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囊派研究引起海外学术界关注《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孙妙凝

第一篇：觉囊派研究引起海外学术界关注《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孙妙凝

觉囊派研究引起海外学术界关注—-《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孙妙凝

“目前，我国的藏传佛教研究比较薄弱，尤其是对于觉囊派的研究，在国内近乎空白，而海外的研究比较兴盛。中国学者应充分重视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沈卫荣说。

6月13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沈卫荣教授主编的《他空见与如来藏：觉囊派人物、教法、艺术和历史研究》一书在北京大学发布。据悉，这是国内迄今为止第一部呈现国际觉囊研究精粹的学术作品。

据介绍，觉囊派是藏传佛教非常重要的一个派别，它的历史悠久，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几乎失传。研究觉囊派有何特别的价值呢？沈卫荣表示，觉囊派独特的“他空见”思想，对于研究汉藏佛学，特别是两个佛教传统间的关联有重要意义。除了哲学思想以外，觉囊文化的丰富遗产也很值得研究，比如觉囊派的佛教音乐、建筑，特别是唐卡艺术，在藏传佛教的几个教派中具有突出地位。目前，这一领域已经吸引了很多海外学者的关注。

学者认为，中国的藏学研究，比较注重西藏历史的研究，对藏传佛教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这与海外的藏学研究形成了鲜明对比。应当进一步加强对于包括觉囊派在内的藏传佛教的研究。“中国人研究藏传佛教有特别的优势，因为我们熟练掌握汉语文和藏语文，因此有理由、也有责任拿出最好的藏传佛教研究成果，作出更突出的贡献。”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教授班班多杰说。

第二篇：著名学者汤一介主编《儒藏》“精华编”百册出版—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孙妙凝

《儒藏》“精华编”百册出版 标志工程成果进入集中涌现期—中国社会科学网记

者孙妙凝

“只要我活着一天，我就愿意为这个工程尽我的力。”北京大学资深教授汤一介先生表示，希望能够尽力完成《儒藏》全本的编纂工作，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建设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而努力。

6月27日，《儒藏》“精华编”百册出版发布会在北京大学召开。教育部李卫红副部长、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邬书林副局长、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杨庆存副主任、中宣部《党建》杂志社刘汉俊总编辑、教育部社科司张东刚司长等领导出席会议。北京大学朱善璐书记代表北大到会致辞。会议由《儒藏》总编纂安平秋教授主持。

据介绍，2003年，教育部正式批准由北京大学主持、以北京大学资深教授汤一介先生为首席专家的“《儒藏》编纂与研究”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立项，其后又将《儒藏》工程作为重大专项，持续给予经费支持。

《儒藏》工程分为《儒藏》“精华编”和《儒藏》“全本”两步进行。《儒藏》“精华编”收录中国历史上具有代表性的儒学文献——包括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500余种，同时收录韩、日、越三国历史上以汉文撰写的重要儒学文献150余种，共计339册，约2.3亿字，计划于2017年完成。《儒藏》全本将进一步收录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儒学文献3000余种，约10亿字，计划于2025年完成，规模将超过《四库全书》，基本囊括中国（包括韩、日、越）历史上比较有价值的儒学著作。经过海内外近500位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目前《儒藏》“精华编”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100册，6000余万字。

北京大学书记朱善璐在致辞中指出，《儒藏》工程是一项关乎民族复兴和文化复兴的重大文化工程、学术工程。北京大学有着优良的爱国传统，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是北京大学义不容辞的责任。《儒藏》工程联合了国内外几十所高校和科研机构、数百位学者一起攻关，横向带动、促进了国内外学者的交流、互动，对于传统文化的弘扬有着宽广而深远的意义。

