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 1949-1999
《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 1949-1999》
王钰湲
从李彬教授写的书后三章推荐的15本书中选择一本来看,这本《私人生活的变革》名字就吸引了我。从名字来看,感觉应该不难以理解。这本书的书名的确很长,不过读完书以后就发现,如此长的书名恰好全面而准确地描述了书的全部内容与框架。这与许多国内学者的写作风格不一样,作者闫云翔浸染于哈佛严谨的学风与写作风格上面,书名少了意境,多了精确性。在网上了解了他的背景,深深的感受到,以一个人类学家的身份出现的闫云翔在写作时,像他曾经说过的那样:我觉得,一个合格的人类学家应该是个优秀的讲述者,因为合格的民族志必须是优秀的叙事文本。就揭示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之奥妙而言,一个好的故事给听众的启发恐怕不亚于一段抽象的分析。当然,民族志绝不排斥理论。在优秀的民族志中,理论分析与经验事实的描述水乳交融、相辅相成,从而使人类学家能够将他们对于社会生活和文化现象的阐释简历在对生活过程本身的“深度描写”上,而不是建立在抽象的概念演绎上。”
这本书很适合对农村感兴趣的人们阅读。以前刚来北京不久时,爸爸隔三差五地就会开着车子带我们一家人去郊区野外,有时去农村看看人家的生活。所以多多少少,我对中国农村还是有一定的感受的。该著最突出的特点是其内容上突破了传统人类学的界限,进入到情感等私人生活领域来研究中国乡村。在文中,作者谈到了下岬村几十年来居住空间的变化,从全家一起挤在通炕上到划分出清晰的客厅、分出一间间卧室,个人生活变得越来越私密,房间布置的变化使得家庭中的甚至家庭外的人际关系也相映地发生了变化。他所描述的现象是我应当看到却未曾深想的。还记得高中时,我们班去农村调查医疗改革研究,在某些村子进行调查时,某些人家请我们上炕坐;另一些人会把我们请进客厅,坐在茶几旁的沙发上,再小心地关上卧室的门。我从没想过除了热情的程度和经济原因之外,其中还蕴涵着其他的意义,而空间的变化和人的需求也应该是我们要关注的。
研究中国农村的学者不少,论文多如牛毛一样。长期以来,“家庭”是中国社会研究的最小单位,个人只是构成“家”的面目模糊的基石,对于个人的研究多是为了证明“家”及其上的“国”所代表的集体是极端重要和不可超越的。阎云翔却选择了个人及其情感生活作为他研究的重点。12年里,他只研究以下岬村这一个小自然村中的一千多人。1949年以来,从择偶、示爱、建立夫妻小家庭,到其后的修建房屋、分割财产、赡养老人、生育子女,他们的道德准则、思维方式都发生了变化。作为“公”的国家、集体、大家庭伦理秩序的主导地位逐渐下降,为“私”的个人却不断兴起和发展,个人生活和小家庭成为生活重心。以前,家庭和睦是长幼有序、关系稳定,现在意味着注重交流的夫妻间的亲密。而小家庭生活、男性外出务工、户口制度导致的离婚障碍使得妇女的地位变得更高,家庭内部原有的家长权威受到挑战,产生了新的权力关系。一系列转变影响着几代人之间的家族关系和日常生活,令下岬村人既体会到小家的自在,又陷入了无奈的道德困境,尤其表现在从父母处接受高额彩礼、嫁妆作为经济基础,同时尽可能回避赡养老人上。
下岬村,普通又很特殊。1971年,阎云翔17岁,从山东老家一路北上,偶然来到这个距离哈尔滨50公里的小村子。他饥饿、恐惧、委屈,出身不好,自认为是非法的。村民们讨论、争吵,还是克服了心理上、经济上的困难收留了他,直到7年之后他考上北京大学。这期间,他跟村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不是为了体验,而完全是为了生活,他们给予他质朴的为人的信任与尊重。1989 年,阎云翔作为在哈佛大学受过教育的人类学者回到中国,选取他要研究的农村原型,在十几个村子里,只有下岬村是他“有感觉”的。11年过去了,这里的人还记得他,他们议论他,评价他,最终认为他“没变”,仍亲热地把他当一分子。也因此,文中的村民,不是冷冰冰的被调查者,是阎云翔的朋友、邻居,熟悉的人,鲜活,会谈论从社会到隐私的所有话题,会夸张、说谎,最终又说出尴尬的真心话,他们在几十年中思想感情和个人生活的变化被描述得清晰可信。阎云翔在文中一直竭力保持冷静、客观的研究笔调,看得出来,即便在揭示最残酷的事实的时候,他都怀有对村民最大的尊重和理解,毕竟带有历史渊源的感情是回避不了的。
虽然作者在前言中说“我并没有打算将这个村子作为整个中国社会的缩影来研究”,可整个中国社会的变化正是驱使下岬村民的私人生活变革的原动力。他们的生活境况和所面对的问题是具有代表性的。无论城市和农村,这五十多年来,历史在发展,中国传统的大家庭和其中蕴含的价值观念正分崩离析,个人变得极为重要,怎么妥善处理这样过大化的“个人”却未见良策。以“个人”来讲,看看阎云翔的经历就能发现当代中国人面临的剧烈变动,30多年前被屡次关进收容所的盲流在2005年获得了美国列文森图书奖,这一奖项一年只颁发给两位亚洲研究专著的作者。面对巨变,许多人明知“应该如此”却已无暇顾及。
阅读此书,好比打开一副“浓描重彩”渲染出的工笔画。作者思维严谨缜密,对图表应用自如,于行文流转之处不时有深邃洞见,于毫发细微不经眼之处做足大文章。该书对下岬村人布置新房屋这一章节的引入和该章对“隐私”的深入分析以及“养老”问题的深层分析,是最显作者独到眼光和分析功力的地方。其余章节的写作,正如作者文中所言,很多时候是在回应其他学者在其他田野地点所作的研究,比如妇女的家庭地位问题,新的生育文化形成等等,因而原创性似乎略逊,不过或许这些现象的雷同正证明了下岬村个案所具有的普遍意义。
