活，乡村振兴才有可能”。正如有学者所言，所谓农民的主体性是指农民在社会知觉这一要素的综合作用下，对个体状态、个体发展、群体凝聚、社会互动等内容的主动感知的过程。因而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激活农民的主体性和社会知觉，必须充分保障农民的主导权、参与权、表达权、受益权和消费权，并促使广大农民群体自觉参与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等工作。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农村在环境保护、政治参与等方面面临着农民参与积极性不高、社会知觉不足的问题，部分村民存在“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态，进而导致乡村振兴进程当中农民主体性和社会知觉并未得以充分激活。“说老实话，现在乡村振兴首要任务就是要把农民的思想整好了”。
（五）在生活富裕方面，面临收入单一、“因病致贫”等问题
“乡村振兴，生活富裕是根本”。相较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乡村振兴战略将“生活宽裕”升级为“生活富裕”，就是要让农民有稳定的收入来源，生活水平有更大的提高，从而有效解决“农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事实上，尽管在各大政策的支持下农村面貌得以显著改善，但是由于基础设施薄弱等因素的影响，留守型村庄还有不少贫困人口亟待脱贫，导致脱贫攻坚任务依然严峻。具体如下：
1.农民收入增长速度较慢、收入来源较为单一
当前，农民收入增长速度放缓、收入来源普遍较为单一等问题是制约留守型村庄乡村振兴进程的重要因素。一方面，由于留守型村庄大多位于我国中西部深度贫困地区，通常集革命老区、民族地区和边疆地区于一体，受到历史地理和自然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使得农民收入增长速度相对缓慢；另一方面，大多数留守型村庄社会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产业发展水平较低，产业结构单一、同质化现象明显，主要依赖于传统的种植业，这使得农民收入来源较为单一。“G村有专门的椪柑基地，而我们A村的话就很少，主要产业是冬枣种植、青蛙养殖，但种类还是较为单一……中间有差价，农产品销售时经常被中间商赚一笔”。
2.“因病致贫”现象频发，严重制约了农村家庭生活的可持续发展
“因病致贫”现象频发仍然是中西部留守型村庄、深度贫困地区需要重点面对和解决的一个问题，这严重影响和制约了农村家庭生活的可持续发展。事实上，尽管近年来医疗保险、大病救助等政策得以普及，城乡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得到有效缓解，但是由于农村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相较于城市更为缓慢，导致在医疗卫生保障等方面尚显薄弱，这也使得包括深度贫困地区等在内的农村“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的情况较为明显。“至少有二十几个得癌症的，最恼火的是没钱进大医院，村里有个尿毒症的需要换肾，四十多万，根本没有办法，当地的医疗水平太低。”
五、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的典型经验和可行路径
（一）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的典型经验
1.积极培育村庄产业组织，大力发展农村“留守经济”和特色产业
针对农村留守问题，有学者提出，不能单纯将农村留守人口视为一个问题群体，还应当从优势视角出发，正确看待留守人口在促进农村“留守经济”的发展等方面的正向价值。的确，尽管农村留守群体在很多场合被称为辅助或边缘的劳动力，但事实上该群体依旧能够充分利用农村现有的资源，开展丰富多样的经营活动、创新农业生产方式，从而使得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流背景下农村经济不至于凋敝。基于此，调研地A村积极培育村庄产业组织，大力发展农村“留守经济”和特色产业。具体如下：
