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学说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启迪

第一篇：矛盾学说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启迪

矛盾学说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启迪

10班环境学院 200911181031

马克思、恩格斯如实地反映了可观世界的矛盾本性，创立了唯物辩证的矛盾学说。中国共产党自创立之始，就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学说作为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并把他直接运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活动中，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历史的经验教训启示我们，今天，我们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澄清以往对于唯物辩证法矛盾学说的某些模糊认识，全面准确地理解唯物辩证法矛盾学说，树立科学的矛盾观，形成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适应的思想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矛盾观有三个基本要点：第一,，对立性和统一性是现实事物矛盾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根本属性，也即是作为哲学范畴的矛盾的根本内涵。第二，矛盾的对立性和统一性这两种根本属性石固有的。第三，矛盾的对立性和统一性之间是绝对和相对的辩证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唯物辩证法矛盾学说的核心思想，是我们当今正确认识和处理各种社会矛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把这些辩证思想贯彻到现实活动中, 就必须反对“斗争哲学”和“融合哲学”这两种错误倾向, 就必须自觉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基本方针。只有这样, 才能形成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适应的科学的理论和思维方法。

在分析和谐社会与解放思想的关系时, 和谐社会与矛盾学说的关系的话题是不可回避的。和谐社会与矛盾学说之间的关系, 的确是一个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 它不仅关系到对待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的态度问题, 而且也关系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问题。那种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地理解就是矛盾学说, 就是斗争哲学的观点,显然是不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既包括矛盾学说, 也包括和谐理论。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就是要实现共产主义, 这是最高层次的和谐社会。因此, 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直接来源和基础。

和谐社会不否认社会依然存在矛盾。我国社会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各种矛盾还依然存在, 包括阶级与阶级之间的矛盾、阶层与阶层之间的矛盾、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 还包括人与自然之间矛盾、地区之间的矛盾。当然也包括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既然还存在各种的矛盾, 就必须运用矛盾学说来认识矛盾, 透过各种纷繁复杂的矛盾现象, 认识矛盾的本质, 为解决矛盾找到正确的办法。但是, 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的矛盾观与在和谐社会的条件下矛盾观, 存在本质上的区别。这种区别表现: 第一, 两者认识矛盾的出发点不同。进入21世纪以后我们认识矛盾的出发点不能不作出

重大调整, 即把国内矛盾与巩固执政地位, 与维护国家安全联系起来为认识矛盾的出发点改变为以争取广大人民最大限度的支持作为认识矛盾的出发点。

第二, 两者认识矛盾的落脚点不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中国共产党始终认为日益增长着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生产之间的矛盾是我国社会最主要矛盾, 尽管阶级矛盾还依然存在, 但不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第三, 两者认识矛盾的侧重点不同。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 认识矛盾的侧重点是矛盾的对抗性特点。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也承认矛盾的存在, 但其侧重点已转移到矛盾的同一性方面, 特别注重矛盾双方能够处在一个共同体。

国际经验表明当前我国正处于“关键发展期”，也是“矛盾凸显期”。正确把握和处理这一时期的各种社会矛盾, 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过程中,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矛盾问题的探讨取得了巨大成就。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矛盾学说对于当前诸多社会矛盾问题的处理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仍然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一、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基本矛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

社会和谐的根本是社会基本矛盾在运动中的协调。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 毛泽东是系统地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的第一人。20 世纪50 年代, 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 阐发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基本观点, 形成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理论体系。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社会基本矛盾的辩证运动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但是, 与旧社会的基本矛盾相比, 又有根本的不同。从毛泽东的论述可见，矛盾需要和谐，和谐只有在矛盾的不断运动、不断解决中才能达到。

我们今天讲和谐, 正是针对不和谐说的。若我们的社会不存在不和谐的问题, 提构建和谐社会本身就失去了意义;而有不和谐, 就是有矛盾。正是因为有矛盾, 才要和谐;；也正是要和谐，才要协调矛盾，社会就是在不断克服和化解矛盾的历史进程中走向和谐的。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指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并不是没有矛盾的社会。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道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就是要在妥善处理各种矛盾中不断前进的过程, 就是不断消除不和谐因素、不断增加和谐因素的过程。”由此可见, 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就是要在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动态平衡中正确处理和解决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 不断克

服各种不协调、不稳定因素, 实现社会整合和社会稳定有序发展。

二、立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手段。毛泽东正确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特点，但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分析没有与党的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落后的生产力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之间的矛盾的判断结合起来，从而在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认识上发生偏差: 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

当今社会各种亟待解决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表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面临的主要矛盾。解决此矛盾，最关键和最根本的是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而科学发展观则是我们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只有树立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才能真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只有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目标，才能保证科学发展观真正落到实处，二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之中。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正是立足于解决现阶段中国社会纷繁复杂的各种矛盾。

三、科学判断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矛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

毛泽东指出, 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正是

在这种理论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掌握了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主动权。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进程中，也必须在这一理论指导下牢牢掌握认识和处理各种矛盾，特别是人民内部矛盾的主动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建立在对当今社会现实科学判断的基础上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议》指出：当前我国依然存在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必须正确处理才能积极推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中，须牢牢掌握矛盾转化的主动权, 即创造促进两类不同性质矛盾转化的条件：一方面，要最大限度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另一方面要恰当地处理各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四、理性承认与正确把握人民内部矛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当务之急。

人与人的和谐是社会和谐的根本前提，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解决人民内部矛盾, 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即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民主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基本要求，是促使社会和谐运行的最有效机制。重视民主政治建设，充分发扬民主，能极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从而推动和谐社会的构建。和谐社会的构建不能建立在专制基础上，也不是靠个人权威来维系的，它存在于民主之中，没有充分的社会民主, 就无所谓现代社会的和谐。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随着改革开放的深人，许多意想不到的新问题、新矛盾日渐显现，也引发了多种矛盾。而这些矛盾都是非对抗性矛盾，是人民根本利益一致大前提之下的具体利益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的主题，是一个事关全局的大问题。一定要深刻认识和把握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的特点，探索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的正确途径和有效办法。正反经验表明，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做法，正确认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主题，并坚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始终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社会就和谐，事业就发展；否则，社会就动荡，事业就受挫。党和政府必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统筹各方面的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矛盾作为和谐社会建设的动力，是通过人对矛盾的正确认识和有效解决来实现的。要正确理解矛盾斗争的绝对性和矛盾同一的相对性，突出同一性的作用。要把握矛盾双方主次地位在不同时空中的转换，处理好主要矛盾和飞主要矛盾的关系，以形成和谐社会建设的方法论原则。要坚持矛盾共性和个性的统一，明确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特色。

