划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与西方民主制度的“四个界限”---演讲稿（范文）

第一篇：划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与西方民主制度的“四个界限”---演讲稿（范文）

尊敬的老师和各位同学：

大家上午好！我很荣幸能够站在这个地方，向大家表达一下自己对这个“四个界限”的看法。首先我得感谢我们小组的成员对我的信任与支持，同时也得感谢在座的各位同学，因为接下来我说的将是与主流思想相违背的，可能令许多人感觉不舒服的而又枯燥的几十分钟所要阐述的东西。

刚才我听了前面发言同学的见解，但是我想说的是：我现在必须完全放弃我已拟好的稿件，因为我不得不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我所思考的东西。而这些东西，我刚才说了，是完全与现在主流思想相违背的而又令许多人感觉不舒服的东西，但是我不得不说，只有表达出自己的东西，也许才能说实话，表达一部分人的思想。

今天的题目是要划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与西方资本主义政治民主制度的“四个界限”，但是我想在这里说的是：今天这个题目就是错误的。这种提法完全是出于社会意识形态非常浓厚的六七十年代，完全是计划经济的产物，而不是现在我们这一代人的主流思想，更不顺应当今历史发展的潮流。

首先说第一个在制度上的问题吧。资本主义政治民主制度与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究竟谁好谁不好？我看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未必就不好。就好比西方政治民主制度中的“三权分立”、“多党制”“议会制”等制度，你能说她不好吗？毕竟她体现了分权与制衡等关系，体现了民主制度的要求。但是你说他们的政治民主制度好吧，但实际上呢，也未必就好。比如西方现在普遍流行的”普世价值观”，认为世界上就资本主义制度好，而其他国家的制度落伍，代表了落后甚至是野蛮。但是实际上呢，却未必如此，就好比美国在伊拉克实行的大中东计划，想在伊拉克建立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以此为模板，推行西方现行的那一套制度，但是时隔这么多年了，结果大家都知道：每天的汽车炸弹与人肉炸弹，搞得美军狼狈不堪，费时费力不讨好，赔了夫人又折兵。反过来又看我们国家的制度呢，大家平时认为我国现行的制度不太好，但是我们如果照抄照搬西方的那一套制度，我看也未必太好，就好比现在的台湾与泰国，虽然实现了所谓的西方式民主，但是整天总有那么一些政党为了自己的那一点政治集团利益，争吵不休，甚至发动群众攻击政府，其结果就是国家经济没有一个稳定的发展环境，而使国家与国际社会的差距逐年拉大，至于什么国家尊严什么的，我看也无从谈起。

其次再说经济吧。西方的经济虽然避免不了由于其自身缺陷所带来的危机，但是我们也得看到，正是因为他们在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而使后起的国家少走了不少的弯路。他们虽然在国际社会上控制着经济的走向，但是我们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我们有一天发展到了足够的强大，我们是否也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而也这样做呢？就好像墨西哥国防法里面所说;谁要是动了我国的侨民，那就意味着战争”。没有一个强大的经济，就没有一个强大的国防。同样，没有一个强大的国防，也就没有保护自己国民的能力，更没有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能力。至于什么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那就成了一句空话和套话。现在我们仍然处在金融危机之中，虽然国家投资了几万亿，去鼓励产业结构调整，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这些钱都流到了楼市与股市，导致了一片欣欣繁荣，就好像美国的1929-1933年，更像是日本上个世纪的六十到九十年代，我不知道我们现在每天生活在泡泡中是应该庆幸快乐还是忧伤。对于泡沫，在经济学上早有过定义，那就是：要么在泡沫中疯狂，要么就在泡沫中死亡。我们现在每天生活在这一个巨大的泡沫中，要么是疯，要么是死。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们现在虽然号称世界第二经济强国，但是我国的经济结构却没有一个可以转换为军事强国的产业结构，如果股市和房地产可以转化为强大的国防科技实力，那么我们也该为这样的泡沫感到庆幸与欢呼，但是....................最后，我就说说文化。刚才看见老师说的腐朽的资本主义文化，难道资本主义文化就真的腐朽吗？如果真的腐朽，那世界上那么多西方的灿烂文化是怎么创造出来的呢？为什么现代社会那么多人喜欢西方国家的那些东西呢？为什么法国的时装可以引领世界服装潮流呢？为什么可口可乐可以圈战天下呢？我们一天天都把我国的四大发明挂在嘴边，说什么日本、韩国的文字还有一些文化都来自我国，是的，我们再说的时候都是一种引以自豪，但同时却看不起他们。但是你们可曾想过没有：我们引以自豪的东西，都是我们的祖先为我们做出的榜样，给我们的财富，但是我们现在能拿的出去引领世界的有什么？难道我们这些不肖子孙再说的时候不汗颜吗？内心就没有一点点对祖先的愧疚吗？我们为什么到现在没有培养出一个诺贝尔奖得主？为什么我们总跟着人家的屁股后面发展自己尖端科技？难道我们就比人家种族的人笨？难道我们就没有一个具有前卫思想的人吗？我看不是，这些都不是。那为什么我们会走到今天的地步呢？出了制度上的原因，我们得好好的检讨自己：为什么我们不敢讲实话？为什么我们不能容忍像纳什那样的疯子？为什么我们的有些教授不能静下心来搞研究，而要摸着砖头，鼓吹着投资股市与楼市，发展着“发票票，吹泡泡”经济呢？如果我们一天天就这样鼓吹着崛起，而没有其实质的东西，难道我们就可以这样崛起吗？我真的不知道。

柏拉图有句名言：灵魂有多少形状，国家就有多上形状。在世界上不可能找到两个完全相同的国家制度，因为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都是适应本国特定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而生长和发育起来的，我国的民主政治制度是这样，西方制度也一样，每个国家都是根据自己特殊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经济政治特点建立自己的政治制度和其他民主制度，就好像世界上不可能找到两片同样的叶子，因此世界上也就没有哪个国家是能照搬照抄别国制度而稳稳当当的让国之根基永存而高忱无忧的。

说了这么多，其实可以归结惟一句：民主只是个相对概念，而不是绝对概念。民主没有好坏之分，只有优劣之分，就好像管理学上所说的：管理决策没有好坏之分，只有适合与不适合之分。当一个国家的民主制度适合这个国家的特殊国情的时候，即使有不完善的地方，甚至是四不像，我们也就应该认为他是民主的，就好像是戴旭将军所说的一样：“我们国家现在在社会制度上实行的是社会主义，经济上实行的是资本主义，而行政制度上实行的是官僚主义，就好像是一台电脑安装了三套系统软件，且互相不匹配，但是他同样推动着我国各项事业的发展，因此你说能区分谁好谁不好的吗？”因此当我们沐浴着二十世纪和煦春风的时候，没有必要再抱着过去的意识形态，用计划经济的那一套在束缚我们的思想，而是要想余秋雨先生所说的那样：每个人都要有独立的人格。独立的去想问题，全面的去看待问题，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不管白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的就是好猫，为早日实现祖国的繁荣与民族的富强而辛勤耕耘，贡献出自己的那一份微薄之力。

第二篇：自觉划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界限

自觉划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界限

时间:2010年06月01 来源:《求是》

作者: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探索中国民主政治发展道路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创造性地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目标，从而初步回答了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中国如何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道路，一方面要坚持从国情出发积极推进民主，另一方面也要善于划清社会主义民主同资本主义民主的界限。

一

民主政治可以理解为一个社会在公民能够自由平等地发表意见的基础上，根据多数人的意愿进行决定的国家政治制度及实践活动。在人类历史上，曾出现过多种形式的民主，尽管这些民主的阶级实质、实现形式有着很大的不同，但是，它们之间也存在着一些具有共性的东西，比如，按照多数人意志进行决定的原则、程序化的原则、权力制约的原则、选举的原则等。

