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裕钊与吴汝纶教育思想的共同特征

第一篇：张裕钊与吴汝纶教育思想的共同特征

张裕钊与吴汝纶教育思想的共同特征

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短短的七十年，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凭借船坚炮利，侵略中国，封建社会的大门被打开，中华民族经历了生死存亡的考验，广大民众饱尝被欺压、被奴役之苦，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另一方面，许多有识之士，奔走呼号，献计献策，抵御侵略，反抗压迫，奏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最强音。在这一过程中，始终有一大批有识之士，以救国、兴国为己任，在黑暗中探索，寻找救国济民之道，清醒地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向西方学习，兴办洋务，主张变法，开展了一系列求生存、求自强、求发展、求进步的实践，其间教育变革创新是重要的一个方面。围绕着“中学、西学”这一主题，思想领域的辩争和各种社会思潮的涌现，都给清末民初的教育思想带来了震撼，产生了裂变。因此，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历程，也是中国教育近代化的演变过程。中国近代教育思想的形成，是仁人志士长期探究的结果，它烙上了时代发展的印记。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中国近代教育史，就是近代中华民族先进人物追求进步和发展的历史，也是走出国门向西方学习、寻求教育救国济民的历史。

张裕钊（1823-1894）, 字廉卿，号濂亭，今湖北鄂州人。出生于诗书之家，自上祖迁居武昌龙塘以后，数百年间，以耕读为业，《张氏家谱?立堂家训》明示子孙“入则课读，出则课耕，十数年如兹。”父嗜学，张裕钊“少染家学，精勤不倦”，然塾师授以制举业，意不乐。家独有《南丰集》，时时窃读之。道光二十六年（1846）中举，考授内阁中书。曾国藩阅卷赏其文，并告以文学利病及唐宋以来家法，学乃大进。聘修湖北通志，与当事不合，辞不就。中年主讲金陵文正，江汉经心、鹿门诸书院，又主讲保定莲池书院，广招门徒，培植人才，声望益隆。晚年遭遇困境，不得已，辗转关中，病死西安。吴汝纶（1840-1903），字挚甫，安徽桐城人。幼家贫，刻苦力学，“尝得一鸡卵不食，易松脂以照读书”。同治四年（1865）中进士，授内阁中书。曾国藩奇其文，留佐幕府。后调直隶，参李鸿章幕。“时中外大政常决于国藩、鸿章二人，其奏疏多出汝纶手”。（《清代七百名人传》）先后任深州、冀州知州。年刚49岁，称疾乞休，接张裕钊之后出任保定莲池书院山长。一任就是十多年，并在书院中开设英、日课程，聘英、日名人任教。后经清政府管学大臣张百熙推荐，以五品卿衔充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坚辞未允，遂赴日本考察学制。回国后，创办桐城中学堂，积劳成疾，于1903年病逝。曾国藩曾说：“吾门人可期有成者，惟张（裕钊）、吴（汝纶）两生。”（《清史稿?张裕钊传》）可见曾国藩对他们两人十分器重。后来张、吴两人在文学上、教育上、思想上取得很大成就，令人景仰，与黎庶昌、薛福成并称为曾门四大弟子。

张裕钊、吴汝纶作为靠封建科举晋阶的官吏，了解民情、国情、洞察时势，无论是在官场仕途，还是卸官弃爵，全心致力于教育事业。作为科举制度考选出来的代表，心系国家安危，主张西学，废除科举，并躬亲实践，勉力而为。他们出身寒微，都师事曾国藩，长期处京畿之地，曾先后任保定莲池书院山长，关系密切，交谊深厚，对国情民情有较深的了解。因此，无论是思想上，还是实践上，其教育理念和思想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笔者不揣浅陋，对他们教育思想中具有创新意识的共同特征，作如下浅述，以就教于专家、学者。首先，洞悉科举弊端，主张废除科举制度

张裕钊、吴汝纶他们虽然都是科举出身的封建知识分子，但他们对科举制度的弊端和危害，有非常清醒的认识。张裕钊幼年时，对八股制艺，不感兴趣，对新颖独到的《南丰集》，深深迷恋。中年以后，随着社会阅历的增多，对科举制度的认识逐渐理性化，崇尚经世致用，反对科举的思想理念日趋成熟。张裕钊指出“然今之学者则学为科举之文而已。自明太祖以制艺取士，历数百年，而其弊已极，士方其束发受书，则一意致力于此。稍长，则专取隽于有司者之作，朝夕优而诵之，所以猎高第跻显仕者，取诸此而已。经史百家自古著录者茫不知为何书，历代帝王、卿相、名贤、大儒至不能举其人，国家典礼、赋役、兵制、刑法问之