第二篇：构建和谐社会依法化解农村矛盾

建设和谐社会，全面实现小康目标，重点难点在农村。不容讳言当前和今后很长时期里，“三农”问题仍然是困扰党和国家发展的重大问题，“三农”问题很多又以涉农纠纷和案件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如何依法化解农村矛盾，特别是涉农纠纷和案件，平抑农民之间的权利冲突，这对增强司法能力，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对构建和谐平安农村，巩固加强党的执政

地位；对服务新农村建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都有着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当前农村矛盾凸现

在国际上，人们普遍认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000美元的时候最容易产生种种不和谐。原因在于经济发展的过程实际上是一种利益调整的过程，往往由一部分人利益的改善引起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受损，这就容易产生各种矛盾和利益冲突。

原最高法院院长肖扬在美国耶鲁大学作了《中国司法：挑战与改革》的演讲，他坦陈：中国的传统社会是非讼、厌讼的，但那是封建专制年代的情形，公民缺乏权利意识，政府也压制诉讼。而今天的中国人则似乎与美国人一样的“好讼”了。20多年来，中国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每年的民商事案件平均只有50多万件，而20多年后的今天则上升到了500多万件，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未的10倍。可见中国的经济改革带来了经济生活的活跃，民商事纠纷也相应增加。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这些民商事纠纷，很大部分就是涉农纠纷案件。

以我们南康市为例，2007年南康市法院受理的刑事案件106件，与往年大致持平，说明我市的社会治安形势比较稳定。但受理的各类民商事案件1673件，比2002年1291件，增加382件，上升29.59%，而这些民商事纠纷案件中，涉农纠纷达953件，占当年民商事案纠纷56.96%。

除传统的劳务纠纷、相邻纠纷和人身损害赔偿纠纷略有下降外，其他涉农纠纷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一是债权债务纠纷案件居首位。特别是农村承包合同纠纷、民间借贷纠纷大量增加，2007年受理此类纠纷案件112件，占当年涉农案件的11.75%。

二是土地纠纷增多。农业向规模化、契约化发展，过去无人问津的荒山、荒岭、山坡、滩涂成了“寸土必争”的黄金之地。中央减免农业税后，农民开发性农业勃兴，土地、山林、果园、鱼塘、滩涂的占有、使用、收益、相邻纠纷增幅很大，2007年，受理此类案件107件，占当年涉农案件的11.23%。

三是传统婚姻家庭纠纷有所下降，但近年来，“打工青年”离婚案件居高不下。众多的打工青年为社会、为家庭作出了贡献，他们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但由于打工青年流动性大等原因，给婚姻家庭带来了很多不利因素。2007年，受理此类案件83件，占涉农案件8.70%。

四是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案件和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增幅很大。而且呈现出案件多，标的大的特点。

此外，还有生产、销售伪劣农药、兽药、化肥、种子以及毒害耕畜等侵害农民合法权益的案件。此类案件往往由于农民缺乏维权意识、证据意识、时效意识而使自己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及时有效保护。有的农民则采取极端报复手段来实现权利。如高安农民胡某在福建老板林某的砖厂打工，被搅泥机扎伤，法院判决林某赔偿胡某10多万元。到期后，胡某不申请执行，而是邀集亲友数人，绑架林的2个女儿，结果构成犯罪被判刑，成为《站在被告席上的受害人》，教训极为深刻。

二、权利冲突是农村矛盾纠纷核心内容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社会矛盾当前集中表现为各种权利冲突，当前的农村矛盾尽管纷繁复杂，但其规律和特点：

第一、现阶段农村矛盾纠纷反映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关系。这些矛盾属于历史遗留问题的是极少数，绝大多数是改革、发展过程中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在农村，讲三者利益，说到底是国家、集体给农民什么，农民为国家、集体负担什么。人民公社时期，负担的载体是生产队，农民吃的是“大锅饭”，农民负担的矛盾潜伏着。现在，农民个人是独立的负担载体，负担的轻与重，直接关系到农村的稳定与不稳定。近年来，国家免除了农业税，广大农民衷心拥护党的农村政策。但现在的问题主要是对“集体”，因为“集体”曾使农民大受“一平二调”之苦，现在加重农民负担，又往往出在花样百出的集资办“集体”的事上。因此，防止农民负担“反弹”的压力仍然很大。

第二，领导干部是一系列矛盾的主要方面，而且处于主导地位。农村社会的一系列矛盾，都在农民群众与农村干部这一对矛盾上交汇。有些乡村干部，本质上是农民，带领群众致富，自己也要致富，如何摆正“小家”与“大家”的关系，就不能不成为农村干群关系的“焦点”。如果乡村干部工作方法简单粗暴，滥用职权，越权执法，作风上贪污腐败，就有可能影响干群关系，甚至造成群体性事件。

第三、涉及面广，利益主体分散，各种矛盾互相交织，呈现多元化状态。农村的矛盾很多，引发的各种纠纷异常繁杂。少到几元、几十元的小额诉讼，多到上百万的“官司”；小到家庭邻里间宅基地争执，大到区域间土地、山林、水面权属的纷争；分到个人打官司告

状，合到聚众越级上访等等。另外，农民收入提高了，但与其它行业相比仍处于最低水平；农民素质提高了，但仍有很多文盲、法盲。加之，封建迷信、宗族势力与“黑黄毒赌”等丑恶现象的搅合，使得农村矛盾纵横在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且容易激化，形成连锁反应。因此，我们对此要有足够的认识，花更大气力妥善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正确处理农村矛盾，大力促进农村社会和谐。

