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的思想起源

第一篇：和谐社会的思想起源

在中国历史上，曾有多种和谐社会的设想，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与传统社会相对应的静态和谐。无论是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的道家思想，还是强调以礼乐制度支持的人际和谐的儒家思想，都是如此。他们从不同侧面，为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思想资源。

第一，人与自然的和谐为和谐社会提供了理想的生存空间。在道家代表人物老子

那里，他设想的和谐社会是“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在这里，老子认为社会和谐的前提是消灭一切技术，消解一切文明对人性的侵害，将文化所造就的人还原为没有任何印记的自然人。“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就是切断那些引起纷乱的社会交往关系，让人们像植物一样固守在自己的园地里。这种淳朴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画卷，固然是和谐社会的一类，但它更像是没有人活动的自然界。

在庄子所构想的和谐社会里，有“至德之世”、“建德之国”、“至治之世”、“无何有之乡”等等。在这类理想的和谐社会之中，人的文化本性同样被充分地解构，剩下的只有人的自然本性。人生以回归自然为主要目的，“民如野鹿”，人摆脱了一切文化的羁绊，与自然和谐相处，与万物融为一体。庄子将人融化在自然中，人的一切活动表现为典型的自然过程，并随着自然界的盲目发展而不留下任何印记，“行而无迹，事而无传”。在这里，和谐的自然界，容许有万窍怒号的大风和和风，它们自吹自停、旋怒旋已，也会有气之聚散与物之生灭的自然代谢过程，但却没有君子、小人的分别，更不会有“尚贤”、“使能”的主体意识。在这种和谐之中，我们能够找到的只有“物”的和谐，而人不过是“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的造化之物，人与万物之间并无特异之处。

这样，在道家主要代表那里，和谐社会是人与自然的统一，是人对自然的顺从，他们主张天道自然，强调天的决定作用，反对人对自然有所作为。他们强调人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而对人与自然的区别，对于人的自我意识则刻意剔除。因而在庄子那里，“有己”的意识是不和谐的根源，它容易导致人们区分是非、善恶，计较得失、苦乐、祸福，由此引起种种苦闷，它也是造就自身与环境对立的根源。这种取消自我意识与物融为一体的和谐，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和谐。真正的和谐应该是差异的多样性的统一。但道家思想资源中的和谐观，自有其深刻之处，它首肯了消极意义上的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为我们建设和谐社会必须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把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复减少到最低限度，为我们拥有一块坚实的土地，提供了一定的借鉴。

第二，不同利益群体的和谐是和谐社会的主体。在儒家的和谐社会观念里，我们可以吸取的思想资源主要是人际关系的和谐。人是社会生活的主体，更是社会和谐的主体，离开了人的交往关系，社会和谐就无从谈起。儒家讲人伦的和谐是依靠礼乐制度来保障的。孔子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等级秩序中，每个社会成员各安其位，做到“和而不同”。对于社会整体和谐来说，孔子认为“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这就是在财富分配方面，力求做到“均”，即在各阶层内部人与人之间做到均等，而不是不同阶层的一律均等；各利益集团之间和谐相处，实现上下相安，而不是上下倾轧。在人与人之间要求多一些关爱，多一些诚信，做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在儒者看来，人伦和谐并不涉及到财富创造者的积极性，而只涉及到财富占有者的分配关系问题。但是社会的不和谐，往往起因于财富、权势、力量对比的悬殊，尤其是处于强势地位的社会成员以势挟贵对他人的生存境遇漠然视之的时候，更容易引起社会冲突。因而孔子强调人际应该以仁心相感，仁的感通恰如各社会要素的和谐剂。

在荀子的思想中，社会和谐主要取决于各阶层得到与其社会地位相应的有差别的回报。荀子称：“贵贵、尊尊、贤贤、老老、长长，义之伦也。行之得其节，礼之序也”。等级贵贱之分与对物质财富占有多寡相对应，在等级差别的对应中，以制度的形式规定不同的人“或美、或恶、或厚、或薄、或佚乐、或劬劳”，而人们又安于自己的政治地位与经济地位。因而，礼的规定以及人们对礼的认同，是整个社会和谐的基础。这样，儒家的社会和谐思想，主要表现在以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礼乐制度设计中。在这里，它虽然强调的是不同政治地位者的利益差异，但暗含了区分人们贡献差异的因素。尽管在礼的强制性规定下，它对人们贡献差异的看法往往是颠倒的，但它通过规定不同职位者的需求差异，引导了人们对礼乐制度的普遍认同。

儒家的社会和谐思想之于当代社会的启示在于：按社会成员对社会贡献区分其报酬是必要的，社会成员对自己之于社会贡献程度的自觉估量，是社会和谐的心理基础。在科技、知识、管理、资金等非劳动要素已进入社会分配系

列的今天，人们若仅仅着眼于劳动付出，将按劳取酬中的“劳动”作狭义的理解，就难以了解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及其多种因素合力这一客观事实。按照贡献的差异进行差异分配的原则，是符合人的利益驱动本性的，也有利于充分调动各社会成员的潜能，它使人们的目光不再专注于已有的财富的分割，而将人的主要力量转换到对财富创造的追求。在当代社会，对和谐制度的设

