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称过半公众望政府缩小收入差距 实现中国梦

第一篇：调查称过半公众望政府缩小收入差距 实现中国梦

调查称过半公众望政府缩小收入差距 实现中

国梦

2013-3-21 17:14:18来源：中国青年报 2013年03月21日

两会回眸：87.5%公众肯定会风改进

65.8%的人确认青年受益

公众期待新任政府为实现“中国梦”做好三件事：

缩小收入差距、建立反腐倡廉长效机制、解决看病难看病贵

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侯欣一感到，今年政协大会上的发言“比以往尺度放得宽，问题提得很尖锐”。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朱征夫委员引用一个段子评论行政审批异化——“戴市场的帽子，拿政府的鞭子，坐行业的轿子，收企业的票子，供官员兼职的位子”。长安银行监事长周新生委员发言的题目是《尽量让国人不求人少求人》，直指“求人”的重要原因是“改革不到位”。“本该靠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但很多地方靠权力和关系。”

2013年全国两会刚刚结束，公众对今年两会感受如何？他们期待新任政府为实现“中国梦”做些什么？截至3月17日12时，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题客调查网和民意中国网进行的调查显示，65.8%的人认为青年受益于本届两会。为实现“中国梦”，52.3%的人希望政府继续缩小收入差距，50.2%的人希望建立反腐倡廉长效机制，44.7%的人期待解决看病难看病贵。来自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8845人参与调查，18～45岁的青年占87.6%。

87.5%的人感觉今年两会会风有改进

以往每年两会开完，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教授俞光岩都会整理出一箱子纸带走——那是会议报告和各种发言材料。今年他的“行囊”轻便了很多，委员们的大会书面发言材料都在网上提交查看。他得知，由于取消大会纸质发言材料和简报等，全国政协会议减少支出200万元。

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侯欣一注意到“今年两会较为简朴”，会场和大会堂都没有摆鲜花，原来三八节惯例——各团、各省的联欢活动取消，和大会无关的会外会也停了，饭店也不提供酒了。

“今年两会宴请应酬少了。”全国人大代表、浙江武义青坑村村委会主任俞学文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驻地饭店准备的自助餐也比较简单，代表们很自觉地吃多少拿多少。

调查显示，87.5%的人感觉今年两会会风改进。45.0%的人表示“公款宴请吃喝被刹住”，40.8%的人表示“报告文风简明易懂”，38.7%的人感到“代表委员发言务实”。其他改进还有：精简纸质文件材料(32.4%)，交通管制大幅减少(32.3%)，与会讨论切中时弊(29.8%)，参会人员缺席现象少(22.2%)等。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深圳南岭村社区书记张育彪所在的广东团，今年没按级别排座，“发言讨论的氛围更好，来开会就要敢讲话、讲真话。”他在会上直言，现在社区的工作是“对上负责，而不是向下服务”，社区工作重管理、轻服务、检查多、考评多，让社区疲于应付。目前南岭村社区承担的行政管理事务有24项，他曾经一天要参加5个街道一级的会议。他提出，社区的工作模式要改革，社区主要是服务辖区居民，但各级政府把社区当作小政府，承担太多行政管理职能，就压缩了公共服务的空间和人力。

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龙云当即表示：“请张育彪代表把这份发言整理出来，给广东21个地级以上市的市长看看，减轻社区负担。”

“少说套话多提问题”，这是在全国政协会议前，工作人员向委员们传达的发言要求。侯欣一感到，今年在政协大会上的发言“比以往尺度放得宽，问题提得很尖锐”。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朱征夫委员引用一个段子评论行政审批异化——“戴市场的帽子，拿政府的鞭子，坐行业的轿子，收企业的票子，供官员兼职的位子”；长安银行监事长周新生委员发言的题目是《尽量让国人不求人少求人》，直指“求人”的重要原因是“改革不到位”。“本该靠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但很多地方靠权力和关系。”

政府职能转变无疑是本届两会讨论的一个重点。在俞光岩看来，大部制改革有利于提高行政效能，比如新组建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可以在生产、流通、消费三个主要环节统一监督管理，对老百姓吃上放心的食品药品很有利。对于机构改革，委员们普遍反映部门命名较长拗口，这也与公众的讨论一致。3月14日，“国家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正式定名为“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今年两会对哪些改革问题讨论得最充分

浙江宁波市民肖春平最关注两会上有关医保养老的消息，他的父母在农村老家，养老金每人每月只有几十元。他最担心父母一旦生病住院，护理服务很缺乏，自己的压力更大，所以他现在尽量节俭为将来打算。他希望政府改变养老的城乡差别，破除退休养老双轨制，“如果能完善医保社保体系，年轻人就会少很多后顾之忧，才敢放心消费。”

本报社调中心在今年两会期间的调查显示，84.5%的人坦言养老预期影响职业选择。64.8%的人最期待医卫改革。

俞光岩指出，当前医改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形成了覆盖13亿人的医保体系。但是仍然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首先就是基层医疗人才缺乏，技术力量薄弱。医学毕业生奔着大医院，大医院又接收不了，这就需要政府制定政策鼓励人才流向基层。他在调研中发现，江西赣南医学院“订单式培养”的经验值得推广，根据农村医疗卫生需要培养学生，学生毕业后去乡镇卫生院。当地政府提供了很多优惠政策，比如提高工资、给予进修机会、选拔干部时同等条件优先考虑、服务期满可以调动等。

“城市大医院改革是医改的难点。”俞光岩说，主要是医疗价格体系不合理，药品设备耗材的费用高，技术劳务价格低，导致过度医疗问题出现，也不利于调动医务人员的积极性。目前已有医院试点实行医药分开——取消药品加成，提高医师服务费。他认为，要建立系统的符合医疗市场运营规律的医疗服务体系和医院补偿机制，还需要探索和改革。

今年两会对哪些改革问题讨论得最充分？民调显示首先是“制度反腐”

