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社团的行政化

第一篇：大学社团的行政化

大学社团的行政化

大学，自由民主之地也，研究学术之所也。大学社团，是促进学生友好交流，提升各方面素质的有效途径，团结同学，增强责任感的可行方式，进入大学，每个人都难以逃脱社团的侵袭，从大一的基层开始，到大二的副部再成为主心骨，这是成功者的路径，然而大部分人是中道崩殂的，他们由于没有成为社团的领导团体的一员并且不愿与下一届的学生受到同等的待遇而选择了离开。所以，大学社团的人员组成是一个金字塔形的，大一是主力，领导阶层是很少的。说道领导阶层，就不得不说说大学社团的结构与职位，社团的职位一般有主席(或者会长，社长)一位，副主席两位(大多数)，秘书长一位，这是核心领导层，还有几个部，是负责执行的，每个部一般部长一名，副部长两名，作为未来的继承人，还有部员几个不等，他们是社团的基层劳动者。一般来说大一当部员，大二是副部长，大三是部长，大四是主席，当然这只是一种情况，大量部员会在大二选择离开，这就造成了一种传统的稳定形式。副部长既然是部长的最可能人选，那么副部长究竟是怎样选出来的，换言之，社团的领导人是怎样选出来的，这个问题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最近大学的各大社团与学生会都相继已经或者将要换届了，那么他们的社团干部是怎样产生的呢？大部分情况来说，我们的社团标榜的是民主选举，但是我们事实上很少见到选举的真实存在，似乎连选举的形式干脆也抛弃了。大部分的换届干部已经是内定好的了，既然已

经知道了结果，那为什么还要在乎那些“繁文缛节”，干脆把民主的形式也抛弃了吧，于是我们的社团换届纯然变成了私人操控的，在院学生会是辅导员院领导说了算，在其他社团也是几个重要的部长考个会就决定了，更有甚者，某些院的几个女生在自己宿舍开个会就将整个学院的所有部长定了下来。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我们一无所知他的过程，只知道某一天一张通知下来，换届了，我们身边的某些人成为了新的干部。这样草草的样子真的好吗？我不否认这样的的优点，事实上我们国家的高级领导人的选举产生也有着类似的现象，这是为了保证政权的平稳过渡，保证施政方针的有效继承，苏联的经验已经告诉我们这样做的可行性，西方的虎视眈眈也使我们不得不如此。然而，我们小小的社团需要这样吗？会有人试图颠覆你的社团吗？会有敌方试图打入我军内部吗？可笑。

现在许多社团的宣传语或者报纸通知上，居然也出现了“平稳过渡”的 字样，着实令人可笑，政治斗争的风云变化令人发憷，平稳的集成过渡十分重要，对于保障国家的安全已经政策的实施有着不容小觑的意义。然而，小小的社团有这么可怕吗？平稳过渡，只是一种官腔，一群官腔体系中的一句，这种毫无实际意义的话就是形式主义，他为加大社员的差距与阶层感推波助澜，使整个社团的民主思想也走向瓦解。这只是一角，在某些社团里，行政化的干部俨然已成为官员，摆架子、颐指气使、假大空的会议盛行，干事与干部的差距加大，不仅事实上思想上也形成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这些行为都已经违背了

大学和社团的本质，需要去之，结合实际情况改之。社团是学生发展提高的基地，不是腐败增值的土壤，某些人如有他图，望另寻佳径。虽有众多行政化打来的的缺点，但是我们的社团还是有许多生机勃勃的，闻前同桌说他们的选举进行了一下午，想想我们，不在一个世界，又说她被选为预备党员，这在西安各大高校没有担任班干部大一被选为预备党员简直就是异数。对于社团的将来建设，路还是很长，我们还是要将批评与自我批评结合起来，看到自己的缺点与不足，不断改进、完善自己，让我们的大学社团发展起来，真正达到他产生的目的，发挥它的作用。