三、构建多元农村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的设想

有社会就有纷争，有纷争就要有相应的纠纷解决方式。在当前农村社会中，建立一个功能互补、程序衔接、能够满足农民多种需求的多元化解机制是当前依法化解农村矛盾纠纷的发展方向。其合理性主要有：其一，多元化的农村矛盾纠纷决定了纠纷解决机制的多元化。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伴随利益的调整、重分，规则的修正、重建，表现在农村的矛盾纠纷在内容、性质和形式上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纠纷成因、纠纷类型和纠纷层次呈现多元化，这就要求解决矛盾和纠纷的手段、方式的多样化。其二，各种纠纷解决方式的功能差异决定了纠纷解决机制的多元化。就纠纷解决方式而言，无非有诉讼和非诉讼两种方式。诉讼代表国家司法权的行使，属于一种公共性的纠纷解决机制，是纠纷“法律”解决的典型形式。与诉外纠纷解决方式相比，它更具正统性和权威性。但存在成本高、周期长、过于刚性化等制度上的功能障碍，诉讼并非纠纷解决的最佳方案。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尽管程序不如诉讼严谨、处理不如诉讼精确，但灵活、便捷的功能优势，更适合于特定社会关系、特定主体和特定纠纷的解决。其三，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决定了纠纷解决机制的多元化。在纠纷解决过程中，不同的主体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对纠纷解决方式也会作出不同的选择：侧重权利实现的，往往从法定权利义务角度出发，力求选择诉讼实现权利最大化；而侧重效益考量的，往往从纠纷解决和实现正义的成本、效益出发，力求通过便捷、经济、协商的诉讼外方式解决纷争。只有推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才能从不同角度满足不同主体解决纠纷的需求，使当事人有可能充分行使选择权，获得便利、经济和符合情理的纠纷解决途径。在我国，社会矛盾争讼有五大解决途径：协商，民间调解，申诉（行政调解），仲裁与诉讼。总体来看，在司法实践中，近年来我国诉讼调解工作得到了加强，这符合社会主体对司法需求越来越高的趋势，这是好的一面。但人民调解和民间调解、仲裁则有弱化的趋势，因而产生农村矛盾纠纷解决渠道不畅通的问题，大量纠纷涌入法院，增加了司法资源的浪费和诉讼成本的增加。因此，要大力加强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的建立，初步构想建立以人民法庭为骨干，以乡镇调解委员会、司法所为调解工作站、以村组调解员为工作联系点的“庭、站、点”调解工作网络，按照“小纠纷由村组调解员调处，即不出村；一般纠纷由乡镇调解工作站调处，即不出乡；大纠纷由人民法庭（人民法院）裁决调处”的原则，从而实现功能互补互动，提高司法资源的利用效率，最大限度地保障和维护农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四、几点建议和对策。

当前农村矛盾凸现，除了要构建多元矛盾化解机制外，笔者认为还要在以下方面下功夫：

首先，坚持积极疏导的方针。民意如水，宜疏不宜堵。加强疏导，就是对农民群众的意见、愿望和呼声要主动听取，对于农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主动解决，对于农民群众提出的合理要求要主动办理。尊重和保护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热情。要在农民群众中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做到荣之事多做，耻之事不为，不以荣小而不为，不以耻小而为之；同时倡导和谐家庭关系和科学文明的健康生活方式，让文明新风吹遍千家万户。

（二）落实司法为民举措。人民法院作为国家的审判机关，对依法化解农村矛盾负有义不容辞的职责。我们要牢固树立“公正司法，一心为民”的执法指导思想，认真践行科学发展观，建立健全便民诉讼网络，充分发挥便民诉讼网络的作用，便利群众诉讼；加大司法救助的力度，加强对社会弱势群体的保护，对他们的诉讼提供快捷高效服务，最大限度保障经济上确有困难的当事人能打得起官司。在审理与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案件中，要关注民生，维护民权，对一些社会影响较大、对立情结较强、涉及面较广的民商事案件，要多做调解工作，防止“官了民不了，案了事不了”，促进农村地区的和谐稳定。

（三）加大法律宣传力度。应当肯定，几年来，我市的普法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存在普法形式过于单一，效果不够明显的问题。人民法院、人民法庭要充分利用审判工作优势，采取以案讲法、以案释法、巡回审理、就地开庭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大力开展农村法制宣传教育，增强农民群众法治观念，引导农民群众以合法的形式实现自己的权益。

（四）切实加强基层工作。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是化解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第一关口。要以村、街道和社区为工作重点，切实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抓好村（居）委会、治保会、调解会等群众自治组织建设，加强“两所一庭”（派出所、司法所、人民法庭）的队伍建设和业务建设，构筑起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群众自治组织为基础、基层政法组织为骨干的维护稳定工作网络，切实提高他们依法行政、依法调解的能力和水平，尽量不把稳定因素消除在基层，解决在盟芽状态中。

（五）提高农村干部素质。农村矛盾中的主要矛盾是干群矛盾，干群矛盾说来说去主要有两条：一是与民争利，以权谋私引起的矛盾；二是方法简单，态度粗暴激化的矛盾。有些乡村干部常用“土政策”，“土办法”强制群众执行。“土办法”外在表现是“蛮”，“土政策”外在表现是“粗”。实行依法治“官”，就要落实《村委会组织法（试行）》，对村委会干部，要由农民直接选举。人民法院对“民告官”案件要依法敢判，严格执行。同是，要牢记“水能载舟，也能覆舟”的古训，依法赋予和规范各级官员行使公权利的范围、途径、方式和程序，衡量好“官”、“民”权利，只有把“官”治好了，管住了，“民”才能顺心，才能服气，才能把农村矛盾减少到最低限度。

第三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矛盾与意义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矛盾与意义 在构建和谐的过程中充满了矛盾，如何认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中的矛盾已成为我们研究的一个课题。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没有矛盾，人类社会总是在矛盾运动中发展进步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不是要消灭一切社会差别、根除一切社会矛盾，也不是不问是非地追求一团和气，而是在承认社会差别和社会矛盾的基础上，科学认识和正确对待各种差别，妥善处理和有效化解各种矛盾，不断消除不和谐因素，积极增加和谐因素，使社会逐步走向和谐。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是一个在竞争中产生多样性与差异性的过程，也是一个在合作中增强同一性与联结性的过程；既是一个以多样性与差异性来丰富社会生活、推动社会发展的过程，也是一个以同一性来保持社会稳定、增强社会团结的过程。

当前，我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种空前的社会变革在给我国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的同时，也带来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这就要求我们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在不断化解社会矛盾中促进社会和谐。

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这表明，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更加明确地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这一战略举措，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必然要求。我国改革发展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矛盾和问题可能更复杂、更突出。要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实现全面建设小

