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矫正经验

第一篇：社区矫正经验

社区矫正经验

社区矫正是一种成功的监管与教育并重的监外教育改造方式。因为实行社区矫正使司法成本大大降低、改造后的重新犯罪率大大降低、对被改造者家庭的负面影响也大大降低，有利于轻微犯罪者的改造和回归社会。我们作为社区矫正的先行者，从基础入手，积极探索，扎实推进，也取得了较好效果。

下面就是我们对于社区矫正的一些经验：

一是做好日常的监管工作。司法所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特别注重对矫正对象的走访，及时了解他们的家庭状况和按期思想表现，做到思想教育从严，生活关心到位。经常到矫正对象家中走访一次，还不定期地进行电话联系。一方面严格按照制度规定，要求服刑人员每月书面汇报一次，随时掌握服刑人员的行为动态；每月不少于八小时的公益劳动；另一方面每月按照省社区矫正对象考核办法，进行考评，年度进行汇兑。

二是实施分阶段教育。根据矫正期限分为初始矫正、常规矫正、解除前矫正三个阶段，在不同阶段开展不同形式的教育。根据社区服刑人员的不同情况，由司法所工作人员、公安民警、社区工作者、家庭成员组成帮教小组，制定针对性的个性化矫正措施，因人施矫，形成“四帮一”矫正模式。

1三是帮助矫正对象解决生活中的困难和问题。如果发现矫正对象在生活中存在难题，我们会积极寻求问题解决途径，帮助其适应社会。我们时刻关注矫正对象心理动态，及时谈心，做好思想工作，发现心理问题，及时进行疏导，积极帮其化解心结，使其摆正心态。

随着社区矫正的深入，这种“利用各种社会资源，整合社会各方面力量，对罪行较轻、主观恶性较小、社会危害不大的罪犯，或者经过监管改造、确有悔改表现、不再危害社会的罪犯在社区中进行有针对性管理、教育、改造”的刑罚执行方式在恢复性司法中的重要性，已经越来越得到司法机关的重视。

第二篇：江苏社区矫正经验探索

江苏社区矫正经验探索

【编者按】

自2003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下发以来，作为全国第一批6个试点省市之一，至今仍是全国惟一实现社区矫正试点全省覆盖的江苏，在社区矫正缺少法律支撑、没有先例可循的情况下，经过5年艰苦的探索，基本形成了包括社区矫正制度体系、安全体系、方法体系、评估体系和保障体系在内的一整套社区矫正工作机制，创造了累计接收社区矫正对象近7万人，目前仍有3.5万对象在矫的两项全国之最。而重新犯罪率为0.12%，也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在社区矫正走进中国的司法体系5周年之际，江苏的经验希望能为越来越多的地方开展社区矫正提供有益的借鉴。

走访特困帮矫对象，家属感动声泪俱下

张家港市矫正对象季度评审会

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减刑听证大会

本网记者 蒋德

不久前，江苏省颁布了《江苏省社区矫正工作办法》。这部地方法规性文件一出台，就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有人赞扬这是一部带有社区矫正基本法特点的地方法规性文件。记者的采访，就从这部办法开始。

探索 从建章立制开始

江苏能够在国内没有先例的情况下，既不扩大社区矫正外延，又不缩小其内涵，率先实现社区矫正全省无盲点，并取得5年累计矫正近7万人，重新犯罪率只有0.12%的好成绩。有个准确的法律定位和相对完善、执行有力的制度体系，是一个重要原因

作为中国社区矫正的先行者，江苏省的社区矫正与很多改革“摸着石头过河”、积累了经验再建章立制不同。还在很多人不知道社区矫正为何物时，他们就开始了为社区矫正建立制度体系的探索：局部试点的第一步，就是伴随着第一部关于社区矫正的地方法规性文件《江苏省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实施意见》迈出的。随后的半年，江苏通过颁布地方法规性文件的方式，就社区矫正适用对象、组织机构建设、各相关部门职责，以及工作内容、工作制度、工作程序等，先后用9部地方法规性文件进行规范。比如工作程序，就包括社区矫正衔接(法院、监狱等相关单位应在规定时间内将缓刑、假释或暂予监外执行等相关的法律文书档案移交给社区矫正对象户籍地或居住地的社区矫正机构)、社区矫正执行(包括对矫正对象的日常考察、组织参加公益劳动、参加学习教育活动，甚至包括心理矫治)、矫正对象的管理监督、矫正对象的奖惩，直至社区矫正解除。

制度先行，是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给了社区矫正工作一个明确的法律定位：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只不过，矫正对象是在社区内服刑。

既然是刑罚执行，当然是随意性越少越好。因此，江苏开展社区矫正试点的5年(从局部试点到全面推开试点)，也就是他们不断完善社区矫正制度体系的5年(执法似乎应该叫法规体系，但由于没有上位法的支持，只好称制度而不称法规，这恰恰是当前社区矫正的尴尬之一)。

新近出台的《江苏省社区矫正工作办法》，是这5年江苏社区矫正制度建设的集大成者。这个被业内人士称之为“具有社区矫正基本法”特点的地方法规性文件，共分九章、六十一条，主要内容包括开展社区矫正的目的和依据，以及社区矫正的定义、工作任务、工作原则、领导组织原则以及社区矫正对象的管辖等。

比如关于队伍建设，既包括组织领导机构的设立、构成、工作职责；也包括工作机构的工作职责、工作方法，以及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构成、定位、职责、法律责任等。而在社区矫正工作方面，则从程序到工作方法进行了规定，比如“社区矫正对象的接收”就规定了在社区矫正接收环节相关部门的职责和操作程序；而“社区矫正对象的监督管理”则规定了在社区矫正过程中，矫正对象应遵守的监管规定以及社区矫正机构的监管措施；“社区矫正对象的考核奖惩”则对社区矫正对象在接受社区矫正时的表现如何进行考核，并给予奖惩的种类和情形进行了具体的规定，其中关于“减刑”和“缩短考验期”的规定，是首次出现在社区矫正的相关规定中。

正是由于他们一贯重视制度体系建设，才能够在社区矫正走入中国司法体系仅5年内，就使江苏基本形成以全国第一部社区矫正综合性地方规范性文件《江苏省社区矫正工作办法》为总则，包括以《江苏省社区矫正工作流程》为主体的程序性规定、以《江苏省社区矫正对象管理办法》为主体的矫正执行制度，和以《江苏省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管理办法》为主体的内部管理制度在内的12项工作制度组成的“江苏社区矫正工作制度体系”。

省矫正办负责人认为，江苏能够在国内没有先例的情况下，既不扩大社区矫正外延，又不缩小其内涵，率先实现社区矫正全省无盲点，并取得5年累计矫正近7万人，重新犯罪率只有0.12%的好成绩，有个准确的法律定位和相对完善、执行有力的制度体系，是一个重要原因。

也正是由于有制度的支持，江苏省才敢于在2005年率先在全省范围内全面推开社区矫正试点。至今，这仍然是唯一的全面推开社区矫正试点的省份。

社区服刑没有高墙 但不是没有监管

社区矫正对缓刑犯增加了许多制度上的约束。而这些约束，同样由用制度规定的奖惩来支撑。这些制度包括每周口头汇报、每月书面思想汇报制度，请销假制度，严格的集中学习制度，计分考评奖(包括减刑)、惩(包括撤销缓刑、假释及暂予监外执行)制度，以及公益劳动制度等

随着社区矫正的深入，这种“利用各种社会资源，整合社会各方面力量，对罪行较轻、主观恶性较小、社会危害不大的罪犯，或者经过监管改造、确有悔改表现、不再危害社会的罪犯在社区中进行有针对性管理、教育、改造”的刑罚执行方式在恢复性司法中的重要性，已经越来越得到司法机关的重视，也为审判机关大胆运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提供了条件。据江苏省高院提供的一份资料，2003年，江苏适用缓刑的罪犯是11000多人(缓刑人员是社区矫正的主体，约占江苏矫正对象的80%左右)，但到了2006年，被判缓刑的就增加了50%以上。

道理很简单：因为没有高墙，散落在社会上的缓刑罪犯的管理曾经是难题：在人员流动如此之大的市场经济时代，连落实缓刑犯的请销假制度对派出所都是个负担，何论其他。

社区矫正同样没有高墙，但却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因为与过去相比，社区矫正对缓刑犯增加了许多制度上的约束。而这些约束，同样由用制度规定的奖惩来支撑。这些制度包括每周口头汇报、每月书面思想汇报制度，请销假制度，严格的集中学习制度，计分考评奖(包括减刑)、惩(包括撤销缓刑、假释及暂予监外执行)制度，以及公益劳动制度等。

当年由常熟市设计的规范严谨的矫正对象接收仪式，已经被各地结合自己的特点而广泛采用，目的就是要提示矫正对象，社区矫正与监禁矫正只是方式的不同，其刑罚执行的性质并没有改变。

对可能的社区矫正对象实行审前调查评估制度，是江苏省富有特色的创造之一。

最早开展审前调查评估的是江阴，时间是2005年。因为当地的法院和司法行政机关觉得，如果让社区矫正部门提前介入，可能有利于确定缓刑的适用，及审判与矫正的衔接。于是，法院每当认为被告有被判缓刑的可能，便向司法局提出审前调查评估委托，而具体负责实施社区矫正的司法所在接到任务后，便开展社会和家庭调查，以确定被告是不是“罪行较轻、主观恶性较小、社会危害不大”，不具备现实危害，且具备社区矫正的外部环境，并就此出据“审前调查评估报告”。这个报告，既为法院最后量刑提供参考，也让社区矫正机关及相应工作人员提前介入，实现了审、矫的无缝对接。据江阴市司法局介绍，3年来他们共出具评估报告1126件，其中98%的评估意见被法院采纳。

