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洪滨：扭转社会流动性下降趋势是当前根本问题

第一篇：蔡洪滨：扭转社会流动性下降趋势是当前根本问题

蔡洪滨：扭转社会流动性下降趋势是当

前根本问题

http://.cn2011年04月11日 08:29财新网

比经济转型更重大的课题，是如何改变社会结构，增加社会流动性——这也正是中国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财新网】(特约作者 蔡洪滨(专栏))从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发展经验来看，当一国人均GDP迈过3000美元的门槛之后，如果不能及时进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就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即人均GDP在达到一定水平之后，长期停滞在某一个中等收入水平。中国目前正处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关键时期，能否成功实现经济转型，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在于维持合理的高社会流动性。

中国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2008~2009)》把经济发展划分为三个主要阶段：第一，要素驱动阶段，人均GDP低于3000美元，增长源泉来自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激发基本生产要素的积极性；第二，效率驱动阶段，人均GDP从3000美元增长至9000美元，增长源泉来自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尤其是调动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第三，创新驱动阶段，人均GDP高于17000美元，持续增长的源泉来自创新活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活力。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按名义汇率计算，2008年人均GDP首次突破3000美元。可以说，中国已经走过了要素驱动的发展阶段，进入了效率驱动的发展阶段。显然，只有改变相对应的经济增长方式，中国才能保持长期的经济增长。这就是为什么我国经济必须转型的原因。

然而，根据世界范围内可得的跨国经济发展数据，可以发现，除少数国家人均GDP一直在1000美元贫困线上下波动之外，大部分国家人均GDP都能够从1000美元增长至3 000美元。然而，在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之后，多数国家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只有少数国家能够持续增长，进入发达国家行列。

目前学术界和媒体广泛讨论的一个问题是，中国会不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哪些因素可能会导致中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政府规模、收入分配差距、人力资本积累以及国民健康，与当今中国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密切相关，受到普遍关注。我们的初步计量研究表明：第一，政府规模过大，确实会对经济增长起反向作用；第二，在收入分配差距和经济增长之间，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第三，教育水平和经济增长有一定的正相关关系；第四，国民健康与经济增长也是正相关关系。

我们进一步的多元回归分析表明，没有任何一个经常提到的结构性因素，比如进出口比例、投资比例、外资比例、工业比例和通货膨胀等等，能够决定一国能否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简单地强调某一个结构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学术上是站不住脚的，甚至可能误导相关的政策讨论。

我们认为，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最核心的因素是社会流动性。具体而言，社会流动性的定义是上一代人的收入、教育和地位对下一代人收入、教育和地位的影响程度，其测度方式是收入、教育和地位在代际之间的相关系数。事实上，政府规模过大、劳动收入比例低和收入分配不均，都只是静态的不平等，并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社会流动性低、社会利益结构被固化，从而造成动态的不平等，必将导致长期经济增长的停滞。

关于社会流动性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厉以宁(专栏)教授曾经在《资本主义的起源：比较经济史研究》一书中指出，一个社会从刚性体制向弹性体制转变的重要环节，就是充分的社会流动性。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的2008年的研究显示，一个由精英阶层垄断社会资源的社会，能够实现短期繁荣，但是不能实现长期繁荣，这主要是因为精英阶层为了保护既得利益，会设置各种进入壁垒，导致社会流动性低下。

根据Hertz等学者2007提供的跨国数据，我们考察了社会流动性与GDP增长的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在社会流动性与一国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非常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受到“中等收入陷阱”困扰的拉美国家，例如秘鲁、智利和巴西，其代际教育相关系数分别为0.66、0.6和0.59。而大多数发达国家的代际教育相关系数都低于0.5，美国为0.46，欧洲一些国家是0.3左右。

从理论上看，进入中等收入水平以后出现的社会流动性下降，主要由于从“贫困陷阱”摆脱出来之后，要素驱动的经济增长必然会带来一定程度的社会分化，而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尚未建立起来，同时，在各阶层的利益博弈中，政府还无法扮演一个公平和中立的角色。这导致部分精英阶层利用制度和政策的缺陷为自己谋求利益，阻碍了社会流动性机制的确立和完善。此外，一个国家在要素驱动的发展阶段，社会流动性一般比较高，对于社会流动性的下降趋势难免关注不够，难以形成共识。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不是人们通常关注的某些结构性因素，而是保持一个合理的高社会流动性。