其一，成立女当家养殖专业合作社。女当家养殖专业合作社由该村前任村支书和9位留守妇女、女性能人等共同发起成立，主要从事林下鸡养殖等活动，目前合作社会员共有103名村民，其中女性成员98名。此外，合作社共有5位技术人员（由生产经验丰富的农村中老年妇女担任），为当地农业生产免费提供技术服务和资源链接等帮助。因此，该合作社成员不仅积极分享产业发展经验，也积极带动周边村民发展，从而有效推动了村庄产业的多元化发展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建设。其二，积极发展竹编等村庄特色产业。由于村庄妇女大多数为留守妇女，需要负担赡养老人、儿童的责任因而不能长期外出务工。而该村所在县的竹编产业享誉全国，这使得发展竹编产业、参与竹编加工成为农村留守妇女提高收入的重要选择，也是农村产业兴旺的重要途径。因此，在当地政府部门的协助下，将县城的一个竹编企业引入村庄，在对当地村民进行基础业务培训后开始组织村民进行竹编生产和加工，并形成了相应的产业组织，使得大多数村民每月能够获得1300—1500元的收入，从而有效促进了村民收入的提升和村庄整体经济的发展。其三，积极培育农村青年人才，尤其是农村互联网电商人才。为了有效促进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A村积极探索农村电商及其产业的培育路径，在村妇联等社会组织的协助下，多次组织年轻妇女到北京等地学习互联网、电商等知识，尝试为村庄新兴产业的发展培育青年人才。
2.鼓励社会工作机构对接村庄治理，从而有效服务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
社会工作是以利他主义为指导，以科学的知识为基础、运用科学的方法助人的专业服务活动，它的终极目的在于助人，因而具有科学性、专业性等特征。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不断推进，社会工作参与乡村振兴具有高度的内在契合，在战略目标、工作内容等方面呈现出一致性。因此，政府购买农村社会工作服务以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成为乡村振兴战略的一个重要选择。基于此，A村积极鼓励外来社会工作机构介入和参与该村的乡村振兴进程。具体如下：
其一，积极对接村庄外部社会工作机构等社会组织。在县妇联的帮助和协调下，村庄获得了国际小母牛组织中国项目的资助，为当地村民提供了生产技能、环境保护、乡风文明和社区和谐等方面的培训，因而有效促进了该村乡村振兴在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等目标的发展。其二，积极鼓励村民参与县妇联孵化的社会组织所提供的各类服务和培训。当地县妇联孵化了乡村妇儿促进会等一批社会组织，并在各村庄积极开展模拟法庭、法律援助、互助小组等活动，及时调解农村家庭纠纷和情感矛盾，并有效增强了村民的法律意识和合作精神，进而在很大程度上助推了该村社会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
3.充分发挥妇联的引领作用，重视留守妇女在乡村振兴中的正向价值
留守妇女作为一个全国总数高达5千多万人的特殊群体，其生存和发展的状态不容忽视。有学者提出，“三留守”群体不仅是乡村振兴需要重点帮扶的对象，也是乡村振兴的主体力量，能够发挥正向价值。因而2018年全国妇联印发的《关于开展“乡村振兴巾帼行动”的实施意见》指出，“妇女是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力量，是乡村振兴的享有者、受益者，更是推动者、建设者”，这实际上为农村留守妇女参与乡村振兴提供了政策依据和行动指南。基于此，A村注重发挥留守妇女的正向价值，并通过组织、动员等形式激活该群体参与乡村振兴的积极性，有效促进了该村乡村振兴的发展。具体如下：
其一，充分发挥县妇联的引领示范作用，注重孵化和培育乡村社会组织。县妇联积极发挥其作为党和群众的联系纽带的作用，在县、乡、村倡导成立妇女小组、互助小组，从而为当地农民提供了较为丰富的资源链接网络。同时，围绕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等群体积极开展相应的“赋权”、“增能”活动，比如，对农村妇女进行维权意识的培训，侧重增强该群体的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等观念。此外，县妇联积极培育和孵化乡村妇女促进会等农村社会组织，旨在进一步延伸妇联的“手臂”，从而有效促进了乡村振兴的发展进程。其二，推动农村妇女代表大会改选，指导成立村级妇联，设立专职村级妇联主席。为了有效提升农村妇女地位，保障农村妇女参政议政的权益，县妇联积极推动村级妇联组织的发展和建设。具体来说，凡是村支书或者村主任为女性的，县妇联要求她们兼任村妇联主席，而原来的村妇女主任则担任村妇联专职副主席，主要负责计划生育、协助村妇联主席等工作。其三，积极发挥妇联在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培训、倡导作用。为有效促进农村生态宜居等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县妇联指导当地村庄推出了“农村最美庭院”、“好风尚评优评先”等活动，并且通过集体参观、小组培训等方式倡导绿色生态的发展理念。
4.注重发挥社会组织的优势，探索“一元多核”、“三治并进”的治理模式