教育部副部长李卫红在讲话中指出，今年恰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5周年，《儒藏》工程取得的成绩，是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献给建国65周年的一份厚礼。5月4日，总书记来到北大人文学苑同汤一介先生促膝交谈，了解《儒藏》编纂情况，赞扬他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发展创新做出的积极贡献。总书记强调指出：“推进中国改革发展，实现现代化，需要哲学精神指引，需要历史镜鉴启迪，需要文学力量推动。文史哲研究要关注人们的精神世界，关注社会现实问题，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帮助人们更好认识自己、认识世界，确立不断前进的方向和信心。这是当代学术研究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总书记的讲话，充分肯定了文史哲研究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为人文社科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提出了殷切期望。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努力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2003年，“《儒藏》编纂与研究” 作为首批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获得立项，教育部先后投入1500万元，使该项目成为教育部迄今为止投入力度最大的学术文化工程。教育部为《儒藏》设立了24个重点项目、147个一般项目，有效调动了编写人员的积极性。今天“精华编”100册的出版问世，标志着工程成果已进入集中涌现的收获时期。《儒藏》工程立项十一年来，按照“出成果、出人才、出经验”的指导方针，取得了丰硕成果，在海

内外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儒藏》工程取得的成果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传承经典，突破创新。《儒藏》“精华编”荟萃传世文献、出土文献、域外文献三类于一编，这在中国古籍编纂史上尚属首次。成果选本精善，校勘精当，标点准确，超越前人，是中国古籍整理编纂史上的一项创举。二是编研并举，培养人才，有《中国儒学史》等多项成果问世。三是联合攻关，协同合作。工程邀请海内外50多家高校和学术机构、近500位专家学者开展合作，成功实现了跨学科、跨学校、跨部门、跨地区的联合攻关研究，特别是韩、日、越三国百位学者的加盟，使《儒藏》工程成为我国人文学界迄今规模最大的一项国际学术合作项目。四是加强管理，积累经验。未来两到三年，既是“精华编”编纂与出版的冲刺阶段，同时也要为接下来“全本”的适时启动做好准备。教育部将继续对《儒藏》工程进行全力支持，积极与有关部门沟通协调，为工程提供便利条件，推动后续工作的稳步前进。

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清华大学李学勤教授也作了重要讲话。他认为，《儒藏》的编纂和出版是学术界、文化界、出版界甚至于全国的一件非常重大、极其值得纪念的大事，其重要意义可以归结为三点：一，《儒藏》工程是保存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非常重大的举措。二，国学的主流是儒学，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儒藏》工程是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必要基础。三，《儒藏》的编纂是未来儒学研究新发展的必要依据和起点，为我们今后结合现实社会的需求，根据国家的需要，来发展适应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新的儒学研究——也就是新的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准备了基础和条件。

《儒藏》总编纂孙钦善教授代表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作了工作报告。他指出，《儒藏》由于卷帙浩繁，为求时效，《儒藏》的编纂分两步走。第一步，先选取历史上较有代表性或影响较大的典籍编为“精华编”，然后再扩展为“全本”《儒藏》。《儒藏》“精华编”没有采取相对来说较为容易的影印方式，而是采用了简明校勘并加现代标点的排印方式，这不仅为了避免与已经出版的一系列大型影印丛书形成重复、造成浪费，更重要的是为了立足现代，方便当今海内外读者的阅读，以及得以与数字化接轨而便于检索、利用。这样做增加了整理工作的学术标准和含量，也相应极大地增加了整理、出版的难度，因此如何保证质量和进度就成了非常突出的问题。早在2007年5月，季羡林先生就曾提出：“《儒藏》的好坏，全在质量，要尽量减少错误，宁可慢一点，也要保证质量。”为了协调进度，特别是保证质量，《儒藏》中心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制订相应的制度，规定了严密的审稿、编纂流程，层层把关，在管理上实行合同制，与部类主编和校点人分别订立撰稿交稿合同，严格执行退改、退稿规定。在书稿的选题中，有不少与已经整理出版的古籍相重，为保证此类书稿的质量，《儒藏》中心强调吸收已有成果，同时强调力争在水平上加以超越，坚决杜绝抄袭侵权之嫌。回顾十年来的工作，《儒藏》中心深深体会到保证质量的关键在于依靠得力的专业人才，形成一个团结协作的工作班子。在学校支持下成立的实体机构“《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已经形成了老中青相结合、并且以青年为骨干的团队。这个团队与校内外部类主编和广大校点者、审稿专家密切联系，与北大出版社默契配合，形成《儒藏》编纂出版整个链条的有效周转机制。《儒藏》中心同时注重培养新生力量，招收博士生，引进博士后，收到出成果与出人才同时并举的双赢效果。

