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政府禁令能否治好变味的谢师宴
【今日谈】
政府禁令能否治好变味的谢师宴
日前，安徽铜陵、广东江门、山东滕州等多地教育和纪检部门发布禁令，禁止教师和党员干部参加或操办谢师宴。这样的强制手段真能让屡受诟病的谢师宴返璞归真吗？
<名为谢师实为敛财>
许多家长表示，如今谢师宴俨然已成为一种互相攀比的竞赛，你搞千元一桌的宴席，我就搞五千一桌的宴席，谢师宴因此变得铜臭味十足。
攀比之下，还有更为不堪的情形。如2013年湖南茶陵县潞水镇镇长彭志兵为女儿2次操办谢师宴，收受礼金21.1万元。家长张军杰表示，“领导的孩子多数是出国留学，人家就是想从宾客手里把留学费捞回来，还有一些富豪借机替领导孩子交留学费、送大红包，更是一种潜规则”。另一种情况是，某些学生在谋求升学加分、特长生等特权时，受到某位老师的“帮助”，谢师宴便成为“回报”的舞台。<一纸文件难去病根>
以现今的谢师宴乱象来看，用行政禁令这样的手段加以遏制似乎并无不妥。但值得探讨的是禁令真的会管用吗？类似的禁令如2004年教育部明确叫停炒作高考状元，要求不得对高考升学率及高分考生进行宣传。如今十年过去，年年状元年年炒，有哪个地方教育部门与学校因“泄露高考信息”而被处理？
说到底，谢师宴变味的根源，是社会风气的日渐浑浊。如家长张军杰所言，叫停谢师宴并不代表就“风清气正”了，这是治标不治本。教育行政化、功利化，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合理才是谢师宴被扭曲的罪魁祸首。
<谢师贵在真心实意>
还有评论表示，在反对不正之风的同时，也要弘扬并完善“谢师文化”。金榜题名之际，大多数学子及家长还是会真诚感念恩师的栽培，用谢师宴表达感激也在情理之中，不能简单地一棍子打死。
其实，为答谢老师，除了请吃饭，还有许多选项，如创意摄影等更显时尚高端的形式。禁止参加、举办谢师宴需要有合理的限度，万不可因谢师宴的变质，而把传统的尊师重道文化也一并抛弃，那对于本已不再清新的社会风气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
(综合齐鲁网、光明网)
第二篇：12条禁令能否成为职务消费“紧箍咒”
华山舆情：
12条禁令能否限制职务消费
摘自：《新京报》
继今年5月发布国企领导人的职务消费行为监督规定后，21日，财政部、监察部和审计署联合印发《中央金融企业负责人职务消费管理暂行办法》，颁布12项禁令。
尽管12条禁令规定比较详细，但有人却指出，国企高管职务消费时，有时是集团或者群体消费，不好界定为职务消费；一些单位也会把领导职务消费转嫁为单位消费。换言之，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上面有12条禁令，下面可能就有24条对策。
当然，有12条禁令总比没有要好，有监管总比没有监管要好。但是我们绝不能停留在这12条禁令上，还应该从深层次、全方位来解决央企高管职务消费，比如，把监督的权利让给公众，改革央企董事会和监事会，让央企利润流向更透明，强化审计监督，让法律成为高管职务消费的“紧箍咒”……
第三篇：禁令难净谢师宴污浊之水
【自由谈】
禁令难净谢师宴污浊之水
本报上午版【今日谈】栏目抛出话题：日前，安徽铜陵、广东江门、山东滕州等多地教育和纪检部门发布禁令，禁止教师和党员干部参加或操办谢师宴。这样的强制手段真能让屡受诟病的谢师宴返璞归真吗？以下为本报截稿时，部分参与者对此事的看法。
<光明磊落办谢师宴>
*尾号2677的用户：谢师有何不可？言高为师，德高为范，好老师本来就应该尊敬，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大家表达对老师的谢意升级为吃饭了。这不能等同于官员公款吃喝，只要是真心感谢老师，不搞名堂，无可厚非。
*尾号8966的用户：礼尚往来本来是很正常的事情。但如今正常的走人情已变了味，除传统的红白喜事外，谢师宴、过生日、乔迁之喜、生孩子等都变成搞关系的俱乐部了，不去、不办感觉不踏实。<尊师传统理当弘扬>
*尾号8250的用户：各家婚丧嫁娶请来亲戚挚友，或是可喜可贺，或是揖别送终，亘古不变。谢师宴名利双收，既有学子成才之名又可收道喜之利，有谁不操办？关键是看谁做到名副其实，既尊师重教，又摒弃敛财恶习。
*尾号9679的用户：我儿子今年金榜题名，谢师宴肯定要办，但我不会去攀比，更不会敛财！确实要感谢老师的培养！心术不正的人，1
干什么都能搞出花样，做事自己清白就好。
<风气难靠禁令改观>
*尾号2345的用户：政府禁令不能让谢师宴杜绝。行政部门和纪检系统应该想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些党员和公务员乐于参加。要是仅仅是出于尊重师长、感恩，去去无妨，没必要管头又管脚。若是有别的目的，就查查他们。
*尾号6711的用户：到底是谁把谢师宴搞得这么负面？普通感谢都是礼轻情意重，现在倒过来了，可见“关系”是多么重要，这也决定令行不止啊。
*以上言论仅代表个人观点*
第四篇：政府及其部门能否成为受赠人？
政府及其部门能否成为受赠人？
【导读】山西“煤老板”向山西省公安厅捐赠800万元用于购置警务直升机；广州本田汽车有限公司向广州市环保局捐赠20台环保监察车；著名慈善家李某向北京公安机关捐赠价值300万元的70两个甲壳虫电瓶警车，类似的捐赠还有很多很多，对上述捐赠的质疑也举不胜举。今天就说一说这个话题：“政府及其部门能否作为受赠人？