事实上，由于农村社会组织是一种内生型的社会组织，具有草根性、志愿性、互助性等鲜明特征，因而能够在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加快脱贫攻坚工作进程等方面发挥一定的优势。基于此，调研地A村充分挖掘社会组织在乡村振兴和农村社会治理当中的优势，积极探索“一元多核”、“三治并进”的村庄发展道路。具体如下：
其一，注重发挥农村社会组织在“一元多核”治理模式当中的作用。所谓“一元多核”，是指以村两委为核心，群团组织、村民自组织等社会组织以及其他多元力量共同合作参与乡村振兴和社会治理。其中，村庄高度重视社会组织的作用。一方面，积极培育本村的社会组织，比如重点发展女当家养殖专业合作社、志愿服务队、巡河队、村妇联、巾帼文艺宣传服务队、老人协会等村级内部组织，从而有效提升农村自组织能力和社会组织水平。另一方面，积极引入外部力量参与乡村振兴，比如县妇联、乡镇抽粪队、乡村妇女促进会、国际小母牛组织中国项目等，为留守型村庄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外来社会资本，有效提升了农村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实现了社会组织为村庄“赋能”的行动目标。其二，以农村社会组织为行动主体，推动“三治并进”治理模式的有效发展。所谓“三治并进”是指通过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的方式，进一步实现农村在“自治”、“法治”和“德治”等三方面的有机结合。首先，在“自治”方面，主要是在制定村庄自治规则、村民自治章程以及完善村规民约等过程当中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用。其次，在“法治”方面，在村两委召开相关会议前举行“会前学法”活动，并由德高望重的离退休老干部、老教师组成老人协会（“和事老协会”），主要负责协调村庄纠纷、宣传法律知识，注重缓和农村彩礼问题，及时介入离婚等家庭冲突，积极提倡文明家风的培育，从而有效避免村庄矛盾和家庭冲突的恶化，进而促使“乡风文明”目标的实现。同时，该村也注重发挥妇联的作用，举办了诸如模拟法庭、法律知识下乡等能够有效宣传法律知识的活动，并通过现场演绎的创新方式来普及法律，使得当地农民的法律意识和观念有了较为明显的提升。最后，在“德治”方面，村庄通过开设道德讲堂等形式来宣传和弘扬良好家风，提倡互帮互助的乡镇精神，并成立了村级的志愿服务队，积极鼓励和引导当地村民参与村庄志愿服务活动，从而促使村庄道德文化氛围愈加浓厚。
（二）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的可行路径和综合策略
应当从乡村振兴战略的五大目标着手探讨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的可行路径，注重挖掘不同类型农村社会组织的差异化优势，采取协同合作、多元参与、精准施力的主要原则，构建一个较为系统、科学、全面的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的综合策略，从而有效实现乡村社会的全面振兴和可持续发展。
第一，在产业兴旺方面，应当以农村产业组织为抓手，综合施策、激活资源、加大培训，进而有效促使乡村特色产业的发展。其一，在外部社会组织和村两委的指导下，积极培育村庄内部产业组织，充分挖掘、激活农村留守人口的潜在资源和独特优势，以留守妇女为主要动能和行动主体，不断发展“留守经济”，进而有效促进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其二，结合地区优势，围绕特色资源，及时组建村庄特色产业组织和多类型的专业合作社，不断优化和升级农村产业结构，积极推进“一村一品”、“一村多品”等工作的发展，注重引导村民科学、合理地从事种养殖活动，从而避免农村产业发展的同质化现象，并有效构建具有村庄特色的产业发展模式；其三，注重农村新兴产业组织的培育和发展，及时引入外部有关农业科学和技术等方面的社会组织，进一步加强农村电商及其相关产业的培训力度，注重吸纳和动员农村青年的力量，不断提高留守妇女等群体的产业知识和生产技能，从而有效促使新兴产业在留守型村庄和深度贫困地区得以真正落地。
第二，在生态宜居方面，应当由农村环保生态组织牵头，鼓励村庄内外部多元社会组织的协同合作、共同参与，进而有效促进农村生态治理水平的提升。其一，由村两委、党员、德高望重的老人等牵头成立农村环保生态组织，并注重引入外部环保组织，吸收和借鉴先进的农村环境保护理念，从而将原子化的村民组织起来，形成一个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和合作的农村生态治理模式；其二，需要坚持因地制宜的理念，尊重当地农民的生活习惯和文化风俗，尝试创新农村社会组织在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宣传手段和培训方式，尽量采取演绎式等新型的、农民易于接受的方式宣讲环境保护和生态治理等方面的知识，从而有效提升农民的环境保护观念；其三，应当充分意识到，农村环境保护并非仅仅是环境生态组织这单一主体的责任，需要采取不同社会组织协同合作、共同参与的方式，即由农村环保生态组织牵头，积极和村两委、外部市场、群团组织、社会工作机构等主体进行合作，形成一个新型的农村环境保护联盟，在农村环境保护方面实现资源共享、多元合作，进而有效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生态宜居的目标。