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就必须正确应对这些矛盾和问题，花更大气力妥善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大力促进社会和谐。这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重要前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把握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有力应对来自国际环境的各种挑战和风险的必然要求。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但国际形势继续处于深刻复杂的变化之中。我国的改革发展面临着难得的机遇和有利条件，同时又必须清醒地看到，当今世界仍很不安宁，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依然存在。在这样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我们要有力应对来自外部的各种挑战和风险，必须把国内的事情办好，始终保持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局面。这是我们集中全党全民族的智慧和力量、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保障。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是我们党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重要体现，也是我们党实现执政的历史任务的重要条件。这要求我们，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必须正确认识及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协调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必须抓紧解决人民群众生产生活中的突出问题和困难；必须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营造良好的人际环境，保持良好的社会秩序，维护社会稳定。只有把这些工作都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做好了，我们党才能不断增强执政的社会基础，才能更好地实现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任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系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关系到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全局，关系到党的事业兴旺发达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全党同志一定要从战略全局的高度，深刻认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自觉承担起

和谐社会建设的历史任务，脚踏实地做好构建和谐社会的各项工作。

第四篇：用矛盾观点分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唯物辩证法视域中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1．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辩证统一的社会

社会祥和、稳定、协调、宽容、理解固然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但这些并不意味着社会矛盾的消失。认识社会矛盾，善于协调和妥善处理各种矛盾，使社会各种利益主体和各种思想意识处于和而不同的社会，就是我们所要建设的具体的和现实的和谐社会。和谐社会作为社会进步的理想状态，在矛盾运动上的表现就是社会矛盾的同一性。但是，同一性不是脱离斗争性而孤立存在的东西。由于我国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尚处在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后工业文明跨越的进程中，因此，思想上的先进与落后、观念上的前卫与保守、地域间发展速度的快与慢、物质上的贫富差别、城乡对立经济结构的客观存在、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突出矛盾、经济体制和其他方面的管理体制的不够完善等现状，都必然存在并反映到我们所要建设的和谐社会之中，构成和谐社会矛盾的斗争性。和谐社会的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是相互联结、不可分割的。人类社会是在不断认识矛盾，又在对矛盾认识的指导下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发展的。尽管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性质与一切剥削阶级社会有所不同，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方法也有所不同，但是，如果认为和谐社会就是各种矛盾已经消失、已经进入了无矛盾的理想境界，这样的和谐社会就是形而上学视野内的、无矛盾和无差别的绝对等同的社会，而这种社会恰恰是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的。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构想，是针对当代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矛盾的特点而提出来的。在社会主义社会，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决定了和谐社会主要矛盾的斗争形式是非暴风骤雨式的，解决这一矛盾的路径必然是渐进式的改革。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于社会各个群体各个阶层利益上的分化以及人们思想观念、道德信仰、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异，必然导致人与人、人与社会各种矛盾的存在。这些矛盾绝大部分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应当运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来处理，通过沟通、交流、引导、教育、宽容、理解等方式来解决，以维护社会的和谐性。但社会主义社会，特别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也不可能是没有敌我矛盾存在的社会，由于国际上反华反共势力的存在，由于国内仇视社会主义制度及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敌对势力的存在，决定了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着敌我矛盾，存在着阶级斗争。因此，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全过程中仍需要坚持人民民主专政，仍需要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打击敌人，保护人民，以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推进，维护社会主义社会的和谐局面。

总之，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矛盾分析法并没有过时，它仍然是我们正确认识和谐社会的根本方法。

2．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矛盾的稳定性与动态性辩证统一的社会，是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共存互动的社会

是否将社会即使是和谐社会理解为一个过程，这是唯物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重要区别。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平衡与运动是分不开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89页）因此，我们在认识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时应该用辩证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和历史的观点来审视和指导我们的认识和实践，摒弃将平衡和运动相分割的错误观点和方法。

社会和谐意味着社会稳定。但是，这种社会稳定不是抽象的和僵死静止的。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我们既要重视社会的稳定，又要重视社会的改革与发展。要在社会的不断变革和发展中促进社会稳定，又以社会稳定的成果推进社会改革和发展。由于我国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此，发展问题仍然是我国社会最主要最根本的问题，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要矛盾。在发展、改革和稳定三者关系中，发展是目的，是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根本和关键。只有通过发展，才能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充分发挥出来，才能使人民满意、人民高兴，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为此，邓小平把发展当作国家的根本大事来抓，精辟地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7页）此外，我们坚持发展、加快发展也是由我国的社会主义的本质所决定的：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为了加快发展，必须坚持和深化改革。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改革是促进发展的动力，是扫除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手段。因此，要把改革与发展很好地结合起来，通过改革来解决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大问题，通过改革来保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改革与发展两大辩证关系中，发展是占主导地位的，是目的，是方向；改革是手段，是路径，必须服从服务于发展这个总目标，必须符合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要求。

在发展、改革和稳定的辩证关系中，稳定是前提，是改革和发展得以顺利推进的重要保证。另一方面，改革和发展所取得的成果也为稳定创造条件，有利于巩固稳定和进一步加强稳定。发展、改革和稳定三要素之间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促进，形成了辩证统一体。在这个辩证统一体中发展是主要方面，它规定并制约着改革和稳定的存在与变化，对改革和稳定起着决定性作用。值得强调的是，在一定条件下，发展、改革与稳定的主次地位可以相互转化。中国改革开放伊始，一些人盲目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和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导致了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严重干扰了我国的改革与发展。在这一特定时期，社会诸多矛盾的地位发生了变化，稳定上升为社会的主要问题，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当务之急。

由于发展、改革和稳定始终贯穿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程之中，因此，我们所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应该是矛盾稳定性与动态性辩证统一的社会，是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共存互动的社会。

3．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坚持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的和谐社会，是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统一的社会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形成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要“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这是在新时期对我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出的新理念、新思路、新要求，是对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新发展。建设和谐社会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中具有普遍性意义。封建社会也有追求社会和谐的愿望，明代王廷相在《慎言·御民篇》中曰：“天下顺治在民富，天下和静在民乐”（见王延梯，第112页），意欲通过民富民乐来达到天下顺治和静即太平和谐的目的。资本主义社会则高举“人人生而平等”、“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大旗，意欲构建平等、民主的乐园。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是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所谓和谐社会的否定和超越，是维护和发展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社会，是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代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它具体落实在共产党人立党为公、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执政为民的社会实践活动之中。

