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胡肖华：行政确认可诉性的实证检讨
胡肖华：行政确认可诉性的实证检讨
「关键词」行政确认；可诉性
一、引子
对历时五个年头的“刘秋海事件”及事件背后的是非曲直，我们很难也无意于从道德上妄加评判，更不能以“成本—效益”范式的经济分析简单作结。但这一事件所暴露的司法机制内在的病理特征和司法“周边环境”的严重污染的现状，却给整个法学界的深刻反思留足了广阔的空间。故此，如何超脱事件自身的局限，处理好“善后事宜”，就不仅仅是个人偏好问题，更多的是 一份厚重的社会责任。正是基于这种“亡羊补牢”式的激励，本文试图对行政确认的可诉性 进行粗浅分析，尽管该项工作的开展可能仅触及问题的冰山一角。
二、问题
“刘秋海系列案”中行政案件的处理是包括当事人在内的各界关注最多的焦点所在，而行政案件中公安机关道路交通 责任认定这一行政确认行为可否接受司法审查又是关涉一切问题的瓶颈。有关该问题的争论贯穿事件的终始，至今仍意见纷呈且意犹未尽。持肯定观点者主要从立法上的相互矛盾指陈 问 题，进而抱怨司法机关面对变动不居的现实缺乏应有的能动性和灵活性。其实，该意见背后 蕴涵着对行政诉讼个性品质的深层曲解与误读。行政诉讼区别于其他诉讼模式的显著特征和 内 在机理在于其面临着如何调处行政权与司法权的紧张关系，进而实现二者良性互动的问题。为此，司法审查的焦点主要集中而且必须集中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当然，有关行政处罚也可适当触及合理性），并非通常理解的那种民事诉讼式的全面审查；持否定意见者则以为：既然原告方仅以公安机关扣车行为的合法性为标的提起诉讼，法院也只能就此进行审查。况且，“公安机关的事故责任认定行为是否合法，不是其实施扣车行为的前提条件”。在现有法律框架下，该观点无疑有其一定的合理成份，但无法回避的致命弱点就是它狡黠地隐去了一个大写的前提：即，原告方是否具有行使诉权的自由选择空间。如果一方面限制甚至剥夺 了原告对公安机关道路交通责任认定行为的诉权，另一方面又说原告只对扣车行为提起诉讼，司法机关也爱莫能助。这显然同医院对一身无分文而又身患绝症的病人说“你有选择死亡的自由”一样荒唐无聊。不难想见，假如原告方有选择余地的话，其还会不会只对行政强制措施这样的前提性从行为提起诉讼，而对与自己权益有更大杀伤力的责任认定熟视无睹。故此，问题不在于司法机关如何审查，而在于立法机关自始是否给司法机关配置了适当的审查权限。换言之，公安机关责任认定行为是否具有可诉性。我们知道，认定行为是行政确认的一种重要形式。这样，问题似乎又可合乎逻辑地拓展为对行政确认可诉性的检讨与分析.三、分析
行政确认是一学理概念，我国台湾地区一般将其纳入“观念行为”或“表明行为”的范畴进行研究（张载宇《行政法要论》［M］，台北，汉林出版社，1978·375）。在大陆，也有学者视其为—“准行政行为”，但行政法学界的通说常对其作如下表述：“行政确认是指行政主体依法对相对方既有的法律地位、法律关系或法律事实进行辨别，给予确定、认可、证明并予以宣告的具体行政行为。”（〗罗豪才《行政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184）行政确认权是国家行政权的有机组成部分，行政确认行为是行政管理的有效方式和手段。行政主体通过确认特定的法律事实或法律关系是否存在，来达到确认或否认相对方法律地位和权利义务的行政目的。尽管行政确认不创设新的法律关系，但毕竟是严肃的法律行为，被确认对象一经法定行政主体的甄别和宣告，其状态就具有了不可抗拒的法律拘束力、确定力，除非法定机关依法 定程序予以撤销。同时，行政确认本身并不直接处分相对方的权益，它一般只是为其他处分 性行政行为的作出创造前提。所以，其只能间接地产生法律效果。行政确认这种“中 性”或 非处分性的特点，往往成为人们否定其作为行政救济对象的理由，如德国行政法理论就认为，“如 果部分行为本身不完全具备最终影响时，它们作为一大程序的组成部分，不得单独引起昂贵的法律救济程序（”见《德国普通行政法》，［德］平特纳著，朱林译）。与此相左，我们认为，行政确认固然不具有直接处分性，但它直接确认了关涉相对人权利和义务的事实或法律关系，对其可诉性不能僵化地一概而论，作为一种有拘束力的具体行政行为，理应有条件地适用行政诉讼救济程序。理由如下：首先，行政确认有稳定法律关系，减少各种纠纷，保障 社会安定秩序，维护行政管理相对人合法权益的重要作用。因而作为一种现代行政管理的科 学模 式被各国广泛应用于治安、民政、教育文卫、劳动、经济等诸多领域。但事实上，“政治 哲学和权利学说历来面临一个不可回避的二律背反：权力是保障权利和自由必不可少的力量，但为了切实保障权利和自由又必须限制权力”。（程燎原、王人博：《赢得神圣 — —权利及其救济通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186—187）在我国行政 执法领域，由于行政确认缺乏有效的规制，权力支配者出于私欲的冲动，常常越过理性的樊篱而滑入恣意的空间，违法行政确认行为俯首皆拾并成为现实中的常态——如违法医疗事故鉴定，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权的滥用以及非法发放（或不发放）和评定（或不评定）学历证书等等。这种 “法外现象”的大量存在，不仅影响了行政管理目标的实现，更重要的是严重侵噬着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故此，加强对行政确认权的监控势在必行。在权力制约的诸多方案中，“ 以权利制约权力”固然是一种最能体现权力最初来源以及充分昭示公民自身强大力量、激发其主体意识的有效制约模式，但因为“权利与权力不在同一天平上，不具有相同的权价，以权利制约 权力，缺乏应有的力度，不具有可操作性。”（汪进元：《权利制约的理性思考与模 式选择》［J］，武汉：法学评论，1998（1）。）从这个层面讲，以“权力制约权力” 才是一条可行的策略，这大约是现代行政诉讼制度发生的现实基础——手无寸铁的公民，并 不直接与庞大的行政权交锋，而是通过向法院起诉，来达到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以及监督行政权之目的。故此，赋予利害关系人以诉权，仰仗司法机关的审查与监督，不仅合乎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目的，而且是从根本上改善并可望杜绝违法行政确认发生的有效途径。其次，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采用的是“列举+概括+排除”的混合式立法例。尽管行政确认未被明确纳 入所列举的具体行政行为的范围，但也并没明文禁止。2000年3月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解释》），较之行政诉讼法，实质上以放宽原告资格标准的方式扩大了受案范围。《解释》第12条借用第三人的概念规定了利害关系人的原告资格，给行政确认的可诉性留下了一定的生存空间——与争议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人可依法对其提起行政诉讼。这里的“具体行政行为”当然涵盖了行政确认行为。其实，有关行政法规、规章、司法解释甚至在司法实务当中已经肯定或变相肯定了部分 行政确认的 可诉性。举例说明：例一，国务院1991年《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作为一项行政法规，并 未对公安机关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的可诉性作任何否定性限制。至于最高人