世界上任何国家的民主都是同自己的国情实际相联系的。中国国情的实际，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基本原则和核心要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鲜明特点。

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无论是发展民主还是实行法治，都不能离开党的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历史告诉人们，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坚持将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同中国国情紧密结合，建立了包括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等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制度，为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奠定了基础。同样，也正是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中，在深刻总结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正反两个方面经验的基础上，领导人民积极稳妥地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促进社会主义政治发展，使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有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现实昭示人们，坚持党的领导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客观要求。社会主义民主就是人民内部各个阶层的利益要求通过平等协商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进行表达和集合的过程。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运行过程中，社会各个阶层、团体都有着自己的利益诉求，如果没有一个能够协调各个方面、能够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政治核心在中间起着决定性作用，社会主义民主就不可能健康顺利地发展。在中国，这个政治核心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形式和途径，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才能真正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而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只有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法律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人民当家作主才能具有坚实保证。

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鲜明特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优越性的体现。这样一种民主具有独特优势。第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能够动员和组织人民作为主人翁积极投身于国家建设、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西方的议会制有着根本不同。西方的议会主要是立法机构，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则是体现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国家权力机关。西方的议员是职业政客，我们的人民代表则是来自人民群众的各个阶层，能够更好地代表和维护人民的利益。第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既有利于发扬民主、活跃国家政治生活，又有利于增进人民团结、维护国家政局稳定，有利于加强、改善共产党的领导和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作用，从而实现统一领导与广泛民主、富有效率与充满活力的有机统一。第三，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我国一个基本政治制度，对于加强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的关系，维护国家统一，加快民族自治地方发展，促进少数民族进步，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符合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有利于民族关系的和谐稳定和各民族的共同发展。第四，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作为我国的又一个基本政治制度，能够保证广大群众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是人民当家作主最有效、最广泛的实现途径。

二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就必须自觉划清社会主义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的界限。邓小平早就说过：“我们在宣传民主的时候，一定要把社会主义民主同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民主严格地区别开来”。（《邓小平文选》第2版第2卷第176页）我们必须树立这样的观念，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同样，没有社会主义也不可能有真正的人民民主。

民主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体现。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因此，社会主义的本质内在地要求实行人民民主。同时，我国的国体客观地要求实现绝大多数人的民主。民主首先是一种国家制度，在不同的国家制度下，民主的性质是不同的。社会主义民主是在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根据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意愿进行决定的国家制度和运行机制。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国体，是绝大多数人对颠覆和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极少数敌对分子的专政，这就为实现人民民主提供了保障。与社会主义民主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民主不管在形式上如何变化，它的实质仍然是资产阶级的统治，是少数人的民主，是以财产的多少来决定民主程度的民主。西方政治学家自己也承认：金钱是资本主义政治的母乳。所以，社会主义民主就其实质和发展前途来说比资本主义民主优越得多，两者之间的根本区别也在这里。

划清社会主义民主同资本主义民主的界限，还必须弄清楚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三权分立”不适合中国国情。邓小平曾明确指出：“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我们要坚持实行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而不是美国式的三权鼎立制度。实际上，西方国家也并不都是实行三权鼎立式的制度。”（《邓小平文选》第2版第3卷第307页）西方某些国家的“三权分立”政体，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的，是具体国家历史文化的产物。“三权分立”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家孟德斯鸠针对封建专制主义的皇权至上、不受约束而提出来的。鉴于在封建专制主义条件下封建皇权得不到制约、随便滥用的教训，孟德斯鸠提出建立一种立法、行政和司法互相平行、互相制约、互相监督的制度架构。应当承认，相对于封建专制主义制度，“三权分立”的思想和制度有一定的先进性和合理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种政体适用于所有国家、所有的社会制度。每个国家的政体一方面受国体所制约，另一方面又由各自的国情所决定。从实际情况看，也并不是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采用了“三权分立”这种政体形式。同时，即使是采用“三权分立”的国家，由于国情不同，政体的形式也各不相同。同样是代议制国家，英国就是君主立宪制，美国就是民主共和制；同样是民主共和制，美国是总统制，法国是半总统半内阁制，瑞士是委员会制。可见，不同国家之间由于历史传统和文化的不同，在政体上是不能照抄照搬的。与西方的“三权分立”不同，我国实行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个制度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符合中国的国情，也是我们党带领人民在探索中历史地形成的。这一制度充分体现了人民主权的原则，使人民的权利真正实现了高于一切。邓小平曾经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西方的“三权分立”进行过比较，认为我们的制度比西方更优越、更有效率。

第二，多党制同样不适合中国国情。邓小平说过：“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有什么好处？那种多党制是资产阶级互相倾轧的竞争状态所决定的，它们谁也不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我们国家也是多党，但是，中国的其他党，是在承认共产党领导这个前提下面，服务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我们全国人民有共同的根本利益和崇高理想，即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并在最后实现共产主义，所以我们能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邓小平文选》第2版第2卷第267页）我们之所以不实行西方国家的多党制，一方面是由于我国没有西方多党制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不同的经济基础决定不同的上层建筑。资本主义民主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既有各阶级之间的对立，又有资产阶级内部各利益集团的矛盾，这就产生了与之相适应的多党制度。而我国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决定了全体劳动人民和各个社会阶层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没有激烈的利益冲突，中国共产党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能够集中和协调各阶级各阶层各方面的利益。所以，在中国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另一方面是因为我国没有实行西方多党制度的阶级基础。由于我国已经消灭了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阶级斗争只是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在政治上有着共同的理想和要求，广大人民群众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没有基本对立的阶级，也就不需要人为地建立互相对立的多党制。同时，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也证明，多党制不符合中国国情。辛亥革命后，中国曾一度出现过多党并存的局面，其结果是使社会政治状况更加混乱。只有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才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巨大胜利，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及社会各阶层和团体的一致拥护和认可。这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地形成的，也经受住了实践的考验，不容更改。

(执笔：李良栋)

第三篇：西方民主制度与中国的民主制度之间的比较

西方民主制度与中国的民主制度之间的比较

美国大选刚刚结束，Trump战胜Hillary成为第45任总统。美国选举在中国引起一股热潮，甚至有些人说中国的关注程度可以和美国相媲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别的国家选举我们这么关注的现象？我觉得除了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大国，他的政策会影响全球外，还有个原因是我们国家民主并不如欧美国家直接和广泛。“民主”一词源于希腊字“demos”，意为人民。其定义为：在一定的阶级范围内，按照平等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来共同管理国家事务的国家制度。我们都知道，最早的民主来自于希腊，当时他们的民主是直接民主，民主制度发展到现在已经逐渐完善，独裁专政的国家已经很少了。但是西方和中国的民主制度却有一些异同，两种制度各有各的优缺点，也说不上谁好谁坏。西方民主制度

现代西方民主制度可以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的制度是现代西方各国民主制度带共性的东西，直接体现了制度的民主性；第二个层面是指政府制度。第一层次的制度有：选举制度、代议制度、政党制度、分权制度与司法独立、军队制度。第二层次的制度有以下几种类型：议会制、总统制、半总统制。制度只是一些构件，整个制度不过像一部机器。要使制度运作起来，就需要人们不断地为这种制度注入活力。在现代西方民主制度运作过程中，形成了其特有的运行机制:参与机制、竞争机制、制衡机制、纠错机制、法律机制，所有这些构成了西方民主的框架。

从这些制度看上去也许很完美，权力并不是掌握在个人手上不管是法律还是制度的更改都要经过多人的讨论。但是这个“多人”却很令人思考，虽然公民享有选举权，但常常被金钱、媒体、黑势力、财团等所影响和操纵，从而成了“富人的游戏”、“钱袋的民主”和资本玩弄民意的过程。