如今，这项“审前调查评估”已经列入乡镇司法所的职责范围。

在管理上的最大突破，是矫正对象移动监管平台的出现。这种最早由苏州市沧浪区司法局与移动通讯部门共同研发的社区矫正移动监管平台，不但具有区域监管功能，可以随时对矫正对象实行定位查询，并对擅自越界者发出越界告警，还具有信息交互功能和考核管理功能。矫正工作者可以通过这个平台发送各种工作信息给矫正对象，矫正对象也可以用短信方式向平台查询自己的矫正成果；矫正工作者可以利用平台实现对矫正对象的个人信息管理、工作考核，也可以从平台获得警示，比如有对象即将矫正期满，平台就会自动提示，以保证矫正对象能在规定的时间准时解矫。

在苏州市沧浪区司法局，记者点开了他们的“社区矫正移动管理平台”，所有矫正对象当前所处位置和行动轨迹立即进入眼帘。同时，一个越界警告还不停闪动：今天有一人次越界，等待确认。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个人已经得到确认，是汽车司机，经批准开车送货离开苏州。

如果有人以人机分离的方式离开监管地怎么办？“很简单，如果发现此人一段时间在一个地方没有移动，负责监管的工作人员只要打一个电话，就能发现是否人机分离。”分管副局长介绍说，“有了移动管理平台，现在矫正对象不请假就外出的事情基本上没有了。”

不告而别现象的减少，是因为谁都知道这样做的代价。在张家港记者就听了这样一件事：一矫正对象不告而别跑到贵州，系统在他离开张家港时即发出警告。当他拒不接受警告跑到贵州不久，即被追踪而来的矫正执法者抓获。结果，本来还有一年就要考察期满的他，不得不在监狱里服满他的刑期。

给假释犯减刑 社区矫正工作体系的完善

一个独具中国特色的计分考核奖惩体系，在江苏开展局部试点不到一年就出台了。根据这个体系，矫正对象所有的矫正活动都会被考核计分，而这些“分”将被当作实施奖惩，包括给予减刑和予以收监的依据

如果说移动监管平台的出现是实现对矫正对象日常管理的最大突破，那么对矫正对象实行奖惩，则是对社区矫正工作体系在法律意义上的重要完善。

在江苏省社区矫正制度体系的设计中，对矫正对象的奖惩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在《办法》中，奖惩是专门一章，而在他们头一批推出的9部法规性文件中，就有两部是关于对社区矫正对象实行计分考核和奖惩的。

因为奖惩形成了促使矫正对象服从管理、接受矫治的激励机制，也是落实各项管理措施的重要手段。

还是在社区矫正局部试点阶段，他们就发现，虽然社区矫正订有集中学习制度、请销假制度、公益劳动制度、思想汇报制度，但少数矫正对象并不太当一回事。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只要没有新的违法犯罪，就不可能重新收监或加重处罚；而如果没有重大立功表现，也不可能被提前解除矫治。

因为在开展社区矫正工作前，相关法律对非监禁罪犯只有原则性的规定，一般缓刑犯收监难，减刑更难。

显然，没有奖惩的激励，单靠说教难有动力，必须为社区矫正创建一个全新的考核奖惩体系。

于是，一个独具中国特色的计分考核奖惩体系，在江苏开展局部试点不到一年就出台了。根据这个体系，矫正对象所有的矫正活动都会被考核计分，而这些“分”将被当作实施奖惩，包括给予减刑和予以收监的依据。

在这个体系中，他们设计了警告和记过两档处分，设计了表扬、积极分子、立功三档奖励。只要矫正对象认罪，并能严格遵守各项制度，就可以得到加分；加分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可以得到相应的奖励，获得3次表扬或积极分子奖励的，可以申报减刑。如果违反社区矫正的相应规定，则会被扣分；扣分到一定程度，将会受到相应的处分，直至被撤销缓刑、收监执行，比如前文提到的张家港那个脱管对象。

南京是最早对社区矫正对象实行奖惩的地区之一，其力度也最大：迄今已有35名矫正对象被减刑，其中大多数是在社区矫正中“综合表现突出”；同时也有22名不守纪律、不服从管理的矫正对象受到治安处罚，甚至还有6名对象被收监。

实践使他们认识到，社区矫正既然是一种执法，就应该让矫正对象看到守法的好处和违法的代价。因此，他们根据法律的基本原则，突破现有法律对社区矫正对象的奖惩仅限于缓刑或暂予监外执行者，且局限于“重大立功表现”和“重新违法犯罪”的规定，在计分考核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制定了为社区矫正对象申报减刑和实施处罚的地方规范性文件。

这两个文件明确规定，凡表现好的社区矫正对象，可以加分、受表扬，直至减刑；而表现坏的，则可能受到警告、记过，直至受到治安处罚和收监处理。

比如后宰门社区有一个因挪用公款被判缓刑5年的矫正对象，先后4次得到表扬，两次被评为社区矫正积极分子。他也因此两次被减刑。而栖霞区有个矫正对象，长期不遵守社区矫正的有关规定，外出从不请假，公益劳动也不参加，也从不递交思想汇报，先后两次被警告和记过，一次被处以治安拘留，但仍不改正。

今年7月，法院根据社区矫正机关的考察和公安机关的建议，作出了撤销缓刑、收监执行的裁定。

“现在不遵守管理规定的几乎没有了。”南京市司法局社区矫正处长邱金宝如今是信心十足。

当然，无论减刑还是收监都是严肃的执法行为，都有一套严格的程序规定。

记者曾参加了宜兴市为一个矫正对象减刑举行的听证会。矫正办的同志告诉记者，这个矫正对象因为遵守纪律，服从管理，积极接受矫治，曾受立功奖励一次。社区矫正工作者根据他的表现，提出了减刑的建议。而对矫正对象实施减刑或收监，举行听证是必经程序。

记者注意到，参加会议的除了乡镇司法所同志、乡镇领导、社区群众，还有检察院和派出所的同志。原来，不但司法局要根据听证会上各方反映的意见提交是否建议减刑的报告，公安机关和检察院也要根据听证，出具审查意见和检察报告，这样才能提交法院审理裁定。

“社工” 中国特色的社区矫正工作队伍

充足的经费，加上被称为“社工”的“社区矫正专职工作者”队伍，才使得江苏社区矫正工作在目前平均每月净增500名社区矫正对象的情况下还能够应付自如

有人说，江苏社区矫正工作发展顺利，舍得投入是重要原因。

江苏确实舍得投入。还在局部试点阶段，江苏就实行了财政保障社区矫正经费的体制。各级财政历年来花在社区矫正上的投入早已超过1个亿，今年省财政就拨付了3007万元专项经费。

更重要的是，他们建立了一支富有中国特色的社区矫正工作者队伍。

三年半前，当社区矫正在江苏还是处于局部试点阶段时，记者就曾经作过报道。当时的社区矫正工作者“主要由司法行政部门和公安部门的工作人员组成”。而在新的《办法》中，社区矫正工作者变成了“经政府公开招聘，专门协助社区矫正执法人员对社区矫正对象进行监督管理、教育疏导、生活救助等日常事务性管理的专职人员”，而公安和司法行政部门人员成了社区矫正的执法者。

这一变化，折射了社区矫正的发展：如果没有一支稳定的、专门从事社区矫正日常工作的社区矫正工作者队伍，目前的保有量已经达3.5万人的矫正对象的管理和教育改造，谁能承担？

充足的经费，加上被成为“社工”的“社区矫正专职工作者”队伍，才使得江苏社区矫正工作在目前平均每月净增500名社区矫正对象的情况下还能够应付裕如。

最早将“社工”引进社区矫正的是敢于改革的张家港。

张家港是江苏最早开展社区矫正试点的县市之一，在最早尝到社区矫正的甜头的同时，也最早感到社区矫正的压力。

司法局副局长张卫国告诉记者，过去社区矫正对象的日常管理工作实际上就靠司法所的一两个人，矫正对象“台账不清、情况不明”是常事；甚至连对那些可能存在危害的矫正对象也难以实现有效监管。

是“政府花钱买服务”打开了他们的思路。舍得投入的张家港，按照15名社区矫正对象配备1名“社工”的比例，通过公开招聘，在全市先后录用了30名社区矫正工作者。这些享受事业编制待遇的“社工”隶属于市司法局，但工作在乡镇司法局副局长的张卫国颇为得意地告诉记者，这可是一支高素质的队伍，全是本科或者法律专科以上文凭。

高素质的队伍，加上认真的培训和严格的管理，带来的是社区矫正工作由粗放转为精细。

在金港镇，记者随手打开了一名“社工”的电脑，属于他管理的10多名矫正对象的情况历历在目，包括直到前一天的活动记录。这位“社工”告诉记者，随时掌握矫正对象的情况，是对他们的要求，也是他们能够做到的。因为他们天天贴靠在矫正对象身边，很容易掌握他们的思想变化、家庭情况，既方便管理，也能及时帮助解决具体困难。他告诉记者，那位潜逃到贵州，后来被裁定投监的矫正对象，就是通过他们的工作，掌握其在贵州的秘密住址的。