民法院、公安部1992年发布的《关于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我们一直坚持认为，它无非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一个“怪胎”。其间向人们展示的司法和行政联手，用“法”统辖社会时浓厚专政色彩是对法治原则和分权制衡民主理念的严重背离。故此，用宪政观念考究，该文件实属无效。不过，既便在此通知中，也只是规定当事人仅就公安机关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 行为不服，不得提起诉讼，并未否认责任认定行为和行政处罚行为一并接受审查的可能性。例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7条 规定，利害关系人对人民政府或者其主管部门有关土地、矿产、森林等资源的所有权或者使 用权归属的处理决定不服，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作为行政案件受理。这里所 谓的“对所有权或使用权的处理”，究其实质是以裁决的形式表现出的行政确认行为。换言之，该条规定事实上是对行政确认可诉性的肯定回答。例三，倍受关注的“刘燕文诉北大案和田永诉北京科大案”，（两案中虽有许多理论问题值得探讨，但笔者认为，其中涉及至关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证明”这一确认行为的可诉性。详见，程雁雷《论司法审查对大学自治的有限介入》，［J］，北京：行政法学研究，2000（2）和刘连泰《行政审判的能动性管窥：一个实证的分析》［J］，北京：行政法学研究，2000（3）。）争议的焦点是校方应不应 该履行自己发放毕业证和学位证的义务。而毕业证、学位证的功能正在于对行政相对人的学识、水平、某一经历进行确认是典型的行政确认的凭证。上述两个案件的审理表明，实践已超越了理论研究局限并走在了前面。再次，将行政确认纳入受案范围，也是树立司法权威的迫切要求。随着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的逐 步深入，一个价值多元化的社会格局初露端倪。而在“游戏规则”尚不健全的大背景下，不 同利益间的冲突与碰撞不可避免地呈加剧趋势。于是，司法因在整合社会利益、吸纳不满情 绪诸方面不可替代的地位与作用，受到人们前所未有的青睐。但是，司法在发挥改革“稳压器 ”的正面作用的同时，也滋生了大量腐败现象，致使公众的期望值与现实之间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司法公正成为“稀缺资源”。这样，人们又不得不着手对司法权进行严格的监督与控 制，甚至于 “个案监督”这一“法治畸儿”也将呼之欲出。但是长期以来却收效甚微，问题的症结在于 我们往往忽视了司法自身恰 恰也是改革的重点对象这一现实，没有意识到司法权威和司法公正也需要我们的精心培植与 呵护，才能健康成长。既无财权，又无军权的弱小的司法在受到必要制约的前提下若没有足够的权 力给养，势必萎缩为政治的婢女，其“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的美誉也永远只具符号意义 ——结果我们失去的就不仅仅是个案的公正！故此，我们必须跳出传统的思维怪圈，给司法 一 份应有的关爱。特别是立法机关应该给司法配置更多的权力资源。其中适时地扩大行政诉讼 的受案范围就是极富意义的重要一端。
四、说明
上文论述意在表明一个基本观点：行政确认具有可诉性。但还有必要作以下两点说明。说明一：这里所谓的“行政确认具有可诉性”，是有限制的可诉性，并不意味着所有行政确认行为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独立被诉。为论述方便，我们姑且按行政确认同他种行为的关系，将其分为独立行政确认和附属行政确认两类。独立行政确认是指不依赖他种行为而独立存在的确认行为。即该种行为既不是他种行政行为成立的必要前提，亦非它种行政行为的补充，而是自己发生归属于自己的法律效果的行为，如各种证明行为。我们以为，对于独立行政确认行为，利害关系人只要不服，就可直接对其提出诉求。与此相对，所谓附属行政确认系指他 种行政行为依赖于该
行为而存在，该行为的完成是它种行为成立的必要前提，该行为的法律 效果归属于他种行为行为。附属确认行为是为了满足另外的行政目的的需要作为前提条件出现的。如交通事故中行政处罚的作出，仰仗于事故责任认定这一附属确认行为的事前成就。正是由于附属行政确认这一非独立性的特征，基于诉讼经济的考虑，我们不主张其独立的可诉性，因为附属确认行为随着对主行为的审查自然就变成了审查的对象，没有独立成诉的必要。但是，如果行政主体为了逃避司法审查，故意仅为附属确认行为，而没有作出主行为，这实质上构成了行政权的滥用。此时，为了保护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应该赋予其对附属确认行为的独立诉权。比如，在“刘秋海事件”中，公安机关只对事故责任进行了认定，没有 材料显示其作出过行政处罚。这样，陈氏兄妹就可以责任认定书为依据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对 方赔偿损失，如果不坚持附属确认行为此时的可诉性，实际上就意味着刘秋海等丧失了同等的救济机会，这显然是不公平的。
说明二：司法审查权的设置，既要兼顾效率与公正，又要体现秩序与自由.故此，在对行政确认可诉性作肯定性分析的同时，还面临着如何把握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平衡点问题。我们认为，司法权对行政权的介入与审查固然是由后者主动性特点决定的，不过也应该容忍司法权适当的节制与谦逊。其间的原则就是司法审查只能监督行政权，绝不可代替行政权的行使。就行政确认案而言，司法审查的焦点仍应定位于争议行政确认行为的合法性。在裁判方式上，应主要视情况采用撤销判决或维持判决或确认判决。在某些情况下，也可以 判决的形式要求行政主体重新为确认行为，但是法院不能径直为确认行为，更不能直接追究 行政主体的法律责任。因为这是行政权的固有内容。
第二篇：火灾事故责任认定书的行政可诉性
火灾事故责任认定书的行政可诉性
【论文提要】
一、从具体行政行为的概念及特征来看，公安机关对火灾事故的责任认定行为属具体行政行为
二、从火灾事故责任认定与技术鉴定的比较来看，认定行为亦属行政行为，且系具体行政行为。
三、公安机关对火灾事故责任进行重新认定的行为，其实质就是行政复议，而且属于非终局裁决的行政复议。
四、从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精神看，应当允许不服火灾事故责任认定的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出行政诉讼。
【正文】
火灾事故责任认定是公安消防机构在查明火灾事故事实后，根据当事人的行为与火灾事故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其行为在火灾事故中所起的作用而作出的结论。由于根据1998年4月29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未明确规定当事人对公安机关就火灾事故所作的责任认定不服时，能否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因而火灾事故责任认定是否具有可诉性，成为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争论的热点。2000年3月20日，公安部以公复字[2000]3号文对福建省公安厅《关于对火灾事故责任认定不服是否属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请示》(闽公厅[2000]2号)作出批复，认为火灾事故责任认定本身并不确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不是一种独立的具体行政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规定的受案范围。在此，笔者姑且不论公安部能否对火灾事故责任认定不服是否属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作出解释，仅就火灾事故责任认定的性质及其可诉性作一初浅的探讨。
笔者认为，公安消防机构对火灾事故责任所作的认定属具体行政行为，具有行政诉讼的可诉性，理由如下：
一、从具体行政行为的概念及特征来看，公安机关对火灾事故的责任认定行为属具体行政行为
具体行政行为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或个人在行政管理活动中行使职权，针对特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的单方行为。这一概念表明具体行政行为具有五个特征：第一，具体行政行为必须是行政主体作出的。这里的行政主体既包括行政机关，也包括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还包括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或者个人；第二，行为是行政主体行使行政职权的行为。也就是说，行为与行政职权相联系，其必须发生在行政主体在行政管理活动中行使职权时；第三，行为对象的特定性。行为是针对特定的人或特定的具体事项作出的只能适用一次性的行为，它与抽象行政行为不同，抽象行政行为是对未来而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为，它的对象不具有特定性，且是可以反复多次适用的行为；第四，行为是行政主体单方决定的。即行为的作出不取决于当事人的意志，而是依据行政主体的单方意思表示；第五，行为产生法律后果。具体行政行为一经作出，即直接影响到相对人的权利义务和法律地位。这种权利义务关系既有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也有民法上的权利义务，甚至还有可能产生刑法上的权利义务。