计，一方面要创造出有利于社会强势集团追求财富欲望的合理空间，另一方面，又要将他们对财富的追求限定在社会可接受的公平、正义范围内。一般来说，他们拥有社会资源方面的优势，在获取利益方面更容易得到制度设计、政策安排等的支持，相反，困难群体的生存权利更容易被忽视。因而，关注弱者的权利就更有必要。若没有对社会困难群体的利益或最基本生存权利的合理安排，要实现社会和谐是不可能的。只有转型期的制度设计使困难群体的起码生存得以维护，才有可能使在全社会的财富增进的同时，所有社会成员的生存境况亦随之改善，从而实现社会成员对整个社会秩序的认同，并形成社会协调发展的向心力量。

第三，风俗和美是和谐社会的重要表征。和谐社会落实于人伦日用之中，除了人伦关系的和谐外，还必须有良好的社会习俗。追求人文生存环境的和谐，是不同时代人的共同梦想。如果说桃花源中的淳朴和美风俗还带有梦幻的色彩，不足以成为现实社会的样板的话，以礼乐为根基的人文教化，则为和谐社会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资源。礼乐制度就是要建立一个“群居而不乱”、“体情而防乱”，既有秩序、又有自由的合理的社会。每个人在合理的风俗习惯中，可以改过迁善，过着自己能把握自己，又能涵融群体的生活。而淳朴世风的形成，又少不了对民众的礼乐教化。通过礼乐教化，人自觉其作为人的存在，以富于人性的交流，取代相互窥伺与欺骗。也许人们认为在现代社会中，礼乐的教化是无根的，难以落实到人伦日用中去。但是，无论是在现代科层社会组织中，还是在人们家居封闭的楼房里，用人对人的温情取代人对人的冷漠总是受欢迎的。无论是礼貌地问候，还是在家居生活中对他人存在的顾及，比如爱护环境、不讲脏话，对人友善这些最低限度的道德规范，都足以成为和谐风俗的基本要素。相反，现代人若没有诚信、孝顺、平等等观念的支撑，人们就会整日生活在控制与反控制的争吵中，人的情感细小裂痕就会化作一道道难以跨越的心灵鸿沟。

第四，社会成员的身心和谐是和谐社会的基点。在中国哲学史上，无论是张载的“民胞物与”，还是王阳明的“一体之仁”观念，都是基于人与万物的一体感为基础的，它们承认人天生具有同类感，正是这种同类感，才有可能使人的自爱扩大为爱同类。因而和谐社会必须有社会成员之间的互相认同与接纳。但是，现实境况往往是人们在追求各自利益的过程中，把同类意识抛却在一边，心中所据有的只是自我的利益，只有由财富或权势的崇拜而来的同类分化。因而，超越自我的束缚，摒弃商品拜物教，培养人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格，是身心和谐的必然要求。

个体身心和谐，既取决于社会成员具有良好的心态，也取决于制度安排所给予人的希望，即社会成员感到社会规则大致公平，认为个人虽然还没有达到他人的成就，但每个人却具有与那些成功人士相同的社会权利与机遇。只有这样，个体身心和谐所要求社会成员具有的超越精神，才不是阿q式的自我麻醉，而是基于个体对社会制度安排的清醒认识，基于对生存意义的深刻领悟。尤其是当劳动真正被社会所尊重，并且值得全社会所尊重的时候，当财富并不仅仅是作为个人的贪欲而追求，而是全社会各种要素的合理聚合，并通过多种值得人们信赖的方式而反馈于社会的时候，个体的自由才有可能得到与社会发展相一致的实现。总之，从我们民族的思想资源看，和谐社会的构建取决于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合理地处理人与人的关系，取决于社会制度的合理安排。在激发社会活力的过程中，既要激发处于社会强势地位的人创造财富的活力，又要注重激发弱势群体的活力。在全社会形成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他人、尊重创造的社会氛围，充分培育社会成员的精神境界，实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第二篇：深刻剖析思想 建设和谐社会

自第一阶段以来，本人按照《XX市XX镇第二批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实施方案》的要求，在切实抓好全镇教育活动工作的同时，注重加强自身的学习，通过认真学习先进性教育必讲习篇目，通过进村入户走访座谈，通过自查、帮查、互查，特别是通过学习牛玉儒、任长霞等同志的先进事迹，通过认真剖析进一步对照共产党员先进性要求，使自己清楚地看到了自己思想上存在的差距、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作风存在的不足。这些差距和问题如不尽快加以克服和改正，无论对事业、对整体，还是对个人都是十分有害的。

一、存在的主要差距

通过这一阶段的学习，分析评议，自己对过去的思想、学习和工作进行了深刻反思，觉得对照党员先进性的要求，主要存在五个方面的差距：

1、思想观念与形势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其主要表现有三个方面：一是在农村经济发展上思路不宽、步子不大、发展意识不强，市场没得到跨越式开拓，没有充分发挥本地的特色；二是没有从区域经济的小圈子里跳出来，就经济抓经济，就农业抓农业，缺乏大农业观念，不能跳出农业抓农业，跳出XX求发展，主要精力都投入到了发展农业和基础设施建设上，忽略了其他产业的发展。三是招商资方面没有大力度，没有很好地利用好山区的地方优势，镇域经济没有较大突破。一个镇，经济发展快慢、事业成功与否，关键看这个地方的决策层思想是否真正解放、观念真正更新，这次征求意见时，一些基层干部和群众对我们提出了很多期望和建议，要求我们进一步争取上级扶贫政策，加大对外招商力度，培养新的经济增长点，大力发展山区的经济。我作为一个镇的党委书记，必须正确估价我们面临的经济形势和挑战，着眼大发展、理清大思路、制定大举措，使我镇尽快摆脱经济发展缓慢、落后的局面，在镇域经济突破上取得新进展。