(36.3%)，其次是“医卫改革”(35.6%)，第三是“教育改革”(31.9%)。接下来依次为：户籍制度改革(23.8%)、收入分配制度改革(22.4%)、行政体制改革(20.5%)、计划生育政策(19.8%)、保障房准入退出制度(16.6%)、干部人事制度改革(15.2%)、劳教制度改革(15.2%)、农村集体土地征收制度(13.2%)、退休金双轨制(12.5%)等。

广西钦州某高中老师董微(化名)最关心教育改革。她所在的中学初中部，是当地两所优质初中之一。每年都有家长托人来问：有没有什么办法上这所初中？她也很无奈，因为能进来的人太少，去年学区之外招收200人，报名的就有5000人。“我们三线城市都这样，更不用说大城市了。中小学择校和教育均衡问题，每年代表委员都会提起，但什么时候才能解决？”

“代表委员提出的问题解决到什么程度，会议给国家带来了哪些改变，都有必要让公众知道。”侯欣一说，目前只要立案的提案都会有反馈，不过一些部门的回复太快、太程式化，基本上是三段论：“这个问题关注了，目前还解决不了，谢谢你关注希望继续关注。”他希望，相关部门不仅要限期回复，还要推动解决问题。只要不涉密的提案议案都应该公开，让公众知道代表委员都在做什么，把政府的答复也公开，让公众知道政府解决问题的能力和过程。这样代表委员和政府都会认真，也会增强公众对政府的信心。

公众期待政府为实现“中国梦”做什么

两会中，山东枣庄城头镇吴时村村民刘凤成注意到一个词，“中国梦”。他心中的“中国梦”是“社会公平正义，贪污腐败少点儿，过得比以前更好”。他有10亩地，种了小麦和玉米，化肥、农药、覆膜等农资价格上涨太快，远远超过农产品价格的上涨速度。国家在提农业现代化，鼓励适度规模经营，他身边不少人想尝试，可是农村金融贷款比较难。“这些问题政府能不能帮助解决？”

俞学文的“中国梦”是，把企业做得更好，带动更多人共同富裕。他觉得，国家提出的城乡一体化、农业现代化，会给青年带来更多机会，政府和企业有责任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他建议，政府建立农民工再教育学校，让农民工利用业余时间，得到技能、思想等方面的培养，在社区、开发区、产业园，创建农民工文化学习交流活动中心，提高他们的综合能力和素质。城市中的文化设施如

文化馆、博物馆、图书馆等，要逐渐向农民工开放。相关企业也要加大包括时间和经费在内的多方面投入。

公众期待新任政府为实现“中国梦”做什么？52.3%的人首选缩小收入差距；50.2%的人希望建立反腐倡廉长效机制；44.7%的人期待解决看病难看病贵；40.5%的人希望解决食品安全问题；38.7%的人期待推动法治进步；37.7%的人希望政府寻求经济发展新动力；37.5%的人期待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36.3%的人建议加强环境污染治理；33.6%的人建议加强保障房建设和供应；32.6%的人期待推进教育公平；31.8%的人希望改善就业创业环境；28.5%的人建议干部选拔任用尊重民意；27.0%的人期待破除退休金双轨制；23.7%的人希望提高城镇化质量，改善外来务工人员待遇；16.3%的人认为要坚持和平发展战略。

侯欣一认为，中国今后的发展必须靠制度，依法治国是“中国梦”实现的基础保障。他主张尽快建立依法治国所必需的相关制度，制定《政务信息公开法》、《行政程序法》，修改《预算法》等，使政府依法行政，权力规范运行，群众监督制度化。

制度建设也多次被普通公众提及。董微说，今年教育经费支出占总体财政投入4%，希望政府依法加大教育投入，并有更多落实在偏远落后的地方，“看到一些山区教育的改变我心里很高兴。虽然教育问题还有很多，但是政府一直在尝试教育改革，努力改变总是好的。”

尽管为生活压力和父母养老烦恼，肖春平仍然感觉不少人比他更需要政府的关注。比如一些农民工工作辛苦收入不高，子女又不能在当地参加高考，制度应该更多保障他们的利益。“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政府有决心在行动，民众就能看到希望。”

调查中，51.8%的人对自己未来10年的生活充满信心，27.6%的人表示“不好说”，20.6%的人表示没信心。

第二篇：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究竟是扩大还是缩小论文

摘要：

基于产出的资本所得由城镇人口所有的假设和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框架，构建中国城乡人均收入差距模型，分析表明：随着城市化率的提高，城乡人均收入差距倍数会逐渐缩小；经济中资本所得份额越大，城乡人均收入差距倍数就越大；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将减少城乡人均收入差距。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下，随着劳动力全国范围内的自由流动，无论是理论模型及其推论还是实证检验结果都表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并非扩大而是逐步缩小。

关键词：

城乡收入差距，资本所得，劳动力流动，城市化，剩余劳动力转移，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一、引言

收入不平等已成为当今国际社会最关心的话题之一。其中，中国的收入不平等问题格外引人注目。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究竟有多大？还会扩大到什么程度？不少学者认为，中国城乡居民的人均收入差距存在持续扩大的趋势，中国已从收入比较平等的国家，迅速成为收入不平等程度比较严重的国家（胡鞍钢，2004；陆铭等，2004；吴光炳，2006；郭剑雄等，2006）。经济观察家们认为，在中国的城镇和农村，已同时出现“穷人”阶层，迅速扩大的贫富差距有可能危及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和谐。

国内外有关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结论更多的来自对中国国家统计数据的简单计算后而得出的直观结论，很少考虑到劳动力流动对中国乡村居民收入的影响。事实上，城乡收入差距与劳动力的流动密不可分。Braun（1993）构建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表明，区域间劳动力流动有利于促进地区经济的收敛。Taylor等（1997）的局部均衡模型发现，劳动力转移是1870—1913年间OECD国家间劳动生产率和实际工资的收敛的最重要因素。而Shioji（2002）的研究发现，劳动力流动会对各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产生影响，而且这种影响的确降低了劳动力流动导致的收敛性，但它的程度却很小，远远不能解释关于劳动力流动及地区收敛性在理论和经验研究上的差距。