换句话说，就是公安机关就火灾事故作出责任认定后，它就确定了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当事人处于被行政管理之下的相对一方，在民法上表现为民事权利义务的承担者或享有者，在刑法上表现为刑事责任的承担者。而公安消防机构是处理火灾事故的主管机关，《消防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火灾扑灭后，公安消防机构有权根据需要封闭火灾现场、负责调查、认定火灾原因，核定火灾损失，查明火灾事故责任。这一规定表明，调查火灾原因、认定火灾事故责任既是公安消防机构的职责，又是公安消防机构的职权，其他任何机关和个人都无此项权力。认定火灾事故责任只能发生在公安机关处理火灾事故过程中，其对象又具有特定性，只能对某一具体火灾事故进行。从责任认定行为的作出看，它是公安消防机构在火灾事故发生后，对事故现场进行勘察、鉴定、依据公安部《火灾事故调查规定》单方作出的法律性结论，并非纯专业技术性问题。这种结论一经作出，即具有约束力、确定力和执行力，产生相应的法律后果，如《消防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对当事人因过失引起火灾，尚未构成严重损失的，处警告、罚款或者十日以下拘留等行政处罚；对他人人身、公私财产造成损害的，还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若发生重大火灾事故，造成他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的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上述分析及法律的规定表明，公安消防机构对火灾事故责任认定后，火灾事故的当事人即处于公安消防机构的行政管理之下，并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因而火灾事故责任认定行为属于具体行政行为。
二、从火灾事故责任认定与技术鉴定的比较来看，认定行为亦属行政行为，且系具体行政行为。
有人认为，火灾事故责任认定属于技术鉴定，不具有行政行为的属性。笔者对此不敢苟同，公安消防机构对火灾事故责任所作的认定与技术鉴定是有着本质区别的。我们知道，技术鉴定是鉴定人运用专门知识或技能，对某些专门性问题进行分析、鉴别和判断而得出的事实性结论。鉴定具有不可诉性的特征，即当事人不服鉴定结论不得向其上级行政管理部门或上一级鉴定机构申请撤销或变更，也不能据此单独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而火灾事故责任认定是公安机关运用公安行政管理权对火灾事故现场进行勘验、鉴定、分析和判断后，对火灾事故所作的责任认定。
通过分析，比较责任认定与鉴定的概念，可以看出二者的区别在于：
1、从主体上看，火灾事故责任认定只能由公安机关依职权作出，责任认定是法律赋予公安机关的一项专有职权，而鉴定可以由具备专门知识、技能和资质的鉴定人或鉴定机构等多元主体作出，且鉴定机构一般属于非行政机关。
2、从产生的原因来看，鉴定人的鉴定行为一般是基于指派、聘请或依当事人申请而产生，属消极的法律行为；而责任认定是公安消防机构必须履行的法定职责，只要有火灾事故发生，公安消防机构就必须对火灾事故现场进行处理，必须调查火灾原因，对当事人的火灾事故责任进行认定，属积极的法律行为。
3、鉴定必须遵循严格的操作规程和要求，依照一定的技术标准和条件对待鉴定的专门性问题作出符合其客观规律的科学结论，是羁束行为；而责任认定没有既定的规程和标准可以遵循，它是公安消防机构根据当事人的行为与火灾事故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其行为在火灾事故中所起的作用，酌情认定当事人的事故责任，属自由裁量行为。
4、鉴定人或鉴定机构可以依照规定向申请鉴定人收取一定数额的鉴定费用，属有偿服务；而公安消防机构进行火灾原因调查或火灾事故的责任认定时，不得向当事人收取任何费用，这是因为责任认定是公安消防机构的行政管理职责，它非依申请鉴定人的申请产生，而是依职权主动作出。
5、在火灾事故责任认定过程中，公安消防机构可以就某个技术性问题另行委托其他技术机构进行鉴定，然后依照有关事实和技术鉴定结论来划分、确认各当事人所应承担的责任，而技术鉴定则不允许鉴定机构再委托其他技术机构进行鉴定。所以，公安机关对火灾事故责任认定的行为不具有鉴定的属性，而属于行政行为，且系具体行政行为。
三、公安机关对火灾事故责任进行重新认定的行为，其实质就是行政复议，而且属于非终局裁决的行政复议。
公安部《火灾事故调查规定》第三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对火灾事故责任认定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公安机关申请重新认定。既然责任认定是具体行为行为，那么上一级公安机关对事故责任进行重新认定的行为，又属于什么行为呢？笔者认为，上一级公安机关对火灾事故责任进行重新认定的行为就是行政复议。
我们知道，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按照法定的程序和条件向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上一级行政机关提出申请，受理申请的行政机关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复查，并作出复议决定的活动。行政复议有五个特征：第一，行政复议只能由作为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提起；第二，行政复议权只能由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上一级行政机关行使；第三，行政复议是法律赋予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一种程序性权利；第四，行政复议对象只能是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第五，上一级行政机关复议后，应当作出维持、限期履行、撤销或者变更的决定。据此，我们不难推断上一级公安机关对火灾事故责任进行重新认定的行为其实就是行政复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五条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是法律规定行政复议决定为最终裁决的除外。
从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看，仅有五种情形属于当事人申请行政机关复议或复审后，该行政机关所作出的决定是终局性的，这五种情形是：
1、对国务院部门或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向国务院申请裁决的，由国务院作出最终裁决（见行政复议法第十四条的规定）；
2、受公安机关拘留处罚的公民对处罚不服，向上一级公安机关提出申诉的，由上一级公安机关作出最后裁决（见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第十五条规定）；
3、受公安机关罚款或拘留处罚的外国人对处罚不服，向上一级公安机关提出申诉的，由上一级公安机关作出最后裁决（见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第二十九条规定）；
4、对初步审定予以公告的商标提出异议后对商标局的裁定不服，或对商标局撤销注册商标的决定不服，而申请商标评审委员会复审的，均由商标评审委员会作出终局裁定（见商标法第二十二条、二十七条、二十九条、三十五条规定）；
5、专利复审委员会对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的复审请求所作出的决定为终局决定（见专利法第四十三条规定）。
因而，公安机关对交通事故责任进行重新认定的行为不属于行政机关作最终裁决的范围，当事人对上一级公安机关的重新认定仍不服的，可以依照行政复议法第五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四、从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精神看，应当允许不服火灾事故责任认定的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出行政诉讼。
