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美国哈佛大学胡宗泽博士访谈录[5篇材料]

第一篇：转：美国哈佛大学胡宗泽博士访谈录

标题：美国哈佛大学胡宗泽博士访谈录

发布日期:2010-03-10浏览量/今天:1308/8

3月初的济南依然寒风刺骨，但寒冷的天气丝毫没有消减老师和学生求知的欲望。3月8日下午，哲社学院三楼的教室里挤满了该院各系的老师和学生。在这里，大家聆听了一场精彩的报告：“对付”的技艺——华北一个村落中国家的二重性。报告人是美国哈佛大学胡宗泽博士。报告结束以后，我有幸采访了这位学识渊博的人类学学者。

白：胡博士，您好！请您谈谈您的学术研究历程、领域以及目前的研究工作。

胡宗泽博士：我于1991年考进北大读本科，1996年毕业。学士论文写的是知识与社会的关系。1996年本科毕业后，被保送到本校社会学系继续攻读硕士研究生，我的导师是王铭铭教授。在北大读硕士期间，我主要对河北省邯郸市武安县十里店村进行了研究，关注该村的精英变迁的权力结构。1999年硕士毕业后，赴美国哈佛大学深造，研究方向是人类学，师从James L.Watson教授。读博期间，我最初想研究宗教问题，但后来转向了对河北省邯郸市武安县十里店村的国家二重性的研究。2009年6月获得博士学位。目前，我正在对我的博士论文进行改编，准备八月份在河南的一家出版社出版。等这个论文编成书之后，我会写一些相关的文章。我已经在Human Ecology Review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还有两篇论文近期就要发表。

等博士论文修改完成后，我将研究三个课题。去年八、九月份的时候，我去了福建省德化县准备研究当地的外销瓷在全球化大背景下的生产与销售情况，这项研究是对我博士论文中关于“国家认同”的一个延伸。不同之处在于，我的博士论文关注的是村民的政治认同问题，而对外销瓷的研究则是通过一个物体，从物质文化的角度来考察“国家认同”这个问题。第二个课题是准备对云南滇池水的综合治理进行研究，因为我对水的问题比较感兴趣（这在我的博士论文中也有所体现），以期能对环境人类学有所贡献。选择滇池进行研究的另一个原因，是我的一同学在云南省昆明市挂职锻炼，现任昆明市教育局副局长，他可以为我的研究提供很多帮助。但是，对水综合治理的研究涉及到政治权力、宗教等许多问题，而且进行人类学研究就必须“蹲点”，需要“扎在那里”，需要全面的了解，与当地的民众打成一片，只要这样才有可能从民众的口中得到我们想要的信息，收集到研究的资料。但是，我昨天和刘院长见面的时候，他说你们学校目前有位老师正在对微山湖的水体进行生态学的综合研究，他建议我采用就近原则。如果我能来山东大学工作，我将有可能转向对微山湖的研究，但在研究之前，我还需要和这位老师做一些讨论，看微山湖是否适合我的研究。第三个课题是城市问题，与农村人类学相对应，可将该课题称作“都市人类学”，如果顺利，我将选择济南或者青岛的某个社区作为研究点，考察非政府组织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白：胡博士，请您谈谈您目前所做研究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胡博士：首先，目前已有的国内文献对中国老百姓眼中的国家的研究非常少，那么，对这个领域进行研究，其意义就不言而喻了，我的研究将填补国内相关研究的一些空白。其次，在国际上，我希望通过我的这个个案（case）能为关于国家的理论尤其是民族主义研究的领域有较大的贡献，至少这些资料是来自中国的，其他学者有研究拉美的，他们有相关的解读，而我对中国的文化也有自己的独特见解。另外，我希望“对付”这个词语也能够像中国词语中的“人情”、“面子”等进入社会科学。这样，就可以让外国学者了解到中国不但有“人情”、“面子”一说，而且还有“对付”一说。