第三篇：昆曲研究的核心恰恰就是表演传承中国社科报记者孙妙凝访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教授郑培凯

昆曲研究的核心恰恰就是表演传承

------中国社科报记者孙妙凝访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教授郑培凯

“传承”是当今昆曲界乃至传统文化界的热点话题。中国传统的昆曲表演讲究“口传心授”，传承不仅仅在于文献的钩沉、文本的阐释，更在于每一位舞台演出者。然而，学界当前的昆曲研究存在注重文本，轻视舞台的问题。

在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教授郑培凯看来，“戏以人传”，传承应首先落实到演员身上，尤其是年轻一辈的演员，将是承接这个艺术的直接载体。

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于2008年起，由郑培凯教授主持，开展“昆曲传承计划”。计划已陆续邀请多位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来港示范讲座，并采用文字与影像双轨记录方式对艺术家进行“口述历史”系列访谈，力图将近代昆曲代表剧目之传承脉络完整保存。计划所得材料现已陆续整理，第一期成果（《春心无处不飞悬：张继青艺术传承记录》、《普天下有情谁似咱：汪世瑜谈青春版《牡丹亭》的创作》、《依旧是水涌山叠：侯少奎艺术传承记录》）已于2013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昆曲研究应如何将文本研究和舞台表演相结合？如何通过研究传承昆曲这一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记者就此采访了郑培凯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报》：能否简要介绍一下“昆曲传承计划”中口述历史访谈的情况？计划选取多少艺术家进行访谈？访谈围绕哪些内容进行？进度如何？

郑培凯：自从2008年以来，我们已经访问了汪世瑜、张继青、姚继焜、侯少奎、蔡正仁、梁谷音、岳美缇、计镇华、刘异龙、张铭荣、黄小午等十余位表演艺术家。“昆曲传承计划”的第一阶段，按照原先的预算安排，已经超额完成。这些昆曲艺术家来到香港城市大学，一般是停留一个月或两个月，每个月进行五、六次艺术示范讲座，同时接受深度采访。

我们的口述历史访谈，与一般对戏曲名家的访谈方式不同。主要着重点不在他们的生平与经历，而在他们对昆曲艺术的传承，是如何学艺，老师怎么教，哪几个老师教，异同之处何在？他们从艺之后，如何体会舞台表演，如何经历不同阶段的认识，如何配合自己的条件来发展自己的风格？从艺五六十年，现在怎么总结，有什么心得，并如何传给下一代的昆曲演员？探讨的问题，环绕“四功五法”，唱念做打。对唱腔与身段的传承，是我们访谈的关注要点，而且还要捋清不同时段的变化。

具体来说，计划的纵向目标，希望分述出几个不同阶段艺术家的艺术呈现：

一、受访者师辈于不同年代的舞台呈现；

二、学戏期间受访者的舞台呈现，是否跟师辈的传授有不同，变的原因是什么？

三、具备舞台实践与理解后，台上的表演又有没有变化；

四、演员会否受到所处社会意识形态冲击而改变表演的观念？多年不演戏，又是否影响自己在舞台的呈现？

五、改革开放后的”变”？是否会受经济改革的社会思潮，表演上会有新的想法，又会否受外来戏剧理念的形响。

六、昆曲获世界文化遗产名衔后，传统艺术受世人肯定，对昆曲的理解又有否改变？

七、传授学生时又有何”变通”？横向的记录，则希望包括每个戏的细致变

化，从以下剧本、唱腔、表演身段、配乐、舞美等方面去叙述。

《中国社会科学报》：目前的昆曲研究多集中于文本，对舞台表演往往比较忽略。您认为未来昆曲研究应该如何推动文本研究与舞台研究进一步结合？对于昆曲的学术研究应如何与昆曲的传承切实结合在一起？

