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社会保险机构改革之我见

第一篇：谈社会保险机构改革之我见

谈社会保险机构改革之我见

尊敬的自治区社保局各位领导：

9月初本人参加了“北戴河内控制度”培训，通过学习与交流受益匪浅，同时对今后的工作进行了深层次的反思。面对养老保险及相关险种现在的发展状况感到担忧和遗憾。近三十年的社会保险的实践，我们取得了辉煌。但是由于惯性思维，模式死板，缺乏政策深研，造成机构混乱，政令不通。无法真正实施内部风险控制。

一、机构需要重组职能需要重新分配

目前，经办机构职能弱化，许多经办业务分立直接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直管，基层稽核审计权受控于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许多经办机构根本没有独立的稽核审计权。公共业务、信息业务等都已经脱离了经办机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独揽大权致使经办机构形同虚设。机构管理相当混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不具备稽核审计力量和能力。经办机构稽核审计力量闲置。致使“内部风险控制”无法实施。

机构重组职能重新分配势在必行。

二、保留骨干充实稽核审计队伍

纵览我们的经办队伍骨干流失严重，认真学习政策、研究政策的经办人员寥寥无几。等、靠、混的思想严重。骨干力量是我们经办队伍的脊梁，社会保险工作的需要保持队伍稳定，需要队伍专业化。但是实际上真正的有思想的没位子，有位子的没思想，外行指挥内行，以权代法。由于一直以来我们的经办队伍在用人上没有发言权，许多优秀的骨干力量为了个人的发展都已离开了。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极大的影响了社会保险工作安全性稳定性。

稽核审计工作是基金安全稳定的保障，急需专业骨干，没有好的待遇晋升机制培养机制，就很难栓心留人。我们的稽核审计机构就如同虚设。

几点建议：

一、五险合一大趋势已定，只是时间问题。目前医保、就业部门没有设立专门机构，是个好机会，应该积极争取“五险稽核审计权”促进社保局职能转型。逐渐扩大经办机构（社保局）行政职能。主要实施监、管、查。从而促进机构建设。

1、旗、市、区的稽核工作不能与经办机构同在一个权力层面。

2、应当在一个地级盟市经办机构设立一个专门稽核机构，呼伦贝尔市业务经办已经合并单设。市级稽核科应当在国家人社部要求整合公共业务的前提下进一步扩大稽核审计范围，争取“五险稽核”权，直管各旗、市、区的稽核工作，各旗、市、区直设5—10人的专职稽核机构，对盟市稽核部门负责。如：盟市经办机构内设立稽核审计局，旗、市、区设稽核审计分局。

二、确定机构职能范围

1、“入口”目前“金保”“新农保”由各地信息中心负责系统维护，后台监控，应将这项职能纳入稽核审计范围（主要是后台监控）

2、“出口”目前各地稽核部门通过查审财务和退营业务能够得到有效控制。

3、基金全部上划至盟市级，旗、市、区对基金管理方面不必承担稽核审计责任。

三、加强法律上对稽核审计独立执法地位的确认

目前各地人社部门限制稽核审计权力的独立使用，各地经办机构尤其是旗、市、区一级很是茫然。

四、抓紧稽核审计工作人员执法资格证书培训与发放

目前、基层大部分工作人员没有执法证书，内审资格证书，稽核证书，原来个别持有的兼职监察证书由于人社局的合并至今没有换发新证，不利于行政执法检查工作开展。

五、协调组织部门制定实施经办机构领导任免由上级社保经办机构在业务骨干队伍选拔任免制度。保证队伍专业化管理。加快经办机构工作人员非领导职务晋升机制建设。保证队伍稳

定。

虽然我一个人的力量很小，对现实认识的不一定很准，但还是希望我的见解能够得到领导的批评。不改革机制就无法实施“内控制度”。

我认为虽然我现在做的事情是杯水车薪，影响的人有限，影响的部门有限，影响的范围有限，但 是意义非凡。一个森林里着了火，所用的小鸟都飞走了。只有一只小鸟刚建了巢，舍不得走，它就一次一次地从小溪里用嘴衔了水来浇着火的森林。这当然于事无 补。我就像那只小鸟。在国外有这么一件事情:一次大海潮之后，许多小鱼被搁浅在沙滩上。一个孩子看到小鱼还没死，就抓起小鱼一条一条地往海里扔。一个中年 人走过来说：“这么多鱼你扔不过来，有谁会在乎?”小孩抓起一条小鱼往海里一扔，说：“这条小鱼在乎。”又抓起一条鱼往海里一扔，说：“这条小鱼也在 乎。”我就是那个小孩。

第二篇：谈忠孝之我见

谈忠孝

中国，是一个拥有几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也是世界上第一个能延续几年传统文化而且从未间断过的国家，也因此留下了很多很好的传统美德，其中忠和孝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俩快奠基石，也一直延续至今，所以我们先要弄清楚什么是忠？什么是孝？忠，一般的理解是忠于国家，不出卖民族利益；而孝一般的理解是孝顺双亲，不伤害父母感情。但这样的理解还不够深刻，忠和孝还有更广泛的含义：忠是担当责任，孝是回报恩情。

正因为在这种文化的熏陶下，不论是古还是今，涌现出一批批令人敬仰的忠臣和孝子，历史上，岳母刺字，岳飞精忠报国，屈原投江，花木兰替父从军无一不显示出华夏臣民的报国热情。“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是陆游的《示儿》。这位爱国诗人在临终前都不忘教导儿子为国效力，由于自己力不从心，无法为国献身，也只好将统一中原的大业交给下一代人来完成，也希望儿子在祭奠他时将好消息告诉他，让自己也能够含笑九泉。在当下也是大有人在，当代孝子张闻斌，群众们都对他的评价是‘久病床前有孝子，生儿当如张闻斌’。虽然只有十四个字但是却深深的表达了人们内心的敬仰之情，还有张子兴也是如此。除此之外，媳妇中慈孝的也有很多，像刘颖，王海燕等。即使是时过境迁但是他们在国人心目的楷模形象仍然岿然不动，即使是诸事繁杂但是他们感人肺腑的事迹仍然是值得人们津津乐道的。是啊，不论是什么年代，孝和忠是永远不会过时的，不仅如此，我们还要多了解它们，特别是24孝，每个孝都有经典的感人故事，堪称国粹中的国粹啊，什么是24孝呢？‘忠孝双全’，明朝湖南道川守将沉至绪，有一个独生女儿，名叫沈云英。自小聪明好学，跟父亲学得一身好武艺。因其父率兵迎异军死在战场上，当时沈云英才十七岁，她登上高处大声呼曰：“我虽然是一个小女子，为完成父亲守城的遗志，我要决一死战。希望全体军民保卫家乡。”大家深受感动，发誓要夺回失地。很快解除了包围，取得了胜利。沈云英找到父亲的尸体，大声痛哭，全体军民都穿上孝服，参加了葬礼。朝廷下令追封沉至绪为副总兵，并任命沈云英为游击将军，继续守卫道州府。后来人们为她建了一座忠孝双全的纪念祠。有诗颂曰：异军攻城围义兵，娥眉汗马解围城；父仇围难两湔雪，千古流芳忠孝名。

‘望云思亲 ’，唐朝有一位叫狄仁杰的人，从小家庭贫困，勤奋好学，后来做了丞相。他为官清廉，秉政以仁，朝野上下都很尊敬他。他的一个同僚，奉诏出使边疆之际，母亲得了重病，如果这样离去，无法在身边侍候，心中非常悲痛。仁杰知道他的痛苦心情之后，特此奏请皇上改派别人。有一天仁杰出外巡视，途中经太行山。他登上山顶向下看着云，对他的随从说：“我的亲人就住在白云底下。”徘徊了很久，也没有离去，禁不住流出了思亲之泪。有诗颂曰： 朝夕思亲伤志神，登山望母泪流频；身居相国犹怀孝，不愧奉臣不愧民。‘上书救父’，汉文帝时，有一位叫淳于意的人，拜齐国著名医师杨庆为师，学得一手高超的医术，曾经做过齐国的仓令。他的老师去世以后，弃官行医。因为个性刚直，行医的时候，得罪了一位有权势的人，导致后来自己遭陷害，被押往京城治罪。他的女儿名叫缇萦，虽然是一位弱小女子，然而不辞劳苦，长途跋涉一同前往长安向皇帝诉冤。她陈述了肉刑的害处，并说明了父亲做官时清廉爱民，行医时施仁济世，现在确实是遭人诬害。愿意替父受刑。汉文帝被缇萦的孝心深深感动，赦免了她的父亲，并且下诏书废除了肉刑。有诗颂曰：随父赴京历苦辛，上书意切动机定； 诏书特赦成其孝，又废肉刑惠后人。

＿‘彩衣养亲’，唐朝有个姓杨的人，家贫如洗，但十分孝道，靠讨饭养其父母。故人们叫他杨乞。他所讨食物，都带回家中奉献双亲。父母没有尝过，他虽然饥饿也不敢先尝。如有酒时，就跪下捧给父母，等父母接过杯子即起来唱歌跳舞就像小孩子一样，使父母快乐。有人怜悯他穷困，劝他给人家打工，用所得收入养亲。杨乞答道：“父母年迈，若为人家打工，离家太远，就不能及时奉侍他们。”听的人感到他真是个孝子。后来父母去世了，他又乞讨棺木安葬。每逢初一、十五，就拿着食物去墓前哭祭。有诗赞曰 ：乞酒奉亲尽礼仪，高歌跳舞学娇姿； 娱亲精彩引欢笑，满室春风不断吹。

‘哭竹生笋’，在三国时，有一个孝子，姓孟，名宗，字恭武，从小就丧了父亲，家里十分贫寒，母子俩相依为命。长大后，母亲年纪老迈，体弱多病。不管母亲想吃什么，他都想方设法满足她。一天，母亲病重，想吃竹笋煮羹，但这时正是冬天，冰天雪地，风雪交加，哪来竹笋呢？ 他无可奈何，想不出什么好的办法，就跑到竹林抱竹痛哭。哭了半天，只觉得全身发热，风吹过来也是热的。他睁眼一看，四周的冰雪都融化了，草木也由枯转青了，再仔细瞧瞧，周围长出了许多竹笋。他的孝心感动了天地。他把竹笋让母亲吃了，母亲的病就好了。有诗颂曰：泪滴朔风寒，萧萧竹数竿； 须臾冬笋出，天意招平安。

‘打虎救父’，晋朝时，有一位叫杨香的孝子，十四岁的时候就经常跟着父亲去田里收割庄稼。有一天，突然一只老虎把他的父亲衔去。当时杨香手无寸铁，但他深深地知道必须去救自己的父亲，于是不顾自身的危险，立即爬上虎背，紧紧扼住老虎的脖子，老虎终于松口逃走。他的父亲也就脱离虎口，保全了性命。有诗颂曰：深山逢白额，努力搏腥风； 父子俱无恙，脱身虎口中。

‘鹿乳奉亲’，周朝时，有一位叫郯子的，从小就很孝顺。他的父母年老的时候，双目均患眼疾，想吃鹿乳。郯子苦思冥想，终于想出一个办法。于是他穿上了鹿皮，往深山鹿群中走去，想这样去取得鹿乳供奉双亲，没想到被打猎的人发现。正当猎人举起了弓箭要射杀他时，他急忙喊道：”我为了取得鹿乳，给患有眼疾的双亲吃才穿上鹿皮，混到鹿群中采取鹿乳。”猎人知道原来是人不是鹿，才放下弓箭没有射他，并且对他这种孝敬父母的行为赞叹不已。有诗赞曰：亲老思鹿乳，身穿褐毛衣； 若不高声语，山中带箭归。

‘笼负母归’，鲍出，字文芳，是后汉时新丰人，天生魁伟，生性至孝。一天他不在家，一伙强盗把他母亲劫走。鲍出闻讯后，怒发冲冠，抄起一把刀就不顾一切地追下去。沿途杀了十几个贼人，终于追上了劫掠他母亲的强盗，远远看见母亲和邻居老妪被绑在一起。他大吼一声，奋力上前。众贼见他来势凶猛，锐不可挡，吓得四散逃命。鲍出顾不上追敌，径直跑上前来，叩头请罪。跪着给母亲和邻居老人解开绑绳，将她们解放回家。后来战乱纷起，他就侍奉母亲到南阳避难。贼乱平定，其母思归故乡。可是路上跋山涉水，抬轿难行，鲍出思虑再三，就编了一个竹笼，请母亲坐在笼中，将她背回家乡。后人有诗赞曰：救母险如履薄冰，越山肩负步兢兢；重重危难益坚忍，孝更绝伦足可矜。

除此之外，还有孝感动天，亲尝汤药，啮指痛心，百里负米，芦衣顺母等等，每一孝都可谓是感动天感动地，每一孝都彰显了古代国人的高尚情操。

谈完了孝，我们还要谈‘忠’，这是自古以来多少文人武士追求的目标，也有多少文人武士为了这个信仰而捐躯，古今中外，可以说是不计其数，我们且谈谈我们清末爱国将领邓世昌。黄海战役中,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的“旗舰”遭到日舰的猛烈炮击而受重创。邓世昌迅即指挥“致远”号巡洋舰挂起旗舰督旗.奋勇反击.击沉了多艘日军舰艇。日舰“吉野”号率领众舰发疯般地直冲“致远”号而来。“致远”号激战了一个名小时.终因中弹过多而逐渐倾斜;邓世昌感到最后时刻到了，对部下说：“我们就是死，也要死出中国海军的威风，报国的时刻到了！”他下令开足马力向日舰吉野号冲过去，要和它同归于尽，这大无畏的气概把日本人吓呆了，很遗憾，最后还没没能把日本舰艇击沉。但是，邓世昌忠勇无畏，杀身成仁的伟大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和敬仰。

同样是打日本人，狼牙山五壮士也是值得敬仰的，1941秋，日寇集中兵力，向我晋察冀根据地大举进犯。七连奉命在狼牙山一带坚持游击战争，后来把连队转移和掩护群众的任务交给了六班的五位战士。在狼牙山上，五位战士马宝玉、葛振林、宋学义、胡德林和胡福才为了拖住敌人，一边向敌人猛击，一边有计划地把大批敌人引上了狼牙山，他们利用险要的地形，把冲上来的敌人一次又一次地打了下去。五位战士顺利完成了掩护任务，准备转移。两条路出现在他们眼前，为了不让敌人发现群众和连队主力，他们选择了绝路，与敌人决一死战。他们的武器很快用完了，只剩下一颗手榴弹。战士们毫不畏惧，举起石头，带着中国人民的仇恨，向敌人头上砸去，当再一批敌人冲上来时，他们拧开最后一颗手榴弹，扔向敌人。抱着弹尽粮绝也不做俘虏的必死勇气，五位壮士屹立在狼牙山顶峰，脸上露出了胜利的喜悦，英勇跳崖，壮烈牺牲。这一幕让人不禁想起了两千年前，燕国太子丹曾在这里送别去刺杀秦王的壮士荆轲，两千年后，五位壮士又在这铭刻着壮士遗迹的地方，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写下了更为光辉的诗篇。是啊，邓世昌忠于自己的国家，五壮士忠于自己的党，当代的女警察任长霞更是如此，忠于国家，忠于党，忠于人民。她做预审工作13年，在郑州公安系统、市政法战线及省预审岗位练兵大比武中均夺取过第一名，协助破获了大案要1072起，追捕犯罪嫌疑人950人。1998年被任命为郑州市公安局技侦支队长后，她多次深入虎穴，化装侦察，亲自抓获了中原第一盗窃高档轿车案主犯，先后打掉了7个涉黑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370多人，被誉为“警界女神警”。2001年，她调任登封市公安局局长，坚持定期接待老百姓，倾听群众呼声，查处信访积案，3年中共接待群众信访3000多人次，使400多户上访老户罢访息诉。她维护群众利益，要求公安工作从老百姓满意的事情做起，她走遍了登封市农村的千家万户，走到哪里就把公安干警的义务和责任履行到哪里，做到人民公安为人民，使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她带领全局民警共破获各种刑事案件2870多起，有力地维护了登封市社会治安。2004年4月14日晚8时40分，她在侦破“1·30”案件中，发生车祸，不幸因公殉职，年仅40岁。她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优秀人民警察等荣誉称号。看完她的事迹，不禁肃然起敬，这是一名值得骄傲的女民警，不愧为‘警界女神警’。

没错，无论天荒地老，无论沧海桑田，是忠孝之人的赤子之心，见证了中华文明五千年血脉相随的道义，而我们也会将它这样传承下去，因为我们都是炎黄子孙。

时过境迁，很多人对这些古今感人事迹在津津乐道的同时还会有这样的疑问‘古代战乱频发，人们通过欲血沙场，通过行孝来‘赢得生前身后名’，现在我们尽的孝已经不是以前的‘孝’，尽的忠也已经不是以前的‘忠’了！我们平民百姓无德无能拿什么来尽忠啊？虽然以前守孝三年,要守灵堂,不贴对联,不去给别人拜年.不放鞭炮,烧一期时烧金山银山,三期金斗银斗,五期女儿买的五朵花,七期烧船和靠岸树.百天提前烧纸等等繁琐的事情，但孝永远是不会变味的。现在只是简化了守孝的方式但并不代表不孝。我们简化守孝的方式非但不影响正常的生产生活还能加快我们走出失去亲人的悲伤阴影中，更快的恢复到正常的生活当中，想是对亲朋好友的一种宽慰。在我看来，当代的孝是更全面更民主的孝，不只是让老人衣食无忧而且更注重于老人的情感的需求。是有时间多陪伴老人，与老人多沟通，了解老人真正的需要是什么。活着时尽孝老人才能享受到，死了做再多都有点不切实际了，不要等到‘子欲养而亲不待’时才后悔。总而言之，不论是古代还是现在，孝都是一样的，都是中国的传统美德。

作为一名平民百姓，虽然不能像古代人那样金戈铁马，驰骋沙场。但是我们同样也可以忠于自己的小家，自己的单位和国家。古代人忠于国家那是忠于大家，我们忠于小家那也是忠，因为国家同样是有很多个小家的组成的，没有这些小家又何来国家这个大家呢。只有小家和谐温馨了，大家才能够稳定和谐!现在作为大学生的我们，要做就是继承中国传统文化，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爱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主题。中国古人提出的“以公灭私，民其允怀”，“国而忘家，公而忘私”，以及人们所熟知的“岳母刺字”等民间传说，都是在倡导一种为国家、为群体献身的精神。中国人历来把“天下为公”、“公正无私”作为价值取向。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是激发后人爱国主义情操的具有极强生命力的明言警句。“尊老爱幼，兄弟和睦，孝敬父母”等传统道德观念一直是人们所认同的美德。因此，我们在接受素质教育的同时要渗透中国传统文化，这样将会激发我们的爱国热情，增强我们的爱国情感和发奋读书的责任感。

第三篇：谈班级管理之我见

谈班级管理之我见

在教育这块阵地上，班级是学校管理的基层单位。做为“兵”头“将”尾的班主任，则是班集体的组织者和教育者，是学校领导进行教学管理的得力助手，是学校开展各项工作的骨干力量。可以这样说，学校教育的成功与否，班主任工作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做为中小学的班主任，面临着严峻考验。下面，将我做班主任的点滴体会总结如下：

1.及时了解、熟悉学生，做到知己知彼

教育家乌申斯基说：“如果教育家希望以一方面教育人，那么就必须以一切方面了解人。”要想对学生施加正确的教育，首先必须了解、熟悉学生。接班之初，要通过自我介绍、座谈会、个别谈心，家访等多种形式了解学生，同时还要向前任班主任了解情况。只有对每个学生的兴趣、爱好、优点、缺点，做到胸中有数，才能有的放矢，针对学生的不同特点，因材施教。

2.倾注满腔热血，坚持以爱动其心，以情感其人，以德服其班

古人云：“感人心者，莫先乎情，情感所至，金石为开。”教育是爱的共鸣，是心与心的呼唤，中学生的情感已接近成熟，具有区分善恶是非的能力。只要你尊重、热爱他们，他们就会投桃报李，给你以尊重。在教学中，常有人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这是不足取的。这样只会激化矛盾，让学生产生逆反心理，更加严恶学习，不配合班主任工作。鲁迅说：“教育植根于爱。”只要教师想学生之所想、帮学生之所难，做他们的贴心人，就能搭起师生之间感情的桥梁。教师的要求就会转化为学生的内在要求，促进学生的道德认识，并转化为行为习惯，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亲其师而信其道。”

3.以身作则，深入班级，实行严格的班级管理制度

加强自身修养，以身作则，以德服众。《论语》上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而不行。”要想管好学生，自身素质必须过硬，能够率先垂范，以身作则，试想：你限制学生吸烟，自己却在教室里喷云吐雾，又怎么会有说服力？所以，做为一名班主任，自身要戒烟、不酗酒，不参与赌博活动，仪表整洁，不穿奇装异服、不化妆，课上、课下要文明，不吐脏字、不乱丢纸屑、不随地吐痰，平时要培养多种兴趣爱好，在音、体、美、书法绘画等方面，博学多才，堪作表率。要做到五勤：腿勤、手勤、嘴勤、耳勤、眼勤。

腿勤，即课间、自习课要经常深入班级，只有和学生经常接触，才能了解他们的心声，发现他们中的问题。同时也能加深师生间的感情，和学生打成一片。

手勤，即把看到的、听到的，归类整理，加以记录。学期初要制订好班主任工作计划、德育工作计划，以便有条不紊的按计划管理班级。开展德育活动、主题班会、课外活动、转化后进生、家访等，一定要做好详细记录，以便随时查阅学生的日常表现。

嘴勤，就是把看到、听到的不良现象，及时向当事人或全班公布，以便把问题扼杀在萌芽状态。防止蚁穴不堵，冲倒大堤的悲剧发生。同时，还要分批分期地对好、中、差三类学生进行个别谈心。人们常说：“慢火见味道”，有些话当众说，学生很反感，甚至产生逆反心理。而背后慢慢开导，才会使学生觉得老师和蔼可亲，敢说真话，敢于曝光自己。这样，教师才能对症下药，让学生从思想上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耳勤，就是从背后向学生家长、班中学生、其他任课教师了解学生情况，包括思想上、学习上、生活上各个方面的问题。从背后往往能了解许多课上、课下了解不到的情况，例如：赌博、早恋等。

眼勤，就是多看一些教育学、心理学方面的书籍，认真学习管理班级的艺术，学人之长，才能使班主任的思想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更好地管理班级。

严格管理，充分调动班干部工作积极性。俗话说：“不以规矩，难成方圆”。国有国法，校有校纪，班级也应有自己的班规。我定的班规是：平时做到两洁：个人卫生整洁，班级卫生清洁。日常做到三好：同学关系团结好，师生关系处理好，学校任务完成好。课上四不许：不许乱讲话，不许擅离座位，不许抄袭作业，不许做与教学无关的事。课下五不准：不准吸烟、喝酒，不准打架、骂人，不准结帮结派，不准迟到、早退，不准缺课、旷课。

为了让班规得到有效实施，要充分调动班干部的工作积极性。一个好的领导者，不是事无具细，一抓到底，而是擅于一级抓一级，层层管理、步步落实，班干部是学生的自然领袖，对其他学生有一种无形的感召力和示范作用。抓好班干部队伍，对班级工作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我将班委会成员加以分工，每人值日一天，将学生当天各项情况记入《班级日志》，我每天查看《班级日志》，并和班委会成员面谈，详细了解学生情况。根据班干部提供的情况和自己的日常观察，每周给学生打一次分，实行每月一小结，半年一总评制度，年终记入学生档案，并对优秀学生进行奖励。

4.当好学校与学生家长之间的桥梁，学生与任课教师之间的纽带

要想管理好班级，形成一个具有良好班风的优秀班集体，就必须从“勤严细实”着手，在生活中给学生关心、照顾，在学习中给予帮助，让学生真正体验到班级如家的气氛，使学生形成爱班如家的良好思想，从而使班级管理工作蒸蒸日上，当然，班级管理工作千头万绪，工作方法千差万别，形式和任务又在千百变万化，让我们在实践中去探索总结行之有效的方法和经验，使班级管理工作的水平不断跃上新台阶。

第四篇：贺雪峰等谈乡镇机构改革

贺雪峰：“以钱养事”的改革为什么错了

2008-01-09 作者：贺雪峰 来源:华中科技大学《三农中国》

湖北省推出乡镇综合配套改革方案，其原则精神“以钱养事，促进发展，供需见面”，期待通过转换政府职能，引入竞争机制，变“以钱养人”为“以钱养事”，按照政府出钱、购买服务、合同管理、农民认可、考核兑现的要求，推进乡镇事业单位的改革。2006年乡镇综合配套改革在全省推开，10多万乡镇事业单位职工很快转换身份成为“民办非企业组织”的从业人员，且由各上级主管部门核发“公益性岗位资格证”，这些“民办非企业组织”成为政府为农民购买服务的供给方，政府不再“以钱养人”，而通过一年一签合同，来“以钱养事”，由此将政府的钱用在实处，用在真正为农民提供服务的方面。乡镇综合改革的目标有三，一是减少政府不必要的养人支出，二是提高合同方（以前的事业单位，现在的民办非企业组织）的服务积极性和主动性，三是为农民购买高质量的服务。

不过，湖北省“以钱养事”乡镇综合改革的实际运转效果不尽人意。鄂西一位长期从事农村工作的县长评价这项改革的后果是四句话，即“财政负担加重了，人员搞少了，感情搞生了，思想也搞乱了”。这位县长显然认为乡镇综合改革是相当地不成功。到乡镇调查，乡镇党政负责人都认同县长的说法，改制的事业单位员工更是怨声载道，愤懑之情溢于言表。更重要的是，以钱养事的改革实际上不仅没有为农民提供高质量的服务，而且过去那些质量不高的服务，现在也越来越成了问题，原因是改革后的“民办非企业组织”不再有长远预期的打算，又不再有提供服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一句话，从目前湖北省乡镇综合改革的实践来看，这项改革没有达到目标，是一项不成功的改革。

