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皖南事变》读后感
读《皖南事变》有感
1940年10月19日，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强令黄河以南的新四军、八路军在一月内立即撤到江北；中国共产党从维护抗战的大局出发，答应皖南新四军调离；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的支队9000多人由云岭出发北移；6日，行至皖南泾县茂林是，遭到国民党军8万多人的袭击；新四军奋战七昼夜，弹尽粮绝，除2000多人突围外，大部分被俘或牺牲；叶挺将军与国民党谈判是被扣押，项英、周子昆被叛徒杀害„„
事变后，周总理在《新华日报》上愤然写下：“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确实，在读这本长篇的军事文学时，心中悲愤不已：这就是国民党历史上所谓难得的“大胜利”？
我一向是偏爱军事文学的，趁着寒假，我读完了《皖南事变》，甚是过瘾。
相较于以往我所阅读的军事文学，《皖南事变》有着尤为不同的风格：它传承了中国古典军事文学的真实与浪漫。这部长篇巨制无论是在政治上、军事上还是文学史学方面，甚至是社会学哲学领域都贡献颇丰，极富有真实性与思辨性。
黎汝清的笔下的血腥与杀戮更多被他对历史深处的真相的独到见解所取代，从这里，能读懂皖南事变背后的真实，以及它所蕴含的丰富哲理。
历史上的方志敏，勇敢无畏，正直无私；作者笔下的方志敏有胆识，有气魄。方志敏留下的全军覆没的战略总结，一开始就提出了真理的客观性与实践性的问题，提出了能否毫不掩饰地总结自己造成的惨痛教训是共产党员应尽的责任和光明态度问题，也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信仰和实行问题，这成为了贯穿全书的哲理，并一直延续至项英的自传，“事业上的低调，行动上的高潮。”
敢于承认自己的错误，自觉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党的优良传统。不掩饰缺点和错误，自觉主动从过错中吸取教训，可以使人不断进步，走向成熟。在这方面，方志敏即是楷模。
1961年，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带头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并要求到会的同志传达到各省各地方。事后，当他得知许多地方没有传达，又在1962年7月，扩大的中央会议上说：“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同志们，不应当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毛泽东的自我批评再次告诉我们，一个人不论职务高低，都应该勇敢的承认自己的过错。
每当我们兴叹生命中许多行为错失带来的后悔的事业无济于事，正如我们虚度了许多没有耕耘的岁月，结果长出一串串酸得无法入口的葡萄，若能悬崖勒马，及时改正，就可以把坏事变成好事。（哦~原来可以把酸葡萄榨成汁，差些砂糖不成了饮料？）
心中豁然开朗，本是乌云密布的天空晴朗了。在近几年的学校生活中，尤其是初入课堂的一二年，年少气盛、主观太强、性情固执等原因，特别容易犯错，其中最大的弊病就是错而不醒，因此错过了许多机会如人缘、友缘、善缘等等。事后，常被父母教育，“要反思，要检讨。”“每日三省”之类的。当时是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现在想想觉着很有几分道理。只要面对现实，承认错误，吉尔改正错误，才是回头是岸，才不会继续沉沦。
生命本身就是一个无比丰富的宝藏，即使你享尽了世界上的荣华富贵，有时错失带来的苦痛总是缠绕——谁说生命不是在一连串的痛苦和错误中走向圆满？
最后借《道德经》中的名句，也算是从书中得到的箴言吧。
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
第二篇：参观皖南事变烈士陵园
泾县红色之旅—缅怀革命先烈和坚定信念的心灵洗礼
2017年11月26日，我们踏上了红色征程，参观了皖南事变烈士陵园和叶挺新四军指挥部。在行程里我重温了我党峥嵘的历史、领略了祖国的山川秀美和悠久历史、聆听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行程虽然短暂却胜似平时千百堂政治教育，对于我来说更是一种精神的震撼和心灵的洗礼。感受最深的莫过于感受到了“信念”的力量和伟大。