第二篇：浅谈官本位-大学行政化

浅谈官本位-大学行政化

一、问题的提出：

一代科学巨匠钱学森走了，他留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故事有两则：一是，他极为忧虑中国太缺乏具有创新精神、具有非凡创造能力的人才；二是，被公认为世界级大科学家的他一生不喜欢做官，多次顽强执著地“拒官”，且即便做官也是“逢官必副”。

不要奇怪，这两个故事能让人过目不忘，其实是有着它的内在逻辑的。一开始，人们在反思“中国现在为什么出不来具有非凡创造能力的人才”的时候，生出种种困惑：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笨吗？难道今天的科学家比过去的科学家笨吗？显然这种质疑站不住脚。于是，很自然地由钱学森执著“拒官”，我们想到了当下学术界特别是大学行政化体制的倾向和官本位价值取向的盛行。

最近十多年来大学负面新闻愈来愈多，出人意料，古怪离奇。于是，“大学，究竟怎么了？”也就不能不成为天下之问。

“大学问题”之成为问题，其实是转型期中国问题的缩影之一。造成“大学问题”的原因可谓错综复杂，既有社会原因，也有政治原因，更有大学自身的内在原因。有问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规避问题，更可怕的是意识不到问题的严重性，找不到问题的症结。因此，首先要正视问题，其次要对症下药，最后要解决问题。目前的“大学问题”，并非仅只“行政化”一端，但无疑这是当下后果最严重、从政界到学界最为关注的“大学问题”。

二、管本位：大学行政化

只要走进任何一所大学校园，根本不需要打听，举目而望，行政楼往往外表最气派，而且内部装修也往往最豪华。这再显然不过地证明：在大学，行政压倒学术，行政支配各类资源，学术已被放逐，而且原本是教授的专家学者大都对官位趋之若鹜，由此而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大学“行政化”景观，即“官本位”。

“官本位”在高校最突出的表现是“官学不分”：一是教授官员化。目前大多数原本是专事教学科研的教授均有级别不一的行政职务，如院长、副院长、书记、副书记、处长、副处长、所长、副所长等等。二是党务、行政、后勤等管理、服务部门的非教学科研人员（特别是处长以上的干部），大都评上了教授、研究员等学术职称。三是高官挂职高校现象非常严重，如某些高官在北大、清华、北师

大、人大等知名高校兼任院长，在多所高校兼任教授和博士研究生导师。如此一来，上行下效，中央、国务院各部（委）大大小小的官员也纷纷效仿，到名牌大学做兼职教授和博导。

“官本位”使得在大学里教授缺席，哪怕是著名学者也被边缘化。九三学社最近一项问卷调查显示，62.6% 的受访者认为，学术委员会只是装饰或者仅能对学校重大学术事务提供参考意见：大学行政化程度愈来愈深，事实上改变了大学的性质，否定了老师和学术的主体地位，不仅使大学按照教学科研规律自主办学和管理创新空间越来越小，而且使真正追求教育工作和学术创新的人才在大学中不断边缘化。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技大学前校长、南方科技大学（筹）校长朱清时教授指出：高校的管理体制不改，其他改革都是隔靴搔痒。大学的本质应该是崇尚真理，即“谁有真理谁就有发言权”，但现在一些大学行政化了，即“谁的权力大，谁就有发言权”，甚至是“权力通吃”“。在权力本位的引导下，大学里的人把精力放在追求权力和官位级别上去了，很少有人能长时间静下心来埋头苦干，搞学术研究。这些大学„崇尚真理‟的精神被淡化了”。