第三，在乡风文明方面，应当注重发挥农村文化体育组织、宗族团体等社会组织的作用，以协调村庄矛盾和纠纷、强化家风和乡风等为主要目标，不断提高农村现代化程度和文明水平。其一，积极发展农村文化体育组织，注重结合当地特色和农民的文化习惯，进一步创新农村文化形式，不断丰富农村文化生活，提升农民的精神世界，从而引导农民形成良好的家风、乡风；其二，进一步加强农村老人协会等宗族团体的建设和发展，充分发挥德高望重的老人在农村治理、乡风塑造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及时引导村民形成合理的婚姻观、社会交往观，从而有效削弱农村高价彩礼、人情往来过重、家庭矛盾纠纷和离婚现象高发等农村问题的发生；其三，尝试村级妇联的建设和推广，积极挖掘农村妇女在农村治理等方面的潜在优势和积极作用，形成相应的农村妇女情感咨询室，鼓励和支持留守妇女通过推荐、选举等流程进入村两委班子，进一步彰显群团组织在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等方面的独特优势，从而有效缓解农村家庭纠纷和社会矛盾等问题；其四，基层政府和社会组织应当积极采取“送法下乡”、“组建法律宣讲小组”等创新方式，进一步提升农民的法律意识，增强相应的维权能力，从而不断提高农村的文明程度。
第四，在治理有效方面，以激活农民主体性为根本宗旨，充分发挥多元社会组织的引导作用，形成“合作治理”和“优势治理”等新型发展道路。其一，加强社会组织对村庄事务的参与力度，比如，需要发挥相应的职能，对农村各类矛盾和纠纷加以协调，对村两委等有关部门的工作加以监督，并尝试和其他社会组织形成联盟，共同参与基层治理，从而实现所谓的“合作治理”；其二，注重不同类型社会组织的差异化优势，针对农村治理问题的不同方面，协调不同类型社会组织的乡村振兴参与路径，各显优势，综合发力，从而有效实现“优势治理”的目标；其三，加强社会组织在农村心理建设、社会心态调整等方面的作用，及时关注新时代农民社会心态的嬗变，尝试以增加农村治理工作的公开度、透明度等方式来提高农民对基层政府的信任；其四，注重发挥农村留守妇女等群体的作用，以妇联等群团组织为外部动员力量，以留守妇女为关键引导者，加强思想动员，不断提高农民的主体性，从而激活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
第五，在生活富裕方面，应当注重农村医疗卫生组织、特殊群体服务组织等的培育和发展，从而有效缓解“因病致贫”、“因残致贫”等问题。其一，积极培育和发展农村医疗卫生组织，鼓励辖区医院和周边农村形成一种医疗合作联盟，并建立相应的医疗小组，为有需求的农村居民提供义诊和一对一服务，及时宣传相应的保健和医疗知识，从而有效缓解农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情况；其二，积极发展农村特殊群体服务社会组织，比如有关残障人士的社会组织。目前，农村较少关注到残障人士等特殊群体的需求，因而为避免“因残致贫”等现象的日益严重，可以倡导农村留守妇女等具有较强行动能力的村民和村两委、外部社会组织（如社会工作机构、国际NGO）等合作，共同推动特殊群体服务组织的建设和发展，从而有效关照农村弱势群体的现实需求；其三，积极形成村庄产业联盟，并在多方合作的基础上制定相应的议价机制，为小农户的收益提供相应的团体保障，从而有效实现农民收入的稳定增长。
六、研究展望
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是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一个重要议题。本文基于典型案例，运用田野调查、个案访谈等方法对社会组织参与留守型村庄乡村振兴的理论契合、现实境遇、可行路径等内容展开了系统研究。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和2020“后脱贫时代”的到来，还有一些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
第一，进一步比较村庄内部社会组织和外部社会组织在参与乡村振兴进程当中的差异。
第二，及时把握不同类型、层次的社会组织在参与乡村振兴时的角色与定位。
第三，注重分析和比较社会组织在参与乡村振兴时所呈现出来的地区化差异。
第四，进一步区分社会组织、社会工作、新乡贤等多元主体在参与乡村振兴时所承担角色的差异。