第二篇:读《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有感
蔡嘉琦:读《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
(1949-1999)》有感
蔡嘉琦
刚刚读完的阎云翔先生的《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龚小夏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一书是一部优秀的民族志。该书重点考察了在中国农村过去的50年(1949-1999)中发生在农民家庭与个人生活领域的种种变化。
在此前,“绝大多数的研究注重的都是家庭结构与家庭制度,同时却很少涉及个人的心理与行为方式”(P9),而本书作者开创性地把注意力集中在个人的情感和生活体验上,展示出一幅中国北方普通乡村中村民精神世界充满微妙变化的图景。书中涉及的范围很广,包括政治经济体制,社会关系,两性关系,家庭结构等诸多议题。
作者认为,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农民私人生活经历了双重的转型:私人家庭的崛起以及家庭内部个人私生活的普遍出现。这一转型的核心在于:个人作为独立主体的兴起。但是,这种个体身份和主体性的发展都是不平衡和不完全的,因为新出现的个人主义不是我们所期望的那种具有道德自主性的、权利与责任平衡,而是倾向于唯我式的个人主义,以自我为中心,以物欲为目标,放弃公共责任,是一种自利性的人生观念和人生态度。换句话来说,许多个人缺乏基本的教养意识,成了没有教养的人。从50至70年代,几代年轻人在国家发起的各种政治运动中被国家鼓励或被直接引导对父权和公共权威等传统意识形态挑战。这使他们在私人生活方面渐渐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权和独立性。80年代以后,国家的力量开始消隐,留下了巨大的社会与道德真空,并迅速被彻底的消费主义和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极端功利型个人主义等其它价值观念填补。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如:许多女青年在赢得婚姻自主权,仍然向未来的公婆索取高额彩礼(第六章),还有许多青年总是要求家中为自己安排工作与住房,却从来不问自己为父母做了什么。又如,普遍存在的农村养老问题也同样源于权利义务失衡的自我中心主义价值取向,书中提到在农村两代人之间的代际互惠的传统机制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平衡交换的新逻辑。村中的年轻人更看重自己对家庭财产的权利,却忽视了他们的义务和责任。为了适应这种情势,父母辈不得不采用多种策略对自身养老进行投资,如对儿子、媳妇以及嫁出去的女儿加倍宠爱,给予后辈更多的财力支持等等,希望此种举动能使他们在失去劳动能力后可以得到后辈的伺候和关照,安享晚年(第七章)。
由此看来,走出“祖荫”的个人似乎并没有获得真正独立、自立、自主的个性。恰恰相反,摆脱了传统伦理束缚的个人往往表现出一种极端功利化的自我中心取向,在一味伸张个人权利的同时拒绝履行自己的义务,在依靠他人支持的情况下满足自己的物质欲望。这不禁让我想起,辛亥革命以后,政治上的王权解体了,社会结构中的宗法家族制度也摇摇欲坠。传统的社会秩序与心灵秩序危机同时爆发。五四及新文化运动中对文化传统的激烈批判,使全社会都陶醉在 “冲决网罗,告别祖荫”的理想中,传承千年的儒家规范伦理被踩到泥里,许多青年人在“个人的崛起”中矫枉过正,甚至失去了信仰,比如章衣萍《枕上随笔》(1929)中记述的一位声称自己没有姓,甚至写信否认自己父亲,要求“平等”的女青年,再比如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个人私欲的泛滥与由此造成的社会动荡。
在今日,走出祖荫的个人很可能成为极端自我中心的无公德的个人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不仅仅存在于书中记述的小村庄中,也同样存在于中国城乡各地,啃老族、范跑跑等“道德滑坡”的例子不胜枚举。甚至近日发人深省的“小悦悦事件”,我认为其本质上还是权利与义务的失衡,唯我个人主义的泛滥 书中另一个令人感触颇深的地方是作者对田野调查的独特体验。据作者自述,他在20世纪70年代就曾在田野调查地点住了七年,1989年以来他又在此地做了七次田野调查,1993—1999年田野调查的重点主要在于私人生活领域(P14)。在田野调查中作者与调查对象间牢固的友谊、相互的信任和理解为日后成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作者认为,田野工作对于民族志作者而言也是一个精神参与的过程。书中以具体的经验事实和理论分析相结合,文风洗炼质朴,除去令人信服的说理外,读者从文中随处可以感受到细节的力量与鲜活魅力,作者所表达的内容不再是以往抽象的概念诠释,而是对真实生活的深度挖掘。这些都得益于作者在长期反复的田野调查中,以参与者和旁观者的双重身份进入村民私人生活的情境的亲身体验。因此本书的一个成功之处就是,即使像我这样对深奥枯燥的研究性著作很是头疼的读者,仍能在此获得相当愉悦的阅读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