正因为“行政化”导向，故大学愈来愈弥漫着衙门气。朱向东先生曾对大学的衙门气做过很好的归纳：第一，家长制、一言堂。“党务方面，书记说了算；行政方面，校长说了算。一把手一言九鼎，威风凛凛。第二，按权分配。高校津贴奖金由高到低按行政级别分配，校领导拿最高档次，教师按职称套相应的行政级别，而党政官员则没有工作量要求。第三，近亲繁殖。提拔干部、进人方面往往是师生关系、同学关系、亲子关系占上风，“你提拔我，我维护你；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第四，单纯追求经济效益。有些高校领导就像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商人一样，把创收放在首位，不顾社会影响，不顾教育质量，大搞教育产业化，将圣洁的学术殿堂变成了赤裸裸的商场。第五，有的大学负责人为了政绩，盲目扩张，大兴土木，债台高筑；有的为了获取上级好评，弄虚作假，欺上瞒下，大做表面文章。

三、“大学最大的毒瘤”

官本位取向一直侵蚀着大学，官本位现象愈演愈烈，已经危及大学的健康发展。

首先是使大学难以提供称职的师资。我们说，一个合格的大学，在软硬环境两个方面都要合格。这些年来，国家对大学的硬件建设方面投入很大，教学、生活、实验等方面有了很大改善，但在软件建设方面却做得很不够，还没有形成一个能够让大学教师将教学科研作为第一天职的制度环境。合格的大学教师，应该在德才学识方面都是非常优秀的，但在官本位的现状下，教授“官员化”，官员“教授化”，结果是很多教授根本不给学生上课。对于这些教授而言，上课在很大程度上成了额外的工作。至于某些到高校担任博士生导师的政府高官，尽管其名下有数人到十几人不等的博士生，但他们的行政工作本身就非常忙，疲于应付，平时几乎没时间到学校来，更不用说给学生讲课了。

现在的大学在评价一个学者时有一个相当突出的现象：如果某一个教授的水平高，似乎就要提拔他担任院长、处长等行政职务，否则就好像不重视人才。这也正是官本位在高校的另一个危害，即严重败坏了大学风气。官学不分，造成了教育资源向官员严重倾斜，不仅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而且也严重地败坏了高 校的风气。国家严禁国家公务员在企事业单位和协会兼职，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反对和防范腐败，限制权钱交易。其实，国家公务员在高校兼任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等职务，同样会滋生严重的学术腐败、权学交易。这些“官员教授”自己并不写文章，但却经常会挂名发表各种论文，由此造成学术成果方面的弄虚作假。官员在高校兼职也给学生树立了“坏榜样”，认为学得好没用，只有跟对导师才有出路。结果很多学生报考研究生时，最感兴趣的不是老师的专业水平，而是老师的官职大小。

“官本位”也影响到了学生。不少大学生不是执著于专业学习，而是热衷于到团委、学生会等谋得“一官半职”。如果学生在这些组织是为同学服务，这不仅无可厚非，而且还应大力倡导，但在相当一些学生组织中已经出现了各种官场上的不良风气，如拉帮结派、逢迎拍马、压制同学等等，令人忧心忡忡。“不可想象一个官本位的、功利化的大学，能够培养出温总理所说的具有„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的学生……有些学生团体几乎成为„官僚试验田‟或„微型名利场‟”。

四、用大学的逻辑办大学

“我们现在的教育确实存在许多问题”，其中第一大问题就是“教育行政化的倾向需要改变，最好大学不要设立行政级别”。这是温家宝总理2010年2月27日

在中国政府网、新华网与网友在线交流时说的受到学界广泛关注的一句话。

2009年12月24日，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在深圳接受凤凰网与正义网联合访谈，在描绘未来十年中国大学的理想版图时朱校长认为，未来十年应该是中国教育改革的十年，去除行政化、让教授治校、恢复学术至上，是中国大学的必由之路：

第一，有条件的大学和校长不妨率先“闯关”。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先生的话说，“校长反大学行政化，不能只在论坛上”。

第二，从教育部直属大学试点。这是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熊丙奇先生的观点。其道理就在于，教育部直属高校被认为是行政化问题最严重的领域。作为取消行政级别的试点，可先从降低副部级高校的级别回归到正厅级起，为进一步推进所有高校均取消行政级别扫除思想阻力。拿教育部直属高校试点，可以起到政校分开、管办分离的示范作用。取消直属高校的行政级别，不再向直属高校派干部之后，教育部可监督学校依法办学。从教育部的职责看，调整与直属高校的关系也是改革使然。

