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银行关于中国GDP数据的调整及其存在的问题

第一篇：世界银行关于中国GDP数据的调整及其存在的问题

（内容提要：论文深入研究了世行调整中国GDp数据的原因、方法和结果，系统地阐述了90年代初以来中国统计体系和价格体制改革所取得的巨大进步，以事实为依据，利用大量翔实的资料，对世行的调整方法进行了逐项剖析，揭示出其存在的问题，阐明了这种调整方法已经不符合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世行不应再调整中国GDp数据的基本观点。

本文发表在《经济研究》1999年第6期。）

90年代初，世界银行派代表团对中国统计体系进行考察之后，发表了一篇考察报告：《转换中的中国统计体系》。报告认为，中国统计体系虽然进行了深入的改革，但其在基本概念、调查范围、调查方法等方面仍存在着很大缺陷:基本概念仍深深扎根于传统的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MpS），调查范围仍主要限于物质生产领域，调查方法仍以传统的全面行政报表为主；中国价格体制虽然进行了许多重大改革，但仍保留着传统价格体制的许多本质特征，许多产品的价格仍然处于政府控制之中。这些情况导致中国官方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数据的低估和速度的高估。1994年，世行发表了一篇专题报告：《中国人均GNp》。它以上述考察报告为依据，对中国官方1992年GDp数据进行了较大幅度的向上调整。世行公布的1993-1997年的中国人均GNp数据是在其调整后的中国1992年GDp（注1）总量数据和中国官方公布的经济增长率数据基础上计算出来的。因此，世行公布的中国1992-1997年人均GNp数据远大于中国官方人均GNp（注2）的美元折算数。本文阐述世行关于中国官方1992年GDp数据的调整及其存在的问题。

一、世界银行关于中国官方GDp数据的调整

世界银行对中国官方GDp数据的调整包括三个方面内容：一致性调整、范围调整和估价调整，综合调整比率为34.3%。其中一致性调整和范围调整是关于统计体系的不完善所做的调整，估价调整是关于价格体制的影响所做的调整。

世行关于中国官方GDp数据的调整情况简要概括在表1中：

表1：世界银行关于中国官方GDp数据的调整

调整项目 调整幅度 对GDp的影响(%)

自产自用的粮食 上调20% +0.8

存货增加 下调1/3-1.6

福利服务 10%企业劳动力从事福利服务 +1.6

亏损补贴 补贴视作政府最终支出 +0.8

一致性调整合计 +1.6

粮食产出 上调10% +0.9

蔬菜产出 上调30% +2.3农村工业产出 上调10-15% +0.6

农村服务业产出 上调50-60% +6.5

住房服务支出 上调40% +1.5

范围调整合计 11.7

住房服务 179.8% 1.5

全部其他行业-12.1%-43.0% 16.6

估价调整合计 18.3% 18.3

总计 34.3

注：

1、农村工业包括农村煤炭开采业、纺织业、消费品制造业和其他工业

2、农村服务业包括人文服务业、原材料服务业和其他服务业

3、全部其他行业包括粮食作物种植业、其他作物种植业、煤炭开采业、纺织业、消费品制造业、其他工业、人文服务业、原材料供应业、其他服务业

（一）一致性调整

从表1可以看出，世行关于中国官方1992年GDp数据的一致性调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农民自产自用的粮食

世行认为,中国统计体系以低于市场的价格估价农民自己生产自己消费的粮食。它假定对这部分粮食进行一致性估价将使其价值增加20%,这种调整使GDp上升0.8%。

2、存货增加

世行认为，中国对不能销售或不能按计算产出时所采用的价格销售的产出存货增加的计算存在严重的不一致性。它认为，一般来说，如果这些存货结转另一年，并最终被废弃或按大打折扣的价格销售，中国没有对GDp中的存货增加做相应的调整。因此，存货增加大于采用一致性估价所应有的价值量。世行因此将中国的存货增加调低1/3，导致GDp下降1.6%。

3、福利服务

世行认为,中国企业改革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将目前企业对职工提供的诸如住房、医疗等福利性服务市场化。这种改革的结果将导致GDp上升。世行假定有10%的劳动力从事相应的服务,并假定这些服务转向市场化。通过投入产出计算,这种假定使GDp 上升1.6%。

4、企业亏损补贴

中国统计规定,企业亏损补贴作为GDp的负项。世行认为,在许多情况下,企业亏损是政府价格政策的结果。从经济观点来看,这种补贴是对以优惠价格提供货物和服务的补偿,统计上应当处理为政府的货物和服务购买和政府对相应接受者的分配,即不应当作为GDp的负项,而应当作为正项包括在政府最终支出中。世行对这种处理方法进行了调整，结果使政府支出增加7%,导致GDp上升0.8%。