中国如何保持合理的社会流动性

在改革开放的开始20多年中，中国的社会流动性仍然是比较高的。但是，最近10年来，有各种迹象表明，中国的社会流动性有不断下降的趋势。2010年，Khor和Pencavel 在亚洲开发银行的工作论文中指出，2000年之后，中国家庭代际之间收入的相关性在上升，社会流动性在下降。

扭转社会流动性的下降趋势，是当前中国刻不容缓的根本问题，也是一个涉及多方利益、极为复杂和艰巨的问题。我们应该从四个方面展开努力：

第一，在体制上，一方面，需要改革户籍制度，打破城乡二元体制，让社会各阶层有平等的机会；另一方面，必须防止和根除各种形式的限制社会流动的制度障碍，放松各种市场准入限制和职业准入限制。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还要求我们对机会公平有正确的理解。对于起点低的人群，公平不仅意味着不受歧视，还要求在制度上有所保护。

第二，在政策上，一方面要大幅增加对教育和健康的财政投入力度，提高我国人均人力资本水平；另一方面，在投入的结构上，必须着重解决教育和健康的不平等。从长期经济增长的角度看，教育和健康资源分配的平等，可能比总量更重要。以日本为例，法律规定，全国的学校设施和师资要尽可能统一标准，东京最好的小学人均教育经费不超过最偏远山区小学人均经费的2倍，而目前北京等大城市最好的小学和我国偏远山区小学的差距却何止20倍。教育机会的公平获得是提高社会流动性最重要的渠道，而在这一点上，中国有逐渐恶化的趋势。

第三，要提高各类机构组织维护社会流动性的社会责任感。社会流动性的提高，最终要落足于各类机构和组织为所有人——尤其是起点较低的阶层人群——提供公平的就业和发展机会。各级政府部门、国有企业、公立学校和其他公共组织，都是用纳税人的钱运转的公立机构，理所应当在这方面承担更多的责任。我们的社会责任不仅在于捐钱支持公益事业，更重要的是推动社会进步，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给没有机会或者缺少机会的群体以更好的机会。

第四，要逐步形成增强社会流动性的社会共识，惟其如此，才能真正持久和贯彻。现在，很多社会公益救助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这是非常好的现象，政府应当积极鼓励和扶持，而不是限制和控制。

总之，中国社会现在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我们面临着经济转型这一重大课题，但是，一个更大的课题是如何改变社会结构，增加社会流动性。这是摆脱“中等收入陷阱”、保持长期经济增长的必然要求。■

作者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第二篇：蔡洪滨：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关键是增加社会流动性

蔡洪滨：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关键是增加社会流动性 比经济转型更重大的课题，是如何改变社会结构，增加社会流动性——这也正是中国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财新网】（特约作者 蔡洪滨）从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发展经验来看，当一国人均GDP迈过3000美元的门槛之后，如果不能及时进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就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即人均GDP在达到一定水平之后，长期停滞在某一个中等收入水平。中国目前正处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关键时期，能否成功实现经济转型，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在于维持合理的高社会流动性。

中国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2008~2009）》把经济发展划分为三个主要阶段：第一，要素驱动阶段，人均GDP低于3000美元，增长源泉来自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激发基本生产要素的积极性；第二，效率驱动阶段，人均GDP从3000美元增长至9000美元，增长源泉来自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尤其是调动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第三，创新驱动阶段，人均GDP高于17000美元，持续增长的源泉来自创新活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活力。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按名义汇率计算，2008年人均GDP首次突破3000美元。可以说，中国已经走过了要素驱动的发展阶段，进入了效率驱动的发展阶段。显然，只有改变相对应的经济增长方式，中国才能保持长期的经济增长。这就是为什么我国经济必须转型的原因。

然而，根据世界范围内可得的跨国经济发展数据，可以发现，除少数国家人均GDP一直在1000美元贫困线上下波动之外，大部分国家人均GDP都能够从1000美元增长至3 000美元。然而，在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之后，多数国家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只有少数国家能够持续增长，进入发达国家行列。

目前学术界和媒体广泛讨论的一个问题是，中国会不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哪些因素可能会导致中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政府规模、收入分配差距、人力资本积累以及国民健康，与当今中国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密切相关，受到普遍关注。我们的初步计量研究表明：第一，政府规模过大，确实会对经济

增长起反向作用；第二，在收入分配差距和经济增长之间，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第三，教育水平和经济增长有一定的正相关关系；第四，国民健康与经济增长也是正相关关系。

我们进一步的多元回归分析表明，没有任何一个经常提到的结构性因素，比如进出口比例、投资比例、外资比例、工业比例和通货膨胀等等，能够决定一国能否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简单地强调某一个结构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学术上是站不住脚的，甚至可能误导相关的政策讨论。