2、行为表现与党员领导干部的标准还存在不足。经过反思，自己觉得很多地方对自己要求不够严格。有时对待群众反映的小问题没有足够的耐心，态度生硬。形成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自己放松了对自己世界观的改造，宗旨意识和党性观念淡化，不能用党员领导干部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没有真正树立“群众要求无小事”的思想，把自己摆到公仆的位置，这与我们党的宗旨格格不入的，这样下去很可能在一定的程度上降低自己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影响一个党委领导的形象。

3、工作实际与群众的期望存在差距。这次调查走访，我了解到群众对我们党委政府的期望值很高，反映出来的种种问题表明，我所做的工作虽然整体上人民群众是满意的，但距群众的要求还有一段距离。当前，镇辖28个行政村大部分没有经济收入的路子，乡镇财政实力不强，一些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我们的工作还存在着漏洞，有服务不到位的问题，有执法不严问题，有办事不公问题，这些问题解决不好，势必降低我们党委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地位和威信，势必失去基层干部和群众对我们的信任，影响全镇经济健康发展。在工作上，如果镇党政机关工作实绩不突出，干部群众不满意，我作为镇党委书记应负主要责任，因此，我必须增强做好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4、工作作风与新形势新任务不相适应。通过学习和党性分析，自己感觉在工作作风上存在着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主要表现有三个方面：一是工作浮躁，安排部署的多，检查落实的少，指导指挥的多，身体力行的少，要求别人的多，要求自己的少。二是工作深入不下去，只抓到了表面，没有抓到实质，平时忙于事务多，深入基层时间不够多，对群众的意见和要求重视程度还不够。三是围绕上级中心工作抓得多，围绕本镇工作重点抓得少，这种工作作风直接影响了各项方针政策的全面贯彻落实。

5、民主意识与班长职责不相适应。在方式方法上，我存在两个方面的不足：一是民主集中制原则贯彻得不够好。每年能开好一次民主生活会，但其他时间党内民主生活会开得比较少，质量不高，班子成员之间缺乏经常性思想交流，没有真正做到时刻坦诚相见，齐心协力解决实质性问题。二是在重大问题决策上缺乏必要的勾通，在广开言路方面还存在差距，有些重大问题不经充分时间勾通就急于落实。

二、今后的努力方向

通过党性分析，自己思想认识升到了新层次；责任意识得到了新增强；自身建设找到了新水准；奋斗方向确立了新目标。今后我要努力当好六个表率：

1、树立发展的理念，做解放思想的表率。在今后的工作中，自己要着眼于大思路、大视野、大举措来推动全镇经济和各项事业的大发展。要努力增强加快经济发展的紧迫意识和危机意识，要开动脑筋，着力研究适应山区经济发展的新方法、新举措；要立足资源，瞄准市场，发挥优势，突出重点，大力发展山区特色经济；要跳出农业抓农业，跳出船埔求发展，运用“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积极招商引资；要带头转变观念，带头开拓创新，克服求稳和保守思想，看准的事就大胆试、大胆闯，带出一个敢干敢为、争创一流的好班子。

2、树立楷模的理念，做严格自律的表率。坚持严以律己，带头执行各项廉洁自律的规定，非份之想不想，非份之财不取、非理之事不为。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深入基层，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踏踏实实为群众解决实际困难，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多为人民群众谋求利益，要时刻牢记党的宗旨，不断加强党性锻炼，做敢于负责的模范，做善于团结的模范，做联系群众的模范，做廉洁奉公的模范，清清白白为官、堂堂正正做人、扎扎实实办事，努力为班子做出榜样。

3、树立奉献的理念，做勤奋工作的表率。作为党委书记，在一个班子中是旗帜、是方向。自己要时刻意识到肩上沉甸甸责任，在今后工作中，我要继续保持旺盛的工作斗志，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心系百姓、心系XX，献身事业、献身群众，不畏压力，勇挑重担，切实肩负起强镇富民的神圣使命。在工作中不求名利、不求得失、不计报酬。发扬“老牛明知夕阳晚，不用加鞭自奋蹄”的无私奉献精神，用自己实实在在的行动去努力践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

4、树立自强的理念，做力争上游的表率。今后工作中，我要把这次查摆过程中，广大人民群众对我的殷切期望作为自己干好工作的不竭的精神动力，脚踏实地、埋头苦干，从群众最不满意的事抓起，从群众最希望办的事做起，努力改变工作方法，改进工作作风。无论是经济工作，还是党建和精神文明工作，都要坚持高标准、严要求，自强不息，争创一流。用一流的干劲、一流的作风干好工作来报答党和人民对我的厚爱。