而从对矫正对象管理的日常事务中解脱出来的民警和司法干部，则有精力更好地做好所有社区矫正工作中的涉法工作。

社区矫正的成效与尴尬

一些从事社区矫正工作的同志呼吁，尽快通过某种方式，在法律上将社区矫正明确为“非监禁罪犯的刑罚执行方式”。有了这个基本地位，社区矫正才能够理直气壮地探索前行

纵观这5年，社区矫正在江苏从鲜为人知，到被当作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工作，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社区矫正取得的成效。原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就认为，社区矫正是一种成功的监管与教育并重的监外教育改造方式。因为“实行社区矫正使司法成本大大降低、改造后的重新犯罪率大大降低、对被改造者家庭的负面影响也大大降低”，有利于轻微犯罪者的改造和回归社会。

事实也正是这样：

根据监狱部门测算，不包括监狱基本建设投资和警察配备，目前江苏每关押一名罪犯的年平均改造成本超过1.4万元；而根据前4年社区矫正经费投入测算，每个矫正对象年矫正成本约2500元，不到监禁成本的18%；

根据有关部门统计，江苏累计社区矫正近7万人，其中已解矫31000多人，而重新犯罪的矫正对象只有82名，重新犯罪率只有0.12%。

而对家庭和社会的负面影响，用司法厅分管副厅长张新民的话说，更是监禁无法相比：实行社区矫正，服刑人员在家居住，可以回原单位工作或自谋职业，未完成学业的可以继续上学，不离开原有的生活环境，使其避免了因入狱而导致的家庭破裂、子女失学失教、老人无人赡养等社会问题„„

这当然有利于减少社会对立面，促进社会和谐。

但这个促进社会和谐的社区矫正在实施中，却也常常让它的工作者感到隐隐的尴尬。

因为他们常常强调的“社区矫正是非监禁的刑罚执行”，却没有任何法律的支撑！

在我国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刑罚执行机关是监狱，根本没有社区矫正什么事。虽然这种情况并不等于法律否定社区矫正，因为“两法”制定在先，社区矫正的试点在后，但法律地位的不明，使社区矫正试点在涉法环节的探索尤为艰难。比如，按照“两高、两部”《通知》，司法行政部门具体负责社区矫正工作，但却没有任何执法手段；比如社区矫正既然是刑罚执行，非监禁和监禁应该一样有考核和奖惩，但要较真儿起来，难寻足够的法律依据„„

甚至因为法律没有明确社区矫正的地位和属性，一些地方出现将非罪犯纳入社区矫正的问题。

因此，一些从事社区矫正工作的同志呼吁，尽快通过某种方式，在法律上将社区矫正明确为“非监禁罪犯的刑罚执行方式”。有了这个基本地位，社区矫正才能够理直气壮地探索前行。“监狱法施行不过10年，但监狱关押犯人有多少年？因为刑法、刑诉法早就明确了监狱的刑罚执行地位。”

其实，正如社区矫正在江苏的实践也代表着在全国的进步一样，江苏社区矫正工作遇到的尴尬，也是或将是全国社区矫正工作遇到的尴尬。希望这种尴尬不会太久。

（责任编辑：陈菊梅

第三篇：琵琶社区矫正经验汇报材料20060630

全市社区矫正示范区 工作动员部署会议材料

充分发挥司法行政职能 不断推进社区矫正工作稳步开展

徐州市鼓楼区琵琶司法所(2006年 月 日)

社区矫正工作开展以来，琵琶司法所在市局领导的关心帮助下，在市局有关处室的大力支持下，作为鼓楼区社区矫正工作的试点单位，从2005年6月起我们始终本着‚主动作为，先行先试‛的指导思想，认真准备各项工作，仔细制定工作方案，确定工作目标，排定工作计划，落实工作措施，通过召开工作动员会，对矫正对象进行逐一排查摸底,严格落实各项规章制度和法律法规，从而实现规范化管理。琵琶街道党工委一直把社区矫正工作作为一件大事来抓，严格按照‚队伍整齐、执法规范、管理严密、教育科学、保障有力、成效明显‛的总要求，紧紧围绕区委、区政府提出‚建设平安鼓楼、法治鼓楼、和谐鼓楼‛的工作思路为根本目标，切实把社区矫正列入到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来，从政治、思想、组织上加强领导，抓紧抓好，全力保障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到位，经费到位，制度落实到位，硬件设施到位，管控措施落实到位，使社区矫正工作取得了明显的社会效果。2006年3月份省委常委、省政法委书记林祥国同志亲临我们琵琶司法所视察社区矫正工作时，高度评价了我所的社区矫正工作‚抓得细、抓得实，效果明显‛；今年4月份省司法厅厅长王荣生同志、市政法委书记李开文等领导分别带领调研组来我司法所调研社区矫正工作，都给予了高度肯定。这些都是对我们工作的极大肯定和鼓舞，我们一定继续扎实稳步、努力创新地把社区矫正工作推向深入。现将我们琵琶司法所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具体做法汇报如下：

一、我所社区矫正对象的状况

琵琶司法所从去年7月29日至今共接收17名社区矫正对象，是我区接收矫正对象最多的单位，几乎占全区矫正对象的一半，这17人中除没有属管制的罪犯外，其它四类情况的犯人都有，分别为剥权类10人、缓刑类4人、假释类2人、暂予监外执行类(属保外就医)1人，涉及到所有6个社区；矫正对象年龄在19岁的2人、30岁以上的8人、40岁以上的5人、70岁的1人、80岁以上的1人。矫正对象人数虽然不多，情况却很复杂，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年龄差别大，二是分布社区广，三是文化水平差异大，四是就业岗位不同，五是对社区矫正认识态度不一样，六是家庭生活状况差别明显。他们中有的是文盲，有的是小学或高中毕业；有的相对有一些固定收入，有的则没有；有的能积极配合社区矫正，参加各项政治学习和公益劳动，也有少部分人思想不够稳定，认识模糊，认为社区矫正管理比‚派出所管的还要严‛、参加矫正让他‚丢了人‛、‚经常集合会耽误工作时间‛等。

尽管矫正对象有这样那样的想法，给我们工作也带来许多难度，但我们始终本着他们是罪犯，同时也是一名普通公民的原则，不冷待他们、不歧视他们，我们因地制宜、因人而异，采取各种方法做好他们的转化工作，认真加强对他们的教育管理，时刻让他们对今后生活充满希望，时刻将他们纳入视线管控范围，做到了不脱管、不漏管。目前他们中己有5人通过教育改造解除了矫正，顺利回归社会，已纳入安臵帮教工作中。其余12名矫正对象，现在都能够自觉遵守各项矫正制度，思想稳定，人心思进，没有一个出现重新违法犯罪现象的苗头。

二、我所开展社区矫正以来所做的主要工作

（一）落实‚四个到位‛，打牢社区矫正工作的基础 一是组织机构到位。成立了以街道党工委书记为组长，街道分管领导、综治办主任、派出所所长、司法所所长为副组长，相关科室科长为成员的街道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司法所所长兼任办公室主任。司法所按上级标准配齐配强了三名行政工作人员和一名事业编制的工作人员。二是责任落实到位。建立健全了社区矫正工作联席会议制度、请示报告制度、教育培训制度和责任追究等制度。坚持每月召开一次联席会议，讲评、通报社区矫正工作情况。司法所负责矫正对象的日常管理工作；派出所负责对矫正对象督促考察。三是保障措施到位。去年以来我们积极向街道党工委汇报社区矫正工作，不断加大与相关部门的协调力度，在街道办公用房和财政资金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我们共协调、筹集资金12万余元，建造、整修了办公用房，购臵办公设备，高标准地落实了区委区政府 ‚543‛ 的工作标准(五间办公用房、四名工作人员和每年三万元工作经费)。同时我们对社区矫正对象在教育、管理、监督和考察上制定了‚六化‛目标,即衔接登记程序化、法制教育经常化、思想汇报制度化、请假手续规范化、帮困解难人性化、公益劳动多样化。先后编辑了《社区矫 正工作汇编》和《社区矫正对象手册》，制定矫正对象百分考核表，保证了开展工作的可操作性。四是宣传发动到位。社区矫正工作作为一项新的工作，目前很多群众还知之不多，了解甚少，尤其是在我们这样的涉农地区。为了争取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参与，为了使广大社区居民了解、支持这项工作，我们于去年8月和今年4月，分别两次在六个社委会和红星家具市场开展了以‚关注社区矫正，共建和谐人家‛为主题的社区矫正宣传周活动，广泛宣传社区矫正基本知识。一年来共悬挂、张贴社区矫正宣传标语100多幅，制作条幅20余条，发放社区矫正宣传材料2万余份，使辖区居民充分了解了社区矫正的目的、意义以及所适用的犯人种类。

(二)强化学习教育，增强矫正对象对社区矫正的认识 我们在工作中明显感到，凡是在去年7月29日举行社区矫正对象集中宣告仪式之前从监狱出来的矫正对象中，时常存在不服管理的现象；而在此以后，从监狱出来就被要求到司法所报到、进行社区矫正的罪犯，都能主动地按要求到司法所进行登记，签定保证书，建立个人档案，接受管理和教育学习。对此情况，我们进行了认真地分析：这说明后者来报到前，是因为在法院、监狱、看守所对社区矫正相关规定已经学习了解过，有了正确认识，而前者是因为以前没有听说过社区矫正，根本就不了解才不服从管理的。八里社区矫正对象彭某就是这种情况，他是属剥权类犯人，从狱中出来已两年，当朱庄派出所民警通知他到司法所接受社区矫正时，立刻就表现一脸的茫然和很强的抵触情绪，还声称：他已不是犯人，只是没有政治权利罢了，你们管我到底要多久？后来等他冷静后，经我们司法所、派出所的同志耐心细致地工作，帮助他进一步学习，终于使他 明白了他仍是一名犯人，将他纳入社区矫正对象范围有着法律根据。为此根据彭某的思想反映，我们集中时间，专门组织了所有矫正对象认真学习《江苏省社区矫正有关规定》，使大家充分提高认识，自觉递交‚接受社区矫正保证书‛。