从鄂西某乡的情况来看，2006年，该乡事业性质的站所被改为12个民办非企业组织，分别是商务服务中心，广电服务中心，劳动保障服务中心，文体服务中心，环保服务中心，安全生产服务中心，乡村公路服务中心，农技服务中心，农机服务中心，水利水产服务中心，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城镇建设服务中心，12个中心共有56名职工。从服务中心的名称和“民办非企业组织”的称呼上可以看到，这些中心只是市场中的一个主体，是服务供给方，而政府则是替农民出面来购买服务的一方。政府与服务中心之间的关系是买卖关系，是通过一年一签定的合同来规范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的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但问题就出在这里，即中国农村地域庞大，人口众多，且区域差异极大，农村正处于快速的社会变迁中，政府有何能力及凭什么可以通过市场的办法来为农民购买以前事业单位体制下的服务？也就是说，第一，双方能构成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吗？第二，市场关系能适合农村的实际需要吗？第三，市场

关系是否可能产生严重弊病？

从实践情况来看，乡镇综合改革中，事业单位的改革，人员并没有调整，以前发工资的乡镇事业单位职工，现在变成了民办非企业组织的员工，政府并没有因为改制而依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来大裁大减人员。政府也没有理由裁减人员，一是这些事业单位的职工已经工作多年，他们有劳动的权利，二是如果不考虑以前事业单位职工的出路，他们就会上访并会对社会不满。我们听到的说法是：我为党工作了一辈子，怎么能说不要就一脚踢开呢？乡镇综合改革因此是将以前所有涉及改制事业单位员工统统用新设立的各种服务的中心名义接纳下来，且一般情况下，是将改制前的财政拔付给事业单位的经费作为当年购买服务的资金，来与改制后的民办非企业组织签合同。换句话说，政府拔款的数量未变，同时以前所养的事业单位人员及数量也没有变。差异只是说法变了，改制前叫做“以钱养人”，改制后被称为“以钱养事”，政府通过合同拔付的养事钱，实际上仍然是给到各服务中心来养改制前就一直工

作着的人的经费。

如果不能将以前事业单位的职工一脚踢开，而只能向以前事业单位改制过来的民办非企业组织购买服务，这样的市场行为就不完全。更重要的是，政府购买的服务，其服务主体必须有专业从业资格，事业单位改制以后，各个以前的主管部门都给改制而来的民办非企业组织以专业资格证书。政府如果不找这些有专业证书从而有服务资格同时又不能一脚踢开的原事业单位职工服务，政府行为就会产生问题。政府甚至无法为农民购买到服务。事实上，由事业单位改制过来的民办非企业组织不仅仅有从业资格，而且有在乡镇通常处于垄断地位的专业设施和服务体系。比如广电服务中心的有线电视服务本身就是商业化的，且往往是垄断性的。

以钱养事”的前提有完善的市场体系及市场主体，是市场行为所需要的标准化和规范化，是服务本身价值的易衡量，是市场低交易成本而高管理成本。因为不能将原事业单位改制而来的民办非企业组织一脚踢开，政府只能向这些民办非企业组织购买专业化程度很高且标准化程度很低的服务，政府实际上可以做的事情更多的只是改变说法，即将“以钱养人”说成是“以钱养事”，而具体运作则照旧进行。但换个说法并非没有后果，其中正面的是乡镇可能逐步培育更多的市场主体，及如果民办非企业组织不能按照合同提供服务，即不拔服务经费。但在乡镇一级可能同时存在多个专业化程度很高的服务提供方吗？如果不可能，则政府可做的事情只是如果民办非企业不敬业负责，政府就予以惩罚。但不改制前，政府难道不可以对

事业单位进行惩罚吗？

换个说法的负面问题则要严重得多。具体来说，因为是“以钱养事”，是一年一签合同，是具体的市场行为，就使这些改制而来的民办非企业组织不再可能具有长远观点，不再能够作长期规划，不再可能有主动打算。政府要购买服务，具体一、二、三，一一列举出来，这些服务都是短期的，一年一算的，基本上是可以数量化、标准化的具体服务，是不需要民办非企业组织有主动性和主体性的服务，更不需要民办非企业组织有长远观点和长期规划，不需

要民办非企业组织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

当前农村所需要的公益性服务，往往是不能够市场化的，因为不能标准化和形式化，及不能依据市场定价的那些服务，是专业化程度很高，市场信息不完全，服务质量难以量化，及需要有服务主体强有力的主动精神和创造性的服务。可以市场化的服务不是公益性的服务，完全可以交由市场去处理。而在乡镇一级，原来大部分事业单位改制而来的民办非企业组织所应提供的服务，恰恰正是那些市场不能提供、由市场提供不经济及市场提供难以衡量的服务。举例来说，水利水产服务中心所提供的水利服务，不仅要求水利服务具有专业化水准，而且要求水利服务中心对当地水利情况有透彻了解，对水利建设有长远安排与规划，对如何有效建设农村水利，改进农业生产基本条件，有主动的建议。在乡镇一级，不可能有两班对当地水利具有丰富具体知识和专业水准的水利服务中心来供政府购买服务时选择。相反，因为“以钱养事”，水利服务中心有了临时观点，他们只办政府交办的具体事务（只有具体事务才能够标准化，才可以考核衡量），水利服务中心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就没有了意义。水利中心完全可以用专业化来应付政府的标准化检查。换句话说，水利服务中心完全可以不作为，而利用其垄断地位和信息不对称的优势，来拿政府最多的钱，却只提供极少有实质意义的服务，水利中心完全没有必要有服务农民和农业的主动精神和积极性。水利中心已不再是为政府出谋划策，真正为三农服务的具有主体性的事业单位，而是围绕政府（只此一家）,想方设法从政府手中掏钱的被动从事者（民办非企业组织）。

乡镇工作具有强烈的非标准化、非专业化、临时性和综合性的特点，是难以标准化和精密计量的工作，这与当前中国乡村地域庞大，情况千差万别且农村市场化程度仍然不高（农村人财物的流出）的实际有关系。传统的乡村工作方式是“下去—笼统，回来再分工”，一旦乡村有了中心工作，则乡村各级各部门都会一并来进行中心工作的突击，比如林权改革，合作医疗改革，抗旱救灾，农技推广，防疫，计划生育，安全生产等等，都在农村具有综合性、突发性、阶段性特点，如果强调专业化和市场化，每项具体事业都要从市场上购买，则几乎不可能，不仅没有足够的潜在服务供给者，而且购买成本会极高。改革前的事业单位并非没有事情可做，改制的目的是要调动事业单位的积极性，但事实往往变成改制不仅仅没有调动积极性，没有能够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变得形式上很市场，实质上无内容了。调动事业单位积极性的方向，不是所谓“以钱养事”，因为“以钱养事”本身缺少基本的市场条件（市场主体多元化、服务标准化等），而是调动事业单位的主动性和创造精神，要让事业单位有事业心和责任心，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出谋划策、规划方案，要让他们熟知当地乡情村情民情，有能力为政府提供建议，有能力为政府推进工作，有能力为农民提供市场所无法提供的服务。

因为“以钱养事”缺少基本的市场前提，湖北省政策设计中“农民认可、考核兑现”中的考核，就必然无法落实。农民认可？哪个农民来认可？谁来判断农民是否认可？农民凭什么可以认可如此众多的公益性事业服务质量的高低好坏？因此，在实践中的考核，几乎百分之百地走过场，唯一可能的是乡镇负责人可以借考核来谋取个人好处，服务中心为了考核顺利而巴结

乡镇负责人。

清理一下，湖北省推进乡镇综合改革的目标有二，一是乡镇事业单位的人员太多，政府不再能养这么多闲人，因此要以钱养事而不是以钱养人。二是通过引入市场机制，来用较少的钱为农民购买较多的服务。但如前述，在乡镇事业单位的改革中，我们凭什么可以将事业单位的人员一脚踢开？在如此不完全的农村公益性服务市场中，我们凭什么可以建立一种竞争性的低成本的以钱养事的公益服务体系？在地方政府的政策实践中，地方政府只能是通过换个说法来应付上级的改革，这换了的说法不仅没有解决存在的问题，反而产生了新的矛盾。

实际上，正如乡镇同志所说，全省10多万乡镇事业单位职工不仅是为我党工作了半辈子，而且往往是对农村情况极其了解，有专业知识，有工作经验的庞大群体，如果不是采取激进的改革措施，而是不变形式而变内容，通过不断地赋予乡镇事业单位以新的工作内容，真正调动乡镇事业单位职工的工作主动性与积极性，则在新农村建构的伟大号召下面，这10多万具有丰富经验的事业单位职工，可以为新农村建设提供大量高质量的公益性服务。经济越发展，社会越进步，就越是需要更多更好的公益性服务，财政就应有更多公益性投入。在过去财政困难年代都养活了的乡镇事业单位职工，在新时期财政情况良好的情况下，为什么就不能养活？中国农村不是吃财政饭的人多了，而是用财政的钱来为农民提供公共及公益性服务的人太少。具体可以举出很多这样的例子，如前述某乡近年灌溉体系废弃严重，若可以组织规划，就能为农民增加大量收益。再如免耕法的推广，因为基层组织乏力，很适合当地实

际的免耕法一直无法有效推广。

回顾一下中国的改革，往往都是一种大撤大建的方式，先变形式再变内容，变来变去，换汤不换药，却在变动中产生了巨大的伤痛。这是激进的改革方式。另外一种改革是不变形式而变内容，虽然看起来没有大的改革，却在承认现状的基础上持续推进，从而产生出巨大的收益。这是保守但并非无效的改革。在当前乡镇综合改革中，如何避免轰轰烈烈的大撤大建式的激进改革（这种改革往往是想象多于实践，理论脱离经验），而在承认现状尊重现实的基础上推进改革，就不仅是一项智慧，而且是切切实实涉及到数百万乡镇事业单位职工利益，涉及到我们能为九亿中国农民提供什么样服务的大问题。

申端锋说当前中国农村出现了伦理性危机，我以为其根本则是农民的本体性价值发生了危机。所谓本体性价值，是指个人得以安身立命的基本理念和意义系统，是个人行为中最深层的基本意义和关怀。正是因为本体性价值发生了危机，农村出现了各种光怪陆离的伦理性问题，也就是申端锋所说伦理性危机。

在传统中国，因为受到儒家影响，中国社会缺乏抽象信仰，而十分生活化和现实化，孔子说“不知生鄢知死”，“敬鬼神而远之”，乃典型的中国实用主义。但是，实用主义不能解决有限人生的意义问题，也因此，孟子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中国人通过无限的子子孙孙的延续，来使有限的生命获得意义。徐旺生先生认为，中国人的子孙延续，与西方社会和日本都有巨大的差异，即每个成年男子都有延续子孙的责任、义务和愿望，而断不可将这个任务交与他人，包括自己的兄弟。当成年男子结婚后没有子嗣，一般要通过过继来解决此一难题。因为每个成年男子都有传宗接代的任务，就使中国的纵向社会难以发育，人与人的合作变得困难，中国人自私的一面暴露无遗。西方社会和日本均是长子继承制，只有长子才有传宗接代的任务，其他人并无强烈的传宗接代压力。西方社会因此容易建立起纵向社会结构。当传宗接代变成每个中国人的义务时，家庭的意义就远不止是一个生产和生活单位，而且是一个宗教单位，是一个让人安身立命之所，是一个让个人有限生命找到无限意义之所，是一个人可以忍辱负重投入全部感情和身心之所。家庭的这种影响，仍然深深烙在每个中国人的身上，比如，中国人的成功，往往不是自己的成功，而是子女的成功，“望子成龙”，子女功成名就，自己人生就圆满了。而无论自己多么成功，子女不成器，则会深深地受挫，人生也无成功可言。家庭因此寄托了普通中国人的全部期待和希望，成为中国人的生活目的本身，成为中国的宗教。家庭就是中国人的全部，面对着家庭，虽然有着各种矛盾、冲突，却仍然对家庭怀有信心。而一旦有人不能成家，传宗接代无望，则这样的人就可能会被抛离出来，成为社会中十分危险的不顾及基本伦理的力量。

中国人重家庭，家庭构成人生意义全部的现象，与中国人缺少超越性宗教，是一体两面，相辅相成的。因为有了家庭这个宗教，有限人生的意义就被赋予到了无限的子孙延续事业中，个人就会有长远考虑，有大志向，有抑制短期利益而服务于长远事业的决心。个人就会变得行为有底线，行事有耐心，做事有原则，就不会仅仅为个人暂时利益而不择手段。

不过，自近代以来，随着现代性因素的冲击，家庭本身的宗教意义逐步变得成为问题。尤其是199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发生了快速的变迁，市场经济的强力渗透，现代传媒的进入和农民的大规模流动，都将现代性的因素强有力地嵌入到了农村社会和农民家庭中。尤其要害的是，这次现代性因素的进入，不象以前仅仅摧毁了农村社会的表层结构，而是在强有力地改变农民的价值和意义系统，这次改变之细密和彻底，是之前任何粗暴的表面改变所不可比拟的。简单地说，经过20世纪一百年的现代性因素的冲击，到了21世纪，中国农村终于开始发生更为彻底而根本的改变，这就是对人的价值系统的改变，对人生意义的重构，对使人安身立命基础的摧毁。这才真正是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之前在器物层面被打碎的东西，因为意义系统仍在，而可以重建，现在意义系统发生了改变，器物层面就无重建的理由与可能。

中国是一个巨型国家，虽然最近10多年全国农村都处于快速的变迁中，但因为不同地区农村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差异，不同地区在应对现代性因素的冲击时，反应的方式和速率各有差异，中国农村成为了展示现代性与传统碰撞，传统在与现代化的碰撞中节节后退的巨大现场（试验场）。

我们可以随意抽取当前中国农村现场的一些现象，来展示中国农村千年未有之变局。比如，地下基督教以从未有过的速度快速传播，比如，丧事上跳脱衣舞现象相当地普遍。有人说中国农村传统中就有喜丧一说，也有庄子在妻子死后且歌且舞。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现象上的类似，而在于背后的关怀。传统中国的喜丧说，是有其内在关怀和内部逻辑的，是有底线和原则的，是有文化意涵的，是被寄托了理想的。而目前丧事上跳脱衣舞，则仅是传统意义消失后，人们不知所措而以社会性竞争来替代之一种形式，不具有意义生产能力，且事实上解构了传统的丧事仪式所内含的意义。有村庄的老年人说，他们村近年来就没有正常死亡的老人。子女虐待父母之触目惊心，到了用“道德沦丧”也无法形容的地步，且几成中国农村的普遍现象。有人说传统社会也存在子女虐待父母现象，但那只是个例，而非普遍现象。有人说传统社会生儿育女也是为了“多子多福”，指望子女将来赡养自己，所谓“养儿防老”。但传统社会“养儿防老”的底蕴是传宗接代，“养儿防老”与“传宗接代”不仅不矛盾，而且相辅相成，传统社会从来不存在单纯的养儿防老的考虑。

在现代性因素的冲击下，家庭本身作为宗教的一面逐渐被改造，“养儿防老”从“传宗接代”中脱离出来，因此生儿生女都一样，因此生儿子不如养猪种树，不如购买社会养老保险可靠，就变成了真理。而在当前中国农村，当父母已经垂垂老矣，丧失劳动能力时，子女对父母的不孝乃至虐待，就教育所有后来者要为自己留下后手，而不能指望子女。因为传宗接代的消失，或家庭宗教意义的消失，生儿育女，“人渡人”（老田语，见《天涯》）就变成了一件不划算的事情。

在河南农村调查，农民有“生两个儿子哭一场”的说法。为什么生两个儿子要哭一场？因为现在为两个儿子“操心”，将他们养到18岁，再为他们建房子娶媳妇，不是一个把容易的事情，而是要有数十年投入才可能完成的人生任务。“操心”是农民传统的责任，而非现代法律规定的义务。但为什么河南农民要生儿子及要尽为儿子操心的责任？生儿子当然首先是传宗接代，没有儿子是不行的。而为儿子操心建房娶媳妇，是因为只有儿子生了孙子，家庭传宗接代、子孙延续的事业才可以继续下去，有限人生的意义才可以被无限的子孙延续事业所建构出来。

但是，河南农村，农民也开始有些怀疑子孙延续事业的正当性了。一方面是现代因素将短期的即时的利益变得重要。一方面是子女对待父母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子女不孝越来越普遍，养儿防老越来越不可靠。也就是在河南，因为一方面传统的传宗接代仍在起作用，一方面子女不孝也越来越普遍，因而容易发生激烈的代际冲突。父母有千般理由谴责子女，子女则有万般借口来只顾自己。

一旦家庭代际冲突普遍化，且父母越来越指望不上子女时，父母也就留下更多后手，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解决自己养老的问题，而并不一定非得“养儿防老”，而一旦生儿育女与传宗接代的联系并不紧密，则传统的作为宗教单位、作为人们寄予全部期待与希望的家庭，就理性化了。

家庭理性化的意义极为重大，因为家庭理性化就彻底改变了农民的意义系统和行为选择机制，就彻底改变了乡村治理的逻辑。之前我们讨论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主要是讨论在家庭结构不变，在个人行为意义系统不变基础上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现在则是家庭结构已变，个人行为的意义系统已变。这个意义上，我们就要进一步讨论社会基础的家庭前提和个人基础了。

一旦家庭不再是一个人可以寄托全部生命的宗教单位，则个人的理性选择就会让我们大吃一惊，却又在情理之中。前不久到四川绵竹农村调查，在我们调查的一个村民组，一位70岁的老太太与瘫痪在床的丈夫离婚，不顾众多子女的一致反对，毅然决然地嫁给了一个城里的退休工人。这个老太太的行为让我们极为吃惊，已经70岁了，家庭生活中，儿孙满堂，不说幸福，至少是自己辛劳一生所操持的成果。现在70岁了，有生之年并不多了，却抛弃过去积累下来的一切，而去追求那有点飘渺的幸福生活去了。不过，若仔细再想，则这个老太太的决定也是合乎情理的，她为什么不可以在有生之年通过嫁到城市退休工人，来获取剩余人生的安逸生活，假若说她与丈夫、子女之间仅仅是物质性的关系，而非亲情、爱情、宗教等更多的关系，则她的选择就是对的。恰恰在今天的中国农村，家庭关系的理性化，使家庭的宗教意义解体，亲情、爱情变得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现实的眼前的物质利益。我们调查的川西平原这个村民组，并非仅这个老太太嫁到城里退休工人的孤例，而是已有三例老太太毅然决然地嫁到城里退休工人了。一旦家庭宗教意义削弱，一旦家庭不再可以成为人们寄托全部期待和希望，不再是人们的终极目的和安身立命之所，则向来缺少超越性信仰的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农民，他们从家庭中释放出来的感情能量、交往需求和终极关怀，可以在何处生基？如果没有一种力量来承接因为家庭意义削弱所释放出来的这种感情能量，则农村出现的各种没有底线和原则的伦理危机就会变得不可收拾。

川西平原倒是有了承接家庭理性化所释放出来的个人感情能量的场所，一是大量的茶馆，农民有时间就到茶馆打麻将聊天。二是大量的庙子及频繁的庙会。庙会的关键不是宗教而是热闹。热闹的庙会和茶馆，为人们提供了宣泄感情的场所，正是有了这些频繁而热闹的活动，川西平原才可以以十分平和的形式来完成有些惊世骇俗的变化。[1] 如果说今天中国农村家庭的理性化是必然的宿命的话，则我们要考虑的，至少是要有诸多承接家庭理性化所释放出来能量的机制和安排。川西平原的茶馆和庙会为川西人提供了再造传统的样板。但也就在川西农村，政府往往以庙会聚会容易发生不安全事件（如吃斋饭食物中毒，发生火灾等，都有先例）为由，要取缔庙会。另外的理由认为这些是封建迷信。江西宗仁县曾发布政府文告，禁止传统的龙舟比赛，江西万载县则发布文告宣布宗族是非法组织，这些政府行为实在荒唐。此外，借口节约土地而不分地区地强制火葬，为计划生育而不择手段地宣传“要致富，少生孩子多养猪”，等等，都是一些让人难以理喻的事情。这样下去，恐怕再过几年，中国农村就成了地下基督教的天下。

新农村建设则有可能通过政府的大量投入，通过建立文化设施，开展文体活动，组织各类协会，来承接家庭理性化所释放出来的感情能量。我们在湖北四村建立的老年人协会，正可以为此提供借鉴。

梁漱溟在1930年代说中国的问题是文化失调。我很同意梁先生的意见。文化失调后怎么办？恢复是困难的，但我们至少要考虑如何承接文化失调造成的后果，从而减少因此而来的对中国人民精神的损害，减少因此而来的伦理性危机。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文化建设是当前新农村建设中的战略任务。2007年11月2日上午

于江西鹰潭上清镇

在河南汝南县农村调查，常听到农民讲“操心”一词。所谓“操心”，就是父母要尽到抚育子女的责任，抚育子女的责任大致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将子女养大成人，二是为子女完成婚嫁，尤其是帮儿子娶到媳妇。因为计划生育造成农村性别比例的失衡和年轻女孩大量进城，农村青年谈婚论嫁几乎不太可能仅凭一己之力。因此，在汝南农村，父母为子女的操心，主要就变成了为儿子娶媳妇准备基础条件，并最终让儿子娶妻生子。在汝南农村，以及我们调查过的其他农村如安徽、辽宁、湖南、山西农村，要为儿子娶回媳妇，必须先建一栋象样的新房子，否则，根本就不会有人来给自己的儿子提亲。因此，父母为儿子操心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汝南农村，农民计算了一下，生一个儿子至少要花10万元才能完成“操心”的任务。要是生了两个儿子就得花20万元。20万元对于一对普通的农民夫妇，实在是难以积攒起来的天文数字的任务，也因此，“生两个儿子哭一场”成为汝南农村的俗语，也是真实写照。

因为农村婚姻市场上男青年的弱势地位，未来的媳妇就会在被娶回来之前，与愿意“操心”的公公婆婆谈条件。比如最基本的是有一栋象样的房子，比如嫁过来后即与父母分家，分家时不能带债务（但要分债权），婚礼要达到什么档次，三大件必须齐备，“三金”及其他要求必须满足，等等。甚至未来的媳妇与儿子合伙向父母提出要求，从而为即将建立的小家庭打下物质基础。

因为中国农村经济状况基本处于“温饱有余、小康不足”的阶段，父母为儿子建房娶媳妇，就要花费一生积蓄。儿子结婚后，父母一般只能住在旧房子中，手中没有可用积蓄，而且要背一身债务。如果父母还年轻，还有劳动能力，父母就要在丧失劳动能力之前拼命劳作，一为还债，二是积攒养老所需。尽管如此，在农村调查那些丧失劳动能力的老年人的处境仍然很是不好，一般情况下，子女按时足额给老年人生活费就算孝顺，日常生活上的照料和精神上的慰藉大都谈不上。有老人哭诉说，人老了想要日子过得好一点，是不可能的事情。丧失劳动能力的老人“喊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孤苦例子，实在是太多太常见了。相反倒是那些无儿无女的“五保户”因为有国家和集体的照顾，日子过得还不错。那些只生了两个女儿的家庭，因为不必花钱“操心”，经济条件也不错，这些“双女户”就成为生了多个儿子的父母所羡慕的对象。

问题是，为什么父母要为儿子“操心”，为什么非得为儿子“建房、娶媳妇”，非要抱孙子。汝南农民说，作为父母，若没有完成操心的任务——就是没有为儿子建房娶媳妇，就会吃不香，睡不着，就会觉得没有完成人生任务，就会死不瞑目。而操完了心，自己就完成了人生任务，就死而无憾了。相关地，在汝南农村，衡量一个人是否老人的标准是子女是否都已成家，衡量一个丧事是喜丧还是悲丧的标准是其子女是否已经成家。子女都已经成家了，即使去逝时的年龄不是很大，但去逝时毕竟已无牵挂，也就可以安心去死，也就可以算作喜丧了。显然，父母为子女“操心”是在完成自己的文化义务，是依据地方上所有人一直以来所习惯的因此不被问为什么、也不会深入反思的共识在行动。虽然有汝南农民说，“听说江浙农村父母只养子女到18岁就不管了”，但毕竟那是听说且那是遥远的江浙农村的事情，而在汝南农村，一个人竟然不按其地方性共识尽“操心”的文化义务，那他还是人吗？还算父母吗？还配受人尊敬吗？总之一句话，父母为子女操心，是不用考虑原因的，是不能计算成本的，甚至是不需要回报的。汝南一个妇女说，即使我儿子将来对我不好，毕竟也是我的儿子，又不是好了别人！也就是说，为子女操心也是为自己操心，为骨肉亲情操心，为子女好，让子女好，比让自己好更为重要。

这种文化义务和骨肉亲情还有更多让父母“操心”的理由，比如“不孝有

三、无后为大”，子女结婚了才能传宗接代，比如儿孙绕膝，孙子孙女所带来的天伦之乐令人陶醉，比如为儿子举办体面的婚礼所带来的面子也很让人满足。等等。不过，一旦子女尤其是媳妇开始为小家庭的未来作打算，一旦媳妇借自己在农村婚姻市场上的优势地位来提婚嫁条件，一旦媳妇与儿子合谋来算计父母，且子女往往愿意只承担很少的义务却要求很大的权利时，承担着几千年来文化义务的操心的父母们还是会多少感觉到其中的怪异之处。他们尽了一生的全力来为子女操心，而子女却在他们年老时仅仅按五保户的标准“每年600斤麦子，每月20元零花钱”来支付生活费，子女住在漂亮宽敞的楼房而自己却住在低矮潮湿的旧房，自己对子女满怀关爱而子女却觉得老年人涕眼横流太脏，尤其是农村到处都出现子女虐待父母，“老年人没有正常死亡的”时候，父母们就不只是感觉到了代际之间的剥削关系，而且他们必须要反思这种剥削关系，要为自己的将来留上一手，要在为子女“操心”的同时，也为自己的未来作些打算。