注重矛盾的特殊性，善于“把握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59页），是马克思的重要哲学思想。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这是当代中国社会的特殊要求和特殊本质，是中国具体国情的充分体现。实践证明，“中国搞资本主义不行，必须搞社会主义。如果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的混乱状态不能结束，贫困落后的状态就不能改变。”（《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3页）当然，矛盾的特殊性又和矛盾的普遍性存在着密切联系，脱离矛盾普遍性的特殊性也是不存在的。在构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我们还应当充分注意人类社会中共性的东西，积极吸纳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文明成果，这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的题中应有之义。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要依靠自己的努力，自己的资源，自己的基础，但是，离开了国际的合作是不可能的。应该充分利用世界的先进的成果，包括利用世界上可能提供的资金，来加速四个现代化的建设。”（《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3-234页）同时，由于我们要建设的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特殊性和个性特点决定了我国在对外开放、引进世界的文明成果中必须防范和抵制不适合我国国情的东西及资本主义国家中腐朽丑恶的东西。社会主义的性质赋予了我国构建的和谐社会的特殊规定性，揭示了我国构建的和谐社会是有条件的，是与西方国家倡导构建的和谐社会理念既有共同性又有差异性的。总而言之，我们党所倡导的、全国人民所期盼的、遵循社会发展规律以及代表着时代发展趋势的和谐社会，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涉及的矛盾而研究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和个性的关系问题时，还要考虑到：我们是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不成熟的社会主义；在这个阶段，除具有社会主义社会的一般特征外，不能不具有其特殊的矛盾。例如，我们现在是多种经济并存（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形式共同发展），不同经济形式之间的矛盾是无法否认和掩盖的，由此势必导致不同利益集团的分化和矛盾。这就需要认真研究和妥善处理公有制经济和其他非公有制经济的矛盾、不同利益集团的矛盾。如果处理不当，伤害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就不会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和谐社会。还有两极分化的问题。邓小平曾指出，如果出现两极分化，出现一个新的资产阶级，我们的改革就失败了。到了1993年，邓小平又指出：“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邓小平年谱》，第1364页）还有城市扩张产生的一系列矛盾，农民工问题、工人下岗所反映的矛盾，这些都是现阶段的特殊矛盾。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必须正视这些客观存在的矛盾，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研究这些矛盾的实质及其产生的根源，寻求解决的现实途径。这些矛盾不解决，将无和谐可言。

第五篇：矛盾的统一性和斗争性与构建和谐社会

矛盾的统一性和斗争性与构建和谐社会

矛盾的对立统一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矛盾是反映事物内部和事物之间对立统一关系的哲学范畴。对立性和统一性分别体现了矛盾的两种基本属性。

矛盾的统一性是指矛盾双方互相依存，互相贯通的性质和趋势。它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矛盾的对立面相互依存，互相为存在的前提，并处于一个统一体中；二是矛盾着的对立面之间相互贯通，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毛泽东说：“一切矛盾着的东西，互相联系着，不但在一定条件之下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而且在一定条件之下互相转化，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的全部意义。”矛盾的斗争性是矛盾着的对立面之间相互排斥、相互分离的性质和趋势。矛盾的同一性和矛盾的斗争性是相互连结、相辅相成的，没有斗争性就没有统一性，斗争性寓于统一性之中，没有统一性也没有斗争性。在事物的矛盾中，矛盾的斗争性是无条件的绝对的，矛盾的统一性是有条件的相对的。矛盾斗争性的绝对性体现了物质运动的绝对性，矛盾统一性的相对性体现了事物静止的相对性。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与有条件的相对的统一性相结合，构成事物的矛盾运动，推动事物的发展。

矛盾的统一性和矛盾的斗争性在事物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矛盾的斗争性和矛盾的统一性在十五发展过程中是相互结合共同发生作用的。”无论什么事物的运动都采取两种状态，相对地静止的状态和显著地变动的状态。两种状态的运动都是由事物内部包含的两个矛盾着的因素互相斗争所引起的。”“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于2004年9月提出的重要执政理念，胡锦涛主席指出，建设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从哲学上说，和谐是矛盾的一致特殊的表现形式，体现着矛盾双方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矛盾统一性与斗争性相统一的社会。

社会和谐就是社会矛盾的同一性方面。所谓和谐社会，指的就是社会矛盾体系中的诸方面、诸要素之间处于一种相互协调、相互依存、相互贯通、彼此共生的稳定状态。例如，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是指人发展时要考虑自然的承受能力，人类不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的一时繁荣；统筹城乡、统筹东西部发展，便是要使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能更好的协调，能够更好的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

但是这种和谐并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只有矛盾双方处于平衡、协调、合作的情况下，事物才展现出和谐状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要求的和谐都是在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实现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在发展的基础上正确处理工作社会矛盾的历史过程和社会结果。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这样的矛盾要求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必须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矛盾的对立性，是我们改革开放以及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动力。中共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这一科学论断至关重要，说明了我们在长期的和谐社会建设中要坚持矛盾统一性与对立性的的这一基本观点。在不断解决这些矛盾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社会在不断发展不断进步，不断和谐，在对这些矛盾的认识与解决中，达到了各因素的统一。

所以，矛盾的统一性与斗争性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重要意义。我们要既看到和谐社会中相互统一的部分，也应看到，和谐社会也是有矛盾存在的，那些认为和谐社会不会有矛盾的观点是错误的，没有矛盾的社会是不存在的。正是这样的矛盾，正是我们在不断处理矛盾中，社会才可以变得更加和谐。马克思的实践观与生态环境

马克思的实践观与生态环境

作为人类自由、自觉活动的实践一直被深生态学者狭隘地理解为对自然的单方面的改造和控制，而无论从实践概念本身还是其现实历史性上来说，实践都不是生态问题的诱因。文章分析马克思的实践观中的生态意蕴，进而阐明，人类与自然是实践基础上现实的、历史的不可分割的整体，是互动中的创造与被创造的主体关系，同时，生态问题解决的策略中，实践仍然是根本的方式和载体。

劳动实践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生态问题伴随着人类控制、改造自然能力的增强而日渐凸显，已发展成为影响和制约人类存续发展的时代问题，其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紧张。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西方绿色理论将人类实践同生态学对立起来，他们认为实践理论中人对自然的认识和改造的过分强调，无限的发展生产力以及专注于改造自然、忽略自然对人类的制约作用的人类中心主义立场是生态问题的根本成因。那么，实践中的人与自然到底应该怎样理解呢？