（三）查找原因，分类做工作，突破社区矫正工作屏障 在社区矫正工作中，比较难管的主要是剥权类的矫正对象，他们大多认为‚我已经出来了，又不犯法，我只是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我又不想当什么干部，我只想平平安‛的消极思想。对这类矫正对象我们采取了二种工作方式。一是深挖他们的思想灵魂，把他们父母的寄托、妻子儿女的期盼、同学好友的关注、各级领导的关心以及人要有一点精神、要有一些勇气、要有一些责任的思想都影射到他们身上，激起他们生活的勇气，使他们彻底丢掉‚无所谓、破罐子就这样‛的思想。琵琶社区剥权类矫正对象刘某一九九三年判刑后，妻子一气之下同他离婚了，并留话说，只要能改好，以后还和他复婚。当刘某今年5月出来到我们司法所报到时，思想低落，对矫正工作有较强抵触情绪，我们司法所全体人员都靠上去，积极、主动地做通他的思想工作，正确对待社区矫正，鼓励其树立生活的信心；同时还把他前妻至今还未改嫁、带着孩子艰苦这么多年一直在等他复婚的消息告诉他时，刘某感动得流下了激动的泪水。我们发现他真的开始有所转变了，就继续加大对他的攻心力度，使他从思想和行动上真正接受了社区矫正。后来我们又根据他在狱中学到的实际技能，想方设法，四处为他联系工作，终于帮他在一家厂里找到进行外贸服装加工的工作。目前，他正在装修新房，准备复婚。工作有了，爱情有了，刘某的生活重新燃 起了希望之火。为此他非常感谢司法所，每当上下班从司法所门前经过时，都会主动地走进司法所与我们谈谈自己的所见所闻，说说心理话，并为所里做一些打扫卫生的事情，完全变成了一个心态健康、努力上进的人。二是积极调研，切实为矫正对象解决好‚四个问题‛，即心灵上解决思想症结、生活上解决实际困难、就业上解决信息闭塞、家庭上解决关系不融洽等四个问题。李沃社区剥权类矫正对象赵某去年接受矫正不久，便反复无常，表现出开会不来，电话不接，思想汇报不写，公益劳动不参加，不按矫正规定去落实，还说：‚在你们这里矫正有什么意义？能给我找工作吗？监狱还管我饭吃，发我衣服穿，你们矫正我，给我饭吃吗？给我衣服吗？我参加公益劳动，你们给我报酬吗？能给我办低保吗？‛他一连串的问话，我们开始也很生气，但仔细分析，我们终于发现了问题的根源，便多次找他谈心做工作，纠正了他的一些歪理，了解到他自出狱以来，一直没有固定工作，家中65岁的母亲，还患病卧床，家庭生活十分拮据，于是积极协调民政部门，按照有关规定，为他和老母亲办理了低保。同时在家访中我们还知道他本人在市内打零工，靠自己的人力三轮车拉货为生，由于违章停放，车子被城管人员没收，于是我们及时将他的实际情况向公安、城管部门反映后，自行车被退回，还减免了处罚费用，事后赵某非常感动地说：“还是司法所工作人员好，社区矫正工作好，社区矫正让我真切体会到司法机关和政府领导对我这样犯罪人员的关怀，我今后一定服从管理，一定好好矫正，以实际行动回报社会和政府”。

一年来我们还为多名社区矫正对象解决了现实存在的问题，先后协调工商税务部门为70岁的矫正对象周某在堤北农贸市场找到了 一个经营摊位，卖起了黄桥烧饼，每天纯收入达20到50元不等；还帮陈某、张某、王某、祁某四名矫正对象在红星美凯龙、亚东装饰城联系到给个体老板拉散货的工作；矫正对象潘某九十年代被多次判刑，由于名字使用不一致，回来后无法落户口、办房证。我们就真心地帮助关心他，多次跑铜山、进市区，积极协调法院和派出所，终于使问题得以解决，同时还为他在李沃社区一家企业联系了铝合金加工的工作。

总之，由于我们细致的工作，目前我街道剥权类的9名矫正对象，经济上有了收入，生活上有了保障，他们都能安心地在社会上服刑，认真地遵守各项规定，定期参加劳动，按时汇报思想，我们随时都知道他们在哪里，有什么需要，在想什么，在做什么。

（四）加强配合，严格管理，防止矫正对象失控、脱管 在社区矫正工作中，我们十分注重抓各项工作的落实。社区矫正工作刚开始时，总会有极个别矫正对象不服管理的现象发生。从开始的几次集中教育、公益劳动等情况来看，每次都有二、三名矫正对象，以工作忙、家中有事为由而不来参加，每周的一次电话汇报，每月的一次书面汇报也有个别人落实不好。针对这些情况，为了切实防止他们失控、脱管，我们强化工作机制，严格落实工作措施，加大管控力度。

一是和公安派出所密切配合，坚持每月召开一次矫正对象情况通报会，我们及时将不服从管理的矫正对象通报给派出所，然后会同公安派出所把该矫正对象先叫到派出所进行思想教育和训诫，对其讲明不接受矫正的严重后果；然后要求他认真按规定汇报近期思想、接受再学习再教育再改造。

二是扎实工作，采取与矫正对象谈话、与家属座谈的方式，深入细致掌握矫正对象的综合情况。尤其是对那些人户分离，基本情况不明的矫正对象，就和公安部门认真研究、多方共同查找线索。如：万寨社区矫正对象孙某，减刑回来后，社区领导找不着他，我们也找不着他，只听有人说去城区开办复印店了。于是我们组织派出所、社委会联合派人跑遍了城区40多家复印店，终于找到了孙某。孙某见到我们就抵触地说：‚我都服完刑了，怎么我走到哪，你们就能跟到哪？我就犯了一次罪，你们还要管我一辈子？‛，经过我们工作人员耐心细致地讲解国家法律及社区矫正工作的有关规定，并通过做工作取得他爱人的支持，最终使其愉快地签定了《监护协议书》、《矫正保证书》。

三是耐心教育，严格管理。对缓刑类、假释类不服从管理，不愿接受矫正的犯人，我们本着先教育警告的原则，让其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尽快回到接受社区矫正工作上来，对那些实在警告无效又有腻烦情绪的犯人，我们按照规定，积极与公安机关、法院联系。殷庄社区矫正对象杜某，在矫正过程中，就表现出不服从管理的现象，每个月不仅不按要求落实矫正规定，而且还抱着无所谓的态度，有一次来到司法所还大模大样、将双脚高高架起在办公桌上，认为我们管不了他，自以为是。而当我们拿着他违反矫正考核规定的扣分表，告诉他分数较低时，是愿意在社会上服刑还是被收监，让他选择其一时，他不得不低下了认罪服法的头。

四是严格请销假规定，把好矫正对象外出学习劳动的关口。一年来只要有请假离开徐州地区的矫正对象，我们都认真做好登记造册，严格审批各项手续。少年缓刑犯王某，今年已19岁了，是在校技校生。在金山桥开发区一家车床厂实习，由于他 技能好，厂里4月份派他去浙江温岭一分厂维修机械设备。他主动向司法所汇报后，我们及时将情况向当地朱庄派出所和区司法局作了反映，在获得同意后，我们严格按程序办事，使他感受到社区矫正是一项严肃性很强的工作，不许有半点马虎。一是让他按请假规定写出请假申请及请假事由、请假天数，二是我们和派出所共同到车床厂进行了解核实后，才由派出所盖章报区司法局审批。三是在他临走前，专门找他到司法所进行谈话，交待了注意事项，提出了管理要求，提醒他出去干活，不是放羊，思想上不能放松，使他牢记自己的罪犯身份，牢记了在外地也要遵守社区矫正的工作规定。

（五）充分利用基地资源，让矫正对象在劳动中真正感化 在举行社区矫正宣告仪式后，我们立即在八里社区康馨敬老院建立了矫正对象公益劳动基地。针对大部分矫正对象不愿意社会上太多的人知道他们的身份，我们就在每月的25日前后，组织矫正对象来敬老院参加劳动，春季到来就陪老人说话、整理室内卫生；夏季到来就帮助工作人员拔草清除垃圾；秋季到来就打扫枯枝树叶，擦洗玻璃，冬季到来就清扫积雪，帮助晾晒被褥，清洗衣物。时间长了，矫正对象都和老人们熟悉了，也愿意向老人们说出自己的过去，而老人们又都用宽容的心原谅了他们，从而使得矫正对象在心灵上深深地受到感化。卖烧饼的周某为了减少自己的负罪感，多次无偿地将烧饼送到敬老院，并告诉工作人员说这是他的心意，为老人们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是他应该的。缓刑犯罗某则说，‚看到这些老人，我就想起自己爷爷奶奶对我的关爱，现在他们就象是我的爷爷奶奶，我以后再不能做无知的傻事了，我要同以前的‘兄弟哥们’彻底 决裂，做一个自强自立、积极向上的人，做一个有希望的人‛。听着这一句句发自肺腑的话语。看到了一个个矫正对象开始乐善好施、勇于回报社会的表现，我们全体从事社区矫正工作的同志也感受到了希望和鼓舞。