综合上述结果,世行将中国官方1992年GDp数据上调了1.6%。

（二）范围调整

从表1可以看出，世行关于中国官方1992年GDp数据的范围调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粮食

世行认为,中国的耕地面积被低估了十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与卫星测量的耕地面积相比）；同时，样本产量可能被高估了,综合两方面因素,将中国的粮食产出调高10%，导致GDp上升0.9%

2、蔬菜

世行认为,中国蔬菜产出价值的计算没有反映单位面积的蔬菜实物产量随时间和收获周期而变化以及市场力量正在鼓励蔬菜的非旺季生产(此时价格较高)情况,同时,蔬菜耕地面积的测算也是不准确的。考虑以上各方面因素,世行将中国的蔬菜产出价值调高30%,导致GDp上升2.3%。

3、农村工业

世行认为,村及村以下工业的产出被低估,因为相应企业通常没有完整的财务报表和不属于国家统计局直接管理的统计调查系统。农村工业的迅速发展和一定程度的偷漏税情况影响到产出的低估。某些迅速增长的农村工业,如建筑材料工业,高价格和高利润鼓励了产出的低估。利润低的行业,如煤炭开采业,也有低报的刺激,因为煤炭的自由市场价格较高。另外,世行也指出,为了夸大地方官员的政绩,农村工业也出现了高估产出的现象。综合上述因素,世行将中国农村工业产出调高10－15%，导致GDp上升0.6%。

4、农村服务业

世行认为,农村服务业,例如农村卡车和拖拉机运输服务业发展的非常迅速，但是中国没有一套系统的测算方案;农村服务业统计基本上没有包括临时生活和工作在城市的农村人从事的服务活动，例如大量的个体维修店的修理人员、小贩、餐馆老板、理发师和家庭佣人,等等。考虑上述因素,世行将农村服务业产出调高50%-60%，导致GDp上升6.5%。

5、居民住房服务

世行认为,中国居民住房服务既存在范围方面的低估，也存在价格方面的低估。从范围方面讲，城市和农村住房服务统计都不完整。中国的住房服务价值是通过住房面积、造价和折旧率等资料推算出来的，但住房面积资料不完整，城市住房面积调查资料没有包括居住在城市里的农村居民住房面积，农村住房面积调查范围的不完整性更加突出。世行假定国家统计调查网络覆盖了中国所有住房的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进而把中国的住房服务价值调高40%,导致GDp上升1.5%。

综合上述结果,世行将中国官方1992年GDp数据上调了11.7%。

（三）估价调整

世行认为,由于扭曲的价格体制和生产率方面的差异,中国工业的土地和资本回报率远高于其他行业，消费品制造业的回报率最高,服务业和煤炭行业的回报率最低,农业的回报率也比较低，中国进一步的价格改革将改变行业的营利状况。世行试图将各行业的土地和资本回报率调整到全国的平均水平。由于纺织行业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很重要,世行在估价调整过程中,保持该行业的价格不变，将住房和其他房地产业的价格提高,纺织业以外的消费者制造业的价格降低。世行利用1987年投入产出表对GDp进行了调整,结果使GDp上调18.3%。

综合上述三个方面的调整结果,世行将中国官方1992年GDp数据上调了34.3%。

二、世界银行关于中国GDp数据调整存在的问题

世行关于中国GDp数据的调整是建立在它对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统计体系和价格体制的了解和判断基础上的。90年代初以来，中国统计体系和价格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进步。就统计体系来说，随着国民经济核算制度的改革，基本概念和基本框架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向国民经济核算最新国际标准--联合国1993年SNA的转换；统计调查范围已经由传统的物质生产领域扩展到非物质生产领域；全面行政报表的统计调查方法已经被以普查为基础，抽样调查为主体的调查方法体系所取代；开展了多项普查，包括农业普查、工业普查、第三产业普查、基本单位普查，等等；许多专业统计采用了抽样调查方法，例如农产品产量调查、农村和城市住户调查、价格调查，等等。这一系列统计改革，使中国统计体系得到不断完善。就价格体制来说，中国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改革，目前，市场价格已经成为中国价格体系的主体。

具体说来，世行关于中国GDp数据的调整至少存在以下若干方面问题：

（一）一致性调整问题

1、农民自产自用粮食的估价

中国农业统计规定，农民自产自用粮食的价值，按出售的综合平均价格计算，这种综合平均价格综合了国家收购价格与市场价格两种因素。近些年来，中国粮食连续获得丰收，为了保护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国家的粮食收购价格已经高于，而不是低于市场价格，因此，上述综合平均价格不会低于市场价格。世行关于中国统计体系以低于市场的价格估价农民自产自用的粮食的判断，已经不符合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