首先，劳动实践是人与自然联系的根本方式，不存在人的实践关系之外的自然界，也不存在脱离了任何具体生态环境的人类实践。第一，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人是自然的存在物，是自然有机体的一部分，这不仅表现在人作为与其他一切自然生物一样的生物体特性，也表现在人类的物质生产和社会生活必须依赖自然而存在。第二，实践是人类在自然界中存在、并创造社会生活的根本方式，物质生产为基础的社会实践，形成了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的物质运动和能量信息交换，“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1]56—57。第三，在现实的历史层面上，人类发展史与自然发展史是实践的统一体。这一方面表现为具体的生态环境产生不同类型的社会生产方式和文明形式，另一方面也表现为不同的社会生产和文明形式对环境的改造作用。

其次，人与自然是平等的主体际关系。在马克思经典理论中，实践一直是被作为人类控制自然、改造自然的活动来理解的，这造成了深生态学对马克思控制自然思想的狭隘理解。自然在历史和社会文明，尤其是物质中，是一个积极的、能动的“伙伴”，和人一样具有“自主性”和“目的性”，表现在自然具有不依靠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运动和发展规律，它不以人的单独的类的发展作为主旨，而是以全面的自身的发展为最终目的。人与自然的主体际关系具体地表现在实践客观现实性、自觉能动性和社会历史性的特征之中。第一，实践的客观现实性不仅体现在活动过程和结果都具有客观性，还表现在实践必须依靠客观现实的物质生产条件、生产资料和具体的生产组织形式才能得以开展，它的成果也必须以相应的客观形式表现出来；第二，实践的自觉能动性也不仅体现了人有计划、有目的地开展创造性活动，也表现在人的生产实践必须符合外部世界的尺度，必须正确地认识客观规律，正确认识自身的需要；第三，实践的社会历史性不仅体现在社会生产无法超越现存的社会史，也表现在社会生产必须基于一定的自然史。

最后，人与自然的统一根本地体现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运动之中。人与自然紧密相关的主体性具体表现在人的实践创造的人类史和自然史的高度统一当中，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并没有过多地关注生产方式转型中生态变迁的作用，但后继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中内在地包含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内涵。自然的生产力是生产不可缺少的基本要素。而自然的生产关系，是受着自然条件制约着的劳动过程中形成的协作方式，是生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生物和它们生活于其中的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自然生产力的客观性表现在自然的生产力决定着人类劳动中的生产资料、再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自然的生产关系的客观性表现在人必须遵循和保持自然系统内部的各种依存的联系。自然以内在于人类实践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方式发挥着其主体性，它与人类的实践互动方式，产生了文化、社会、劳动和自然的整体。人作为既是自然物又是属人的特殊物种是这一互动过程的集中体现。

劳动实践与生态危机关系。既然劳动实践在理论上并不具有导致生态问题的可能性和必然性，那么现实中劳动实践又是怎样与生态危机紧密相连的呢？

首先，私有制与雇佣劳动使劳动发生异化，进而促使人与自然关系异化。人与自然的对立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和发展中日渐产生并加剧的：“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以前的一切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才不过是人的对象，不过是有用物”[2]274。第一，私有制迫使劳动力同生产资料相分离，原本类的生产活动变为了维持个人生存的基本手段，而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垄断，更在全社会层面上使类生活变成了家庭个体的谋生以及个人的生存，并且使生产资料和自然成为了人劳动的直接对象，而不再是互动的主体；第二，雇佣劳动在私有制和生产资料的集中的基础上产生，它将劳动力和生产资料都作为生产的要素纳入到利润的追求当中，于是人与自然统一的生命体变成了利润链条上两个可计算的零件，人和自然异化同步发生。

其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割裂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割裂了人与自然之间原有的天然的、交互的联系。第一，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通过掠夺资源、过度生产和排放，割裂了自然界自身的物质变换，将利润的增值逻辑应用到自然界；第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割裂了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的物质变换，这种变换不同于第一种形式中简单的能量交换，而是基于一定制度形式下的与自然和人的本性相对立复杂的、动态的相互依赖关系，它表现为不同的文明和劳动组织形式。资本“从人那里夺走了他的无机的身体即自然界。”人类与自然最初的对立形成了，并通过技术理性和异化消费进一步促进生产和强化人与自然的异化，使人失去了实现自我的总体性追求，自然由决定生产方式的主体变为生产索取和消耗的对象，自然之间有机的物质变换变成了生产—消费—垃圾的单向循环。科学技术的两重性

论科学技术的两重性

马克思对科学技术的伟大历史作用的认识是科学是“历史的强有力的杠杆”，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邓小平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关于生产力的理论，于1988年提出的精辟论断。这个精辟论断也揭示了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作用。

当今世界，科技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科学技术的社会作用越来越大，并已成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强大推动力，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最重要因素。

所谓科学是指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反映客观事实和客观规律的知识体系及其相关的活动，它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技术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技术包括生产技术和非生产技术，狭义的技术是指生产技术，即人类改造自然、进行生产的方法和手段。而科学与技术是辩证统一体，是人类社会的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和社会活动，它是在人类实践基础上产生的，又反过来影响着人类社会。任何事物都是辩证的，科学技术也不例外，科学技术作为社会主体活动的越来越重要的一部分，也有着利与弊两个方面。科学技术作用的实现要受到一定客观条件，诸如社会制度、利益关系等因素的影响，也要受到一定主观条件如人们的观念和认识水平的影响。此即我们的众多学者常常所说的“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的缘由或依据。

为什么会出现“异化”呢？科技中的科学(主要是自然科学或基础科学)本质上是非功利的，它不仅揭示了事物具有的确定的属性、规律，要将其变成现实，须经主体能动的选择，科技之所以会产生双刃性社会效应，是由人类自身和一系列社会因素造成的：第一，价值观的偏差：作为合目的性的科技活动，是同满足主体的某种需要、利益相联系的，对科技的极端效益至上的功利主义利用，导致科技的工具理性膨胀，价值理性失落，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日益分离，使人的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陷于严重的危机之中，但这决不是科技的罪过；第二，认识上的局限性：在一定条件下,受实践水平的限制，人们对自然整体性联系的认识不足，往往陶醉于新技术应用带来的经济增长的欣喜之中，忘却它给自然带来的不良后果；第三，社会因素的制约：受特定社会关系制约的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它对社会起到的是正效应还是负效应，关键在于谁在使用它，做对谁有利的事情。因此，科学技术虽然发展了，但是发展不足。科学技术活动的主体尚未意识到某一项科学技术将会带来怎样的后果，或者意识到了但没有找到克服其副作用的手段和方法。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主要表现为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