琵琶司法所在社区矫正工作方面虽然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与先进单位相比，还存在某些差距，我们一定以此次现场会的精神和要求为动力，努力克服社区矫正工作中面临的困难，在各级领导的关怀和大力支持下，依法管理、文明执法，把社区矫正工作做得更好更细更实。

第四篇：国外社区矫正的经验和问题（定稿）

国外社区矫正的经验和问题 陈和华

叶利芳

一、国外社区矫正的经验

社区矫正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已经有较长的历史。早在18世纪后半叶，英国进步的监狱改革家约翰〃霍华德就提出过反对监狱非人道化刑罚的监狱改革理论，促进了对罪犯的人道化待遇。19世纪后半期，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矛盾激化及西方国家犯罪现象的急剧增加，刑事近代学派的奠基人龙勃罗梭运用人道主义和实证主义方法，深入探究了犯罪的深层个性原因，论证了教育、劳动等社会因素对于矫治罪犯心理及行为倾向的重要作用，引发了以李斯特为代表的近代刑事学派的产生，以及缓刑、假释、不定期刑、保安处分等一系列现代刑法制度的出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人类对战争期间各种不幸和灾难的清理和反思，对于个人权利的尊重和保护日益成为各国法律的主题。在欧洲大陆国家出现了强调保护社会免受犯罪侵害，主张对犯罪人进行再社会化并实行人道的刑事词法处遇的社会防卫学派。与此同时，美国受医疗模式、标签理论、以及中间刑法制裁措施等因素启发和影响，社区矫正制度也日趋完善。联合国及其有关下属组织，在总结各国非监禁性刑罚经验的基础上，于1955年举办的联合国待遇大会上通过了《因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在1966年第21届联合国大会上通过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在1980年第六届预防犯罪和罪犯处遇大会上通过了关于《减少关押矫正及其对剩余囚犯的影响》报告。在这些重要文献中，均强调了实行社区矫正的必要性和重要作用。20世纪下半叶以来，社区矫正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词法制度，在西方发达国家以及我国的香港、台湾等地区，得到了多样的普及和发展。到2000年时，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纳入社区矫正的非监禁人数已大大超过监狱中的监禁人数，完成了由以监禁刑为主向非监禁刑为主的历史性转化。总体而言，这些国家的社区矫正有如下特点和经验。

（一）社区矫正种类的宽泛性和递进性

西方各国在社区矫正种类的设计上具有宽泛性和递进性的特点。所谓的宽泛性就是社区矫正种类繁多，对不同的社区矫正对象具有不同的矫正内容设计，因人而异。所谓的递进性就是根据矫正对象的年龄、犯罪性质以及主观恶性程度等设计严厉程度不同的矫正措施，并且互相衔接，对罪犯的自由限制和管理形成一个由宽到严的阶梯。宽泛而递进的复合型的立法设计，拓张了社区矫正的弹性，赋予法官较大的裁量空间，允许法官针对个案的具体情况，选择适用最适合犯罪人的某一种或若干社区矫正令，因人施刑，更加有利于罪犯的改造。

以英国为例：

英国的社区矫正不是一个单一型的刑种，是复合型的多元化的刑种群，由多种社区矫正令组成。这些矫正令是立法机关在近一个多世纪以来，随着刑罚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在不同时期，逐步确立的。刑事司法机关在个案的审判中，对某个被告人可以适用一个或多个社区矫正令。根据2000年英国国会通过的刑事法院量刑权限法案（Powers of Criminal Courts（sentencing）Act）的规定，英国社区矫正的种类由社区令、补偿令、缓刑（暂缓执行）和假释构成。第33条第l款的规定，“社区令”包括宵禁令、缓刑令、社区服务令、结合令、毒品治疗和测试令、管护中心令、监督令和行动计划令。其中，宵禁令适用于所有年龄段的罪犯；缓刑令、社区服务令、结合令、毒品治疗和检测令仅适用于己满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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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岁的罪犯；管护中心令适用于未满2l周岁的罪犯和不履行责任者；监督令、行动计划令仅适用于未满18周岁的罪犯。补偿令适用于未成年人罪犯。缓刑（暂缓执行）适用于被判处2年以下监禁刑的罪犯。

英国的社区矫正在矫正种类体系设计上还具有严密的递进性，各个社区矫正令之间根据年龄和犯罪情况等，对罪犯的自由限制和管理形成一个由宽到严的阶梯。如2000年刑事法院量刑权限法案第60条第3款和第4款的规定就体现出递进性的特点。该条规定：“（3）管护中心令可能要求一个人参加一个中心的总计小时数，不得少于12小时，除非当：（a）他未满14周岁，并且（b）法院根据他的年龄或一些其他情况，认为12小时过多了。（4）总计的小时数不得超过12小时，除非当法院分析所有的情况后，认为12小时是不够的，并且在该案中：（a）当罪犯未满16周岁时，不得超过24小时；和（b）当罪犯已满16周岁但未满2l周岁或（上文（1）条（c）款的情况下）未满25周岁时不得超过36小时。”在2000年英国国会通过的刑事法院量刑权限法案中，这样的规定比比皆是。

（二）社区矫正手段的多样性

西方各国在社区矫正手段的设计上具有多样性的特点。与源自监狱矫正的传统型矫正手段单

一、技术含量低、现代化手段运用得极少不同，西方各国借助雄厚的经济条件和先进的科技手段和研究成果，在社区矫正中运用了多种多样的有效手段并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以美国俄勒冈州为例

俄勒冈州社区矫正手段主要包括：（1）在制裁方面的手段：工作中心、电子监控、家中拘留、日报告中心、强化的特别的监督、社区服务、社区劳务小组等。（2）在服务和干预方面的手段：滥用酒精和毒品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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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矫治、居住的滥用酒精和毒品的治疗、精神健康的治疗、对发怒的控制、认知的重建、对性罪犯的治疗、就业、教育、解决在危机状态和过渡期的居住条件、过渡期的服务等。（3）其他措施：尿检、测谎器、对使用抗滥用毒品和酒精药物的罪犯提供资助、提供补助金等。

这些矫正手段有的是传统型的矫正手段，如社区服务；有的则借助于先进的科技手段，如电子监控；有的是制裁性的，也有许多是服务和干预性的。制裁性的矫正手段体现了社区矫正的刑罚制裁性，而服务和干预性的矫正手段则是对矫正对象的人文关怀，使矫正对象能够回归社会。经过长期社区矫正的实践，美国俄勒冈州已经形成了比较全面系统的社区矫正手段，在社区矫正中采用许多不同形式的制裁、服务和干预的手段和措施，目的是使罪犯能够遵守法院和假释委员会确定的监督条件，使罪犯在社区承担刑事责任时尽可能减少其今后犯罪的可能性。这些形式丰富、内容各异的矫正手段充分考虑了矫正目标的实现，注重矫正对象个体化的差异，尊重矫正对象回归社会的需要并在矫正过程中给予制度化的帮助。每个县可以决定使用什么样的制裁和服务能最好得满足社区和罪犯的需要，因此各县所采用的手段中有广泛的差异性。

（三）社区矫正运作的规范性

西方各国在社区矫正的运作上具有规范性特点，即立法上有明确的规范性文件，实践中形成统一有效的做法。实体上参与社区矫正的各方的权利义务非常明确；程序上运作有严格的规范保障。

以加拿大为例：

加拿大是世界上社区矫正工作开展较好的国家之一，联邦社区矫正对象在社区服刑期间的重犯率低于[4]

[5]

[6]

2％，反映了加拿大的社区矫正工作是卓有成效的。加拿大《刑法典》对有关刑事犯罪、惩罚和相关的刑事程序有较为详尽的规定，其中包括了有关社区矫正的规定。1992年专门颁布的《矫正和有条件释放法》，是目前指导加拿大成人矫正的主要法规。该法在制定过程中，广泛征求了政府有关部门、律师、法官、警察、公众甚至被害人、罪犯的意见，使法律的出台能得到普遍的认可。加拿大比较健全的社区矫正法规为社区矫正运作的规范性提供了前提，而两级垂直管理体制和明确的专业化分工是社区矫正得以规范运作的保障和关键。加拿大联邦级的矫正局负责对联邦矫正机构（加拿大已将监狱统称为矫正机构）和联邦社区矫正的管理，省级矫正机关负责对省一级矫正机构和社区矫正的管理。联邦社区矫正除在首都渥太华设有总部外，并在全国设有五个分部（按地区管辖），就西部的太平洋地区而言，下面又分为四个假释区，四个区下设22个中途住所，65个假释官，200个社区志愿者，共管理1100个联邦社区矫正对象。与联邦矫正局平行的机构有国家假释委员会，在部分省一级也设有假释委员会。在垂直管理体制下，专业化分工明确是加拿大社区矫正的一大特色。如在联邦的假释办公室，设有高级假释官、行政经理、项目管理者、牧师、电脑技师、个案管理工作者等。假释官又分为监狱的假释官和社区假释官。垂直管理的好处是有利于加强业务方面的领导，减少地方的干预，有利于工作人员的专业化管理和素质的提高。而分工明确又使得各个部门、环节、人员能够各司其职，互相配合一这对我国目前试点中分工模糊，社区矫正工作小组上级管理部门过多，造成“婆婆太多，媳妇难做”的事实是一个启示。