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劳动力流动的规模日渐扩大，许多学者对中国的劳动力迁移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研究。姚枝仲等（2003）利用Taylor等（1997）的方法，认为区域间劳动力流动除了能使地区间要素收入相等以外，还能削平地区间要素票赋差异，最终实现地区间人均收入均等。王德等（2003）估计了1985—2000年中国人口流动对地区差距的影响，认为人口流动有助于缩小地区差距。王小鲁等（2004）认为中国的劳动力流动可以缩小地区差距，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一是中西部低收入地区的劳动力外流，会缓和这些地区农村人口对土地的压力和就业压力，由于劳动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这些地区的劳动生产率会随劳动力数量的减少而提高，从而提高人均收入水平；二是劳动力流动还为中西部地区带来了大量的汇款。刘传江等（2005）对中国的劳动力流动与地区差距进行了实证分析，他们将各省1978—2003年经济增长率（人均GDP增长率）对各种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其中采用同时期各省份人口净迁人数量的年均增长率作为劳动力流动的指标，得出人口迁入与地区经济增长有显著关系，并进一步分析认为人口流动有助于缩小地区差距。

林毅夫等（2004）对中国的劳动力流动与地区差距的关系做了一个经验研究，通过估计流动者对地区间收入差距的反映弹性，认为劳动力流动是一种缩小差距的有效途径，但目前的流动规模仍然不足以缩小现存的收入差距。蔡昉（2005）讨论了为什么劳动力流动没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几个因素，认为由于中国存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倾向导致经济增长对就业的促进作用不强，加上农业和农村发展不足以及仍然存在许多劳动力流动的障碍和限制等导致的流动规模不足是使劳动力流动不能缩小城乡差距的主要原因。

关于劳动力流动对地区经济差距的影响，国内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樊纲（1995）、崔传义等（1999）、庾德昌等（1999）、邓祖善（1999）、蔡昉等（2001，2002）、姚仲枝等（2003）、李国平等（2003）、王德等（2003）、王小鲁等（2004）、林毅夫等（2004）、蔡防（2005）、刘传江等（2005）认为，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有助于缩小地区间经济差距。另一种观点则相反：跨地区的劳动力流动扩大了地区差距。刘强（2001）认为，20世纪80年代劳动力在区域内部转移使区域经济出现收敛，但90年代后出现的劳动力跨区域转移却扩大了地区间的经济差距。钟笑寒（2005）认为，地区工资差距在1992年以后仍然是显著扩大的，东部沿海地区的工资增长持续高于中西部地区，劳动力流人的主要行业，如建筑业和制造业，工资的地区差距同样是扩大而非收敛的。谷书堂等（1994）认为，导致空间上两极分化的主要的、直接的原因是人口、社会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过度集中。范剑勇（2004）将这种观点向前推进了一步，认为劳动力跨地区流动加剧了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聚集，加速了工业化进程，扩大了地区收入差距。

不少学者还从不同的角度探讨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陆铭等（2004）从城市化、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角度分析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刘文忻等（2006）着眼于要素积累与政府政策分析；郭剑雄等（2006）考察了内生增长要素；而张凌云（2006）则从制度性成因进行了讨论。

我们认为，这些研究中有关劳动力流动数量直接引用统计数据，而统计汇报的劳动力流动数据基本上仅为规模企业所雇佣来自农村劳动力的数量，其规模仅为实际规模的三分之一甚至更少。20世纪90年代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最主要的原因是进入城镇的农民工在城镇的唯一影响产出的要素只有劳动力，而劳动力所占整个产出的比例在我国是非常低的，基本上不到30%，这就意味着即使达到要素价格均等的状态，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至少会维持在3倍甚至更多。

本文将在产出中资本所得由城镇居民拥有的假设和新古典增长理论框架下构建了中国城乡人均收入差距模型，分析影响城乡人均收入差距扩大缩小的主要因素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动态变化，并与统计机构公布的城乡人均收入的相关指标进行对比，以期能更准确地刻画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及其动态变化。

二、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模型

本节在三个基本假设的基础上构建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模型，讨论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以及城乡人均收入差距的变动趋势。

1.基本假设

假设一：整个经济分为农业和非农业两个部门，乡村为农业部门，非农业部门在城镇。

假设二：农业部门的产出全部分配给乡村人口。有两种意见值得考虑：一是有文献表明，中国农村消费相当一部分（40%或以上）为农民自己生产而非由市场配置（王宏伟，2000；夏英，2002，许世卫，2002；李实，2003；李实等，2007）。二是农村产出在通过城镇消费而实现的价值增值的绝大部分并非由农村人口所得而是流入城镇居民。按粮食、蔬菜、水果、肉类等产品的收购价格来计算农村人口收入存在统计数据的缺失和实际操作上的困难，考虑到两种因素可以互相抵消以及计算上的简便，在下面的两部门模型中，我们假设农业部门的产出全部归农村人口所有。

假设三：非农业部门产出在资本和劳动力之间进行分配，资本所得全部分配给城镇人口，劳动力所得按劳动人口的比例分配给农村和城镇。事实上，我国农村人口从城镇获取收入的唯一途经是向城镇提供非农业劳动力，虽然微薄的农村居民存款可以获得利息收入，但这种收入甚至难以抵消由于通货膨胀而带来的实际损失。资本所得全部归城镇居民的主要表现形式有：（1）城镇基础公共设施，如交通、能源、市政、公园、休闲场所和住房保障，其中很多面向市民低价甚至是免费提供；（2）城镇医疗、养老、工伤、失业等保险；（3）教育，无论是教学硬件设施或者人员投入，农村无法和城镇相比，农民工子女进入城镇开办的公立学

校更是难上加难。在考察城乡收入差距的时候，还没有文献把资本所得视为全部归城镇居民所有，本文尚属首次。这些面向城镇居民的专业化服务和保障体系，大大节约了城镇居民的时间成本，从而使城镇居民拥有比农村居民更多的闲暇或工作时间，其工作质量和效率远高于农村。不可否认，城镇中越来越多的企业家来自农村，但这部分人取得成功后非常容易获得城镇户口。

