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销在中国兴起的背景

第一篇：直销在中国兴起的背景

直销在中国兴起的背景 作者：中华生活网商学院点击：219日期：2011-3-7 11:43:36直销在我国的产生和发展并非偶然，它是与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的空前提高相适应的。从它产生的背景以及内在的优势看，可以将其兴起和发展的原因归为以下几个方面。

1）直销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产物从我国的改革和国际经济的融合来看，直销在中国的产生是这种改革与经济融合趋势下的必然，它是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在营销方式上接轨的必由之路。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改革开放进程。这个过程是建设新的经济秩序，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对世界文明成果的学习、引进和实践的过程。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知识，先进经验，引进先进技术、先进的管理方式、先进的经济运行模式，包括各种先进的产销模式，经过甑别和改造，不断运用到自己的经济建设之中。纵观整个改革过程，其实质都是要创造条件，是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相接轨并得到更快的发展。直销作为一种新兴的营销方式，在全世界范围内已经迅速发展起来。自其诞生时起，他在各种市场实践中的表现形态就受到众多企业和市场推广人员的高度重视。在这些直销形式支持下，产生了一批又一批成功的企业，锻炼了一个又一个国际品牌。而现在，这种营销方式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迅速扎下根来。在中国，这种营销方式还要经过中国的本土化检验，改革，才能被中国的企业界和市场营销人员所接受，并得到推广和运用。所以说，直销在中国的产生是改革开放的必然结果，是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接轨的必然产物。

2）直销符合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作为一种产品行销渠道和销售方式，符合了我国发展市场经济的要求。直销发展与否，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直销在我国发展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下，必然得到发展。我国的市场经济发展的还不是很完善，但是已经基本上形成了主要以价值规律来决定的价格体系。要适应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企业就必须采取一种适合的营销方式。直销正式在这种市场经济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3）直销更适合于东方文化直销这种销售方式起源于美国，但却在东方的日本和东南亚国家有了较大规模的发展。这说明直销更适合于东方文化。因为，东方文化更讲究“人情”，而这正是直销所必需的，直销正是利用“人情”、“人际关系”来销售更多的产品。在我国，人们更注重“人情味”，传统的那种纯粹的买卖关系让顾客感受不到人情味。顾客需要销售人员更多的关心，而不仅仅是赚他们的钱。在直销中，直销员为了更多持续稳定地销售产品，必然会对顾客提供更多的服务，让他们感受到人情味。

4）直销符合大众心理和社会需求每个人都有很多需求，例如创业需求，致富需求、寻找第二职业的需求以及追求自主的需求等等。在我国，一方面，直销产品以其独特性迎合了某些收入较高者追求更高层次生活品位的需要；另一方面，近几年由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很大一部分职工要从原来的工作岗位上走下来寻找新的工作，而直销公司正好可以解决这部分人员的就业问题。据统计，直销公司得直销商中，这类人员的比例可达40%---50%，而且这种安排不需要国家花费一分钱，只小公司以其独特的文化吸引了很多直销人员，也为我国解决就业问题找出了一条新的出路

5）21世纪直销行业吸引了大批的传统老板21世纪是健康产业高速发展的时代，1946年到1964年出生的占了全世界1/3人口，拥有1/2的财富，他们推动了汽车行业，房地产行业，IT行业的发展，现在他们最需要的就是健康，所以他们将推动21世纪健康产业，传统的行业投资大，回报低，资金回笼慢，而且占用了全部时间，要用百分之百的投入才可以经营好，少了陪伴家人的时间，少了获得健康的时间，随着直销在国内的发展走到今天，更多的投资者看懂了直销的意义，其实直销行业就像传统行业，只不过我们是把原来准备投资房地产行业的资金投资在健康产业上。直销的产品价格低，销量比传统的销售渠道多，而且稳固，所以直销能为企业带了这么大的好处，越来越多的企业老板会介入这个行业

第二篇：理学兴起的背景

理学兴起的背景

2007-09-07 21:09 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最重要的儒家学派，学者以“理”或“道”为哲学基本范畴,探讨“性命义理”,故称“理学”，又称“道学”。理学起于北宋，盛于南宋宋理宗赵昀时，曾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官方哲学，后经金、元、至明末清初逐渐衰落。

宋代理学的创始人周敦颐(1017～1073)，道州（今湖南道县）濂溪人,也称濂溪先生。他吸取道家学说,糅合《周易》，初步建立了一套综合探讨宇宙本原、万物生成、人性、封建伦常等问题的理论体系,他的著作《太极图说》和《通书》后来成为理学家的经典文献。与周敦颐约略同时的理学家邵雍、张载等。程颢、程颐兄弟，开始以“理”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提出了略为系统的理气说、有对论、人性论、格物致知说等。南宋朱熹主要继承和发展二程的学说,又吸取北宋其他理学家的某些学说,完成了集大成的历史使命。故宋代理学又被人们或称为程朱理学。宋理宗以后约五十多年的时间里，程朱学说被定为官方哲学，获得迅速传播。宋代理学是以儒家经学为基础,兼收佛、道思想形成的新儒学,基本上可分为两派:一派是以程颢、程颐及朱熹为代表的客观唯心主义学派,称为“程朱理学”;一派是以南宋陆九渊为首的主观唯心主义学派，即“心学”。谈宋代理学的从来都把周敦颐列为首位，实际上，周敦颐虽撰写过《太极图说》和《通书》，他的学术思想在北宋并无传人（程颢、程颐全不传他之学）。南宋朱熹对其著作大力阐明之后,才为世人所注意。所以在北宋学术思想领域内,周敦颐是全然没有地位的。张载反对“有生于无”的思想,提出“太虚”即“元气”、“气”,是万物生成的本源。晚年融合《易》、《礼》和《中庸》的思想，撰《西铭》，把天、地、君、亲合为一体，以及事天、地、君、亲之道，综述了义理和伦常，备受理学家的赞赏。