（四）社区矫正效果评价的相对科学性

近年来，我国一些监狱已开始了罪犯改造质量的标准和评估理论研究、实践探索。这些研究和实践移植了ISO质量认证体系的形态。但没有构建完整、具体、量化的罪犯改造质量的科学标准。或者只在传统的定性的质量标准上打圈圈，不是社会化的客观标准。这种标准是建立在主观定性基础之上的，具有较强的主观随意性，而且，这种定性的标准仅对罪犯改造的主要目标进行描述，无法对罪犯的改造方案以及矫正措施产生推动作用。有科学规范的管理，在客观上能有助于提高罪犯的改造质量，但没有科学的罪犯改造质量标准，实际上就不可能使质量目标得到全面落实，不可能在质量目标的控制下，实现改造工作的持续改进。在社区矫正方面，对社区矫正效果评价一般还只是简单得以是否有矫正对象重新犯罪为衡量标准。但是对于什么是重新犯罪？时间期限为多少为合理？导致重新犯罪的因素是社区矫正的效果还是其他因素的影响？等等这些问题都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各地在进行社区矫正效果评价时适用的标准表面上看一般都用重犯率来衡量，但事实上由于对以上问题的理解不一，标准很不统一。至于其他效果衡量标准，只是停留在很粗浅的阶段，表现为矫正过程中和矫正期限满时对矫正对象的主观性评价。

其实罪犯改造质量和评估是一个世界性难题。改造工作是针对人的活动，对人的活动具有个别化和不可重复化的人文特点。犯罪学理论中也有一句名言：“犯罪原因如同一棵树上没有一片相同的树叶”。这就决定了一组满足要求的特性，要因人而异，具有个别化的特性，要在寻求个性化的一组特性的基础上，寻求具有普遍意义的符合一般规律的一组特性。这实质上就是要构建起个别化的改造质量标准和群体罪犯的改造质量标准。这是罪犯改造质量评估的基础和依据。而要按科学和量化 的要求，构建个别化的和群体的罪犯改造质量标准的难点在于如何科学认识罪犯的问题、特性问题、程度问题、如何落实罪犯改造质量目标的问题、研究方法的问题。国外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尽管也面临同样的难题，但相比较而言，他们更加注重对这方面的研究和探索，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在社区矫正效果评价方面具有相对的科学性。如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当美国总统任命的矫正工作调查组负责人罗伯特〃马丁森作出了“矫正无效”的结论后，美国的犯罪学、刑事司法、执法的学者和工作者以及政策的制定者对社区矫正项目的有效性进行了争论，并有大量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主要有：（1）注意保持社区监督、制裁和治疗的平衡（Rand，1990；McM ＆ che，1991）；（2）对滥用酒精和毒品的治疗（Eisenborg，1992；McFarland，1991；Beebe，1991；Griffiths，1991）：（3）对性罪犯的治疗（Coxe，1991；Eisenberg，1992）：（4）假释过渡期的服务（Finegan，1993）：（5）认知技能的增长（Hunter，1992）；（6）采用及时反应的、有效的和实质性的干预（NCCD，1993）；（7）对于有高度和中度危险的罪犯给予更多的关注（Andrews，1993）；（8）社区的监督和服务需要有经过较好训练的工作人员来执行（Roming，1984；Ross，Gendreau l987）；（9）社区监督和治疗的结合（Turner，Petersilia，1990；Field，1991）；等等。运用这些研究成果，形成了一些系统的量化的评估量表，并将矫正质量评估贯穿于整个矫正过程的始终，各个阶段的评估结果将用于指导及时调整下一阶段的矫正方案，从而使得矫正更具有针对性。

二、国外社区矫正的问题

（一）社区矫正的泛人道化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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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矫正蕴涵了人道主义和人权保障的价值理念。行刑制度的人道主义和人文关怀；体现在行刑的谦抑和宽和。社区矫正的出现，正是得益于行刑的人道主义和人权保障思想的深入人心。社区矫正所体现的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深刻的人权保障思想，符合了现代司法理念的本质要求，不仅保护了罪犯的基本人权，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对罪犯的改造。然而，在当代西方社区矫正制度发展成熟的国家。由于过度地关注对罪犯人权的保护，有忽视社区矫正的最终目的，而将人道化的手段上升为目的的倾向。

尊重基本人权和尊重犯罪人的基本人权，并不是同一概念。剥夺犯罪人的人权，是以其侵犯他人基本权利为前提的，是基于他以非法手段侵犯甚至剥夺了他人人权。因此，犯罪人必须付出他的犯罪成本，要承受丧失某些基本人权的惩罚。社区矫正所蕴涵的人道主义和人权保障的价值理念，是始终服务于社区矫正惩罚和改造犯罪人，使其改过自新，重新回归社会的目的的。但是，当前西方发达国家在社区矫正的实践中，有一种人权概念被泛化，人权理念被滥用的倾向，混淆了社区矫正中打击与保护的界限，将体现人文关怀、推进法律人性化作为指导平时社区矫正工作的原则，结果导致执法尺度不清，罪犯犯罪成本降低、刑罚威慑力减弱，而被害人却被轻视与遗忘。社区矫正面临着陷入泛人道主义泥沼的危险。而且这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社区矫正这种刑罚方式的公正性、正义性的质疑。在一些公众的眼中，包括刑事司法工作人员，往往认为将罪犯安臵在社区中进行矫正不太公正合理，认为社区矫正作为一种刑罚方式是对罪犯的宽大和仁慈，社区矫正使罪犯脱离了惩罚。有人甚至认为与监狱相比，社区矫正项目似乎是以社区 的安全为代价来运作，而不能很好地代表社区的利益。这与社区矫正的泛人道化不无关系。

（二）社区矫正的非制裁化倾向

从刑罚史看，刑罚执行目标几度反复。当今国际社会，教育刑和惩罚刑两种刑罚执行思想在论战和刑事实践中趋向折中，在惩罚和教育罪犯之余，帮助罪犯复归社会的目标日益凸现，逐渐成为刑罚执行的重要目标。社区矫正更是强调帮助罪犯重新回归社会，但是这是在明确一个前提——社区矫正首先是对犯罪人的一种刑事制裁——的基础之上的。尽管社区矫正的目的和手段都突出强调以人道化的手段矫正罪犯的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从而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但社区矫正仍然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刑罚执行活动。社区矫正是在确认个人实施了犯罪之后，由审判机关和国家其他有关机关判处和采取的一种刑事制裁措施，是个人实施犯罪行为的一种法律后果。它首先是对犯罪人的一种惩罚，是要求犯罪人为其犯罪行为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因此仍然绝对不能忽视其所具有的刑事制裁的性质。

但是，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社区矫正实践中，社区矫正的泛人道化倾向使社区矫正的手段和目的发生错位之余，又出现了非制裁化倾向。泛人道化的原则倾向使人们将目光聚焦于如何保证罪犯的权利，如何帮助罪犯解决困难，甚至如何为罪犯服务，将社会工作者的角色定位为福利的服务者，淡化了惩罚的性质与管理的色彩。在西方发达国家，社区为矫正对象提供了很多的服务项目，诸如帮助酗酒者解除酒瘾、给吸毒者提供戒毒或者发放注射器等等。这种非制裁化的倾向一方面将会误导社区矫正人员的工作，另一方面同样也会引起人们对社区矫正这种刑罚制裁方式公正性、正义性的质疑。而且自然而然地会产生一个逻辑结果，那就是如美国作

家欧〃亨利在《警察与赞美诗》中所描述的一样，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想进监狱度过寒冬，屡次以身试法。因为当他们处于社会底层的困境中时，不见得会得到社会和政府的帮助，而犯了罪，却脱离困境，得到帮助和服务。可以想象，这种非制裁化倾向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变相鼓励罪犯从事犯罪。而此时，提供这些帮助与服务的初衷——矫正罪犯、改过自新的效果究竟如何却还有待于检验。

（三）社区矫正的技术化倾向

西方发达国家在进行人文科学的研究方面同样坚持“科学主义”的研究方法，普遍运用实证手段研究社会问题，对罪犯进行社区矫正的实践中也秉承了这一原则和做法，大量运用实证手段。这种做法有其科学性和优点。由于对罪犯的评估和矫正效果的评价从模糊的经验式定性转为清晰的定量研究，从而使社区矫正的整个过程更加具有针对性和科学性。但是，目-前对这种实证手段已经达到了一个迷信的程度。方法论上的机械主义、研究手段上的实验主义和研究取向上的个人主义使目前西方发达国家的社区矫正出现了技术化的倾向。如美国威斯康星州对社区矫正对象的危险性评估就是采取量化的形式将罪犯的一些特点分解成若干因素，以打分的形式将罪犯分为三等。打分的依据是：在本次判刑的前5年是否被逮捕过（未被逮捕的是0分，被逮捕过是4分，逮捕不包括因交通违法的逮捕）；过去在州或联邦的成人监狱中被关押的次数（没有的为0分，1～2次为3分，3次以上为6分）：过去受到缓刑或假释被撤消而导致监禁的次数（没有为0分，1次以上为4分）；在过去的12个月中参加公益劳动的时间（7个月以上为0分，5～7个月为1分，少于5个月为2分）：过去犯重罪（判监禁1年以上的罪）的次数（没有为0