1941年1月4日，皖南新四军军部直属部队等9千余人，在叶挺、项英率领下开始北移。1月6日，当部队到达皖南泾县茂林地区时，遭到国民党7个师约8万人的突然袭击。新四军英勇抗击，激战7昼夜，终因众寡悬殊, 弹尽粮绝，除傅秋涛率2000余人分散突围外，少数被俘，大部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突围后遇难，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是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高峰。皖南事变烈士陵园的九十台阶分为三个层次，寓有当年九千新四军将士分三路纵队东进抗日。沿神道拾级而上，通过神门便进入纪念碑、纪念廊、凭吊广场和无名烈士墓组成的第三空间序列。纪念碑位于纪念广场和神道的中轴线上，黑色磨光花岗岩碑面，镶嵌着邓小平写的皖南事变死难烈士永垂不朽的 题词。碑身弧形，舒展高耸，以简洁巨大的形体，象征着先烈们磊落坦荡的胸怀，崇高伟大的献身精神，碑的下方为一尊汉白玉雕刻的花环。纪念廊里排列着九根具有皖南传统特色的圆形巨柱。其中只有两根是完整的，余下都是高低不平的残柱，寓意当年九千健儿大部殉难，只有两千人胜利突围。七个单元的纪念廊和九根纪念柱，还象征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发展成为七个师九万余人的抗日队伍。主碑和无名烈士墓组合在一起，同时利用碑身的建筑空间，形成了第四处纪念性空间序列。烈士墓的祭台上，燃烧着常年不息的火焰，象征着烈士的生命之火永不熄灭。陵园的史料陈列室内有江泽民总书记和李鹏总理分别为纪念皖南事变五十周年的题词：青山埋忠骨，精神育后人。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皖南事变殉难烈士浩气长存。
这些革命烈士他们不屈不挠，勇往直前，成立了新中国。没有鲜花，没有掌声，为了一个坚定的信念，他们求实创新，建设着新中国。他们不怕流血，不惧牺牲，为振兴中国而奋勇拼搏。不怕辛苦，不怕劳累，为复兴中华而前赴后继。这一切感染着我，启发着我，让我真正认识到作为一名中华民族的子孙真的有义务向这样一个伟大的党靠近，而今我真的坐在党校培训的课堂上，来理解党的考验和洗礼。青山埋忠魂，碧血印丹青。朔州是一片红色的土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在那里指挥铁军驰骋大江南北，抗日救国。陵园内绿草如茵，翠柏挺立，雄伟的石雕和主碑纪念广场，犹如一部巨书，记载着共产党人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镇压，挽救中国革命的英勇壮举。但在这块埋葬着无数先烈的土地上，我们始终步履蹒跚，情绪久久不能平静。在黑暗统治的腥风血雨中，先烈们表现出了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这正是我们这天要弘扬的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集中体现；他们为了共产主义事业的献身精神和不屈意志，正是我们始终要树立的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他们为了民族解放事业，顶住各种威逼利诱和严刑拷打，不惜牺牲自我的精神，正是我们要继承和发扬的革命遗志和远大理想。忘不了在纪念碑前默哀的情景，忘不了宣誓的那一句句话语，忘不了参观革命先烈纪念馆里的那一个个陌生的名字和一颗颗火热的心。
今天的中国已经不再有饱受列强蹂躏的懦弱与无能，今天的中国已经不再有外战、内战的混乱，取而代之的是和平稳定的社会大环境。今日的中国，正以其飞速发展的经济、日渐强盛的国力向世界展示着她的容颜；今日的中国人民，正凭着他们不凡的智慧和满腔的热情开创着一个繁荣昌盛的新时代。出生在9０年代的我们，无疑是幸运的。但是，在我们享受着我们所拥有的这一切时，我们有没有记住那些用鲜血换来我们的幸福的革命先烈，我们不能忘却那一段充满着辛酸却也洋溢着一股无限崇高的精神的革命史，参观完皖南事变烈士陵园，我们应该懂得用建筑来说话！烈士陵园做为一种载体，既承载着纪念的使命，又肩负着教育的功能，对于红色精神的传承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不应忘却，我们不能忘却。
第三篇：关于皖南事变的感想
关于皖南事变的感想
国贸10丙