程颢、程颐，世称“二程”，是理学的奠基者，两人观点基本一致，其著作后人辑为《二程全书》。他们提出“理”（又称“天理”）或“道”，作为世界万物的本体,常自称其学为“道学”,通常称为“理学”。他们认为“理”是永恒存在、无所不包的,先有“理”,然后产生万物，而又统辖万物。这显然是受佛教“真如”、“佛性”（意为最后的真理）说的影响。人性说等则有道家的影响。二程理学当时没有多大影响。大致到南宋孝宗时,程颐的四传弟子朱熹集理学之大成,理学才大为兴盛。朱熹的论著很多，有文集、语类和《四书集注》等。二程创立的理学，经过朱熹的发展和阐述，成为更精致、更系统、更富哲理的新儒家学派，世称程朱理学或程朱学派。宋理宗时,程朱理学成为官方哲学。元、明、清时期,在思想文化界更居于统治地位。陆九渊提出“心即理也”，号为“心学”，是理学的主观唯心主义学派的创立者。他说:“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认为“本心”即是真理,可以采用“易简工夫”,只要“根本者立”,再“发明人之本心”,即在自省上下功夫，“一是即皆是，一明即皆明”，就可成为圣贤。深受佛教禅宗“一悟即至佛地”的“顿悟”说的影响。他反对朱熹那套博览群书,“格物致知”的做法,认为是“支离”。朱熹讥讽陆学过于简易，是“禅学”。这就是淳熙二年(1175)，两人在信州（今江西上饶）鹅湖寺进行的“鹅湖之会”争论的主要内容。

宋代理学之起源

从唐末五代之乱以来，道德沦亡，廉耻尽失。宋代士子为振衰起敝，从学问修养上挽救人心社会，加之当时国家的统一，君主的提倡，与书籍流传之盛，而大开讲学之风，促成理学的发达。

宋代理学的起源有两个思想的背景：一是外来的影响、一是内在的变化。

外来的影响：就是无形中受到「佛」、「道」的影响。尤其是禅宗所讲的「明心见性」之道影响最为大。儒家思想一向以现实社会的伦理纲常为主，论者遂以为缺乏哲学上的推理系统，难以满足好学深思之士进一步探究的欲求。因此唐代儒学虽为政府倡导，实际影响却远不及佛学深远。宋初学者戒五代之混乱，为挽回世道人心，重新提倡儒学，并为能与佛学相抗衡，特别著意於儒家思想的「形上学」体系的建立，同时亦吸收「道教」中关於宇宙的本体的概念，作为建构理学「宇宙论」、「本体论」的重要部份。但是理学家著述立法的目的，在於救世济民，寻求建立一个完美的社会和人生，故此仍以伦理为主。故儒、道、佛三种思想揉合的结果，乃产生「理学」。

内在的变化：就是儒家本身的思想变化。儒学自两汉以迄隋唐，已由孔、孟、荀的儒家之学变为经学。而且所谓经学，从西汉、东汉到唐代，亦已由注重「微言大义」的今文学经，一变而为专重训诂考据的古文经学。又由笺注经传的「注」，再变为「注」作「注」的「疏」了，致力於文字训诂名物，考据章句分析，已有偏重书本研究之嫌，去孔、孟、荀「尊德性」、「论政治」的学风日远。而且经生喜欢自夸博学，笺注日趋繁锁，而唐人作疏，例不破注，即注有纰漏，亦必曲说以为弥补。这种繁屑的讲疏，有遗孔孟遗意，忽略先哲经传中所含义理的讨究，舍本遂末，正是经学末流之弊。到韩愈、李翱的作「原道」、「复性」，儒家思想开始转向一新的路向。韩愈的「原道」指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一脉相承，并感慨地说：「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真传焉！」从此孟子的地位提高，《孟子》一书亦得与《论语》并列。同时「原道」又引《大学》：「明明德」、「正心诚意」之说，表而出之。李翱之「复性书」三篇：上篇论性、情及圣人。中篇论修本成圣之法。下篇论人必须修养，其思想备受佛学的影响，为儒家学说开创一条新途径，更走向「经学」的境界。所谓「理学」，便是「体认性命之学，而求配当事物之理，合天理物理而一之。」的一种学问。《宋史‧道学传》云：「道学之名，古无是也……孟子没后无传，至宋中叶周敦颐乃得圣贤不传之学，作太极图说、通书，推阴阳五行之理，命於天而性於人者，了若指掌。张载作西铭，又极言理一分殊之情。程颐、程颢受业周氏，表章大学、中庸与论、孟并行……迄宋南渡，朱熹得程氏之传……大体以格物致知为先，明善诚身为要。」说明宋代理学发展的大概。而在黄宗羲等人所辑的《宋元学案》中所记，宋代的理学家著名的有，胡瑗、孙复、司马光、邵雍、张载等人。但宋初诸儒的思想理论，还是陈义粗浅，未能深入精微之处，所谓理学，也末建立起来。故宋初诸儒努力的结果，只是开其风气，为理学家铺平道路而已！及至周敦颐起，凭其博大精深之学识，碓切地发挥儒家「心性学」之精微处，而后理学始成立。故周敦颐实是称为理学创始者，传之程颐、程颢而定理学之基础。

宋代理学兴起的原因

宋代理学兴起的原因，除了上述的思想的背景外，其实还有一些的客观因素影响的。分述如下:(一)宋代君主的提倡:由於唐末五代十国以来，社会风气及士人的道德尽败坏，朝秦暮楚的臣子屡见不鲜，如有历四朝之丞相冯道，厚颜无耻，自称「常乐老人」，尝唾面自乾，士子风败坏至此；而且由於政治风气亦为之腐化，篡弑的行为，无日无之，严重影响政府运作。故宋代统一后，为了改变这种社会及政治上之颓风，君主大倡重视气节，及重文轻武之政策，故理学中的修身思想正合於时势也。