2、存货增加

80年代末90年代初，受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还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只考虑生产不考虑市场需求和赢利情况。这些企业生产出来的部分产品可能销售不了，只能被废弃或按大打折扣的价格处理。因此，就当时的情况来说，世行把中国的存货增加调低三分之一，可能是不过分的。但是，自从党的十四大把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确定为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市场需求和赢利状况已经逐步成为企业生产决策的主要考虑。因此，企业生产的产品被废弃或按打折扣的价格处理的情况明显减少。所以，世行的调整比率不再适合中国目前的存货产品销售的实际情况。

3、福利服务

近些年来，中国进行的一系列企业制度改革，正在推动企业的福利性服务逐步走向市场化，企业从事福利性服务人员的比例正在逐步下降。因此，至少对于中国目前的企业情况来说，世行假定企业有10%的劳动力从事福利性服务的比例太高了，相应地对GDp的调整比例也就不合适了。

（二）范围调整问题

1、粮食

中国官方统计的耕地面积数据确实低于卫星测量数据，但是，卫星测量出来的耕地面积包括25度以上的坡地、河滩地、轮休地、沟渠和田间道路等等。这些地不能视同正常的耕地。所以，中国官方的耕地面积数据与实际耕地面积之间的差距不像世行估计的那么大。另外，除了农业统计包括粮食产量调查外，农村住户调查还编制农村住户农业生产情况表和农村住户粮食收支平衡表，分别反映农村住户粮食生产情况和年初粮食结存、年内粮食收入、年内粮食支出、年末粮食结存情况。这些不同类型调查能够对粮食产量统计起到校对作用。根据以上情况，中国的粮食产出数据与实际情况应当是比较吻合的，世行将其调高10%，必将导致GDp数据的高估。

2、牧业

世行断定中国统计数据低估了农业产出，事实上，中国的经常性农业统计还存在高估的成分。全国农业普查结果表明，1996年统计年报中的肉类产量高估了22%，猪、牛、羊存栏头数分别高估了20.7%，、21.1%和21.8%。因此农业总产出和农业增加值被高估了。针对这种情况，GDp应当相应地向下调整。这是世行所没有料到的。

3、农村工业

全国第三次工业普查结果表明：由农业部乡镇企业管理部门统计的农村工业总产值数据高估了18000亿元（1995年），占全部农村工业总产值的40%。显然，与世行的判断恰好相反，农村工业产出应当向下调整，而不应当向上调整。

4、农村服务业

世行关于中国农村服务业统计不完善的判断和数据调整对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中国统计状况来说，是不过分的。但是，中国在1993至1995年开展了首次第三产业普查，对包括农村服务业在内的全部服务行业进行了全面调查，同时，根据普查资料对GDp历史数据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

表2：第三产业普查关于服务业增加值和GDp数据的调整比率(%)

年度 GDp 第三产业 运输邮电通信业 商业 非物质服务业

1978 1.0 4.4 0.0 0.0 9.3

1980 1.1 5.2 0.0 0.0 9.6

1985 5.1 20.6 0.0 52.2 11.9

1986 5.3 21.2 0.0 58.1 12.41987 5.8 23.0 0.0 62.3 13.2

1988 6.1 23.4 0.0 65.1 10.7

1989 5.7 20.3 0.0 66.7 8.8

1990 4.8 17.2 2.7 67.6 8.5

1991 7.1 24.7 10.4 67.6 13.9

1992 9.3 33.1 9.5 88.7 21.7

1993 10.0 32.0 11.7 73.4 24.8

注：本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4》和《中国统计年鉴，1995》计算。

事实上，这种调整已经大大超过世行对农村服务业的调整。例如，世行对农村服务业数据的调整导致1992年 GDp数据上升6.5%,而第三产业普查之后，中国对同年GDp数据的上调比例达9.3%。因此世行对中国农村服务业统计的判断和数据调整已经不再适合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

（三）估价调整问题

90年代初以来，中国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价格体制的目标模式，价格改革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严重扭曲的价格结构得到明显改善。例如，从1990年到1997年，世行认为土地和资本回报率最低的服务业和煤炭工业价格分别上涨了222%和206%，而属于土地和资本回报率最高的消费品制造业的食品工业和纺织工业价格仅分别上涨96.8%和60.3%。特别重要的是，目前，市场机制在中国货物和服务价格形成中已经起了主导作用。货物的价格基本上由市场决定，除部分服务业，如居民福利性住房服务业仍偏离市场价格外，绝大多数服务业的价格也由市场决定。即使那些偏离市场价格的服务业也正在迅速向市场价格过渡。例如，随着住房制度的改革，住房服务将市场化，福利性住房服务不久将不复存在。