白：胡博士，请您谈谈人文社会科学在大学教育中的地位。

胡博士：我认为，人文社会科学在大学教育中非常重要。我理解的大学教育应是通才教育。但是，国内的大学一开始就分专业，这并不符合学生的实际情况。而在美国则不一样，刚进学校的时候，学生可以学他喜欢的任何课程和专业，如我们班上有学会计的、生物的、政治的等。而在中国，大家都认为经济学、计算机是热门专业，于是大家都争先恐后的涌入这两个专业。我认为所谓“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一个人应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人文学科的重要性在于它能开发人的批判性思维。我觉得大学教育最重要的不是要让学生学习到多少知识，而是要在多读书的基础上，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因为只有通过自己思考得到的知识才是活知识，而人文社会科学则会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环境，让我们去思辨。

白：胡博士，请您谈谈我们应该怎样培养人文社会科学的青年人才。

胡博士：关键是让学生独立思考，多支持和鼓励有独特见解的人。虽然在中国目前的教育体制下，学生已经习惯了接受知识，但是教师可以通过改变自己的授课方式来改变这种情形。首先，要鼓励学生多读书。如果我来山大上课，我会给学生开一些书单，让他们自己去读，只有学生自己读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了《自杀论》之后才会知道作者的思想脉络，才知道作者说了什么，而不能依靠老师给你讲解。老师的作用是启发学生读书，而不是替学生读书。其次，鼓励学生在课堂上讨论和发言，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老师可以在课堂上为学生做一些简单的介绍，其他的就让学生自由发挥。因此，老师更应该注重学生的课堂表现，而不能只看学生的期末考试成绩。总之，学生必须多读，多想，批判地想。

白：胡博士，请问您对目前的课程改革有什么意见或建议。

胡博士：目前，国内的大学在学生一进入大学就分专业，我认为这并不好，这并不符合学生的实际情况，而哈佛大学这一点做得非常好。哈佛大学有一些公共课，一、二年级都上基础课，不分专业。如生物学有几门课，社会学有几门课，由不同系别的老师来开，其中社会学包含很多类：社会学、心理学等。你可以不仅学习生物科学，还可以学习社会学、考古学等，这样你不仅知道社会学，还懂生物学、考古学。其实在我看来，大学就是一个通才的教育过程，主要是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而且这种能力在我看来即使你毕业之后，依然十分有用。当你对每件事都认真思考，你具备了思考的能力，你就可以顺利而出色地完成别人给你的各种工作了。

白：胡博士，请问您认为一个学者的责任和使命是什么？他应该坚持怎样的操守？他应该追求什么？

胡博士：在我看来，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学者，他所对话的群体是学者，是一批有思想、有反思精神的，能看到与潮流不一样的地方，这就是学者，就是社会人文学者。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人文学者，他应该是一个有独立思想，不随波逐流，不敷衍和阿谀奉承的人。作为一个学者，应该以为社会培养人才，培养独立思考的人为己任。我心目中的学者，是一个象牙塔里的人，是研究社会、研究政治，但不参与社会政治的人。因为，我觉得政治应该由政治家去治理，我只想多读点书，多思考点问题。

白：胡博士，请问您为什么热爱学术生活？

胡博士：我觉得，读书啊，想问题啊，都是一件十分快乐的事。有时候看了别人的书后，你会有自己的观点，甚至你想的东西比别人想的更好，这就是一种愉悦。钱是身外之物，物质性的东西可以没有，但是，脑子里边的思想谁也没办法拿走，即使把你关进监狱也没办法拿走，身体被囚禁了，但是思想上的愉悦是任何东西都取代不了的。物质的东西大多是暂时的，而一旦我有了自己的观点，要么是别人没想到的，要么我比别人想得更高明，我就会觉得很愉悦。这种愉悦也是一种自我满足，自我实现。我没发现有其他的东西可以实现这一点，这是我对学术感兴趣的重要原因。

白乡林：谢谢胡博士抽时间接受我的采访！

第二篇：美国哈佛大学王涛博士讲座整理《规矩与爱》

美国哈佛大学王涛博士“规矩和爱——成就宝宝未来”讲座

第一部分：父母学的重要性。

教育孩子，其实对父母要求很高的，没有经过专门培训也是无证上岗。作为父母必须要学习，不仅仅是方法的问题而是观念上要改变，不仅仅是了解自己，而是要了解孩子，教育孩子的四项基本原则。