百而不能对一，诸行省、郡县、疆域不辩为何方，四裔朝贡、会盟之国不知其何名，卑陋苟且成于俗，而庸鄙著于其心，其人能?目攘背而道者，则所谓仁义道德，腐熟无可比似之而已矣。呜呼！以彼其人服中外官，膺社稷人民之寄，生民何由而安，内忧外患何恃而无惧哉？”（《重修南宫县学记》）他还认为科举取士，严重败坏社会风气。急功近利，追逐名利成为科举制度的代名词。父子之情，夫妻之情，为科举名利所困扰，显得乏力而无味。“士大夫一沉于室家之累，身之不显则内愧妻子，而若不可为人；为子者亦若唯是可以奉承其亲，非是则危不可以为子。悉家人父子恤乎惟一官之得失为愉戚。”以致他发出“夫俗之日坏，而人才之所以不振，只是故而已”的哀叹。（张裕钊：《夏润之孙桐之母姚宜人六十寿序》）这里他明确指出，科举选拔人才，对国家、对民生无益而有百害。在国运维艰、民运维亡的时候，吴汝纶把自己的理性视点专注于开启民智上来，他“生当世运剧变之初，时外国之学说，尚未大行于中国，先生旷观时事，已深不以斤斤于考据义理者为然，而独专力于经世有用之学。”他对科举制度提出了最激烈的抨击。吴汝纶指出：“窃谓废去时文，直应废去科举，不复以文字取士。”（《与李季高》）当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首领提出改革科举制度，朝廷决定废除时文之际，吴汝纶认为这种改良，无济于事。他力陈不废科举的危害，他说“愚意当径废科举，专由学堂造士，”用外国学校考试的办法选拔人才。如果不废科举，只废去时文，“但用策论取士，亦难得真才”，既然选不出真才，这样的改革就毫无意义。因此，他一再呼吁：“非废科举，重学校，人才不兴。”他在日本考察学制期间，仍写信给清政府管学大臣张百熙，请他鼎力支持自己“废科举”的建议，他说：“教育与政治有密切关系，非请停科举，则学校难成，前既屡面论之，此事终望鼎力主持。”（《郭立志：桐城吴先生年谱》卷二）由此可见，张、吴两人对科举制度的危害有非常深刻的认识，并提出纠正危害的措施，具有非凡的胆识和气魄。

其次，强调培养人才是兴国富民的第一要务

张、吴二人把人才培养都提升到兴国富民的战略高度来加以认识。光绪十二年（1886），张裕钊撰《重修南宫县学记》并书丹。他着重申论“明朝制艺科举取士积弊，及清代益以经艺策问之法，虽稍趋实践，亦莫能振拔于其间。”所以他指出：“惟天下之治在人才，而人才必出于学。”（《重修南宫县学记》）他通过对科举制度选拔人才的考察，认为科举考试不但难以选拔真才，更难以选拔国家有用之才。因此，他对能否选拔“有用之才”，极其关切。他说：“夫穹天下古今，尊主被民，披患折之要，一言以蔽之曰：得人而已矣。”（《送张振轩宫保还粤东治所序》）“得人为金汤，失人成沸糜。”他还希望读书人率先垂范，以自己淡泊名利、心忧天下为己任的胸怀，匡扶社会风气，“士莫先于尚志。而风俗之转移，莫大乎君子之以身为天下倡。今天下师儒学子，诚得一有志之士，悯俗之可恫，耻庸陋污下之不可以居，毅然抗为明体达用之学以倡其徒，„„由一人达之一邑，由一邑达之天下。”（《重修南宫县学记》）希望通过有才之士来影响一邑乃至天下，其目的非常明显。他同时企盼朝廷广开言路，遍纳群贤，“当年庆历开皇极，特诏天章纳众贤，”字里行间无不表现出他对人才的期盼之情。因此，他辞官后，仍然不忘世事，“裕钊废于时久矣，自度其才不足拯当今之难，退自伏于山泽之间，然区区之隐，则未能一日以忘斯世。”（《赠吴清卿庶常序》）吴汝纶极力倡导兴办学校，培养人才。自从任知州开始就潜心教育事业，其目的就是想为国家培养更多的有用之才。他明确指出：“但用策论取士，亦难得真才”（《与萧敬甫》），“非废科举，重学校，人才不兴。”（《答方伦叔》）培养人才重要，使用人才更重要。吴汝纶要求对学校培养出来的人才，要妥善安排，对学有所成的学生，要给他们施展才华的机会，“学成之后，必应予以进用之路，非举人、进士等空衔可以鼓励，”（《桐城吴先生年谱》卷二）这也就是说对人才的使用，必须做到人尽其才，用之有道。在张、吴二人的积极努力下，其时一大批有识之士脱颖而出，如张謇、范当世、阎鹤泉、贺松坡、姚永朴等，他们的思想和实践在社会上均产生了积极的进步作用。张裕钊在莲池书院，视事时间长达六年之久，并兼“学古堂”主讲，门生约三四