另外，有关部门在对33种具有代表性的商品进行国内外价格比较时发现，1998年11月，国内价格高于国际价格的有22种，占69%，其中包括小麦、玉米、大豆、豆油等农产品，硫酸、盐酸、尿素等化工产品，汽油、柴油等能源产品，铝锭、生铁等冶金产品，等等。

总之，在中国的价格形成机制、价格规模和价格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如果世行仍然依据1987年投入产出表对各行业进行价格方面的调整，也势必导致GDp数据的高估。

注1： 由于中国官方GDp和GNp数据差距不大，世界银行在计算中国官方人均GNp时是以中国官方GDp数据，而不是以GNp数据为基础。由于同样的原因，本文对GDp和GNp不加区别。

注2：中国官方人均GNp是按人民币计算的。

参考文献——

1.Document of the World Bank No.13580-CHA:China GNp per Capita，December15,1994.2.世界银行文件：《转换中的中国统计体系》，国家统计局内部翻译件。

3.国家统计局1998年制定：《国家统计报表制度》。

4.国家统计局1998年制定：《农村住户调查方案》。

5.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94,1995，1997，1998），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4、1995、1997和1998年出版。

6.许宪春著：《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改革与发展》，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

7.《价格监测与分析》1998年第22期

第二篇：中国历年GDP增长数据统计(1949-2008)

中国历年GDP增长数据统计（1949-2008）

（1977—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率：

1977 10.7%

1978 11.7%

1979 7.6%

1980 7.8%

1981 5.2%

1982 9.1%

1983 10.9%

1984 15.2%

1985 13.5%

1986 8.8%

1987 11.6%

1988 11.3%

1989 4.1%

1990 3.8%

1991 9.2%

1992 14.2%

1993 13.5%

1994 12.6%

1995 10.5% 1996 9.6%

1997 8.8%

1998 7.8%

1999 7.1%

2000 8.0%

2001 7.5%

2002 8.3%

2003 9.5%

2004 10.1%

2005 10.4%

2006 11.6%

2007 13%

2008 9%

新中国以来至（1950—1976）年工农业总产值的增长率：（此时中国官方没有计算国内生产总值，工农业总产值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

（1948年没数据，所以不知道增长率）

1949年 466亿元

1950 23.4%

1951 19%

1952 18.3(73.8%比49年）

1953 30.3%

1954 9.4%

1955 5.6%

1956 16.5%

1957(67.84%比52年）第一个5年计划

1958 32.2%

1959 19.5%

1960 5.4%

1961-31.0%

1962-10.1%(3.4%比57年）第二个5年计划

大跃进、三年人祸－1959年至1961年

1963 9.5%

1964 17.6%

1965 20.4%(55.04%比62年)

1966 17.3%

1967-9.6%

1968-4.2%

1969 23.8%

1970 25.7%(58.08%比65年)第三个5年计划

1971 12.2%

1972 4.5%

1973 9.2%

1974 1.4%

1975 11.9%(45.28%比70年)第四个5年计划

1976 1.7%

1977 10.7%

1978 11.7%(25.75%比75年)结束到改革开放前夕

（1966年5月－1976年10月）

1949年GDP基数为1.00；1957年为2.91；1978年为13.50；2007年为200.00

1978年GDP基数为1.00；2007年为15.00。

用1978年大陆人均GDP为200美元推算(倒推法没考虑人口增长)：

1975年人均GDP为159美元 1970年人均GDP为109美元

1965年人均GDP为69美元 1962年人均GDP为45美元

1957年人均GDP为43美元 1952年人均GDP为25美元

1949年人均GDP为15美元 按黄金价格计算则约为现在的2000元，当时黄金大概35美元/盎司

1949年－1970年世界石油价格稳定在1.9美元/桶，1973年3美元/桶，1974年12美元/桶。

2006年中国大陆人均GDP为 2300 美元，2006年台湾人均GDP为 16000 美元，2007年台湾人均GDP是中国大陆人均GDP的7倍

在1820-1952年期间世界经济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而中国由于技术落后、内乱和外国列强入侵，人均GDP反而从600美元下降到538美元，中国占世界GDP的份额从1/3下降到1/20。