方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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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学校开展了人文课堂的讲座。里面讲述的皖南事变让我感触颇深。
那是一场“兄弟阋于墙”的悲惨事件。皖南事变发生后的1941年1月17日，周恩来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亲笔题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一切正义的人们对国民党顽固派发动又一次反共内战的愤怒和谴责，这也是皖南事变被称为“千古奇冤”的由来。
60年前发生在皖南的同室操戈的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事件，是国民党顽固派在新四军军部和所属部队决定北撤到长江以北苏皖敌后地区时精心策划的聚歼新四军部队于泾县茂林地区的一个极其险恶的反动阴谋，也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所发动的反共高潮中所犯下的最大的一次罪行。
皖南事变中，新四军九千将士，其中两千余人突出重围，两千余人战死，一千余人失散、失踪，四千余人被俘。被俘的将士分别被关押在江西上饶集中营、江西铅山等地。在被俘的人员中有极少数人由于对中共失去信心，被俘后叛变、变节。而赵凌波、赵希仲、刘厚总这三个团级干部的叛变，则给新四军造成极大的破坏。最终，这三个叛徒也得到应有的下场。关于新四军为何迟迟不能北移，这也是由各方面原因造成的。
一是新四军面临的处境使其无法自主行动。新四军，是根据1937年7月15日《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 “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组建的。这就是说，新四军当时虽在政治上属共产党领导的部队，但由于“统辖”权在蒋介石手里，军事调动、体制编制等等都受到蒋的军委会限制，部队周边都是国民党的军队，稍有不慎即可能遭受来自周边的打击，并不是想北移就可以移的。
二是中共中央也一直强调要坚持皖南的革命战略支点。1937年12月30日，毛泽东等致电陈绍禹（王明）、周恩来、项英等，要他们“考虑后向蒋提议”：新四军组建后，部署要“以皖南为重心”，“以陈毅支队置于皖南，以高敬亭支队并准备增加一部置于皖北。”新四军组建后的部署，是由蒋介石按照这个提议确定的。1940年4月21日，陈毅、粟裕等建议军部移苏南，项英也同意，中央于5月4日复电同意军部移苏南，同时要求“皖南力量不要太弱，并须设置轻便指挥机关，以便坚持皖南阵地并发展之。”这些都说明，党中央、毛泽东一直是重视坚持皖南这个战略支点的，不能片面批评项英“长期株守”皖南。
三是新四军皖南部队北移是当时国共两党斗争的焦点。很多资料和文章，甚至有些文件都批评是项英违背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一味地“拖”，才导致错过了最有利的北移时机。这是有失偏颇的。当时，党中央、毛泽东所讲的北移是有先决条件的。11月9日，朱、彭、叶、项复何、白“佳电”中，答应“通令北移”，同时提出“宽以限期”。这就是说，时间并未说死。11月10日，即复电同意北移的第二天，毛泽东电告叶、项：要叶挺去第三战区与顾祝同谈判，提出停止汤恩伯、李品仙20万反共大军东进为谈判“第一位问题”。11月15日，毛泽东指示，要以皖南部队北移，换取停止汤、李大军东进为“交换条件”。11月21日和12月1日、14日，中央连电叶、项，要他们向第三战区要开拔费、补充饷弹、解决补充条件，以“延缓开动时间”。这都看出，皖南部队北移走不走、何时走，都是要由中央决定的，不是新四军说了算。当时中共中央对北移时限的要求，也一再变化。如果这个决心早点下，对皖南部队北移就能赢得有利时机。
四是中共中央对形势发展过于乐观。毛泽东一再讲：“只要蒋介石未与日本妥协，大举剿共是不可能的”，“只要蒋不投降，大举进军是不可能的”，“蒋介石为使我军移动不生变化起见，确已命令顾祝同通知各军加以协助，故阻碍是不会的”。11月30日，毛泽东致电叶、项：“日蒋决裂，日汪拉拢，大局从此有转机。”并指示说，11月29日刘少奇陈毅黄桥、曹甸之战不会导致蒋介石大规模的报复，“以大势判断，蒋、顾是不会为难你们的”。毛泽东认为蒋介石“既不能投降日本又不能剿共，这种可能性依然存在”，蒋介石目前“只有吓人一法”，除此之外“他是一筹莫展的”。