设立行政诉讼制度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司法权对行政权的监督、制约，防止行政权的专横和滥用，督促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维护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公安机关是国家管理公共安全的重要行政执法机关，其对消防安全工作进行管理，并对火灾事故进行责任认定是其行使公安行政管理权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该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直接影响到当事人的财产权力和人身权力。当火灾事故责任人对责任认定是否合法持有异议或认为该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时，有权依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提起行政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法律保护，符合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精神。如果不允许当事人对公安机关的责任认定提起行政诉讼，那就会使这类行为排除在司法监督之外，得不到应有的监督，与“有权力就有监督”的法治原则相悖。因而，应当允许当事人对公安机关作出的火灾事故责任认定提起行政诉讼，由人民法院对责任认定行为进行司法审查，对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责任认定，判决予以维持；对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法规错误、违反法定程序或滥用职权的，判决撤销或部分撤销，并判决公安机关重新作出责任认定。
综上所述，公安消防机关对火灾事故责任所作的认定具有可诉性，当事人对火灾事故责任认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人民法院应当予以受理，并依法对其进行司法审查。
【本文主要参考文献】
1、《行政法学》，罗豪才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2、《行政法学》，姜明安主编，法律出版社；
3、《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性质及其可诉性的研究》一文，姚仁安著；
4、《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关系》一文
第三篇：公安侦查行为行政可诉性研究
公安侦查行为行政可诉性研究
[ 马怀德 ]——(2000-9-1)/ 已阅19548次
公安侦查行为行政可诉性研究
近年来，由于公安机关实施侦查行为，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造成损害引发的争议呈逐年上升趋势。如何受理对公安机关违法行使职权行为提起的诉讼，是人民法院在实践中遇到的最困难的问题之一，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本文将就此问题进行探讨。
一、公安侦查行为的涵义和分类
公安侦查行为是指公安机关根据刑事诉讼法或行政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进行的专门调查工作和采取有关的强制性措施。在我国刑事法学界和实际工作部门，有人主张“公安侦查行为”包含“对刑事案件的侦查”和“对行政案件的侦察”两种情况，前者依据的是刑事诉讼法，属于司法行为；而后者依据的则是行政法规，是一种行政行为[1]。本文采纳这种观点。
我国公安机关是政府的职能部门，具有双重职能，不仅具有行政职能，还具有司法职能，即依法承担绝大多数刑事案件的侦查工作。所以公安机关在调处刑事案件中所采取的扣押、查封、冻结、没收财产、限制人身自由等强制措施，均不具有行政诉讼的可诉性。因刑事侦查行为或程序违法而使有关人员的人身权、财产权受侵害，应按《国家赔偿法》的有关规定，通过司法赔偿途径解决，而不应纳入行政诉讼范围。同时，刑事强制措施是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且由刑事案件引发出来的一种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目的是保证刑事侦查、审判工作顺利进行，与行政法上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不属于同性质的行为。将刑事侦查行为排除在行政诉讼之外，可以避免行政诉讼对刑事侦查行为的干扰，也符合监督、维护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的行政诉讼宗旨。行政诉讼法没有规定对刑事强制措施诸如监视居住、取保候审可以提起行政诉讼，说明这类措施不属于行政诉讼调整范围。
公安侦察行为是一种行政行为，在侦察中采取的强制措施是具体行政行为。公安行政行为是指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行政法律、法规或规章，针对特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权利、义务所作的特定的单方行为。行政诉讼法第2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第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由此可见，公安侦察行为的行政可诉性是不言而喻的。
二、对公安侦查行为性质区分标准的反思
从学理上区分行政行为和刑事侦查行为，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对这件事情的处理仍然存在的一些问题，主要是界定二者的标准，似乎进入了两个误区。一
个是所谓的“结果标准”：即看公安机关在采取各种措施之后，最后的结果是否又有新的司法行为出现。如果有新的司法行为出现，就是刑事侦查行为，反之就是行政行为。以此来判断其全部行为的性质是属于行政行为还是司法行为。另一个是所谓的“形式标准”：即看公安机关行为在形式上是否具备刑事侦查行为完备手续，如果符合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就是司法行为，反之才是行政行为。我们不妨称他们为“结果说”和“形式说”。
司法实践已经反复证明，仅靠这两项标准，是不能完成正确区分公安机关司法行为和行政行为的使命的。这是由这两种行为外表极其相似，而实质迥异的特点决定的。两种行为的主体都是公安机关，行为的对象都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行为的内容在开始阶段，又往往都表现为强制措施，强制措施外在的极端相似性，使得这种区分愈加困难。上述的“结果标准”和“形式标准”，其实质都是内容标准，显然也不能得出有效的结论，更谈不上从根本上解决实际问题了。按照“结果说”，公安机关在采取了强制措施后，如果由于种种原因不能进入下一步程序，或者故意拖延不作结论的话，那么就永远无法判断行为性质，被采取强制措施的对象就无法提起诉讼，自己的权利也无法得到有效救济。
这种局面反过来又助长了公安机关故意拖延案件办理速度的风气，导致案件久拖不决，基实质是逃避法律的制裁。按照“形式说”，公安机关就会，“先办案，后补手续”，或者干脆给多数案件都披上司法行为的外衣。这种现象在公安机关干预经济案件时表现得尤为明显。
从逻辑的角度分析，如果两种行为的主体、行为对象和以内容都相同，那么，以其中任何一项作为标准，都不可能正确地区分这两种行为。这是否意味着找不到合适的标准对两种行为进行区分呢？不是的。只要他们的性质不同，他们之间就一定存在某种差别，只是这种标准不是那么容易确定。换句话说，这种标准不太直观，是一种由多种因素整合在一起的复合性标准，而不是单一标准，非专业人员、非通过特殊程序很难有效运用该标准，对两种行为进行区分，所以，让当事人自己辨别公安机关行为的性质，是十分困难的，也是不切实际的，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诉权。
那么，究竟应采取何种标准区分公安机关的司法职能和行政职能呢？我们必须另辟蹊径。即：通过形式审查，只要当事人提起的诉讼符合行政诉讼的形式要件，人民法院行政庭应该全部受理当事人对公安机关侦查行为提起的行政诉讼。
三、从保护当事人诉权角度出发，人民法院应加强对公安侦查行为的司法审查监督
诉权是指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人民法院以国家审判权保护其合法权益的权利。基实质是起诉权[2]。对当事人诉权的保护，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行政主体的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向人民法院提起的诉讼，只要符合法定条件，必须依法受理，保证他们的起诉权得以充分有效地行使。所以，对诉权的保护与人民法院对比起诉的审查和立案的受理行为有直接关系。