(二)私人教学之风盛:於宋代，私人讲学之风极盛，盖由於唐末五代以来，社会**，累世经学之家遭受打击，而流落民间，而且部份大儒者亦为了逃避战乱，又无心政治，故纷纷逃入山林开馆受学。此等私人讲学所多重视者为「修身」之学，而少谈治世之学，并且重视发扬经义的研究，重视道德教育。盖由於时势所限也，而此种修身之学术，也正合於理学者之要求。

(三)印刷术的发展:唐宋以前的书籍都由手抄，故流传不广，而至唐代已发展出雕版印刷术，至宋代毕升发明了活版印刷术，使到书籍流行更广，理学传播更易、更广，此亦为促进理学之发展也。

宋代理学重要学派学说之大要

宋代理学之宗派，就地域而分论者，以为濂、洛、关、闽四派。濂学的开宗者为周敦颐。洛学的代表则为程颐、程颢兄弟。关派则关中的张载。闽派为侨居建州的朱熹。此外尚有邵雍的百源学，陆九渊的象山学说等，合之便构成宋学的整个系统。(A)濂派–周敦颐，世称濂溪先生，著有《太极图说》及《通书》，是为濂派。其学说乃源自道家太极阴阳五行之说，从宇宙观讲到人生观。他认为宇宙的起源，乃由於「无极而太极」。「太极」是宇宙的本体，「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阳动阴静而生金、木、水、火、土五气，分布四时行焉。」太极为理，阴阳五行为气(阴阳为二气，五行为五气)。阴阳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而变化无穷焉！」此为周敦颐宇宙论之要旨。在人生方面，周敦颐认为阴阳五行配合得最恰当的就是人，所以万物中以人最为灵秀，禀太极之理，其五行之性，接受太极「纯粹至善」的理，故人之「性」亦本来是善。宇宙既由金、木、水、火、土五行构成，则人亦有仁(木)、义(金)、礼(火)、智(水)、信(土)五常。其见诸实施则不外乎仁义二者(所以配阴阳)。仁义之性皆是善的，然用之不得其当，则皆可以变为恶，所以人要不离乎中正，以立「人极」(做人的标准)。欲立人极，必须主静无欲，故圣人能主静，而立人极，故其德与天地冥合为一。周敦颐的学说已将宇宙论与修身为人之道揉合一起，由是规模逐渐碓立。

(B)关派–张载，世称横渠先生，著有《东铭》、《西铭》、《正蒙》等书。其学说从现象的开展立论，认为万物的生长发展都由於「气」的聚散动静。一气之中又有「阴阳二性」，气之涵有阴性的，是静沉而下降的；气亦有阳性的，是动浮而上升的。气有聚散，气聚则物盛，气散则物毁。气的聚散有一定的规律，故物的成有一定的秩序。此则所谓「理」。人亦由气聚而成，故亦得「性」的部份。故人具有「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人与万物俱生於天地之间，天地是人与物的父母，人就应该努力破除「我」与「非我」的界限，而使个体和天地万物合一，为达此目的，首先要变化「气质之性」，使之恢复为原来的「天地之性」。「天地之性」就是朱子所说之「理」。张载在《西铭》一文中，阐明吾人对宇宙所应持的态度，以为「吾人之体即宇宙之体」，「吾人之性即宇宙之性」，吾人应该视宇宙为父母，应以事父母之道事之，应视天下人皆为兄弟，天下之物皆如同类。提出了「民胞物与」的主张，「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抱负。故张载是碓立「气」在理学中心地位的理学家。

(C)洛派–程颢、程颐，程颢世称明道先生，程颐世称伊川先生，著有《语录》一书。二程幼年曾受学周敦颐，后居洛阳，是为洛派。宋代理学虽创始於周敦颐，而能碓定宋代理学地位者，则为程氏两兄弟。二程认为「一物须有一理」，天下万物皆可用理去理解，而且永远不变，「放诸四海皆准」。吾人心中能具备众理，故曰：「万物皆备於我。」而人心既具众理，即能应万事，故：「叔然不动，感而遂通。」於是程颐由此衍出「用敬致知」之说，他认为「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诚意在致知，致知在格物。」一方面用敬涵养，勿使非僻之心生。一方面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以穷其理，而求贯通。然吾人心中本具众理，故格物以穷理，实穷吾人心中之理，「性」又是「理」，穷理亦即尽「性」。至於程颢则衍出「识仁」之说：「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智、信皆仁也，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此所谓仁，即万物一体之仁，浑然与万物同体，就是仁者的仁。吾人识得此理之后，即常记而不忘一切行事，皆本此心作之，此即所谓以「诚敬存之」。如此久而久之，自可达到万物一体的境界，到达万物一体的境界后，则吾人之性即得到最大的发展，是谓尽性，将性发展到至善。

(D)闽派–朱熹，学者称之为紫阳先生，为南宋人，讲学於闽，成闽派。朱子思想宏大，集北宋理学的大盛，使之融合为一，再上接孔孟组成一大理学系统。

朱子的宇宙观，是以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为本，而融合邵雍、张载与二程之说，而提出一个「理」和「气」。他认为宇宙万物都有一个「理」的存在，这个客观的「理」就是「太极」。「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而「太极只是极好至善的道理」，及至表现而为具体的形象，则有赖於「气」，曰：「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由此而解释到人身的形成，「理」与「气」合构而成人，而「气」中之「理」，即人之「性」。他又认为气有清浊，禀气清者，为圣人；禀气浊者，为愚人。人之所以明德修身，就是用来涤除此「浊气」。

根据上述原则，朱子乃提出「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的主张。他认为修养的目的在於「存天理，去人欲」。方法便是要在「持敬」与「致知」方面用力。「持敬」所以专心致志，「致知」在於「格物」，即「物而穷其理，穷理以故其知」。若能将宇宙事物一一研究，用力既久，自能豁然贯通。至此时，则万物之理皆在吾性中，「众物之表裏精粗无不到，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