中国在1952-1978年期间实行了新的国家治理模式，经济增长明显加速，GDP增长了3倍；不过人均收入只增长了80%，年增长率只有 2.3%，慢于世界平均2.6%的水平。屡屡发生的政治运动和种种体制缺陷导致了生产率下降。而1978年以来的30年改革时期中国经历了高速增长，在世界GDP中的份额从5%增长到15%，全要素生产率每年增长接近3%，人均收入增长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倍。

中国在改革期间的经济表现相当卓越。分析人士总结8条原因（参考）：1）农业改革先行；2）保持了国家完整统一；3）海外华人的投资；4）起点低的后发优势；5）计划生育控制了人口出生率；6）防止了俄罗斯那样的恶性通胀；7）没有像俄罗斯那样通过大规模廉价出售国有资产、创造超级富豪的方法来推进私有化，而是让非国有企业发展来自然取代国有企业；8）实现了与世界经济的接轨。

2006年年末全国总人口为131448万人

1949年 54167万

1953 年58796万

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1953年6月30日24时，全国人口总数为601,938,035人，（含大陆港澳台人口），其中28个省、市、自治区为为58260万人（不含港澳台人口）

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1964年6月30日24时，全国人口总数为72307万人，其中28个省、市、自治区为69,458万人，性别比为105.5，港澳台和国外华侨为2,849万人。

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截止1982年6月30日24时，全国人口为100391万人（不含港澳台人口），性别比为106.3。

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1990年7月1日0时的113368万人（不含港澳台人口），性别比为106.6。

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2000年11月1日0时全国总人口为129533万人。其中：祖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包括福建省的金门、马祖等岛屿）和现役军人的人口共126583万人，性别比为106.7。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口为678万人，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口为44万人，台湾省和福建省的金门、马祖等岛屿人口为2228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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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GDP(亿元)GDP指数 GDP增长率 人均GDP(元/人)美元/人

1978 3645.2亿元 100.0 0.0% 381元 226美元

1979 4062.6亿元 107.6 7.6% 419元 269

1980 4545.6亿元 116.0 7.8% 463元 309

1981 4891.6亿元 122.1 5.3% 492元 288

1982 5323.4亿元 133.1 9.0% 528元 279 1983 5962.7亿元 147.6 10.9% 583元 295

1984 7208.1亿元 170.0 15.2% 695元 299

1985 9016.0亿元 192.9 13.5% 858元 292

1986 10275.2亿元 210.0 8.9%

963元 279

1987 12058.6亿元 234.3 11.6% 1112元 299

1988 15042.8亿元

1989 16992.3亿元

1990 18667.8亿元

1991 21781.5亿元

1992 26923.5亿元

1993 35333.9亿元

1994 48197.9亿元

1995 60793.7亿元

1996 71176.6亿元

1997 78973.0亿元

1998 84402.3亿元

1999 89677.1亿元

2000 99214.6亿元

2001 109655.2亿元

2002 120332.7亿元

2003 135822.8亿元

2004 159878.3亿元

260.7 11.3% 1366元 271.3 4.1% 1519元 281.7 3.8% 1644元 307.6 9.2% 1893元 351.4 14.2% 2311元 400.4 14.0% 2998元 452.8 13.1% 4044元 502.3 10.9% 5046元 552.6 10.0% 5846元 603.9 9.3% 6420元 651.2 7.8% 6796元 700.9 7.6% 7159元 759.9 8.4% 7858元 823.0 8.3% 8622元 897.8 9.1% 9398元 987.8 10.0% 10542元 1087.4 10.1% 12336元367 403 355 419 520 469 703 775 821 864 945 1041 1135 1273 1490 343 604

2005 183084.8亿元 1198.7 10.2% 14040元 1739

2006

211923.8亿元 1337.7 11.6% 16024元 2052

2007 249530.6亿元 1496.9 11.9% 18868元

2005 183867.9 亿元 1200.8 10.4% 14103元

2006 210871.0 亿元 1334.0 11.1% 16084元

2007 257306 亿元 13.0%

2008 300670 亿元 9.0%

注：人均GDP反映一国人们的富裕程度

总量GDP反映一国的经济实力和市场规模

1971年以来历年官方美元兑人民币均价(1美元兑换)

年份 价格 年份 价格 年份 价格

1971年 2.462 1985年 2.937 1999年 8.278

1972年 2.245 1986年 3.453 2000年 8.279

1973年 1.989 1987年 3.722 2001年 8.277

1974年 1.961 1988年 3.722 2002年 8.277

1975年 1.859 1989年 3.765 2003年 8.277

1976年 1.941 1990年 4.783 2005年 8.0702（年末价）

1977年 1.858 1991年 5.323 2006年 7.8087（年末价）

1978年 1.684 1992年 5.516 2007年 7.39 ?