一、科学技术的发展推动生产方式的变革。首先，发展促进劳动资料（主要是生产工具）的变革，例如炼铁技术的发展使得铁器应用于农业生产，代替了石器工具；机械农机的使用代替了手工农具。其次，促进劳动对象的变革。例如：海洋探测技术的发展是人类的生产活动扩展到海底，航空航天技术的发展使人类的步伐迈向了广阔的宇宙等。再次，促进劳动者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

二、科学技术的发展推动生活方式的变革。例如改变人们的交往方式、消费方式、学习方式、休闲方式以及娱乐方式。

三、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了思维方式的的变革。正如科技影响思维主题、思维客体和思维方式，使联系方式的变革，扩大人们的交往，开阔了人们的视野。

四、科学技术发展是现代社会生产及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和增长点所在。最明显的是科学技术发展推动产业结构的变化，自从工业革命后大机器生产代替了手工劳动，工业迅速发展，逐渐超过了农业的比重，第三次科技革命后第三产业不断发展，成为比重最大的产业。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的消极作用主要表现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由于人与自然规律和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不够，或缺乏对科学技术消极后果的强有力的控制手段而产生的。如，在发展现代工业的过程中，违反自然规律，破坏生态平衡，造成环境污染，在农业生产中滥用农药、化肥导致土壤板结以及开发利用核能所带来的消极后果，正如最近发生的人本核电站核泄漏问题一样，都对人类的发展造成不同程度的危害。

二、与一定的社会制度有关。科技在不同的制度下，有时会“表现为异己的、敌对的和统治的权利”。世界上的霸权主义者利用现代科技发展武器，入侵他国，造成大量生命财产的损失，就是一个例证。

目前，“全球问题”的出现如人口增长过快、粮食短缺、能源和资源枯竭、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等问题，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为解决科技进步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需重构科技活动的合理性机制，保证科技最大限度地造福于人类：第一，要对科技有全面正确的理解，健全科技成果应用的评价制度：应把技术水平、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机联系起来，并要对科技成果的应用建立科学的评价制度，进行预测、评估、控制和监督，保证其产生正效应，而把负效应控制在最低点；第二，发挥政府决策功能，加强科技立法。有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可使符合人类利益的科技活动从法律上予以保证并得以有效的实施，确保科技活动有所为、有所不为；第三，增强全社会的科技伦理意识，提高科技主体的科技责任感。从根本上解决科技应用中出现的社会问题，不仅取决于科技评价制度和法制保障，更取决于人类自身的素质,取决于人类科技伦理意识的提高。为此，一要进行科普教育，让民众了解科学，提高其科学文化素养，增强科技意识，崇尚科学精神；二要进行伦理道德教育，让民众能正确认识人与自然、人与人间的关系，形成科学的生态伦理观念和科学的人道伦理观念；同时要提高科技主体的科技责任感。为了实现科技服务社会，造福人类的目的，必须加强对科技主体的科技道德教育，提高其道德素质。任重而道远。价值规律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如何使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发挥作用

价值规律是商品按照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的价值量进行交换的规律。按照这一规律的要求，商品生产者的个别劳动时间等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便可以正常经营，如果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便可以获得较多的收益，个别劳动时间越低，在竞争中越处于有利地位，收益也越多。但怎样才能有效地降低个别劳动时间呢?只能靠提高劳动生产率。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根本途径是在生产中采用科学技术。因而，价值规律的作用必然刺激商品生产者为降低个别劳动时间而在生产中不断改进技术。每个商品生产者在一心获得更多收益和竞争压力的驱使下，都力求采用先进技术，改进生产方法，加强经营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便必然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任何社会形态中，都存在着按比例合理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这是一个普遍的经济规律。而在商品经济社会中，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规律，是通过价值规律的作用实现的。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价格围绕商品的价值上下波动，实际上成为市场的晴雨表，给生产者提供信息，让他们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以及怎样生产。当某种商品价格涨到价值以上，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生产者就把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投入这些部门，导致这些部门的生产扩大和供应增加；当某些商品的价格降到价值以下，出现供过于求的情况，生产者就把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从这些部门抽出，导致这些部门的生产缩小和供应减少。价值规律就是这样自发地调节社会劳动在各生产部门之间的分配，它像一只“看不见的手”指挥着社会资源按比例合理地配置。

作为价值规律实现形式的供求机制、竞争机制和价格机制，统称为市场机制。在商品经济产生和发展的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市场机制是价值规律发挥分配社会劳动作用的惟一机制。直到当代，市场机制仍然是价值规律起作用的基础性机制。

市场机制的特点是它的自发性，千百万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在价格信号的诱导下自发地调节各自的生产和交换活动，而他们这种互不相属、各行其是的经济活动，又引起价格信号的进一步变动，从而引发新一轮调整。

市场机制的优点是：首先，市场机制能够通过不断的微调，使社会的生产和需求自动趋于一致，从而使价值规律的要求作为一种自动趋势表现出来。其次，在现代经济中，市场机制的这种“自动化”的优点显得更加突出。

现代经济的特点是：社会分工日益细密，产品种类数以百万计，技术创新呈加速状态，人们的消费偏好多种多样，社会需求结构与供应结构空前复杂。几十年前，我国经济运行没有达到这种程度，通过计划机制、行政指令直接配置社会资源，已暴露出严重的弊端。如果在经济已有了相当发展的今天，仍坚持用传统的计划机制来配置社会资源，其后果如何，不难想见。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情况下，我们通过“自动化”的市场机制收集、处理和发布有关生产与消费、供应与需求的巨量信息，合理地配置社会资源，必将推动我国经济迅速发展。