1．不占有原则：孩子不是你的孩子，你可以爱他，教育他，但是不能占有他。

2．爱和规矩的原则：成功的教育是爱和规矩的结合，真正的爱是带有规矩的爱，真正的规矩是体现爱的规矩。

3．情商先于智商原则：一个人的成功至少70%归于情商，不到30%归于智商。

4．共同成长原则：教育孩子的过程也是父母自己受教育成长的过程。

教育的核心就是处理好爱和规矩的关系。

第二部分：爱和规矩的现状

你们觉得爱孩子和给孩子做规矩哪个更难？绝大部分家长认为做规矩更难。其实，做规矩难无非是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你不知道什么是规矩。第二，明明知道什么是规矩，却不忍心做规矩。第三，即使做规矩也是随着自己的情绪和怒气做规矩。那么究竟该如何给孩子做规矩呢？……

父母教养方式理论

Baumrind的理论：

｜ 满足需要 坚持原则

————————————————————————————————————

严格型 ｜ 高度满足 高度原则

严厉型 ｜ 缺乏满足 高度原则

溺爱型 ｜ 高度满足 缺乏原则

忽略型 ｜ 缺乏满足 缺乏原则

看看你是属于那一种？

第三部分：教育孩子的原则：真正的爱是体现规矩的爱，真正的规矩是传达爱的规矩

父母和孩子的关系：

西方观念（来自圣经），孩子是上帝赐予的礼物和财富，我有暂时的保管权力和教育的神圣职责；

在这种观念下，培养了孩子的独立能力；尊重

中国观念（文化传统），孩子是家庭的私有财产；

在这种观念下，牺牲自己为孩子；孩子要听话

第四部分： 规矩必须从出生开始

第一年得规矩

———吃的规矩（刚出生每隔2.5个小时喂一次，以后拉长时间间隔，但是不要在孩子睡着的时候喂，必须叫醒他，最好一边喂一边交流，告诉孩子该吃了）

———睡的规矩（必须孩子独立睡觉，睡在小床上，不要和父母一起睡）其实孩子出生就具备了独立睡觉的能力，和父母一起睡，就剥夺了孩子的这种能力，渐渐开始依赖父母。其实不是孩子需要和父母一起睡，而是父母需要和孩子一起睡。

第五部分：打孩子的艺术

长大后的规矩：孩子可不可以打——打孩子的艺术

引用《圣经》“箴言”篇里有关孩子必须打的语句：“杖打和责备，能加增智慧；放纵的儿子使母亲羞愧。”“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不可不管教孩童；你用杖打他，他必不至于死。你要用杖打他，就可以救他的灵魂免下阴间。”

打孩子的原则：

1、不能在发怒的时候打孩子；

2、不能用手打，也不能用鞋子打，一定要用杖打(不可以随意打，要有威慑力，原则上规矩高于人)；

3、打以前要沟通交流；4 打孩子需要爱。

在美国唐人街，有一对华人父子。每次孩子做错事，父亲都会打孩子作为惩罚。又一次孩子做错事，父亲问他怎么办，孩子说“打呗”，这时，父亲心碎了，而且很愤怒，因为他这么久的教育还是没有让孩子意识到规矩的存在。后来父亲回房间想办法，要如何教育儿子。一会父亲拿着象征规矩的尺子，来到儿子的房间，和儿子说了几句话“爸爸爱你。即使爸爸爱你，也无法改变规矩。因为爸爸爱你，所以你的错爸爸也有责任，这个规矩爸爸来承受”，这个父亲就用尺子打自己，打了一下，儿子冷漠的脸开始有了表情，打第二下，儿子跪了下来，哭着说是自己的错，让爸爸打自己。最后父子俩抱头痛哭。因为这件事情，这个男孩后来成为了一个非常有责任心的人。也许有人说这个就是苦肉计，但是王博士说，如果是计，你们可以试试，孩子绝对可以把你看得透透的，他会用另一个计来对付你的苦肉计，父母必须真心实意的对待孩子，告诉孩子规矩的重要性，才会让孩子的心改变。

第六部分 爱和管教的高度统一

家庭内不同教育者之间的统一；

———隔代教育（不要让长辈代替父母的教育，以父母为主，如果有爷爷奶奶，必须与统一意见再教育孩子。孩子非常容易发现不同教育者之间的差异，而他会很聪明的利用这点差异找到对自己最有利的方法，所以父母必须和长辈沟通统一意见）———严父慈母（这个是中国传统家庭的模式，而经常严父就失去了爱，慈母失去理性，而正确的是应该是两者结合统一。在一方教育孩子的同时，另一方即使有不同的意见，绝对不要当着孩子的面去干涉，应该事后再沟通）教育者之内的统一：不同年龄规矩要统一；不同情境下规矩要统一