第三，尽管从根本上改变高校“官本位”现象很难一步到位，尚须有赖于政治、文化和教育体制的深入改革，但就目前而言，高校“去行政化”关键是“去官本位”。以下三点可为当务之急：一是在高校内部实现政（行政）教（教学科研）分离制，大学副校长（党委副书记）以上党政领导专职化，一心一意做大学的校务、党务，在任期间不再做教授，不再承担教学工作和科研任务，也不担任研究生导师。对于从事教学科研工作的教授，以人为本，改变目前的数量化考核办法，尊重学者，尊重学术。我相信，如果一个大学的专职教师比例达到教职工总数的60%-80%，那么中国的大学的教学科研的格局必然焕然一新。二是党中央、国务院明文禁止国家公务员在大学兼职。现任高级官员应该起到表率作用，立即、主动辞去在大学的兼任院长、博士或硕士研究生导师。如果某位公务员实在对专业过于热爱，那么不妨趁机脱离现在的公职岗位而到大学执教。或者，退休以后再到大学，发挥余热，亦未尝不可。三是要去掉大学权力本位，让大学回归大学，即让高校成为追求学问和真理的净土。如同朱清时校长的主张，行政人员还原其本来定位，即为学校、教授服务。这些管理人员待遇可以很高，但不会让他们有官员的地位，更没有官员的权力。南方科技大学将没有任何行政级别，今后要凭教学科研中的成就赢得社会的尊重。这是一种相当值得期待的现代大学的愿景。

第三篇：行政化

中南大学校长张尧学表示，学校最大的措施是鼓励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精神自由。“要实现三者自由，关键是要把大学办成民主、共同的学术管理体，让大学工作者既有自己的学术观点，又能参与大学管理。”

“事实上，民主管理在大学的校级层面相对难以实现，因为校级层面有多学科、多类型，因此我们首先在学院、学科层面上充分开展。”张尧学说。

中南大学采取的做法是学校向二级学院下放权力，二级学院内实现互相制衡。过去院系大小问题都由党政联席会“拍脑袋”决策，如今方案必须先从教授委员会中产生，然后再提交党政联席会审议通过。在教授委员会上，由教师民主选举出来的委员们将会对学院员工的绩效工资分配、考核评价等多项关乎教师们切身利益的事情进行民主决议。

当然，在实践中，有时也会遇到阻碍。“最大的困难是在教授委员会中，有些教授不会行使权力。”张尧学说。也难免有个别“羞答答”放权的领导，想放权又舍不得放。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纲要》）提出：要探索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

一，我国大学行政化的历史文化背景

我国大学行政化现象由来已久,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事实上,自近代大学创建起,行政权力长期充当着大学运行管理的主导力量,经过一百多年的传承和变革,最终形成了当前我国大学行政化的客观现实。

从办学方针看,在我国教育发展史上,清末崇尚“中体西用”,国民党统治时期推行“党化教育”,解放后遵循“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即使在大学自由度较大的清末民初及抗战时期,我国都是将大学视为国家“富国强兵”的工具。国民党统治时期确定的大学宗旨之一,便是在“党化教育”方针指导下,强调“信仰及服从领袖”。由此可见,我国大学地位的从属性和大学功能的工具性,以及大学行政化的萌芽并非今天才有。

从权力基础看,官员身份和资源控制是大学行政化的物质前提。建国后,我们不是把大学视为独立的学术自治体,而是作为教育行政部门的下属单位,大学没有了独立性。

从主观认识看,对教育行政化之弊端的认识并不是今天才有。早在1931年,梁漱溟就曾指出:“要想中国教育有生机,非打破推翻今日官办教育的局面、得一大解放不可,官办教育,教育愈办愈死„„中国现在所需要的正是创造。因中国社会旧日的一切多不适用,近今从西洋直接抄袭过来的又不适用,所以非创造自家所适用的一套新文化不可,政治、经济乃至一切皆然,教育正同一例。这变断非由官去变,要自由试验而后才变得通。”