2.收入差距倍数模型Ⅰ：两部门（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模型

在本模型中，假设农业产出份额全部归乡村所有。设农业产出占整个经济产出的比例为δ，经济总产出为Y。非农业产出为C-D生产函数，生产要素为资本K和劳动力L。产出中资本所得的比例为α。乡村还提供一部分劳动力进入城镇就业，城镇产出全部为非农业产出，其生产函数为：

Fcity=AF（K，L）=AKαL1-α=（1-δ）Y（1）

第三篇：《财经》：贫富中国--中国城乡收入差距调查

●劳动力自由流动是关键性的解决之道

解决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当务之急是应该从体制上解决劳动力市场的分割问题。

本研究报告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课题成果《中国收入分配与公共政策》的一部分。该课题组从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一直对个人收入分配变化趋势进行追踪研究，分别于1988年、1995年、2002年展开三次全国范围的住户调查，获得了第一手的调查数据，并在此基础上完成此调查报告。

本课题集中研究中国不断扩大的个人收入差距问题。当前，收入差距急剧扩大已成为一个社会热点问题。从宏观层次上讲，收入差距本身是整个社会经济运行的一种结果，但是它又与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互动的作用。也就是说，收入差距本身不仅和经济效率相关，过度的平均主义和过大的收入差距还会影响到经济效率。更重要的是，过大的收入差距还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稳定。大量的发展中国家的例子都表明，收入差距的扩大是导致社会和政治不稳定的一个重要的因素，这种不稳定反过来又影响到整个经济的发展过程。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国家的收入差距也许处在一种临界的水平上，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会带来何种社会后果很难预测。

在普遍的收入差距中，城乡差距更为普遍和严重。近年来，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增长缓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自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农民收入增长放缓后，1997年以来，农民收入已连续7年低速增长，不及城镇居民收入增量的1／5。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由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1.8∶1左右，扩大到3.1∶1。农民收入长期上不去，不仅影响农民生活水平提高，而且影响粮食生产和农产品供给；不仅制约农村经济发展，而且制约整个国民经济增长。故此，本调查报告把研究重点集中在城乡差距方面。

2004年新年伊始，中共中央、国务院就农民增收发出了“一号文件”，是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学界研究与中央决策之呼应，由此亦清晰可见。——编者

中国城乡收入差距世界最高

中国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一个先上升后扩大的过程（见图一）。从1994年开始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出现了下降的趋势，但是从1997年起又逐步扩大。

这次扩大与农产品价格的变化基本上是同步的。当农产品价格上升以后，农民收入增加，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在缩小，如果农产品价格不变或者下降，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就会进一步扩大。我们还可以看到，2001年居民的人均收入几乎是农村居民的三倍，这是按照国家统计局的个人收入概念计算出来的，即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的比率。对于这样一个收入差距很多人会提出不同的意见，因为它不能真实地反映城乡之间的实际收入或者用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概念，实际福利水平（well－being）上的差别。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还不能涵盖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各种各样的实物性补贴，比如说城镇居民中很多人是享受公费医疗的，而农村居民却没有这种待遇。城镇的中小学能够获得国家大量的财政补贴，而农村的学校得到的补贴非常少，农民却要集资办学。城镇居民享受养老金保障、失业保险、最低生活费救济，而这些对农村居民来说却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如果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有人估计城乡收入差距可能要达到四倍、五倍，甚至是六倍。

中国与其他国家相比，如果仅仅看货币收入差距，或者说名义收入的差距，非洲的津巴布韦的城乡收入差距比中国稍微高一点，但是如果把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是世界上最高的。

高收入人群收入超常增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收集到的1995年和2002年全国住户调查数据，为进一步分析个人收入差距的变动趋势和收入差距的结构性变化提供了可能。

为了与上述的分析结果具有可比性，我们仍使用国家统计局的农村居民纯收入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概念，来估计和分析有关的个人收入差距指标。

表1给出了1995年和2002年全国、城镇内部、农村内部基尼系数的估计结果，还有城乡之间的收入比率。从中可以看到，2002年全国的基尼系数达到0.454，比1995年高出1.7个百分点。城镇内部的基尼系数的上升幅度最大，比1995年提高了近4个百分点，达到0.319。与此不同的是，农村的基尼系数反而有所下降，从1995年的0.381下降为2002年的0.366，下降幅度非常有限，仅为1.5个百分点。然而，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却在扩大，如表1所示，城乡之间人均收入比率由1995年的2.8提高到2002年的3.1。

在表2中，我们将样本按照收入高低进行排序，然后分别计算不同比例的高收入人群组所获得的收入比例和低收入人群组的收入份额，从而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观察个人收入分配的状况。就全国而言，2002年收入最高的1％人群组获得了全社会总收入的6.1％，比1995年提高了0.5个百分点；最高的5％人群组获得了总收入的近20％，比1995年提高了1.1个百分点；最高的10％人群组获得了总收入的近32％，比1995年提高了1.2个百分点。这些结果意味着富人变得更富了。

如果对城镇内部和农村内部的高收入人群组的收入比例的变化作进一步考察，我们会发现全国高收入人群收入比例的上升主要来自于城镇，而不是农村。相对于1995年，2002年农村中的高收入人群组的收入份额有所下降，这是与农村基尼系数的下降一致的。与农村相比，城镇的高收入人群组的收入份额，虽然低一些，但却是明显上升的，正如表2所显示的，收入最高的1％人群组获得的相对收入份额提高了0.5个百分点，收入最高的5％人群组和10％人群组的相对收入份额分别提高了1.5和2个百分点。

现在我们来观察最低收入组的相对收入份额及其变化。对全国样本来说，虽然收入最低的5％人群组和10％人群组的相对收入份额处于很低的水平，但是没有出现下降的迹象。也就是说，全国收入差距的扩大并不是表现为低收入人群收入状况的恶化，而是表现为高收入人群收入超高速增长。然而，对城镇样本来说，收入最低人群组的相对收入份额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降低，例如收入最低的1％人群组，5％人群组和10％人群组的相对收入份额分别下降了0.2个、0.6个和1.7个百分点。值得欣慰的是，农村的低收入人群组的状况都有某种程度的改善。这些情况也是与我们前面获得的基尼系数的估计值表明的收入差距状况相吻合的。