当父母不担心子女未来会对自己不好，父母认为子女与自己是一家人，是一体的，是自己的骨肉时，父母为子女的“操心”就是尽全力地操心，能操多少心就操多少心。一个家庭中，父母子女齐努力，就没有什么困难的事情不能做成。但是，一旦父母认识到了子女有子女的考虑，自己还要为自己考虑，则“操心”的文化义务就有了第一次的动摇。这时候的问题是，有了各自打算的父母子女齐努力就不大可能了，家庭内部的信任和预期就出现问题了。这反过来又会加剧子女婚后的代际不信任。

家庭内部的信任裂痕，使得“江浙农村父母只养子女到18岁就不管了”，更具合理性，也更有吸引力，“双女户”对农民的吸引力就更大，“生两个儿子哭一场”就会哭得更为伤心。最终，父母为子女操心的责任，就可能逐步取消了其中为儿子“建房娶媳妇”的部分，而是有能力就帮，无能力则不帮。农村的代际关系因为父母“操心”内容的这种变化，而终于又恢复了代际关系的平衡。不过，这次恢复过来的农村家庭代际关系平衡，已经与传统中国农村家庭中的代际关系平衡，有了诸多不同的内容和意义。传统社会中，家庭代际关系是以父子关系为主轴的，这种家庭关系中，父慈子孝，尊老爱幼，关系和睦，在父子轴的关系中，婆婆权威高于媳妇，但多年的媳妇熬成婆，所有媳妇都可能通过等待而熬到家庭长者尊者的位置。这样的家庭代际关系通过一个滞后效应，做到了代际之间关系的平衡，且这个过程中，家庭内部的亲情伦理不成问题，亲密关系不成问题。这是一种有着浓厚骨肉亲情内涵的家庭代际平衡，是代际之间相互奉献牺牲基础上的代际平衡，是父母为子女全力操心，子女孝敬父母基础上的平衡。是一种反哺基础上平衡。

而在父母对子女的“操心”不再时所形成的家庭代际关系平衡中，父母与已婚子女大多已经分成两家，父母与子女各有自己的考虑，也不会为对方全部地付出，这种代际关系平衡是以夫妻关系为主轴基础上的平衡，因此，在这个代际平衡关系中，已经有了两个重心，在代际之间已经有了更多理性计算的成份。骨肉亲情自然是存在的，但父母与子女之间都不再以对方作为全部，相互之间的预期也不再以一生作为代价。也就是说，这种新型的代际关系平衡是建立在相对理性、有限、有距离及较少相互期待从而较少相互奉献基础上的代际平衡，这是一种类似“接力”的平衡。

农村家庭中代际关系的这种变动正在快速地进行当中，虽然现在农村的父母仍然在无私地全力地为子女“操心”，为儿子“建房娶媳妇”。在不久的将来，按照数千年文化习惯去尽“操心”义务的农村父母必将变得罕见，新型的但未必是好的代际关系正隐隐出现在地平线上。这将是一个重大的需要密切关注及积极应对的变动。2007年8月18日下午于山东青州 家庭代际关系的变迁

在河南汝南县农村调查，常听到农民讲“操心”一词。所谓“操心”，就是父母要尽到抚育子女的责任，抚育子女的责任大致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将子女养大成人，二是为子女完成婚嫁，尤其是帮儿子娶到媳妇。因为计划生育造成农村性别比例的失衡和年轻女孩大量进城，农村青年谈婚论嫁几乎不太可能仅凭一己之力。因此，在汝南农村，父母为子女的操心，主要就变成了为儿子娶媳妇准备基础条件，并最终让儿子娶妻生子。在汝南农村，以及我们调查过的其他农村如安徽、辽宁、湖南、山西农村，要为儿子娶回媳妇，必须先建一栋象样的新房子，否则，根本就不会有人来给自己的儿子提亲。因此，父母为儿子操心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汝南农村，农民计算了一下，生一个儿子至少要花10万元才能完成“操心”的任务。要是生了两个儿子就得花20万元。20万元对于一对普通的农民夫妇，实在是难以积攒起来的天文数字的任务，也因此，“生两个儿子哭一场”成为汝南农村的俗语，也是真实写照。

因为农村婚姻市场上男青年的弱势地位，未来的媳妇就会在被娶回来之前，与愿意“操心”的公公婆婆谈条件。比如最基本的是有一栋象样的房子，比如嫁过来后即与父母分家，分家时不能带债务（但要分债权），婚礼要达到什么档次，三大件必须齐备，“三金”及其他要求必须满足，等等。甚至未来的媳妇与儿子合伙向父母提出要求，从而为即将建立的小家庭打下物质基础。

因为中国农村经济状况基本处于“温饱有余、小康不足”的阶段，父母为儿子建房娶媳妇，就要花费一生积蓄。儿子结婚后，父母一般只能住在旧房子中，手中没有可用积蓄，而且要背一身债务。如果父母还年轻，还有劳动能力，父母就要在丧失劳动能力之前拼命劳作，一为还债，二是积攒养老所需。尽管如此，在农村调查那些丧失劳动能力的老年人的处境仍然很是不好，一般情况下，子女按时足额给老年人生活费就算孝顺，日常生活上的照料和精神上的慰藉大都谈不上。有老人哭诉说，人老了想要日子过得好一点，是不可能的事情。丧失劳动能力的老人“喊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孤苦例子，实在是太多太常见了。相反倒是那些无儿无女的“五保户”因为有国家和集体的照顾，日子过得还不错。那些只生了两个女儿的家庭，因为不必花钱“操心”，经济条件也不错，这些“双女户”就成为生了多个儿子的父母所羡慕的对象。

问题是，为什么父母要为儿子“操心”，为什么非得为儿子“建房、娶媳妇”，非要抱孙子。汝南农民说，作为父母，若没有完成操心的任务——就是没有为儿子建房娶媳妇，就会吃不香，睡不着，就会觉得没有完成人生任务，就会死不瞑目。而操完了心，自己就完成了人生任务，就死而无憾了。相关地，在汝南农村，衡量一个人是否老人的标准是子女是否都已成家，衡量一个丧事是喜丧还是悲丧的标准是其子女是否已经成家。子女都已经成家了，即使去逝时的年龄不是很大，但去逝时毕竟已无牵挂，也就可以安心去死，也就可以算作喜丧了。显然，父母为子女“操心”是在完成自己的文化义务，是依据地方上所有人一直以来所习惯的因此不被问为什么、也不会深入反思的共识在行动。虽然有汝南农民说，“听说江浙农村父母只养子女到18岁就不管了”，但毕竟那是听说且那是遥远的江浙农村的事情，而在汝南农村，一个人竟然不按其地方性共识尽“操心”的文化义务，那他还是人吗？还算父母吗？还配受人尊敬吗？总之一句话，父母为子女操心，是不用考虑原因的，是不能计算成本的，甚至是不需要回报的。汝南一个妇女说，即使我儿子将来对我不好，毕竟也是我的儿子，又不是好了别人！也就是说，为子女操心也是为自己操心，为骨肉亲情操心，为子女好，让子女好，比让自己好更为重要。

这种文化义务和骨肉亲情还有更多让父母“操心”的理由，比如“不孝有

三、无后为大”，子女结婚了才能传宗接代，比如儿孙绕膝，孙子孙女所带来的天伦之乐令人陶醉，比如为儿子举办体面的婚礼所带来的面子也很让人满足。等等。不过，一旦子女尤其是媳妇开始为小家庭的未来作打算，一旦媳妇借自己在农村婚姻市场上的优势地位来提婚嫁条件，一旦媳妇与儿子合谋来算计父母，且子女往往愿意只承担很少的义务却要求很大的权利时，承担着几千年来文化义务的操心的父母们还是会多少感觉到其中的怪异之处。他们尽了一生的全力来为子女操心，而子女却在他们年老时仅仅按五保户的标准“每年600斤麦子，每月20元零花钱”来支付生活费，子女住在漂亮宽敞的楼房而自己却住在低矮潮湿的旧房，自己对子女满怀关爱而子女却觉得老年人涕眼横流太脏，尤其是农村到处都出现子女虐待父母，“老年人没有正常死亡的”时候，父母们就不只是感觉到了代际之间的剥削关系，而且他们必须要反思这种剥削关系，要为自己的将来留上一手，要在为子女“操心”的同时，也为自己的未来作些打算。

当父母不担心子女未来会对自己不好，父母认为子女与自己是一家人，是一体的，是自己的骨肉时，父母为子女的“操心”就是尽全力地操心，能操多少心就操多少心。一个家庭中，父母子女齐努力，就没有什么困难的事情不能做成。但是，一旦父母认识到了子女有子女的考虑，自己还要为自己考虑，则“操心”的文化义务就有了第一次的动摇。这时候的问题是，有了各自打算的父母子女齐努力就不大可能了，家庭内部的信任和预期就出现问题了。这反过来又会加剧子女婚后的代际不信任。

家庭内部的信任裂痕，使得“江浙农村父母只养子女到18岁就不管了”，更具合理性，也更有吸引力，“双女户”对农民的吸引力就更大，“生两个儿子哭一场”就会哭得更为伤心。最终，父母为子女操心的责任，就可能逐步取消了其中为儿子“建房娶媳妇”的部分，而是有能力就帮，无能力则不帮。农村的代际关系因为父母“操心”内容的这种变化，而终于又恢复了代际关系的平衡。不过，这次恢复过来的农村家庭代际关系平衡，已经与传统中国农村家庭中的代际关系平衡，有了诸多不同的内容和意义。传统社会中，家庭代际关系是以父子关系为主轴的，这种家庭关系中，父慈子孝，尊老爱幼，关系和睦，在父子轴的关系中，婆婆权威高于媳妇，但多年的媳妇熬成婆，所有媳妇都可能通过等待而熬到家庭长者尊者的位置。这样的家庭代际关系通过一个滞后效应，做到了代际之间关系的平衡，且这个过程中，家庭内部的亲情伦理不成问题，亲密关系不成问题。这是一种有着浓厚骨肉亲情内涵的家庭代际平衡，是代际之间相互奉献牺牲基础上的代际平衡，是父母为子女全力操心，子女孝敬父母基础上的平衡。是一种反哺基础上平衡。

而在父母对子女的“操心”不再时所形成的家庭代际关系平衡中，父母与已婚子女大多已经分成两家，父母与子女各有自己的考虑，也不会为对方全部地付出，这种代际关系平衡是以夫妻关系为主轴基础上的平衡，因此，在这个代际平衡关系中，已经有了两个重心，在代际之间已经有了更多理性计算的成份。骨肉亲情自然是存在的，但父母与子女之间都不再以对方作为全部，相互之间的预期也不再以一生作为代价。也就是说，这种新型的代际关系平衡是建立在相对理性、有限、有距离及较少相互期待从而较少相互奉献基础上的代际平衡，这是一种类似“接力”的平衡。

农村家庭中代际关系的这种变动正在快速地进行当中，虽然现在农村的父母仍然在无私地全力地为子女“操心”，为儿子“建房娶媳妇”。在不久的将来，按照数千年文化习惯去尽“操心”义务的农村父母必将变得罕见，新型的但未必是好的代际关系正隐隐出现在地平线上。这将是一个重大的需要密切关注及积极应对的变动。2007年8月18日下午于山东青州 当前农村若干热点问题解析

农村税费改革尤其是取消农业税后，中国农村的形势有了新的变化。之前的农民负担问题、干群关系问题，不再是问题，但农村更多深层次问题暴露出来。以下就四个重要的农村热点问题作些讨论。

一、土地产权问题

土地问题显然是当前农村中的一个大问题，据有关资料统计，目前农民上访中，为土地上访的比例很高，接近占到农民上访总数的50%[1]。因此，有一种意见认为，应该给农民更加明确的土地产权，甚至提出要将土地私有化。

不过，农民为土地上访的案例，大多集中在沿海发达地区和城郊农村。广大的中西部农村，农民为土地上访的案例较少，且中西部为土地上访的案例中，上访农民所针对的对象，往往不是国家，甚至不是乡村干部，而是村庄大多数村民的意愿。

具体地说，在土地问题上，有三种不同的农民对土地抱有三种不同的期待。在沿海发达地区和城郊农村，因为工商业的发展，土地的非农开发，土地附加价值大大增加，土地可以带来极大的利益。为争夺土地非农开发的利益，地方政府、村社集体和个体农户等等各方有激烈的博弈。从农民的角度来看，农民越多的土地产权，就意谓着分享土地附加收益上越强的谈判能力。土地非农化的巨大利益，使沿海地区和城郊农村的农民要求更加明确的土地产权。土地私有化当然就更好了。

在土地缺少非农使用空间的广大内地农村，经营农业的土地收益不会太多，农民种地仅可以保持“温饱有余，小康不足”的生活水平。取消农业税前，因为农民负担较重，粮价较低，农民种田不划算，甚至有农民发出“我不要地还不行吗”的抗议。取消农业税后，国家给农民种粮补贴，粮价也一直保持在相对较高的水平，种田有了收益，这个时候，内地农村土地的承包权重新变得重要起来。有一些已经放弃承包土地的农户再次回到村里要回自己的承包地，然后以比如每年每亩200元的租金转包给真正种田的农户耕种。也就是说，在当前种田有收益的内地农村，也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农民，一种是并不真正种田，但可以将土地转包给种田农户以收取租金的农民。明确的土地承包权（一定30年不变）使那些已经脱离土地的农民可以继续从土地中获取租金，真正种田的农村的农户向不再种田的已经进入城市的农户（务工经商户）交租，农村为城市提供资源。显然，越是明确的土地产权，就越是使那些已经脱离农业的农民可以从土地中获益。而在土地产权比较模糊的情况下，真正种田的农户本来可能借土地集体所有，通过几年一调整的办法来免费获取耕种土地的权利。这样，真正种田的农户（当然也是更难非农就业的农户）就不得不在比较收益较低的情况下，再另外交上一笔租金给那些有机会非农就业的已经进城的农户。

这样，在内地经营农业土地上的两类农户中，那些已经非农就业的农户，的确可以从更多土地产权中获益，而那些更难非农就业因此不得不继续种田的农户，就事实上会在更加明确的土地产权中受到损害。

如此一来，农村土地更为明确的产权，是沿海和城郊农村农民所欢迎的，也是已经非农就业的农户所欢迎的，却不大为那些真正种田的农户所欢迎。而当前我们讲到农村中农民的弱势群体，或我们一般所指的农民，恰恰就是那些仍在种田的农民，这样的农民不仅占中国农民的绝大多数，而且是中国农民中处境最差、最需要得到政策好处的农民，也是那些声称给农民更多土地产权以道德力量的让人同情的农民（而非珠三角地区已经变成土地食利者阶层的农民）。土地产权更加明确的政策所损害的农民利益，恰恰正是这部分农民的利益。

更糟糕的是，因为农村大部分公共品是建立土地基础上的，有一部分农民已经非农就业，但他们仍然在农村占有土地，这些非农就业的农民，就不大愿意为农村公共品建设出钱出力，他们甚至不大关心自己土地的收成：农业收入只是自己收入中不重要的部分，有无都无所谓。而真正经营农田的农户，因为在大片的农田中，有几户已经非农就业且不太关心自己农业收入农户的土地串插其中，这几户农户不愿为公共品（比如水利建设、灌溉费用）缴费，就切割了农村中的利益结构，使农村公共品供给更加困难。

此外，越是明确的土地产权，就越是形成不可调整的既得利益，这就使得农村在需要自下而上供给公共品的现实下，使农村内生的公共品供给更加困难。村社较多的土地权利，可以较为有效地通过调整土地，来解决农村公共品供给不足的问题。现在土地产权是明确了，土地的农业收益却更少了（因为公共品供给更不足了），且农业收益的分配更不合理了。

二、村民自治与村委会选举

村民自治和村委会选举也是当前农村中的热点问题之一。村民自治因为与村委会选举联系在一起，给人以民主的想象，而引起了普遍的关注。但村民自治在当前的中国农村，发展十分不平衡，且很难对村民自治寄以过高的期望。

从村委会选举的角度来看，有两类地区，村委会选举较为激烈，一类是村庄有资源的农村，包括沿海发达地区和城郊农村，因为土地的非农收益，而使村庄占有较多资源。还有就是如山西有大量煤炭资源的农村。正是因为村集体占有资源，村委会选举的背后涉及巨大利益的分配，村委会选举因此激烈。在这类农村地区，村委会选举中的贿选就很容易出现，并且几乎没有办法克服。

另一类村委会选举激烈的农村地区，是村庄内存在着若干分裂的小型集团的地区，典型是华北农村，村庄中一般有若干个以家庭联合为基础的小亲族群体，村委会选举成为村庄中不同小亲族群体合纵连横，激烈竞争的工具，村委会选举不是提高了村庄的民主诉求，而是充当了宗派斗争的手段。在广大的中西部农村，人财物资源不断地流出农村的背景下，村民自治缺少基本的资源基础。因此，在内地农村，村庄精英往往不愿参加村委会的选举，村民自治徒有其表，村庄中以“一事一议”为基础的公共品筹资机制，根本无法发挥作用，农村基层组织在村民自治的表象下，逐步解体。

也就是说，因为中国农村地域广大，情况复杂，不同地区农村的情况相差太大，同样的农村政策，在不同地区找到的接应力量不同，而导致政策实践效果的差异很大。那些迷信民主可以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的人忽视了当前农村大规模人财物流出农村的基本事实，忽视了农村越来越被城市所边缘化、农民越来越丧失主体性的基本事实。

三、农村的价值失落

当前中国农村的问题，显然不只是农民的经济收入问题。因为现代性因素的进入，农民得以安身立命的传统价值开始解体，农村出现了严重的价值失落问题。在农村调查，最触目惊心的可能就是农村老年人越来越差的处境。我在一个村庄调查老年人非正常死亡的情况，这个村的老年人回答我说，最近几年，村里就没有正常死亡的老年人。说没有正常死亡的老年人虽然有点夸张，却道出了当前一些农村的实际情况。我们估计，当前中国关于老年人非正常死亡率（主要是自杀）的公开数据，可能远低于实际非正常死亡率。农村老年人去逝，往往无论什么原因都被作为正常死亡，而只要调查足够深入，就会发现，“正常死亡”的老年人中，相当部分其实都是“喝农药”或“上吊”而死。老年人“不得好死”，就给农村中青年人以强烈的暗示和预期，人们不再对未来抱有高的期待，及时行乐就十分合理。正是：生儿育女一大堆，辛苦到头却不得好死，不如“只生一个好”。

也与农村老年人有关的是办丧事的黑色幽默。2006年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曾以“丧事上跳脱衣舞”，报道江苏农村办丧事请戏班子表演脱衣舞的事情。我近年在全国农村调查，发现在最近5到10年，农村丧事竞争中，表演欢快歌舞的情况极其普遍，且以很快的速度在传播。举例来说，我在苏北、河南安阳、陕西关中、湖南衡阳和湖北农村的调查中，均发现了丧事上请歌舞班子表演类似脱衣舞的欢快歌舞的现象，其中在河南安阳农村调查的10天，亲眼见到数场这类表演。

丧事上欢快歌舞表演的关键不是丧事大操大办的问题，而是丧事本身的哀伤与神秘，被这些欢快的歌舞搞得不伦不类，从而使人们不再能从丧事仪式上获得意义。在另一些农村，倒是丧事上不表演欢快歌舞，而是将丧事简化到草草了事的地步。因为子女不孝，不仅老年人被薄养，而且去逝后也被薄葬，子女以完成任务的态度对付父母的死亡，这种“唯物主义”态度，使人们不再有对任何神秘力量的敬畏和期待，一旦慎终追远的丧礼仪式变成搞笑游戏，或草草了事，则农村基本的价值准则也就无法存在，其后果就会十分地严重。农村价值失落的原因，既与当前农村社会转型有关系，又与国家农村政策失误有关系。比如，计划生育方面，仅仅考虑降低人口，减少生育，而对农民传统的构成安身立命基础的“传宗接代”观念彻底抨击。丧葬上，紧紧为了节约土地，甚至是为了让某些部门从火葬上得到好处，而不顾农民的感受，不分地区地强制推行火葬，且建议农民将骨灰草作处理[2]，这样的态度，就进一步加强了农村的价值失落。而如江西万载县曾下文强制将宗祠改建为农村文化活动中心，甚至说宗族组织是未经政府登记的非法组织，要禁止宗族[3]，都说明了当前政府在农村价值失落问题上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四、农村公共品供给问题

自2002年开始，我们一直在湖北荆门五村进行农村公共工程建设的实验，尤其是水利建设实验。取消农业税前，因为乡村组织还可以从农民那里提取一些用于公共品供给的费用，一些维持农村基本生产生活秩序的公共品还能供给。取消农业税后，乡村组织不再能够向农民收取税费，国家指望通过“一事一议”的办法来筹集公共品建设所需资金，至少在荆门农村十分地不切实际。结果，在我们的实验区，因为没有与之匹配的农民内生组织，乡村行政组织又已经退出，以前依靠大中型水利设施进行灌溉的农田，不再能有效使用，农民不得不花巨资打深井来灌溉。深井灌溉的问题有三，一是深井灌溉的成本很高，打一口井的成本要数千上万元，而灌溉能力有限。二是深井灌溉水稻，在风调雨顺的年景，可以解决问题，一旦出现大旱，离开从大江大河调水的大中型水利设施，农业的抗风险能力就大成问题。三是一些经济状况较差的农户打不起深井，又不再能从以前廉价的大中型水利设施获益，农业生产因此变成靠天收，经济状况陷入恶性循环。

结果，取消农业税后，农民负担是减轻了，但农民投资水利设施的支出却是大大地增加了。有报道说取消农业税后，农民投资水利的积极性提高了，因为农民用于水利建设的支出增加了。问题是，农民水利建设支出的增加，是被迫还是主动？是使农村水利建设更合理了，还是既有的大中型水利设施被新投资的小型水利设施所切割和破坏了？是农业生产的风险增加了还是农业生产的风险降低了？ 更重要的是，乡村组织因为不再向农民收取税费，乡村组织不再有介入农村公共事务的积极性，农村公共品供给成了个体农户的私事。而个体农户在公共品建设上得出的经验是“怕饿死的会饿死，不怕饿死的不会饿死”，意思是说，只有那些最需要公共品或最担心公共品供给不足的农民，才最愿意出钱出力解决公共品供给之不足，这些农户因此在每次公共品供给中都出资出力最多，而另一些农户却可以搭便车。次数一多，那些每次都出钱出力最多的农户就成为村庄经济上最为贫穷，社会地位上最为弱势，因此说不起话、办不成事的真正弱势群体，他们越怕饿死，就越是要多出钱解决全体农户所需要的公共品，因此就越是首先要被饿死，而那些不怕饿死因此次次搭便车的农户，却因为有便车可搭而生活得很好。但最终，怕饿死的人都饿死了，这些不怕饿死的人，就不再能得到免费公共品，因此迟早也会饿死。我们面对实验区如此严峻的公共品供给困境，多次与当地政府沟通，当地政府不是不明白从大江大河调水灌溉的大中型水利设施对于季风型气候的当地农业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当地政府却认为这不是政府的事情，而是种田农户自己的事情。当地政府甚至将几乎所有大中型水利设施都拍卖、承包给农户经营，这样可以减少地方政府的支出压力，又可将水利供给失败的责任推给承包人和农户。总之一句话，地方政府越来越倾向认为，农户经营层面的事情，包括基本的公共品供给，是与地方政府无关的事情。恰恰在2003年开始农村税费改革后进行的配套改革，提出乡镇事业单位改革的方向是“以钱养事”。理论上“以钱养事”好象很通，实践中，地方政府却变成了“我不再向农民收税，农民也别再找地方政府的麻烦”，地方政府越来越与农村社会成了互不相关的两张皮。而一旦离开地方政府的强制力，农户自发合作的可能几乎没有。这不仅表现了水利灌溉这类生产所需基本公共品的供给上，也表现在其他各种与农民生产生活秩序维持相关的公共品供给上。

这样一来，除自上而下由国家出资，并作具体项目安排的公共品建设可以有些增长以外，农村内生供给公共品的能力越来越弱，状况越来越差。而离开农户对自己生产生活所需公共品偏好的表达能力，自上而下安排的公共品建设资金，将大量被无效地用在地方政府所在乎的政绩工程和面子工程上。

在国家事实上不可能包揽所有农村公共品供给的情况下，如何依托包括地方行政力量在内的力量来解决农村公共品供给中合作难的问题，是当前中国农村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农村当前公共品供给不足的另外一类表现则是农村社会的灰色化。所谓“灰色化”，是指农村正式组织逐步退出之后，农村社会带有黑社会性质力量的崛起。其中包括以暴力和暴力威胁为基础的谋利集团，这些集团强占农村公共资源，欺行霸市，从而破坏了农村的基本秩序，也破坏了农民的基本预期。也包括农村以地下六合彩泛滥所代表的无序力量。地下六合彩在全国大部分农村都深有泛滥，且其后果极其严重。地下六合彩在很短的时间便吸干了农民的积蓄。还包括农村邪教的快速传播。2004年以来，我先后在全国约10省市的10多个农村地区调查，几乎每个地区都有地下邪教的快速传播。用我个人的调查感受来说，地下邪教传播速度之快，其后果之严重，用任何词汇来形容都不为过。写于2007年3月2日

走进和谐村

离开祁门县城，沿着新建的新大公路，驱车半个小时便来到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目连戏的故乡——历口镇环砂村。环砂村地处牯牛降山脚下，是古时沥水上游四大文明古村之一，因河水环绕村堂，久而久之形成一条长长砂带，故而得名。现辖8个村民组，有333户1121人，是黄山市新农村建设的市级示范村。

人与自然的和谐

进入村子，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水绕古村庄，聚砂如银环”的环砂河，河旁边是一条由鹅卵石铺成的小路，平滑而整齐。河堤旁，绿荫如盖；碧波中，鱼儿畅游;溪畔浣衣女,笑语荡清波„„

小径深处，即是“环砂庇荫”的古木林，在约4亩的小山坡上植有红豆杉、黄连木、银杏树、朴树、豹皮樟等国家级珍稀保护植物。其中一对被村民称为“夫妻白果树” 的连理银杏树，已历经千年沧桑，无论春夏秋冬，风雨同舟矢志不渝，堪为植物活化石之典范。最珍贵的树种要数红豆杉，红豆杉又名紫杉叶，结樱桃大的红豆果，树干含有抗癌特效成份紫杉醇，是第四纪冰川后遗留下来的世界珍稀濒危物种。现全世界自然分布极少，已列为国家一级重点野生保护树种，被专家们誉为“植物黄金”。树龄最长的一株红豆杉约850年，直径达35厘米，整株高约26米。2005年8月古木林已被市林业局挂牌列为“重点保护古树群”。