五是新四军被迫作出冒险南下的决定。1940年10月，韩德勤在黄桥失利，蒋介石肯定会报复，但中央没有对此作出部署。11月，刘少奇陈毅要打曹甸，叶、项顾虑曹甸战役对皖南部队北移会有不利影响，于11月29日向中央请示：“苏北动作如何？如与大局无碍，可否延至我安全北移后？”第二天，毛泽东等复电叶、项：“苏北动作不碍大局，„„顾、韩要叫几声的，你们敷衍一下就完了。”但事实却完全相反，蒋介石于12月10日向顾祝同下令，不准新四军皖南部队经苏南北渡，以免直接参加对韩部的攻击；如新四军皖南部队至限期仍未北渡，即予“解决”。顾祝同接电后，立即加快围攻新四军皖南部队的部署。同时，国民党方面在报刊广播里大肆宣传新四军皖南部队要北移，等于通知日伪加强长江的封锁。这样，皖南部队从铜陵、繁昌直接北渡和东进苏南再北渡的路线均已卡死，加剧了北移的困难，叶、项被迫南走“绕道”的路线。而不是《同》文所述“误打误撞地钻进了国军的口袋里”。
皖南事变的深远影响
皖南事变后，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随即整编为7个师和1个旅，新四军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更加发展壮大。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决斗争和国内外舆论的强大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在3月1日召开的第二届国民参政会上表示“以后再亦决无剿共的军事”，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实际上被打退了。此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的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动，对中国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事变前，我军虽然也是由党独立自主地指挥，但它仍隶属于国民政府，在全局上受蒋介石的军事委员会节制，遵守国民党的政令军令，发展地域、方向和规模都受到严重限制，我党我军少数领导人或多或少都受到“一切通过统一战线（即国民政府）”的影响。事变后，我军尽管损失了部分新四军力量，但从此摆脱了国民党当局的羁绊，我军不再属于国民党哪个战区的序列，政治地位进一步提高，逐渐向独立自主地肩负抗战使命转变。新四军的指导思想和组织领导，也由事变前与中央尚未形成完全的一致，向事变后思想上高度一致和组织上集中统一转变。我军建设与发展方向，实现了由事变前的游击兵团向事变后主力兵团的转变。政治组织建设更加健全，军事建设更加正规，后勤、经济建设进一步加强。从此，我军建设和抗日根据地发展迈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对于皖南事变这样一个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国共两党关系史上重大事件，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学术界，特别是党史、军史学术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对之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是，由于历史的尘封不可能一一拂尽，因而，迄今为止，仍然留下许多待解难解之谜，尚需学术界继续不断的加以深入研究探讨。
第四篇：皖南事变烈士陵园参观有感
皖南事变烈士陵园参观有感
9月13日清晨，冒着断断续续的秋雨，我们一行四十余人驱车两个小时，参观了泾县“皖南事变革命烈士陵园”
1941年1月4日，驻在皖南泾县云岭的新四军军部及其所属部队约9千余人奉命北上，到日寇后方开展游击战争，在茂林一带突遭国民党军队7个师、8万余人的包围袭击。因寡不敌众，除突围2千多人外，其余指战员或壮烈牺牲或不幸被俘，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1990年初，为纪念皖南事变新四军将士殉难50周年，在泾县城郊水西山修建了皖南事变烈士陵园。整座陵园以邓小平同志亲笔题写的“皖南事变死难烈士永垂不朽”纪念主碑为中心，入口纪念群、主题广场、主碑纪念广场、无名烈士墓四大纪念性空间序列和“皖南事变史料陈列展览馆”等，结合山形地势，组成一个完整有序、庄严肃穆的有机整体。建筑纪念物采用象征和隐喻的的艺术手法，完整表达了“皖南事变”这一“千古奇冤”悲壮事件的主题