这里说到孩子生病时会特别任性，其实孩子生病时，家长可以多一些关爱，但是应有的规矩不能忘记，而这一点是一般家庭很难做到的，孩子一生病，家长马上忘记所有的规矩，随着孩子来，而这样建立的规矩就形同虚设。

第七部分： 交流的重要性：

交流是爱的通道，是规矩的手段，是累积的效应。整个家庭中父爱是不能代替的。父亲的爱给的是一种力量。每天父亲都要和孩子有很好的交流。据研究，青少年时期的问题孩子，都是家庭中缺乏成年男性的爱。男孩缺乏这种爱就容易混帮派，女孩缺乏这种爱，就容易被男孩子打动，容易和男性同居，所以绝对不要忽视和小看父爱。

王博士告诉我们，教育孩子，是要改变孩子的心，而不是改变孩子的行为！

结 语：送给天下年轻父母的话：

在批评中成长的孩子，学会的是诅咒

在仇恨中成长的孩子，学会的是争斗

在嘲笑中成长的孩子，学会的是害羞

在耻辱中成长的孩子，学会的是内疚

在宽容中成长的孩子，学会的是耐心

在鼓励中成长的孩子，学会的是自信

在赞扬中成长的孩子，学会的是欣赏

在公平中成长的孩子，学会的是正义

在安全中成长的孩子，学会了信心

在赞许中成长的孩子，学会了爱自己

在接纳与友谊中成长的孩子，学会了在世间寻找爱。

第三篇：美国公共行政(管理)历史渊源与重要价值取向——麦克斯韦尔学院副院长梅戈特博士访谈录

美国公共行政（管理）历史渊源与重要价值取向——麦克斯韦尔学院副院长梅戈特博士访谈录 【 作 者】张梦中

【作者简介】张梦中：美国国家生产力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Public Productivity)研究员。《中国行政管理》杂志特约研究员。1988年至1991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研究所，获法学硕士学位。1998年8月至2000年8月就读于美国锡拉丘兹大学麦克斯韦尔学院公共行政学系，完成博士学位课程。2000年9月到新泽西州拉大学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正 文】

中国即将正式启动MPA项目，触发了学生、学者和传媒的兴趣。MPA(Master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过去被称为行政管理学硕士，现在赋予了一个耳目一新的称谓“公共管理硕士”。

美国的公共管理硕士(MPA)已有76年历史，麦克斯韦尔学院的MPA较有代表性，这不仅因为她是美国MPA的先驱，而且由于在近年全美的排名中，麦院的MPA连连荣膺榜首。为了配合国内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对公共管理硕士学位的认识和探讨，对MPA的发源地——美国锡拉丘兹(Syracuse)大学麦克斯韦尔学院(Maxwell School)的考查就显得具有积极的意义。带着《中国行政管理》杂志的重托，笔者有幸于2000年7月末采访了美国行政学界著名行政学者、麦克斯韦尔学院副院长、麦克斯韦尔学院公共行政系主任梅戈特教授。梅戈特女士亦是公共行政学系《美国公共行政思想史》博士课程的主讲人，她将于今年10月1日到印第安那(Indiana)大学的公共与环境事务学院(School of Public and Enivironmental Affairs)就任院长。

公共行政、公共事务与公共政策的历史渊源

张：首先，祝贺您即将到印第安那(Indiana)大学的公共与环境事务学院就任院长。

梅：谢谢。我对新职也感到荣幸和激动。当然，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难的抉择。我留恋麦院，不仅因为我在这里做教授所度过的时光，更因为麦院伴随我度过了难忘的学生时代（笔者注：梅戈特教授早年在麦院获MPA并得到社会科学哲学博士学位）。

张：我想这里的学生和教授都将怀念您，您在行政系和麦院的领导才能与学术贡献有口皆碑。

梅：大家对我很宽厚。其他同仁也会作出杰出贡献并使麦院生辉。

张：我知道您对美国公共行政思想史有较深入的研究，能否请您对美国公共行政(public administration)、公共事务(public affairs)与公共政策(public policy)的历史就学科发展的角度简要介绍给中国的读者？