郑培凯：我们通过文字与影像并进，是为了尽量保留材料，供将来细部研究之用。出版书籍的文字部份，是我们和昆曲老师共同整理的艺术经验总结。但是，整个访谈与示范材料，是可以多达两个月的录音与录像过程，是极为丰富的原始材料，都存在学校的资料库中，可以供将来的学者使用。材料极多，我们不可能有足够的人力财力去制作，只能总结主要论点成书。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说，我们做的工作，是尽量保存昆曲艺术家的艺术心得，保留大量的文字与影像材料，可以为以后的研究提供最详实的依据。傅斯年以前就说，先有材料，才能开拓学术研究的新领域。过去的昆曲研究（以及整体而言的戏曲研究）欠缺舞台表演传承的这一块，原因是没有具体详实的材料，而昆曲研究的核心恰恰就是表演传承。

昆曲作为中国文化“非遗”的一大领域，只有通过累积研究素材，才能出现言之有据的学术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 孙妙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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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曲传承计划”的借鉴意义

“昆曲传承计划”限于资源，只能邀约一批演员参与计划，但实际上需要及值得留下艺术纪录的昆曲艺术家仍有很多。这些演员同样继承着上一辈老师的艺术，其本身的行当、承传的剧目、演出风格等，都有其独特之处，都是昆曲艺术的宝藏。在全国各个昆曲院团中，也保留了不少影像或文字数据，但限于其本身的保存意识不足，或技术资金问题，未能把一些老数据很好的保存起来，更不用说将之发行，供研究者参考著论。这些数据却很可能随着时间而日益损坏、遗失。

作为“昆曲传承计划”的补充，由香港研究资助局资助的“二十世纪昆曲传习与中国文化传承计划”于2010年启动。该计划对中国六大昆曲院团三十九位老一辈昆曲艺人、导演、编剧、作曲、乐师进行了口述历史记录，并探访了院团资料室，搜集当地重要的昆曲表演资料。虽然我们希望尽力弥补昆曲演艺传承数据的缺失，但由于探访时间有限，还是难免有所遗漏。

昆曲艺术的资料除了保存在院团、演员身上，还保存于业余曲界。昆曲与文人的关系一向密切，许多文人除了唱曲，还学戏登台演出，有些戏甚至只见于曲家、名票，但未曾于专业院团演出过。同样，昆曲除了戏工，还有清工一脉，昆曲的清唱艺术在某个意义上，甚至比舞台艺术更为重要。但如今谈昆曲传承，对业余曲界的重视更少。所以也该对上海昆曲研习社、北京昆曲研习社等一批前辈曲家进行采访纪录，他们名气虽不显著于外，但对于昆曲的发展历史、曲唱艺术的研究，同样是无价之宝。

这些艺术家、曲家多已将届古稀。有些老师的身体健康也不容乐观，如蔡瑶珗、成志雄等一批演员都已逝去，除了有限的资料留了下来，许多戏与他们本人的艺术体会也都随着湮灭。可以说，每过一年就少掉一笔珍贵的资料。而这些数据是不仅对于昆曲研究、戏曲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也完全可以作为音乐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的研究材料。

我们希望有更多资源能投入到“真正”的文化传承工作中来。舞台表演的传承实践，学术界较难置喙。但资料保存及抢救工作，却是学界本份。由当地院校做当地的昆曲资料保存，或许最为适当。如北京院校做北昆资料，上海院校做上昆资料，苏州的帮苏昆、南京的帮省昆，湘昆则由湖南院校来安排，这将省去许多行政资源，活动的开展也会更为迅捷有效。

当然，这些工作不能只停留在表面，学界真正需要的，是有切实参考意义的数据。这些工作需要懂行的人去进行，相信院校里能够找到较为适合的人选。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关于昆曲艺术传承的探索只是一个开始，我们希望提供一个有参考价值的昆曲演艺数据保存工作案例，就教与海内外同仁方家，同时也希望更多的研究机构参与到这项工作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