为了与村落四周的自然和谐发展，村中先人早在雍正九年就成立了专管河道放生的慈善组织“鱼孤会”，树立了“放生碑”，建立了“放生池”，规定了放生的具体范围和放生时间。嵌在宗祠院墙上的古森林法规碑记---永禁碑，刻成于清嘉庆二年（1797年）冬，经历二百余年风雨侵蚀，尚保全完好，阴刻楷书碑文仍清晰易辨，碑文分上下两部份，上部为祁门县知县赵敬修之批文，下部为立约正文。永禁碑是环砂村民用于养山造林，防止乱砍滥伐，注重山林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历史见证，是一部活生生的古代森林法。放生和合理砍伐的习俗在村中世代相袭，现今环砂村的森林覆盖率高达90%以上。

“林深幽意浓,桥横野趣多”。小坐古樟树下放生池边，鸟鸣鱼戏，人来攘往，和谐之风悠然而至。

人与人的和谐

来到环砂村不得不看的是全国独一无二的“两姓祠”——叙伦堂。这座宗祠位于村中心，坐东朝西，分前、中、后三进，由门楼、大天井、正厅、小天井和寝堂及楼阁组成，祠堂内所有立柱和横梁，挂有形象各异的楹联和匾额，书法秀丽、金碧辉煌。高悬于中堂上方的苍劲有力、庄重大字“叙伦堂”和矗立两侧的程氏祖训“孝悌忠信、礼义谦耻”八个斗大金字，更是令人身临其境、肃然起敬。祠堂原系傅副—祠看，是第四纪冰川后遗留下来的世界珍稀濒危物种。现全世界红豆姓创建于唐宋年间，后由程姓于明隆庆四年（1570年）扩建当今规模，寝堂左墙上的碑文铭记了这段历史。自古宗祠无二姓，傅、程两姓共用一座祠堂，不正体现了环砂人纯朴善良、村风和谐的良好民风。

叙伦堂内现亦设有“目连戏展示馆”。《目连戏》全称《新编目连救母劝善戏文》，乃祁门清溪剧作家郑之珍于明万历年间以环砂为原型创作。当地有谚云：目连戏“出在环砂，写在清溪，打在栗木”。故事描写了傅相一家人的命运。傅相行善而升天，其妻刘氏不敬神明，被打入地狱，其子傅罗卜孝母情真，地狱寻母，历尽艰险，终于感动神明，救母脱离地狱。作者将儒家文化精神灌注到目连救母这一佛教故事中，在大力弘扬原有的“孝”理念的同时，还写目连辞谢朝廷征召，阐释了《孝经》等儒家典籍中“移孝作忠”的忠、孝两者的关系，表现了徽州“程朱理学”的文化理念。剧本还以大量篇幅宣扬了佛教的“因果轮回”和道教的“阴阳二气”、“天命”等观念，三教教义融会贯通，内容庞杂，当时传统社会所倡导的意识形态在这部戏里都得到了和谐统一。表现出当时古徽州人的兼收并蓄，海纳百川的思想。2006年，《目连戏》被列入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有“戏曲活化石”的美称。

历史与现代的和谐

都说现代社会发展是对古老文明历史的毁灭性冲击，然而在这里，古老与现代却得到了和谐的并存。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开展以来，环砂村两委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确定了“以人为本、以德育民、实干兴村、民主治村”的发展思路，使村党支部为核心的村级组织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明显加强。

有了一个团结务实的两委班子，更要有一套有效的经营管理方式。环砂村建立健全了比较完善的村务公开制度和监督制约机制，促进了村内热点难点问题的解决；一是建立村务、政务、财务公开制度，成立村务监督组、民主理财组对各项村务活动进行检查监督，增强透明度；二是计划生育指标分配、宅基地审批、救济款发放等公布于众后，群众议、大家定，使农村工作中的热点不热、难点不难、疑点不疑，同时也促进了农村基层廉政建设；三是开展农村社区党建工作，村党支部将全体党员按不同特点重新设置了乡村旅游、食用菌种植、社会事务监督三个党小组，推选出作风正、能力强的党员为党小组长，并设立党员中心户进行挂牌，经常性开展活动；四是成立老年协会等组织，让村内老人“老有所为，老有所乐”，既丰富了老年人的生活，也使出门务工的年轻人更加放心。

环砂村的乡村旅游开发与新农村建设是同步的，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环砂人充分利用自己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地质公园牯牛降相依互补的区位优势，着力打造“游目连故里，品农家生活”生态休闲旅游品牌。游客至此，可“游古树林、观古祠堂、赏目连戏、品农家宴”，让游客们吃农家饭、品农家茶、住农家屋、干农家活、呼吸乡村的新鲜空气。村两委还组织了“农家乐菜肴比赛”，并组织从业人员进行业务培训。环砂村现有农家饭庄10余处，有近60名富余人员直接或间接从事着经营活动，这无疑是增加农民就业和收入的又一大亮点。去年，以茶叶、食用菌和劳务输出为主导产业的农村经济总收入达 713 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突破5000 元；今年，自启动乡村旅游项目以来共接待来自上海、南京等地旅游团队近40个，游客总数达9000多人。仅 “五一”黄金周期间，村里的“农家乐”旅游接待户均增收550元左右，乡村旅游又将给新农村建设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成为一道分外耀眼的风景线。

古老，因其不灭的历史痕迹；现代，缘于历史车轮的必然向前。如果说两姓祠、永禁碑、放生池等古遗存诠释的是古人对和谐生活的理解和设计的话，那么以“唱响千年古戏，建设和谐新村”为主题的新农村建设正体现了当今环砂人对创造美好家园的诉求与实践。悠长的护村河畔，眼前这座因“目连戏”闻名的环砂村，一边“回忆”着千年前的沧桑往事，同时，又“记录”着千年后乡村变迁的日新月异。

农闲小村静,世远人气和。环砂河清澈如镜,是因为她日夜川流不息。随着新农村建设的进一步深入,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环砂村的明天会更加和谐!

对乡镇机构改革＂以钱养事,以事养人＂的质疑

[转帖]对乡镇机构改革＂以钱养事,以事养人＂的质疑

最近,一些省份乡镇机构改革提出“以钱养事,以事养人”的事业单位改革,将事业单位转制成企业变成服务中心,本人认为理论上可行,但是实际上不符合中国目前的国情.1,钱丛何来?现在多数乡镇、县区财政吃饭都困难,靠中央转移支付,能保证钱不会被挪用,有可能出现以前教师工资被挪用的历史重现,到时乡镇会借助行政手段，让这些费用又要农民来买单.就好象现在上级把权力上收,事情下放一样.如果遇到天灾,政府是否又要向这些服务中心增加经费,等和服务中心谈好,黄花菜是否已经凉了.2,助长腐败,滋生商业贿赂.到时有可能这些公共事情都会被领导干部的亲戚所垄断,(真正在乡镇工作过的人多想一下就明白),因为目前中国真正的市场经济还没有完全建立.为了养活自己,服务中心会不择手段的去追求最大的经济利益.3,增大了社会不稳定,不利和谐社会的构建.没有编制没有保障的干部他们做事会安心吗?(难道说事业编的人就是低素质的人员吗?),以后还会有优秀的大学生愿意下基层吗?优秀人才又是否留得住.年终怎样考核,让农民来,目前中国农民宗族观念较强,整体素质较低,法制意识淡薄，基本上是一盘散沙.这不是危言耸听,你们可以去调查一些乡镇领导，他们最清楚。(现举例:为大家修路有时要砍掉他家门前的一棵杂树,农民可能和你拼命.)

4.现在国家提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政策绝对是对的,因为农村的产能确实很小。大多数农民还是盼望政府能多提供些无偿的服务,犹其是在广大的中西部,农民拿不出钱来买政府或市场的服务,所以,本人认为乡镇的服务功能应扩大,而不是把它推向市场由农民来买单.5.如果真正如一些省份提出的“以钱养事,以事养人”的政策能够实行,那么,中国所有的事业单位都可采取这种办法,全部转制,推向市场,国家只要保留政府以及维护统治的工具-军队,然后纪委,监察部门要扩编,这样才能保证事业单位之间的竞争公平.现举例:一个乡镇的义务教育可以打包向社会招标,允许民办教育机构参与竞争,年终由政府,学生及家长参与考评.但是在同等条件下,本乡镇教师有优先承包权，如考核过关，可续包，不过关，又继续向社会公开招标．又如，各地政府的政策研究室也可取消，可将其业（事）务打包向各大中院校的社会科学院公开招标，但也应有一个属地原则，因为本地大中院校对本地情况相对较熟．又如，各级政府的各个局里各科室的全部业（事）务（除国家机密以外）也可以打包向社会公开招标，但也是在同等条件下原科室人员优先原则．年终考核，考核过关，可续包，否则，继续向社会公开招标．

再往更大的层次讲,市级以下的政府和各职能部门都可取消,每年年初市级政府和各职能部门制定相应的事项,然后向社会公开招标,年终由各相关的上级部门和市民,农民来集体考核.如市以下公安机关改组成几大保安公司,去竟标治安和刑事等工作,市以下工商取消后由各行业协会的头新组成一个社会组织,去竟标以前工商部门的业务,等等都可以由社会组织来完成.这样引入市场竞争体制，一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二可以控制人员超编，三可以实现机构改革的目标．四可以活跃市场经济，但可能加速私有化，造成社会更加不稳定。

本人认为乡镇机构改革因在严格核定编制的情况下,超编人员一律清退.然后按五年一聘,定编后的工作人员工资全部由县区发放,打断他们向农民乱收费的冲动.同时建立农民负担责任追究制,哪个地方农民负担反弹,不但要追究乡镇领导的责任,还要追究县,市相关领导的责任,因为乡镇有时只是操刀手.改变考核方式,增加下级对上级,群众对干部,农民对工作人员考核的力度.过五年以后,再适当按五年前的总编制数递减5%或更多,逐步将乡镇工作人员推向社会,这有利于农村的管理和服务,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按照有关法律，乡镇的主要服务职能在于计生服务、农技服务和民政优抚服务，现在这三个单位都在“以钱养事”的名义下，改成了社会化服务单位，建立“服务型政府”也就成了一句空话。

往事越千年，岁月催人老；大流趋一统，功名惹梦惊。2007-1-9 12:39:00 欢迎加入：本周争议2007年天下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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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革 必 须 依 法

必须与党的政治主张和执政理念相一致

我们是湖北省秭归县12个乡镇的农业技术专业科技人员,是政府依法设立在最基层的国家农业技术推广机构成员,依法承担面向农村、农业、直接向农民推广公益性农业技术的职能。

今年湖北全省根据《中共湖北省委、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乡镇综合配套改革的意见（试行）》（鄂发[2003]17号）文件，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乡镇综合配套改革，我们注意到，该文件在有关乡镇农技推广机构改革中有与党的政治主张和执政理念不相一致，和现行法律相矛盾的地方，应引起党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的高度重视。

我们都知道，随着国民经济社会的发展，有很多阻碍经济社会发展与经济社会不相适应的方面，必须通过改革，才能摒出弊端，使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构建政治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因此，我们这些为经济基础服务的、面向农业、农村、农民、直接向最广大的农民推广公益性农业技术的专业技术人员，积极支持改革，拥护改革，参与改革。

但是，改革必须依法。“依法治国、依法行政”这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国情提出的政治主张；“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表述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一根本大法的第一章第五条款。我们做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必要、也有义务、而且也有权利对《中共湖北省委、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乡镇综合配套改革的意见（试行）》（鄂发[2003]17号）文件有关乡镇农技推广机构改革的合法性提出疑议，并对有关提法进行商榷，敬请给予解释或批复，以释我们对共产党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之疑心，还“实事求是”之本质。

1、与中共中央一号文件有偏差。中共中央、国务院十分重视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今年的中共中央一号文件把“加快改革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做为第十二条单独列出，明确提出“要按照强化公益性职能，放活经营性服务的要求，加大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改革力度”。强调“对公益性技术推广工作，各级财政要在经费上予以保证”。要求“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有关部门要抓紧提出加强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这表明，中共中央、国务院加快改革农技推广体系的前提是强化公益性职能，关键是保证履行公益性职能的经费，目的是加强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建设。而鄂发[2003]17号文件以购买为取向，把国家设立在基层的农技推广机构转换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或中介服务机构”的农技推广改革，显然与中共中央一号文件有很大偏差。

2、与法律规定相矛盾。《农业法》第50条规定：“国家支持农业技术推广事业，建立政府扶持和市场引导相结合，国家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和社会力量相结合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促使先进的农业技术尽快应用于农业。”第51条规定：“国家设立的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应当与农业技术试验基地为依托，承担公共所需的关键性技术的推广和示范工作，为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提供公益性农业技术服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农业生产发展需要，稳定和加强农业技术推广队伍，保障农业技术推广机构的工作经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按照国家规定保障和改善从事农业技术推广工作的专业科技人员的工作条件，工资待遇和生活条件，鼓励他们为农业服务。”《农业技术推广法》第10条规定“农业技术推广，实行农业技术推广机构与农业科研单位、有关学校以及群众性科技组织，农民技术人员相结合的推广体系。”第11条规定：“乡、民族乡、镇以上各级国家农业技术推广机构的职责是

（一）参与制定农业技术推广计划并组织实施；

（二）组织农业技术的专业培训；

（三）提供农业技术、信息服务；

（四）对确定推广的农业技术进行试验、示范；

（五）指导下级农业技术推广机构、群众性科技组织和农民技术人员的农业技术推广活动。”可见，乡镇以上的国家农技推广机构、队伍、职责、经费来源及其工资待遇是法定的。同时，在农技推广体系中，国家为了使先进的农业技术普遍惠及于农民或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因此，在上述规定中，不难看出，国家农技推广机构在农技推广体系中的主体地位。鄂发[2003]17号文件中，将国家依法设立在乡镇的国家农业技术推广机构转变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或中介服务组织”，“人员退出事业编制序列”，实行“花钱买服务，养事不养人”的做法，与国家现行法律是相矛盾的，这种改革是非法的，属违法行为。

3、与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相抵触。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坚持科学发展观就是要以实现人民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构建和谐社会。

以“购买”为取向的公共农技推广改革，使直接面向农民的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农技推广专业科技人员，全部退出了事业编制序列。而转变成为企业或中介服务机构职工，所履行的公益性职能大大削弱。一些老弱病残者感到生活前景渺茫，生活陷入困境，何谈全面发展？因

改 革 必 须

依 法

此所派生的新的社会矛盾不断增加，为社会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何谈构建和谐社会？我们因违法改革而发生的7月27日83名乡镇农技推广专业科技人员向县政府请愿，而在县政府办公大楼门前静坐事件就是引发社会矛盾开始的一件实例。只有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才有和谐的单位、组织、团体或集体，才能构建和谐社会。

湖北省这种“注销农技推广事业机构，人员退出事业编制序列”的违法改革，利益受到损害的不仅仅是广大农技推广专业科技人员，更为严重的是改掉了国家农技推广机构的主体，拆散了农业社会化服务的生力军，必将导致政府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严重缺失，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桥梁和纽带的严重缺失；粮食稳定增产、农民持续增收失去了强有力的科技支撑，既使国家实行“两减三补”对农优惠政策，失去强有力的科技支撑的农业，颓势的隐患过几年可能显现得更充分，真正受害的仍然是农民。

4、“养人”的说法严重的诲辱了广大基层农技推广科技人员的人格尊严，是对人权的严重践踏。事要人干，人要吃饭，不吃饭不能干事，这是最普遍的道理。长期以来，广大的基层农技推广专业技术人员，同农民一道，风里来、雨里去，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被一些行政机关干部谑称为“远看象个要饭的，近看象是挖炭（煤）的，过细看原来是农技站的”这正是我们农技推广人员工作的艰苦程度、实干精神、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观念和工作环境的真实写照。农业耕作制度改革、土壤改良、温饱工程，白色革命、杂交种子推广、农药、化肥、农械使用推广、病虫预测预报、防治、试验示范、无公害栽培技术推广等每一时期的农业科技进步，倾注了几代农业技术推广科技人员的心血和汗水，这些人在困难面前不低头、不畏缩，“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精神就是我们这些人的写照。

我们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认真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兢兢业业的为“三农”服务，我们现在的各项待遇在全国各行业中是最低的（但是相比于最弱势的农民兄弟，我们也很满足了）。我们抱怨过吗？我们仍然默默无闻的履行服务“三农”的职责。

鄂发[2003]17号文件，改“以钱养人”为“以钱养事”，真是寒冷了我们广大基层农技推广专业科技人员为“三农”真诚服务的火热的心，“养人”全部抹杀了我们基层农技推广科技人员在中国农业每一阶段科技进步的全部功绩，更是对基层农技推广专业科技人员几代人所付出 的艰辛和心血的全盘否定。我们广大的基层农技推广专业科技人员成为21世纪初叶党和的包袱、弃儿，如果全国各地都效妨湖北的这种改法，我们为中国农业的前景深感忧虑，更为国家的粮食安全深感关切。更为温家宝总理在七届人大三次会议所作《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进一步加强“三农”工作感到疑虑。

5、值得深思的几个问题。更让我们感到疑惑的是，2003年出台的违法红头文件，即鄂发[2003]17号文件，到了2005仍然作为湖北省全省乡镇综合配套改革的指导性、决策性文件，可见中国共产党的高层监督机制、全国人大的法律监督机制、国务院的法律监督机制都形同虚设，党和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正是在这些形同虚设的机制下，在逐级的贯彻落实中变了形，走了样，中国的老百姓因此而苦不堪言，因此对其执政能力产生了怀疑，对其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产生了反感，共产党的躯体因此而侵蚀，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因此而下降。现在，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教育仍在走过场，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仍大行其道，老百姓有话不敢讲，向上进言的渠道不畅通，在基层的党委和政府个别领导中，现在大讲其共产党秋后算账理论经。老百姓有话敢讲吗？有问题敢反映吗？因此有几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1）党的组织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法律的关系，究竟谁大？《宪法》第一章第五条第四款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从这一条款中，规定了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各政党都应毫无例外的要遵守宪法和法律，而我们反映鄂发[2003]17号文件有违背法律的做法而需要纠正时，地司级及县一级的官员们却回答说：一切法律是中国共产党主持制定的，法律随时都可以修改，不需要向你们解释违法不违法的问题。这种回答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藐视，是一种将中国共产党凌驾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一切现行法的行为。因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关应在全国范围内，向党的领导干部和政府官员理清政党与法的关系问题。有必要在全党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范围内，强化法制教育，把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政治主张变为执政党及其党员干部遵法守法的自觉行动，认清法律大于政党的关系。

（2）以党委名义冠名的“红头文件”与法律之间的关系，究竟谁大？我们注意到《人民日报》2005年9月12日在第十版报道了《31个省级政府“红头文件”全部备案审查》的文章称：两年半报送备案9745件，发现违反上位法规定的623件，已纠正424件。可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级政府已将纠正违法“红头文件”列入议事日程。但令人疑惑的是，鄂发[2003]17号文件有明显的与《农业法》、《农业技术推广法》相违背的地方，为什么到2005年，在湖北的乡镇综合配套改革中仍作为各县（市）、区的改革蓝本和决策性文件呢？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认为：“红头文件”只要冠有某某党委的名义后，就不会被审查呢？或者是不应该审查呢？宜昌市改革办、秭归县改革办的领导们都说：湖北省委书记喻正声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委员主持制定的“红头文件”会违法吗？他即使搞错了也不会纠正了，政治局委员的政治水平不会比你们高吗？我们相信，执政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政治水平、政策水平、法学水平确实比我们要高出许多，但他是人，不是神，不会事必躬亲。但我们认为，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主持制定而出台的“红头文件”不审查，是对喻正声同志的不负责任，是对党的工作的不负责任。根据《宪法》，以党委名义冠名的“红头文件”仍应让位于法律，必须依法，而且各级党的组织更应成为遵守法律的表率。

（3）改革与法的关系，谁大？改革是摒除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的弊端，中国的改革，没有先例，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这种改革，必然会与现行法律相碰撞，在相碰撞的情况下，改革仍应该让位于现行法律，而不能绕过法律，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主张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宪法》也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还规定：“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如果改革与法律相碰撞时，放弃法律规定而一味改革，法律统一何在？法律尊严何在？换一句话说，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就会在人民群众中丧失威信，失信于民。“千里之堤，溃于蚁穴”，这句话是有道理的。

（4）中共党员的先进性哪里去了？“实事求是”是共产党先进性的具体体现，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现在中国共产党组织有7000万左右党员，在各级领导干部岗位上的党员也有千万之众，但真正能讲真话，敢讲真话的党员干部能有几何？这不是危言耸听。现在有很多党员干部形象的被人们称之为“蛆干部”（蛆也，附之于体、食之于肉）。看上级领导的眼色行事，观上级领导的嗜好行事，只报喜，不报忧，从另一侧面侵蚀党的躯体，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表面文章样样在行，工作飘浮、欺上瞒下门门里手。就是不敢讲真话，讲实话。若是讲真话、讲实话、干实事的领导干部多一些，一些违法违规的文件就会少一些。人民对党对政府的信任就会多一些。只有敢讲真话、敢讲实话的党员领导干部多一些，才能真正的解决主观臆断、脱离实际的问题，提高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能力。

(5)违法行为何时休?我们知道,纠正违法行政的积弊不是一日之功就可以实现的,但是,鄂发[2003]17号文件关于乡镇农技推广站的改革是明显违反《农业法》和《农业技术推广法》的，市、县（市）、区、乡镇党委和政府官员不是直言向省委、省政府反映其违法做法，而是只“唯上”的向乡镇农技推广专业科技人员实行威逼、许愿、甚至不惜以诛连家属、亲戚、“秋后算账”相威胁，逼迫、强制改革，从制定《章程》、制定选举办法、到选举企业或中介服务组织法人、到向颁证注册机构注册，一切都由政府成立的改革领导小组或改革办包办。并声称：如果你们不去注册，我乡（镇）党委书记签字、打电话到颁证注册机关，仍然可以注册生效。这些连续的、明显的违法行为，只能表明，现在的县、乡（镇）两级党委或政府法治观念缺失，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低下。一个没有法制观念、缺乏执政能力，执政水平低下的县乡（镇）两级党委和政府，怎么能够带领全体人民紧密地团结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建设人民安康、社会和谐的中国？一个没有法治观念的党委和政府怎样能够把中国建设成为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物质文明的强大的中国？由此可以看出，中共中央采取的“执政能力建设”、“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是非常必要的，也是非常及时的。法治国家的建设虽然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但也不能使目标变为遥遥无期。我们现在的处境是：我们认为“红头文件”违法，但却没有申诉的地方，就连较有正义感的新闻媒体对这类涉及改革的负面报道也是避而远之。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中共湖北省委、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乡镇综合配套改革的意见（试行）》（鄂发[2003]17号）文件关于乡镇农技推广机构改革是违法的，与中共中央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关于“三农”问题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坚持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政治主张背道而驰，敬请中共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等敦促湖北省委、湖北省人民政府迅速纠正该文件中凌驾于法律之上的违法做法。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极力推行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提高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做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表率，真正取信于民、执政为民，为使中国的强大做一些实实在在的工作。

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强基层 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的意见 国发〔2006〕30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是设立在县乡两级为农民提供种植业、畜牧业、渔业、林业、农业机械、水利等科研成果和实用技术服务的组织，是实施科教兴农战略的重要载体。长期以来，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在推广先进适用农业新技术和新品种、防治动植物病虫害、搞好农田水利建设、提高农民素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体制不顺、机制不活、队伍不稳、保障不足等问题亟须解决。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中发〔2005〕1号）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发〔2006〕1号）精神，现就深化改革，加强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提出以下意见:

一、改革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总体目标

（一）指导思想。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围绕实施科教兴农战略和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在深化改革中增活力，在创新机制中求发展。按照强化公益性职能、放活经营性服务的要求，加大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改革力度，合理布局国家基层农业技术推广机构，有效发挥其主导和带动作用。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农业技术推广活动，为农业农村经济全面发展提供有效服务和技术支撑。

（二）基本原则。坚持精干高效，科学设置机构，优化队伍结构，合理配置农业技术推广资源；坚持政府主导，支持多元化发展，有效履行政府公益性职能，充分发挥各方面积极性；坚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鼓励地方进行探索和实践；坚持统筹兼顾，与县乡机构改革相衔接，处理好改革和稳定的关系。

（三）总体目标。着眼于新阶段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通过明确职能、理顺体制、优化布局、精简人员、充实一线、创新机制等一系列改革，逐步构建起以国家农业技术推广机构为主导，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为基础，农业科研、教育等单位和涉农企业广泛参与，分工协作、服务到位、充满活力的多元化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

二、推进基层农业技术推广机构改革

（四）明确公益性职能。基层农业技术推广机构承担的公益性职能主要是：关键技术的引进、试验、示范，农作物和林木病虫害、动物疫病及农业灾害的监测、预报、防治和处置，农产品生产过程中的质量安全检测、监测和强制性检验，农业资源、森林资源、农业生态环境和农业投入品使用监测，水资源管理和防汛抗旱技术服务，农业公共信息和培训教育服务等。

（五）合理设置机构。按照科学合理、集中力量的原则，对县级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实行综合设置。各地可以根据县域农业特色、森林资源、水系、水利设施分布和政府财力情况，因地制宜设置公益性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可以选择在乡镇范围内进行整合的基础上综合设置、由县级向乡镇派出或跨乡镇设置区域站等设置方式，也可以由县级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向乡镇派出农业技术人员。畜牧兽医机构按照兽医管理体制改革的要求，合理设置。农村经营管理系统不再列入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农村土地承包管理、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农村集体资产财务管理等行政管理职能列入政府职责，确保履行好职能。