我们要全面地认识价值规律的作用，它既有调节社会资源配置的一面，也有局限性的一面。这表现在：

首先，市场机制在收集、处理和发布经济信息方面存在着缺陷，因此商品生产者根据价格信号来调整对资源的配置，难免具有一定的盲目性。他们根据价格的涨落来扩大或缩小生产，往往一哄而上或一哄而下，并不能恰当地达到供求平衡，从而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

其次，市场的不完全，致使市场机制作为商品生产者行为的调节机制，是不完全的。这种调节往往是一种事后的调节。因为商品价格的涨落变动，是在供求关系已经失衡，原有资源配置不合理的状况已经暴露的情况下发生的，这种事后的调节不可避免地会伴随着社会资源的浪费。

最后，这种自发调节作用，引导生产者乐意生产价高利大和见效快的产品，只顾追逐私人局部利益的短期行为，而不愿投资于微利或见效缓慢的公用事业、基础设施、基础工业，因而不利于社会资源的中长期合理配置和产业结构的优化。

必然的结论是：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价值规律的要求要通过自发的和自觉的两种机制——市场和计划的结合来实现。现在，连长期将经济“自由放任”奉为神圣教条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对市场机制的缺陷也有了认识，从而建立起政府调控、产业政策等一系列旨在弥补市场经济缺陷的政府干预机制。一些西方国家还曾实行经济计划，对经济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在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路线、群众观点与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党的群众路线论文

1929年9月28日，《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第一次提出了“群众路线”这个概念。信中指出：“关于筹款工作，亦要经过群众路线，不要由红军单独去干。”此后，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在党的工作中更加自觉地运用了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并使其不断丰富和完善。

“一切为了群众”，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目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群众观点在党的工作中的应用，也是党的基本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仍然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推动社会主义事业顺利前进。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坚持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群众路线，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多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总书记又在2012年11月17日《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文章中指出：“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是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基。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和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如果我们脱离群众、失去人民拥护和支持，最终也会走向失败。我们要适应新形势下群众工作新特点新要求，深入做好组织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服务群众工作，虚心向群众学习，诚心接受群众监督，始终植根人民、造福人民，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要从人民伟大实践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办好顺民意、解民忧、惠民生的实事，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是我们党的老传统，也是新时期新要求。只有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才能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党是阶级的先进部队，党是为人民的利益而存在和奋斗的，但是党永远只是人民的一小部分；离开人民，党的一切斗争和理想不但都会落空，而且都要交得毫无意义。我们党要坚持革命，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就必须坚持群众路线。我们党在领导中国人民的长期斗争实践中，创造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提出和坚持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相信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密切联系群众的群众路线。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过程，从认识论上说，也就是调查研究的过程。这就把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同群众路线的工作路线有机统一起来。要做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首先要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向群众做调查工作。做到从群众中来，只是完成了领导工作的第一步，更重要的是要将这些从群众中集中起来的领导意见再回到群众中去，使群众认识到这些意见是符合他们的根本利益的，号召群众实行起来、化作他们自觉的行动，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转化成为人民群众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力量。当代中国根本的决策规范是群众路线。群众路线既反对精英主义，又反对大众主义（或称民粹主义、平民主义，要求无条件代表社 会普通民众的利益，反对任何精英特权和官僚等级），它寻求的是两者之间的平衡点，即群众路线既有精英主义的成分，又有大众主义的成分。

要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始终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要积极研究并把握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特点和规律，切实提高有效开展群众工作的本领。要认真研究经济社会生活的新变化和群众工作的新特点，积极探索和掌握适应新形势要求的做群众工作的新途径新方法新机制，善于运用说服教育、示范引导和提供服务等方法凝聚和激励群众。要帮助广大群众正确认识改革中出现的暂时困难，引导群众自觉地与党和政府同心同德。要重视与群众及社会团体的直接交流，了解群众的所思所想，切实做到亲民爱民为民。要把解决群众关心的热点和难点问题作为我们群众工作的重点。要认真体察群众愿望，关心群众疾苦，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时刻挂在心上，从人民群众热切盼望的具体事情做起，尽心尽力帮助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把群众工作做深、做细、做实。要把群众关心的热点和难点问题作为工作的重点，针对不同时期群众反映最普遍、最强烈的问题，集中力量，千方百计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办好事，让人民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要把解决群众关心的热点和难点问题作为我们群众工作的重点。

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工作路线，也是我们党的根本的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是党的群众观点的具体化。坚持群众路线，就能保证党与群众的血肉联系，保证党的各项工作的成功。历史经验充分表明：党的成长与壮大、革命的胜利与发展，都与群众路线息息相关。当党正确地制定和实行群众路线时，革命就胜利、发展；反之，党和人民的事业就会遭受损失、失败。

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原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哲学依据

用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原理来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意义 矛盾的普遍性是指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于一切事物发展的始终。承认矛盾的普遍性是坚持辩证法的前提。我们在任何时候对待任何事物都要实事求是，趁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

时时有矛盾，事事有矛盾，但是不同的矛盾又各不相同。矛盾的特殊性是指具体事务的矛盾及每一个矛盾的各个方面都有其特点。承认矛盾的特殊性有重要意义，这是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前提。一方面，这有了利于我们正确解决矛盾。

矛盾的普遍性欲特殊性是辩证统一的：第一，矛盾的普遍性欲特殊性是相互联接的。一方面，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另一方面，特殊性中包含着普遍性，特殊性与普遍性相联系而存在。第二，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是相互区别的，共性只是包括个性中共同的、本质的东西，个性总有许多自己的特点，是共性包括不了的个性比共性丰富得多。所以二者不能相互代替。第三，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系之间的关系是共性和个性、一般和个别、绝对和相对的关系。

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关系的原理是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基础：1.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和基本原则。2.同时又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注意中国的特点。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又是一个穷国，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发展水平低又不均衡，现在正处于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3.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各方面的方针政策，就是把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结果。只有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才能取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

“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辩证关系的原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各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原则的哲学基础，也是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哲学依据。”

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是从各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中总结概括出来的，对各国具体实践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是矛盾的普遍性；各国的国情、环境、历史条件又不同，具体实践必然有自己的特点，这事矛盾的特殊性。二者相结合才能找到设和自己国情的正确道路，搞好革命和建设。

因此，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既要坚持社会主义的共性，又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体现出中国特色这一个性。在所有制方面，我们坚持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形势共存；在分配形式方面，我们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共存；在政治上，我们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在指导思想上，我们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有这些，都是共性和个性相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