千人，地接畿辅，为当时最负声誉之学府。吴汝纶在深州时，“聚一州三县高材生亲教课之。民忘其吏，推为大师。”（《清代七百名人传》）官移冀州后，仍锐意兴学。他在深、冀二州为官近二十年，“其文教斐然冠畿辅。”（《清史稿?吴汝纶传》）任莲池书院山长时，他首创东、西两学堂，聘英国、日本教师授课，引导学生学习欧美、日本等国的科学知识，为社会培养更多的有用可用之才。

第三，放眼世界，极力倡导“西学”

张、吴两人目睹清朝政府的腐败，虽退伏草野，游走乡间，授徒讲学，仍心系国运。“惟闻国进一贤，则喜不能寐；朝失一士，则忧形于色。”（《答张季直》）张裕钊认为中国要发展，必须向世界学习，破除因循守旧、抱残守缺的落后观念。他认为“泰西人故擅巧思”，数十年之间，“镌凿幽渺，智力锋起角出，日新无穷。”（《送黎纯斋使英吉利序》）因此，积极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为我所用，以加强国防，抵御西方帝国主义侵略。他对当世学士大夫拘守旧故，固步自封，非常痛恨。他说：“当世学士大夫，或乃拘守旧故，犹尚鄙夷诋斥，羞称其事，以谓守正不挠。”（《同上》）他在《送吴筱轩军门序》中，批评朝野上下的虚妄做法，“天下之患，莫大乎任事者好为虚伪，而士大夫喜以智能名位相矜。自夷务兴，内自京师，外至沿海之地，纷纷藉藉，译语言文字，制火器，修轮舟，筑炮垒，历十有余年，糜帑金数千万，一旦有事，责其效，而茫如捕风。不实之痼，至于如此。”因此，他希望黎庶昌出使英国，“精求海国之要务，以筹备边事。”（《同上》）还提醒黎庶昌“觇国之道，柔远之方，必得其要，必得其情。得其要，得其情，而吾之所以应之者，乃知所设施。„„使民不倦者，神而明之，利而用之，亦可以得其道矣。莼斋之贤，其必能心喻乎此，以俟异时受任国家之重，而副海内之望也。”（《同上》）谆谆告语，情深意长，从中可见他以国事为重的赤诚之心。吴汝纶对倡导“西学”重要性的认识，相对张裕钊来说，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早在北洋水师建立时，就感到：“今日海陆各军，用器尚新，而将领无西学，此忧方大。”（《答王西渠孝廉》）甲午战争失败，他更加坚信“非处处设立学堂，讲求外国新学不可。”（《与康乐》）在世变益亟，环海强国竞富盛新术，吾徒窳守旧俗，不足与相抗衡的情况下，吴汝纶向世人疾呼：“观今日时势，必以西学为刻不可缓之事”，（《与方伦叔》）“西学当世急务，不可不讲”，（《答贺松坡》）“窃谓救时要策，自以讲习西文为务”，（《与李赞臣》）“国无西学，不足自立”，（《研经会招待席上答辞》）“将来后生，非西学不能自立于世”。（《与萧敬甫》）西学既然如此重要，怎样去学习它呢？一是“欲通西人门径，非得西士教习”，（《与山西胡中丞》）“不能请西人，若日本人，则尚可来就”，（《与方伦叔》）否则就难以造就出真才。二是创办学堂，要以讲习西学为主，因为“人无兼材，中、西势难并进。”（《与徐寿平》）三是出国留学或考察。他说：“吾国后生，不出洋则学西文甚难”，（《与方伦叔》）“欲开倡西学，必应遍采欧美善法，择其宜于中国者仿行之”。（《与曾履初兄弟》）他强调出国学习十分重要，“百闻不如一见，得贤智之士来考览，胜阅报纸、译书者百倍”。（《与张尚书》）四是明确学习重点。他指出：“今方开倡西学，必以算学为开宗明义第一章”，（《答贺松坡》）“西学重专门，而以算学为首务，他学必以算学为从入之阶，明算而后格致诸学循途而致。今既不得通外国语言文字，则学算亦本务矣”。（《同上》）同时还强调在学堂中要尽量增加西学课程和内容，西学除博物、理化、算术、政治、法律以外，“则矿山、铁道、税关、邮政数事为最急，海陆军法、炮工、船厂次之，此皆数年卒业即可应用者也”。（《桐城吴先生日记》）只有掌握并会运用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才能实现他们富国强兵的良好愿望。张、吴二人极力倡导“西学”的思想，给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带来了生机与活力，对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教育是人类社会一定历史阶段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体现，并反作用于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体现了当时社会变革和发展的趋势，顺应并推动了历史潮流前进的步伐。张裕钊、吴汝纶教育思想是我国近代教育思想史中闪光的一页，给后人留下了许多有益的东西，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宝贵财富。在中国近代教育思想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他们提出废科举、育人才、倡西学等真知灼见，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今天我们来探讨张、吴教育思想的共同特征，不仅有助于我们对当时国情、国势的认识，进一步把握张、吴两人教育思想脉络，阐明他们的进步性，而且有助于全面认识张、吴的历史贡献和作用以及他们的教育思想在今天的巨大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