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桃云老师的传记 驿站回眸中国档案出版社最近出版十三划清界线

第一篇：李桃云老师的传记 驿站回眸中国档案出版社最近出版十三划清界线

十三划清界线

“界线”二字，从“界”字来看，首先是讲田地有界线，然后可能是指国土或地区有界线，再引申开来，自然是指事理或人物之间也该有界线。

西周社会的井田制，一个形象的“井”字把土地分成九份，就标明了封建领主经济下土地划分的份额和界线。儒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八个字，就高度概括并划清了封建道德礼仪的界线与标准，那就是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父要子亡不得不亡。

解放后，通过政治学习，大家开始明白了一个道理，一切事物皆以政治标准来衡量，香花与毒草必须分清。一切人都按阶级来划分，阶级观点必须鲜明，阶级立场必须坚定，不是革命就是反革命，中间道路是没有的。

解放前，一些先知先觉者，纷纷背叛自己的反动官僚地主家庭，与之划清界线，投向革命，而后成为了老红军、老八路、老干部。解放后，看到他们一个个光荣回乡，奉为上宾，好不羡慕，真后悔自己出生太晚、觉悟太晚，没有赶上好时候。就拿我的同父异母的大哥卢盛雄来说，由于他觉悟早，解放前高中一毕业就参加了革命工作，解放后历任黔阳一中校长，文教局长，县委办公室主任等职，全家、全村都曾以有这么一位老革命而自豪。相反的是我的二哥卢盛罴，不知道早早离开地主家庭，跟随大哥投奔革命，而乐意和父亲一起在家经营田地，土改时竟成了个地主崽子。兄弟俩泾渭分明，日后的境遇又是何等的不同！

还记得我的一个远房姨妈叫梅玉洁，解放初被定为反革命家属，因为她的丈夫是个反动军官，丈夫阵亡后，一直靠国民党的抚恤金维持生活。她没有改嫁，一辈子守寡，全心抚养着自己的独生儿子，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视儿子如自己的生命，没想到视如生命的儿子竟与母亲决裂。

儿子小名叫罗罗，由于娇生惯养，从小很调皮。他们母子俩租住过我家的房子，我们两家曾住在一栋房子里，他是独生子，我在继父家也算独生女，一到不上学，我在前屋睡懒觉，他在后屋睡懒觉，比赛看谁起得晚，两个母亲看到我们能吃能睡，无灾无病，都美滋滋的。我和罗罗每天一块上学一块回家，并同在一个班里，我坐前一排，他坐后一排，他在我的后面以我作掩护，常背着老师玩皮影戏。他用马粪纸雕刻了许多皮影，《西游记》里的人物几乎应有尽有，他自封 1

自己为孙悟空，常把我随意安排一个候补角色，在家里，在学校里，经常自排自演，嘴里还念念有词。我只愿当唐僧，坚决不演白骨精、猪八戒之类的角色，否则我就和他闹得不亦乐乎，他的妈妈总是压制他，要他让妹妹，因此他只得让我，输了之后总自宽自解说，男不和女斗。

解放后，我上了临湘县中，他没有考上，后来在家里不学好，更加的游手好闲了。没有了国民党的抚恤金，他母亲只得靠摆摊做小生意维持母子俩的生活，日子过得非常的清贫，且儿子又恨铁不成钢。据说有一次他母亲忍无可忍，狠狠地打骂了他一顿，并叫了几声“滚”，他狠狠地咬了咬牙说：“滚就滚，我早就想离开这个家，和你这个反动婆划清界线，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那是一九五零年，寒冬腊月出走，身无分文，什么也没有带，罗罗当时才十五岁。就这样再也没有见到他回来，再也寻找不到他的踪影，有传说他上了火车，到过长沙，到过醴陵，但追寻到哪里，都不见踪迹。罗罗是我儿时最难忘的小伙伴，我联想到他小时候爱玩皮影的情景，料想他一定是到西天取经去了，他一定经历了八十一难，可能到了理想的天国。可怜的梅姨，因儿子的出走失踪，精神很快分裂，不久也随之西去。

我在临湘县中读书，正值土改和镇反期间，家中凡是有杀、关、管的亲属，那真是有条毫不含糊的铁的界线，不得探视，不得暗地来往，还得从思想感情上划清界线，不得同情，不得怀有恻隐之心。

那时学校经常组织我们参加公审大会，记得有一次，一对四十岁左右的兄弟，哥哥是乡长，弟弟是伪保长，在宣判死刑按手印的时候，伪乡长仰天长叹：“我们兄弟二人既非同年同月同日生，为何同年同月同日死？”台下即大呼口号：“少说废话，不准放毒，打倒＊＊＊，打倒＊＊＊！”据说在台下领呼口号的那一个就是他们家的子侄。在我们的老师和同学中，这类事更是屡见不鲜，当时处决死囚的刑场就在离我校不远的河滩上，好奇的大胆的男生常到那里去玩，我们女生一般是不敢去的。反革命份子经过批斗公审，宣判死刑后，背上插上木牌，名字上打上红叉，押赴刑场时，一个个死刑犯的面目清晰可见，一阵阵枪声清晰可闻。在这些被镇压的对象中时有我们老师和同学中的父兄，年幼的女孩子能做到滴泪不流，年长的老师能做到声色不露，照样上课。他们是那样的明大义识大理，敌我界线、阶级立场是如此的鲜明而坚定。从他们身上，我懂得了什么叫坚强，什