城乡收入差距大于城镇 和农村内部收入差距

从收入差距的构成上看，全国的收入差距是由城镇内部收入差距、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和城乡之间收入差距所构成。人们自然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三种差距各自在全国收入差距中占有多大的比例？表3为这个问题提供了明确的答案。利用泰尔指数，全国的个人收入差距被分解为三部分，城镇内部、农村内部和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同时，我们还可以计算出三种差距对全国总差距的贡献率。

不难看出，在1995年至2002年期间，城镇内部收入差距的贡献率有所提高，提高了7个百分点。与此相反，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贡献率有较大幅度下降，由52.7％下降为38.5％。这一变化一方面归结于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轻微缩小，另一方面产生于农村人口相对比例的下降。

更值得注意的是，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对全国总体收入差距的贡献率明显上升，从36％提高到43％。同时，它意味着在2002年全国总体收入差距的2/5以上来自于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这进一步表明了城乡之间收入差距是非常巨大的。

西部地区收入差距大于东部地区

同样的泰尔指数的分解方法可以应用于地区之间收入差距的分析。表4给出了东部、中部、西部对全国收入差距的贡献率以及三大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的贡献率。一个重要的估计结果显示了地区之间收入差距贡献率的提升，从7.5％提升为8.7％。这表明了地区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而不是缩小。除此之外，东部地区收入差距的相对贡献率下降了11.6个百分点，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各自内部收入差距的相对贡献率都在上升，特别是西部地区的贡献率提高了近8个百分点。由于在计算表4中的结果是没有区分城镇样本和农村样本，中部和西部内部收入差距贡献率的上升也许是由城乡之间收入差距扩大所引起的。对此，我们将地区分解分析和城乡分解分析结合起来，从中可以发现地区内部的收入差距在多大程度上是由城乡之间收入差异引起的。

从表5中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对于东部地区来说，相对于1995年城镇内部的贡献率上升了近一倍，而农村内部的贡献率却下降了46％。不过，东部地区的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的贡献率提高了14％。中部地区贡献率的变化方向与东部大体相同，所不同的是农村内部贡献率的下降幅度很小，而城乡之间贡献率的提高幅度很大，提高了35％。然而，对于西部地区来说，不论是城镇内部和农村内部，还是城乡之间，贡献率都在上升。这意味着西部地区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是全方位的，不仅表现在城镇内部，也表现在农村内部，还表现在城乡之间。表5还告诉我们一种值得关注的现象，从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的相对贡献率来看，西部地区是最高的，高达58.3％，而东部地区是最低的，为37％。也就是说，越是相对落后的地区，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就越加明显。

农村内部收入差距为何缩小

根据上述估计结果，全国的基尼系数相对于1995年上升了大概两个百分点，这个幅度并不是很大，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有所下降。对此，我们还是持谨慎的态度，因为现在还不能完全确定我们的估计结果真实反映了农村收入差距的变动趋势，这有一个数据本身的进一步清理的问题，还有一些包括计算方法上的问题。

但是，我们认为对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缩小有一些可以解释的因素。

第一个因素是农村地区的逐步城市化过程。如果我们看一下统计资料，会发现近几年特别是在沿海地区城市化的速度非常快。农村中有很多以前农村户口的人转为城市户口，另外农村中一些有钱的人搬到城镇去住，而剩下的是一些收入较低的农户。所以，城市化过程不仅影响到农民的平均收入，而且引起高收入者流入城市后使得农民收入更加平均化了。

第二个因素是农民外出打工的机会大大增加。我们的数据也表明在两次调查期间个人收入中外出打工的收入有显著的增加。农民打工机会的普及化意味着他们打工收入的平均化过程。当打工机会和非农就业机会过于集中在一部分地区或者少部分人群时，非农收入或者打工收入实际上对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起到了一种扩大的效应。现在在一部分落后地区、贫困地区、西部地区，农民有更多的机会外出打工，使得他们得到更多的非农收入，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

第三个因素是这两年在很多地区实行的税费改革。无疑，农村的税费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因为农村的税赋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即有明显的累退性，或称为“累退税”。“累退税”意味着收入不同的人要负担相等税额，因而税率是递减的，也就是说收入越高的人，负担的税率越低。“累退税” 实际上对收入差距会产生扩大效应。因而，我们认为，如果近两年的农村税费改革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着农村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应成为当前政策重点

如上所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应该成为当前政府政策的一个重点。我们城乡差距，城乡之间的分割问题是有历史原因的，但是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没有出台一些真正有利于缩小城乡之间收入差别的政策或者制度。令人不可理解的是，有些政策和制度还在加剧着城乡分割。有人认为农民之所以成为弱势群体，是因为他们没有他们自身的利益代表，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农民没有自己的组织，工人还有工会作为名义上的代表，而农民却没有农会组织。另外即使在农村管农民的干部也不愿意充当农民利益的代表。在实际调查中看到的情况是，一些乡干部住在县城里，一些县干部住在城市里。他们到乡里去上班都是骑着摩托车、坐着汽车去的，他们完全是像公务员一样去办公，和农民之间还有什么感情可言？农民的利益要想通过这些政府官员得到代表是非常难的。这些现象显露出当今制度层面上的缺陷。

必须解决劳动力市场分割

解决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当务之急是应该从体制上解决劳动力市场的分割问题。我们现在对农民工的歧视，对农民工户口的限制，实际上反映了我们劳动力市场的分割问题。这是和一个市场经济国家的基本经济原则相悖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最大的政策应该是怎么样能够消除现存的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也就是说形成一个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能够使得农民有更多的进城机会，能够有更多的在城里找到工作的机会，而且是一个平等的就业和公平的收入待遇的机会。