【结论】政府及其部门通常情况下不能作为受赠人，但是在特定条件下可以作为受赠人。
【法律规定】2016年9月1日实施的《慈善法》没有规定政府及其部门能否成为受赠人。对该问题的规定见于《公益事业捐赠法》。该法第十一条规定：“在发生自然灾害时或者境外捐赠人要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作为受赠人时，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可以接受捐赠，并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对捐赠财产进行管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可以将受赠财产转交公益性社会团体或者公益非营利的事业单位；也可以按照捐赠人的意愿分发或者兴办公益事业，但是不得以本机关为受益对象。”该条规定了政府及其部门能否作为受赠人的问题，也规定了接受捐赠后财产的管理和使用原则。
《慈善法》在此基础上也作出了关联规定，该法第三十条规定：“发生重大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和公共卫生事件等突发事件，需要迅速开展救助时，有关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协调机制，提供需求信息，及时有序引导开展募捐和救助活动。”上述规定强化了政府在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等突发事件中的管理责任。
【解析】
一、政府能否成为受赠主体？ 观点
（一）政府不应当成为受赠主体 理由是：
(1)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弱化政府权力，将政府职能向民间转移已是必然趋势，而将政府作为受赠主体与这一趋势不符。《慈善法》的立法体现了这一点。(2)政府的职责是管理，经费开支来源于税收。如果政府以接受捐赠的方式来补充经费开支，就有向公民增加税收的嫌疑。
(3)在捐赠活动中，捐赠人和受赠人处于平等地位，而政府是管理部门，有募捐（公墓资格）、审批等权力，再成为受赠主体，就难以确定其在捐赠活动中的地位。(4)推动和发展公益事业是政府的职责，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就可以作为受赠一方直接介入捐赠活动，为减少捐赠活动中的中间环节，尽快实现捐赠目的，需要设立一些民间中介机构而不是政府机构来从事捐赠活动。观点
（二）政府应当成为受赠主体 理由是：
(1)确定受赠主体既要努力与国际接轨，又要承认国内发展的阶段性，我国的社会组织还处于建立和发展阶段，需要政府的扶持和帮助。
(2)政府与公益性社会团体、事业单位是相辅相成的，而不是竞争的关系，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政府职能将逐渐淡化，但在过渡时期又不能将工作完全放弃，应当在捐赠活动中起一定作用。
(3)与社团、基金会相比，政府接受、承办和落实捐赠，所需费用不需要从捐赠财产中开支，这就提高了捐赠财产的使用效率，有利于实现捐赠人的愿望。(4)不少大型捐赠项目，对困难群体和个人的捐赠，特别是来自境外的捐赠，由政府来签约、规划和使用，有利于确保捐赠的实现。
《公益事业捐赠法》结合两种观点作出了有条件的接受捐赠。
二、政府及其部门接受捐赠的情形仅限两种。
第一种情况是，政府在救助灾害时可以接受捐赠。救灾是一个比较特殊的问题，时效性很强。我国的灾害发生比较频繁，人民政府承担的救灾任务很重。发生自然灾害时，仅靠民间社会组织的力量来接受捐赠并将捐赠财产转用于灾区灾民是不够的。与民间社会组织相比，政府有宏观管理社会的职能，有强大的组织、指挥和协调能力。一旦发生重大自然灾害，由政府来接受捐赠，并将捐赠财产迅速送达灾区和灾民手中，便于及时救灾抢险，尽快实现捐赠目的。这点在《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第五十五条第二款有体现。该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作为受赠人的，应当将捐赠款物用于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公益性社会团体、公益性非营利的事业单位作为受赠人的，应当公开接受捐赠的情况和受赠财产的使用、管理情况，接受政府有关部门、捐赠人和社会的监督。”从《慈善法》对这个问题的规定中可以看出，国家在弱化政府作为受赠人开展救助的内容，而强化政府对救灾的指导、协调和管理。
第二种情况是，应境外捐赠人的要求，政府可以接受捐赠。一些港澳台胞、海外华侨、华人、外国政府组织以及其他境外的捐赠人，出于对人民政府的信任，希望将财产直接捐赠给政府，并通过政府尽快实现捐赠目的。因此，在境外捐赠人提出要求的情况下，政府可以接受捐赠。考虑到乡级人民政府人员和力量上的局限，规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在上述两种情况下接受捐赠，有利于在特殊情况下对捐赠财产进行统一安排，加强对捐赠财产的使用、管理和监督。这里的政府部门包括民政部门及其他部门。