(E)百源学–邵雍，学者称之为康节先生。其学说从宇宙论推论到人生观，认为人为万物之一，亦万物之灵，而「人心」为一切的主体，宇宙万物万事的变化，皆由於人心的观察而生。所谓「万化万事生於心」，而以心为「太极」，因此人要「养心」、「去利欲」，而任「至诚」，则宇宙之道，无所不通，亦可穷天地性理之奥。

(F)象山学–陆九渊，学者称之为象山先生。陆九渊特别著重於持敬的内在工夫，主张「心即理」，不容有二。以即物穷理为支离破碎，而教人先发明其本心之明，而后博览以应万物之变。尝曰：「学苟知本，六经皆我驻脚。」与朱子读书穷理的见解，大异其趣，下开明代王阳明之心学。

(G)淅东派–吕祖谦，学者称之为东莱先生，与朱陆同时。吕祖谦虽讲理学，然重视学以致用，论者称之为「事功派」。此外叶通与陈亮亦同样反对正心诚意之学，而提倡事功。浙东派为宋思想界一大转变。

综合上述各派之学理内容分析，实可分为「象数」、「理气」与「心性」三种主要派系。趋向「象数」者，本《周易》象数之义及道教所传的图书而立论，如周敦颐、张载等的理学属於「象数」这一派。另趋向於「理气」与「心性」者，理论多根据《四书》以发挥，程颐、程颢与朱熹以「理」为形式法则，「气」为实质内容，皆为「理气派」之代表人物。陆九渊之学说，重在探讨主观之心，阐发天赋之性，得「宇宙则吾心」之论，为「心性」派之代表。有宋一代的理学家，其所发挥者都不外循著这种以「象数」、「理气」、「心性」三种趋势而行。

理学之影响

宋明理学对后世影响甚大，由朱熹发展并集大成的理学，成为其后几百年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元朝恢复科举以朱熹的《四书集注》来考试文人，明清两代也以朱熹的思想为科举的标准答案，康熙在《朱子全书》作序说：“朱夫子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之规……虽圣人复起，必不能逾也。

陆九渊强调发明本心，轻视一切权威，谓“六经皆我注脚”。王守仁讲求理于心。陆王强调主观意志、自立精神、独立意识，不依赖别人不迷信权威、不拘于习俗、对封建伦理道德、对凝固了的程朱理学都起着冲击和破坏的作用，对封建朝代的异端思想家、改革家都有启迪作用，对近代、现代的革命人士也有一定的影响。从宋明理学发展史上看，宋明理学存在着浓厚的泛道德主义倾向，自始就存在理论脱离实际、理想超越现实的弊端，特别是理学成为中国后期封建社会的官方意识形态，统治者以其道德说教进行片面利用，致使伦理异化，成为维护封建社会的等级秩序、扼杀人的本性的武器，使之愈益教条化和僵化，必然受至历史的批判。

纵观宋明理学的思想，宋明理学实际上是儒学发展的最高形态，它以儒家思想为本体，汲取易学、佛学、道学中某些思想养料以丰富儒学理论，建立了以“理”或“心”、“气”为本位，以“格物致知”或“穷理尽性”“致良知”为方法，以“内圣外王”为目的哲学理论体系，使它具有在哲学思维的深度上、理论体系的严密精致上超过先秦子学、汉唐经学的成就与特色。宋明理学还是一种以道德为本体的人文主义哲学，确立道德为主体的独立性，执着地追求人生精神价值，对培养气节情操，发奋立志，重视品德，以理统情等主体意识结构以及人们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总之，对宋明理学，应当进行切实的分析，既不能全盘否定，也不能全盘肯定，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求真务实”之原则，结合我国当代经济建设的实际情况，吸取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成果，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新文化，在新世纪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第三篇：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兴起（本站推荐）

内容摘要：一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是中国经济学界最渴望新理论的时期。思想解放运动已经扫除了大多学术上的禁区，市场化改革也已基本上扫清了政治上的障碍。经济学研究出现了几个中心。一些中青年学者与他们的前辈一起加入到了政策咨询的行列。向政府高层提供体制改革方案的研究机构势成竞争。农村改革的成功正期待着人们对它的解释，乡镇企业的崛起又超出了人们的预期，市场化的主要内容 —— 价格体系的市场化正在艰难中前进，企业改革的目标模式还在辩论之中。经济学家们在如饥似渴地探求着新的理论资源。就在这时，新制度经济学与许多其它经济理论一起，进入了中国。

一

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初次来到中国，应该说是在不经意之间。在我的印象里，第一本涉及到新制度经济学的中文书，是1985年出版的《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一个叫作勒帕日的法国人写的。在其中，新制度经济学被作为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一部分，由作者做了简洁的介绍。1987年，奥利佛·威廉森教授应邀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讲学，系统地阐述了他的“交易费用经济学”，引起了更大的反响。后来他又于1989年到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的研究所作了演讲。大约于1988年，科斯教授的著名论文“企业的性质”被翻译成中文，首次在《中国：发展与改革》杂志上发表。1990年，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了科斯的《企业、市场与法律》，后来这本书又以《论生产的制度结构》为名，于1992年出了修订版。1988年，张五常教授在他的随笔集《卖桔者言》中，以通畅易懂的语言，使科斯的名字（文中为高斯）超越了经济学界。他也曾于八十年代末多次来过大陆，宣讲产权经济学。科斯于1990年，诺斯于1993年先后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对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又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诺斯教授的《西方世界的兴起》，《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和《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在九十年代初先后被翻译成中文。同一时期以中文出版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外国文献还有德姆赛兹的《竞争的经济、法律和政治维度》，多人的论文集《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等等。经过若干年的沉寂，经济科学出版社于1999年推出了《新制度经济学名著译丛》。2001年又有张五常教授的两本著作的中文版，《佃农理论》和《经济解释》出版。此外还有两种新制度经济学的教科书被翻译成中文。