中国是一个劳动力资源极为丰富的经济，城镇中的大量下岗失业人员，大量的寻找工作的农民工，农村中大量的处于闲置半闲置状态的劳动力，既是经济不够发展的结果，又是收入差距扩大的部分原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实现充分就业和抑制收入差距的过度扩大都需要进一步发展经济，使得经济增长始终保持在一个高水平上。只有通过高速经济发展，才能逐步吸纳掉城镇中的下岗失业人员，给予农民工更多的就业机会，消化掉农村剩余劳动力。从这一点出发，收入分配政策的重点不应该考虑如何提高个人所得税率，而是考虑如何提高就业率。中国的个人所得税的问题不是税率太低，而是实际征收方式太乱，造成实际税率与名义税率相差甚大，通过个人所得税征收效率的提高，即使维持不变的税率，也会使税收额有很大的提高。为此，我们的金融制度和政策以及税收政策都要做出相应的改革与调整，对中小企业的发展，对民营企业的融资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支持。

有必要完全免除农村税费

如上所述，农村的税费改革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然而应该看到税费改革力度是相当有限的。经过税费改革的一些乡镇，平均比他们原来的税费负担可能降低了30％左右。如果原来的税费是超负担的，那么税费改革只是意味着税费回到正常的水平。如果想要进一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特别是缩小落后地区与沿海发达地区的差距，需要在很多地区实行更大幅度的税费减免，或者完全免除农村的税费。正如我们一次简单的模拟分析所表明的，如果把农户的所有税费全部减免，那么他们的人均收入将增加5.4％，也就是说他们与城镇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将会缩小13个百分点。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将会下降1.4个百分点。

应由中央财政负担农村教育和医疗

同时，农村的基础教育和基本医疗由中央财政负担起来，这是非常必要的。西部农村地区中小学生的高失学率一直是地方政府的头疼问题。其中很大的原因是教育费用的快速增加，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困难家庭确实是付不起学费。西藏这几年就是把小学、初中学生的所有费用全部由政府统包了，小学生是一年500元，中学生是一年600元，于是全区升学率有了大幅度上升。

城镇中农民工子女的就学问题也是需要从政策上加以考虑的。大批的农民工进城就业和居住，会不会在城里形成一个下层社会？这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农民工进城后还难以改变自己的身份，仍处在农民工的阶层内，这是历史的原因所致，但是如果他们的孩子从小就在受教育上受到歧视，他们的阶层身份就会一代一代地传递下去。对一个合理的社会来说，第一代人因为历史上的原因承担了某种社会代价，不应该让第二代人继续背负这种代价。如果现在不改变农民工子女就学和将来就业中出现的歧视问题，我们的社会将来会付出更大的代价。

农村社会保障问题需要通盘考虑

农村中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和部分农民陷入贫困的一个因素是罚款问题。罚款已成为农村社会管理的一种普遍使用的手段，对农民利益的伤害也是相当严重的。以计划生育罚款为例，很多地方政府认为计划生育罚款是名正言顺的，不考虑罚款所带来的各种负作用。对于一些农户来说，只要一罚款，就会长期地陷入贫困。为什么在城市里计划生育政策可以畅行无阻，而在农村中却困难重重呢？这背后的原因是城市中存在着养老金制度和更高层次的男女平等观念，而这两点正是农村所缺少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在农村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虽然是一种国策，但是以剥夺一部分农民的养老权利为代价的。如果能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应该在政策上有所考虑。

我们应该考虑农村老年人的社会保障问题。确实有的国家有过这种政策，到了一定年龄比如65岁以后，不管你有没有子女，政府都给你一定的养老金。这个在中国可能不太现实，毕竟中国的人口数量太大，但是对于一些落后地区、贫困地区可以采取这种方式，政府每年发给65岁以上老年人一定数量的养老金。这既是一种扶贫的办法，也会反过来促进计划生育的落实。

对于农村现有的贫困人群，在扶贫战略上要做出适当的调整，因为他们更多地属于缺少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如五保户、残疾家庭、因病致贫家庭、单亲家庭等。解决他们的贫困，开发式扶贫的办法已不能发挥作用，应该考虑最低限度的救济式扶贫的办法。一种办法是根据一个地区的贫困状况，可以确定一个救济的比例，也就是对最贫困的人口给予一定的现金和粮食救济。从现有的统计资料来看，对农村贫困人口的救济规模和数量都少得可怜，与国家的财力的增长速度是不相称的，也是与农村贫困人口的迫切需要不相符的。因此，在国家财政支出中提高农村贫困救济支出的比例是完全必要的。

对缩小收入差距起到间接作用的是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与调整。我们先进的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性，一部分人享受过度保障，一部分人则无任何保障。中国毕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不可能给国民提供高水准的社会保障，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根据不同的就业身份对不同的人实行迥然不同保障待遇则是让人难以接受的。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考虑现存社会保障制度的合理性，逐步建立一种水平不高但覆盖面广的社会保障体系。

本文两位作者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注：此课题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科研项目和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作者感谢国家统计局城调总队和农调总队在数据调查方面提供的支持，也感谢魏众、邓曲恒、丁赛、张凡、罗楚亮、胡怀国等在文字数据处理工作中作出的努力。

第四篇：发展经济学案例14 中国城乡收入差距调查

案例： 中国城乡收入差距调查

背景资料：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标志，神州大地涌动改革春潮。困扰中国几千年的温饱问题迎刃而解，民族复兴的大业展现出光明的前景。15年后，十四届三中全会勾画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带来了经济社会的极大发展。中国人千百年的小康梦得以实现。

□李实 岳希明／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经过数年长期跟踪，分别于1988年、1995年、2002年展开三次全国范围的住户调查，并于最近刚刚完成调查报告，其中就中国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得出如下结论：

●中国城乡收入差距世界最高

从1994年开始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出现了下降的趋势，但是从1997年起又逐步扩大。2001年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几乎是农村居民的3倍。2002年全国的基尼系数相对于1995年上升了大概两个百分点。如果把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是世界上最高的。

●城乡收入差距仍在扩大

从1995年到2002年，城镇内部的基尼系数的上升幅度最大，农村的基尼系数反而有所下降，然而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却在扩大，城乡之间人均收入比率由1995年的2.8提高到2002年的3.1。