从客观效果看,总体上,大学行政化倾向与大学功能表现总体上呈现“负相关”关系。研究表明,我国大学教育发展最好的时期,恰恰是政府对大学不管或管得少、大学行政化色彩较淡的时期。无论是在大学刚刚起步的清末民初时期,还是在大学相对快速发展的北洋政府时期和民国时期,社会基本上都处于动荡状态;无论是北洋军阀政府还是国民党政府,都在事实上没有完成国家的统一,其意志在全国各个方面还难以“贯彻执行”,从而为大学的自由发展提供了空间。

二，我国大学行政化的体制根源

校长任命制与大学行政化是互为表里、互为因果的两个关键因素。一方面,校长任命制是大学行政化和校长“官员化”的深层原因,被政府直接任命的大学校长必然会更多地对上负责,而不是自觉地对学校、教师、学生负责;另一方面,大学行政化又进一步巩固了校长任命制,使校长由政府直接任免制度成为必然选择。

资源高度集中基础上的集权体制是行政化的体制根源。由于教育资源配置权高度集中于教育行政部门,大学根本没有必要的办学自主权——从校长任免、经费拨付、项目审批,到学位授予权设定、专业课程设置、招生名额、教师招聘名额的审批权,都由政府部门掌控。行政级别不但与学校地位有关,还与校领导的个人待遇直接挂钩。高校的科研经费划拨、申请、职称、荣誉、评奖等,都由行政主导,普通教授不容易拿项目,但要当了院长、主任、处长,不仅有了级别,项目资金也容易随之而来。

《规划纲要》明确提到，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探索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这被认为是教改深入到“敏感地带”。取消大学行政级别，只是大学去行政化、去官化的第一步，要让大学淡化行政色彩，还需在校内推行行政权与学术权分离，真正建立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学生自治的现代大学制度。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王福重：去行政化才能产生一流大学。从整体上说，大学的宗旨是为人类认识世界增添新知识，学术应该是大学唯一的追求和价值取向。不过，行政化状态下的大学里面，有两重追求目标，除了学术，还有类似于官员的行政进阶追求。在大学稀缺资源的分配中，处于行政部门的人以及所谓“双肩挑”的人，往往左右逢源，处于最有利的位置。而学术追求与行政追求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目标，后者在本质上恰恰是与大学精神背反的。科学研究是非常具有个人色彩的事业，需要独立的人格和批评精神，而在行政权力面前，这种独立和批判精神受到了压抑和挑战。老老实实做学术，可能不如争取个副处级干部来得惬意。

评价大学的标准，本来也应该是学术的，而非行政的。但在行政化状态下，大学评价的标准可以简化成若干指标，进行“数字式管理”，这些指标看似完整和有理，实则弯曲了大学的正确方向。为了契合行政指标、获得办学资金等，大学不得不被动应付，削足适履甚至虚与委蛇，各种教学和科研评比、排行中的造假现象层出不穷。近几年，大学毕业生“被就业”现象突出，社会对此颇有微词，但行政系统需要这样的统计数据，以证明它们很好地完成了为社会培养人才的任务。

行政系统具有自我强化的功能，中国高校的行政规模也处于不断扩张的趋势。它们占用了原本可以用于教学、科研或学生的资源，比如在一所大学，也许教授们没有自己的办公室，但行政人员却有条件不错的办公室。机构多了，会议就多，活动也多，各种会议和活动让老师们应接不暇，虽然其中大部分并无实质内容，大学的精力被一点点消耗掉了。

行政化对学生也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学生们的学习和学术积极性，被各种行政活动冲击着。大学培养的人，首先要具有悲天悯人的情怀、健全的人格、科学的思维方式，而不在于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但学校的专业设置，却越来越被要求去满足经济社会的需要。研究高级学问似乎落伍了。难怪有人说，现在的大学更像职业学校。考研热、考公务员热和考证热背后，都可以洞见大学这种急功近利、过于世俗化的倾向。