在我看来这种较为直接的民主方式的优缺点很明显，优点是每个人都可以较为直接的参政，而这也是为什么国外选总统首相时，候选人都会上台做演讲，演讲关于他的政治主张以及对自己在任职期间所需要做的事的承诺。因为每个人的选票都至关重要，每个人都有种我是国家的主人的感觉；缺点是制度的过于民主导致一些文化水平较低的民众不能准确客观的认知这个政策或候选人对自己的国家和自己的利益能带来什么，他们容易受到金钱的诱惑或其他的影响而被别人所操纵。同时过于宽泛的民主可能会使中央的政策不能很快的完成，例如英国修一条高铁花了两年还没动工，因为在高铁沿线的每一个人家都要进行协商，只要有一家不同意就要等到他同意为止。所以有一些好的政策不能很快的进行执行，导致工作的效率较低。我国的民主制度

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它是以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家政权；它是绝大多数人享有民主权利和对极少数敌人实行专政的统一。我们国家人民是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来间接的参政的，人民通过选择人大代表，人大代表通过参加人民代表大会来实现参政的。我国的制度是较为适合我国的国情的，因为我们国家是单党执政的，所以不会出现多党的混乱但是却滋生了党内的一些腐败问题。但随着舆论及媒体的发展，我相信这些问题一定会得到缓解。不过在我看来在我国中央的权力太过于集中，地方权力过于分散所导致的问题很明显，地方民众不能很好的享受自己的权力。并且地方官员并不是全部由地方选出来的，还有很多是从中央分配过来的。虽然人大代表是群众选出来的，但是民众不能正确的了解人大候选人。他们不会发表演讲或举行拉票活动，有些人甚至不知道自己选的人是谁，更不用说自己选他的理由。总结

各级人大从低到高虽然能够很好地处理好我国人口众多的问题，但却使得最底层的人民的意见被淡化。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很明显的感受到自己作为国家主人翁的形象，于是就有了开头所说的关注美国的选举情况，因为他们的不管是演讲还是电视答辩都是我们所没有的，我们为了满足自己参政的愿望开始主动关注别国的民主制度。

欧美国家率先走上民主的道路，于是他们成为了发达国家，在世界上领先别国。但是面对不同的国家要用不同的制度，我国的人代制度非常适合我国的国情。但是我觉得更应该鼓励群众参政，在选举时多进行宣传，让民众知道自己所选的人是谁？同时中央应该放权给地方，这样既可以减轻中央的工作负担更可以提高地方人民参政的积极性。所以说制度上的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让民众感到自己说的话有作用这才是真正的民主。二

小岗村虽为先行者，没有富裕成功，是因为小岗村没有能实现产业升级，发展工商业，始终围绕土地打转转，在整个农业衰败的前提，不可避免于失败，虽然失败，但小岗村的失败，带有陈胜吴广式的悲壮色彩。

南街村曾经富裕，但并不成功。它富裕的原因是抓住了产业升级的机会，同时得到了超额的资金扶持，广阔的外部市场和廉价的外来劳动力，这些市场因素的存在说明了南街村集体经济的虚伪性。政治上的光环不但没有给南街村带来持续的发展动力，反而因为钱来得过于容易而失去了市场的竞争性。所以说，南街村富裕但并不成功，因为这个富裕也是靠不住的。

把中国改革进程中的两个样本，小岗村与南街村互相比较，在社会快速变革的大背景后，谁是真的英雄？市场说了算，社会发展的规律说了算。、统筹城乡发展是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

科学发展观之所以把统筹城乡发展放在其他诸“统筹”之首位，是因为它是当前中国经济社会能否协调发展的关键所在。中国改革发展演变到今天，已经到了这样一个转折点即农村的问题不能只在农村找出路，必须联系城市发展即城市化探索解决农村的问题；同样，城市化的问题，不能只在城市中找出路，必须联系农村的发展探讨解决途径。这就是统筹城乡发展的真谛所在。固然，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经济现象，但中国把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制度化，却有明显的体制性特征。无论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重工业优先，还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过度的工业化、城市化追求，都在强化着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表现出持续强化的路径依赖特征。问题在于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是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体制，当前存在着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仅仅依靠市场的力量是很难得到化解的。这就必须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统筹城乡发展。

无论中国的城市化达到多高的程度，总有相当一部分人口留在农村，而这部分农民的发展与城市化是息息相关的。在一个开放的社会，在城市化进程中决不可能存在着世外桃源般的原始农村。农村居民也在不同程度地享受着现代化的成果，即现代城市的文明。有形城市化与无形城市化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在城乡差别还相当悬殊的情况下，要加快城市化进程是相当困难的，无论是进城的农民还是当地政府，都要为城市化付出高昂的成本，更谈不上短时间内把亿万农民工转化为市民的可能性。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农民工”、“城中村”和“小产权房”，是不可逾越的“三道坎”。中国城市化的难题不在于把农民转化为农民工，而在于把农民工转化为市民。农民工与市民的差别，是一种身份的差别，要剥离附着在农民工身上的种种不平等的差别，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城中村”和“小产权房”，也是件不容易解决的难题。仅深圳市，“小产权房”就占住房面积的49%。城市化不是城市居民的专利，农村居民也在城市化，如果农村居民不存在城市化问题，城乡差别怎么有可能缩小呢？我们把农村城市化理解为无形城市化。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为了启动无形城市化，强化无形城市化，克服有形城市化与无形城市化之间的不协调状况，以促进中国城市化的健康发展。

六、着力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加强公共性职能是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首要条件。公共性职能是政府为包括广大农村居民在内的全社会成员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职能，政府公共职能缺位是产生城乡社会问题、造成城乡不和谐的重要原因。政府的公共性主要体现在公平公正地面对城乡广大社会成员，无论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村居民，在配置资源方面都要公平公正，在提供机遇方面都要公平公正，在分享成果方面都要公平公正，归根到底，在制度建设方面都要公平公正。当前，要把重点放在解决最基础的最薄弱的“三农”问题，要着重于推进现代农业的建设，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农村义务教育及合作医疗制度建设，推进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设。加快建立城乡基础设施共同发展机制、城乡公共服务均等供给制度、城乡衔接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公共服务向农村拓展，社会保障向农村覆盖，向着城乡一体化方向迈进。一，加大对农村的政策支持力度，加强与农民生产和生活有关的基础设施和公共品的软件硬件供应。以往政府对农村的投资主要集中在农田水利建设等方面，考虑的只是生产性项目，而对直接关系农民生活的水、电、交通、通讯等重视不够。事实上，由于这些建设项目的公共品特性，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为此，政府在财政投资上，必须要改变观念，即政府不能局限于只向城市居民提供这方面的服务。要想使农村走向现代化，就必须抛弃那种只管城市市政设施建设、很少考虑农村地区的思想。二，促进农村金融的发展。采取政府与农民联合办理的方式，鼓励农民去参加医疗、养老、教育保险，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用于农民的农业保险，彻底解决靠天吃饭的局面，帮助农民在经济上规避天灾的风险。加强信用社，城镇银行等机构对农民的放贷力度，鼓励农民自主创业，在技术上支持，政策上扶持，政府要做好农民自主创业的“保姆”，帮助农民解决他们遇到的后顾之忧。鼓励风险投资等机构到农村投资，激活农村经济活力三，进一步开展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改革，应允许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确定并经批准为建设用地的农村集体土地进入市场，让农民分享土地增值的收益。对于有长期稳定的收益的公益性占地（高速路、机场），允许农民用农地入股；允许经批准为建设用地的农用地以租赁形式转为工商业用地。发扬经济民主，由村民自己来管好用好农村集体的这部分来自农地转为非农用途的收益，如前述的建立义务教育基金和医疗基金等。允许土地自由流通，完善农村土地市场。