淅淅沥沥的小雨中，我们“皖南事变死难烈士永垂不朽”纪念碑下敬献花圈，在低沉肃穆的的哀乐声中，为烈士三鞠躬、默哀。随后，在讲解员的引领下，我们缓步参观了无名烈士墓、纪念石刻碑廊、山顶纪念碑等处。
这次参观，强烈地震撼了我的心灵，接受了一次革命精神的洗礼，净化了灵魂，我对革命烈士的崇敬之情，以及对革命精神的理解都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在当前的改革发展形势下，缅怀革命烈士，传承革命精神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首先，我们要继承革命先烈坚定思想意志，牢固树立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和崇高理想，净化心灵，不为资产阶级思潮和糖衣炮弹所动。
其次，我们要学习他们不怕牺牲、义无反顾的大无畏英雄气概，改革发展是一条没有前车之鉴的探索之路，要拿出大勇气和大气概来，要做好有所损失有所牺牲的思想准备。
第三，我们要发扬革命先烈吃苦耐劳的优良传统，今天我们遇到的各种困难和挫折，与当年他们所遭遇的生死险恶、艰难困苦相比，算得了什么。想一想当年的革命环境，今天有什么苦和累，我们不能战胜？
在祖国构建和谐、科学发展的美好蓝图下，安庆石化二次腾飞的800万吨工程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在革命精神的鼓舞下，我会继续努力，充分发挥先锋模范的旗帜作用，团结带领周围群众，爱国爱岗勤业敬业，努力学习新知识新技术，争做知识经济时代的学习型蓝领技工，为我们的企业持续有效健康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供水党支部 贾银海
2010.9.19.
第五篇：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
毛泽东选集
第二卷
抗日战争时期（上）
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
（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
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抗战有功，驰名中外。军长叶挺，领导抗敌，卓著勋劳；此次奉令北移，突被亲日派阴谋袭击，力竭负伤，陷身囹圄。迭据该军第一支队长陈毅、参谋长张云逸等电陈皖南事变经过，愤慨之余，殊深轸念。除对亲日派破坏抗日、袭击人民军队、发动内战之滔天罪行，另有处臵外，兹特任命陈毅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着陈代军长等悉心整饬该军，团结内部，协和军民，实行三民主义，遵循《总理遗嘱》，巩固并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保卫民族国家、坚持抗战到底、防止亲日派袭击而奋斗。
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
此次皖南反共事变，酝酿已久。目前的发展，不过是全国性突然事变的开端而已。自日寇和德意订立三国同盟⑴之后，为急谋解决中日战争，遂积极努力，策动中国内部的变化。其目的，在借中国人的手，镇压中国的抗日运动，巩固日本南进的后方，以便放手南进，配合希特勒进攻英国的行动。中国亲日派首要分子，早已潜伏在国民党党政军各机关中，为数颇多，日夕煽诱。至去年年底，其全部计划乃准备完成。袭击皖南新四军部队和发布一月十七日的反动命令，不过是此种计划表面化的开端。最重大的事变，将在今后逐步演出。日寇和亲日派的整个计划为何？即是：
（一）用何应钦、白崇禧名义，发布致朱彭叶项的‚皓‛‚齐‛两电⑵，以动员舆论；
（二）在报纸上宣传军纪军令的重要性，以为发动内战的准备；
（三）消灭皖南的新四军；
（四）宣布新四军‚叛变‛，取消该军番号。以上诸项，均已实现。
（五）任命汤恩伯、李品仙、王仲廉、韩德勤等为华中各路‚剿共‛军司令官，以李宗仁为最高总司令，向新四军彭雪枫、张云逸、李先念诸部实行进攻，得手后，再向山东和苏北的八路军新四军进攻，而日军则加以密切的配合。这一步骤，已开始实行。
（六）寻找借口，宣布八路军‚叛变‛，取消八路军番号，通缉朱彭。这一步骤，目前正在准备中。
（七）取消重庆、西安、桂林等地的八路军办事处，逮捕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邓颖超诸人。这一步骤也正开始实施，桂林办事处已被取消。