更广义地看，制度经济学不仅包括新制度经济学。历史地看，还有在它之前的所谓旧制度经济学和后制度经济学。横向看，则有公共选择理论，法与经济学，“集体行动的逻辑”等相近理论。早在六十年代，一些旧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作品就被介绍到了中国，如康芒斯的《制度经济学》（1962），凡伯伦的《有闲阶级论》（1964）；后来后制度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熊彼特和加尔布雷斯，也有著作翻译成中文，如前者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和《经济分析史》等；到了八九十年代，公共选择理论的大师，布坎南的《自由、市场与国家》，《民主过程中的财政》，《同意的计算》等，利益集团理论的先驱，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和《国家兴衰探源》，以及“法和经济学”的著作，等等，也出现了中译本。

这样一个翻译运动并不是说明这个理论趋势只是外来的，它恰恰说明当时中国内在的理论需求。与翻译运动并行的，是中国学者对制度经济学理论的介绍。在八十年代末有影响的学术刊物，如《中青年学者经济论坛》，《中国：发展与改革》和《经济研究》中，都出现了一些对这一理论的最初的介绍文章。到了九十年代初，在《经济研究》和《经济学动态》中出现了两个专门的系列，是专门讨论制度经济学问题的。《经济研究》的系列大概没有专门的名称，《经济学动态》中的则冠名为“新政治经济学”讨论。这时也出现了中国学者专门介绍新制度经济学的书籍，如张军的《现代产权经济学》。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学者越来越多地从介绍转向评论与批评，再到应用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对中国的经济问题进行分析，在他们的著述中，也包含着越来越多的独创性。如林毅夫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汪新波的“对企业性质的重新思考”等等。在这前后，又出现了以制度经济学为主要分析方法的专著，如盛洪的《分工与交易》和张宇燕的《经济发展与制度变革》。

在整个九十年代初期，制度经济学几成一种理论时尚。尤其是有影响的中青年经济学者，多与制度经济学沾边。1992年，《经济研究》召开了以制度经济学为主题的研讨会；从1990年到1994年，上海三联书店一年一度的经济学研讨会多是以制度经济学为主题的。1993年成立的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公开宣称，它是以制度经济学为理论背景的，并开始了对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1995年成立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也强调以研究过渡经济学为已任。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新制度经济学最初引起的兴奋开始消退，中国经济学界代之以低调但稳健的前进。在这期间，周其仁、汪丁丁和张维迎等人都发表过一些有影响的论文，天则研究所的“中国制度变迁案例研究”也完成了三批，并印刷出版了两个论文集。天则所还以《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天则论丛）为题出版了一本制度经济学的论文集。2001年9月，由天则所发起的中国制度经济学学会（筹备组）又召开了第一次年会。但总体来看，发展的速度低于人们的预期。二

毫不奇怪，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兴起，显然与中国正在经历一个制度变迁的时代有关。首先人们需要理解，为什么计划经济是一个效率较低的经济制度，而市场经济则有效得多。在这时，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不能马上给予回答，因为它曾被用来证明计划经济的优越性。那些对计划经济有所批评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支，或者只是强调生产力的重要性，而默认计划经济在生产关系上仍是优越的（如张闻天，1979）；或者在集权和分权方面做文章（如布鲁斯，1984）。西方经济学的主流理论，新古典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既定的市场制度条件下的经济学，它一般不解释不同经济制度的优劣。有趣的是，它关于资源配置的理论，有时也能用来为计划经济提供依据。例如奥斯卡·兰格就曾证明，只要（1）中央计划当局用试错的方法找出均衡价格；（2）企业经理按照边际成本等于价格来决定产量；也能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这个论证显然忽略了中央计划当局本身也是个利益主体和企业经理的动力问题，被实践证明是不可行的。

在各种理论的竞争中，新制度经济学的出现，似乎对上述问题给出了简洁而有力的解释。针对列宁提出的“整个社会就像一个大工厂”的形象比喻，交易费用理论指出，企业内组织费用作为交易费用的一种，当企业规模超过一定限度时，会随着企业规模的增大而增加，在企业组织的边际费用与市场交易的边际费用相等的那一点上，就是企业与市场的边界。如果企业超出这一点继续扩张，以至扩张到了整个社会，显然企业的组织费用会远远高于市场的交易费用，也自然会导致经济效率的下降（盛洪，1994）。在这时，进行市场化改革，即将企业的规模缩小到它与市场的均衡边界上，无疑会提高社会的经济效率。新制度经济学的另一个重要概念，产权，也似乎有着很强的解释力。尽管国有产权在概念上可以是明确的，但一个有效的产权还要能在现实中有效行使。并且在所有权和控制权相分离的现代企业中，始终存在着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公司治理结构作为这一冲突的解决方案也仍然要承受代理费用。国有企业将这一问题推向极端。一方面，作为十几亿委托人之一，对每个人来讲，对代理人的监督相当于公共物品，谁也没有积极性在这方面作过多投入。另一方面，从全国人民这个初始委托人到企业代理人之间，有着过多的环节，从而有着过长的委托代理链条；每经过一个委托代理的环节，来自初始委托人的强烈的激励和监督动力和信息就会部分衰减，以致到了企业这个端头几乎丧失殆尽了（张维迎，1995）。因而国有产权形式是国有企业的根本问题。这两种解释有着很强的经验基础。事实上，二十多年的改革基本上就做了两件事，一是用市场价格机制代替了中央计划当局的指令；一是用非国有的产权制度替代国有的产权制度：或者是非国有企业在国有企业之外生长起来，或者是国有企业自身进行产权改革。关于制度变迁，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变”的问题。对此新古典经济学更是无能为力。因为它基本上只研究既定制度之内的资源配置问题。对于制度变迁，由一般均衡理论导出的次优理论强调，要么不变，要么全变，从而更有可能产生出“大爆炸”式的方案。俄罗斯和一些东欧国家“休克疗法”的挫折揭示了这一理论存在着重大缺陷。强调“生产关系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事实上是承认制度变迁的。然而虽然马克思注意到了流通费用的存在，由于没有将政府的组织费用和企业的管理费用一般化，没有建立起交易费用概念，不仅误判了市场制度的效率，而且缺少了分析制度或“生产关系”及其变迁的有效的经济学工具。更加上马克思主义认为，在生产关系中处于对立地位的阶级之间的冲突无法调和，“生产关系革命”只能建立在暴力革命的基础上，其形式是将旧制度打碎，然后再建立起新的来。这种思路显然不能为和平的渐进改革提供帮助。由于有了交易费用的概念，新制度经济学就完全不同。不仅作为“制度运转的费用”，交易费用可以判别制度的效率高低，而且可以用“制度变迁的成本”或“改革成本”来判别不同改革道路的优劣。由于制度经济学更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所以“改革成本”就多来自改革导致的利益再分配对某些人的损害，以及这些人很自然的对改革的反对。因而，改革方案越是能够在改变规则时减少损害的人数或受损害的程度，改革成本就越低，改革也就越容易成功。这种理论为中国渐进改革的成功提供了有力的解释，也为进一步的改革方案提供了思考框架。历史地看，制度经济学虽然作为一种西方学说很晚近才被介绍到中国来，但中国人对“制度”概念并不陌生。更注重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人，对人与人的关系尤为关切，从而很早就注意到人与人关系的稳定均衡 —— 制度的意义。《诗经》所说“天生蒸民，有物有则”，即是讲“有人群就必有规则”。吸收夏商文化，开辟中华文化正统的周朝，用“礼”这种特定形态的制度主导社会秩序，礼乐文化成了后来中国制度结构的主要内容。到了孔子，则集周礼之大成，引进理性主义成分，提出了“仁”、“和”、“中”等包含制度均衡的概念，并毕生“克己复礼”。他所著《春秋》提出的政治理想，引出了公羊学传统，为中国后来政治制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汉儒实践了这一政治思想，造就了当时空前的国家。在一千多年后复兴了儒学的宋明儒家，也是把他们强调的“天理”、“心性”引伸到了典章制度。朱熹所编《近思录》专辟了“制度”一章。受儒家思想熏陶了两千多年的民族，既尊重“祖宗家法”，又强调“其命惟新”。中华文化内涵着对制度的理解。它显然是制度经济学在中国发展的丰沃的土壤。