●高收入人群收入超常增长

全国收入差距的扩大并不是表现为低收入人群收入状况的恶化，而是表现为高收入人群收入超高速增长。值得欣慰的是，农村的低收入人群组的状况都有某种程度的改善。

就全国而言，2002年收入最高的1%人群组获得了全社会总收入的6.1%，比1995年提高了0.5个百分点；最高的5%人群组获得了总收入的近20%，比1995年提高了1.1个百分点；最高的10%人群组获得了总收入的近32%，比1995年提高了1.2个百分点。这些结果意味着富人变得更富了。

●落后地区收入差距最为明显

从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的相对贡献率来看，西部地区最高，高达58.3%，而东部地区最低，为37%。也就是说，越是相对落后的地区，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就越加明显。

●劳动力自由流动是关键性的解决之道

解决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当务之急是应该从体制上解决劳动力市场的分割问题。我们现在对农民工的歧视，对农民工户口的限制，实际上反映了我们劳动力市场的分割问题。这是和一个市场经济国家的基本经济原则相悖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最大的政策应该是怎么样能够消除现存的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也就是说形成一个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能够使得农民有更多的进城机会，能够有更多的在城里找到工作的机会，而且是一个平等的就业和公平的收入待遇的机会。

当前，收入差距急剧扩大已成为一个社会热点问题。从宏观层次上讲，收入差距本身是整个社会经济运行的一种结果，但是它又与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互动的作用。也就是说，收入差距本身不仅和经济效率相关，过度的平均主义和过大的收入差距还会影响到经济效率。更重要的是，过大的收入差距还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稳定。大量的发展中国家的例子都表明，收入差距的扩大是导致社会和政治不稳定的一个重要的因素，这种不稳定反过来又影响到整个经济的发展过程。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国家的收入差距也许处在一种临界的水平上，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会带来何种社会后果很难预测。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应成为当前政策重点

讨论目的：

了解对于中国收入差距产生、发展以及未来发展趋势的不同观点和判断依据。涉及的知识点：

收入差距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作用，中国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案例讨论过程：

1．组织者介绍案例，并对参与者进行分组，确定讨论时间、地点，说明相应规则。

2．每个参与者对案例做前期资料准备。

3．各小组根据思考题进行讨论。4．讨论结果陈述。

第五篇：公众期待新任政府为实现“中国梦”做好三件事

公众期待新任政府为实现“中国梦”做好三件

事

王聪聪

2013-3-21 16:06:13来源：中国青年报 2013.03.21

公众期待新任政府为实现“中国梦”做好三件事：

缩小收入差距、建立反腐倡廉长效机制、解决看病难看病贵

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侯欣一感到，今年政协大会上的发言“比以往尺度放得宽，问题提得很尖锐”。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朱征夫委员引用一个段子评论行政审批异化——“戴市场的帽子，拿政府的鞭子，坐行业的轿子，收企业的票子，供官员兼职的位子”。长安银行监事长周新生委员发言的题目是《尽量让国人不求人少求人》，直指“求人”的重要原因是“改革不到位”。“本该靠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但很多地方靠权力和关系。”

2013年全国两会刚刚结束，公众对今年两会感受如何?他们期待新任政府为实现“中国梦”做些什么?截至3月17日12时，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题客调查网和民意中国网进行的调查显示，65.8%的人认为青年受益于本届两会。为实现“中国梦”，52.3%的人希望政府继续缩小收入差距，50.2%的人希望建立反腐倡廉长效机制，44.7%的人期待解决看病难看病贵。来自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8845人参与调查，18～45岁的青年占87.6%。

87.5%的人感觉今年两会会风有改进

以往每年两会开完，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教授俞光岩都会整理出一箱子纸带走——那是会议报告和各种发言材料。今年他的“行囊”轻便了很多，委员们的大会书面发言材料都在网上提交查看。他得知，由于取消大会纸质发言材料和简报等，全国政协会议减少支出200万元。

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侯欣一注意到“今年两会较为简朴”，会场和大会堂都没有摆鲜花，原来三八节惯例——各团、各省的联欢活动取消，和大会无关的会外会也停了，饭店也不提供酒了。

“今年两会宴请应酬少了。”全国人大代表、浙江武义青坑村村委会主任俞学文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驻地饭店准备的自助餐也比较简单，代表们很自觉地吃多少拿多少。

调查显示，87.5%的人感觉今年两会会风改进。45.0%的人表示“公款宴请吃喝被刹住”，40.8%的人表示“报告文风简明易懂”，38.7%的人感到“代表委员发言务实”。其他改进还有：精简纸质文件材料(32.4%)，交通管制大幅减少(32.3%)，与会讨论切中时弊(29.8%)，参会人员缺席现象少(22.2%)等。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深圳南岭村社区书记张育彪所在的广东团，今年没按级别排座，“发言讨论的氛围更好，来开会就要敢讲话、讲真话。”他在会上直言，现在社区的工作是“对上负责，而不是向下服务”，社区工作重管理、轻服务、检查多、考评多，让社区疲于应付。目前南岭村社区承担的行政管理事务有24项，他曾经一天要参加5个街道一级的会议。他提出，社区的工作模式要改革，社区主要是服务辖区居民，但各级政府把社区当作小政府，承担太多行政管理职能，就压缩了公共服务的空间和人力。

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龙云当即表示：“请张育彪代表把这份发言整理出来，给广东21个地级以上市的市长看看，减轻社区负担。”

“少说套话多提问题”，这是在全国政协会议前，工作人员向委员们传达的发言要求。侯欣一感到，今年在政协大会上的发言“比以往尺度放得宽，问题提得很尖锐”。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朱征夫委员引用一个段子评论行政审批异化——“戴市场的帽子，拿政府的鞭子，坐行业的轿子，收企业的票子，供官员兼职的位子”;长安银行监事长周新生委员发言的题目是《尽量让国人不求人少求人》，直指“求人”的重要原因是“改革不到位”。“本该靠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但很多地方靠权力和关系。”

政府职能转变无疑是本届两会讨论的一个重点。在俞光岩看来，大部制改革有利于提高行政效能，比如新组建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可以在生产、流通、消费三个主要环节统一监督管理，对老百姓吃上放心的食品药品很有利。对于机构改革，委员们普遍反映部门命名较长拗口，这也与公众的讨论一致。