一方面，诉权是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一项重要权利。对诉权的保护是法律规定的人民法院的职责。我国宪法第4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权利。”我国行政诉讼法也作了相应的规定。因此，对起诉权的保护，人民法院负有最直接的、不可替代的职责和义务。最大限度地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的行使提供充分的保护，是人民法院的神圣职责。另一方面，起诉权是全部诉权中至关重要的一项，是行使其他诉权的前提和基础。保护起诉权是通过司法程序保护公民其他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的前提。
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案件的起诉条件有四项：1.原告是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给；2.有明确的被告；3.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4.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和受诉法院管辖。值得注意的是第一项条件中的“认为”二字，它只是原告个人的一种“自以为是”的主观判断。如果公民合法权益受到行政机关侵害时，显然应该允许其通过法律的手段进行保护。具体到公安侦查行为，公民可能分辨不清它究竟是行政行为还是司法行为，以及是否具有行政可诉性。这时，作为公民权利保护神的人民法院，是不应该保持沉默、不予受理的。至于被告是否合格、是否是行政案件，需待法院审理后才能确定。
实际上，在法院对公安机关的职权进行审查之前，根本无法确认被起诉行为是否属于司法行为。只有法院经过认真审查核实，才能够区分被诉行为是行政行为还是司法行为。因此，剥夺相对人对公安机关职权行为的诉权，拒绝受理对公安机关司法行为提起的诉讼是不可取的。“对限制公民人身、财产权利的公安机关所有职权行为，相对人都有权提起诉讼。经审查如被告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该行为属于依照刑事诉讼法采取的司法行为，那么法院可以采取驳回原告起诉的方式结案[3]。”
有人认为，刑事强制措施是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且由刑事案件引发出来的一种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不同于行政法上的强制措施，当事人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没有法律依据，因而主张不予受理。同时，法院受理对所有公安机关职权行为引起的争议还会不适当地干扰刑事侦查工作、影响刑事诉讼程序。其实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在一些西方国家，刑事案件的侦查通常有很高的透明度，但往往正是迫于舆论的压力，侦查机关提高了办事效率和案件侦破的客观性和准确性。法院受理此类案件并不意味着必须公开审理此类案件，更不意味随意中止或撤销合法必要的刑事强制措施。法院受案的意义只在于区分被诉行为的性质，保证把每一项侵犯公民、法人合法权益的公安具体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范围。因此，如果被诉行为确系刑事司法行为，法院通过行政诉讼程序不仅不会妨碍公安机关行使职权，而且还能够维护公安机关的刑事司法职权，打消犯罪嫌疑人规避法律的企图。如果是公安机关借刑事强制措施之名对公民、法人人身或财产权利加以剥夺限制，而实际上属于越权或滥用职权的行政行为时，法院可依照行政诉讼法作出判决。因此，在公民对公安机关的侦查行为有异议时，人民法院应从保护当事人诉权的角度出发，切实加强对国家行政执行法机关行为的监督和制约，维护公民合法权益。笔者认为，就本文涉及到的问题，应采取如下步骤，进行审查确定。
（一）审查侦查行为的法律依据，确定其是否具有行政可诉性
法院受理此类案件后，要想正确区分公安机关的某一行为究竟属于司法职能还是行政职能，应当从其所依据的实体法和程序法两方面同时予以审查。如果法院仅程序上区分公安机关的两类行为，那么就难以发现公安机关（在程序上）借刑事强制措施之名而实际上（在实体上）越权或滥用职权的行政行为。在这种情况下，（行政）治安管理是目的，刑事侦查则被作为为行政目的服务的“有效”手段，亦即本应作为刑事诉讼独立阶段的刑事侦查被“异化”，公安机关完全可以利用合法的程序规避实体问题。因此，单一的程序审查是无法准确区分公安机关司法职能和行政职能的。同样，单一的实体审查也不可行。对法院而言，实体审查会较大地增加其工作量，而且要求法院行政庭同时还要熟悉刑事、经济、民事等审判工作。因为公安机关往往是假借侦查犯罪之名越权插手经济、民事纠纷的，那么法院就要在是审理行政案件时一方面查明公民不构成犯罪，另一方面又要认定公安机关越权行使司法裁判的事实。所
以，脱离程序性审查的单一的实体审查也是不可行的。
一方面，法院应当审查被告公安机关的被诉行为是依照什么程序实施的。如果想要证明自己的行为属于司法职能，公安机关应当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行为是依照刑事诉讼法及有关刑事案件侦查的法律进行的。如：向法院说明立案的理由，立案履行的程序，适当的管辖权依法采取的刑事侦查手段、措施等，即公安机关侦查刑事案件，必须要履行的合法程序。公安机关如果能够向法院提供合法履行以上程序的证明，并说明该程序与行政行为的程序有何区别等，就可以初步认定公安机关行使的是司法职能而非行政职能。
在实践中，公安行政行为与刑事侦查行为的处理程序和制裁方法明显不同。公安行政行为的实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和有关具体行政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进行处理，如制定书面处罚决定书、举行听证程序等，对行政管理相对人采取的制裁方法仅限于训诫、责令其悔过、罚款、查封、扣押、冻结、划拔直至限制人身自由（行政拘留、收容审查、劳动教养）。刑事侦查行为必须严格按照《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形式和程序要件，依刑法对刑事犯罪嫌疑人、现行犯以及与犯罪有关的其他人等作出，这里的形式要件对公安机关在侦查活动中作出的非刑事侦查中所特有的行为尤为重要，特别是在限制人身自由、扣押财产方面，有时是界定行政行为与侦查行为的重要环节。行政行为作出上述强制措施时，是以行政主体原已作出某种行政处理决定、行政处罚决定和相对方没有履行此种决定为前提。刑事侦查行为采取上述强制措施时，只要认为被调查人或被查封、扣押财产、物品涉及侦查案件，即可作出。但最先出示给当事人的是刑事案件的有关手续，如拘留证、赃款赃物扣押清单等，其最后结果是将犯罪嫌疑人不起诉、提起公诉送审判机关定罪量刑，追究刑事责任或无罪释放。刑事没收要上交国库或返还被害人；确定无罪的，将财物返不原主。否则依《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当事人有要求赔偿权。
另一方面，法院还应当审查被告公安机关所依据的实体法律。公安行政行为的依据是国家的行政管理法律、法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户口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交通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教养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过防出入境管理条例》等等。而刑事侦察行为实施的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及国家有关刑事方面的法规和司法解释。公安行政行为目的是为了迫使负有法定义务的个人、组织履行义务，或者出于维护社会秩序或保护公民人身健康、安全需要。重在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共安全，保护人民的合法权益，减少和消除各种不安全因素，预防和及时发现犯罪。刑事侦查行为所采取的限制人身自由以及以此为前提强制扣留的财、物、是为了迅速及时、准确地查明案件事实真相，证明犯罪嫌疑人罪轻罪重、有罪、无罪，应否追究刑事责任，为检察机关提起公诉作好准备，是审判机关准确有效地适用法律的重要环节。准确界定公安行政行为与刑事侦查行为，对于保证行政审判工作的顺利进行和准确、及时的行使刑事侦查权，打击犯罪，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审查侦查行为的事实依据，确定其是否具有行政可诉性