尽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张很不同于制度经济学，它实际上是后者的先驱之一。马克思主义不仅看重生产力，而且强调生产关系；不仅研究生产方式，而且分析交换关系。即它强调在生产过程中的人与人的关系。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传统，它关注人与人之间利益冲突的一面。它认为后来形成的制度是解决冲突的结果。例如国家就是阶级斗争的结果，虽然它也是阶级压迫的工具。尤其有意思的是，马克思主义认为所有制是生产关系中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这虽然导致了对私有产权的否定，但在强调所有权方面与制度经济学是高度一致的。最后，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互动，以及生产关系的变革来解释历史，就是用制度变迁来解释历史。在这方面，新制度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以致道格拉斯·诺斯对西方历史的解释，至少在前现代部分都与马恩的解释极为相仿（对比一下诺斯的《经济学史中的结构与变迁》（1991）和恩格斯的《反杜林论》（马克思和恩格斯，1973，第198~203页））。由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经济学界主导了数十年，在学者中有着广泛的影响和深厚的基础，因而很容易提供理解和接受制度经济学的台阶。最后，尽管新制度经济学是在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的若干缺陷中发展起来的，但正如科斯所说，新制度经济学就是用主流经济学的方法分析制度的经济学，它的分析方法仍然是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在改革开放后，新古典经济学逐渐进入了我国大学的经济学系，并在某些地方成为主流理论，从而为新制度经济学进入中国铺平道路，并提供了分析方法的基础。在问题主导下，在各种理论资源的滋养和互动中，制度经济学崛起了。三

虽然在现阶段，应该承认，我们的学术成就还远远比不上美国，然而我坚信，中国深厚的文化资源和几千年的学术传统，加上在对经济学理论最新进展及时吸纳基础上的创新能力，使得中国有可能出现出类拔萃的领先于世界的经济学家。在这个集子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经济学家的努力。我们大致可以把这个选集的论文分成几个部分：对美国为主的西方制度经济学的评论和批评；用制度经济学的方法对中国经济问题，尤其是过渡经济和国有企业问题的讨论；以及用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取向对一般经济问题的讨论。

在介绍和转述的基础上，中国经济学家首先要做的，就是对这一理论的评论和批评。由于篇幅限制，本书只在大量的评论中选择了一篇正面评价的文章（盛洪与陈郁的“新制度经济学在制度经济学发展中的作用”）。在这篇文章里，新制度经济学运动显然是一场经济学的革命。至于批评，中国作者首先注意到了美国经济学界的批评（见方绍伟的“科斯定理对吗？”），进而又对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些概念和命题提出了疑问并加以讨论。如盛洪指出，在零交易费用的假定下，产权概念就是多余的；以及如果产权总是不断地随着世代更替而消失和产生，即使在零交易费用下，也并非任意的界定都会通过交易导致资源的最佳配置（见“‘社会成本问题’的问题”）。汪丁丁则发动了更为猛烈的攻击。他在“从‘交易费用’到博弈均衡”一文中指出，交易费用作为一种成本，应服从于“成本就是机会成本”的定义，但当一般均衡下对制度别无选择时，就不存在机会成本，也就没有交易费用。这种对交易费用的否定性结论显然在动摇新制度经济学的根基。