5、树立务实的理念，做实事求是的表率。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的法宝，也是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可靠保证。在今后的工作中我要坚持带头讲真话、办实事、求实效，凡是群众提出的合理要求，要办好、办实，在实践中，把全镇人民的利益同党和国家的利益统一起来，把农民的积极性保护好、调动好、发挥好，决不做坑农害农之事，更不能以牺牲群众利益为代价换取自己一时的政绩。

6、树立科学的理念，做领导艺术的表率。领导是一门艺术，领导是一门学问。作为领导，我一定在今后的工作中把发挥一班人的作用同关心爱护班子成员有机地结合起来，做到大事讲原则，小事讲风度。在工作中认真自觉地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遇事多同班子成员商量，发挥好集体的智慧和力量，经常勾通思想，勾通感情，密切关系，增进团结，注意调动全体班子成员的积极性，经常召开民主生活会，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解决好班子中存在的问题，不断增强党委班子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使党政班子成为全镇人民的坚强领导核心。

我要以这次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为契机，不断提高思想觉悟，提高执政能力，提高各方面素质，在工作、学习、生活等各方面争当表率，带领全镇人民建设美好XX而努力奋斗，为构建和谐XX作出应有的贡献。

第三篇：孔子思想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

孔子思想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

宋叶

（历史与社会学院10级，历史学，学号20100510282）

摘要：孔子的法哲学思想目的是和谐，“仁”是其基石，我与君、个

人、家庭、国家的和谐是其主要内容，礼、德、刑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手段。政治哲学思想向来为人们所重视，只是这种重视不够全面，过分倚重德治思想，而对其哲学思想过于忽视。而作为儒家思想的孔子，虽然生活在距今二千多的春秋，却看到了这个问题，他的思想对今天构建和谐社会仍具有重大的作用。

关键词：和谐，仁，孔子法哲学

一、孔子和谐思想的来源

（一）孔子法哲学思想

孔子强调以德为主，但却没有忽视法治这一强硬的治国手段。我们今天都知道，德治和法治结合起来才能治理好国家，使社会和谐，而处于春秋时期却能有这样的思想，可见其思想的前瞻性是今人所不能比的。同时如果单纯的只强调其中一种治国方略，就会蕴含着极大的理论危险性，最终导致治国的失败。这一论断，已然被历史所证明。孔子在这个问题上的洞察力和先具性，都非同常人“可谓至圣矣”。孔子无论德治也好还是法治也好，其最终目的就是达到一种和谐的局面。可以这样讲和谐就是孔子法哲学思想的核心。正如三权分立的开山鼻祖孟德斯鸠所言：我们应当用法律去诠释历史，法是近代世代相传的民族精神，或者

民族意识的体现。他还指出法律产生于民族精神，其发展同样离不开民族精神，从中华法系中可以看出，儒家思想已经深深在我们民族中打下烙印而影响着中华的法律。无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所以可以说中华的法哲学也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

（2）孔子“仁”的思想

孔子的整个法哲学的目的是和谐，而仁则是他法哲学本体论的基本出发点，是他的基本意思。不过，孔子仁的思想却突出的是人的主观精神及人实践的理性升华。孔子继承了远古民族社会的民主道风，并抽象化为仁学原则，确立了以个人血缘家庭伦理为本位的法哲学本体论，这一法哲学本体观所要建立的，正是对法律现象世界中主体地位的清醒把握，并且反映了中国的法制历史，从野蛮走向文明的发展过程，反映了人们的价值还逐渐被重视，人的地位逐渐提高的历史事实，它从侧面对中国古代社会的非人的法制观念，提出了理性的批判。孔子仁学本体论内容，首先是界定何为仁，在研究孔子思想最可靠的著作，儒家经典《论语》中，多次讲到仁。仁者爱人，可以看做是孔子对仁的总要概括。“樊迟问仁，子曰：爱人。”①爱就是同情，关心爱护他人的一种真实的情感。这些情感具体有忠孝悌信宽俭怒等多种善行美德，可见，仁是各种美德的总和，是人们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成为仁者，实在不易，所以孔子从不轻易以仁者自诩。

由于爱人是对他人的爱护关心的一种真实情感的流露，因此这一思想体现了对人的重视和对人的关心。孔子的仁还具有一定的广泛性。他不仅对士大夫以仁，也对一般平民如此，甚至是对奴隶也十分关心。据载，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论语》）马棚失火，孔子关心的是人有没有伤着，体现了他对一般平民的关心，爱护。“用始作俑者，其无后乎。”②，咒骂用土俑、木俑殉葬的人——奴隶的态度了，这可以说是体现他对仁的广泛理解。孔子爱人思想还体

现对价值的深刻认识，他从现实的社会出发，立足人间注重人是、强调人的存在和对人的尊重。认为人类的事只能由人类自己解决，从不寄希望于鬼神，主张对鬼神采取敬和远得态度。子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安能事鬼。子路又问死，子曰：未知生，焉能知死。③他还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孔子不是无神论者，但是他对鬼神的态度却也合理。而今天务民的一个个唯物主义者却还供奉鬼神，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哀。