这里提到的事实包括公安机关行为本身的事实（即采取的行为是属于行政行为还是刑事行为）和实施这种行为的事依据。
就行为本身的事实而言，行政法律关系与刑事法律关系的构成要素不同。在主体上，行使公安行政权与刑事侦查权的虽同为公安机关，但在行使行政职能时，主要是运用行政手段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民的合法利益，预防和处理治安灾害事故，保障社会生活的正常进行，充当行政管理人的角色，是行政法律关系的当事人，是行政法主体。而在行使刑事侦查权时，是运用国家赋予的刑事侦查权，对各种刑事犯罪嫌疑人的犯罪活动进行调查，揭露犯罪，证
实犯罪，查获罪犯，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以保障国家和人民的安全。在客体上，公安行政法律关系的客体主要包括两种，即物和行为。物，指一定的物质财富，如财产、物品等，是由于公安机关行政行为引起的行政管理相对人财产、物品的扣押、没收等后果。行为，指法律关系主体有意识的活动，如交通肇事，打架斗殴，等等，包括作为和不作为。而刑事法律关系客体所指的是受到刑法保护的各种社会关系，如社会经济秩序、金融秩序等。在内容上，公安行政法律关系的内容就是公安机关作为行政法主体的权利（职权）和义务（职责），包括治安秩序管理，户口管理，消防管理，交通管理，特种行业管理，危险物品管理，以及边防、出入境管理等等。公安机关的刑事侦查权仅限于在办理刑事案件中的侦查、拘留、预审和执行逮捕四项工作，行使这些职权就是行使侦查权。
公安机关如果认定某一案件属刑事案件，首先要依据一定事实进行立案，然后可能对犯罪人采取一定强制措施。法院对该事实的审查又应包括两方面，其一是立案的事实条件，其二是据以采取强制措施事实条件。
第一，关于立案条件。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立案是司法机关进行侦查、起诉和审判活动的法律依据。但是，立案必须建立在一定的事实基础上，其立案条件有二：一是犯罪事实的存在。即有一定事实、材料证明发生了刑法所禁止的某种危害社会的行为，且该行为已构成犯罪。如果某行为虽然有违法性且对社会造成危害，但是没有达到构成犯罪的程序，就只能视为一般违法行为。不能纳入刑事诉讼程序。二是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就是说行为人的行为不仅构成犯罪，而且必须依法给予刑罚制裁。由于立案以追究刑事责任为直接目的，法律规定不追究刑事责任的，不应立案追究。即使已经立案，也应撤销案件。
第二，关于采取强制措施的条件。根据我国赔偿法第3条、第4条、第15条、第16条的有关规定：对没有犯罪事实或没有事实证明有犯罪重大嫌疑的人错误拘留、逮捕或采取其它强制措施，给公民人身权、财产权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这里的核心问题是，公安机关据以确定犯罪嫌疑人并对其采取强制措施的事实依据，如何加以认定。这就需要法院的审查。公安机关应当提供证据材料证明原告已涉嫌犯罪，这些证据材料必须有证明力，初步证实某人与犯罪实存在客观的而不是臆造的联系，才能确定其犯罪嫌疑人。然后提供相应的实体法律说明涉嫌犯罪的性质、特点及其对涉嫌犯罪人应采取强制的必要性。法院的任务，就是根据公安机关提供的证据材料--有关的实体法律条文，判断是否能据此推定某公民已涉嫌犯罪，或对其进一步采取强制措施。如果法院在审查中发现该公民行为只涉及民事纠纷或经济纠纷，不具备犯罪嫌疑时，可以认定被告公安机关的被诉行为属越权行政行为，而非司法行为。刑事诉讼法中也规定，采取强制措施要考虑4项因素，其中之一是考虑侦查机关对案件事实的了解情况和对证据的掌握情况，必须是在掌握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一定证据后，经审查符合适用某一强制措施的条件时，才予确定。[4]
四、结论和建议
通过以上讨论，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法院有权全部受理原告对公安机关包括违法司法行为在内的所有行使职权行为提起的诉讼，这是防止公安机关借刑事强制措施之名规避法律、越权、滥用职权的必要途径。
第二，区分公安机关的司法和行政职能，应从程序和实体两方面同时入手，要求公安机关提供证据证明其行为在程序、实体上均符合刑事侦查行为的特点，而非行政行为。经审查，法
院认为公安机关行为确系司法行为时，应驳回原告起诉；如公安机关行为属于刑事侦查措施之名而为的越权行政行为时，法院有权撤销违法决定，责令公安机关解除对原告人身、财产权利的限制。
针对我国公安机关兼具行政和司法双重职能的特点，应该尽快从改革入手，对现行公安体制进行改革，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动态社会管理的需要。为此，提出如下建议。第一，搞好立法和协调，切实加强对公安机关各类执法行为的司法审查监督，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非法侵害。第二，借鉴一些大陆法系国家的做法，理顺公安机关行政职能与司法职能的关系。将这两项职能进行分离
。就是将刑事司法警察从公安机关中剥离出来，与治安警察进行分立。根据其职能特点，与刑事检察职能结合，按照检警一体化的原则，受检察机关节制。“检警一体指为有利于检察官行使控诉职能，检察官有权指挥刑事警察进行对案件的侦查，刑事警察机关在理论上只被看作是检察机关的辅助机关，无权对案件作出实体性处理。这种检警一体化的侦查体制赋予检察官主导侦查的权力，为其履行控诉职能打下了良好基础[5]。”在这种体制下，刑事司法警察的侦查活动不再受公安机关治安管理职能的主导，惩治犯罪不再是治安管理职能的主要手段。这样不但从客观上减少了公安行政职能对司法职能的干预和牵制，而且加强了检察机关对刑事侦查活动的监督和领导。同时，公安机关也不能再以刑事侦查为借口对行政案件、民事案件和经济案件进行干预，从而把公安机关因职能交叉或权力滥用造成的侵犯公民人身权、财产权的现象降低到最小限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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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浅谈行政事实行为的可诉性
浅谈行政事实行为的可诉性
一、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从法律行为扩大到了事实行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若干解释），针对本院制定的《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存在的问题，删除了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定义，修改成行政行为，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有国家行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不服，依法提起诉讼的，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进一步扩大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若干解释》自2000年3月10日施行，清除了理论和事务中的障碍，使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受案范围得于落实，对于确保当事人诉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们必须把握好可诉行政行为具有的三个要素：第一，可诉性具体行政行为必须是拥有行政管理职权的机关、组织和个人所实施的行为。第二，可诉行政行为必须是与行使行政职权有关的行为。第三，行政行为必须是对公民、法人、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若干解释》的规定使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从法律行为扩大到了事实行为。法律行为和事实行为是行政法上的一对重要概念。所谓法律行为是指行政主体以实现某种特定的法律效果为目的而实施的行为。如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证等等。而事实行为是指行政机关或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过程中实施的不以发生特定的法律上的拘束力的行为，比如打人、损坏物品等行为①。综上所述事实行为是可诉的。