四，加快农村保障体系建立的进程，让农民享受和城里人一样的社会保障体系。

五，加速城镇化进程，促进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对于大部分农民工来说，在大城市定居仍是不现实的，他们往往是在积累一部分资金后，回到自己家乡附近的小城镇从事二三产业。加速中国城镇化进程、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的一个重要战略仍然是发展小城镇。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中国目前遇到的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要想解决三农问题，任重而道远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旨在调整经济结构，使要素实现最优配置，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数量。需求侧改革主要有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供给侧则有劳动力、土地、资本、制度创造、创新等要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供求是双方面的平衡关系，供给侧方面的改革最终也是在创造需求，是在解决需求的问题。比如，减产能、兼并重组实际上是调整供给结构，把不需要的供给减下去，同时创造市场需求。行政性垄断行业改革也是这样，放宽准入的同时就是在扩大投资。制造业的增长以及转型升级、服务业的发展，都是通过供给侧的改革来创造出新的需求。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用增量改革促存量调整，在增加投资过程中优化投资结构、产业结构开源疏流，在经济可持续高速增长的基础上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就是优化产权结构，国进民进、政府宏观调控与民间活力相互促进；就是优化投融资结构，促进资源整合，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与优化再生；就是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产业质量，优化产品结构、提升产品质量；就是优化分配结构，实现公平分配，使消费成为生产力；就是优化流通结构，节省交易成本，提高有效经济总量；就是优化消费结构，实现消费品不断升级，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实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

三驾马车：从支出角度看，GDP是最终需求─投资、消费、净出口这三种需求之和，因此经济学上常把投资、消费、出口比喻为拉动GDP增长的“三驾马车”，这是对经济增长原理最生动形象的表述。“三驾马车”原意是指三匹马拉一辆车。中国古代以拉车的马匹的多少来区分地位，所谓“三驾马车”，不是说三匹马拉的车，而是说三匹马一组一辕，分前、中、后三组来拉的车。汉代以前，军队中还没有现在所谓的骑兵，而是战车，就是两马拉一车的模式。中军统帅的战车和其他不同，是三匹马来拉，也叫“三驾马车”，是统帅的标志。这是帝王等级的待遇，所以“三驾马车”这个词也就有最好的，最豪华的意思在里面 市场经济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市场规律是市场经济的无形之手，进行供给侧改革，就是要正确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按市场规律办事。国家宏观调控的目标是，稳定物价，促进就业，促进经济健康发展，实现社会供给与社会总需求的平衡。进行供给侧改革，有利于完善科学宏观调控，在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促进供给侧，也可以推动经济发展。生产决定消费，实现供给侧改革，有利于更好地发展生产，保障供给，转变生产方式，调整产业结构。科学发展观要求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必须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调整产业结构为突破口。

供求是双方面的平衡关系，供给侧方面的改革最终也是在创造需求，是在解决需求的问题。比如，减产能、兼并重组实际上是调整供给结构，把不需要的供给减下去，同时创造市场需求。行政性垄断行业改革也是这样，放宽准入的同时就是在扩大投资。制造业的增长以及转型升级、服务业的发展，都是通过供给侧的改革来创造出新的需求。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落实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从生产领域加强优质供给，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使供给体系更好适应需求结构变化。2015年以来，我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主要经济指标之间的联动性出现背离，经济增长持续下行与CPI持续低位运行，居民收入有所增加而企业利润率下降，消费上升而投资下降，等等。对照经典经济学理论，当前我国出现的这种情况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滞胀，也非标准形态的通缩。与此同时，宏观调控层面货币政策持续加大力度而效果不彰，投资拉动上急而下徐，旧经济疲态显露而以“互联网+”为依托的新经济生机勃勃，东北经济危机加重而一些原来缺乏优势的西部省区异军突起„„可谓是“几家欢乐几家愁”。简言之，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分化正趋于明显。为适应这种变化，在正视传统的需求管理还有一定优化提升空间的同时，迫切需要改善供给侧环境、优化供给侧机制，通过改革制度供给，大力激发微观经济主体活力，增强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新动力。

四、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的各项任务

要扎实深入有效地贯彻落实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关于全面依法治国和法治建设的各项任务。党的十八大提出法治建设的五大目标；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330多项改革任务中，大多数涉及法制改革；四中全会提出全面依法治国190多项任务，涉及法治建设的方方面面；五中全会明确要求必须“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加快建设法治经济和法治社会，把经济社会发展纳入法治轨道”。

所有这些内容，都对全面依法治国、加强法治建设、深化法制改革做出了系统全面、求真务实、可操作实施的顶层设计和战略部署。各个系统、部门和地方应当超越各自利益，站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立足“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和要求，不折不扣、全力以赴、攻坚克难地完成中央法制改革和法治建设的各项任务，努力实现法治小康的建设目标。

处理好改革与法治的关系

如何与时俱进地处理好改革与法治的关系？应当协调推进深化改革与法治建设，在改革进程中建设法治，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

全面依法治国要求，“重大改革要于法有据”，把发展改革决策同立法决策更好结合起来；立法不能回避矛盾和问题，要在矛盾的焦点上砍一刀；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中的主导作用，通过立、改、废、释和授权等立法方式，把全面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纳入法治轨道，等等。

然而，由于法律具有统一性和协调性，但改革发展的不平衡性特征，使立法在有些方面难以统一和协调；法律具有明确性、规范性和可操作性，但改革发展的渐进性特征，使立法在整体上难以做到准确、规范和可操作；法律具有稳定性，但改革发展措施的探索性和试验性特征，使立法不得不经常修改甚至废止；立法具有相对的滞后性和保守性，而深化改革要求立法应当具有引领性和突破性，往往使立法难以适应快速变化的改革要求。

为此，在一些旧的法律法规需要修改完善，诸多新的法律法规没有产生出台的“法律过渡期”、“规范空白期”，立法机关应当进一步解放思想，用改革思维和快捷速度为深化改革提供法治引领和保障，创新立法方式，加快立法步伐，尽快扫清各项改革措施在地方、部门、行业和基层贯彻落实中遇到的法律和政策障碍。

与此同时，各级政府要积极探索、勇于作为、主动出击，积极争取人大的授权和立法引领，而不能推诿懈怠、消极等待。凡是承担法制改革任务的地方和部门，“都要知责明责、守责尽责，各就各位、各负其责。牵头部门对经办的改革举措要全程过问、全程负责、一抓到底。”

加快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

加快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其关键点，一方面在于加快重点领域立法，坚持立、改、废、释和授权并举，通过立法充分体现和落实“五大发展”理念：

在推动创新发展方面，应当加快编纂民法典，制定环境保护税法、增值税法、资源税法、房地产税法、耕地占用税法等，修改土地管理法、专利法、著作权法等；

在推动协调发展方面，应当制定发展规划法、能源法、粮食法、农村土地承包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

在推动绿色发展方面，应当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修改水污染防治法、循环经济促进法、森林法、草原法、矿产资源法等；

在推动开放发展方面，应当制定关税法、船舶吨税法、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修改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和外资企业法等；

在推动共享发展方面，应当制定基本医疗卫生法、中医药法、农村扶贫开发法，修改职业教育法、民办教育促进法等。

另一方面，应统筹推进民主科学立法，不断提高立法质量。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统筹法律法规制定、修改、解释、废止以及授权、配套、清理、备案等工作；完善立法体制，健全有立法权的人大主导立法工作的体制机制，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明确立法权力边界，从体制机制和工作程序上有效防止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法律化；完善立法过程和立法程序，加强人大对立法工作的组织协调，健全立法起草、论证、协调、审议机制，加强立法的针对性，推进立法的精细化；努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的精准度和有效性，为良法善治提供充分完备的法律前提。

加快建成法治政府

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法治建设的五大任务，其中明确提出到2020年“法治政府基本建成”的总体目标。2015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明确了基本建成法治政府的时间表、路线图和任务书。

基本建成法治政府，核心有四：

其一，切实把转变政府职能持续推向深入，促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继续取得新进展，推行政府权力清单制度，推进各级政府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