第五，尝试创新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的模式，积极构建一条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农村社会组织建设和发展的道路。
第五篇：中特—美丽乡村的历史与现状初步研究
美丽乡村的历史与现状初步研究
左青松
（河南农业大学 资源与环境学院 N1610004）
摘要：美丽乡村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美丽乡村是小康社会在农村的具象化表达，是农村改革发展稳定的凝练概括。本文试图通过概述“美丽乡村”的历史渊源，对“美丽乡村”建设的现状进行初步的分析。
关键词：美丽乡村；历史渊源；内涵；发展方向
党的十八大报告、十八届五中全会、近几年的一号文件、《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都明确提出要大力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美丽乡村。美丽乡村是小康社会在农村的具象化表达，是农村改革发展稳定的凝练概括。建设美丽乡村，是党中央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大举措，是在农村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总抓手。
第一章 美丽乡村的历史渊源
1920年周作人在《新青年》上宣布成立“新村北京支部”，在中国宣传并实践“新村运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以晏阳初、梁漱溟（1893—1988）、卢作孚等人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秉承救济农村即拯救国家的普遍认识，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规模大、时间长、波及广的乡村建设运动。从党的历史文献来看，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提出和使用过“社会主义新农村”概念。1957年3月，刘少奇在湖南长沙市中学生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指出，“合作化以后的农村是新的农村，农民是新的农民”，现在的任务是，要“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而努力奋斗”。这一时期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概念主要是从政治和所有制关系上说的。1960年：谭震林同志在二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关于《为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而奋斗》的报告中，提到“建设我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1964年1月在关于动员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决定中，号召广大知识青年立志“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积极下乡参加农业生产。显然，这里的“社会主义的新农村”概念不过是一个号召或政治口号。
改革以后，新农村的提法在中央文件中最早见于中发﹝1981﹞13号文件，其中提出“建设一个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农工商综合经营，环境优美，生活富裕，文化发达的新农村。”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也提到过“社会主义新农村”问题。1992年
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明确提出：要建设各具特色的美丽乡村。
“美丽乡村”建设是升级版的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之美既体现在自然层面，也体现在社会层面。开展“美丽乡村”创建活动，符合国家总体构想，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符合农业农村实际，符合广大民众期盼，前景广阔，意义重大。
第二章 美丽乡村的内涵
美丽乡村建设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具体要求，是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美丽乡村建设涵盖了以往的新农村、休闲农业、农家乐、乡村旅游等内容，目前在全国还没有统一的规定和固定模式，各个地方都在根据自身的特点制定各自的建设方针。