二、在审判实践活动应把握的几个问题。
1、事实行为的概念。现行有两种，一是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总是的解释》释义中对事实行为的界定，即事实行为指的是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自觉或不自觉地作出的虽不创设新的行政法律关系但与执行职务有密切关系的行为②。二是司法部法学教材编辑部编辑的《行政法学》中对事实行为的界定，事实行为是指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作出的对相对人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与行政职权有关但又不具
备行政行为的法律约束力的行为③。在把握事实行为概念的同时，还要理解行政职权的含义，即是指行政主体依法所享有的对某个领域或者某方面行政事务按照一定方式进行组织与管理的行政权力。
2、事实行为基于行使行政职权的非法律行为，它必须具备如下构成要件③：
⑴事实行为是行政主体实施的行为。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的，是不能实施事实行为的。⑵事实行为是行政主体基于行政职权实施的行为，行政主体实施的与行政职权无关的行为不是事实行为。
⑶事实行为一般不能在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产生行政法律关系，但是可以形成一定的事实状态或者改变既成的事实状态。
⑷事实行为是行政主体基于行政职权实施的行为给相对人的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产生实际影响和造成事实上的损害的。
3、《若干解释》基于诉讼经济原则，直接把事实行为纳入行政诉讼范围。比如警察打了人，到底打人的行为是否存在，是不是合法，可以直接提起行政诉讼，而不需要先到行政机关请求确认，再到法院来提起行政赔偿请求。
4、事实行为的判决形式和依据。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在释义《若干解释》第五十七条时，是这样叙述的：“本条是关于确认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或违法的规定，确认判决是这次修改所增加的判决形式，旨在弥补行政诉讼法明文规定的判决形式不足，以满足行政审判实践的需要”。在这里，确认合法有效判决就不再赘述了。着重讲一下确认违法的判决。《若干解释》第五十七条第二段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是这样释义的：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不具有可撤削内容的，这主要指事实行为，事实行为指的是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自觉或不自觉地作出的虽不创设新的行政法律关系但与执行职务有密切关系的行为，事实行
为有合法与违法之分，如果被诉的事实行为违法，适用确认事实行为违法的判决是合法、合情、合理的。
根据《国家赔偿法》的规定，违法行使职权的行为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损失的，受害人有获得国家赔偿的权利。这里，违法行使职权的行为就包括了行政行为和事实行为。《国家赔偿法》第三条就规定了违法行使职权的事实行为，因此，违法行使职权的事实行为给相对人造成损害的，相对 人有请求国家赔偿的权利。国家应当依据法律予以赔偿。
三、牢固树立新的行政立案审判观念，切实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诉权和合法权益。
《若干解释》颁布和实施已经五年之久了，可是，有的法院审判人员和负责立案工作的人员，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就事实行为向法院起诉的，拒之门外。负责立案的法官明确告诉当事人这样的案件不属于行政案件的受理范围不受理，或用裁定方式不予受理。负责审判的法官经开庭审理后，将行政机关作出的违法的事实行为归结为：“不妥”“欠妥”“有瑕疵”等，或不属于“具体行政行为”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以裁定的方式“驳回起诉”。这样的状况，虽为少数，但极度大的剥夺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诉权和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因此，需要我们无论是从事立案的或是从事审判工作的法官，要尽快熟知《若干解释》扩大的行政案件受理范围以及增补的新的判决形式之规定，以新的立案、审判观念，切实保护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诉权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浅议行政事实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之比较及立法探讨
行政事实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都是我国行政法学上的重要概念，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职权十分广泛，受到多层次多角度法律规范的约束，违反任何层次的规范，都应当视为违法行政，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管理活动中，除了各类具体行政行为之外，还存在大量的行政事实行为。对于行政事实行为，我国法律没有明确、详细的立法规定，针对当今的依法行政的法治理念的确立，行政事实行为侵犯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后，如何得到救济，仅仅有《国家赔偿法》的少之又少的法律规定是远远不够的，为了引起更多的关注，尽早出台法律规范明确行政机关行使行政事实行为权力的依据。故笔者粗浅行文，供诸位交流。
一、与具体行政行为的概念区分认识，在了解行政事实行为的概念之前，有必要先关注一下具体行政行为，这样有利于对行政事实行为的了解。行政诉讼法以国家立法形式明确提出具体行政行为后，最高人民法院在1991年和1999年对此做作出过两次司法解释。1999年的司法解释较199l司法解释改变了表达方式，同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案件的范围结合起来，明确了广义上的具体行政行为，这与行政法上具体行政行为制度的含义和作用并不完全相同。笔者仅就狭义的具体行政行为与行政事实行为作以概念上的区分。具体行政行为，是国家行政机关依法就特定事项对特定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义务做出的单方行政职权法律行为，首要的是具体行政行为是法律行为，从这一点与行政事实行为产生了明显区分，具体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作出的行政意思表示。
这种意思表示的目的是要发生一定的法律后果，使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得以建立、变更或者消灭。而行政事实行为是不以建立、变更或者消灭当事人法律上权利义务为目的行政活动。这种行为既可以是一种意思表示，也可以是一种实际操作。举例，如交通管理部门在公共交通道路上设置安全指示标志、气象局发布的天气预报、公安民警违法使用警戒具、行政管理过程中的暴力殴打等行政活动。这与民法上的法律行为与事实行为具有相类似的概念区分。
二、与具体行政行为的立法角度认识
具体行政行为无论从实体法还是从程序法都有其明确的法律规定，如实体法：《行政处罚法》、《治安管理处罚法》、《行政许可法》等，程序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等，而行政事实行为仅在《国家赔偿法》中有少部分的法律规定，如《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二、三、四、五项，第四条第四项所规定的行政事实行为的侵权赔偿范围，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法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的赔偿程序与具体行政行为的赔偿程序也大有不同，在司法操作上不如具体行政行为的赔偿程序那样灵活，同时《行政诉讼法解释》中第九项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不予司法救济。笔者认为，从这一法律规定来看，《行政诉讼法解释》已明文做出了排除行政事实行为司法救济的规定。一般来说除了《国家赔偿法》对行政事实行为有少许规定外，行政事实行为目前没有法律规范的明确依据。