其二，在行政管理中坚守合法性底线，遵循“三个凡是”的原则：凡是能够通过社会自治、自律解决的问题，行政主体不得越俎代庖；凡是能够通过行政指导、行政合同、行政协商等非强制手段处理的事项，行政主体不得运用行政强制权力处理；凡是没有法律法规依据，行政机关不得作出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或者增加其义务的决定；

其三，对行政权力集中的部门和岗位实行分事行权、分岗设权、分级授权，定期轮岗，强化内部流程控制，防止权力滥用；

其四，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推行综合执法，坚持执法必严，切实做到“法立，有犯而必施；令出，唯行而不返”。

积极稳妥有序推进司法改革

目前，中国司法体制改革已经取得积极进展，群众认可度高、获得感强。但是，也应当注意司法改革实施推进过程中的一些现象和细节，以免因忽视细节而付出不必要的“学费”。

例如，对中央提出的100多项司法改革措施能否在调查研究和实践试点的基础上进行修改、调整、变更，也就是说能否“以改革的精神对待新一轮司法改革”。再如，中央对司法改革在政策制度和人财物等方面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大力支持，经过3～5年的努力各项司法改革任务完成时，中国的司法体制机制、司法公信力、司法公正性、司法廉洁度、人民群众对于司法的满意度等将是什么状况？应当对司法改革任务完成后的司法状况进行预测评估，对达成司法改革目标的标准进行量化分解和科学预测，对100多项司法改革措施之间的相互衔接、彼此匹配、整体协调状况进行精细化安排，对司法改革可能出现的短板和薄弱环节进行预判。

正因为如此，司法改革需要有组织有领导、积极稳妥、循序渐进地推进，需要法学法律界以高度负责任的科学态度和职业精神积极支持和主动参与司法改革的全过程，需要全社会和新闻界更多的理解、更多的宽容、更多的支持，需要大家形成最大共识和最强合力，共同稳妥促进司法改革顺利进行和圆满成功。

加强党对依法治国的领导

在这一方面，应该抓住哪些重点，补齐哪些短板？

首先，进一步加强全面依法治国的顶层设计。强化中央对法治建设的领导、协调、促进和监督，尽快建立健全中央层面统一领导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的领导体制，建立国家级法治建设的高端核心智库，研究制定与“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相匹配的法治中国建设的整体发展战略和中长期规划。

其次，更加重视提升“国家法治实力”。运用法治思维、法律武器和法治手段不战而屈人之兵，维护国家安全和国家核心利益，是现代国家和社会有效治理、依法解决国际矛盾冲突的最高境界，也是大国和平崛起的最高艺术。应当更加重视国家法治实力建设，努力提升国家的法治软实力、硬实力和巧实力，充分发挥中国现代法治文明的新功能。

再次，进一步深入推进地方和区域法治建设。中国法治建设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顶层设计与地方、区域等具体实践相结合，自上而下发动与自下而上实施相结合。目前全国各个地方高度重视法治建设，努力推进依法治国举措在本地方和本区域的实践。应当在维护国家法治统一的前提下，更加重视和积极引导“地方和区域法治建设”，充分调动各个地方和区域推进法治建设的积极性，努力激发地方、部门和行业推进法治建设的内在活力，把全面依法治国战略部署变成地方、区域和基层的自觉行动。

第四，尽快制定实施“国家法治指数”。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提出，要建立科学的法治建设指标体系和考核标准，把法治建设成效作为衡量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工作实绩的重要内容，纳入政绩考核指标体系。国家法治指数，不仅是考核评价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重要尺度，也是具体落实全面依法治国各项战略部署的举措，还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应当尽快推出和实施国家法治指数，用以评价考核领导干部和各国家机关依法办事的实际状况。

第五，通过法治引领和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我们党、国家和人民的共同愿望。应当将事关人民群众公平正义的利益需求，尽可能纳入法律调整范围，转化为法律意义上的公平正义，使其具有明确性、规范性、统一性和可操作性；把社会上关于公平正义的不同认知及其诉求尽可能纳入法治轨道，通过法治方式、法治途径和法治程序保障和实现公平正义。

最后，应当进一步推进公民宪法基本权利的法律化；不断完善人权保障机制，充分发挥司法在人权保障，特别是人身安全、人格尊严和财产保障等方面的作用；不断完善社会保障的立法和执法体系，从人权保障体系上着力解决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养老难、两极分化、贫富不均等老大难问题，着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保护弱势群体的权利。

五、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

第一,这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需要.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核心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最基

本的要求就是关爱人的生命、珍视人的健康.我们搞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如果工业化、现代化搞上去了,经济发展了,物质生活丰富了,而人却由于喝的是受到污染的水、呼吸的是受到污染的空气、吃的是受到污染的食品,身体健康受到严重威胁,那么建设这种工业化、现代化还有什么意义?所以,各级党委和政府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一定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突出位置,使老百姓喝上干净的水,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吃上放心的食品,有一个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第二,这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需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仅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还包括生态文明建设,使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必须看到,满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对资源环境的要求难度相当大.今后,随着经济总量不断扩大和人口继续增加,对能源资源的消费需求量将越来越大,各类污染物产生量也将不断增多,生态压力还会进一步加大,环境问题将会更加突出.人对环境质量的需求总是随着物质生活质量的不断改善而逐步提高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必须更加重视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工作,在实现国内生产总值等经济目标的同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使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第三,这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需要.我国已进入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的阶段,这个阶段往往也是资源环境矛盾凸显的时期.靠过量消耗资源和牺牲环境维持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人类发展的历史已经表明,人类文明的发展和延续,与资源环境密切相关.资源条件特别是生态环境的恶化不仅会破坏人们的生存条件,甚至会导致人类文明的消亡.如果再不重视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我们就可能犯难以改正的历史性错误.我们绝不能做吃祖宗饭、断子孙路的蠢事.总之,我们一定要深刻认识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的重大意义,以对国家、对民族、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精神,切实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六、苏联模式弊端

苏联模式”即“斯大林模式”,是一种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斯大林模式是前苏联工业化和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采用的、并且延续约70余年的一种经济体制.积极点：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斯大林通过这种建设模式,使苏联跻身于工业化国家的行列,为后来取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斯大林模式”创立是取决于当时苏联极为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是落后国家实现工业化的可行方式,在苏联迅速赶上和超过西方发达国家的过程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消极点：这种高度集权不仅以自由市场的不发达作为自己存在的理由,而且为了保全自身,而通过经济资源的绝对垄断,限制市场因素的发展来巩固自身.斯大林模式要求国家对经济运行的绝对控制,也就要求空前的国家专政机关作为后盾.于是必然出现出现党政不分、权力高度集中、个人崇拜与家长制作风盛行的现象,因为这些不过是巩固国家统治的方式而已.斯大林模式和民主、现代法制是完全不相容的.苏式社会主义的国有化与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国有化的区别在于,斯大林模式是在资本不发达的情况下,通过国家作为后盾的方法来壮大资本,同时资本必须由国家实行绝对控制；社会主义国有化旨在限制和消灭资本,以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来代替资本关系,生产资料的控制权将逐渐由社会接管,并且这一切建立在资本关系发达并走向衰落的历史条件下.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斯大林模式的命运.随着过度集中的体制和日益发展的市场因素的对抗性矛盾走向顶点,斯大林体制最终走向崩溃.在空前的经济增长速度下,掩盖着经济效率极低的现实,这表现在：第一,优先发展重工业,使农业和轻工业长期处于落后状态；第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片面强调产值和产量,造成了产品品种少、质量差.第三,国家从农民手中拿走的东西太多,严重地损害了广大农民的利益,农民没有生产积极性,农业产量长期停滞不前.第四,经济发展粗放,经济效益低下,大量消耗和浪费了资源.第五,国家对经济资源的垄断,造成国家机关内腐败滋生.所以这种经济增长必然是不可持续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斯大林模式的一系列弊端日益暴露出来.从长远看,它严重阻碍了苏联的进一步发展,并最终造成了苏联1991年解体.历史贡献：1.“苏联模式”是无产阶级对于执政的一次伟大尝试；2.它为后来的无产阶级执政提供了经验教训：首先要注重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既要重视重工业,还要重视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还要充分发挥市场货币关系,尊重价值规律,使企业又充分的自主权,不能单纯以行政令命管理经济；其次要注重改善民生,协调积累和消费的关系,不能过分地剥夺人民利益来求得国家的发展；再次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反对个人权利凌驾于法律之上,杜绝盲目的个人崇拜；最后,要坚定不移地奉行和平自主的外交政策,反对霸权主义,尤其是要反对任意牺牲弱小国家民族的利益来满足大国的需要.然而，由于这种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本身存在严重的弊端，从历史上看，苏联模式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产生的负面影响也是深远的。