中国学者最有理论增量的地方，是运用制度经济学的方法对中国经济问题的分析。一个比较有成就的方面，就是对国有企业的讨论。除了用产权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解释国有产权制度为什么缺乏效率以外，作者们还注意将市场价格机制和竞争引入到理论中。如张军强调自由退出对企业制度的影响。计划经济国家中，政府为了“工作权利 — 过度就业”的目标，以及存在着眼前的“退出成本”，而不能自由退出与企业间的隐含的合约，以惩罚“违约”的企业，是国有企业缺乏效率的重要原因（“社会主义的政府与企业：从‘退出’角度的分析”）。周其仁则指出，对私人产权的否定，最要害地是剥夺了要素所有者自由签约的权利。不能自由签约，包括从以前的合约中退出，选择新的合约的权利，就不可能形成市场，反过来也就不能参照市场价格机制进行决策。尽管在国有企业体系内部，可以设立行政级别来激励企业家，但与市场制度的激励相比要逊色得多（“公有制企业的性质”）。

第四篇：认识在中国的直销公司

认识在中国的直销公司

安利Amway

全球规范直销的楷模，全球最早、最大直销公司。

完美Perfect

原为中马合资企业，现总部已迁中国大陆,属国内直销公司的典型代表，以其平民化、规范化、简单易从事为特征。

玫琳凯Mary Kay

“丰富女人人生”——美商玫琳凯，一个专属于女人的事业机会，经营平台。

仙妮蕾德SunRider

号称“冠盖群伦”，在华投资最大的美商直销公司之一，现采取“仙妮蕾德授权经销店”方式转型经营。中国宝健日用品公司PRO-HEALTH

最稳健的港资直销企业

南方李锦记Infinitus(无限极)

“不求最大，务求最好”的企业文化，国内投资、口碑最佳的港资直销企业。

美商尚赫SunHope

在华投资的美资直销公司之一，运作比较低调和规范。

雅芳Avon

中国最早进入的单层次直销公司，现在已经基本转型为传统营销模式。

美商如新Nu Skin

全球最大的直销公司之一，近年来高速成长，目标直逼安利。工厂选址上海，大批产品申报当中。美商永久FLP(Forever Living Product)

又称永恒公司，全球最大芦荟、蜂蜜生产和销售商，曾列全球二大直销公司地位,以其理论纯正、规范运作与安利其名!目前已经登陆上海设立分公司。

克缇Chlitina

1993年即进驻中国大陆的台湾本土最大的直销企业之一。以其“三销”为特色：单层次直销+多层次直销+店铺销售。目前中国大陆以“店销”开拓市场

康宝莱Herbalife

海外华人地区又称“贺宝芙”，国际减肥营养食品的权威，曾列美国十大营养食品公司之一。目前在苏州设立生产基地，并在国内展开传统式专卖店经营

美商慕立达Morinda

全球高速成长直销公司之一，号称第五大直销公司，专家制造销售

立新世纪Unicity Network

号称全球最大直销集团之一，公司由三公司联合组成：

Royal Numico N.V.公司--全球最大的特殊营养产品的制造及销售公司（母公司）

美商Enrich国际直销公司--知名的个人保养品公司

美商Rexall(雷氏)国际直销公司--北美地区第一大营养保健品牌公司

第五篇：中国社会调查的兴起

中国社会调查的兴起

——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的社会调查

高武

100109001 摘要：社会调查是社会学的一种研究方法，也是我们深入了解社会的一种有效途径。本文就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初这段时间来谈谈我国的社会调查，主要通过一些社会学家及其活动和著作来反映那时我国社会调查的具体情况。

Abstract: Social research is a way of sociology, through which we can learn a phenomenon of social deeply.This article will talk about the rise of social research-social research by the academic circle from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to 1940s.关键词：社会调查

一、社会调查概念的界定

社会调查是社会调查研究的简称，是社会研究的方式之一。社会调查是一个既有收集资料的调查过程，也是包括分析资料的研究过程，甚至可以等同于社会研究。但社会调查不仅指运用填问卷或结构式的访问的方法，也不仅是对一种客观事物的感性认识，更不是直接收集社会资料或数据的过程。社会调查是social research 而不是social survey.二、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社会调查

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学刚刚传入中国，中国社会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剧烈变动。一方面外国人希望通过社会调查来研究和认识中国社会，另一方面受欧美社会调查研究范式影响的中国学人同样希望认识自己的社会，于是促成社会调查的起步，从时间上来说，中国的实地社会调查始于民国初年。我们通过几个社会调查的个案来了解当时的概况。

《北京人力车夫之生活情形》，在当时的传教士的主持下，1914-1915年间北京社会实进会进行了对302个洋车夫的生活情形的调查。他们采用了五个途径：访问了数百位车夫，让他们按问卷回答问题，给每人5个铜子的报酬；在街上观察记录车夫的年龄、衣着、身体、车况、车资等多方面的状况；访问人力车夫聚集的茶馆或街头休息处；访问车厂；去讲演堂等车夫经常出没的地方。

《中国农村经济实况》，在农村社会经济研究方面，较有代表性的有马伦与戴乐仁合编的《中国农村经济实况》调查报告论文集。其中戴乐仁的《中国农村经济之调查》是根据1922年夏季组织北平9所大学生对全国5省240个村庄进行调查的研究结果。调查项目包括农村人口密度、年龄、男女性比例、死亡率、迁移、田地大小、贫困问题等。

这些社会调查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是首批以科学的方法实地调查、分析中国社会生活所获得的开创性成果。调查过程涉及访谈法、问卷法、统计图标、记账法、实地观察法等，都是当时西方社会学通用的方法，这些调查方法和调查机构，为后来的社会调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在实地调查中，研究者已经发现，在中国运用西方调查方法的难，因为中国人缺乏准确的数字概念，对诸如收入多少这样的问题很难有一个确切的答案。

三、20世纪20年代的社会调查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有力的推动了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学者将社会学的理论方法与中国的社会实际结合起来，对中国社会进行了调查研究。影响比较大的有陶孟和的《北平生活费之分析》、李景汉的《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燕京大学的清河实验、卜凯的《中国农场经济》等，下面我就不同的人和他们的调查的内容进行分析。