“美丽乡村”不仅是一个生态概念，还是一个经济概念，更是一个社会概念。美丽乡村不光有一个美丽的外表，关键在于提升农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实实在在地提高农民的幸福指数，它应该是结合了经济、政治、人文、生态、环境等方面的一个完美组合，这才是对美丽乡村的真正追求。美丽乡村建设不是“面子工程”，而是实实在在的民生工程，承载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生态文明创建的新使命。
“美丽乡村”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即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贫穷落后的山清水秀不是美丽中国，强大富裕而环境污染同样不是美丽中国。同时，建设“美丽乡村”需要科技、制度、文化等来保障，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环境与经济、人与社会的和谐。从这个意义上讲，“美丽乡村”由环环相扣的美构成。第一个层次是自然环境之美、人工之美和格局之美。这是建设“美丽乡村”的基础。第二个层次的美是指科技与文化之美、制度之美、人的心灵与行为之美。这是建设“美丽乡村”的必要条件。第三个层次的美是指人与自然、环境与经济、人与社会的和谐之美。这是建设“美丽乡村”的落脚点和归宿。
第三章 美丽乡村建设的意义与基本原则
2013年2月22日，国家农业部《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开展“美丽乡村”创建活动的意见》，其中提出了美丽乡村建设的意义、目标要求与基本原则。
一、美丽乡村的建设意义
（1）、创建“美丽乡村”是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位置，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
“美丽乡村”创建工作，不断丰富创建模式和内容。
第四章 美丽乡村建设现阶段仍然存在的问题
目前，美丽乡村建设活动在全国各地己经陆续启动，虽然取得一些成就，但在具体建设中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
（1）、群众参与美丽乡村建设的积极性不高。中国小农经济的传统导致农民群众在整村推进的美丽乡村建设中团结的积极性不高，即使政府采用各种方式积极引导，但是仍然无法短时间内彻底解决群众参与积极性不高的问题。
（2）、美丽乡村建设的资金不足。美丽乡村的建设要以巨大的资金作为保障，而且建设完成的美丽乡村后续经营仍然需要大量资金，仅仅靠村庄自身及政府的财力难以满足后续建设及经营。
（3）、美丽乡村建设的规划力度不够。随着“美丽中国”概念的提出，美丽乡村建设逐渐成为建设美丽中国的一部份，不可能一蹴而就，不能为了追求所谓的政绩而一味强调建设的进度，致使村庄在建设完成后呈现村不像村、镇不像镇、城不像城的局面，后续改造难度加大。
（4）、对村庄特色历史文化的保护意识不强。我国的美丽乡村建设通常与旅游业联系在一起，为了吸引游客前来，大肆盲目建设一些游乐设施、农家乐设施等旅游项目，而忽视村庄本身的文化塑造。
第五章 探究美丽乡村发展方向
党的十八大第一次提出了 “美丽中国”的全新概念，强调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明确提出了包括生态文明建设在内的 “五位一体”社会主义建设总布局。贫穷落后中的山清水秀不是美丽中国，强大富裕而环境污染同样不是美丽中国。只有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的和谐发展、持续发展，才能真正实现美丽中国的建设目标。
要实现美丽中国的目标，美丽乡村建设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在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中，第一次提出了要建设 “美丽乡村”的奋斗目标，进一步加强农村生态建设、环境保护和综合整治工作。事实上，农村地域和农村人口占了中国的绝大部分，因此，要实现十八大提出的美丽中国的奋斗目标，就必须加快美丽乡村建设的步伐。加快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加大环境治理和保护力度，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大力加大农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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