一、经济上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与民相关的轻工业得不到相应的发展，消费资料得不到满足，最终又制约经济的发展。否定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的作用，造成资源配置不合理，浪费严重；排斥市场和商品货币关系的作用，用行政命令手段管理经济，把一切经济活动置于指令性计划之下，造成经济效益低下，阻碍了劳动者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这一套工业体制，正是中国直至今日仍然有所残存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根本。

二、政治上高度集权，缺乏对党的监督。苏联模式强调了毛泽东在国家政治

经济生活中至高无上的地位，权利高度集中使得其不可避免的出现决策失误，并且在实践中难以得到纠正。其晚年的一些错误，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很大的阻碍作用；官僚主义盛行，个人崇拜，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凌驾组织之上的现象不断滋长。各种特权现象滋生，助长了不正之风，破坏了社会主义民主

七、中国教育问题

虽然中国的教育还缺少许多东西，许多地方和学校缺少足够的硬件设施和优秀的师资，不少地方还非常缺乏教育经费，整个中国还没有世界一流的大学，也还有许多大大小小的问题。总之，中国教育存在的问题太多了，中国教育缺少的东西也还太多了。但是，通过观察、分析和思考，我们发现，中国教育最在问题就在于“四个没有”：没有公平，没有自由，没有竞争，没有效益。中国教育最缺的不是硬件设施和优秀的人才，最缺的是良好的软件操作系统与运行环境----制度环境，最缺的是公平、自由、竞争，并由此导致了整个教育没有效益，国家即纳税人每年投入大量的教育经费，却收效甚微，回报极低。可以说，几乎各种教育问题都可以从这“四个没有”中找到影子。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因为这“四个没有”，才导致出现了中国教育的低效、腐败与无能，还有其它许多各种各样层出不我们的教育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教育者心太急，并且只看到孩子这棵小树苗地面以上的外表，即考试成绩全校排名等。我们没有关注孩子这棵小树苗地面以下的根部生长如何，总是根据地面上的东西判断小树苗生长的情况，胡乱下药，不但不利于小树苗的成长，反而毁了小树苗。一切都太着急，看到孩子学习成绩不好，就赶紧请家教上辅导班，孩子刚上小学就想到中考怎么办，还没有读高中就想着要让孩子考什么样的大学了。

急功近利，只顾眼前；只重成绩，不重成长。其实，这是最简单的教育常识，即成长决定未来。但我们把成绩当作决定孩子未来的首要因素，这不正如园林师傅所言，如果只关注树干树枝树叶果实，不看树的根部生长状态，就会嫌树长的太慢，长的不好，没有前途，没有未来。因为树的生长必须要有一个过程，并且是树根决定树干果实。一个人的教育成长也是这样的，必须是兴趣、习惯、个性、人格、品德、价值观等内在的因素决定外在的学习状态、学习成绩、学习情绪、学习效果等。穷的问题。

想。近年来，教育系统不断深化对科学发展观重大意义、深刻内涵的认识，认真地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及时调整工作的思路、重点和政策措施，不断推进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做了大量的工作，收到了明显效果，但是还很不够。深入学习和贯彻科学发展观，仍然是当前教育改革和发展中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

能否正确地认识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成就与问题。关系到能否继续把我国教育事业顺利推向前进，科学发展观为我们提供了认识这一问题的正确方法。必须充分肯定，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经过最近几年的努力，我国教育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已经站在一个崭新的发展起点上；教育的各项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适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方向正确；教育质量稳步提高，教育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服务能力不断增强，贡献力度不断加大；一些长期以来影响和制约我国教育发展的重点、难点问题正在逐步得到解决。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又必须清醒地看到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事业之所以能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绩，极其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坚持了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是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加快教育发展，是把巨大的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的根本途径。面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创新型国家等新的形势和任务，我们对教育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必须有一个新的提高，从而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坚定不移地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真正把中国的教育搞上去。

必须进一步用科学发展观统领我国教育事业改革和发展的全局，把科学发展观贯穿到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全过程。要坚定不移地贯彻“巩固、深化、提高、发展”的方针；要进一步在教育工作中坚持以人为本，学校以育人为本，办学以教师为本；要坚持统筹教育的规模、结构、质量和效益，统筹各级各类教育的协调发展，统筹城乡和区域之间教育的协调发展，统筹教育事业的发展、改革与稳定。在“十一五”期间，要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普及和巩固九年义务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切实提高高等教育质量。要坚持以改革促发展，以开放促发展。要进一步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关心的教育热点问题，坚持教育的公益性原则，办好让人民满意的教育。

各级教育部门、各级各类学校都要努力把学习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工作推向深入，学习、学习、再学习，实践、实践、再实践，切实把思想和行动都统一到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上来，不断提高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坚决破除一切阻碍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观念，坚决纠正一切偏离科学发展观的行为。要把学习贯彻科学发展观的成果转化为促进发展的科学思路，转化为正确的方针政策，转化为领导发展的实际能力，转化为教育系统每一位干部以及所有师生员工的自觉行动。

八、基本国情

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现阶段社会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科学技术水平、民族文化素质还不够高，社会主义具体制度还不完善。关于思想道德素质教育问题的思考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进入了追求现代化的历史性转折时期，显然，社会的现代化依赖于人的现代化，而人的现代化的内在基础则是人的文化素质，因此，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宏伟 目标的主体性前提和保证，亦是我国当代文化建设和教育发展的当务之急。因此，研究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一、问题提出的特殊性和普遍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现代化事业已取得了初步的成果，但是，它同时也清楚地昭示了，现代化作为一个 总体性进程所应具备的更为深刻、复杂的内涵。在具体的技术操作和经济运行的背后，人们发现了从传统向现 代转变过程中出现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的冲突，以及这些冲突对现代化的制约和影 响。从而表明，以人的素质提高和文化转型为内涵的人的现代化就同社会的现代化即经济、政治和科学技术的 现代化一起，构成了中国现代化的基本历史任务。民族文化素质是一个涵盖广泛的概念，从历史纵向的角度，民族的文化素质与民族的文化传统具有内在的、逻辑的联系；从文化主体性的层面，它至少包括文化基础和技能、思想道德与心理质素、价值观念和思维方 式等方面。因此，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是一个整体的、有机的系统工程，缺乏文化教育的基础，思想道德和 心理素质的提高是没有根基的；而只局限于文化的智力性教育，忽略思想道德及心理素质的教育，人的现代素 质则是片面的、畸形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从我国近十余年来社会迅速变化的过程来看，应该说物质文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 就，精神文明的发展在挣脱“左”的片面性束缚之后，人的主体性意识获得了空前的解放。但是，在人的主体 性获得解放的同时，又出现了一种新的主体性迷失的情形，这就是过度的物质化、功利化的倾向，文化世俗化 的流行，精神与心理健康被忽视等，具体表现在正义感、责任感的淡化，荣辱观、是非观的混淆，公德心的普 遍缺乏，个人行为的失范以及个人主义的抬头，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警醒。诚然，当一个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一种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过程中，必然引起社会价值观、道德观的分裂，由于心理、情感和认识的原因，分裂的结果客观上往往会发生与原来定势相异的某种逆向倾斜。同时新旧观念更替之际，必然出现某种理论断层和价值真空，因此，对于主体性新的迷失情形，我们需要进行全面的、历史的分析。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思想道德文明的建设提供确实可靠的资料。但是，我们又不能对某 种片面的倾斜采取放任自留，“顺其自然”的态度，这不仅因为市场经济本身并不能完全自然衍生出符合科学 理性的道德精神，而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客观上提出了建立新的人文精神和规则的迫切要求。显然，中国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推进必须重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谐调发展，在当前，关于国民的人文精神和思想 道德的建设问题，尤其需要予以特别的关注和研究。这既是一个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普遍性问题，又是中国现代 化亟待解决的特殊问题，如果我们不予以充分地认识，就会犯历史性的错误。