梅：正如你们所知，76年前随着麦克斯韦尔公民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的成立，公共行政(public administration)引入了美国的高等教育。1924年，麦院开创了第一个公共行政硕士项目。其目的是为政府准备合格的职业人才。所谓职业化人才，当时是指无党派、政治上中立、具备知识、技术和竞争能力的人才。在1883年彭德尔顿法案通过之前，政府公职人员的录用与升迁是基于分赃制和任人为亲。引入公务员制度之后，选拔公务员的标准是功绩制。这样，大学就为政府培养有知识、有技术、有能力而不参与民主党与共和党纷争的职业化公务员人才。在传统上，公共行政学是为政府的行政部门准备经理和职业文官。早期的课程设置重点是预算、人事、管理(management)和组织。这些课程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往往围绕案例教学。教师多数专长于政治学。另一部分师资来源于在政府工作多年的官员。还有一小部分师资来自商学院。公共行政传统(public administration tradition)的典型有锡拉丘兹(Syracuse)大学和南加州(South California)大学。这种公共行政的传统一直盛行至20世纪50年代。那时另一种传统开始兴起，即公共事务传统(public affairs tradition)。公共事务传统最有代表性的学院是普林斯顿(Princeton)大学的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学院，当然还有其它院校如约翰·霍普金斯(John Hopkins)大学、塔夫特(Taft)大学和哈佛(Harvard)大学。公共事务传统关注政治经济中更为宽泛的问题，关心贸易、就业、战争与和平以及这个国家持续的贫困问题。他们关心政府行政之外的公共服务。他们也看到了那些不属于政府但却塑造了公共事件的机构的重要性，这些机构如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他们对世界有国际眼光，有别于公共行政传统在20世纪50年代重点是国内事务，即美国国内问题。参加培训的党员有政治学、经济学、历史、或国际关系的背景。这些学员通常有在别国工作的经验。教师往往有政治学、经济学、历史或语言的训练，对其他国家有一定的了解，即现在所说的全球化或国际眼光。公共事务传统对预算或人事问题兴趣不浓，他们更重视如何形成公共政策、如何参与政府管理以及政府组织机构中的政治过程。举例来说，如果我们观察公共事务传统的毕业生，他们的事业顶巅可能是国务卿，而公共行政传统毕业生的事业顶点可能是联邦政府或州政府的预算部门主管，不同传统的毕业生所预期的事业轨迹是完全不同的。

第三个，也是最新的传统是政策分析传统(policy analysis tradition)，该传统源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那时政府内外都有一种共识，即国内项目和国防项目投资越来越大，在什么项目上投资、如何投资的决策越来越复杂。如此，我们需要更多的分析工具和信息处理。比如，如何建造新的导弹系统和投资于城市的儿童教育都需要复杂的分析和决策。政策分析传统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计算机的发明、数据库的出现以及运筹学和决策科学的发展都推动了政策分析。如果我们有更多的信息、有更多的决策工具，我们就有可能作出更好的决策。卡耐基·梅隆(Carnegie Mello)大学的海英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H.John Heinz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Management)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理查德与罗达金人公共政策学院(Richard & Rhoda Goldman School of Public Policy)堪称政策分析传统的典范。政策分析传统的课程设置更多地偏重于定量方法、计量经济学、决策科学和决策工具、信息系统、统计学和计算机等。政策分析用分析的方法解决公共问题，早期政策分析的课程中不涉及管理和行政、也不涉及政治和政策决策过程，这是一个很有特色的传统。

简言之，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及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我们仍然能够区别这三个传统，每一所学院都有其独特之处。然而，从现状看，学院之间在课程设置上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确有趋同的倾向，这三个传统的划分只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

公共管理学与公共行政学的联系与区别

张：梅戈特教授，请您谈谈您对两个词组的理解，即公共行政(public administration)与公共管理(public management)。这两组英文单词现在都被翻译为同样的中文即公共管理，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混乱。