二、和谐的内容

和谐是一种十分美好的状态，他包含的内容十分广泛，包含民与君之间的和谐，个人、家庭、国家三者之间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

（一）民与君的和谐

与孔子作为一个旧时期的思想家，其思想不得不站在统治者的角度，但与今天的思想相比他的思想可以算是极左了，维护君主的统治是他思想较为保守的部分，不过这仅仅是务民今天对他的评价，所以其思想中不得不出现君主。因此，其首先要强调的就是君民之间的关系。《荀子》一书中记载，孔子把人民摆在最基础的地位。“君者，舟也；庶者，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人民也可以推翻它。这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中的人民群众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而孔子在二千多年前久得出了这一论断，其思想的先进性由此可见一般。而今天得社会中关于人民群众又是如何对待对待的呢？理论与现实的差异很大，因此，在今天来倡导孔子的君民和谐思想仍有其意义。其君民和谐思想仍有其意义，其君民和谐思想实质上就是民本思想。

（二）个人、家庭、国家三者之间的和谐

孔子在其《论语》中还阐述，个人、家庭、国家和谐的法哲学思想，将个人放置于家庭、国社会三个团体之中。

1.在家庭中，人与人之间和谐的形式主要是父慈子孝，子对父母要孝顺，父母在世时，子女应留在家里侍奉。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侍奉父母要竭尽全力“事父母，能竭力。”对父母尽孝不能只养，还应当敬。孔子说：“今之孝也，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光养不敬，与养犬马就没有区别了，因此应“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父母在子女年幼的时候要照顾子女，要做慈父慈母，否则子女没有尽孝的义务。现在在全力方面倾向于父亲，这是其思想镇南关较保守的部分。

2.在国家中，人与人的和谐关系形式主要是君臣以礼，臣的农耕文明的影响下，国家实质上就是事君以忠。在古代一个放大的家庭。君主相当于父亲，君臣相当于子女。故而孔子移孝至忠，要求臣对君要忠，民对君要顺，他对春秋时代颠倒的尊卑秩序大加批驳。

3.在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准则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家庭和国家爱群体中，人与人的关系主要是基于血缘政治而形成的特定身份关系。除了这一特定的身份关系，便是基于共同的社会属性而形成的人与人的关系。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具有普遍性，而家庭和国家群体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有特殊性，那么孔子是怎样构建这种普遍性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呢？他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就能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是这对一般人来说太难。自己想要站立，就要让别人站立；想要满足自己的要求，就要先满足别人的要求。自己设身处地的为别人着想，这是何其高的道德境界啊!孔子也成这为忠，这种积极与人相处的方法非常有效，只是做起来太难。因此，子贡问曰：“有一言可以终自行之者乎之？”子曰：“其思乎，己所不欲，勿施于

人。”就是自己不喜欢的事，也不要强迫别人去做。这种方法孔子叫做怒。这前面忠相比有些消极，但不失为一种与人相处的良策。

三、总结

孔子虽然已去，但其留下的精神财富仍在后世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而今世界各地兴办孔子学院，学习儒家文化。我们学校也树立了孔子的铜像。其思想之伟大是为全世界所普遍认同的，是在实践中检验得到的。因此，我们要大力倡导孔子的和谐目的和仁的思想。这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同时也能提升我们自身修养。

参考文献：

[1]毛子水.论语今注今译[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9年版

[2]杨伯俊.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

[3]沈善增.孔子原来这么说[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4]朱贻庭.儒家文化与哲学思想[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5年版

① 选自（《论语·颜渊》）

② 选自（《孟子·梁惠王上》）

③ 选自（《论语·雍也》）

第四篇：“灌输论”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思想

“灌输论”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思想

“灌输论”思想是伴随着科学世界观的诞生而萌发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导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在建立科学世界观方面迈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正是在这篇光辉文献中，“灌输论”思想萌芽破土而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素朴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2版，第1卷，15－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l995。）在这里，“头脑”与“心脏”的结合，就是“精神武器”与“物质武器”的结合，就是德国哲学家与工人的“联盟”，也就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如何实现这种结合，“思想的闪电”怎样“彻底击中”尚未被理论武装起来的、处于自发状态的“素朴的人民园地”，这就蕴含着社会主义理论需要从工人运动外面灌输进来之意，这可以理解为对“灌输论”思想的最初表达。