去行政化的困难在于，国立大学本身正处于行政化的序列中，去行政化是去教育行政部门的自我革命，而大学本身也不能蹴然适应没了主管部门的状态。大家都呼吁教授治校，但被行政熏陶久了的教授们都还没有这方面的心理准备和知识准备。当然需要一个学习过程，但为了让大学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大学的自主权必须受到尊重，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必须为大学松绑，把学校从被管理中解脱出来，把本应属于学校的资源还给学校。同时，大学也需要找到一批“真正的教育家”，组成类似于董事会的机构，决定大学的办学风格、发展方向。在此之下，教授治校，才可以顺理成章。

国人对中国出现一流大学有热切的企望，国家创新能力的建设也倚赖未来一流大学的支撑，为此，即使触动一些部门的局部利益，甚至造成一定程度的无序和失败，也不能再把这个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往后推了。长痛不如短痛，去行政化，终究是值得的。

第四篇：教育行政管理论文大学行政化管理浅析

教育行政管理论文：大学行政化管理浅析

摘要：目前，大学官员越来越多，大师却越来越少，大学是应该尊重学术权威还是看重行政力量？大学该如何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避免行政化倾向？文章通过解析大学内部行政化的现象，追溯其根源，对淡化大学行政化提出几点建议。关键词：大学；管理；行政化 长期以来，我国大学实行的是行政本位和官本位制度，如教育部管辖的大学中有十余所为副部级，其他的和省属的一些大学，其级别则是厅级、副厅级。与此一致，大学的书记、校长也享有与之相应的待遇，这已成为我国大学内部的痼疾，严重地阻碍了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

一、大学内部行政化朱清时曾经说过这样一番话：“我理想的学校以后开会应该是这样：主讲人是最有活力、干得最出色的年轻人；老专家、像我这样的老院士，坐在底下听，给他们服务、帮他们组织，我们不直接讲话的，话语权让给最有创造力、最出色的年轻人。从而让整个学校有氛围去崇拜学术卓越而不是崇拜地位或权力”。而如今，大学的管理越来越像政府，大学的管理人员越来越像官员，大学的运行模式越来越像政府机构，进而不按照教育规律、人才成长和学术发展规律办事，用行政手段和思维来解决学术和教育问题。在一些高校，有的教授宁愿放弃一些学术成就，而去行政部门当个副处长，或者到行政部门做兼职，这样其就有调控资源的权力了。现在一些留校毕业生，也愿意往科长、处长的岗位上发展，而不愿意搞科学研究，这在大学校园里是令人担忧的现象。大学的行政化倾向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行政和学术不分家，没有起码的界线。行政权力可以对学术事务随意进行粗暴干预。行政权力掌握着大学所有资源的分配，它不仅决定大学内的行政事务（如后勤、基建等），而且决定大学的学术事务，包括学术位置的安置、大学教师的聘任、学术成果的评价等。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等学术机构名存实亡，完全处于行政权力的控制之下。第二，学术权力行政化。这是学术权力自身的异化。学术的宗旨本是寻求真理，以真理为最高价值追求，在学术问题上，谁掌握真理谁说了算。但是现在的情况是：学术权力也讲级别，也奉行下级服从上级的运行规则（这本是官僚机构的运行规则），根本不讲学术贡献，而是讲资历或学术职位。我们现在的学术会议，主席台上坐的都是清一色的学术官僚。第三，行政权力官僚化。所谓行政权力官僚化，是指行政权力背离了为教学、科研服务的宗旨，不是为教学科研服务，而是处处管着教学科研。行政机构根本不是服务机构而是统治机构。大学的行政权力本原本是为大学的学术使命而设，是为了大学的核心目标而设，其本质上就是服务的权力，但现在却成为高于教师权力的官僚权力。