梅：我想我能够区别这两个术语。当然，这两组术语经常被混用，而没有明晰的定义。但它们确有区别，让我发明我的定义。我认为公共行政(public administration)仍然有公务员是官僚这样潜在的内涵，我说潜在的内涵是因为我不敢肯定这是事实。这意味着某人以公务员为职业，他／她通过激烈的入门考试，他／她在单位的职位逐步上升——通过显示功绩而确定提升的官职，他／她很可能在执行政策上干得很出色。他／她可能是一个干练的问题解决人——但确被孤立于与此相关的政治环境，他／她主要是负责运作大的项目、监督公共资源和员工。公共管理(public management)这个术语，是一个很新的术语。这是一个政策分析学院所使用的术语——当他们认识到他们的学生需要知识道何在公共机构和非赢利机构中完成任务，他们不想使用公共行政(public administration)这个术语，因为公共行政在历史上与官僚机构及官僚联系密切。公共管理这个术语现在更为时髦、更受欢迎。某人从事公共管理表明他不仅能够熟练地执行政策、运作机构，而且能够娴熟地与所处的政治环境沟通，他应该能够与关心他所在机构和项目的选区组织和利益集团打交道。公共管理对于公务员行为的理解更为宽泛。就是说，那些致力于政策形成、政策执行和政策评估的过程都可以理解为公共管理。然而，麦克斯韦尔学院的MPA毕业生虽然对公共管理这个术语不敏感，他们能够从事与那些拿到公共管理硕士(Master of public management)所有相同的工作。如果你看看它们开设的课程，比如公共行政入门或公共管理入门，你就知道它们没有多大差别。所以，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名称之别有时候只是不同大学历史文化特征的反映，没有本质差别。

公共管理的主体与客体

张：这样看来，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并无本质区别，公共行政传统从历史上看有它独到的特征，公共管理的称谓尽管是后起之秀，却大有取代公共行政名称之势。今天，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已在很大程度上趋同。如此，中文里将公共行政(public administration)和公共管理(public management)均翻译为公共管理亦符合美国行政学发展的历史……

梅：正是如此。不过，你还是需要小心对付这些名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前，公共行政、公共事务与公共政策从一定程度上讲泾渭分明。自八十年代之后，这三个传统确有趋同的态势。这三个传统并没有统一的名称。照我看来，公共管理是继前三个传统之后的第四次浪潮。

张：从现在起，我们的对话就不再区分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了。您能不能给中国的读者谈谈您对公共管理主体的理解？

梅：我希望我正确理解了你的问题。76年前，重要的主体是公共管理者(public administrators)和政府行政部门(executive side of government)的公务员。在联邦政府，是指政府行政部门的公务员；在地方政府，是指城市经理(city managers)。如今，主体的划分很难有明确的界限，因为我们对公共服务概念的理解大大的扩展了。公共服务不仅包括政府的三个分支（即立法、司法、行政）部门，包括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三个层次，而且包括非赢利部门。所以，公共管理的主体就成为所有追求为公共利益服务的人员，无论这些服务是由政府履行还是由非赢利机构执行，这个定义比76年前要宽泛的多。

张：那么，公共管理的客体是什么呢？

梅：公共管理的客体是公众，即公民。

公共管理的基本模式

张：公共管理的基本模式是什么？

梅：我认为早期的公共管理有一种公认的模式。这种模式一直流行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我们把这种模式与不幸的缩写词POSDCORB联系在一起——这代表了该领域知识的基本零件——这是那些追寻MPA的学员必须具备的技能。这些基础的技能是计划(Planning)、组织(Organizing)、人事(Staffing)、指导(Directing)、协调(Coordinating)、报告(Reporting)和预算(Budgeting)。明确的涵义是强调政府的行政部门，培养执行公共政策的人员，这些人员往往在人事办公室、预算办公室和采购办公室工作。这样，MPA学员通常常有两种事业方向：一是第一线经理，即有效的执行公共政策的行政官员；二是各个机构总部的职员。这种模式在二战后开始消散，在五十年代末期的确是瓦解了。从六十年代到现在，我们认为公共管理不仅包括政府的各个部门，不仅包括政府的行政部门，而且包括立法和司法部门，同样包括其它部门，如工商部门和非赢利部门。