马克思、恩格斯在同魏特林的平均共产主义理论做斗争的过程中，进一步表达了这一思想。德国早期工人运动领袖魏特林从其粗糙的、纯粹出于阶级本能的空想共产主义思想出发，反对制定科学共产主义纲领，反对组织无产阶级政党和向无产阶级进行理论教育，固执地认为：“我们有能力实现共产主义；因此，让我们切实地为此工作吧；光靠宣传是全然无济于事的。”（庄福龄主编《马克思主义史》，第l卷，l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他还荒谬地声称，马克思、恩格斯是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不是通过自己的困苦走向共产主义的，因而是不可信赖的。对魏特林的这些错误言论，马克思、恩格斯给予了严厉的批评和耐心的帮助，他们希望魏特林懂得：如果不给工人阶级以严格的科学思想，那就如同传教士所玩弄的空洞而无知的把戏没有什么两样；如果不给工人阶级以科学的行动依据就鼓动工人革命的做法，这种做法不仅不能拯救工人脱离苦海，反而会把他们引向毁灭的深渊。但魏特林执迷不悟，不仅不改正错误，反而同“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同流合污，共同对抗马克思的科学革命理论。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决定从思想上彻底清算魏特林空想社会主义的消极影响。这一任务是在《共产党宣言》中完成的。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空想社会主义和各种反动的社会主义，强调了科学理论对于工人运动的意义，进一步表达了“灌输论”的思想。他们指出：“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2版，第1卷，28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l995。）“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2版，第1卷，30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在这里，他们明确地表达了共产党必须加强对工人阶级的思想理论教育、党是社会主义同工人运动的结合的思想。他们还进一步解释了为什么社会主义理论需要从工人运动外面灌输进来，因为“贫困”不能产生“理智”，社会主义不能从自发的工人运动中产生，它最初只能由“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了” 的“已经提高到从理论上认识整个历史运动这一水平的一部分资产阶级思想家”（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2版，第1卷，28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提出来。

马克思、恩格斯在其同蒲鲁东主义者的斗争中再次表达了有关思想。在第一国际筹建之时，蒲鲁东主义者就竭力阻挠国际建立在科学理论的基础之上，主张把国际建成一个国际信贷和合作社之类的组织。他们在第一国际伦敦代表大会和日内瓦大会上先后抛出了“不让脑力劳动者参加国际”的建议。这一建议遭到了马克思领导的国际大会的否决。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马克思告诫工人阶级：“工人们所具备的一个成功因素就是人数众多；但是只有当群众组织起来并为知识所指导时，人数众多才能起决定胜负的作用。”（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2版，第2卷，606-60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再一次强调了工人运动与科学理论结合的重要意义。马克思还指出，蒲鲁东主义者仇视革命理论，“把自己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排斥一切文人等等上面”的行为是“荒唐的”（马克思：《致恩格斯（1865年2月25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1卷，8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指出国际委员会“坚决反对只有工人才可以被任命为我们协会里的负责人员的原

则”（《马克思：《总委员会关于巴黎支部中的冲突的决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强调革命理论家与工人运动的结合和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

此外，恩格斯在1880成解放世界的事业，是现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而“深人考察这一事业的历史条件以及这一事业的性质本身，从而使负有使命完成这一事业的今天受压迫的阶级认识到自己的行动的条件和性质，这就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表现即科学社会主义的任务。”（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2版，第3卷，76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这段话明确指出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对于唤醒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的重要意义。

上面撷取的只是“灌输论”思想萌生的几个片断，提及的也只是马克思、恩格斯有关的部分文献。可以说，与此相关的思想在他们的论著中是很丰富的。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恩格斯自己就曾多次直接使用过“灌输”一词。如马克思在1875年4月批评《哥达纲领草案》的制定者歪曲了“那些花费了很大力量才灌输给党而现在已在党内扎了根的现实主义观点”（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2版，第3卷，30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l 995。）思格斯在1887年1月告诫美国的社会主义理论家不要“从外面把这种理论硬灌输给美国人”（恩格斯：《致弗·凯利一威士淫威茨基夫人（1887年1月27日）》，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2版，第4卷，68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l995。）。但总的来看，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直接、专门来探讨“灌输”问题，其有关论述因而显得不够集中，不够系统，没有形成关于“灌输论”的观点体系。因此，可以将他们的有关思想看做是“灌输论”的思想源头。

第五篇：西方人本管理思想的起源、发展及启示

西方人本管理思想的起源、发展及启示

[摘 要] 本文分析了西方人力资源管理的思想的三个渊源，即现代人本主义、人本主义经济学和马克思人本主义思想，由此明确了人本管理的目的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表现为劳动者占有劳动成果并自主决策。西方管理实践从纯粹物本管理到人力资源管理再到人力资本管理的发展历程，明示了管理不断人本化的趋向。

[关键词] 人本管理 哲学渊源 人力资源管理 人力资本管理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中的核心内容，用“以人为本”的管理方式取代历史上的“以物为本”和“以资为本”的管理方式，这是人类历史进步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要求。以人为本不是用人艺术，而是哲学理念，考察西方人本管理思想的起源和发展，有助于我们明晰人本管理的实质，弄清人本管理实施的制度前提，找准实现人本管理的正确途径。

西方人本管理思想并非直接来源于哲学上的人本主义，哲学上的人本主义（Anthropology）更强调人的“生物性”，而忽视了人的“社会性”因素。现代人本管理思想的哲学渊源是Humanism，即人道主义、人文主义、人本主义，是关于人的本质、价值和个性发展等方面的理论和思潮。Humanism最早由古罗马思想家M·T西塞罗提出，指的是一种能够促使个人才能得到最大限度发展的教育制度，因此，人本管理的实质在于人的发展。