3月14日，“国家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正式定名为“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今年两会对哪些改革问题讨论得最充分

浙江宁波市民肖春平最关注两会上有关医保养老的消息，他的父母在农村老家，养老金每人每月只有几十元。他最担心父母一旦生病住院，护理服务很缺乏，自己的压力更大，所以他现在尽量节俭为将来打算。他希望政府改变养老的城乡差别，破除退休养老双轨制，“如果能完善医保社保体系，年轻人就会少很多后顾之忧，才敢放心消费。”

本报社调中心在今年两会期间的调查显示，84.5%的人坦言养老预期影响职业选择。64.8%的人最期待医卫改革。

俞光岩指出，当前医改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形成了覆盖13亿人的医保体系。但是仍然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首先就是基层医疗人才缺乏，技术力量薄弱。医学毕业生奔着大医院，大医院又接收不了，这就需要政府制定政策鼓励人才流向基层。他在调研中发现，江西赣南医学院“订单式培养”的经验值得推广，根据农村医疗卫生需要培养学生，学生毕业后去乡镇卫生院。当地政府提供了很多优惠政策，比如提高工资、给予进修机会、选拔干部时同等条件优先考虑、服务期满可以调动等。

“城市大医院改革是医改的难点。”俞光岩说，主要是医疗价格体系不合理，药品设备耗材的费用高，技术劳务价格低，导致过度医疗问题出现，也不利于调动医务人员的积极性。目前已有医院试点实行医药分开——取消药品加成，提高医师服务费。他认为，要建立系统的符合医疗市场运营规律的医疗服务体系和医院补偿机制，还需要探索和改革。

今年两会对哪些改革问题讨论得最充分?民调显示首先是“制度反腐”(36.3%)，其次是“医卫改革”(35.6%)，第三是“教育改革”(31.9%)。接下来依次为：户籍制度改革(23.8%)、收入分配制度改革(22.4%)、行政体制改革(20.5%)、计划生育政策(19.8%)、保障房准入退出制度(16.6%)、干部人事制度改革(15.2%)、劳教制度改革(15.2%)、农村集体土地征收制度(13.2%)、退休金

双轨制(12.5%)等。

广西钦州某高中老师董微(化名)最关心教育改革。她所在的中学初中部，是当地两所优质初中之一。每年都有家长托人来问：有没有什么办法上这所初中?她也很无奈，因为能进来的人太少，去年学区之外招收200人，报名的就有5000人。“我们三线城市都这样，更不用说大城市了。中小学择校和教育均衡问题，每年代表委员都会提起，但什么时候才能解决?”

“代表委员提出的问题解决到什么程度，会议给国家带来了哪些改变，都有必要让公众知道。”侯欣一说，目前只要立案的提案都会有反馈，不过一些部门的回复太快、太程式化，基本上是三段论：“这个问题关注了，目前还解决不了，谢谢你关注希望继续关注。”他希望，相关部门不仅要限期回复，还要推动解决问题。只要不涉密的提案议案都应该公开，让公众知道代表委员都在做什么，把政府的答复也公开，让公众知道政府解决问题的能力和过程。这样代表委员和政府都会认真，也会增强公众对政府的信心。

公众期待政府为实现“中国梦”做什么

两会中，山东枣庄城头镇吴时村村民刘凤成注意到一个词，“中国梦”。他心中的“中国梦”是“社会公平正义，贪污腐败少点儿，过得比以前更好”。他有10亩地，种了小麦和玉米，化肥、农药、覆膜等农资价格上涨太快，远远超过农产品价格的上涨速度。国家在提农业现代化，鼓励适度规模经营，他身边不少人想尝试，可是农村金融贷款比较难。“这些问题政府能不能帮助解决?”

俞学文的“中国梦”是，把企业做得更好，带动更多人共同富裕。他觉得，国家提出的城乡一体化、农业现代化，会给青年带来更多机会，政府和企业有责任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他建议，政府建立农民工再教育学校，让农民工利用业余时间，得到技能、思想等方面的培养，在社区、开发区、产业园，创建农民工文化学习交流活动中心，提高他们的综合能力和素质。城市中的文化设施如文化馆、博物馆、图书馆等，要逐渐向农民工开放。相关企业也要加大包括时间和经费在内的多方面投入。

公众期待新任政府为实现“中国梦”做什么?52.3%的人首选缩小收入差

距;50.2%的人希望建立反腐倡廉长效机制;44.7%的人期待解决看病难看病贵;40.5%的人希望解决食品安全问题;38.7%的人期待推动法治进步;37.7%的人希望政府寻求经济发展新动力;37.5%的人期待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36.3%的人建议加强环境污染治理;33.6%的人建议加强保障房建设和供应;32.6%的人期待推进教育公平;31.8%的人希望改善就业创业环境;28.5%的人建议干部选拔任用尊重民意;27.0%的人期待破除退休金双轨制;23.7%的人希望提高城镇化质量，改善外来务工人员待遇;16.3%的人认为要坚持和平发展战略。

侯欣一认为，中国今后的发展必须靠制度，依法治国是“中国梦”实现的基础保障。他主张尽快建立依法治国所必需的相关制度，制定《政务信息公开法》、《行政程序法》，修改《预算法》等，使政府依法行政，权力规范运行，群众监督制度化。

制度建设也多次被普通公众提及。董微说，今年教育经费支出占总体财政投入4%，希望政府依法加大教育投入，并有更多落实在偏远落后的地方，“看到一些山区教育的改变我心里很高兴。虽然教育问题还有很多，但是政府一直在尝试教育改革，努力改变总是好的。”

尽管为生活压力和父母养老烦恼，肖春平仍然感觉不少人比他更需要政府的关注。比如一些农民工工作辛苦收入不高，子女又不能在当地参加高考，制度应该更多保障他们的利益。“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政府有决心在行动，民众就能看到希望。”

调查中，51.8%的人对自己未来10年的生活充满信心，27.6%的人表示“不好说”，20.6%的人表示没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