分，1次为2分，2次以上为4分）；因逮捕而导致被判重罪时的年龄（24岁以上为O分，20～23岁为2分，19岁以下为4分）；本次犯罪被决定给予监禁和缓刑的年龄（30岁以上为0分，18～29岁为3分，17岁以下为6分）；使用酒精的情况（依程度为O～4分）；使用毒品的情况（依程度为O～4分）；交往的情况（很少与有犯罪倾向的人交往的为0分，较多与有犯罪倾向的人交往的为5分）；逮捕的类型（没有被逮捕的为0分，技术违规逮捕为2分，轻微的犯罪逮捕为4分，重罪被逮捕为8分）；态度（没有敌对的态度、希望转变的为O分，有一定的思想障碍、不能较好地与工作人员合作的为2分，经常处于敌对或消极态度、有犯罪倾向的为5分）。根据以上情况，分数在17分以上的为高度危险的罪犯，在9～16分范围的为中等程度危险的罪犯，在8分以下的为较低程度危险的罪犯。然后根据罪犯的危险等级进行针对性的社区矫正。这种做法固然便于操作，从表面看也有增加社区矫正针对性的效果。但是，如果完全依赖于这种技术化的手段，首先就面临着如果解决社会现象和人势心理极端复杂和变化多端的问题。无论是导致人行为的外在社会条件还是人本身内在的心理活动，都是极其复杂和多变的，要想以列举的形式穷尽导致罪犯犯罪的因素是不现实的，这就决定了定量研究的不可周全性，因此量化的方式在外在效果上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因为在进行量化研究时，只能选取其中部分的因素作为研究对象和参考。而这又同时引发了第二个问题：怎样能够保证所选取的因素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能够保证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和科学性。而第三个问题则是在进行量化研究时，有不少概念的界定还是模糊不清，理解不一致的，这就使得同样主题的量表由于设计者理解的不一致，在同一犯罪人身上

[8]

也许就会得出不一致的评估结果，如对重犯率的测定。在社区矫正效率的研究中，一般是以重犯率为标尺来衡量成功与失败（实际上，一般的项目难于作这种明确的划分）。但对重犯率的定义目前并不统一，怎样的行为是重犯？违法行为，还是犯罪行为？重犯是否应当考虑主观动机？多长时间内算是重犯？影响重犯率的内部和外部因素是哪些？重犯的标志是什么？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存在者分歧。因此，把重犯率作为矫正效果的标尺存在着一些内在局限性。尽管有以上所说的局限性，但是目前，重犯率仍然作为对罪犯危险性测定的重要方法。当立法者和其他的政府官员询问社区矫正项目是否有效时，他们一般希望得到重犯率的情况，因此技术化手段是有其方法论上的优越性，但如果因此而依赖于通过该手段来实现对罪犯的社区矫正目标，则必然会陷入机械主义的泥沼，虽然我国目前的社区矫正主要的问题恰恰就是技术化手段的研究和在实践中的运用都还不够，但是也有必要理性认识技术化手段的局限性，防止重蹈西方国家从经验论的极端走向分析论极端的覆辙。

【作者简介】

陈和华，单位为华东政法学院；叶利芳，单位为华东政法学院。

【注释】 [1]范燕宁：《社区矫正的基本理念和适用意义》，《中国青年研究》，2004年第11期。

[2]参见刘强主编：《各国（地区）社区矫正法规选编及评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7

—183页。关于社区矫正各个种类的定义可参见2000年英国国会通过的刑事法院量刑权限法案（Powers of Criminal Courts（sentencing）Act）的规定，具体分别为：宵禁令参见第37条：缓刑令参见第4l条：社区服务令参见第46条：结合令参见第5l条：毒品治疗和检测令参见第52条；管护中心令参见第60条：监督令参见第63条：行动计划令参见第68条；补偿令参见第73条；缓刑（暂缓执行）参见第118条。

[3]参见刘强主编：《各国（地区）社区矫正法规选编及评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6—119页。

[4]安排罪犯为政府和私人的非营利的机构从事劳务工作。如伐木、清扫马路、清理垃圾和保养公园、涂漆、收集路边的废物或其他类型的体力劳动。

[5]在罪犯的手腕或脚脖上附上一个电子传导器，矫正工作者为罪犯设定一个特别的日程表，要求罪犯大部分时间在家。当罪犯应该在某个位臵而没有在时，计算机将会给社区矫正官发出警报。

[6]参见社区矫正考察组：《加拿大社区矫正概况及评价》，《法治论丛》，2004年第3期。

[7]参见刘强主编：《各国（地区）社区矫正法规选编及评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9—121页。

[8]参见刘强编著：《美国社区矫正的理论与实务》，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2—194页。

第五篇：社区矫正（范文）

兼收并蓄 勇于实践

努力探索社区矫正工作新路子 海曙区西门街道

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一种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西门街道的社区矫正工作，在各级领导的关心支持下,在区司法局的业务指导下，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截止今年9月底，我们街道已累计接收社区矫正对象49人，依法解除矫正18人；现有矫正对象31人，其中缓刑14人、假释10人、保外就医4人、剥夺政治权利3 人；共建立公益劳动基地13 个；累计组织开展矫正人员集中学习456人次、个别谈话教育576人次、组织公益劳动690人次、矫正对象共进行思想汇报458人次。我们街道接收的矫正对象人数占到了全区的四分之一以上，矫正对象的五类人员中，除了管制对象以外，其余四类矫正对象在我们街道辖区都有，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中的矛盾和困难相对突出。

社区矫正工作开展伊始，街道党工委就高度重视，及时成立了由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担任组长的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全面领导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同时，把社区矫正工作作为维护社会稳定、创建“平安西门”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并纳入街道综治考核工作，街道矫正工作领导小组经常听取社区矫正工作的情况汇报，了解社区矫正工作进程，积极为社区矫正工作出谋划策，亲自指导社区矫正的各项工作，组织领导得到有力保障，使街道的社区矫正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同时，积极探索社区矫正工作新路子。现将我们的主要做法汇报如下：

一、抓基础设施建设，确保矫正工作软硬件的同步发展 社区矫正工作是一项全新的工作，如何做好街道的社区矫正工作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为此我们认识到，要做好这项工作，首先要创造良好的软硬件条件，即做好“两支队伍、两个场所”的建设。一支队伍是矫正工作志愿者队伍。从社区矫正工作开展之初，街道就在辖区内招聘了一批具有一定政治素质和法律理论知识，并有一定威望和号召力的热心居民，成立了以退休民警、教师、居委会干部、公务员、高校学生等九十六人的矫正工作志愿者队伍，并为他们颁发了聘书。为了加强对社区矫正志愿者的管理，西门街道司法所制定了《社区矫正志愿者管理办法》，明确了志愿者的工作职责、任务，规定了志愿者在矫正工作中的权利和义务。为了使志愿者尽快进入工作角色，提高业务素质，我们编写了《社区矫正志愿者工作指南》，邀请专门从事矫正工作的社会工作师和矫正工作顾问团成员为他们授课，使他们逐步掌握了社区矫正工作的基本方法，目前这支队伍正活跃在社区矫正工作的第一线，其作用的发挥越来越明显。另一支队伍是矫正工作顾问团队伍。由于社区矫正工作专业性较强，它融合了法律、心理学、社会学等多方面的知识，为了探索该项工作的科学管理，街道建立了一支由法律工作者、高校心理学专家、犯罪学专家、社会工作者、手语翻译老师等人员组成的专业顾问团，并制定了《社区矫正工作顾问团工作细则》。顾问团的成立，为我们的科学矫正提供了依法保障，目前我们与宁波大学应用心理研究所合作,请专业人员为一些特殊矫正人员进行心理测试，以测试结果为这些个案矫正对象制定了一套适合其自身特点的矫正工作方案；我们聘请了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专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刘世宇法官为我们街道未成年矫正对象的矫正提供实务指导；我们还计划到市聋哑学校聘请哑语老师，教社区矫正工作者学习手语，为今后开展聋哑矫正对象的矫正工作做好准备。今年，街道司法所已安排社区矫正工作顾问团的成员为社区矫正工作者和志愿者授课三次，为提高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起到了较好的作用。两个场所是指街道司法所的矫正工作室和社区的矫正工作站。为了保证矫正工作有专门的场所，街道专门腾出一间办公用房，建立了全区第一个矫正工作室，在矫正工作顾问团的指导下，根据矫正工作的特点，对矫正工作室的布局进行了设计，力争给矫正对象营造一个宽松、平等的环境，以减少矫正对象和工作人员之间的对立。物质保障上，街道专门为司法所配备了矫正工作专用计算机、打印机、扫描仪、照相机、档案柜等工作设备，到目前为止，街道为社区矫正工作已累计投入经费20多万元。