从古希腊开始，Humanism一直如星星之火传承下来，新兴资产阶级曾利用Humanism反对封建教会****，要求发展人的个性。20世纪60年代，现代人本主义在哲学界再次突起，存在主义、新托马斯主义、人格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等广为流行，这些学说宣扬人的价值、扞卫人的尊严、关注人作为人的前途、特点和利益，以提高人的地位为使命。这种思潮带动了人本经济学的发展。人本经济学关注的是人的发展和需要，而不是对金钱和财富的占有，它以马斯洛的“需要层次序列论”为人性假设，认为人的精神需求本质上是社会需要，不能以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的方式满足。按照人本主义的逻辑，企业就是在企业里工作的人，企业应该由工作者来管理，参与工作的每一个人应当公平地共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成果，缺席的资本所有者除了租借费（利息）之外不应当占有任何产品。美国人本主义经济学家大卫·埃德曼提出：人与生俱来就具有内在的价值或尊严，而不是作为顺手的工具以劳动得到实惠或工资。在典型的现代企业——股份公司中，企业雇员没有任何决策权，这完全违背了民主的原则，“就好像一国人民（股东）加入一个共同的契约联盟（股份公司），选举一个政府（公司管理层）来管理另一个国家的人民（公司雇员）。第二国的人民（雇员）又同意订立另一份契约——一份表示向管理者俯首称臣的契约（雇用合同）。这不过是政治版的资本主义企业。”人本企业的组织形式应该为合作社，劳动者以联合劳动为基础，在资本不足的情况下，可以租借资本，但是决不允许“任何以外部资本提供人或出借人的资格来享受董事职位或企业管理经营决策的投票权的行为，以及其他或直接或间接插手企业决策的行为。” 劳动者实行民主管理，每一个劳动者都拥有平等的决策权，这是建立在****而不是产权基础上的。企业员工将其决策权明确地委托给管理方，管理方以被管理者的名义和利益来运用其决策权，这是与政治领域“民有、民治、民享”类似的经济民主。人本主义乐观地认为通过教育和社会改良，依靠立法的力量完全可以建立一个全新的人本社会来实现人的发展，可以说这是一种充满热情的浪漫主义改良思想。

西方人本管理思想的另一个来源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的人本主义建立在对于劳动者的需要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矛盾分析的基础上。马克思认为人之所以为人，关键不在于其自然属性，而在于社会属性。人们在劳动中形成了共同活动和相互交往，由此形成的社会关系决定了人本质。马克思把人的需要分为三个层次：生存需要、享受需要和发展需要。生存需要是人最基本的需要；享受需要是提高人的生活质量，得到生活乐趣的需要；发展的需要是人表现自己和发挥生命价值的需要，发展是人固有的本质力量，体现为创造性的活动。这些需要都是在劳动中，或者以劳动为手段得到满足的。但是“以资为本”的社会制度却否定了劳动者作为人的需要，把劳动者异化为资本增值的工具。“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本质的东西；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毁。因此，工人只有在劳动

之外才感到自由，而在劳动中则感到不自在，他在不劳动时觉得舒畅，而在劳动时就觉得不舒畅。因此，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因此，它不是满足劳动的需要，而是满足劳动需要以外的需要的一种手段。”在资本私有制之外，劳动分工也助长了对工人的异化。在细致分工的流水线上，每个人日复一日单调地重复着简单的动作，生产的节奏完全受机器的控制，个人基本没有能力影响和控制生产的内容和进度，甚至无法在生产过程中控制属于他自己的那部分工作，个人的能力得不到承认或凸现，丧失了从工作中得到自豪感和成就感的机会，更失去了创造性。“工人要么逃避劳动，要么就是在劳动中希望消除异化，即由人来支配物。他们希望能够参与企业生产过程的决定，希望成为机器的主人，缩小因劳动分工而产生的同管理阶层之间的差距，获得人格的尊重。”马克思预言资本主义之后的社会应该是共产主义社会，这是一种“以每个人的全面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因此，其实质是人本主义社会。人本社会是以高度的科学技术武装起来，并得到自觉的科学管理和控制的劳动，劳动效率大大提高，劳动时间大大缩短，从而有充分的时间来从事为养成和发挥每个人的智力、体魄、品德和个性所需要的各种活动。通过对人本管理思想渊源的追溯，我们可以明确，人本管理并不是单纯的关心员工、理解员工、尊重员工，它不是从“用人”出发，而是从“发展人”出发，让员工从“手段人”变成“目的人”，从被管制者变成享有决策权的人。无论是人本主义经济学还是马克思所设想的理想社会都还远未实现，但是，它们共同预示了人类社会以及管理未来的发展方向，在****与物权的对比和较量中，****的力量不断增强，在管理中表现为从物本管理到人力资源管理再到人力资本管理，最终实现完善的、彻底的人本管理。

西方国家管理实践的发展历程可以划分为两大阶段：物本管理与人本管理。在物本管理阶段中，根据人与物在管理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又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纯粹物本管理阶段、人力资源管理阶段和人力资本管理阶段。截至目前，人本管理不过刚刚萌芽。

在纯粹物本管理阶段，企业中的劳动者普遍被看成是“机器人”、“工具人”，他们与机器设备唯一的区别是会说话，这一阶段在管理上的特点是完全依赖外在的强制和监督。在管理者的眼中，人的特点就在于人是“有生命的机器”，是会说话的工具，他们无视工人的任何需求，甚至是生理需求。在他们眼中，工人都是好吃懒做、好逸恶劳、贪得无厌、满身恶习的穷鬼，对这些人必须严加看管，多加处罚，否则他们就会偷懒、怠工甚至闹事和破坏。直到今天，在西方经济学家的分析中，监督以防止员工偷懒仍是管理存在的首要原因。在这一阶段，管理者对工人随意处置，最大限度地延长劳动时间，增加劳动强度，克扣工资，雇佣童工和女工，对稍有懈怠的工人施以严厉的惩罚。