三、政府对受赠财产的处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对接受的捐赠财产可以采取两种处理方式。一是将受赠财产转交给公益性社会团体和公益性非营利的事业单位。
在这一情况下，政府及其部门实际上是捐赠人和公益性组织之间的桥梁；只要不是急需由人民政府直接去帮助捐赠人实现捐赠目的，政府就应当将受赠财产转交给公益组织；这样做既符合捐赠人的意愿，也符合建立小政府大社会、将公益事业交给公益性组织去办以及培育和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二是可以按照捐赠人的意愿分发或者兴办公益事业。
由于捐赠人有权选择受赠对象，有权决定捐赠财产的用途和使用方式，特别是在救助灾害以及境外捐赠人要求人民政府及其部门接受捐赠的情况下，充分尊重捐赠人的权利和意愿，由政府将捐赠财产直接分发到灾民及其他困难的群体和个人手中，或者利用捐赠财产兴办公益事业，对尽快实现捐赠目的就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政府及其部门承担的仅仅是分发财产和兴办公益事业的职责，而不得以本机关和本部门为受益对象。政府受赠而其机关和人员并不受益，体现了政府服务社会的职能，也是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需要。
综上，我个人认为政府应退出受赠人主体，做好协调、指导和监管，有利于政府公信力的构建和政府公共管理职能的实现，有利于防止权力寻租、防止滋生腐败。
第五篇：2015河南公务员时政热点：称呼禁令能否换来“同志”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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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河南公务员时政热点：称呼禁令能否换来“同志”回
归
老大、老板、哥们、兄弟„„一个个江湖习气十足的称呼，时下在一些党员干部中盛行，破坏了党内民主，损害了党和政府、干部的形象。
针对这种不良习气，近日广东省纪委发出通知，重申严禁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之间使用庸俗称呼。一些人指出，小小称呼关乎党风政风，这一纠偏举措有益于优良传统和作风的回归。
三令五申屡难禁
广东省纪委发出的通知称，当前广东省部分党员干部受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江湖习气”等不良风气的影响，把同事、同志间的称呼庸俗化，与党的宗旨和人民政府的性质极不相称。
实际上，多年来，党对干部称谓问题一直非常重视。早在1965年中央就发出《关于党内同志之间的称呼问题的通知》，要求“今后对担任党内职务的所有人员，一律互称同志”;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再次强调，“党内要一律互称同志，不准叫官衔”;2003年以来，各级党委也以多种方式重申这一要求，而且不使用具有官僚主义等色彩的称呼，也是反“四风”应有之义。
然而，称呼问题却没能引起一些党员干部的警惕。记者在基层采访时发现，不少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称部门领导官衔或“老大”“老板”，干部之间称兄道弟的现象也很常见。广东出台禁令后，有些人甚至认为是小题大做。
“密切联系群众，谦虚谨慎，是党的优良作风。”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尹小俊说，“这些称呼，无形中在党员干部特别是上下级之间制造了隔阂，何况有些党员干部平日听惯了这些称呼，也可能会变得虚荣或官僚，甚至专横跋扈。”
一些干部感慨地说，革命时期在根据地，领导干部和党员、群众之间都互称同志，或叫“老张”“老李”„„平等而又亲切。新中国成立后，一些人渐渐丢掉了好传统，开始以职务相称，如今“江湖称号”又多了起来，“长此以往，对党和国家贻害无穷”。
吉林大学廉政研究与教育中心副主任王郅强教授说，这种现象屡禁不止，一方面折射出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等不良作风仍有土壤。另一方面，一些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可能感国家公务员| 事业单位 | 村官 | 选调生 | 教师招聘 | 银行招聘 | 信用社 | 乡镇公务员| 各省公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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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不这样叫，怕对方觉得是对其不尊重，或者觉得在这样的氛围下，如果不跟风附和，会影响工作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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