二、行政化之根源大学行政化对大学本身和社会已经产生了严重侵害，行政官员成为学校资源的最大享用者和学校利益群体中的强势集团。由大学官僚化折射出的诸多问题已成为大学运行和发展的绊脚石，官僚化现象已是大学身上的一颗毒瘤，要根治这种现象，还需诊断其成因。

第一，特殊的文化环境致使大学校长角色定位复杂化。我国是一个特殊的国度，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文化残余———官本位思想不仅蔓延至今，而且渗透到大学内部。这是一种文化符号，它使大学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受到这种文化环境的浸染。其突出表现在大学校长角色定位复杂化，校长变成了政府在大学的职能代表。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在于校长的产生机制和任期制上的诸多弊端。

第二，学校为了自身的发展，不得不屈从于社会现实。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当前社会环境下，我国高校难见大学本应该有的格调。社会上有一句戏言：“跑部（步）钱（前）进”，仅此一语，则可道破为何高校需要庞大的行政机构。由上所述，高校行政化之弊病明显，不改变行政化倾向，我国的高等教育就难以健康发展，创新型国家之路也会更艰难。现在应该把改变行政化倾向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不能任其成为顽疾。然而，高校行政化之成因复杂，绝非仅靠高校内部或教育部所能解决。因此，改变行政化倾向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

三、扭转行政化倾向欲改变行政化倾向，就要改变政府部门中的风气。人们看不见但感受得到的潜规则，不能使之大行其道。有些不良行为之所以能形成潜规则，之所以能让行为的当事者泰然处之，说明风气已经败坏到相当深的程度。不良风气会侵蚀党和政府的肌体，蔓延到高校中，可能会使某些大学的精神和格调荡然无存，这必须引起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应该逐步淡化社会中的官本位思潮。这不仅需要制度的完善，还需要社会的文化批判与文化自觉。仅仅依靠在高校中取消行政级别，可能无济于事。第一，大学校长的遴选方式需要改革。大学校长的选聘和任免往往是政府意志的表达，其具体表现在于大学校长的选聘方式范围单

一、缺乏竞争机制，很难选聘到最合适的体现民意的人选。可以考虑成立一个由党政部门、教职工、学生代表参加的遴选委员会，把竞争性选举作为校长的遴选方式。这种改革显然也需要上级部门的认同与推动，单靠学校自身难以实现。第二，有效地制止大学内部管理官僚化，适当在现有的学术委员会、学位评定委员会的权利基础上，设置各类管理委员会，负责学校规章的制定，对规章的落实进行有效监督。第三，张扬学术权力是大学发展的基本规律之一，要使学术权力得到张扬，得到合理行使，必须制定严格的制度。每个高校都应该有《大学章程》，章程应该规定大学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范围、边界，两类权力行使的程序和原则。大学内各个学术性的委员会必须对其成员进行严格的限制，绝不能让各类行政“长官”控制学术机构、行使学术权力，而应该由学科带头人、教授来行使大学的学术权力，要让教授的意志主导学校的发展。行政部门管理人员是为教授服务的，他们的职责是落实教授委员会的决策，而不是指挥教授。要强化学生和教授的话语权，这两个群体的话语权强了，行政化倾向就会弱化，这符合和适应教育培养人的使命和责任。第四，精简学校机关的处室，合理配置学校领导和学校机关中层领导职数，削减学校机关冗余工作人员，人尽其用，用尽其才。除掉机关的衙门作风，要求机关工作人员既是教育者又是管理者。对学生来说，管理人员是教育者，同时又是行政管理的行家里手，平等对待学校的教职员工，实事求是地处理自己份内的工作。第五，健全监督检查机制，自觉接受党委领导，完善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大学内部的管理要加强党的监督、行政监察和群众监督，使各种监督手段形成一股强劲的力量，保证监督做到经常化、制度化。总之，改变高校行政化倾向势在必行。同时应该全社会都意识到，改变行政化倾向任重道远，需要高教系统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参考文献：

1、向志强.我国教育产业化理论研究的现状[J].教育评论,2002(5).2、孙大廷.大学内部管理官僚化探析[J].辽宁教育研究,2006(1).3、敏岳.警惕大学的“泛行政化”倾向[J].理论学习,2006(11).