（八）封闭《新华日报》⑶；
（九）进攻陕甘宁边区，夺取延安；
（十）在重庆和各省大批逮捕抗日人士，镇压抗日运动；
（十一）破坏各省共产党的组织，大批逮捕共产党员；
（十二）日军从华中华南撤退，国民党政府宣布所谓‚收复失地‛，同时宣传实行所谓‚荣誉和平‛的必要性；
（十三）日军将原驻华中华南的兵力向华北增加，最残酷地进攻八路军，与国民党军队合作，全部消灭八路军新四军；
（十四）除一刻也不放松对于八路军新四军进攻之外，在各战场上的国民党军队和日军继续去年的休战状态，以便转到完全停战议和的局面；
（十五）国民党政府同日本订立和平条约，加入三国同盟。以上各步，正在积极准备推行中。
以上，就是日本和亲日派整个阴谋计划的大纲。中国共产党中央曾于前年七月七日的宣言上指出：投降是时局最大的危险，反共是投降的准备步骤。在去年七月七日的宣言中则说：‚空前的投降危险和空前的抗战困难，已经到来了。‛朱彭叶项在去年十一月《佳电》中更具体地指出：‚国内一部分人士正在策动所谓新的反共高潮，企图为投降肃清道路。……欲以所谓中日联合‘剿共’，结束抗战局面。以内战代抗战，以投降代独立，以分裂代团结，以黑暗代光明。其事至险，其计至毒。道路相告，动魄惊心。时局危机，诚未有如今日之甚者。‛故皖南事变及重庆军事委员会一月十七日的命令，不过是一系列事变的开始而已。特别是一月十七日的命令，包含着严重的政治意义。因为发令者敢于公开发此反革命命令，冒天下之大不韪，必已具有全面破裂和彻底投降的决心。盖中国软弱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们，没有后台老板，是一件小事也做不成的，何况如此惊天动地的大事？在目前的时机下，欲改变发令者此种决心似已甚难，非有全国人民的紧急努力和国际外交方面的重大压力，改变决心的事，恐怕是不可能的。故目前全国人民的紧急任务，在于以最大的警惕性，注视事变的发展，准备着对付任何黑暗的反动局面，绝对不能粗心大意。若问中国的前途如何，那是很明显的。日寇和亲日派的计划即使实现，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但有责任，而且自问有能力，挺身出来收拾时局，决不让日寇和亲日派横行到底。时局不论如何黑暗，不论将来尚须经历何种艰难道路和在此道路上须付何等代价（皖南新四军部队就是代价的一部分），日寇和亲日派总是要失败的。其原因，则是：
（一）中国共产党已非一九二七年那样容易受人欺骗和容易受人摧毁。中国共产党已是一个屹然独立的大政党了。
（二）中国其他党派（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党员，懔于民族危亡的巨祸，必有很多不愿意投降和内战的。有些虽然一时受了蒙蔽，但时机一到，他们还有觉悟的可能。
（三）中国的军队也是一样。他们的反共，大多数是被迫的。
（四）全国人民的大多数，不愿当亡国奴。
（五）帝国主义战争现时已到发生大变化的前夜，一切依靠帝国主义过活的寄生虫，不论如何蠢动于一时，他们的后台总是靠不住的，一旦树倒猢狲散，全局就改观了。
（六）许多国家革命的爆发，只是时间问题，这些国家的革命和中国革命必然互相配合，共同争取胜利。
（七）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大力量，它是决然帮助中国抗战到底的。因为上述种种原因，故我们还是希望那班玩火的人，不要过于冲昏头脑。我们正式警告他们说：放谨慎一点吧，这种火是不好玩的，仔细你们自己的脑袋。如果这班人能够冷静地想一想，他们就应该老老实实地并且很快地去做下列几件事：
第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
第二、取消一月十七日的反动命令，并宣布自己是完全错了； 第三、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
第四、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新四军军长；
第五、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
第六、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
第七、撤退华中的‚剿共‛军；
第八、平毁西北的封锁线⑷；
第九、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
第十、废止***，实行民主政治；