公共管理学的价值取向

张：梅戈特教授，请您谈谈您对公共管理学的理解，它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吗？

梅：从麦院MPA过去76年的历程来看，我们也在争论公共管理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亦或是一种职业训练？我们也希望在高等教育中有一席合法之地，如法律、工程、艺术和科学那样。但我认为，争论其是一门学科或是一种职业训练可能是一种很模糊和让人沮丧的学术练习。对我来说，对该领域概念化的最佳途径是回顾瓦尔多(Dwight Waldo)将公共管理与医学所做的类比。象医学那样，公共管理包括基础研究，理论性很强，可能会有重大突破。但我们不仅要学习方法论，还要知道如何应用它们。知道在组织中如何管理人，如何解决问题，如何做政策分析并运用于政策论辩中。所以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同样重要。我认为公共管理在很多方面都有多学科的特征。我们在五十年代后期和六十年代花了15年时间争论公共管理是不是一个独立的学科这个问题，瓦尔多(Dwight Waldo)和西蒙(Herbet Simon)是主要的争论者。我个人并不认为这种争论对提升公共管理这个领域有何益处。

张：作为公共管理学者，我们皆知道公共管理有三个突出的价值取向，即效率、效益和公平。放在历史的背景中，我们如何理解这三个价值原则呢？

梅：76年前，当公共管理领域兴起时，强调的主要价值是功绩制原则，重视政治中立的竞争力。那时的主要价值是效率。十九世纪及二十世纪初叶政治腐败盛行。政治腐败的一个标志是公共资金如何被使用。比如，公共工程的承包合同往往给那些给政府官员贿赂最多的人、以及基于任人为亲。结果是，公共资金的浪费巨大。在那段时期，腐败的案例比比皆是。十九世纪末改革政府、以公务员队伍使政府工作职业化以及要求中性的竞争力，其逻辑基础均是效率。就是说，作为公务员，我们不应该辜负公众的信任，尤其是公共资金。我们不应该任人为亲。我们应当以最有效率的方式使用公共资金，这样才算对公民负责。在19世纪，公民对政府的决策很不满意，因为决策经常基于谁认识谁，谁得到了多少好处。所以，最初的价值观是效率，即最有效率的使用公共资金。效率至上的价值观在公共管理学领域内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都占据着上风。效率是政府官员的主要价值导向，并被理解为对公民的负责任。六十年代，美国的政治文化发生变化，公共管理的政治气候也相应改变。民权运动的兴起，重点是种族问题，由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所领导的政治运动被写进了政治日程。出现了平等、公平的问题，以及如何确保公正——不仅在政府正式的法律机制中，而且贯穿公共政策的执行过程：这些公共政策使谁受益？谁受害？如此公平与平等的确是由政治文化导致的，成为引导政策制定者的重要价值观，并且成为指导政府官员管理的价值观。到了七十年代，另一个价值观突出的显示出来，这就是效益。我们可能非常有效率的执行项目、使用公共资源；你们可能会在谁受益、谁受损失上很公平，但我们是否解决了最初想要解决的问题？这种对效益的关注开始成为公共管理学的重要价值观。这一时期，政策分析成为这个领域的重要成员。如果我们知道处理数据的方法，如果我们知道每种行动的利弊得失，我们就可以计算输出／输入比。这种推理就得出了效益的概念，即我们是否有效地转化了资源。这三种价值观——效率、公平和效益——都是当今公共管理学的重要价值观。在不同时期，一种价值可能超过另一种价值，但就每一种价值观的合法性而言，它们之间没有拔河赛。三种价值观在教育公共管理者方面都很重要。我们希望公共管理者能自觉地意识到这些价值观念，每一种选择和行动都有相应的价值。我们希望公共管理者能够理解这些价值、在实际行动中知道如何平衡这三种价值。

公共管理学硕士学位的全球化

张：您是否知道其他国家类似的MPA项目以介绍给中国的读者？

梅：美国的MPA学位在世界其他国家发展缓慢，尤其是西方民主国家。唯一的例外是法国。法国的公务员事业是职业化培训中真正的开先河者，她的培训基地是法国国家行政学院(The National Academy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法国国家行政学院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该学院是通向政府的金光大道。毕业生进入政府的行政部门，这种事业生涯经常使学员最终步入部长级官阶，成为法国政府的上层核心人物。法国国家行政学院的确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管理政府的精英阶层。尽管法国现在与其它欧洲国家一样，在政府就业的吸引力大不如从前，因为私营部门要有利可图的多，但是，法国国家行政学院仍然竞争激烈，她所开设的课程如经济学、管理学、法学、历史学等都有相当的难度。与法国相比，英国在过去长期内采用了与法国完全不同的方式，通常称为“牛津—剑桥传统”。牛津和剑桥主修历史和政治的优秀学员被政府聘用，上升到内阁这样的高层政府职位，这是一种精英传统。这种传统现在已经发生变化……