我们认为，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最核心的因素是社会流动性。具体而言，社会流动性的定义是上一代人的收入、教育和地位对下一代人收入、教育和地位的影响程度，其测度方式是收入、教育和地位在代际之间的相关系数。事实上，政府规模过大、劳动收入比例低和收入分配不均，都只是静态的不平等，并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社会流动性低、社会利益结构被固化，从而造成动态的不平等，必将导致长期经济增长的停滞。

关于社会流动性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厉以宁教授曾经在《资本主义的起源：比较经济史研究》一书中指出，一个社会从刚性体制向弹性体制转变的重要环节，就是充分的社会流动性。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阿西莫格鲁（DaronAcemoglu）的2008年的研究显示，一个由精英阶层垄断社会资源的社会，能够实现短期繁荣，但是不能实现长期繁荣，这主要是因为精英阶层为了保护既得利益，会设置各种进入壁垒，导致社会流动性低下。

根据Hertz等学者2007提供的跨国数据，我们考察了社会流动性与GDP增长的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在社会流动性与一国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非常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受到“中等收入陷阱”困扰的拉美国家，例如秘鲁、智利和巴西，其代际教育相关系数分别为0.66、0.6和0.59。而大多数发达国家的代际教育相关系数都低于0.5，美国为0.46，欧洲一些国家是0.3左右。

从理论上看，进入中等收入水平以后出现的社会流动性下降，主要由于从“贫困陷阱”摆脱出来之后，要素驱动的经济增长必然会带来一定程度的社会分化，而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尚未建立起来，同时，在各阶层的利益博弈中，政府还无法扮演一个公平和中立的角色。这导致部分精英阶层利用制度和政策的缺陷为自己谋求利益，阻碍了社会流动性机制的确立和完善。此外，一个国家在要素驱动的发展阶段，社会流动性一般比较高，对于社会流动性的下降趋势难免关注不够，难以形成共识。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不是人们通常关注的某些结构性因素，而是保持一个合理的高社会流动性。

中国如何保持合理的社会流动性

在改革开放的开始20多年中，中国的社会流动性仍然是比较高的。但是，最近10年来，有各种迹象表明，中国的社会流动性有不断下降的趋势。2010年，Khor和Pencavel 在亚洲开发银行的工作论文中指出，2000年之后，中国家庭代际之间收入的相关性在上升，社会流动性在下降。

扭转社会流动性的下降趋势，是当前中国刻不容缓的根本问题，也是一个涉及多方利益、极为复杂和艰巨的问题。我们应该从四个方面展开努力：

第一，在体制上，一方面，需要改革户籍制度，打破城乡二元体制，让社会各阶层有平等的机会；另一方面，必须防止和根除各种形式的限制社会流动的制度障碍，放松各种市场准入限制和职业准入限制。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还要求我们对机会公平有正确的理解。对于起点低的人群，公平不仅意味着不受歧视，还要求在制度上有所保护。

第二，在政策上，一方面要大幅增加对教育和健康的财政投入力度，提高我国人均人力资本水平；另一方面，在投入的结构上，必须着重解决教育和健康的不平等。从长期经济增长的角度看，教育和健康资源分配的平等，可能比总量更重要。以日本为例，法律规定，全国的学校设施和师资要尽可能统一标准，东京最好的小学人均教育经费不超过最偏远山区小学人均经费的2倍，而目前北京等大城市最好的小学和我国偏远山区小学的差距却何止20倍。教育机会的公平获得是提高社会流动性最重要的渠道，而在这一点上，中国有逐渐恶化的趋势。

第三，要提高各类机构组织维护社会流动性的社会责任感。社会流动性的提高，最终要落足于各类机构和组织为所有人——尤其是起点较低的阶层人群——提供公平的就业和发展机会。各级政府部门、国有企业、公立学校和其他公共组织，都是用纳税人的钱运转的公立机构，理所应当在这方面承担更多的责任。我们的社会责任不仅在于捐钱支持公益事业，更重要的是推动社会进步，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给没有机会或者缺少机会的群体以更好的机会。

第四，要逐步形成增强社会流动性的社会共识，惟其如此，才能真正持久和贯彻。现在，很多社会公益救助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这是非常好的现象，政府应当积极鼓励和扶持，而不是限制和控制。

总之，中国社会现在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我们面临着经济转型这一重大课题，但是，一个更大的课题是如何改变社会结构，增加社会流动性。这是摆脱“中等收入陷阱”、保持长期经济增长的必然要求。■

作者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