二、思想道德教育的失衡与倾斜 我国从70年代末实现历史性转轨以来，在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路线的同时，对教育领域中轻 视、贬低智育，以政治冲击一切的状况实行了全面拔乱反正，从而为补就十年**造成的损失，缩短与发达国 家的人才距离，以及为实现我国现代化目标早出人才，快出人才奠定了基础，亦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是，当 我们理性地回顾和省察这十余年社会推进的历程，不能不说某些历史性的忽略对于今天发生的主体性的新的迷 失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第一，在扭转轻视智育的左倾错误时，某种程度上忽略了人的思想道德及心理素质的教育。第二，在商品经济全面推进之时，教育的回应缺乏力度，倾斜于“适应”经济规律，忽略了教育自身的规 律。第三，思想道德教育的滞后性某种程度上造成人们对直接利益诱惑的倾斜。综上三个方面，要提高民族的思想道德及心理素质，必须正视某种历史的、现实的片面倾斜，同时要在研 究和把握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向上来考虑“如何才能提高”和“怎样提高”的问题。

三、突破“倾斜”的思路与基本点 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及心理素质是一个关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建设问题，而这种“基础建设”的

基本途径在 于教育。广义的教育是一种社会性的教育，狭义的教育主要是指学校有目的的系统性教育，人的思想道德与心 理素质建设当然要由这两个方面共同承担。在我国社会发展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才能发挥教育在对人的思 想道德与心理素质中的作用？怎样才能有效地提高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在当前我们需要关注三个层面： 第一，思想道德素质教育的时代前提。与传统人生活的社会基本处在同一共同文化，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念、宗教信仰及行为模式相对应，现代社会的开放性必然打破单

一、孤立和自成体系的封闭。工业文明的进步，电子、信息等技术的发展不仅是沟通各种社会关系的手段，同时必然分解文化、价值观念、宗教信仰及行为模 式的一元性。因此，对于个体来说，从思想观念到行为方式等选择都必置于多种参照系的联系之中。如果我们 不能自觉地将教育置于这样的时代前提去考虑和把握，就会陷入极大的被动，就不可能取得充分的、有效的教 育效果。第二，关于教育主客体定位的问题。在传统的教育观念中，教育主客体的定位是长者优位的，尤其是思想 道德教育。但事实上，现代社会的教育已日趋连续化，道德教育方面也越来越呈现出全年龄阶段的倾向，所不 同的是教育关注点上的差异。第三，思想道德素质的“硬件”和“软件”。毫无疑问，关于人的思想道德建设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必须 要有长远的规划和切实可行的措施，必须要有“硬件”和“软件”的相互配合。从硬件的方面，要建设青少年 成长的良性环境。一个城市、一个地区应该有一流的博物馆，一流的艺术馆，一流的科技中心，一流的教育中 心，从宏观上给下一代的成长创造精神文化的广阔空间，让人们在自然的熏陶中了解高雅文化，净化心灵，提 高涵养，对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发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软件的方面要强化公德心和责任心的基本教育（作者单位： 中山大学理论部）

第四篇：西方民主制度与中国的民主制度之间的比较

西方民主制度与中国的民主制度之间的比较

美国大选刚刚结束，Trump战胜Hillary成为第45任总统。美国选举在中国引起一股热潮，甚至有些人说中国的关注程度可以和美国相媲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别的国家选举我们这么关注的现象？我觉得除了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大国，他的政策会影响全球外，还有个原因是我们国家民主并不如欧美国家直接和广泛。

“民主”一词源于希腊字“demos”，意为人民。其定义为：在一定的阶级范围内，按照平等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来共同管理国家事务的国家制度。我们都知道，最早的民主来自于希腊，当时他们的民主是直接民主，民主制度发展到现在已经逐渐完善，独裁专政的国家已经很少了。但是西方和中国的民主制度却有一些异同，两种制度各有各的优缺点，也说不上谁好谁坏。

西方民主制度

现代西方民主制度可以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的制度是现代西方各国民主制度带共性的东西，直接体现了制度的民主性；第二个层面是指政府制度。第一层次的制度有：选举制度、代议制度、政党制度、分权制度与司法独立、军队制度。第二层次的制度有以下几种类型：议会制、总统制、半总统制。制度只是一些构件，整个制度不过像一部机器。要使制度运作起来，就需要人们不断地为这种制度注入活力。在现代西方民主制度运作过程中，形成了其特有的运行机制:参与机制、竞争机制、制衡机制、纠错机制、法律机制，所有这些构成了西方民主的框架。

从这些制度看上去也许很完美，权力并不是掌握在个人手上不管是法律还是制度的更改都要经过多人的讨论。但是这个“多人”却很令人思考，虽然公民享有选举权，但常常被金钱、媒体、黑势力、财团等所影响和操纵，从而成了“富人的游戏”、“钱袋的民主”和资本玩弄民意的过程。

在我看来这种较为直接的民主方式的优缺点很明显，优点是每个人都可以较为直接的参政，而这也是为什么国外选总统首相时，候选人都会上台做演讲，演讲关于他的政治主张以及对自己在任职期间所需要做的事的承诺。因为每个人的选票都至关重要，每个人都有种我是国家的主人的感觉；缺点是制度的过于民主导致一些文化水平较低的民众不能准确客观的认知这个政策或候选人对自己的国家和自己的利益能带来什么，他们容易受到金钱的诱惑或其他的影响而被别人所操纵。同时过于宽泛的民主可能会使中央的政策不能很快的完成，例如英国修一条高铁花了两年还没动工，因为在高铁沿线的每一个人家都要进行协商，只要有一家不同意就要等到他同意为止。所以有一些好的政策不能很快的进行执行，导致工作的效率较低。

我国的民主制度

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它是以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家政权；它是绝大多数人享有民主权利和对极少数敌人实行专政的统一。我们国家人民是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来间接的参政的，人民通过选择人大代表，人大代表通过参加人民代表大会来实现参政的。

我国的制度是较为适合我国的国情的，因为我们国家是单党执政的，所以不会出现多党的混乱但是却滋生了党内的一些腐败问题。但随着舆论及媒体的发展，我相信这些问题一定会得到缓解。不过在我看来在我国中央的权力太过于集中，地方权力过于分散所导致的问题很明显，地方民众不能很好的享受自己的权力。并且地方官员并不是全部由地方选出来的，还有很多是从中央分配过来的。虽然人大代表是群众选出来的，但是民众不能正确的了解人大候选人。他们不会发表演讲或举行拉票活动，有些人甚至不知道自己选的人是谁，更不用说自己选他的理由。

总结

各级人大从低到高虽然能够很好地处理好我国人口众多的问题，但却使得最底层的人民的意见被淡化。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很明显的感受到自己作为国家主人翁的形象，于是就有了开头所说的关注美国的选举情况，因为他们的不管是演讲还是电视答辩都是我们所没有的，我们为了满足自己参政的愿望开始主动关注别国的民主制度。