1979年 1.555 1993年 5.762 2008年 —

2553

1980年 1.498 1994年 8.619 2009年 —

1981年 1.705 1995年 8.351 2010年 —

1982年 1.893 1996年 8.314 2011年 —

1983年 1.976 1997年 8.290 2012年 —

1984年 2.320 1998年 8.279 2013年 —

=======================================

韩国历年GDP

从1962年到1989年，保持了平均8%的经济增长率。1982年到1987年，平均增长率为9.2%；1986年到1988年，平均增长 12.5%（汉城奥运会刺激）。1997年金融危机几乎摧毁韩国经济，1999年韩国经济复苏，增长率为9%（1999年）和10%（2000年）。2001年开始全球经济发展减缓（global 3.3%），韩国保持了5%～6%的经济发展，归功于出口产品中HDTVs和手机的大量需求（与中国贸易大幅增长）。

1963年，人均GDP 100美元，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

1977年，人均GDP 1000美元；

1987年，人均GDP 3000美元；

1997年，人均GDP 10000美元；

2007年，人均GDP 15000美元；

其1963年到1987年的经济发展被称为“Miracle on the Han River” Samsung Tower Palace（在韩国，被认为是财富的象征）

中国的2001年－2010年的发展相当于韩国的1977年－1987年，人均GDP很有可能从1000美元增长到3000美元，这黄金10年两国旗鼓相当，只是晚了20年。

现在就看1987－1997年韩国人均GDP从3000美元增长到10000美元的时期，中国能否在2011年－2020年赶超？

第三篇：信息部存在问题及调整意见

信息部存在问题及调整意见

超市经营已经有月余，经过一个月的调整和时间，信息部已经基本进入正常化工作状态，但是，目前还有很多问题存在着问题，这些问题直接导致超市经营状态的好坏。关系到超市的每一个环节。

信息部与收货部配合衔接中存在的问题

在信息入库中，收货部没有正确执行公司的一些制度，没有准确的按照公司采购部门出具的订货单据验货，往往按照供应商提供的随货单验货，条码缺失，商品信息不准确，字迹模糊，数量不明确，大小包装不标记。这些问题的存在，直接导致信息部工作量增大。信息部在没有接触商品的前提下，容易造成商品信息入库不准确，造成负库存。同时大小包装也是造成负库存的一个原因。

信息部与营运部门之间存在的问题

在活动商品录入，商品物价调整等方面，公司没有正确的管理制度，致使商品价格调整混乱，往往促销员，理货员直接来调价。同时活动商品不明确，导致商品促销变价不及时，变价混乱。同时促销商品信息不完整，有很多商品无进价，直接导致商品销售负毛利销售，同时活动方式无标记。信息部调整意见

1.由于前期商品把握不正确，造成商品信息负毛利销售、信息负库存销售。必须在近期做一个盘点，正确调整库存。调整商品信息。

2.信息部人员资源较少，工作量较大，商品信息入库，调整商品信息，维护销售系统安全，再人员配置中，稍显欠缺，希望公司能考虑实际，增加一名工作人员。3.尽快出台管理制度，完善公司管理体制。做到有条理可寻。提高工作效率。

百货大楼生活超市信息部

2011.10.1

第四篇：世界银行中国贫困评估报告

世行发布中国贫困评估报告‏

2009-04-17 23:29文章来源：联合国

文章类型：转载内容分类 ：新闻

世界银行4月8日发布的中国贫困评估报告指出，在过去25年里，中国这个人口大国在扶贫方面取得的进展让人叹服。按照中国官方贫困标准计算，中国农村 的贫困率从1981年的18.5%下降到了2004年的2.8%，农村贫困人口的数量从1.52亿下降到2600万。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计算，中国的扶贫 成就则更为显著。从1981年到2004年，贫困率从65%下降到10%，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从6.52 亿降至1.35亿，5亿多人摆脱了贫困。世界银行指出，在同一期间，全部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从15亿减少到了11亿。如果没有中国的扶贫努力，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数量不会有所减少。不过，报告同时指出，由于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按照国际标准度量，中国的贫困人口人数仍然 很多，在国际上排名仅次于印度。

第五篇：中国商品交易所存在问题

一些地区为推进权益（如股权、产权等）和商品市场发展，陆续批准设立了一些从事产权交易、文化艺术品交易和大宗商品中远期交易等各种类型的交易场所

证券和期货交易更是具有特殊的金融属性和风险属性

建立由证监会牵头，有关部门参加的“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部际联席会议”（以下简称联席会议）制度.对经国务院或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批准设立从事金融产品交易的交易场所，由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负责日常监管。其他交易场所均由省级人民政府按照属地管理原则负责监管