第五篇：大学去行政化

为期四天在京召开的十八大三中全会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重大问题。文件中最重要的是《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过去谈改革,多是强调以经济为主题的改革,这次会议将强调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五位一体‟的改革。”其中，收入分配及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城镇化、土地制度改革、财税改革、打破国有企业垄断、金融改革成为回会议的六大焦点；包含“三位一体改革思路、八个重点改革领域、三个关联性改革组合”的“383方案”成为我国新一轮改革路线图。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存在深层次体制和政策弊端，为实现十八大提出的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要求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新任务，今后几年必须在深化改革开放、转变发展方式上取得实质性进展。

“383”方案的八个重点改革领域中，涉及教育的改革为第七点，创新体制改革，逐步实现大学去行政化。详情如下：选择有条件的城市，加快科研、人才、户籍、教育等综合改革，鼓励先行先试，在全国形成若干个企业创新活跃、创新服务业发展较快的创新资源集聚区；逐步实现大学去行政化，探索建立由校董会、校长、监督机构组成的大学治理架构，让教育家办教育，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改进政府支持创新的方式，改革以项目直接拨款为主的科技经费支持方式，建立以基金等金融手段支持研发和产业化的财政支持机制。

大学的行政管理是一种专业化的管理，它必须适合大学，而不是将社会上的行政管理移植到大学。学校学术资源配置权力，应该交给学术委员会或教授委员会这类机构。报告指出，推动大学改革，加强基础研究，鼓励自由探索。逐步实现大学去行政化，探索建立由校董会、校长、监督机构组成的大学治理架构,让教育家办教育，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大学教育改革要理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在一些领域内应将主动权交与市场，而不是掺入其中，政府所要做的是建立好各种规则并充当独立监管者。

大学充当着创新、教育以及公共服务等功能，很多创新是在大学这个机构里完成的，因此，大学体制改革得当，必定会有利于创新体制的升级。该报告指出，设立若干环境宽松、经费充裕、吸引国内外一流学者、以基础研究突破为目标的研究机构。并且，需要改革以项目直接拨款为主的科技经费支持方式，建立以基金等金融手段支持研发和产业化的财政支持机制。财政资金应更多地用于激励研发人员。目前的大学行政化给教学和科研等带来了许多不利影响。比如大学教育内容与市场需求脱节；再比如大学科研项目内容以上级主管部门的意见为准，有时可能并非前沿，基础研究弱化而过分注重应用研究；还有大学老师的薪酬参照公务员序列，工资较低，令很多大学老师不得不穿梭于各种活动赚取外快，并且科研经费的不透明为他们带来灰色收入便利。主张教育家办学，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无疑是做正确的事。反观近年来政府对创新的投入，数目不少，但科研经费的腐败时有发生。换言之，这些投入并未产生最大的效应。以对人的激励为例，大学里存在着最多科研人员，但他们很大一块功夫是用在申请课题的繁琐程序、大学对发表论文的要求，及自身不高的薪愁带来的困惑，其中很多人不得不接外面的活走秀赚钱，又或是打科研经费的主意。而科研经费原本并不应通过这种隐秘的方式发给一些课题承担者们，完全可建立一种制度，给予他们的工作以合理的报酬，这不仅令他们能潜心研究，还能杜绝一些败坏风气的行为。

就高校办学自主权的真正落实来说，难以一次性到位，但首先确立这样的改革方向本身就是一个突破。大学改革的本质应是激发人的动能，即给教育家办学以充足的自主权，并且以合理的薪酬体制与考核体制来激发大学老师们的动能与内在潜力，而不是评上教授就当“懒汉”。对基础研究的重视，也能让老师减少一些浮躁心态，潜心对待自己的事业与兴趣，而不是一味功利地追求应用研究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