欧美国家率先走上民主的道路，于是他们成为了发达国家，在世界上领先别国。但是面对不同的国家要用不同的制度，我国的人代制度非常适合我国的国情。但是我觉得更应该鼓励群众参政，在选举时多进行宣传，让民众知道自己所选的人是谁？同时中央应该放权给地方，这样既可以减轻中央的工作负担更可以提高地方人民参政的积极性。所以说制度上的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让民众感到自己说的话有作用这才是真正的民主。

第五篇：4、应当怎样认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西方议会民主制度的不同特点？

4、应当怎样认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西方议会民主制

度的不同特点？

上一页下一页

【问题提出与解析思路】

人民代表大会制与资本主义国家议会制都是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都由定期选举的代表或议员组成，都属于间接民主即代议制民主。但二者又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下面对此进行比较分析。

【问题解析】

一、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主要内容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建国50年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断得到巩固和完善，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巨大的优越性。

中国根据自己的国情实行一院制，而不是西方国家实行的两院制。中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在中国，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国家的重大事项由人民代表大会决定。行政机关负责执行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法律、决议、决定。法院、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分别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中国宪法规定，年满18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除依法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外，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中国的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都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多年来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人数占18周岁以上公民人数的99%以上，参选率在90%左右。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目前县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通过间接选举产生，即由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无论直接选举，还是间接选举，都依法实行差额选举。选民和选举单位有权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罢免或者撤换自己选出的代表。目前全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共有280多万人。各级人大代表来自各民族、各行业、各阶层、各党派，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均有相当数量的工人、农民代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工人、农民代表占总数的18.4％。为保证国家的权力真正掌握在全体人民手中，代表在履行职责时，必须反映和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志。代表有权依法提出议案、审议各项议案和报告、对各项议案进行表决，在人民代表大会各种会议上的发言和表决受法律保护。

中国宪法和法律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五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每年举行一次，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每年至少举行一次。中国选举法还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不超过3000人。由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数较多，不便经常开会议事，根据中国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设立了常务委员会，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行使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全国人大常委会一般每两个月举行一次会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由委员长、副委员长若干人、秘书长、委员若干人组成。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为175人，其中委员长1人，副委员长15人。中国的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也设立常委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由代表大会在代表中通过差额选举产生，每届任期同代表大会相同。

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充分发扬民主，集思广益，代表和反映人民的意志和根本利益。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表决各项议案实行绝对多数原则，即由全体组成人员的过半数赞成才能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对宪法的修改，须由全体代表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通过。

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时，有关部门负责人可以列席会议，有关部门和个人可以旁听会议。列席会议人员有发言权，无表决权。旁听人员没有发言权，如果他们对常委会正在审议的议案有意见，可以书面向常委会工作机构提出。近年来，一些地方召开常委会会议时，按照公民报名顺序，确定旁听人选。

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主要有四项：立法、监督、人事任免、重大事项决定。这也是中国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行使当家作主权利的主要体现。

图：历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西方议会民主制度的主要区别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西方议会民主制度二者都是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从形式上看，都是由定期选举产生的代表或议员组成，都是属于是一种间接民主，即代议民主制。二者又有着本质的区别，主要表现在：

第一，二者的经济基础不同。人民代表大会制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之上，为维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议会制则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之上，是维护资产阶级私有财产的工具。

第二，行使权力的主体不同。人民代表大会是通过选举产生的代表组成的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民利益，受人民监督，对人民负责，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主体是人民。西方议会制是协调资产阶级内部利益关系的场所。议员由竞选产生，竞选则以金钱为后盾。议员不对选民负责，不受选民监督，选民无权撤换议员，议员都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

第三，二者的组织和活动原则不同。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是立法机关，同时又有权组织行政、审判、检察机关，这些机关受它监督，对它负责。人民代表大会除了受人民监督，对人民负责外，不受任何国家机关的制约。所以，人民代表大会处于全权性的地位，集中统一行使国家权力。西方议会制一般是按照三权分立的原则组织起来的。立法、行政、司法三种权力互相制约、彼此平衡，以便协调和平衡资产阶级内部各集团的利益，维护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

第四，人民代表大会与西方议会民主制的根本区别还在于，它们是不同的政党制度生存和竞争的制度空间。中国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西方国家实行多党竞争制度。一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与多党地位平等的多党竞争制度需要不同的政党生存和竞争的制度空间。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相适应的政党活动空间是人民代表大会，而与西方多党竞争相适应的政党活动空间是议会民主制。在目前阶段，在中国实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具有根本的重要政治意义，因此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所必然要求的政党活动空间的模式——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就具有了根本性的地位和意义。

【问题拓展】

人大副秘书长周成奎谈：人民代表大会制与西方议会制的异同。

中国的人大制度和西方的议会制有哪些相同的地方呢？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当然也借鉴了西方议会制的许多做法。比如西方议会制是一种代议制的政治制度，而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是一种代议制的政治制度。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但不可能由十几亿人民直接来行使国家的权力。因此我们采用代议制，也就是由人民选举产生各级人民代表，再由人民代表组成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来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这一点与西方议会制有相似之处。另外，从它的职权来讲，也有相同的地方，比方说，一般西方议会都是立法机关，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也是一个立法机关，当然它不仅仅是一个立法机关。所以，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借鉴了西方议会制的很多做法，但它主要还是从中国国情出发的。

中国的人大制度和西方的议会制有哪些不同的地方呢？西方一般采取“三权分立”的制度。也就是说行政、立法、司法三权之间互相制约；而中国的人大制度和“三权分立”制度不一样，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都是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受人民代表大会监督。人民代表大会还有选举、决定、罢免国家机构组成人员的权力，还可以决定国家的重大事项及监督国家其它机关。所以人大制度重要的一点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统一行使国家权力，这与西方“三权分立”制度是不一样的。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怎样统一行使国家权力？比如说中国的国务院是国家的行政机关，它要对全国人大负责，受全国人大监督，向全国人大报告工作，它是全国人大的执行机关，这与西方的行政权和立法权的关系是不一样的。

全国人大作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受谁制约呢？按照我们宪法的规定，人大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我们这样一个制度最主要的特点就是最终保证人民掌握国家权力，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

为什么中国实行“一院制”而不实行“两院制”呢？这也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的。西方国家一般是因为联邦制或因民族问题而采取上、下院制或联邦院、民族院制。而中国历史上就是一个单一制的国家，地方是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工作的，因此我们实行的是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发挥中央和地方积极性的做法，所以不搞联邦制的上院、下院。另外，关于民族问题，中国历史上就有各民族杂居的客观情况，比如说回族，宁夏回族自治区回族较多一些，但回族不仅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很多省都有回族，这就决定了我们要搞民族自治而不搞民族自决，所以没有必要搞民族院。因此实行“一院制”是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的，这与西方议会制度也是不同的。

中国共产党提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方针，作为中国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是否也需要改革和完善呢？是的，我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50年，而西方议会制度有300多年历史，和西方议会制度比起来，我们的历史很短。1992年，邓小平到南方视察时讲到：我们的很多制度还不成熟、还不定型，恐怕还要30年时间各方面制度才能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是一样，我们既要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基本的方面，同时也要不断完善这个制度，我们现在正在不断做这方面的工作。比如说，在九届全国人大期间，我们制定了立法，这是人大立法工作走向规范化、制度化、法律化的一个表现。还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是由各省的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出来的，是间接选举产生的，他们怎样和原来的选区保持密切联系，怎样能直接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现在也没有完全得到解决。近3000名人大代表绝大多数都是不脱产（有本专业的工作）的，他们在人民群众中间，这一点对于了解人民群众的意愿是非常有利的。但反过来讲，他们又是间接选举产生的，这样容易脱离群众，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所以怎样保持人大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反映他们的意愿，接受他们的监督，使人大的工作在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进行），这个问题也没有完全（得到）解决，这些都需要进一步完善。当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坚持和完善，最终还是要体现人民的民主，体现人民掌握国家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