二、抓制度化规范化建设，夯实矫正工作的坚实基础 在开展社区矫正这项工作中，我们街道严格按照《宁波市海曙区社区矫正工作实施方案》的规定，结合街道社区矫正工作的特点，逐步形成“六化”矫正工作法。一是资料登记规范化。街道司法所和社区矫正工作站分别建立了矫正对象一人一份的书面档案，并率先在全区建立了社区矫正对象的电子档案，书面、电子的两套文档，确保了矫正对象信息登记的准确无误，建立了明晰、完备的基层矫正工作台帐。考虑到街道矫正对象档案的保密性，加强矫正对象档案的严格管理，司法所制定了《社区矫正对象档案管理制度》，对档案接收、档案借阅等环节作了明确的规定。二是矫正学习专题化。矫正对象的专题学习，采用街道司法所布置和社区矫正工作站自选相结合的方式组织集中学习，矫正对象的常规教育可分为：一是入矫的规章制度作为必修内容要求学习；二是根据矫正对象性质的不同特点，针对性地组织学习；三是道德教育、时事教育经常性地进行学习；四是刑法、劳动合同法、物权法等新的相关法律法规分阶段性地进行学习。三是思想汇报制度化。针对不同处遇的矫正对象，在日常监督管理过程中，我们从矫正工作的实际出发，严格按照分级管理的要求进行，对于普管级的矫正对象，每月底到司法所报到和上交思想汇报，对于严管级、宽管级的矫正对象，按照《浙江省社区矫正对象奖惩考核暂行办法》中的期限规定执行。四是公益劳动特色化。按照“符合公共利益、便于监督管理、矫正对象力所能及”的原则，各社区矫正工作站都建立了公益劳动基地，并设定具体工作岗位。如柳庄社区与物业公司签订公益劳动点协议书，设定了打扫卫生、整理文件、义务巡逻、帮扶老人四项公益劳动岗位，矫正对象按周轮换不同岗位参与劳动。五是帮困解难经常化。对矫正对象实行人性化教育管理，社区矫正工作者、志愿者通过每月上门走访，了解关心他们的实际生活，在法律和政策允许范围内帮助解决心理、就业等方面的实际困难与问题。如北郊社区一名保外就医的矫正对象经批准长期在外地治病,当其返回宁波后,矫正工作站工作人员马上购买了水果上门探望,既体现了对他的关心,又能及时了解其思想生活情况。六是考核奖惩公开化。严格按照《浙江省社区矫正对象考核奖惩办法》有关规定，对矫正对象实施定期考核，我们坚持做到考核标准统一，考核内容公开，矫正对象随时可以查阅自己的考核登记情况，严格的奖惩制度落实，充分调动了矫正对象改造的自觉性和积极性。

为了彰显社区矫正工作的法律严肃性，街道司法所制定了完整的矫正工作程序。矫正对象接收时有入矫仪式，由司法所长、社区民警、社区治保主任一起对其进行首次谈话，建立《社区矫正对象登记表》，并向矫正对象发放矫正期间的权利和义务的须知，同时，矫正对象必须填写《接受社区矫正保证书》，以此规范自己的言行，公安民警依照职权对其制作谈话记录，司法所与矫正对象监护人签订《社区矫正监护协议书》，发挥监护人在矫正中的作用，与矫正志愿者签订《社区矫正志愿者帮教协议书》，实施“一对一”帮教，街道还制定了《社区矫正志愿者结对帮教办法》。今年5月份开始，我们街道按照区司法局的要求，先行对矫正对象实行“两个评估”工作的探索，具体由司法所组织实施。即入矫初期进行风险评估，矫正过程实行质量评估，使矫正工作逐步趋于科学化管理。我们的具体做法是，风险评估：矫正对象前三个月，统一实行普管，三个月后，司法所根据矫正对象的个人成长经历、自控能力、心理健康状况、生活来源、悔罪表现等20项内容对其进行风险评估，然后划分为三级四等，“严管、普管、二级宽管、一级宽管”。不同的管理等级，司法所给予社区矫正对象不同的矫正处遇。确定为严管级的矫正对象, 每周到社区矫正工作站报到一次,每半月汇报思想一次,矫正工作站人员与社区民警每半月上门家访和走访群众一次,要求矫正对象必须参加工作站或司法所指定的学习教育活动和公益劳动,并在指定的区域活动;普管级的矫正对象每月到社区矫正工作站报到一次，每月上交思想汇报一次；确定为宽管级的矫正对象, 每季度到社区矫正工作站报到一次,每季度汇报思想一次,工作站工作人员每月电话了解情况。对于普管、宽管级的矫正对象按照要求定期进行走访和参加公益劳动。质量评估：矫正对象在矫正中期和矫正末期，街道司法所通过问卷的形式对矫正对象个人、家庭、社会环境、生存能力、个人认知等方面的调查，了解矫正对象的实际矫正效果和矫正工作质量。矫正对象期满解矫时，由社区民警、司法所长、社区矫正工作站人员、矫正志愿者共同参与解矫仪式，对矫正对象矫正期内的表现向本人反馈，矫正期满宣告书进行宣读，矫正对象进行表态发言，同时，社区矫正工作站还向解矫人员献花，祝愿他们新生活的开始。

三、抓公益劳动基地建设，把握矫正工作的重要环节 矫正对象参加公益劳动制度是社区矫正工作的重要内容，通过参加公益劳动，他们既可对社会做出一些有益补偿，又能增强自身的社会责任感和公德意识，能够陶冶情操，美化心灵。街道司法所十分重视加强公益劳动基地建设，推行了“一书一簿二制度”。“ 一书”是街道司法所与敬老院、物业公司等社区矫正公益劳动基地签定“社区矫正公益劳动协议书”并颁发聘书，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一簿”是“矫正对象公益劳动记录簿”，由社区矫正工作站站长具体负责对矫正对象公益劳动情况进行记录。“二制度”是指“社区矫正公益劳动制度”和“社区矫正公益劳动考核制度”。对公益劳动基地的设置目的和原则、公益劳动的时间、公益劳动基地的建立权限等作了详细的规定。同时本着符合公共利益、矫正对象力所能及、操作性强、易于监督检查的原则。在公益劳动安排上，街道司法所采取集中劳动与分散劳动相结合的形式，做到因人、因地、因事制宜，对一些自主选择公益劳动项目的矫正对象，我们计入公益劳动时间，对于他们特长的积极发挥，有利于自身的改造转化。

四、抓道德法制教育，规范矫正对象的日常行为

矫正对象作为一个特殊群体，走进了社区居民的视野。他们在社区和正常人一样生活，但不同的是，他们需要接受社区矫正人员的监督管理，在社区矫正工作中，街道司法所坚持以人为本、因人而异的原则，根据矫正对象不同犯罪类型、心理特点、年龄特征和生活状况，制定有针对性的矫正方案，对少数存在严重思想包袱、情绪十分低落的矫正对象，我们按照分类矫正的原则，实行个案帮教。如翠南社区一名年轻的矫正对象入矫后，与社区矫正工作站配合不密切，一直没有上交思想汇报，为此，街道司法所把她列入重点帮教对象，经过详细调查，摸清了她的犯罪原因，掌握了她原系甬江职高学生，犯抢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缓刑，家里父母离异，学校毕业后一直无业，根据这一情况，司法所采用思想教育与解决困难相结合的方法，一方面对其进行训诫谈话，进行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另一方面与监护人一起，帮助她寻找工作，以就业稳定思想，一段时间后，她有明显的悔改表现。目前该矫正对象能够服从管理，按时汇报思想，也找到了一份自己喜爱的工作，对生活充满了希望。

矫正对象通过系统的法制教育，规范的日常管理，唤醒了他们重新回归社会的勇气，换来了矫正对象回报社会的实际行动。如矫正对象凌某主动向社区募捐善款200元支持慈善事业，并打算今后在条件许可时，开办一个敬老院。矫正对象倪某将医学保健的专业知识服务于社区老年人。今年四川地震灾情发生后，街道司法所作了统计，累计收到矫正对象捐款近万元，他们在奉献爱心的同时，鼓起了回归社会的勇气，感受到了和谐大家庭的温暖与快乐。

五、抓资源力量整合,保证矫正工作的顺利进行

社区矫正工作是我国刑罚执行制度改革的重大举措，是贯彻刑罚宽严相济政策的必要手段，也是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一环，更是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人为本，建构和谐社会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因此，我们在开展社区矫正工作中充分体现“宽严相济”的原则。对能够服从矫正工作站管理、配合管理人员工作，行为矫正、心理矫正、效果明显、悔罪表现突出的矫正对象，我们给予充分的人性关怀和宽松的矫正环境，并向相关单位建议为他们申报减刑；对于那些在社区矫正过程中态度恶劣，违反规定，不配合矫正工作甚至重新犯罪的矫正对象，我们则严格依照法定程序，坚决、有力地予以惩处，从而确保社区矫正这一特殊行刑方式的严肃性。

社区矫正日常工作管理中，公安派出所始终履行着执法主体的职能，街道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十分重视各方力量的整合，特别强调公安派出所与司法所的协调工作。一是矫正对象必须接受社区民警、司法行政人员、治保主任的首次谈话，矫正对象必须接受社区民警的训诫。二是对在日常监管中出现的不服从管理、不配合矫正及思想上出现重大波动的对象，我们指定时间、地点，由社区民警和司法所工作人员共同找其谈话。三是矫正对象在执行外出请假制度、迁居及矫正期满等工作中，街道司法所按照相关规定及时与公安派出所沟通，履行必要的手续。同时，我们还与区法院、区检察院经常保持联系，接受他们的业务指导，主动将社区矫正工作纳于检察机关的监督之下，保证矫正工作依法、顺利展开。

六、抓经验总结积累，探索矫正工作的新路子

街道开展社区矫正工作以来，十分重视矫正工作经验的积累总结，做好横向纵向的信息沟通，遇到疑难问题及时与上级机关联系，共同商讨解决问题的办法，确保街道矫正工作有序进行。一是坚持矫正工作例会制度。街道司法所集中听取各社区矫正工作站的情况汇报，掌握矫正工作动态，交流矫正工作好的做法；二是积极报送各类矫正工作信息。我们街道矫正工作的做法被《浙江法制报》报道，矫正工作信息在《海曙通讯》、《数字海曙》等刊物多次录用；三是认真总结经验。街道司法所每季度编写一期矫正工作简报，发放每个社区矫正工作站及相关部门，简报内容主要介绍街道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情况以及社区矫正工作中需要注意的问题，同时，搜集借鉴兄弟单位好的做法，从而提升了街道矫正工作的水平和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