不得将任何权益拆分为均等份额公开发行，不得采取集中竞价、做市商等集中交易方式进行交易；不得将权益按照标准化交易单位持续挂牌交易，任何投资者买入后卖出或卖出后买入同一交易品种的时间间隔不得少于5个交易日；权益持有人累计不得超过200人。

不得以集中竞价、电子撮合、匿名交易、做市商等集中交易方式进行标准化合约交易。

（清整联办〔2015〕7号）

中央宣传部、国家网信办、高法院、高检院、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国土资源部、环境保护部、农业部、商务部、文化部、人民银行、国资委、工商总局、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林业局、知识产权局、法制办、银监会、保监会办公厅（办公室、秘书局、秘书行政司）：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的决定》（国发〔2011〕38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12〕37号）的规定，做好贵金属类交易场所（包括专营和兼营贵金属交易的场所）整顿规范工作，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部际联席会议有关成员单位和相关部门商定，联合开展贵金属类交易场所专项整治工作，现将《贵金属类交易场所专项整治工作安排》予以印发，请各单位按照职责分工抓好落实。

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中国证监会办公厅代章）

2015年8月20日

贵金属类交易场所专项整治工作安排

按照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部际联席会议（以下简称联席会议）统一部署，各省（区、市）人民政府于2014年7至9月组织有关部门开展了各类交易场所现场检查。检查发现，经过清理整顿，多数交易场所能够依法合规经营，发挥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作用，但一些商品类交易场所存在违规行为死灰复燃问题，其中贵金属类交易场所（包括专营和兼营贵金属交易的场所）违规情形尤为严重。2015年以来，针对贵金属等大宗商品类交易场所的信访投诉剧增，反映出贵金属类交易场所的整改规范进展迟缓。为有效遏制贵金属类交易场所违规行为，防范金融风险，维护社会稳定，联席会议有关成员单位和相关部门商定，联合开展贵金属类交易场所专项整治工作。专项整治的具体措施与职责分工如下：

一、指导和督促媒体加强自我管理，履行社会责任，维护社会公信力，不为违法违规交易行为提供任何信息服务。切实加强舆论引导，营造良好氛围环境。（中央宣传部）

二、协调从事广告联盟业务的互联网企业以及主要网站、论坛停止为贵金属类交易场所/ 4

及其会员、代理商、居间商进行广告宣传、业务推广、行情发布、信息发布。督导各网络媒体加强审发环节管理，不与未取得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机构开展涉及证券期货活动的商业合作，不为其提供证券期货业务类广告宣传、信息发布等服务。协调提供搜索服务和即时通信、社交网络工具的互联网企业，在社会公众搜索、使用某些敏感词时，向其提示风险。（国家网信办）

三、叫停除国务院或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批准设立的交易场所、依法设立的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以及专门从事贵金属经营的实体店以外的各类交易平台通过电视台、电台、报纸、期刊等媒体进行的贵金属广告宣传、行情发布等推广活动，包括交易平台会员、代理商、居间商的贵金属宣传推广活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四、加强广告监管，依法打击违法违规贵金属交易广告，加大违法广告曝光力度，净化广告市场。（工商总局）

五、督促郑大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北京金网安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北京时力科技有限公司、杭州高达软件系统有限公司、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所在地软件产业主管部门采取约谈等方式，要求上述公司认真清理自查已有交易软件产品，对不符合国发〔2011〕38号、国办发〔2012〕37号文件规定的，坚决从快予以整改完善。要求交易软件提供商进一步加强自律，对违反规定的有关企业依法予以处理。（工业和信息化部）

六、督促银行等金融机构、第三方支付机构落实国发〔2011〕38号、国办发〔2012〕37号文件要求，不为违规交易场所提供开户、托管、资金划转、代理买卖、支付清算、投资咨询等服务。（人民银行、银监会）

七、部署查处一批贵金属类交易场所涉嫌经济犯罪案件。严厉打击利用互联网等渠道进行非法经营、诈骗等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破坏社会稳定的违法犯罪活动，依法严惩违法犯罪分子，并适时曝光典型案例。（公安部）

八、指导各地商务主管部门加强对白银等贵金属（黄金除外）现货市场的行业管理，要求贵金属类交易场所回归现货市场。贯彻落实《商品现货市场交易特别规定（试行）》，做好全国商品现货市场的规划、信息、统计等行业管理工作，引导商品现货市场规范发展。（商务部）

九、在牵头拟订或审查全国或区域性改革方案、发展规划时，充分关注清理整顿有关政策，有关表述要与国办发〔2012〕37号文件关于设立交易场所应当“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审慎审批”的要求相一致，指导各地尽量依托现有交易平台开展相关业务。（发展改革委）