（六）理顺管理体制。根据农业技术推广工作特点，建立健全有利于充分发挥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作用的管理体制。县级以上各级农业、林业、水利行政主管部门要按照各自职责加强对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管理和指导。县级派出到乡镇或按区域设置机构的人员和业务经费由县级主管部门统一管理；其人员的调配、考评和晋升，要充分听取所服务区域乡镇政府的意见。以乡镇政府管理为主的公益性推广机构，其人员的调配、考评和晋升，要充分听取县级业务主管部门的意见；上级业务主管部门要加强指导和服务。

（七）科学核定编制。根据职能和任务，合理确定基层公益性农业技术推广机构的人员编制，保证公益性职能的履行。县乡农业技术推广机构所需编制由各县结合实际确定，按程序审批。应确保在一线工作的农业技术人员不低于全县农业技术人员总编制的2/3，专业农业技术人员占总编制的比例不低于80%，并注意保持各种专业人员之间的合理比例。公益性农业技术推广机构人员编制不得与经营性服务人员混岗混编。

（八）创新人事管理制度。改革用人机制，实行人员聘用制度，实现由固定用人向合同用人、由身份管理向岗位管理转变；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采取公开招聘、竞聘上岗、择优聘用的方式，选拔有真才实学的专业技术人员进入推广队伍，人员的进、管、出要严格按照规定程序和人事管理权限办理。完善考评制度，将农业技术人员的工作量和进村入户推广技术的实绩作为主要考核指标，将农民群众对农业技术人员的评价作为重要考核内容。改革分配制度，将农业技术人员的收入与岗位职责、工作业绩挂钩，落实对县以下农业技术人员的工资待遇倾斜政策。切实搞好农业技术人员的培训和继续教育，完善农业技术人员技术职务评聘制度，不断提高农业技术推广队伍的整体素质。

三、促进农业技术社会化服务组织发展

（九）放活经营性服务。积极稳妥地将国家基层农业技术推广机构中承担的农资供应、动物疾病诊疗以及产后加工、营销等服务分离出来，按市场化方式运作。鼓励其他经济实体依法进入农业技术服务行业和领域，采取独资、合资、合作、项目融资等方式，参与基层经营性推广服务实体的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和运营。积极探索公益性农业技术服务的多种实现形式，对各类经营性农业技术推广服务实体参与公益性推广，可以采取政府订购服务的方式。

（十）培育多元化服务组织。积极支持农业科研单位、教育机构、涉农企业、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农民用水合作组织、中介组织等参与农业技术推广服务。推广形式要多样化，积极探索科技大集、科技示范场、技物结合的连锁经营、多种形式的技术承包等推广形式。推广内容要全程化，既要搞好产前信息服务、技术培训、农资供应，又要搞好产中技术指导和产后加工、营销服务，通过服务领域的延伸，推进农业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和产业化经营。要规范推广行为，制定和完善农业技术推广的法律法规，加强公益性农业技术推广的管理，规范各类经营性服务组织的行为，建立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的信用制度，完善信用自律机制。

四、加大对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支持力度

（十一）保证供给履行公益性职能所需资金。要采取有效措施，切实保证对基层公益性农业技术推广机构的财政投入。地方各级财政对公益性推广机构履行职能所需经费要给予保证，并纳入财政预算。其中，对乡镇林业工作站承担的森林资源管护、林政执法等公益性职能所需经费也要纳入地方财政预算。中央财政对重大农业技术项目推广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推广工作给予适当补助。各地要统筹规划，在整合现有资产设施的基础上，按照填平补齐的原则，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基层农业技术推广条件。

（十二）完善改革的配套措施。要用改革的思路和办法，解决建立新型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中遇到的问题。对重大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等项目可实行招投标制，鼓励各类农业技术推广组织、人员和有关企业公平参与投标。鼓励农业技术人员自主创业。对他们创建经营性技术服务实体，可以优惠使用原乡镇推广机构闲置的经营场地，并享受现行政策规定的有关税收优惠。

（十三）妥善分流和安置富余人员。对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改革中分流的农业技术人员，要积极稳妥地做好分流和安置工作。在鼓励和支持富余人员自主创业的同时，要积极探索多种分流和安置渠道，帮助他们重新就业。凡与原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建立聘用合同、劳动合同关系的，要依法做好合同的变更、解除、终止等工作，符合条件的要依照国家有关规定支付经济补偿金，并纳入当地社会保障体系，及时办理社会保险关系转移等手续，做好各项社会保险的衔接工作。

五、切实加强对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改革工作的领导

（十四）切实加强领导，搞好协调配合。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改革事关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全局，涉及面广，政策性强。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高度重视，把这项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政府主要领导要亲自抓，及时研究解决改革中的重大问题。各有关部门要统一思想，明确分工，做好机构编制、人员安置、财政保障、基建投入、科技项目支持等工作。

（十五）认真制订方案，精心组织实施。国务院有关部门要加强对改革的指导，具体由农业部会同水利、林业、编制、人事、发展改革、财政、税务、科技、劳动保障等部门负责。各级财政要对改革提供必要的经费支持。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要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订推进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改革工作方案，指导县（市）制订改革实施方案。各县（市）的实施方案要报省级人民政府审批，省级工作方案报国务院备案。各地要在2006年底前完成方案的制订和准备工作，2007年初开始组织实施。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加强对改革重点环节的组织指导，做好动员部署、竞聘上岗、分流人员、检查验收、巩固提高等工作。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改革应在2007年底前基本完成。

（十六）坚持以人为本，确保改革顺利进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引导广大农业技术人员充分认识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进一步发扬心系农民、献身农业、服务农村的优良传统，主动投身改革，找准新的定位，争取更大作为。要切实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把握好改革的力度和进度，协调好各方面利益，调动好各方面积极性，确保改革顺利进行。

国务院

二○○六年八月二十八日

“以钱养事”是否符合中国国情?是否真的减轻了基层的财政负担?是否真的使各项事业更好地得到发展?是否可以推广到各行各业?的确是一个重大研究课题!希望各级领导,专家学者以湖北省为范例抓紧时间调研,尽早得出一个让国人满意的调查结果.对于热点问题多些争论是有必要的,若没有了争论,也就不会促使我们发现问题,改进工作!还望“以钱养事”的坚持者们不要介意!真理是伴随着争论,经过实践的检验而得出的.乡镇改革我支持，但还不科学，不合理，与一些文件、会议精神、领导人的讲话不一致，在２００７中央《决定》讲到计划生育机构不能撒消或合并，不能改变单位性质，要根据总人口按排编制。还有今年“温总理”的讲话，说“要稳定计生队伍”，可在湖北乡镇机构改革中，原乡镇计生办改为计生服务中心，原计生办人员一下成为了社会人，这些编制没有保障的干部他们做事会安心吗?会认真的做吗？计划生育工作称为“天下第一难的事”，在乡镇的主要工作是搞好计划生育工作，所以大部分时间是在做这件事，计生办的业务骨干应该是统计员和微机员，是计生办最专业、最辛苦、最董政策的人，按时向上级部门做好报表，反应当地的计生水平，计生办任何人可以少但这两人不能少，是计生办不可缺少的力量，在湖北孝感市各乡镇，乡镇计生办的统计员和微机员成了弱势群体，编制没有保障的人做着计生办最辛苦、最专业、最难做的事，还能安心吗？还有激情吗？

来自乡镇事业单位人员的呼声

基层三农工作者工作环境的调查与思考

解放和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三农工作者居于重要地位。他们的行政环境决定着其积极作用发挥。为呼吁制定出调动三农工作者积极性的制度，笔者本着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人民群众，“解剖麻雀”的思想，对a县基层三农工作及其行政环境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调研。通过问卷调查、下乡走访座谈、网上查阅资料，笔者发现，基层三农工作者渐成弱势群体。

一、基层三农工作者渐成弱势群体的客观事实。

1、基层三农工作者的经济负担重。乡镇政府已经多年没发三农工作者的工资了，他们每月只有420元的以钱养事经费。当前，农民打工日工资在35元以上，泥匠、木工、油漆工，他们日工资在60元以上，一名送水工的月薪也有1200元左右。农民工在外做工是不需要成本的，而三农工作者搞工作是需要成本。相比之下，基层三农工作者不仅收入低，而且他们的经济负担重。客观事实告诉我们，每月420元的以钱养事经费，不够联络工作的交通和通讯费用。乡镇部门还要承担危房改造、党报党刊的订阅、治安巡逻保护费、残疾人就业保障捐资，等乡镇强制性集资收费。平时，三农工作者有乡镇政府、业务主管局安排工作，领导们只安排工作，不谈工资和报酬。年底，除农技站有3万元的直拨经费外，其他的农口部门只有两眼望青天。b镇连420元的以钱养事经费也没拨付给部门；有的地方对部门拨款也是空拨单，无非是财政所与相关单位办了几张假凭证，乡镇财政所将应拨款拨给部门，部门缴给财政预算外帐户，然后由财政从预外帐户中拨给乡总务使用。少数乡镇，部门人平10000元的经费（内含工资），他们除去工作成本以外，实得的工资可以混个温饱。

2、基层三农工作者的社会地位低。a县按照有管辖权的省委下发的文件，将所有的事业“干部身份”置换成“社会人”。事业干部置换身份至今还没有领到补偿金；置换身份没有充分尊重他们的意愿。有的，置换身份协议不知谁伪造的，至今还没有要当事人签字。社会人既不是干部，又不是农民，也不是企业工人，他们的合理权利，没有相应的规章制度保障。农民工的工资有法律保障，公务员的工资有财政保障，社会人的工资有什么保障？乡镇部门三农工作者是什么级别？无聊的人们说：“是民工打工级别”；有的被执法对象说：“现在你不与我，我们这些人不满意，你还拿不到工资，管我也轮不到你来说！改革后你没有执法权，要给我一个处罚，你贴钱到县局里去告状吧！”乡镇事业干部摆在什么位置？社会人做工作时扮演怎么样的角色？社会人做工作真的有些话不好说。社会人见到违法行为，是主动管还是不管？社会人去管理与其身份不相称;不去管，那些有权管理的人又看不见。

3、基层三农工作者的政治待遇差。基层三农工作者平时没有人关心其痛痒。近年来，三农工作者实行民办非企业聘用制，单位与其签订的聘用期限越来越短。他们的民主监督权力可以说是无。他们自身工作朝不保夕，那里能行使民主监督的权力？“不听话就滚蛋。”已经成为有些公务员的“口头禅”。乡镇领导的“听话要求”实质上是：“干事不谈经费和报酬”。三农工作者在政治上没有前途。a县组织部规定:“乡镇事业干部，不论文化程度多高、工作能力多大，一律不能作为乡镇候选人的推荐对象”。在打破身份界限、不拘一格选人才的今天，他们竟被拒之门外！参保政策对他们也不公平，养老保险政策不是很透明；基层三农工作者没有工伤保险。他们没有纳入国家干部医疗保险，又不能参加农民医疗保险。2007-5-30

濒临失落的农村文化

2006-6-21 阅读3172次 本站网友李祥荣发表 李祥荣专栏 【字体：大 中 小】 上一篇<<>>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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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江，是中华民国开国元老、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农业部长李书诚和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

一、中共一大代表李汉俊的家乡，是中国著名文豪曹禺先生的故里。这里是一个文化底蕴非常丰厚的鱼米之乡。在潜江这块热土从事基层文化工作，一直使我们引为骄傲。然而，也就是在这块热土上，农村基层文化却濒临失落。这不得不使我们这些农村基层文化人忧心忡忡、倍感辛酸。

上下齐心，潜江文化走向辉煌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叶，是全国农村文化的飞跃发展时期，也是潜江农村文化工作最鼎盛最辉煌的时段。当时以文化局陈元高局长、佘声华、徐森柏副局长、文化馆白崇彰、程崇尚馆长为代表的一批文化干部，在乡镇文化站仅有一站一人一章，甚至有的还没有组建文化站的情况下，长期深入乡镇，吃住在乡下，调研发掘掌握文化资源，努力争取乡镇党委和政府对文化工作的支持，各个乡镇相继建成了影剧院、文化宫、图书室等文化基础设施，使文化站有了安身立命创业发展的环境和氛围，文化局一班人精诚团结，上下争取，基本上解决了一站一人一编的问题，使乡镇文化人能够安心工作和创业。在那一段日子里，市镇两级文化人组织农村业余文艺骨干到市花鼓剧团跟班培训；组织书法能人下乡办班；组织美术培训学习；组织文学爱好者到文化馆培训、创作，进行实地教学、修改，对有实力有功底的同志大力向外推荐，让他们从乡下走向全省乃至全国；组织文化站长进行出版物鉴定、文化市场管理、文艺专长培训，使他们尽快成为触类旁通的专业型文化人才；组织并形成了庞大的业余文化人才网络，深入农村搜集整理了大量的民间故事、民间歌谣、民间谚语，向外推出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在深入村户调查、搜集民间文化习俗、遗物和遗产的同时，挖掘出土了龙湾古章华台遗址群，再现了熊口红军街贺龙军部等历史和革命文物；经常组织全市大型文艺调演汇演活动，通过歌颂党、歌颂祖国、歌颂当地英模人物，充分展示了农村文化实力；文化局一班人时刻不忘向上向外推举、宣传农村文化，多次争取省财政厅、省文化厅领导来潜下乡调研检查工作，为乡镇文化的发展争取了大量的资金，由于文化局的辛勤工作，市领导也非常重视农村基层文化，全市经常召集乡镇分管文化的领导和文化站长开会，共议文化发展规划、落实工作任务，以现场会的形式表彰先进，用结硬帐的办法推进平衡。在文化局的精心培育下，浩口文化站被评为首批全国先进文化站，1990 年 10月其站长李祥荣同志作为全省唯一的乡镇文化站代表赴北京参加了《全国先进文化馆站经验交流暨表彰会》，九十年代初期，潜江市荣膺了《全国文化先进县市》光荣称号。

体制转轨，农村文化濒临失落

随着体制的变革，县乡财政分灶吃饭，基层文化的人、财、物全部落在乡镇的掌控之中，加上部分领导重经济发展轻文化繁荣的因素，使得刚刚得到发展的农村基层文化立即雪上加霜。、乡镇管理文化的体制加速了文化站的萧条

一方面，由于政府中心工作的“需要”，本来就只有一人一章的文化站，大多被乡镇借去从政了，从而导致主业荒废，文不姓文。另一方面，随着社会发展和电视传媒的登陆，原来独领风骚的集镇电影文化悄然退出历史舞台，电影不放了，影剧院的维修却依然需要经费，由于乡镇财力的负增长或集镇统一规划的“需要”，文化阵地设施在地方政府的直接干预下，有的拆了，有的卖了，即使是未拆未卖的也都成了危房，致使文化阵地严重缩水。有一点经济实力的文化站，某些领导则把它当企业对待，经常要钱要物，甚至下达创收交款指标，加速了文化站的萧条。

2、文化局对乡镇文化站的管理与辅导有力无处使

体制转轨以后，文化局对乡镇文化站的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关系名存实亡。通知不到人、下乡找不到人的现象经常发生，从九十年代上中叶开始，涉及文化艺术门类的培训辅导活动处于停滞，文化局干部也不再下乡，市级群众艺术馆同乡镇文化站形同陌路，文化局唯一能做的，就是每年召开一次文化站长工作总结表彰会，如此而已。、十五期间，各级政府对文化站的经费投入几乎为零。除去人头经费以外，乡镇文化站本应得到的公益性事业费用完全没有，致使基层文化的生存更加艰难。

受到上述因素的影响，乡镇文化站在夹缝中生存，设施建设出现负增长，文化活动呈现大滑坡。潜江虽然有着全国文化先进县市的光环，而实际上，整个农村文化已濒临失落。

乡镇改革 给农村文化一记闷棍

2005年3月17日，中共潜江市委、潜江市人民政府签发（2005）9号文件，宣布《关于推进乡镇综合配套改革的实施意见》，给了农村文化一记闷棍。

一、改革要求：

1、乡镇文化站整体转制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服务实体，走企业化、市场化、社会化的路子。其名称改为“xx镇文化服务中心”。

2、转制后的单位人员全部退出事业单位机构编制系列和财政供养序列，人事档案移交市人才交流中心。

3、转制后只承担经营服务职能，原行政管理职能并入“三办一所”，执法职能上收市一级行政主管部门。到民政部门登记后，按社会中介服务组织运行。

4、由财政负责，对乡镇事业单位原拨付的经费渠道、数量进行调查，锁定基数。

5、由乡镇政府与转制后的服务组织签定农村公益性事项服务合同，原财政拨付的资金额度不减，改过去的“以钱养人”为“以钱养事”。

二、改革的实质——取消乡镇文化站事业单位性质，将其转制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化服务实体。

三、转制后带来的问题：

1、文化站转制成为企业化服务实体，彻底否定了乡镇文化站公益性事业单位性质。

2005年11月7日中办发27号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意见》明确指出：“乡镇综合文化站等属于公益性事业单位，不得企业化或变相企业化”，潜江市的这种做法明显与中央精神不符。我国农村自土地承包以来，农民一直从事着一家一户的分田单干，只有精神文化生活是集体性质的，这种集体性的精神文化生活是维系农村群体存在的一种强大的精神动力和纽带。农村的文化是永远都不能搞包干到户和分田单干的。农村文化工作的最大成本是组织成本。面对广大农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多方位、多层面、多形式，农村文化工作必须由乡镇文化工作人员去承担、去组织、去联络、去辅导、去引领，这一切都要花费大量的辛勤劳动，这种劳动的结果，除了社会效益的彰显之外，经济上是没有任何索取和回报的。乡镇文化站一直是农村文化事业的主体，否定了这个主体就等于否定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文化建设与发展，就等于否定了广大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合理性。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根本目的就是以最广大人民群众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2、“以钱养事”是以牺牲广大基层文化工作者的个人利益为代价的运作办法。

① 所谓“以钱养事”，就是把乡镇文化人原来的人头经费变成了养事经费。如果没有人，事如何养？如果把这点钱办了事，人又怎么生存？

② 所谓“额度不减”，就是不管经济如何发展，生活水平怎么提高，乡镇文化人从今后不再享受晋级调资的任何待遇。

2006年5月16日胡锦涛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要求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缓解地区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使全体人民都能享受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果。乡镇文化干部一直都是“弱势群体”，工资水平本就非常低下，改革后的以钱养事反而将这点少得可怜的工资待遇进行锁定，乡镇文化人今后再也享受不到社会进步和收入水平上调的利益了，乡镇文化人实际成了“全体人民”的“另类”。

③ 乡镇文化人的劳动报酬由原来的人事部门按政策晋级调资变成了文化订单合同结帐，实际上是把个人工资待遇由法制化、制度化变成了“人治”，变成了领导意识。由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变成了领导对基层文化人的一种“施舍”。每年文化订单定多少内容，每个内容定多少报酬，完成工作好坏程度如何奖惩，都没有一个配套的、可供操作的、制度化的实施办法，我们真的不知道这究竟是历史的进步呢？还是历史的倒退！

④为基层文化积极工作了几十年，即将面临退休的人，待遇反而少了好几百元。同时达到退养年龄，财政、经管人员因为是保留的事业单位，可享受正常晋级调资，而文化工作人员工资已被锁定，没有晋级调资待遇；同时正式退休，都要到社保局去领养老金，财政、经管人员领取的养老金同按正式退休应领待遇的差额，可以由财政补齐发放到位，而文化工作人员因为“以钱养事”而失去了“原渠道”，就只能在社保局领到比按正式退休差好几百元的养老金了，我们真的不知道政府的公平原则和对老同志的人文关怀到哪里去了？说是“无情改革，有情操作”，我们的确看不到“情”在哪里？照此办理，还有谁敢再来钟爱文化工作？潜江市的这种做法显失公平。

3、“以钱养事”原则是通过“文化订单”来实现的，而文化订单恰恰又制约了农村的文化建设与发展，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的桎梏。

首先，乡镇文化站作为农村文化建设与发展的前哨阵地，它在一个地域内的职能覆盖几乎是文化的全领域，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是多方位、多层面、多形式的，且文化活动的形式、群体、地域、时间都不是固定不变的，作为专门从事文化工作的人，都只能根据具体情况因势利导，更何况一个政府能从何处得知群众有哪些需要？什么地点？什么时间？何种形式？加之，大众文化发展的过程，一般是先个性而后才形成共识成为共性，这需要文化工作者用心去捕捉、去引领，政府的文化订单是不可能全部设计进去和纳入进去的，那么，未纳入订单的部分，文化站可以不搞，而群众文化的需求和时代文化潮流的引领被无情搁置，这与我们文化建设的最终目的就是要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是相背的，那么，这种订单是否就制约了文化的建设与发展？是不是就已经变成了新农村文化建设的桎梏呢？

其次，一个县市有很多乡镇，每个乡镇的文化基础各有不同，如果用一个统一的文化订单来同各个文化站签约，则会出现工作的不平衡，如果以每一个乡镇的镇情来同文化站签约，则又会出现文化发展的不平衡，这种文化建设和发展同文化工作者报酬的关系怎样处理才算得当呢？这有一个可供操作而又令人服气的实施办法吗？目前完全没有。

第三，在农村基层文化工作中，有些环节是需要政府以投入的形式去激活、以扶持的办法去支持、以政策倾斜的手段去解决的。比如，促建“文化中心户”和“文化大院”的问题，原来就是由文化站根据“交通方便，便于群众集聚；有文化基础，且又钟爱文化工作；有物质环境，能够容纳群众活动”这些条件去物色、去做具体工作，待落实之后，由政府找妇联或者企业、单位协商，给这些文化中心户送去资金，或者电脑，或者书柜，或者活动器材，还有牌匾等，通过种种办法去激活、去引领、去组织到位。文化站改制后，政府在文化订单中要求服务中心扶持组建1—2个农村文化中心户，而文化服务中心一无资金、二无权力，它用什么手段和办法去组建去落实呢？去落实吧，没有钱，如果不落实，最终把过错是记在服务中心呢，还是算在政府头上？倘若算在服务中心，则因为“以钱养事”，理应扣除其部分经费，这种行政手段是否具有合理性，难道不值得商榷吗？

第四，乡镇文化服务中心在从事基层文化工作的过程中，如果出于钟爱文化和一种文化责任心态，去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做了很多订单中没有的有益工作，那么政府又会以什么办法和形式给服务中心以必要的报酬补偿呢？有一个可供操作的实施办法吗？没有！最终还是“人治”，以领导表态“施舍”为准，这与领导当时高兴抑或是不高兴的心态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并且与政府当时有钱或者无钱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当前的基层政府到处欠帐，有好多应该支付的资金表了态都不算数，更何况这种没有纳入订单可给可不给的资金呢？这种办法有利于农村的文化建设与发展吗？

4、改革后，文化人身份不明

乡镇文化人在改革前其身份都是人事部门严格考核录用的“国家干部”、“招聘干部”。这次改革，所有文件都只是说由身份管理向岗位管理转变，但文化站改制后，乡镇文化人究竟是个什么身份？至今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现在只是将文化服务中心定为“非企业民营性中介服务组织”，而文化人是什么身份，至今仍然是一本糊涂账。如果转变文化人的干部身份，政府理应出钱将其身份进行买断。

5、改制后，农村文化工作“河山依旧”。工作很出色的地方未见有什么优待，工作差甚至没干事的地方，“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是：

①农村文化工作从业人员年龄结构老化，有抱负、有专业的人才和大学生，由于农村文化工作“以钱养事”，待遇无保障、工作不稳定因素不愿到乡镇来干文化，且现有部分有专长的文化人也人心思走，人才短缺，已成为制约农村文化建设和发展的一大瓶颈。

②在文化站干了几十年的一些老同志，他们的生活环境非常凄苦，这次改革在工资待遇上又使他们雪上加霜，他们空守着一大堆奖证和荣誉证书，却享受不到政府的人文关怀，可以说是伤透了心，这将给农村文化建设和发展带来更多的负面影响。

③改制后，农村文化工作未见有任何新的起色，反而比原来更加萧条。即使是努力开展各项群众文化活动，工作颇有创新的地方，也并不是这次改革给他们带来了活力，而是他们从中央的很多文件中看到了希望，也更是由于一种钟爱文化的情结在支撑着他们在那里苦熬苦撑，难道我们的政府就不能为他们做点什么吗？

有据可查，基层文化人能力不薄

由于乡镇文化人是以自己的辛勤工作和出色成绩先后赢得组织、人事和文化部门的考核录用所得来的干部身份，所以其独挡一面的工作能力是那些靠裙带关系上来的人所无法企及的。从潜江集体授奖的情况看，《全国先进文化站》、《全国群众体育先进乡镇》、《全国亿万农民健身先进乡镇》、《全国农民体育先进乡镇》、《全国农村科教电影汇映月先进单位》等国家级荣誉和省级《农村文化工作建设先进集体》、《全省体育先进乡镇》、《全省服务农民服务基层文化工作先进集体》、《全省优质服务竞赛先进乡镇剧场》、《湖北省十优电影队、院》、《湖北省科教电影下乡活动先进单位》等荣誉都可资证明,在市一级获奖的就更多了,诸如《全市文化先进乡镇》、全市《文明单位》、《最佳文明单位》、《先进党组织》、《全市文物保护先进单位》等等,个人受奖的有《湖北省专业户代表表彰大会》的奖章获得者、有《全省百名优秀文化站长》、《全省优秀文化站长》、《全省优秀共产党员》的获得者,获得市委市政府表彰的《劳动模范》、《特等劳模》、《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工作者》更是层出不穷。此外，乡镇文化人作品获奖和各种比赛获奖难以尽书。

随着体制转轨，县乡财政分灶吃饭以后，各乡镇为了把政府工作搞得更好，全市大多数文化人都被借调出去到政府的直属管理区（亦称指导组）担任总支书记或主任（行政一把手），或者到政府的办公室担任主要职务。这些人，无论在什么岗位都脚踏实地、积极工作，充分展示了在工作上的聪明才智，从能级原则上讲，很多市镇领导至今对这些文化人都称道不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论奖杯奖牌，论荣誉证书，文化人永远都是强者。乡镇文化人是块“砖”，哪里困难哪里搬，乡镇文化人是块“金”，给点阳光就灿烂。