20世纪50年代管理大师彼德·德鲁克第一次提出了“人力资源管理”这一名称，但自管理学诞生之日起，在管理实践上即进入了人力资源管理阶段。从科学管理开始，管理者开始把考察的重点放在了人的特殊性上，认识到了人是不同于物的主动性资源，不发掘人的潜力就无法实现对物质资源的充分利用。在此后近100年间，从“经济人”到“社会人”，再到“自我实现人”、“复杂人”、“管理人”、“文化人”等等，管理者对于人的认识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深刻、越来越全面。早期的人力资源管理，无论是泰罗的科学管理还是行为科学管理，都是以一种机械化的思维在寻求某种最佳工作方法，以提高工人的劳动效率。而到了人力资源管理阶段的后期，管理者认识到了人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在管理方式和工作效率之间并不存在着绝对的对应关系，不同特性的人力资源需要不同的管理方式来提高工作效率，因此，管理的重点转向开发弹性化的管理制度和多样化的管理方式，以个性化管理为特征。

20世纪90年代后，西方学者提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进入了知识经济时代，资本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货币形态逐步转化为知识形态，导致资本对人的统治地位发生了动摇。人的能力，尤其是智力开始作为资本登上历史舞台。由于出现了人力资本，那些拥有高超素质技能的人可以据此成为“知本家”。当“知本家”出现后，企业不再是资本所有者统治作为臣民的雇佣劳动者的“封建庄园”，而成为物质资本和知识资本所有者联合行使所有权的契约，资本家是货币资本的所有者，“知本家”（核心技术创新者和掌握者以及职业经理人）是人力资本的所有者，“知本家”可以将自己的人力资本转化为股票，和资本家一起享有对企业的治理权。人力资本的出现似乎使企业雇员和资本所有者享有了平等的权利，因此，有人将人力资本管理即视为人本管理，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首先，人力资本管理仍然把人与其他物质资源并列在一起，把人的知识、技能看成是另一种资本形态，劳动者以这种资本所有者的身份获得收益，而不是以劳动者的身

份占有创造出的价值，因此，这不过是要素分配论的变形而已；第二，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只有高级管理者和创新技术人才可以成为“知本家”，普通员工由于人力资本太低，只能作为人力资源存在，而不能上升为人力资本与资本家平起平坐。因此“人力资本论仅是对人在经济动力中贡献的物质的、量化的因而是简单的描述而已，是一种便于做经济分析的人格的物化。……即使是约翰·穆勒，也为了避免将人当作资本品甚至比资本品低贱的难堪，提出„人民不应当作财富，因为财富正是为了人的缘故而存在‟。”然而，人力资本管理毕竟在资本私有的制度框架内将物本管理发展到了极致，即利用将人异化为资本而与资本对抗，因此，也将物本管理推到了崩溃的边缘，其进一步的发展必将是对物本管理的否定，即以人本管理取代物本管理。在西方国家的管理实践中，最能体现出管理人本化趋势的是德国的参与管理。德国1920年～1989年间陆续通过并实施的《工厂委员会法》、《共同决策法》、《工人共同决策法》和《工厂制度法》等一系列法律，保证了企业雇员可以通过工厂委员会和共同决策制享有参与权和决策权。工厂委员会由所有雇员选举代表组成（不包括管理阶层），委员会每月与雇主举行一次联合会议。委员会有权了解任何会对雇员造成重大影响的生产经营方面的决策以及公司的财务状况。如果委员会发现劳动条件的改变损害了工人的人性化需要，可以要求雇主予以改变或补偿。共同决策制规定，劳资双方在董事会中占有同等的席位，双方再共同选举一位中立代表，中立代表只有在双方投票平局的情况下才进行表决。尽管受到管理能力、信息获知等方面的限制，真正的劳资双方对等共决很难实现，资方在决策中仍居主导地位，但是在德国的参与决策模式中，雇佣劳动者不需要借助于资本、知识等条件即可参与企业决策，参与权直接建立在劳动力所有权上，这不能不说是对“以资为本”的突破，是“以人为本”的开端。

从人本管理的历史渊源可以看出，其思想萌芽由来已久，贯穿着人类发展的文明史，并成为人类不断追求的目标。人本因素在管理思想和实践中不断闪现，从纯粹的物本管理到人力资源管理，再到人力资本管理的发展历程，便是人本管理因素在量上不断积累和增加的体现。由于私有企业制度限制了从物本管理到人本管理的质变，因此，只有企业制度转变为合作制或公有制之后，人本管理才具备了实施的制度基础。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企业管理水平还相当落后的国家来说，已经建立起来的公有制企业为人本管理提供了制度前提，我们应当承继西方企业管理积累的经验与成果，顺应社会进步和管理趋势的发展，用人本管理提升我国公有制企业的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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