么叫刚毅，我对他们佩服得五体投地。我经常反思，要是我，能控制住自己的情感吗，能管得住自己的眼泪吗，我感悟到自身性格的软弱，并料到自己今后不会有什么大出息。

到长沙女子师范上学后，一九五五年夏天又遇上反胡风运动，我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一度被扣上胡风份子的帽子，我怎么也不相信，不仅没和他划清界线，仍把他当恩师。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一九六六至一九七六年的文化大革命，我都跟不上潮流，当不上左派，政治上不得意自然事业上也不会得志。识时务者为俊杰，回想起来，当时的俊杰现在辉煌腾达者又有几人？平平庸庸一生者，但保住了良知，落得了心安。

在华师上大学期间，曾看到校园里多少男才女貌成双成对花前月下，到处理右派之时，多少情侣劳燕纷飞。一方成为右派，岂只是一般的在思想上划清界线，工作去向，劳改地区的鸿沟就把两人相距十万八千里。从而印证了一句古话，可略加修改为：“恋人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

记得高我一个年级的一位女生，她也是个湖南妹子，因在大鸣大放中，攻击了党的某位领导，而被打成右派，毕业时下放到鄂西山区去劳动改造，和她要好达三年之久的男朋友某助教，终于斩断情丝和她分手，临走时连送都未送她一程。我们悄悄和她告别时，多情的湘女哭成了一个泪人。

还有一位校友，几年后我们在宜都师范相遇，他是学数学的，才华横溢，在校时也曾有自己的女友。打成右派后，经历了劳动改造，也经历了情变，只得和乡下的表妹结了婚。他常感叹终身的两大错误：一是不该参加鸣放，二是不该和表妹结婚，铸就遗憾终身。在阶级斗争激烈的年代里，不仅一时失足千古恨，一时失言也恨千古啊。

到了文化大革命，阶级阵线就更为分明了，更不能有丝毫的模糊不清，地富反坏右五类份子，铁板订钉是专政的对象，其子女为“黑五类”。阶级队伍必须经常清理，地主资本家的父母怎能进入机关学校的大门，谁寄钱回去就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新揪出的走资派和牛鬼蛇神，亲属必须立即表明自己的立场，划清界线，反戈一击，争取站到革命阵营。

我们语文教研组的老组长武敬业，他是我们华师的老校友，比我大十岁，其经历就更为坎坷了。他和他的妻子本是青梅竹马和和美美的一对，他在中学教语

文，妻子在小学教语文，业务上互切互磋，同在县城里工作，有自己温馨的家，还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一九五七年孩子刚满一岁，妻子被打成右派，在极左思潮的威慑下，无奈只好和妻子离婚，为了孩子的前途，彻底脱离干系，要求将孩子判给了他。

一九五九年，我初到该校时，常见到一小女孩在办公室内或蹲在门外，后才知晓，我们这位组长为什么既当爹又当妈，大家都非常疼爱这位可怜的小姑娘。若干年后，他只得在老家找了一个农村妇女，由于凑合的婚姻，感情不和，武老师很少回家，该农妇强悍泼辣，常到办公室来揪住武的衣襟不放，打打闹闹，不是要钱就是要粮票，并质问他为什么不回家，武老师沉默不语，表情淡漠。老婆走后，我们劝他，他只是摇头，连说错错错，其内心痛苦真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

事隔九年之后，没想到又轮到女儿要和他划清界线了。一九六六年，因语文教学中的自由主义，曾讲过一些有关领袖私人生活方面的事，被戴高帽游街，并送进了牛棚。女儿叫平平，正上小学四年级。在邻居的关爱下，学习生活开始自理，这倒没有难倒她，可叫她难以接受又难以拒绝的是，有人经常找她谈话，要她和爸爸划清界线，要她检举揭发爸爸，在再三的动员和指导下，平平终于准备好了一篇批判稿。一天，牛鬼蛇神批斗大会在学校礼堂召开，武敬业等挂牌站在舞台两旁，发言的一个接一个，口号声此起彼伏。