重心转移，新农村建设离不开文化

全国十届人大第四次会议和中央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都已明确提出，全国的工作重心要向农村转移，重点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乡风文明”四个字，高度概括了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农村文化建设，重点在村组，关键在乡镇。村级文化室、图书室的管理辅导离不开文化站，农村文化中心户的建设、引导、辅导工作离不开文化站，乡镇一级的文化市场管理、监控也离不开文化站，集镇大中型文化体育活动以及文化体育协会网络组织的管理与引导，不仅离不开文化站，而且还需要文化站去组织、去发展，由此可见，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整个过程之中，乡镇文化站所面临和承担的工作是繁重而且复杂的。潜江要真正打造“经济强市、文化名市、园林城市”如果离开了占全市人口和地域近百分之八十的农村乡镇，其文化名市也是虚的，其文化先进县市也将是空中楼阁。所以，作为农村基层文化的前沿阵地——乡镇文化站，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和放弃。更不能改变乡镇文化站公益性事业单位性质。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首先是人的建设，是人的思想和灵魂的建设，归根到底是文化的建设。没有新农民，就不可能有新农村。先进文化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担负着教育、凝聚、整合、同化、规范、引导社会群体行为和心理的功能，它可以通过各种形式文化活动的开展，推动知荣辱、树新风、促和谐的文明社会风尚的形成，文化的这种作用和功能是其它任何社会要素所无法达到和替代的。我们只有确立了乡镇文化工作的社会公益性事业性质，然后再按照公益性文化事业发展靠政府、经营性文化产业发展靠市场的思路去开展工作，才能促进和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和发展。

面对濒临失落的潜江文化，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从2005年起，针对农村文化工作，针对文化体制改革，针对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中央发了很多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同志今年又专门强调：要把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放到十分突出的位置，充分发挥文化启迪思想、陶冶情操、传授知识、鼓舞人心的积极作用，努力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从维护中央权威、保证政令畅通的角度上看，潜江市对乡镇文化的改革实践是极其错误的。从理论上讲，乡镇文化站作为农村公益性事业主体的位置是不可逆转的，这次的乡镇文化改革实践也已经从多方面证实了其弊大于利，因此，我们由衷地希望潜江的领导们也应该座下来冷静地作一些思考，从维护中央政令畅通方面、从农村基层文化工作的理论方面、从潜江文化建设和发展的实践方面、从兼顾社会公平方面作一些全盘考虑。

笔者以为，作为地方政府，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首先要确立乡镇文化站公益性事业单位性质。这是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农村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与发展就是一句空话。

2、根据本地农村基层文化建设与发展的现实，科学合理地设置乡镇文化岗位，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坚持从业资格准入门槛，打破地域、行业、身份界限，采取公开招考、论文答辩、择优录用的形式，广泛吸纳钟爱文化工作的人才进入文化工作岗位工作。改变目前乡镇文化工作人员年龄结构、知识结构老化的问题，给基层文化工作增添新的血液和活力。

3、坚持创新为主、业绩至上的工作理念，坚持德才兼备的考核评价标准，完善末位淘汰和能者上庸者下的人员进出机制，对文化工作人员不断进行跟踪考核、业绩评估、能力分析，对文化干部实行流动管理，营造一个职务能上能下、人员能进能出的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人事管理机制。这个问题是农村文化工作能否创新、能否出实绩的关键。

4、不断加强文化工作者的岗位培训。增加专业学习时间，提高其文化和业务工作水平，逐步形成一个能够让基层文化工作者成长和发展的社会氛围，使农村文化工作不断有新的发展、新的飞跃。

5、坚持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为基层文化工作人员提供一个宽松的生活和工作环境，有针对性地为他们解决一些生活与工作中的实际问题。以宽松的生活环境留住人、以公平择优的机制选拔人、以培养学习的办法提高人、以奖勤罚懒和末位淘汰的机制激励人。

从另一方面看，作为我们基层文化工作者，也应该自省、自警、自励，努力做到：

1、要站在如何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的角度上，认真反思从参加文化工作以来，我们做了些什么？我们还能做什么？我们应该怎样做？

2、努力学习，更新知识，熟悉业务，使自己尽快成为一名具有真才实学的文化人才，切不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3、以饱满的热情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基层文化人切不可占着位子、住着房子、拿着工资，把自己本应搞好的文化工作当着副业、从业来搞，倘若如此，文化工作是永远都干不好的。

如果有了政府和基层文化工作者两头的积极性，笔者坚信振兴潜江文化是指日可待的，一个崭新的农村文化建设和发展的高潮就在我们面前！

（本文系根据潜江市乡镇文化站全体工作人员一致讨论通过的一封尚未发出的写给中央领导的信整理）

网 友 观 点

本站访客来自 58.51.70.* 于2007-9-12 13:07:00发表评论：

湖北的改革最终是失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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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访客来自 58.51.65.* 于2007-7-26 8:01:00发表评论：

“以钱养事”是否适用于乡镇文化站

2007-4-18 阅读742次 本站网友faguichu发表 【字体：大 中 小】 上一篇<<>>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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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二○○五年起，湖北省在乡镇文化站逐步推行“以钱养事”政策，其核心内容是“改变单位性质”、“人员退出事业编制”；其唯一借口是“政府花钱买服务”、“钱在事上而不在人头”。两年来的实践证明，此举不仅不公平、不公正、不科学、不合理，而且与党纪、宪法、国法有较多的矛盾。

一、不合中国国情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绝大多数。改革开放已让农民粮仓满、口袋满、物质生活水平空前提高。但农民并不满足于吃饱喝足坐在家中看电视，他们需要情感交流、身心愉悦、精神富有。中国共产党一贯致力于改善和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精神生活，从解放初期的文化分馆到改革开放后的乡镇文化站，都是党和政府为农民构建的精神生活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党和政府培养了一批自己的文化干部专门为农民服务，这就是乡镇文化站干部。有政府搭建的平台，有政府自己的干部，这就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是在用自身的力量为农民谋利，更能体现政府办公益事业的能力和信心。用“以钱养事”来“改变单位性质”，让政府的干部“退出事业编制”，起用“社会人”承包政府的公益行为，政府是要推卸责任还是无力举办公益事业呢？

近年来，美国政府在社区兴起了“政府花钱买服务”的公益文化活动，把政府行为交由社会人承包，这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未尝不可，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政府行为是否能让人承包恐怕值得商榷。美国固然很先进，但把美国的航空母舰搬到喜玛拉雅山就不先进了。美国的主流文化是教会文化，“政府花钱买服务”的社区文化与教会文化相比较就显得次之又次，把别人次之又次的东西拿到中国做改革样板，莫不是东施效颦么？美国是个严重自由化的国家，其文化活动可以不受政府约束，而中国则是发展中国家，不仅要狠抓经济建设，还要抵御外来文化的腐化侵蚀，两种制度下的文化功能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用美国政府对待支流文化的态度来对待中国农村的主流文化，显然不合中国国情。

二、政治上违纪，理论上违宪，实践上违法

在湖北省大力推行以钱养事的关键时刻，中共中央、国务院连续两次发文重申：乡镇文化站“属公益性事业单位，不得企业化或变相企业化。”而湖北省对中央政令置若罔闻，坚持推行鄂发[2005]13号文件，坚持把文化站改制成“中介服务组织或企业”。中央两个文件下发后，该省大冶市向省“配改办”写出专题报告，要求落实中央文件，省“配改办”不予答复。该省松滋市委、市政府以[2005]25号文件形式落实中央文件，肯定文化站的事业地位与事业编制，该文件被省“配改办”严令废止，并强令该市文化站干部退出事业编制。结果，参与“改革”的财政所、经管站仅以合并为形式完成任务，林业站由原来每站两人增加到每站四至六人，兽医站在没有编制的情况下每站追加两个事业编制，唯独党中央、国务院两次发文试图保护的文化站全员取消事业编制。

中央文件下发前，湖北仅说自愿置换身份，中央文件下发后，湖北则强令全省文化站干部一律退出事业编制。二OO六年七月，该省“配改办”在蕲春县检查以钱养事成果时，不查别的单位，单查文化站是否退出事业编制，足见他们对抗中央的强硬态度。中央文件反复强调“综合文化站”，湖北则按既定目标坚持把文化站改制成“文化服务中心”。中央文件下发前，湖北仅说将文化站改制成“中介服务组织或企业”，中央文件下发后，湖北则强令改制后的文化服务中心一律领取“民营非企业单位法人登记证”，足见湖北“改变单位性质”的决心。本该由政府举办的公益文化事业偏要改成民办，本该可以民办的割猪骟牛却偏要改成政府操办，这不仅表现在刚愎自用乱改一气上，更表现在无视中央政令的行动上，如此“改革”，真不知“全党服从中央”还有什么意义。

坚持以人为本，不仅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也是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一贯奉行的人文理念，把“按劳取酬”写进宪法，首先肯定了人的存在价值。“按劳”是因为人劳动，“取酬”是人取酬，处处突出人的地位，而以钱养事突出的是钱，似乎有钱就能养事，有钱就能让鬼推磨。这种撇开《宪法》另起炉灶的做法究竟是为了否认《宪法》还是标新立异呢？

从实践上讲，以钱养事规定每年第一季度为申报阶段，第二季度才预拨25%的养事款。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群众文化活动是“休眠”还是任由封建残余文化来取代呢？再说，群众文化活动承包方在这期间用什么养事、用什么吃饭呢？《劳动法》明文规定：“工资应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政府花钱买服务”的对方难道就不是劳动者吗？如果改革竟要以违纪、违宪、违法为代价，这种“改革”的严肃性就令人疑惑了。

三、不公平、不公正、不科学、不合理

以钱养事的核心是“政府花钱买服务”，“钱在事上而不在人头”，也就是说，每个部门，每个单位的事都要由政府来测算、政府来操办。这在民间来说，叫做把葫芦放在颈上而不放在墙上，这在官话来说，叫做政府包办一切，颈上挂着葫芦、事必亲躬的政府不会成为高效政府，也不会有科学、合理可言。

“以钱养事”有一种说法叫让农民群众得到实惠，从乡镇实际情况来看，广电站在农民那里收取收视费，农技站在农民那里收取种子、农药、化肥的利润，兽医站在农民那里收取禽畜手术、防疫打针等费用，他们都能从农民那里取利。唯独文化站扶持农民作者、农民管乐队、农民剧团并组织农民参与丰富多彩、健康有益的文化体育活动，对农民只有奉献没有索取。如今让取利单位保留事业编制，奉献单位取消事业编制，农民从中得到什么实惠呢？把这样一个纯粹意识形态领域的宣传文化单位放在能卖有形产品的单位一起进行“改革”，根本就没有公平、公正可言。

四、多重标准不能构建和谐社会

按常理，以钱养事是为了提高工作效率，推动社会进步。这么好的事公安、法庭、中小学、卫生院、乡镇人民政府为什么不做？难道他们就不需要提高工作效率、不需要进步吗？乡镇政府改革时，说是要压缩多少个编制、精减多少个职位，某镇原有行政干部七十多人，现在只有三十多人，表面上看减少了一半，实质上是给让出领导职务的人员每人加两级工资，不到龄的人提前退休也加两级工资，结果三十多人任职七十多人领工资，仅此一项这个镇工资支出上涨百分之四十，个别地方甚至出现三十几岁就“退休”的现象，这是养人还是养事呢？

与文化站同时进行以钱养事的乡镇财政所仍在领取人头工资。某地一个六万人口的行政镇，财政所却有二十多名编制干部，在不收农业税的今天，这些人闲得无聊就采用隔星期上班的办法，这个星期甲班上班，那个星期乙班上班，事业单位去拨款，找到主任找不到会计，找到会计找不到出纳，这种做法能提高工作效率、推动社会进步吗？这是一个规模较小的财政所尚且如此，还有四十、五十人以上的大财政所就可想而知了。与强力部门相比，文化站不仅没有工资报酬（只有少得可怜的劳务费），而且还要严格执行合同，不仅考核合同任务，还要考核出勤天数，一边是强力部门以钱养人，一边是弱势群体以钱养事，直接造成体制不和谐。

对于给予财政所几十个编制，兽医站只给两个编制，笔者也百思不得其解，要说一个乡镇几百个干部、教师、职工需要几十个人来发工资，那么一个乡镇几万头猪，上百万只鸡、鸭、鹅，两个人怎么忙得过来呢？与兽医站相比，文化站面对的不是畜牲而是人，畜牲的服务主体都有编制，人的服务主体怎么就没有编制呢？岂不是本末倒置吗？

构建和谐社会，首先要做到政治和谐，如果在政治上违纪、理论上违宪、实践上违法、操作中使用多重标准，不仅不能实现和谐，反而会人为制造不和谐。如果“改革”要以牺牲社会和谐为代价，那么就应该对这种“改革”大声喝止！

五、让文化干部退出事业编制得不偿失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在百废待兴的困难时期兴建了区集镇文化分馆。文化干部组织群众扭秧歌，庆解放；组织群众扫盲学文化；倡导婚姻自主、生产互助，宣传抗美援朝。改革开放之后，零星少量的文化分馆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乡镇文化站便应运而生，党中央、国务院还把“乡乡建立文化站”写进了发展纲要。乡镇文化站自诞生之日起，就一直运用文化手段，文艺形式宣传改革开放，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引导农民敢富快富，倡导农村文明新风，保护国家文物，扶持农民作者、农民剧团。随着时代需要，又增加了为农民送书、送戏、送电影、送科技知识等工作任务。再后来又增加了宣传“三个代表”，参与创建文明单位，文明农户等工作任务；再后来又增加了宣传税费改革、参与创建和谐社区、指导新农村建设等工作任务。由此不难看出，乡镇文化站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削弱它是不合时宜的。

文化站干部队伍是党和政府长期培养并逐步形成的，他们当中有不少人是优秀共产党员，以文化站长的身份兼任贫困村党支部书记，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真正体现了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也有不少人思想过硬，业务精湛，被评为省、市、县劳动模范。还有不少人是文化精英，对社会贡献颇大。某地一个文化站长参加工作三十年，获得各种奖励三百次，这种贡献不是其它岗位所能轻易产生的。还有不少人既是党的方针路线的宣传员，还是党群关系的联络员，他们的日常工作始终围绕党委、政府的工作重点，无论是住点、扶贫、防汛、抗旱还是社会治安、计划生育等重点工作，他们都用文化手段积极参与。在农村乱摊派盛行的时期，某村群众围攻村支书，砸碎其门窗玻璃，当地派出所打算依法拘人，但住点的文化站干部则深入群众之间交心谈心，化解干部群众之间的误解，促使他们握手言和。

这些事例说明，乡镇文化站与美国“政府花钱买服务”有着根本的区别，文化站干部与美国社区文化活动承包商也不可能同日而语，前者拿一份工资扮多重角色，不分份内份外地为党和政府劳累奔波，仅仅只为着一个“文化干部”的神圣称号，而后者则纯粹从一己私利出发来承包政府行为。在乡镇文化站推行以钱养事，究竟是鼓吹金至上还是嫌文化干部不该为党和政府尽心尽力呢？

六、概念不清，导致基层无所适从

“以钱养事”有许多附加条件，如“置换身份”、“设立文化服务中心”（允许加挂文化站牌子），“个人档案移交劳动部门”等等，按照这些附加条件运作下来，文化站就成了实实在在的“中介服务组织或企业”，但党中央、国务院在2005年底连发两个文件，重申文化站“不得企业化或变相企业化”，“以钱养事”的制订者一直没有明确的说法，以致基层无所适从。不设文化服务中心就无法获取省财政的“以钱养事”款，设立文化服务中心无疑就是个“变相企业”，因而多数地方就两块牌子一齐挂。在湖北省拒绝执行中央文件的情况下该省通山县只得撤消文化站，把文化站干部全部并入广播站，但因为害怕日后中央来检查时无法交待，就在广播站门前挂一块文化站牌子和一块文化服务中心牌子。

有一个县文化局长对这种作法说得倒很坦白：“中央来检查我就让他看文化站，省里来检查我就让他看文化服务中心”。可见以钱养事把歪风邪气助长到什么程度。

以前，乡镇文化站每到年底就会拿出明年的工作规划，到了明年想方设法抓落实。而今很少有人制订工作规划。一是从主人翁到打工者的身份转换基本剥夺了工作规划的权力；二是政府已经包办了具体工作的每一个环节，并用合同把它标注明白。合同是一年一订，一年一个新版本，打工者就算制订了工作规划，也不知与政府合同是否合拍，更不知明年是否能上岗，只得一味地依赖、等待政府合同。

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割猪骗牛是人对畜牲的事，防虫治病是人对植物的事，而文化工作不仅是人对人，而且是一人对百人，一人对千人的事。文化人除了一定的组织协调能力之外，还应有与之相对应的身份、称谓，工作起来自己有底气，群众才信服。譬如兽医，他的职责是诊治畜禽疾病，称谓叫兽医，走到哪里他都有这个底气。那么，被“政府花钱买服务”买来的人是个什么角色呢？是叫政府雇佣工还是叫农民或农民工呢？可以说，以钱养事造就了一个畸形群体，这些人以前是党和政府从优秀民办教师、退伍军人、农村干部、群众文化骨干中招聘而来的，在他们“转干”的时候，政府已为他们办理了“农转非”手续。实行以钱养事，这些人已开除干部身份，又没有恢复农民身份，经常不知自己属于哪个群体，工作起来无所适从。

七、没有后劲，只有后患

1、专业人才流失严重。

以钱养事之前，某县有14名文化专业人才在文化站工作。以钱养事之后，这个县仅有7名专业人才在文化站工作，专业人才流失50%。在留下来的7名专业人才中，3名即将年满60岁，4名在50岁左右。

2、非专业人才随意进入。

以钱养事实行合同管理，政府是文化合同甲方，什么人都可以成为文化合同乙方，以前的乡镇文化站干部考试、考核全由省人事厅和省文化厅共同掌握，以钱养事之后一个县级文化局长就能决定文化合同乙方的取舍。是“两厅”的水平高还是一个局长的水平高姑且理不论，仅两件事就很能说明问题。一是湖北省团风县在招聘文化合同乙方时竟出现一个大学生和一个半文盲考分绝对相同的事件，而且这个半文盲原是一座寺庙的“带发尼姑”，成为文化合同乙方之后她既拿养事的钱，又拿庙里的香火钱，白天带领群众相信共产党，晚上带领群众相信菩萨，这种人在“两厅”掌握考试考核的时候能进文化站吗？二是有一个年轻人成为文化合同乙方之后，单位负责人叫他去给蓝球比赛记分，他说他不懂蓝球，叫他去文化活动当评委，他说他不懂文艺表演，一个什么都不懂的人怎么成为文化合同乙方呢？原来他是文化局长的干儿子。这个干儿子如今在经营一家私人网吧，常年只为个人谋利反而还要拿上一份养事的钱，这实在是以钱养事给他带来的莫大好处。

3、农村文化市场严重失控。

依据以钱养事的原则，文化站再也无权管理文化市场。一般来说，一个县文化市场稽查队多则七八个人，少则三五个人，他们承担的管理范围少则一千平方公里，多则两三千平方公里，人少面广，鞭长莫及。而乡镇文化站近在咫尺，看着未成年人上网，看着网吧超时经营也无权过问。还有诸如打字复印店印制封建迷信品文化站也无权过问。

4、腐朽反动文化伺机反扑。

在法轮功活动猖獗时期，乡镇文化站大都以各种文化形式予以抵制，极大地教育了群众，也有效地遏制了法轮功在农村蔓延。某地文化干部成为文化合同乙方之后，一个法轮功分子竟送上一份宣传品，附言道：我们需要您的参与。可见，反动文化不仅要同我们争夺农村文化阵地，还要与政府争夺文化人才，被以钱养事淘汰下来的文化人其实是人才啊！

5、农村文化现状令人担忧。

某地一个行政镇有人口10万，行政村50个，村民小组740个，全镇共有大小寺庙1500多座，组平2座还不止，最多的一个小组四座庙。全镇挂“文化活动室”牌子的地方10处，成天都是麻将、扑克、老虎机等赌博活动。与寺庙相比，乡镇文化站才有一座1000平方米的活动面积，两名文化干部，就是四门全开也容纳不了10万之众，日夜不歇也满足不了农民群众的文化需求，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本应加大事业投入，扩大事业队伍，而以钱养事把仅有的两名文化干部也变成为“社会人”，难道要让美国的宗教文化变成中国农村的主流文化吗？

以钱养事是否合乎中国国情，是否合乎农村现状，我们的决策者应该从两年的实践中好好地反省一下，亡羊补牢，为时未晚。

作者：胡百溪

(湖北省蕲春县横车文化站)

发布时间：2007-04-17 13:55 来源： 文化传播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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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文化发展论坛 http://www.xiexiebang.commedu.com/ 以上内容只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站观点。

本站访客来自 58.51.72.* 于2007-7-6 17:36:00发表评论：

强烈建议将此文尽快向上反映，坚决制止这种不得人心的错误做法。。。。。。。。。。。。

探索农村文化站建设新路

唐卫彬 黎昌政

从去年底开始，湖北省在7个县市区开展乡镇综合配套改革试点中，将乡镇

文化站脱钩转制成为自收自支、企业化经营的经济实体，并改称为“文化中心”

。乡镇文化站一直是国家明文规定的公益性事业单位，也是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 主要窗口，湖北省这一在全国具有“吃螃蟹”意味的改革探索，引起了人们的广

泛关注。

“体弱难支”的农村文化站

乡镇文化站一直是农村文化的主体，然而，近年来农村文化站的发展却不让

人乐观。由于受到财力的限制，中央关于“各级政府的文化投入不低于财政支出

的1%”的规定难以落实，造成农村文化事业严重“贫血”。调查显示，湖北省1180

个乡镇文化站中，能发挥良好作用的只占1/3，而半数以上的文化站已基本丧失

功能。有的乡镇文化站甚至一年不开展一项活动，濒临瘫痪。于是有人说，文化

站的现状是“阵地犹在”，但“名存实亡”。

另一方面，近几年来农民文化消费群体结构、消费观念都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但文化部门对农民文化需求的研究却显得滞后，他们给农民供应的“文化大餐

”仍是一成不变的“四菜一汤”（吹拉弹唱和读报）。相反，带有迷信色彩的民

间民俗活动在农村却很有市场。老河口市文体局局长冯雨说：“乡镇文化站的工

作一直都由政府布置，活动由政府投资，人员工资由政府拨付，文化站工作人员

的积极性差，举办的文化活动根本不能满足农民多元化的精神文化需求。”

脱钩转制，改革的“断腕”之举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专家吴理财说，计划经济模式下的农村

文化缺乏活力，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文化主体单一，没有引入竞争机制，与市

场脱节，与农民的需求脱节。

去年12月，湖北省委、省政府下发《关于推进乡镇综合配套改革的意见（试

行）》，农村文化管理体制就更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许多专家和基层文化工作者将这一次的改革模式概括为“五化”：阵地建设

“多元化”，公益文化事业“订单化”，文化队伍建设“社会化”，娱乐文化发

展“市场化”，农村文化市场管理“制度化”。

湖北省宣传部长张昌尔认为，文化站改革的核心是，实现了农村文化管理体

制和机制的转变，明确了“政府主导、社会承办、市场化运行”的农村文化建设

思路，培育了新的农村文化市场主体，这样的改革具有针对性、可行性和生命力。

改革还拓展了原文化站的功能与生存空间。改制后的文化中心由过去单向接

受政府投资、组织文化活动，转变为主动多渠道投资，大力开展各类文化艺术活

动。各地的实践证明，在农村文化工作中引入竞争机制，能大大提高政府有限资

金的实际效益，让新文化主体适应市场需求，满足农民多层次的文化需求。

据调查，现在各地文化服务中心开始主动挖掘基层文化市场潜力，积极开展

经营性文化服务项目。老河口市竹林镇文化中心不仅建起了图书室和碟屋，还组

建了一个既可拍照又可娱乐的活动中心，成立了唢呐队和摄影队。老河口市文化

体育中心主任余光华说：“现在我们的收入是‘多劳多得’，而且我们具有资源

和专业特长，通过多种形式的文化服务，效益一定比以前更好。”

任重道远，农村文化阵地不能丢

许多专家认为，湖北走出了一条发展农村文化的新路子，这符合市场经济条

件下文化建设和管理的趋势和方向。但是，文化站改制必须实现“职能不变、阵

地不丢、经费不减”，这是检验改革成败的关键。

对此，许多干部群众还心存疑虑，表示担忧。一些基层文化工作者认为，农

村文化建设长期以来欠债较多，文化工作又是“软指标”，长期处于“弱势”地

位，容易被忽视。另外，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村文化市场发育严重滞后，如果

纯粹依靠市场手段，恐怕难以行得通。

还有人说，在国家越来越重视公益文化事业的形势下，湖北取消文化站，有

与中央精神背道而驰之嫌。这次的改制在文化站职工中也引起了一定的思想动荡

。有的人说文化站是“生的伟大，活的艰辛，死的可惜”。

一些干部群众担心，文化站撤了，人散了，农村文化阵地将面临丧失的危险

。比如，乡镇“社会事务办公室”人员身兼多职，工作人员的精力有限，长此下

去，文化行政职能会不会被虚化？农村文化市场由县市文化局直接管理和执法，文化局的管理鞭长莫及，这会不会导致农村文化的发展的失控？难度大、不赚钱

的民间艺术的发掘和保护等问题会不会“断档”？文化站原有资产无偿委托中心

经营，会不会导致“短期行为”？另外，有关文物保护、未成年人保护等工作由

谁来落实？„„一系列重要问题，都亟需有关部门研究，并推出相应的配套政策。

毋庸置疑，政府保证对文化事业的投入，仍是农村文化健康发展的基础。据

了解，湖北嘉鱼县在改革中按去年基数对各文化中心投入经费总数为13.3万元，平均下来，每个中心每月不足1400元，依然少得可怜。为了减轻乡镇财政压力，襄樊市要求已改制的各乡镇从转移支付中，每年平均列支3万元，用于文化服务

中心开展公益文化活动。老河口市已明确，在起初的三年过渡期内“定向委托”