社会学家陶孟和早年在国外留学，1913年回国后就立志开展社会调查研究活动。1926年2月，他提出社会调查计划，得到国内外人士的赞同，社会调查所成立后，开展研究的科目有中国近代经济史、政治制度、农业经济、劳动问题、人口问题等10类。他通过对北京郊区农民生活费的调查研究完成了《北平生活费之分析》。这本书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分析48户工人家庭的生活费。作者选取的时间为六个月，由女调查员到各家探寻收支，详细纪录，为了顺利完成调查，调查期间给每户一定的报酬，节假日还给各家小孩玩物。这48家生活状况可代表北平的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基本保证了调查的可代表性。第二部分是分析小学教员的生活。调查这在北平公立小学征求自愿记账者，时间为一个月，并估算上一年的情形。初始有66人参加，其中二十五人将账簿填完，但仅有12本完整有效，可用用于分析。北平共有约800小学教员，他们的生活可代表警官、小职员、技术工人的家庭状况。

最好不举行调查，举行调查必有一定清楚的目的，使人们根据调查的结果来改善社会实际生活，解决社会问题，增进人类幸福（李景汉）。李景汉曾以他优异的成绩先后获得美国帕马那大学学士、加利福利亚大学硕士学位，并在哥伦比亚大学从事研究工作，1924年回国，做过许多社会调查和调研，我们来看他做过的两个比较有名的社会调查，一个是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调查，另一个是定县社会状况调查。北平调查分两个部分，第一部是“挂甲屯村一百家之社会的经济调查，包括“绪论”、“人口与家庭”、“家庭收入”、“家庭生活状况与支出”、“村民其他状况”五章和5个表。第二部是“黑山扈村马连洼村与东村六十四家之社会的经济的调查”，包括“人口与家庭”家庭的产业与收入、“家庭的生活状况与支出”3章和50个表。这个调查是李景汉先生学术生涯的重要一步，是调查重点由城市转向农村的过度。

李景汉的定县调查，是在平民教育家晏阳初的邀请下进行的，他们想通过此调查了解农村及广大的平民群众的真实情况，以便于开展平民教育。这个调查引起了国内外各界的关注，引起了一定的反响。调查涉及的面广、资料极为丰富，当时学术界称之为中国农村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

《中国农场经济》是1921-1925年7省17县1866个农家的调查，由金陵大学农业经济学院美籍教授卜凯著成。这个调查是当时公认的在中国做的历史最久，地域最广，项目最详，比较而言最具科学性的农村调查之一。然而，他的著作在材料的收集与统计上也有很多的不足，他采用的任意选样法，不具有代表性。

本时期的调查方法较前期有一定的进步。在城市生活调查中出现了记账法，开始由城市调查转向农村调查，调查时先从宏观再到微观，真正做到了“宏观与微观、历史与现状、动态与静态、纵向与横向”的结合，出现了比较规范的实地社会调查方法，调查完后对调查原材料的加工方法。调查思想具有社会性、人文性、科学性、代表性、全面性与整体性。

三、20世纪30年代到新中国成立前的社会调查

随着社会调查的深入，出现了农村社会学的研究，社会调查无论在规模广度，时间的长度，还是问题研究的深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社会调查的理论逐渐系统化，并与实践的结合空前紧密。这一时期有很多以农村为研究对象的调查和调查著作。言心哲的《中国农村人口问题之分析》、乔启明的《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学》、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乡土中国》《乡土重建》《云南三村》、张之毅的《易村手工业》、陈翰笙对三江地区农村经济和其他地区的调查等。下面我们就几位社会学家展开，分析此时的中国社会调查。

社会学家吴文藻，他在改革教学的过程中提出民族学和社会学“中国化”的主张，在社会调查方面倡导社区研究，并为社区研究奠定了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他认为要观察社会，了解社会，就要从社区着眼，文化是社区研究的核心，明白了文化就了解了社会。社区研究要比一般的社会调查更进一步，不但要叙述事实，记录事实，还要说明事实内涵的意义，解释事变发生的原因。此外，他还积极倡导功能学派的理论并把它运用到实践中。

社会学家陈达，他有一种实事求是、注重实践调查的教育思想和治学精神，1923年从美国回到清华不久，就展开了大大小小许多社会调查。他对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贡献很大，采用实验式的观察并把这种方法分为5个步骤：（1）事实收集。（2）测量。（3）分类（4）结论（5）证实每一步都要确保无误。在特定的领域要采用多种方法，比如比较研究、问卷访问调查、专题调查、实地观察、文献的收集、综合分析与研究。这些方法为后来的许多调查者所采用。

社会学家费孝通，对中国农村做的第一个比较深入的微型调查，就是在江苏太湖附近的开弦弓村，最后成文的《江村经济》是描述中国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等体系的著作，旨在说明这一经济体系与特定地理环境的关系，以及与这个社区的社会结构关系。这部著作被认为是我国社会人类学实地调查研究的一个里程碑。除了农村调查，他还主持过家庭调查，他的《生育制度》就是在调查的基础上的理论分析。关于方法论，费孝通在农村调查中运用了独特的研究方法——亲密接触的实地调查，他在《禄村农田》阐述调查方法的时候特别强调了“亲密接触”的重要性。他还提出了社区类型比较法，而且用自己的研究实践了这种方法。

四、总结

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的社会调查是我国社会调查的兴起，它的出现具有很大的必然性，在我国的社会调查中也极具过渡性，有它自身的许多特点：

1.社会调查的主体从最初的传教士到中国学者。陶孟和、李景汉等中国第一代社会学者的调查，是传教士工作的延续。社会调查越来越本土化，越来越符合中国的具体情形，调查结果也更为精细、可靠。

2.社会调查的内容更为丰富。由开始的城市调查到后来的农村调查。开始的研究很笼统，到后来有了对某个地区的《江村经济》等著作。调查涉及农村、城市、工人、经济、文化、人口等各个方面。

3.社会调查的理论和方法更加完善和科学。这些都为以后的调查研究提供了大量可供使用的材料和实例。

参考文献：中国社会调查史

范伟达 王竞 范冰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江村经济

费孝通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现代社会研究方法

范伟达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