张：这是否意味着英国没有公共管理硕士的毕业生？

梅：没有。学生的专业主要是政治学和经济学。当然，情况在发生变化。一个有趣的例外是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以下简称LSE）。LSE在很多方面都使我想起麦克斯韦尔学院，总是对政治领域内的前沿问题感兴趣，对收入分配、劳工管理层关系、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以及社会政策等问题感兴趣。所以，LSE的研究生项目尽管名称不是MPA，其精髓却是MPA。饶有趣味的是，在过去五年中，西欧有了一场新的运动。或许是受欧共体的影响，其中某国真正成为开辟道路的先驱。荷兰开始接纳美国的公共管理。目前，荷兰有三所大学开办MPA，其中一所是力登（音译）大学，即荷兰的牛津大学。这些大学与美国的大学联系颇为密切，以获取经验。荷兰现在成立了公共管理学会，而且他们在努力成立与欧共体一致的欧共体公共管理学会。经过非正式接触，他们发现各国的传统的确差异不小。比如，德国偏重法律，法国重视管理。文化的深刻差异带来对公共服务期望值的不同。眼下有一个核心成员学会，正在讨论两件事。其一，他们如何思考未来的公共行政(public administration)，公共管理(public management)？他们应当如何思考超越他们各自国界扩展到欧共体的管理？所以，他们现在有了对话和沟通的阵地。其二，对话也在东欧民主转型国家如匈牙利、波兰、捷克中进行，这三个国家与美国大学的公共管理学院都建立了关系，他们学习什么是MPA，MPA是否能达到他们各自的需要并改变他们的国家。有一些大学已开始建立起MPA项目。

张：是否还有别的国家对MPA感兴趣？

梅：我只能说，从我在麦院的情况看，越来越多的参观访问者从世界各地到麦院来学习、考查。他们希望学习我们的MPA项目。下周，有一组教授来自南非。西欧经常有人来，荷兰、匈牙利、葡萄牙、法国、马来西亚等国均有人来。公共管理学硕士现在似乎开始涉及到世界的各个角落。

结束语：梅戈特教授对中国读者的忠言

张梦中：《中国行政管理》是中国唯一公开发行的综合反映行政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国家级核心期刊，也是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的会刊，就象美国的《行政管理评论》(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隶属于美国行政学会(ASPA)一样。梅戈特教授，请您为中国读者说几句话。

梅戈特：当你思考公共管理，你不应当被名称所约束。公共行政(public administration)、公共管理(public management)、公共事务(public affairs)、政策分析(policy analysis)四者之间确有精细的区别（尤其是从历史上看），但他们都应该是综合的，每一个分支的内容都应当涵盖别的分支。最简单的办法是认为都包括政策、管理(management)和分析。在当今这个时代，你需要培养学员这三方面的能力以从事有效的职业、以从事多元化的职业。这不是说，不应当培养他们仅仅进入公务员队伍，而是说，培养的学员应当具备多种能力以满足社会各个部门的需求，同样应当培养学员的学术能力以促使这个学术领域的成熟。公共行政、公共管理、公共事务、政策分析这些术语依赖于具体的情况，在于你希望你创办的项目有何重音符。在美国，这些术语之间的差别曾经一度存在，如今他们的差别只能是夸张的描述。

安斯雷得·梅戈特(Astrid Merget)博士：现任美国锡拉丘兹(Syracuse)大学麦克斯韦尔公民与公共事务学院(Maxwell School of Citizen and Public Affairs)副院长，该院公共行政学系主任。梅戈特教授将于10月1日上任印第安纳大学公共与环境事务学院(School of Public and Environmental Affairs)院长。梅戈特教授曾任美国公共行政与公共事务学院联合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hools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Affairs)会长，并于1994年任美国卫生与人力服务部部长(US Dept.of Health & Human Service)高级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