第十一、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
第十二、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
如能实行以上十二条，则事态自然平复，我们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必不过为已甚。否则，‚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⑸，反动派必然是搬起石头打他们自己的脚，那时我们就爱莫能助了。我们是珍重合作的，但必须他们也珍重合作。老实说，我们的让步是有限度的，我们让步的阶段已经完结了。他们已经杀了第一刀，这个伤痕是很深重的。他们如果还为前途着想，他们就应该自己出来医治这个伤痕。‚亡羊补牢，犹未为晚。‛这是他们自己性命交关的大问题，我们不得不尽最后的忠告。如若他们怙恶不悛，继续胡闹，那时，全国人民忍无可忍，把他们抛到茅厕里去，那就悔之无及了。关于新四军，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已于一月二十日下了命令，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该军在华中及苏南一带者尚有九万余人，虽受日寇和反共军夹击，必能艰苦奋斗，尽忠民族国家到底。同时，它的兄弟部队八路军各部，决不坐视它陷于夹击，必能采取相当步骤，予以必要的援助，这是我可以率直地告诉他们的。至于重庆军委会发言人所说的那一篇，只好拿‚自相矛盾‛四个字批评它。既在重庆军委会的通令中说新四军‚叛变‛，又在发言人的谈话中说新四军的目的在于开到京、沪、杭三角地区创立根据地。就照他这样说吧，难道开到京、沪、杭三角地区算是‚叛变‛吗？愚蠢的重庆发言人没有想一想，究竟到那里去叛变谁呢？那里不是日本占领的地方吗？你们为什么不让它到那里去，要在皖南就消灭它呢？啊，是了，替日本帝国主义尽忠的人原来应该如此。于是七个师的聚歼计划出现了，于是一月十七日的命令发布了，于是叶挺交付审判了。但是我还要说重庆发言人是个蠢猪，他不打自招，向全国人民泄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计划。
------------------注
释
“1” 指一九四○年九月二十七日德、意、日在柏林订立三国军事同盟条约。
“2” ‚皓‛‚齐‛两电，是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副参谋总长白崇禧的名义，在一九四○年十月十九日（皓）和十二月八日（齐）发出的两个电报。《皓电》对坚持敌后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大肆诬蔑，强迫命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撤到黄河以北。中共中央为顾全大局，挽救危亡，以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和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的名义，于十一月九日（佳）电复何、白，除据实驳斥《皓电》的造谣外，同意将江南新四军部队移至长江以北。（关于《佳电》的内容，另见本卷《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注“8”。）《齐电》是针对朱、彭、叶、项的《佳电》而发，为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进一步做舆论上的动员。
“3” 见本卷《关于国际新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注“1”。
“4”西北封锁线，指国民党反动派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封锁线。在皖南事变前夜，国民党在边区周围已经修筑了五道包括沟墙和碉堡的封锁线，西起甘肃、宁夏，南沿泾水，东迄黄河，绵亘数省。同时，包围边区的国民党军队也增加到二十余万人。
“5” 见《论语〃季氏》。季孙，鲁国大夫。颛臾，春秋时小国。萧墙是古代宫室内当门的小墙。季孙将伐颛臾，孔子以为季孙之忧不在外而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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