，年初由乡镇政府向文化单位预拨60%的文化事业经费，年终根据考核情况拨付

相应经费；过渡期后，政府文化事业面向社会公开招标采购。同时鼓励文明单位

、知名企业或农户“买单”，主办各类公益性文化活动。

此外，为了解决文化站的人员分流问题，实现“两保”是当前的焦点。据了

解，目前全省乡镇文化机构人员基本上都未参加社会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

全省2000多名文化工作者的“两保”资金需数千万元，乡镇显然没有财力解决。

目前，湖北省虽然已决定对转制职工实行一定的保险补贴，但成熟的、全局性的 操作方案还没有出台。

湖北省的有关领导认为，这次改革打破了公益性文化单位不能“拆”的观念

，必将产生一定的阵痛。但是，农村文化如果不与市场经济体制衔接，还守着名

存实亡的老阵地，就只有死路一条。只要切实保障了政府对公益性文体事业的投

入，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以钱养事，以事养人”，通过吸收社会的广泛参与，基层文化建设就能保持更加长久的生命力。

湖北日报副总编江作苏多年来一直关注农村文化的建设。他说，农村文化体

制改革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建设更加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农村文化。但并非一改就灵

，为此政府在农村文化中要发挥引导、规范和服务职能，切实保证文化投入；还

要扶持多元化的文化主体，让他们发展成为蕴含文化功能的社会组织。

需要注意的是，改革不是为了甩包袱。不论农村文化体制怎么改，农村文化

市场怎么发展，政府在文化建设中的主导作用，在文化发展上所承担的重要职责

是不会变的。各级政府只有把文化建设纳入农村经济社会总体发展规划之中，纳

入各级各部门目标责任制和考核指标中，切实履行宏观规划、提供公共文化产品

和服务、培育文化市场、履行文化市场的管理等职责，才能促进农村文化事业的 健康发展。

2007年10月30日 星期二 丙戌年 九月二十

重塑农村文化主体 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2005-11-23 □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课题组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当前，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农村文化市场的不断发展、乡镇综合配套改革的不断深入，一方面，传统的农村文化主体——乡镇文化站面临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另一方面，农村基层各种形式的新型文化主体不断涌现，农村文化主体建设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适应农村基层文化建设新形势新要求，重塑农村文化主体，成为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课题。

2003年以来，我省以乡镇综合配套改革为契机，以农村文化市场需求为导向，大力培育结构多元、特色各异的新型文化主体。在乡镇一级，一手壮大乡镇文化站，发展公益性文化，一手培育民营文化主体，发展经营性文化；在村组一级，以经营性文化主体为主，按“民办公助、一主多业”的思路发展各具特色的文化中心户和各类联合性的民间文化团体，初步探索出一些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有利于促进农村文化发展的新模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同志今年4月视察湖北时，对湖北重塑农村文化主体的探索给予了高度评价。

推进农村文化主体建设的主要作法

近几年来，我省适应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要求，顺应农村基层政权建设新形势，以农民文化需求为导向，以乡镇集镇为中心，努力构建农村文化主体多元结构。乡镇按“两转四化”思路重构文化事业机构；集镇和村组按民办公助、一主多业、文商互补的思路发展各具特色的文化中心户；乡镇和有条件的村按农民的文化需求和市场的办法组建各类联合性的民间文化主体。刘云山同志将我省的作法总结提炼为“政府支持、培育主体、市场运作、增强活力”。

第一，按照“两转四化”的思路，盘活做强乡镇文化服务中心。

一是转体制。按照管办分离的思路，调整原乡镇文化站职能，公益性文化规划的制定、财政对文化经费的投入等文化行政管理职能由乡镇政府职能部门——社会事务办公室承担，文化执法职能由县市专业文化执法单位承担，提供公益性文化服务的职能由乡镇文化站继承，乡镇文化站并列挂“乡镇文化服务中心”的牌子。改制后成立的新型乡镇文化站对原乡镇文化站资产享有使用权和收益权，但已经与政府脱钩，面向市场、自主经营、转换机制、自负盈亏，走企业化、市场化、社会化的路子。这种与农村文化市场对接的新型文化站，是农村市场经济发展和乡镇综合配套改革之后出现的新事物，是具有龙头带动作用和区域辐射作用的新型主体。

二是转机制。改制后，乡镇文化事业经费和项目仍向乡镇文化服务中心倾斜，但运转机制彻底改变。政府改变对文化机构的投入方式，实行公益性文化事业项目采购，变“养人”为“养事”、“养项目”。乡镇文化单位自主用人、自定分配方式，通过认购公益性文化事业项目和开展文化经营活动，谋求发展。

三是公益文化事业“订单化”。对于节庆大型文化活动、群众文体活动，培训群众文艺骨干，普及科技、文化、卫生、法律知识，搜集、整理民族、民间文化艺术遗产，文物保护，指导村组文化建设等公益文化事业，政府制定目标责任书，与新型乡镇文化站签订单（责任目标协议书），年终量化考核，视任务完成情况拨付文化事业经费。

四是娱乐文化发展“市场化”。乡镇文化职能部门制定文化市场发展计划，加强对文化娱乐业的管理。通过出台扶持措施、落实文化经济政策、创造公平竞争环境，大力培育多元文化市场主体，发展文化经营组织和个体文化经营户，引导和培育农村文化市场，推动形成多元主体在农村文化市场竞相发展的局面。

五是文化阵地建设“多元化”。改制后的乡镇文化站在保持原文化设施功能的前提下，可采取合作开发、土地置换等方式对现有文化设施进行改造、更新，盘活文化资源。同时，鼓励、支持、保护集体、个人多元投资，参与文化产业经营，巩固壮大文化阵地。

六是文化队伍建设“社会化”。文化人才的培养，实行政府主导、社会主办，动员学校或文化专业人员开办文艺培训班，组织民间吹、拉、弹、唱等各种文化协会，走自我培养、自我发展的路子。同时，在乡镇文化站改制过程中，对原文化站工作人员区分情况妥善安排，既确保改革平稳推进，又保护文化人才不致流失。

第二，按照专业化、市场化的思路，建设好文化中心户、文化科技屋等文化个体户。

文化中心户、文化科技屋是在广大农村出现的一种新的文化经济现象，实质是一种农民投资、农民经营、农民所有、农民受益的文化个体户。对这种新型文化主体，全省按照“民办公助、一主多业”的思路，科学选点、合理布局、适度扶持、确保运转。动员各部门和各级文明单位在自愿基础上，结合小康点、扶贫点建设，采取对口援建、结对帮扶、文化下乡等形式，帮助农村文化中心户、文化科技屋发展，使其建得起来，活得下去，能够充分发挥示范、辐射作用。

一是明确条件，选准户主。确定文化经营户时，以文化市场中涌现出来的典型户为基础，给予适当引导。提出五个条件：政治思想觉悟高，热心公益事业；家庭成员具有较高素养，对文化活动有较高积极性；邻里关系融洽和睦，在群众中有一定影响力和号召力；居住在相对集中的地带，交通、通讯比较便利；具有一定经济实力，住房宽敞明亮，办有商店或其他经济实体。

二是市场运作，文商互补。把市场经济运作机制有效运用于“文化中心户”建设，积极引导社会能人、科技致富带头人、私营老板等创办各具特色的“文化中心户”，采取“1+1”或“1+X”建设模式，即“文化中心户”加上商店、诊所、加工厂、照相馆、新华书店连锁店等经济实体，以商养文、以文活商、文商互补，不断增强其“造血”功能。

三是民办公助，社会帮扶。“文化中心户”仅靠农民投入是不够的，必须动员社会力量给予支持。在“文化中心户”建设过程中，各地发动各级文明单位、派驻农村工作队对口援建，结对帮扶，广泛组织开展“城乡文明手拉手，共建文化中心户”活动。同时，积极争取各界帮扶。襄樊市2003年、2004年连续两年争取全国文化“三下乡”活动在襄樊举办；争取中国农业出版社支持价值近200万元的农业科技图书；争取省新闻出版局、省图书发行集团、湖北科技出版社等单位支持价值100多万元的各类图书及文化用品。

四是跟踪服务，规范运作。各地成立由宣传、文化、广播、新闻出版等部门组成的工作专班，对审批后的“文化中心户”建立档案，实行动态管理，随时向其提供帮助，解决困难。

第三，按照政府引导与农民自发相结合的思路，大力扶持民间文化活动主体。

近年来，民间剧团、民间演艺队、民间红白喜事乐队等民间文化活动主体发展很快，深受农民群众欢迎，在农村文化市场中发挥着有益的补充作用。此外，各种民间文艺协会组织、文化中介组织、文化经纪人等，也在萌芽和发展中，显示出勃勃生机。为大力扶持发展民间文化活动主体，充分发挥其活跃文化市场的积极作用，各地宣传文化部门努力想办法、搭平台、搞服务。在十堰市郧县，县委宣传部根据每个乡镇群众文化资源和文化活动情况，制定了农民演艺队组建标准、数量和演出质量要求；乡镇以政府引导和农民自发的形式，按标准要求筹建演艺队，开展活动。许多地方依托原有的民间吹打乐队和农民剧团，在农村建起了一大批水准较高的农民演艺队伍。在宜昌，宣传文化部门以派出专业人员上门辅导、就地培训，送出去学习、参加比赛，举行业余文艺节目汇演等多渠道多形式，加强农民演艺队伍建设，提高创作、演艺人员素质。在襄樊，突破部门、单位、地方人才壁垒，打破文化干部办文化的身份界限，建立起“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新型用人机制，形成“谁能干文化事业就让谁干”的良好氛围。谷城县石花镇文化馆组织业余文艺爱好者成立“宝石花艺术团”，自编自演群众身边的人和事，成为当地的文艺骨干队伍。

实践证明，我省以综合配套改革为契机推进乡镇文化站改革，改革后的新型文化站在原有职能上不仅没有削弱，反而有了进一步加强。改革所取得的成效，集中表现在：一是乡镇文化工作人员结构得到优化。二是乡镇文化工作活力增强。由于实行了“以钱养事，以事养人”，乡镇文化工作普遍改过去的“等”事做为“争”事做，主动挖掘文化市场潜力，积极开展经营性文化服务项目，文化工作人员的责任心大大增强。改革还拓展了原文化站的功能与生存空间，由过去单向接受政府投资、组织文化活动，转变为争取多渠道投资。各地乡镇文化服务中心克服种种困难，利用重大节庆日，组织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取得了比较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宜都市在改革前的2004年全年放电影471部，改革后，今年上半年放映376部，同比增加200多部，彻底消灭了多年来的电影放映空白乡镇和空白村。三是乡镇文化市场管理日益规范。乡镇文化站管理职能上收县市文化局后，有利于文化市场、新闻出版市场和文物管理实现“一盘棋”，有效解决了过去政出多门、执法不严的问题，文化执法进一步规范化。

进一步推进农村文化主体建设的几点思考

第一，必须把巩固意识形态阵地、满足农民文化需求与建设农村文化主体统一起来。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阵地，难点在农村基层。我国仍然是一个农业大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是农民，能不能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广大农村基层的思想动态及文化活动，牢牢掌握广大农村思想文化阵地，对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执政地位，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具有重大意义。然而历史和现实表明，农村意识形态领域的形势不容乐观。在不少地方，封建迷信、非法宗教、西方思潮等争夺农民的斗争十分激烈。当前，在推进农村基层政权建设、深化乡镇配套改革的形势下，面对农村思想文化阵地的新情况，迫切需要保护和扶持先进文化的主体发展壮大。长期以来，由于基层传统文化主体存在一系列困难与问题，重塑农村文化主体，成为巩固意识形态阵地、推进文化建设的难点所在。在农村，农民与各种思潮的碰撞是以文化的形式出现的，农民迫切需要多层次多样化的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因此，必须把巩固意识形态阵地、满足农民的文化需求与培育农村文化主体统一起来，把农村文化主体建设作为巩固意识形态阵地、维护农民文化权益的重要途径，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引领意识形态领域各种社会思想，努力形成“一元指导、多元合奏”的农村文化主体建设格局，努力满足广大农民的文化需求。

第二，必须把政府主导与市场导向统一起来。发展农村文化，重塑农村文化主体，既要强调政府主导，也要尊重市场导向，必须把两者统一起来。要切实转变政府文化职能，厘清公益性文化与经营性文化。在当前文化市场尚未充分发育，特别是农村经济发展程度相对滞后的情况下，农村文化主体的重塑、农村文化市场的培育，必须坚持以政府投入为主。文化站作为农村文化建设的主导力量，履行的主要职能是公益性的文化事业建设，这一基本职能必须坚持。繁荣发展农村文化，必须加大扶持力度。当前急需从三个方面加强扶持：一是加大公益性文化投入，根据中央对“十一五”规划建议中“大力发展农村公共事业”的精神，可以考虑进一步增加对乡镇公益文化的转移支付；二是进一步研究制定扶持农村文化主体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三是进一步建好基层文化骨干队伍，为农村文化主体的充分发育提供人才队伍保障。同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确立的背景下，市场对社会资源配置起着基础性作用，应充分尊重市场规律，坚持以市场为导向推进文化主体建设。“办”文化的功能应交给市场，交给文化经济组织，如文化中心户、网吧、游戏厅、图书音像出租零售店、歌舞厅、民间乐队等，努力构建政府为主导、市场为导向的多元文化主体建设格局，实现公益文化与经营文化协调发展。

第三，必须把农村文化主体建设与农村文化市场体系建设统一起来。改革农村基层文化体制，推进基层文化建设，是一项牵涉面广、政策性强的社会系统工程。从长远来看，必须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相适应的农村文化市场体系，才能提供更多更好的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不断满足农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文化主体是文化市场体系的一个要素，重塑农村文化主体，是构建农村文化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农村文化主体建设放到整个农村文化市场体系的建设中去思考和把握。农村文化市场体系的建设，既包括文化主体建设，也包括市场培育、市场制度建设、市场监管等方方面面，必须把农村文化主体建设与农村文化市场体系建设统一起来，不断优化农村文化主体建设的外部环境。■

(执笔：沈轩岩)

安陆市乡镇事业单位综合配套改革的调查与思考

作者：小龙剑

(2006年 08月 01日)

乡镇事业单位综合配套改革目标是解决减轻农民负担的深层次问题；将事业单位，整合为有利于提高工作效力、增强活力、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服务机构；确保党中央在农村各项政策的落实和社会公益事业全面健康地发展。该项改革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是否提高工作效率是检验改革成败的主要标准。为把我国行政事业单位改革推向发展的良好新阶段。笔者带着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解剖麻雀”的观点；从我国的行政管理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背景中，对湖北省安陆市乡镇事业单位综合配套改革进行了半个月的调查。

事业单位人员的说法

一、政策朝令夕改，让人感觉到“现在的地方政府不讲诚信”

2003年9月，我们全市乡镇事业单位人员积极参于乡镇事业单位综合配套改革。通过“两试三测”（两试是指：笔试、面试，三测是指：群众代表测评、单位内部测评、领导组织测评）搞好了事业单位“三定”。当时，乡镇事业单位还叫站所。政策规定，事业干部竞争到岗位任职资格后，有获得在乡镇站所继续工作的权利；下岗的人员，提倡与单位一次性算断，用人单位与其签订脱离组织人事关系的协议。我们竞争到岗位的人员，正准备满怀信心为党和国家的事业继续拼搏的时候，省委省政府出台了《推进乡镇事业单位改革加快农村公益性事业发展的意见》（[2005]13）文件。这个文件将原来事业单位改为企业，干部身份改为无事业编制的“社会人”。这个“两改”违背了2003年10月干部参加的乡镇事业单位改革时竞争上岗政策。我们认为地方政府在改革中存在带有主观上的欺骗和遇弄。如果2003年10月在配套改革时明确表明通过竞争上岗的职工要进行单位性质和人员身分置换，那么我们全部放弃竞争上岗的机会，不参加考试和考核，提前主动辞职另谋出路，也不会在所谓的事业单位（没有政党关心的弱视群体）耗费5年光景。试想：刚刚考上岗位，单位又要变成企业，干部身份又要变成“社会人”，这个我们能够接受吗？这不是组织在用愚弄我们？在乡镇，摸爬滚打多年耗尽青春时光的我们成了“弃儿”。这让人们不能不怀疑地方政府政策的诚信度。

二、编制极不合理，这次改革将成为基层政权的不稳定因素。

“喝水养命的做忙人，吃饭吃肉的为闲人”。2003年安陆乡镇事业单位改革后，我们企业服务中心、文化服务中心、农技服务中心等8个乡镇服务中心的上岗人员，1年的工资只有5000元，再扣除党报党刊款、防汛费等款项，实际得到的只有4000元。全年的薪水是一个农民工和一个乡镇国家公务员一年工资的三分之一。也相当于广东省特困人群最低生活保障线标准。虽然有的部门可从事业收入中增加点补助，但那是非常有限的，也是没有保障的。因为部门的收入是政府通过乡财政所掌管着，随时可调控部门资金。更何况，有的部门根本没有事业收入。事业人员待遇这么低，他们还要和公务员一样完成驻村的各项行政工作，同时还要完成本单位的业务工作。于之相反的是：乡财政所的人员编制配备、工资的发放就让人气愤！全市的乡镇财政所在事业单位改革前有17名职工，改革时刚好定了17个人的编。

一个部门站了全乡（农技、水利、企管、文化、建管、计生、兽医、林业）8个乡直部门职工总编制的一半，财政人员的工资总额和费用比全乡8个部门人员的工资还要多。他们的工资待遇好，但财政所并没有多少事要做的。一年当中，全体职工除了做农民粮补面积和农民合作医疗保险测算外，再就是整天无所事。农民种粮补贴和合作医疗数据，第一年搞好了，以后就没多少事要做，稍微有点事做的是财政所长和会计。财政人员过多是财政负担加重的主要原因之一。财政所在乡镇改革中走了过场，违背了乡镇综合配套改革的减轻财政负担的基本原则。还有，司法局原在岗人员的编制没有解决，财政又在社会上招聘了10余人安插到该单位；A乡等乡镇招聘了一批临时工，组成治安队。新进人员业务不熟，素质比原在岗人员的素质差。编制的错位，让干事的没工资，拿工资的不干事。编制的不合理，让很多退出编制的事业人员和解决不了编制的业务骨干失去了心理平衡。乡镇事业干部是很好的人才资源，他们有组织能力、有顽强的生命力，是最基层领导的精兵部队，能够独挡一面。“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如果这支力量失去，将导致农村基层政权不稳。

三、县官不与现管，改革是地方政府对抗上级政策的借口。

党中央、国务院的政策在地方没有执行的有多少？不仅有，而且还有不少！中央[2005]11号文件规定：乡镇文化站属于公益事业，在改革中不能变为企业或变相企业化，并重新命名为乡镇综合文化站。安陆市还把乡镇文化站列为以钱养事的服务中心，而以钱养事实际是按照省委[2005]13号文件把乡镇站所改为企业型中介服务组织运作的一种基本模式。由此可说地方政府还没落实中央[2005]11号文件的意见。还把乡镇文化站当作了企业对待。地方政府成立了“独立王国”，不与中央保持一致性。今年三月，湖北省文化厅王建刚副厅长一行到安陆调研乡镇文化建设。市文化局通知乡镇站做好“迎调”准备时，要求乡镇站按中央[2005]11号文件规定，挂上乡镇综合文化站的牌子。可是省调研组一走后又要按照基层行政领导的意思换上乡镇文化体育服务中心的牌子。还有计生、畜牧、水利、林业等部门的改革，都没有按照上级(党中央

国务院，省委

省政府)的定编文件落实。工作有如捉迷藏，我们不知听谁的，难道党中央、国务院的文件还不管用吗？至于身份置换的问题，我们认为，聘用制干部可通过竞争上岗的形式解聘；国家干部应该由国务院发文解除，地方政府非法定事由不能开除或辞退国家干部！!

一级组织不能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性，其党性何在？

四、公务员官僚化，乡（镇）级政府阻碍着经济社会发展。

国家对农村的扶贫项目，有多少政策落实了？安陆市所有的乡镇没落实到12%的数目。如：A乡，扶贫办公室每年拨给30万元扶贫资金，该乡落实到项目村的数目共计是几万元，平均每村3000元左右，大部分资金被乡政府用了。乡民政的扶贫救济资金，落实的也不好，部分资金被政府变花样的搞走。有的乡是将民政的扶贫救济资金划到教育部门，政府然后从教育部门提走。机构改革后，以钱养事的项目资金，有多少落实到项目上了？没有落实到50%。大部分资金被乡镇政府拿去解决了乡镇公务员的福利待遇。有的资金被挥霍了。项目不落实，地方经济怎么发展？为此，我们不能不产生三点想法：

1.作为基层政府公然对抗中央政策规定，那么作为基层政府领导下的乡镇事业单位的职工，怎么又能接受面对他们不公平的改革呢？

2.如果说地方政府连起码的改革政策就不落实，那么他们上对中央，下对百姓承诺的做一个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又从何谈起呢？

3.如果说一时落实的政策还有困难，那么又为何不向被改革者作以解释和以后的承诺呢？这不是人为制造一个地方的不稳定因素吗？乡镇公务员和财政人员已经官僚化了。他们都在城市买有房子，搞“走读”。他们的工资有保障，每天很早就回家。老百姓找他们办事，早上找不到人，中午去玩牌赌博了，下午3点钟以后也找不到人。乡镇公务员不解决问题，群众向上级组织反映（上访）问题，他们不是疏导、解决，而是围追堵截、打击报复。上级领导对乡镇工作进行评估调研，已官僚化的公务员不说真话，也不让检查人员深入调查，常常对被调查人员加压、许诺、定调、监控。如：A乡有领导还骂上访人“诬赖”；综治办主任动手殴打、恐吓上访人，成了“工作绩效功碑”。B乡镇综合配套改革评估，乡镇根本没要事业干部参加，省调研组来检查，公务员冒充事业干部接受调查。C镇税费改革后，公务员的黑手伸向了民营企业、建筑老板、承包大户，他们制造矛盾解决矛盾，从中索取好处。镇的某领导，找到该镇一老板要入干股，他对承包人说：“承包合同订立的再合法，只要有人组织群众，以土地的名义缠访、闹事，你的成果就会前功尽弃，如我有股份，我可以协调”。

五、用人没有章法，人事改革成为安陆整个社会腐败温床。

我们说：“大浪淘沙，留下来的是金子”。事业单位的“三定”（定编制、定岗位、定人员），都进行了“两试三测”。留下来的人员，是群众拥护，几级组织信任，单位内部认可的；尤其，单位负责人是组织培养多年的人才，他们能够独挡一面，具有丰富的农村工作经验和技能。事业单位干部是基层工作的人才资源。而机构改革成了对老一辈领导制定的政策全盘否定；成了对事业单位做过的工作的全盘否定；成了赶走老干部，安插关系人员，近亲繁殖干部的借口。改革将导致，安陆干部近亲繁殖，领导干部的廉洁问题缺乏干部的监督，滥编、混编干部严重。如：2004年，李店镇王保华等非在编人员，都安排到乡镇党政机关工作。其它乡（镇）政府，也安排了多名“社会人”。据统计，安陆“社会人”从事应由公务员工作的有50多名，除此之外，大部分乡镇还在编制外招聘了3-5名人员成立治安队。到2006年，还有一部分乡镇的“社会人”和公务员一同驻村搞行政工作。既然省委出台的[2005]13号文件是合乎地方实际的政策；那么，基层政府为何还不执行这政策呢。将已改成为无编制的、不是干部身份的，所谓的“社会人”，安置到本是公务员工作的政府机关工作岗上呢？因此，我们不得有三点思考：

1、部分乡镇把“社会人”当公务员用，是否存在违反政策用人之过？

2、“社会人”当公务员用，是减轻公务员的工作强度？还是公务员不够用？

3、机关事业单位人员臃肿，为什么还招聘一批新进人员呢？如果是公务员不够用，那么我们的各级党委，是否还要重新思考正确处理财政负担与必要行政成本的关系；如果说是减轻公务员的工作难度和工作量，那么享受一定的政治待遇和福利待遇的公务员的作用又到哪去了？

4、如果说把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变为“社会人”是减轻农民负担和财政负担的话，那么又为何不把“公务员”更名为“社会人”呢？要减轻财政负担，为何不把真正吃财政饭的公务队伍中的“撞钟和尚”减一些呢？就这样，安陆市的“贪污犯”“社会流氓”都进入了“干部”队伍；在岗的干部，四十多岁的静观改革等政策,三十多岁的围观领导跑官要官;造成干的不如看的,看的不如跑的,跑的不如送的,送的不如有社会关系的。

老百姓对改革的看法

一、打着减轻我们负担牌子，实质革了我们服务机构。

前几年加重农民负担的，我们不认为是事业单位；我们说是乡镇政府。向农民收钱都有乡镇人民政府红头文件的。收我们的钱是乡镇政府决定的或许可的，事业单位的干部是他们的腿子、干棍；收取我们的款项都是乡镇政府控制了的、用了的。如果真是事业单位收的，那乡镇纪委、监察就要查处了。这次改革，事业单位的干部成了乡镇公务员的“替死羊”。我们喜欢的是事业单位的干部，他们都有专业知识、一技之长，人好找，能为我们办实事。形象的说，他们能和我们统一的服装、统一的领导、统一的语言、统一的行动、统一的思想、统一的目标、统一的认识。我们不喜欢乡镇（公务员）干部，他们人难找，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这政策，那政策，都是收钱的政策。

乡镇政府是一级官僚机构，应该进一步的精简人员。当前，农村市场经济秩序的维护、利益矛盾和纠纷的处理、公共资源的管理、各种公共疫情的防范、农村教育和培训的组织、农村文化的建设、公共信息的发布等等，都要靠乡镇部门去具体组织和实施。若真正以人为本，现在不是部门无事可做，而是乡（镇）政府没什么事做。实际上乡政府没什么东西，只有一个党的公章和乡的公章，只不过是任命干部的作用，还有就是为老百姓开介绍信，别的就没什么了”。