突然全场鸦雀无声，一个小女孩走上了舞台，大家猛然一惊，果然是武老师的女儿平平，她拿出稿子念起来，至今令我印象最深的是这样的几句话：“他骗我，不告诉我有关我妈妈的实情，他说我的妈妈是个好妈妈，又漂亮又能干，现在到很远的地方去了，以后会回来看我的。现在我才知道了我的妈妈是个右派份子，我恨死她了。我也恨武敬业，他是个牛鬼蛇神，恶毒攻击我们伟大的领袖。我要和你们划清界线，我不要那样的妈妈，也不要这样的爸爸……”说到这里，平平呜呜的哭了，最后她扔掉稿子,不顾一切扑到了爸爸的面前，抱着爸爸的腿喊了起来：“爸爸，你看看我，你为什么要当反革命？我一个人在家好害怕。”全场肃然，台上台下为之动容，多少人在此时流下了不该流的眼泪，一场严肃的批斗化为了儿女悲情。为什么要将这些告诉孩子？为什么要把孩子牵连进来？给幼小的心灵制造如此沉重的创伤！回想起这惊心动魄的一幕，至今都叫人黯然神伤。

当然也有令人暗暗发笑的一幕。在那红色恐怖的年代，随之人们的智慧和应

变能力也在与日俱增。想起朱匹夫夫妇在全县批斗大会上上演的一折戏，至今都叫人忍俊不禁。朱匹夫是我校的教导主任，平日对政治很感兴趣，对党的方针政策和现实中的一些事物总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在政治学习会上常爱高谈阔论。一九五七年差点打成右派，一九五九年比右倾机会主义份子还右倾，对三面多次遭批判，因不是党员才未给他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帽子。文革期间自然是该对他算总账的时候。

一天，朱匹夫专场批斗大会在县礼堂召开。扩音器里惊天动地一声，把朱匹夫揪上台来！会场的口号声如狂风暴雨般的响起：打倒漏网右派朱匹夫！打倒反革命份子朱匹夫！朱匹夫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朱匹夫立于台中央，由两个红卫兵驾着，做低头认罪状。接着是批判发言，开始一个个慷慨激昂，义愤填膺，口号此起彼伏。发言都是老一套，列举罪状，引用毛主席语录，无限上纲上线，大会发言由冗长而转入沉闷。

正当大家有些无精打采之时，突然高潮迭起，一女子操湖南口音高呼口号，从礼堂门外大步冲入，纵穿会场，跃上讲台，指着朱大骂：“失匹夫，你平日不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不好好接受改造，爱翘尾巴，爱夸夸其谈，胡说八道，今天是罪有应得。要老实交待你的罪行，争取从宽处理。你要是死不改悔，我们娘儿们不背你这个黑锅，一定要和你一刀两断，何去何从，你自己取舍。”接着是做了一些鸡毛蒜皮的揭发。这两口子都是我的同乡，我都熟悉不过，朱的妻子是位出色的小学老师和少先队大队辅导员，善于辅导学生的文娱活动，有表演才能。

一九七二年，我和朱匹夫、危世琼等抽调宜都文化馆搞文艺创作，常在一起笑谈往事，谈到失匹夫两口子上演的那折戏，我们连呼：“匹夫，佩服！”朱笑而不答，似仍心有余悸。朱的妻子私下对我说：“不表态，不划清界线，我怎么能过得了那一关啊，大家都盯着我，工作组三番五次的找我。”

是的，在政治运动频繁，阶级斗争天天讲的年代，家有地富反坏右、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走资派的，亲属们都得过好这一关。否则就会遭到株连，就会遭到大字报围剿，揪出狗妻＊＊，打倒狗崽子＊＊。

为了表明自己与上述败类划清了界线，人们就这样上演了一幕幕悲喜剧。悲剧是严肃的，撕毁了多少亲情和真爱；喜剧是诙谐的，演绎了多少荒唐和无奈。

历史发展到今天，可喜的是通过改革开放，中国已进入法治时代。法治就是

依法办事，一人犯法一人当，其他人不得包庇、窝藏、做伪证，否则也要负连带的法律责任。在这一前提下对犯人，对犯人的家属更注重的是人文主义的关怀。在今天，高墙内外，狱警和犯人，犯人家属和社区，犯人和犯属之间演绎了多少真情而感人肺腑的故事。

犯人夫妻之间，公安民政部门，一般劝和不劝离，犯人的子女如无依无靠，政府和社区有妥善的安置和照顾，鼓励亲属探监关心亲人。犯人在监狱可学习文化，完成自学考试，可学习各种技艺，获取谋生的本领。表现好的节假日可假释回家，夫妻有团聚假，愿意结婚的可在监狱内举行婚礼。即使是死刑犯，在临刑前还要通知家属，可探视，可送食物，甚至还可以合影留念。法律无情人有情，尊重人的人格、感情和尊严，这正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最起码的权利和要求。以往是一个人犯法全家遭殃，一人有问题生拉硬扯，逼着所有亲属表态，划清界线，甚至连孩子都不放过。社会在进步，今天与过去真是文明与野蛮的天壤之别。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进行了二十五年，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建设方面都取得了令人刮目的可喜成果，确实可庆可贺。有比较才有鉴别，从过去走过来的我们，才真真切切地体会到这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