三、对行政事实行为的立法探讨
（一）应将行政事实行为纳入行政诉讼法调整范畴
将行政事实行为纳入司法审查，虽然在理论界存有争议，但笔者认为：行政诉讼法的立法宗旨是为了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虽然行政事实行为不以设立、变更或消灭行政管理相对人在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为目的，但两者在行政活动过程的内在实质是一样的，都是行政主体在行使行政职权中针对特定对象所实施的行政行为，而且他们所实施的行为都可能会给行政相对人造成人身权、财产权侵害，这都是违背依法行政的内在要求的。所以只有将行政事实行为纳入行政诉讼法调整范畴才能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及其
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才能真正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防止行政职权滥用，从而全面实现依法治国的方略。
（二）对行政事实行为要求赔偿的案件，应当规定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国家赔偿法》规定，因受到行政事实行为侵犯，要求赔偿的，规定了先行处理行为，即应当先向
赔偿义务机关提出赔偿请求，尽管是一种解决赔偿争议的途径，使受害人的合法权益能够得到保护，但在现实中，行政机关往往出于多种目的拖延解决，致使受害人到处上访，这也是上访生源的一个无法回避的客观因素，因此，笔者认为国家赔偿法应当规定，对受到行政事实行为侵犯要求赔偿的，既可以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又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这样规定，l、有利于及时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2、也是构建和谐社会所必要的。
民法之法律行为和事实行为
要记住的几句话：
1、法律行为产生意定之债，事实行为产生法定之债（因为法律行为是合法的意思表示行为）
2、法律行为引起物权变动，事实行为也引起物权变动
3、法律行为取得物权叫传来取得，事实行为取得物权叫原始取得
传来取得可分为：移转传来取得、创设传来取得（如设立抵押权，对抵押权人来说，就是创设取得）
4、法律行为要求行为能力，事实行为不要求行为能力（行为能力是和法律行为配套的）
5、法律行为可以附条件，事实行为不能附条件（条件是控制法律行为的）
6、法律行为可以代理，事实行为不能代理（如结婚不能代理）
7、法律行为都是合法行为，事实行为分为合法行为和不合法行为
8、法律行为是意思表示行为，事实行为不是意思表示行为（虽然有意思表示，但不以意思表示为要件）
9、法律行为可以撤销，事实行为不能撤销
10、法律行为是三分法：单方行为、双方行为与共同行为
事实行为也是三分法：单方行为、双方行为（混合过错）与共同行为（共同侵权）法律行为是三分法：
①单方行为：又称为单独行为，是指由一方的意思表示(单独为意思表示)就可成立的行为（如代理权授予、单方允诺、遗嘱等）。既可以有相对人，也可以无相对人
②双方行为：双方行为即合同行为（亦即契约），是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即可成立的行为。表示一致，是通过要约和承诺取得一致。（两个意思表示是对立的统一）
③共同行为：共同行为，也称为协同行为，是一种多方的合同行为。其与双方行为的不同之处在于，双方行为是由两个互相对立的意思表示合致而成的，而共同行为，是由同一内容的多数意思表示合致而成的（意思表示是平行的）。共同行为采多数决(多数决定原则)。双方行为适用合同法，单方行为和共同行为适用民法通则司法考试
1、事实行为不以意思表示为其必备要素，而法律行为以意思表示为必备要素；
2、事实行为依法律规定产生法律后果，法律行为依据行为人的意思表示的内容而发生效力；
3、事实行为不要求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而法律行为要求行为人具有相应的行为能力
第五篇：论行政证明行为的不可诉性
论行政证明行为的不可诉性
摘要：行政证明是行使证明权而非行政权的行为，行为结果不会直接影响相对人的权利义务关系。行政证明，在诉讼法上的意义仅仅是为法院审理案件提供证据。故此类行为不具有可诉性，不应当成为法院司法审查的对象。
关键词：行政证明行政权 证明权不可诉
一、行政证明的概念及性质
在日常语言中,证明有以下两种含义:第一,用可靠的材料来表明或 断定人或事物的真实性。第二，指一切导致内心确认或者否定某种状态的事实或者情况。1前者表达的是动词属性上的含义，后者表达的则是证明的名词性含义。行政证明正是从动词意义上来使用“证明”一词。所谓行政证明，即是指享有国家行政权的行政主体，对法律上的事实、性质、权利、资格或关系进行甄别和认定，并将甄别和认定的结论以某种形式（如认定书等）予以表现的行为。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为了稳定社会秩序，行政证明行为充当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目前，我国行政法学者对其进行专门论证的较少。关于行政证明的性质也众说纷纭，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将行政证明行为界定为一种准行政行为。所谓准行政行为，是指行政主体针对相对人运用行政权所作的，仅以观念表示为内容的行为。2此种观念表示，并非重新创设公法上之权利义务关系，而系仅就存在的或形成之权利义务关系，予以观念上之认识或澄清而已。虽有加强法律效果之作用，要与创制权利义务关系之行为本身有别。3故有的学者将行政证明行为表述为：国家行政机关单方面
作出的，自身不直接产生特定的法律效果，但对行政行为有直接影响，并间接地产生法律效果的行为。4
第二种观点将行政证明行为作为一种具体的行政确认行为。有学者认为，根据法律规范和行政活动的实际情况，行政确认主要有如下1【英】戴维M沃克：《牛津法律大辞典》，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1608页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1月第2版，第183页 3 胡建淼主编：《行政行为基本范畴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8页黎国智：《行政法词典》，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82页。
五种具体形式：确定、认定（认证）、证明、登记、鉴证等。5
第三中国观点认为行政证明行为是行政处理的一种形式。行政处理，是指行政主体应相对人申请或依职权处理有关特定相对人权利义务的具体行政行为。并且认为，行政处理的形式很多，主要有征收、发放、登记、许可、鉴定、命令、证明……。6
还有学者认为行政证明从属于行政措施7，也有人认为是一种行政许可。8
以上几种观点，有一共同之处，即都将行政证明行为界定为一种具体的行政行为，从属于其他一些行政行为。归根结底，行政证明行为是一种行政行为。
笔者认为，行政证明行为并不是行使行政权的结果，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行政行为。
二、行政证明的主要类型
三、行政证明的不可诉性
四、行政证明纠纷的救济途径 5
6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1月第2版，第283-284叶必丰：《行政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79-182页皮纯协主编：《中国行政法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2-114页杨中文、胡东主编：《行政法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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