乡镇政府可以撤掉，设办事处。老百姓有纠纷找司法所，生孩子找计生办，生活困难找民政，只要这些具体部门，就能处理好社会事务。撤销乡镇政府，对老百姓不会有大的影响，而撤销部门会给群众带来不方便。从总体看，现在不是部门人浮于事，而是决策者从减少财政供养人员角度考虑多，从为“三农”服务的角度考虑少；从上级政府角度考虑多，从乡镇部门的角度考虑少；从短期考虑多，从长期考虑少。因此，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正确制定乡镇改革的目标，弄清楚到底是为谁改革，为什么而改革。自2002年以来,乡镇改革的核心问题就是乡镇事业机构精简和干部的分流。那是制定政策的人对现实中的乡镇部门不了解。因为这份职业一直受到歧视、弱视,所以部门干部工作多、难度大、待遇低、责任大。这些苦衷谁来关注？部门干部得不到应有的关注，有时受到上下挤压，左右臭骂，中间加械。部门的干部就像“母鸡命”，头挨叮，背挨踩，屁股挨踢。

谁在喊乡镇部门干部没事做了?那肯定是少数领导在工作中说了模棱两可的含糊话、不解决乡镇部门实际困难的原则话、不懂装懂的外行话。于是改革的领导把它当成看家本领，逢会必讲乡镇机构的精简,部门干部的身份置换。有的记者，在报纸上迎合领导心理，说了人云亦云的重复话、颠倒黑白的大笑话，不注重调查研究的虚假话。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机构改革成为人人皆说的事.乡镇部门干部成了体制和制度的牺牲品。结果不干事的还给干事的提意见。改革的恶性环境,让干部人心惶惶，迫使有的人投机钻营。部门干部置换身份，事业人员不满意，群众不满意。事业单位“三定”，是经过“两试三测”的，其中有人民群众的意见。“三定”后，事业干部的组成是“技术专业人才”和“李云龙式的诸侯”，群众都很拥护他们。如：B乡有一位站长，他任村干部，工作搞的出色，被提拔到乡镇部门工作。他在部门的工作，工作成绩突出。通过组织人事部门考核，他由招工、聘干、录干，一步步走到站长岗位的。事业人员“三定”时，他的综合分数很高，群众对他评价也很高。现在把他变成“社会人”，打击了他的工作积极性，你说人民群众满意么？安陆的经济发展不了，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盲改搞得人心惶惶，打击了乡镇事业单位的干部工作积极性。改革实质革了农村的服务机构，真正搞服务的是事业单位的人员。有的事业单位人员包村、包行业工作，还配合中心工作。

二、改革后财政负担加重了，人员的工作热情却冷了。

农村税费改革虽然减轻了农民负担，但同时发生了不能有效生产和供给乡村公共服务而满足日益增长的公共需求。机构改革的减少财政开支的目标，从现在的情况看，这个目标被大打折扣，甚至南辕北辙。据了解，乡镇部门在改革前，基本上财政没有负担，每个乡镇每年拨付乡部门的补助性工资不到10万元。他们的工资收入主要是从服务中和合法的管理中得来的。如：农技站是靠农技服务和种子经营取得微薄收入；企管站是自己所建的基地的收入。而乡镇综合配改后，财政拨付部门的经费增加了，国家财政每年向全乡部门拨付资金25万元以上。如：李店、赵棚，两农技站每年可享用以钱养事的专项资金20000元的使用权，另外省里还给他们直拨30000元的扶持资金。然而国家投入的增多。并没有提高事业单位人员的工作热情。其原因只有二：一是有些部门的项目资金并没有到位。让乡镇政府打了“折扣”，变花样把钱搞走了。二是以钱养事违背了以人为本的规律。他们受到了歧视、弱视，政治上没前途，生活上没奔头，工作上没干头，不知今天在这打工，明天何处去，打击了他们去了献身本职岗位的积极性。因此，他们在工作中的细心、耐心、真心，就成了问号；做起事来难以考虑到长远规划。有些人员杀鸡取蛋，竭泽而渔，是很自然的；事业单位的工作没有稳定性和连续性。至于上级用群众签字认可的方式考核他们的完成的工作。我们认为那只是外在的形式，他们过去包村，替乡镇政府收提留，部门收规费（有的还超标收费）都做到了，找群众签字的事还做不到吗？即使他们有些服务不到位，也可以采取一些特别的方式应对考核。以钱养事，如果农民咨询农技人员，是回答还是不回答？如果回答，谁为农民买单？事业人员干着不该干的事、担着不该担的风险、承担着不该承担的责任、受着不该受的气。他们“工资是条子，干部没位子，城里没房子”，政治生命危在歹息。这样的环境，能激起他们的工作热情吗？

三、改革政策制定不配套，地方政府文件自相矛盾。

上岗和社会人又作何解释？2003年，安陆市将原先每个乡镇的20多个乡直部门整合成9个。全市乡镇事业单位人员经过考试、考核、评议。有600名人员过了关，并办理了上岗工作手续。2005年安陆市又将这些人员置换成8个乡镇服务中心（企业）的无编制的“社会人”。既然上了岗，咋又成了“社会人”呢？这又作何种解释。就算8个乡镇部门改为企业，那么，他们经过考试、考核上岗的事业单位人员，应理解为企业的员工吧？咋又成了“社会人”呢？而企业员工的聘用、解聘是有法律规定的；可“社会人”就不同了，是在企业工作的没有任何手续的钟点工。即使全市600名“社会人身份”的钟点工是合情合理的；那么，政府为何还要花那么大的气力组织“两考”呢？2003年，在全市3000名事业人员中去挑选600名事业干部，现在不算数，这不是荒唐至极吗？找社会人做钟点工，到街上随便吆喝几声就行了。那里还用着层层成立党政一把手负责的乡镇事业综合配套改革领导小组并监督考试、考核呢？

乡镇事业单位运作模式的改革要考虑到以人为本的综合因素，既要考虑物质投入有要考虑到非物质的精神因素，因为物质和精神两者，是人类社会不可缺少的基本要求。所以在改革运作模式中要考虑到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以钱养事的人员不能没有事业编制，这不但是他们自身精神需要，还是他们在群众中做工作的一种信用名片，是值得群众尊重和信赖的“执照”。同时，也是各级政府对事业单位人员加强约束和管理的一个“紧箍咒”。否则，他们是放散牛的“钟点工”。在工作中，难以有高度的责任感。他们有的，是一种做一天和尚撞一天的钟的心理。有的，是怕失编制、失岗位、失工作，讨好领导的喜欢，不坚持原则了。有的，是“打一枪换个地方”，杀鸡取蛋，竭泽而渔。

根据实际情况来看，大多数乡镇以农业为主，自收自支单位的收费对象仍然是农民，如果“服务中心”它们提供了农民所需要的服务，它们向农民收费是合情合理的。而且，有的单位仍然可能通过钻政策空子、打“擦边球”，想方设法的向农民收费，如：计生部门本来是按照计划生育法规进行计划生育管理的部门，但是，为了养活自己，一些地方采取放水养鱼的办法变相鼓励农民多生子女以达到获取罚款的目的，使得国家的政策在基层被扭曲，也加重了农民的负担。

事业单位改革后的制度，闹出了“不是干部也要给予干部处分”的故事。因改革，C乡人口与计划生育服务中心的“社会人”没工作积极性，使该乡计划生育严重失控。C乡行政监察，给予了“服务中心主任”的“行政撤职”处分。乡镇事业单位综合配套改革，乡镇计生办的行政管理权收到乡镇政府，行政执法权收到县（市）计划生育局，乡镇计生办改制为企业性“服务机构”，乡计生办的“干部”身份置换为“社会人”。按照以上的改革实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条例》第2条的规定，C乡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主任不属于行政监察对象。C乡，给予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主任的“行政撤职”的处分，这不是改革制度不配套带来的“荒唐新闻”吗？

制定改革政策的建议。

通过对安陆上岗人员和村代表的调查走访，我发现：安陆的改革有所动作，但无法深入；精简有所体现，但是，人浮于事的状况并未改变，原来的问题依然存在。第二、改革落实在纸上。这种改革没有任何真动作，基本上是“文字游戏”，精简工作都落实在给上级的汇报材料中，第三、人员有所精简，但财政开支没有减少。总之，以钱养事的模式还很不完善，不能推动社会事业的发展。特别是，将上岗人员变成社会人是很不科学的。为把乡镇综合配套改革搞完善，为农村的各项事业的发展提供科学的抉择机制，我们建议：还是要进一步的深化改革。通过完善现行以钱养事的运作机制，强化对以钱养事的监督机制，最大限度地发挥事业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促进农村公益事业全面发展。

（一）乡镇机关改革。

以钱养事不能光对部门，还要在乡镇机关进行改革。乡镇政府最重要的功能是收取税费，税费改革之后，这功能被取消，乡镇政府可以做的事情更少了。因此，乡镇政府进行彻底改革的时机基本成熟。事实上乡镇的事“如果真正按法律办事，有好多事不用乡镇政府牵头。现在是市场经济，政府职能已经发生了变化。比如建房已经由国土资源局来管理了，矛盾纠纷可以由公检法系统去办，收税有税务部门去干，森林资源有林业部门去保护和发展，文化市场有文化站去管理。实际上乡政府没什么东西，只有一个党的公章和乡的公章，只不过是任命干部的作用，还有就是为老百姓开介绍信，别的就没什么了”。

乡镇政府可以撤掉，设办事处，只保留几个窗口服务机构。老百姓有纠纷找司法所，生孩子找计生办，生活困难找民政，只要有这些部门，就能处理好这些事情。撤销乡镇政府，对老百姓不会有大的影响，撤并还有其之利。一是乡镇综合经济实力和财政实力增强了，有利于区域经济发展；能集中财力、人力搞建设，便于发展大产业，便于调配资源；合并以后可以实现优势互补，还可以减少管理成本，提高效率。二是领导干部职数减少。在乡镇撤并中，主要是领导职数减少，如原来两个乡镇的领导班子合并为一个，党委书记、乡镇长和其他副职领导都明显减少了，从而降低行政成本；财政供养的机关人员，也可以通过政策引导、竞争上岗，激励他们自愿辞去公职与单位脱离人事关系，从而对“南郭先生”进行精简。

（二）落实以人为本。

事业人员也是国家一笔财富，至少是一笔人力资源。如何发挥他们的作用，把他们培养成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积极因素，值得研究的问题很多。要善待事业单位的干部和分流人员。简要的说就是按大众的思想观念、利益规律、生活欲望、善恶荣辱感以及事情的发生发展规律去办事。事业干部身份置换，违背了以人为本的规律，缺乏科学性，应予纠正。打破行政和财政事业编制的界限，在竞争中一视同仁，减少编制带来的竞争不公平，激励所有工作人员平等地进行竞争。事业单位的干部要实行既养人又养事。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事要人做，人要钱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买事”是短期行为，短工不可能有长远规划。没有规划，农业如何得以持续发展？和谐社会怎么构建？如果只是养事，具体事很难用钱衡量。根据各单位承担公益事业份额的大小，将单位分类，建立不同的工资发放标准。工资由财政供给；事业单位的服务、经营费收入，全部用作本部门事业发展和福利待遇。拓宽分流人员就业渠道。对于分流人员可安排到村支部任职，有计划地选派一批干部到农业院校进修学习，增加干部在农业领域的就业量。农民种地迫切希望能得到相应的信息、技术和服务。要选派年轻的干部到沿海地区挂职，既是对他们个人能力的提高，也促使他们转变就业观念，鼓励他们到企业特别是非公有经济实体就业，同时还要鼓励分流干部自我创业，并为他们创业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帮助。拓宽乡镇的服务领域，增加分流干部的就业机会。乡镇要大力兴办公益事业，增加分流人员的就业途径。目前农村道路建设、校舍维修、厕所改建、自来水建设等公共工程和公益事业急需建设，乡镇干部一般都具有丰富的管理经验，因此，可以通过兴办这些事业来吸纳他们就业。要充分调动事业人员为人民服务的积极性，违背了这个规律的政策是不科学的，将是南辕北辙。

（三）完善配套政策。

1、依法处理原单位的债权债务。乡镇改革不彻底，在很大的程度上与财务没有理顺有关。事业人员是有素质的，不怕下岗，也不是不愿意下岗，是因为财金关系还没有理顺。机构改革前，乡镇事业单位的事权大于财权，承担着许多应该由乡镇级政府承担的支出。事业干部为了完成政府交给的任务，借了不少债，现在谁来认帐的问题尚未解决。他们对亲人、朋友借款时的承诺未能实现，所以顽强的依附在政府的部门不走。改革前，乡镇事业单位是乡镇人民政府的职能部门，它们承担的是公共管理和公益服务，其工作行为是乡镇政府许可或决定的，现在事业单位机构被撤销了，其债权债务依法应由乡镇人民政府承担，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出台政策明文确认。

2、革除乡镇党委的人事任命权。乡镇部门改革不彻底，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乡镇党委政府抓住不放。事业单位转制后成立的服务中心，没有成为独立的经济实体。乡镇要用人的时候就抓住不放，“吃饭”的时候他们就成了“弃儿”。服务中心搞好效益后，乡镇党委政府要安排人员，更换部门负责人。A乡文化服务中心通过市场化的运作，略有效益，06年该乡党委就任命了新的中心负责人，艰苦奋斗多年的站长靠边站了。要实现这些单位与行政部门的脱钩，既不归条条管，也不归块块管，而是向现代科技企业发展，成为独立的经济实体。中心的人员要安按照企业人员运作，今后这些单位，新增加人员由这些单位按照企业聘用人员的方式进行招聘。乡镇既不干预服务中心的事，也不再包起来，真正把这些单位推向市场。今后，谁干涉部门的人事，就罢免谁的职务。

3、严禁调控部门积累资金。事业单位转制后的服务中心，要成为独立的经济实体，给予它们多予、不取、放活的政策。促进这些单位向农民真正提供所急需的服务，让这些单位的服务和农民购买服务的行为之间，真正通过市场来实现。部门经营良好，有资金积累的，乡镇政府不得以任何借口“调控”资金。县级党委政府要组成专班，对乡镇政府与单位的项目资金结算工作进行考核，稽查专项经费是否落实到部门。乡镇事业单位退出编制管理后，也要退出预算外资金管理。转制后的服务单位使用票据，不再使用财政部门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收据》，将使用地方税务局的《其它服务行业收费票据》。

（四）编制管理约束。

1、清退非正式人员。

对乡镇机关事业单位的各类借调、聘用的人员和凡是没有经过组织、人事、编制、劳动部门，办理招工招干正式手续的，一律清退，财政部门不得核发工资。

2、规范竞争上岗行为。

干部必须按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竞争上岗。竞争上岗，必须是在原定编制的范围内进行；按照老人老办法，新人新政策的原则办事。凡是在编的干部，不因法定事由，不得随意辞退；凡是新进人员，必须是缺编，必须进行考试。任何单位不得以竞争上岗的名义，将老干部辞退，重新录用人员。

3、堵住进人的“口子”。对上岗的干部要进行锁定，乡镇行政和事业编制，由省一级实行控制，不得改变。实行人员编制实名制管理。乡镇行政机关、事业单位满编后，一律不准添加新的工作人员；

4、工资发放标准要严。乡镇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的人员工资，实行县级统发；县级财政部门在机构编制部门核定的编制内，按照同级机构编制部门提供的编制人员名单和人事部门核准的工资标准发放。

5、凡是有事业单位干部分流的乡镇，任何单位不得在社会上聘用人员，确需录用人员的必须是在分流干部中择优录取。

6、依法进行编制管理。从现行有效法律来看，基层行政执法权均在县级XX行政主管部门（乡镇事业单位有行政执法人员），乡镇政府没有行政执法权，也没有人取得XX行政执法资格。如果撤销乡镇的事业单位，将导致乡村行政执法是：“看得见的人无权管，有权管的人看不见”。从改革的实际困难来看，撤并乡镇政府容易撤并部门难，而且撤销部门对老百姓办事带来不方便，这是全国改革的客观事实。从改革的成本来看，撤并乡镇政府投入小，撤并部门投入大，尤其涉及到修改许多法律的事情，修改法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五）分流激励措施。

1、干部男满55岁、女满50岁，并且工龄满30年的，办理提前退休，享受退休待遇。提倡干部买断工龄，让他们成为自由人，赎买的标准是三年的全额工资一次发放，算断签约后，与政府不再有合约关系。年轻干部，有实践经验，除留用者外，一律派到村支部任职。

2、事业人员退出编制序列的，自愿辞去公职并与单位办理解除人事劳动关系手续的，既可以参加企业养老保险，也可比照有关规定，给予一次性发三年的全额工资补偿；从1995年1月起补建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以1995年以来的档案工资为交费基数，退休时按企业办法计发基本养老保险金。

3、乡镇机构改革分流人员符合申领失业保险条件的，可向当地失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享受失业保险金及其他失业保险待遇；未就业的乡镇行政事业单位分流人员，可比照国家和我省有关规定，享受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再就业优惠政策。

4、下岗人员组建“综合服务中心"，既不归条条管，也不归块块管，而是向现代科技企业发展，成为独立的经济实体。由镇政府经济办根据需要与中心签约，实行合同管理，做了事就给钱。

5、引导和帮助科技人员创办科技企业。千方百计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让潜在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让科技人员在兴办农业企业的过程中先富起来，同时也带动了广大农民致富。

6、鼓励下岗人员和在岗人员参与创业。他们所办的企业和民办非企业服务单位，自我经营不善而资不抵债的，允许其按照企业破产程序，走破产之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这些单位向企业转制。

费子扬 小龙剑

二00六年六月十二日

费孝通给我们留下了什么

杨花纷飞的季节，一个睿智的老人走完人生近一个世纪的苍茫历程，在鲜花与悼念声中离我们远去了，包括胡锦涛、温家宝等中央领导在内的各界人士近万人到八宝山送完费孝通先生最后一程。盖棺定论，却很难用一两个词语来形容费孝通对这个世界的贡献，他的阖然长逝对中国学术界乃至民族的损失或许是无法用数字来估量的。正如有人所说的那样，对费孝通的认识，应

第五篇：做好学校机构改革中思想政治工作之我见

做好学校机构改革中思想政治工作之我见

【摘 要】广州市为把中职教育做大做强，36所中职学校已合并重新组建为16所职业学校。同时，结合广州市新的人事制度改革方案，人员按新编制调配。近半数校、科一级领导已面临或即将面临改革带来的职位降低、年龄和工龄符合退休条件的教职工退居二线、部分人员分流转岗等问题。本文就如何做好学校机构改革中人员的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

【关键词】学校 机构改革 思想政治工作 建议

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中央确定了“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总方针。广州市为把中职教育做大做强，36所中职学校已合并重新组建为16所职业学校。同时，结合广州市新的人事制度改革方案，人员按新编制调配。近半数校、科一级领导已面临或即将面临改革带来的职位降低、年龄和工龄符合退休条件的教职工退居二线、部分人员分流转岗等问题。

如何做好这部分人员的思想政治工作，是摆在领导面前的一个重要而又具体的现实课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做好教职工队伍的思想稳定工作，是广州市中职学校布局机构调整成功的关键，这对于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维护社会稳定，保证中职教育稳步健康发展及教育教学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组织开展这项工作的各级领导干-1-

部，树立的起点要高、落点要实，通过做认真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把改革工作落到实处，是保证机构调整顺利进行的关键。

尽管笔者非领导干部，但仍是此次改革大潮中面临冲击的一员。根据自己从事政治工作多年的经历，结合自己和了解到的一些思想反映，就如何做好教职工思想政治工作，谈谈肤浅认识。

一、转变思想观念，增强面临改革冲击人员的心理承受能力

近几年来，国有企业经过改革、改造、改组，一大批中小型企业先后转制，分流、“消化”了大批人员，经过政府、企业、社会和分流人员的共同努力，大都基本得到了妥善的安置。这也为广州市教育系统事业单位的人事制度改革，间接地提供了借鉴经验。

尽管人们对分流、转岗、高职低配等个人面临的实际问题的敏感性普遍降低，个人对改革中利益调整的心理承受能力也随之增强。但这次中职学校布局机构调整中的人事制度改革，毕竟与国有企业的改革有所不同，涉及的大都自认为是“干部”、“吃皇粮”，有“铁饭碗”在身人员，各种模糊认识和旧的思想传统观念在他们当中依然存在。对此，转变这部分人员的思想观念，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前提。

一是制定周密的教育计划。通过有针对性的个别谈心、召开座谈会、问卷（包括利用校园网络）调查等多种渠道，摸清教职工的思想脉搏，然后制定切合本单位实际的教育计划，有的放矢开展教育。

二是分层次讨论。在组织学习广州市关于事业单位试行人员聘用制度的实施意见教育的同时，可结合面临高职低配、退休、分流转岗等不同层次人员，开展“我将如何面对机构调整中的人事制度改革”等问题的讨

论，使面临退休人员正确理解党的政策，理解退居二线是党的关怀；让留任人员对岗位、职能、个人能力、贡献等情况自我评价，在自我画像中一分为二地看到自己的长短优劣。通过教育，要在本单位营造“不看资历看能力，不看学历看实绩，不看关系看作为”的良好氛围，在对比中比出不足，比出风格，比出激情，比出干劲。

三是利用现身说法，让身边人说身边事。在机构调整过程中，人员配备尚未明朗前，两间甚至多间学校合并为一所，领导不可能全部留用，部分校、科一级领导显然也会面临退位（高职低配）等问题。领导者可结合自己的思想、面临的问题、态度等方面的情况谈：“‘我’如何理解和面对机构调整中的人事制度改革”。也可结合近些年来本地区、本单位干部辞职经商、领导高职低配、职工分流转岗后，在新的工作岗位上拼搏成功的典型事例组织开展教育。教职工只有思想观念转变了，心理承受能力才会随之增强。

四是运用启发教育。让大家认识在改革的大潮中，不但要及时调整心态，还要确立敢于争先的进取意识，增强不进则退的危机感，自觉把这次机构调整和人事制度改革看作既是一次挑战，也是一次机遇。对思想疑虑较大，一时难以转弯的个别人，要因势利导，对症下药，重点做工作，及时化解思想症结，把问题尽早解决在萌芽状态，做到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在关系到个人切身利益的布局机构调整和人事制度改革中，领导者要领悟，解决一个人的思想问题就能稳定大多数人这一哲理。

二、既讲大道理也讲小道理，帮助教职工解决实际困难

邓小平说过，“党对人民群众的领导作用，就是正确地给人民群众指出斗争的方向，帮助人民群众自己动手，争取和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因此，党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和依靠群众，而不能脱离群众，不能站在群众之上。”必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到群众生活中去了解他们的思想，掌握他们的心理，体察他们的需求，真正“读懂”人，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前提。

新组建单位的人员确定之后，领导应有认真负责的态度，从关心、理解的角度出发，对因此而高职低配、退休、分流转岗人员，尽可能地多给予关怀和照顾，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真正在思想政治工作中把解决思想问题与实际困难有机结合起来。

职工被高职低配、分流转网的最初时期，是思想矛盾最集中的时候，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安安稳稳生活了几年、几十年，特别是校、科一级领导，突然遭遇“官”位低了，感到没面子，心理的震动可想而知。这个时是最需要他人的理解、同情和安慰。光讲大道理，不一定有成效，要 “面上”讲大道理，结合每个人的实际情况讲小道理。

讲大道理，要突出强调三个问题：强调改革和发展的关系，不改革无疑是死路，早改革早发展；强调事业单位实行全员聘用制的责任和义务，认清改革中破除旧的用人机制，必然会带来利益调整，教职工要摆正自己的位置，自觉维护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强调干部能上能下、职工能退能留、竞争上岗是我国目前人事制度改革的根本，引导教职工透彻理解竞争上岗的各项政策规定。通过讲大道理，使大家正确理解大环境，消除自卑感，树立责任感。

所谓讲小道理，就是结合教职工在原单位的工作表现和新组建单位的现状及今后的发展趋势，分析本单位人事制度改革中教职工面临的实际问题，因人而异开展教育。对职业技能、工作能力、管理水平等方面存在一定差距，且利益将受到影响的教职工，可采用个别谈心方式，指出不足，使职工能心平气和接受现实；制定人员聘用、竞争上岗等管理办法；按照有关的政策规定，可由单位出资，根据学校工作岗位要求，协调安排组织有关人员参加专业学习培训；支持鼓励文化水平较低人员去进修、去读书或参加各种自学考试以扩大知识面，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以增强竞争实力。“予人千钱，不如授人一计。”从长远来看，这对学校而言，是一项长远而具有实际意义计划，也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有效手段。

三、“一碗水端平”，消除教职工的思想顾虑

改革中，因人事关系复杂，有人担忧难免存在“暗箱操作”，有这种思想顾虑，心理难免出现不平衡，随之容易产生抵触情绪。由于个别人影响，其他人往往容易产生“共鸣”，势必就会加大改革的难度。

“心底无私天地宽”，领导干部恪守宗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得到人民群众拥护的根本前提。群众最反感，且影响着党群、干群关系的就是领导者以权谋私和办事不公道。因此，为了尽可能地避免教职工的各种思想顾虑，作为领导者就必须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不徇私舞弊，不任人“唯亲”。领导干部如能在金钱、物质的诱惑或者亲情关系面前不为所动，处事公道，一视同仁，做到“一碗水端平”，不厚此薄彼，一切从党的利益、群众的利益出发，不搞庸俗关系，严格执行上级人事制度改革的有关政策规定，无论是领导还是一般科员职位，都政策要求进行

调配或实行竞争上岗，对于属于组织安排的转岗人员，应力所能及地把他们分配到能发挥特长的岗位上，使每位教职工都各得其所，各有所归。

只要领导者是真正出于公心，给大家一个平等的竞争机会，让他们自己去把握。竞争得上，实至名归，竞争不上，说明与别人还存在一定差距，就是“输”了，也会“输”得心服口服。

学校教职工经过党多年的教育培养，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尽管他们具有较高的思想素质，但因机构调整，编制限制，导致个人的切身利益受到影响，部分人员出现失落感，领导不能因此而把他们当作包袱。只要决策者严格执行党的政策，因势利导，通过做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真正使这部分同志正确认识这既是改革的需要，也是充分发挥自己聪明才智和能力的一次机遇，改革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作者：广州市市政职业学校政工部 潘崇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