十、配合有关部门研究推进证券期货交易场所以外的其他交易场所监管立法工作，规范有关权益和商品交易活动，明确违法违规行为的法律责任等事项，逐步健全交易场所监管法规体系。（法制办）

十一、做好联席会议办公室各项日常工作，与各单位积极沟通协调，推动专项整治工作有序进行。同时，督促各地政府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完善长效管理机制，促进各类交易场所规范健康发展。（证监会）

大宗商品电子交易的现货交易模式，与商品期货交易模式的高度同质化问题，一直以来都成为我国大宗商品现货电子交易市场，屡犯政策禁忌，并至今仍在不断地被政策、法规“清理整顿”的主要诱因之一。

交易市场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随着近年来国内各类大宗商品电子交易市场的快速发展，原本客观存在的一些问题和风险也逐渐暴露出来。时至今日，笔者为您总结了大宗商品电子交易市场在发展中所暴露的主/ 4

要问题。

1、缺乏规范的法律、法规市场监管主体不明确

大宗商品电子交易市场在交易模式、风险控制、结算方式等方面，均效仿了期货的相关机制，但却缺乏类似《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等具有法律效应的管理办法来规范，准入门槛甚至低于传统市场，风险承担与其经营规模明显不匹配。

此外，大宗商品电子交易市场缺乏统一的监管主体，政出多门。因此，多数情况下交易所本身具有较大的特权，随意性较大，没有能对市场行为实施有效监管的第三方。另外，还包括风险管理机制缺失。

2、对现货市场的认识存在误区

大宗商品现货市场应该以服务大宗商品现货生产及贸易流通为经营目的，然而，由于其采用的交易机制与期货交易存在诸多相同之处，使得大宗商品电子交易被很多人称为“准期货”、“类期货”，再加之很多市场管理者、经营者，还在经营过程中“有意误导”。这些误区、误导，导致无论是投资者、还是市场的经营者，在市场运行过程中均未重视电子交易市场联系现货、服务现货的特点，投资者甚至无法了解到期货市场和电子交易市场的区别，而市场经营者则有意或无意地利用这一误解以获取大量盈利。

3、部分伪“非营利”模式导致市场存在利益纠葛。

现货交易所虽然是非营利性机构，但还是有部分大宗商品交易市场为了追求赢利，放松了对市场会员的监督管理，降低了对交易者的硬性约束，鼓励投机，造成了市场高成交、低交割，以及欺诈行为等问题的层出不穷。

这7家交易所分别是：天津贵金属交易所、江苏大圆银泰贵金属现货电子交易市场、浙江新华大宗商品交易中心、辽宁东北亚贵金属交易所、北京大宗商品交易所、北京石油交易所、深圳石油化工交易所。

在此之前，北京大宗商品交易所将现货白银等八个交易品种停开新仓，26日起现货电子交易业务停止交易商开户。辽宁东北亚贵金属交易所（下称东交所）从26日起逐步提高贵金属品种保证金至100%，停止建立新仓，并于11月16日强制平仓和下线，停止开展贵金属交易业务，未来转型为金融资产交易所。

10月30日，深圳石油化工交易所（下称深油所）发布公告表示，包括“前海油10”等交易品种将陆续提高保证金，并自11月19日起停止创建新订单，11月30日所有交易品种正式下线。

“保证金比例提高到100%，等于是没有了杠杆，停止开仓、开户也就等同于暂时关门了。”一位大宗商品现货电子交易资深市场人士告诉界面新闻。

商务部尚未批准任何一家交易市场从事原油、成品油交易，而这些交易的实质是打着现货交易名义进行电子期货交易。

信访投诉对象主要有天津贵金属交易所、江苏大圆银泰贵金属现货电子交易市场、浙江新华大宗商品交易中心、辽宁东北亚贵金属交易所、北京大宗商品交易所、北京石油交易所、深圳石油化工交易所等。

投资者反映的问题主要有“交易场所及会员机构、代理商开展违规交易”、“欺骗误导消费者”、“操纵市场”、“部分地方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不作为”等。

在这位资深市场人士看来，“在下发38号文（《国务院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的决定》）（国发[2011]38号）之后，各地确实关停了一批交易所，不过在这之后又迅速反弹，数量较整顿之前增加了五六倍。”他说，38号文确定了属地管理的原则之后，/ 4

审批监管权力下放，这使得交易所的审批监管出现了各地为政的局面，权力下放后彻底失控，整顿进行了四年，现在严格按照“38号文”规定来检查的话，没有一家符合规定。/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