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对黔东南粮食作物种植与民族生境适应问题的历史考察-
对黔东南粮食作物种植与民族生境适应问题的历史考察*
-------------------------编辑整理：编辑:王力 时间：2012年10月11日 来源：呵呵卡盟新浪
【摘要】明清以来黔东南地区农业经济获得了较大发展，农作物的引进与改良起着重要作用。本文通过对明清以来所反映的粮食种植及经济变化情况的考察，展示和剖析黔东南民族地区物质生产变化及其影响因子，探讨生态环境、政府行为与民族文化三者在粮作变化和地区经济开发中的作用与适应关系。
第二篇：对西方国家德育的历史考察与反思.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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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西方国家德育的历史考察与反思
作者：刘永春 郑亚男
来源：《教育与职业·理论版》2010年第06期
[摘要]文章考察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市场经济背景下所走过的德育路径,反思其运行机理,对于推动中国德育健康发展,减少经济发展的道德成本,实现道德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西方国家 德育 历史
[作者简介]刘永春(1976-),男,山东胶南人,河北工业大学人文与法律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德育理论与实践研究;郑亚男(1979-),女,吉林长春人,河北工业大学人文与法律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政治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天津 300400)
[中图分类号]G40-01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85(2010)09-0176-02
道德现代化是世界各国现代化无法回避的难题。在追赶型现代化的征程中,中国赢得了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的时间和空间,但是又必须面对由于这种跨越和追赶所造成的传统与现代的巨大张力、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排斥力。中国道德建设和教育的任务要远比西方来得紧迫,这种道德教育问题的解决必然是一种集约式的。一方面,由于传统道德文化与社会主义新道德之间的隔阂与断裂,不能直接为中国的道德现代化提供资源;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相似背景又使中国的道德问题同西方国家社会发展所生长出的道德问题具有一定的可比性。因此,研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德育历史,对于我国避免现代化的道德陷阱,减少现代化的道德成本,推动现代化的全面实现有一定意义。
一、西方国家德育的历史考察
总体来看,“现代西方德育建构的标志是从宗教型德育跃迁为世俗的道德型德育,德育经历了从服务宗教到服务世俗的转变”。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伴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改变和科学文化背景转换,在德育的发展中经历了曲折、痛苦和重构,前后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1.“宗教冲动力”时期。伦理与宗教教育相结合一向是西方国家道德教育的特点,西方传统宗教教育即道德教育。在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三次思想解放运动的解构之后,作为主导中世纪的精神武器的宗教逐渐成为资本主义的奴仆。虽然洛克、裴斯泰洛齐、第斯多惠的民主教育理论及斯宾塞的实用主义理论对宗教教育冲击巨大。正如丹尼尔·贝尔指出的那样:“禁欲苦行主义”的“宗教冲动力”和“贪婪的攫取性”的“经济冲动力”共同构成了资本主义在上升时期的两大精神支柱。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中叶,“这两种原始冲动的交织混合形成了现代理性观念。而这两者间的紧张关系又产生出一种道德约束,它曾导致早期征服过程中对奢华风气严加镇压的传统。”②
与此同时,古希腊对思想道德教育重视的传统文艺复兴时期、资产阶级革命与工业革命时期,都得到了继承和发展,思想道德教育在欧洲学校中的重要的或核心的地位基本上没有动摇。因此,这时的新社会在西方传统道德力量惯性推动下实现了稳定发展。
2.道德教育的震荡时期。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初,是西方资产阶级由争取统治到维护统治、由进步走向保守、资本主义由自由发展模式转向垄断发展模式的大转折时代。德育理论开始从理性主义走向非理性主义;从传统的经验主义走向形式主义。在某种意义上,当代西方道德教育就是以反对宗教教育,促进道德教育世俗化为特征的。伴随着资本主义早期的革命性和进步性的丧失,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突出表现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宗教冲动力’已被科技和经济的迅速发展耗尽了能量。经济冲动力成为社会前进的唯一主宰后,发展成为一切,世上万物都被剥去了神圣色彩”。③而道德世俗化却没有发展到胜任这种角色的地步。
尽管近代西方道德理论研究硕果累累,为逐渐摆脱宗教的束缚提供了理论资源。但是,在道德教育方面却并不乐观。如赫尔伯特·斯宾塞提出教育“主导思想在于提高科学在整个普通教育中的地位,确认智育固有的价值,摆脱‘道德主义’的缠绕”。④因此,在他的学校课程内容中,大大提升了智育课地位的同时,使得德育从学校教育的“最高目标”,下降为具体的教学科目。学者们认为:“各种道德规则和价值和由此而来的品性应通过教育的而非法律的途径灌输给个人,那些教育途径不仅诉诸说理,也求助于培养习惯、运用褒贬手段、采用规劝、榜样和问答教学等不同形式的灌输性方法。”⑤学校德育变得越来越艰难。企业中强制性管束,学校中道德灌输,使西方德育逐渐演化成一种“关于道德”的教育。
3.道德教育的荒凉时期。20世纪伊始,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世界性发展,使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民族矛盾上升和激化,两次世界大战接踵而至,经济危机横行肆虐。“情感主义的主张已为社会所隐然接受,道德陷入无序状态,道德变成了不可通约的存在。从20世纪初至今,普遍性道德已变得不可诠释”,“道德相对主义取代了传统的绝对主义而成为伦理思潮的一种普遍趋势”。这使得道德教育理论和实践在20世纪初到五六十年代,陷入“荒凉的时代”。这一时期,杜威的实用主义德育理论、皮亚杰的道德发展理论等从不同学科角度提出了道德教育的理论和方法。他们对德育模式的构建是以对传统直接道德课的反叛作为起点的,但却造成了一系列问题。“一是传统直接德育课程被取消或轻视,道德教育主要靠间接渗透的方式进行;二是传统直接德育课程所倡导的价值观念受到忽视,道德相对主义的观念开始上升。”⑥
“二战”期间,道德教育沦为法西斯主义的侵略提供了合法性的工具。1957年苏联人造地球卫星的成功发射,震动了整个西方世界。西方学者认为,“国家如果想在经济和军事的前沿与苏联展开有力的竞争,学校就应该在像道德教育这样的‘软’领域中少花些时间,而在学术性主题上多花些时间。民主更多的是依靠国家产品的多少和核弹头的数量,而不是个人的道德自律”。⑦道德教育因战争的结束随之而提出的经济恢复和对社会主义的遏制,而不再显得重要了。到20世纪中期思想道德教育在学校,特别在高校中实际消亡,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学校道德教育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4.道德教育的复兴时期。从20世纪60年代末70 年代初至今,西方出现了道德教育回归学校和社会的趋势。面对寻求新的刺激,寻求绝对自由,纵欲、吸毒、沉沦,以此向体面的传统价值标准进行挑战的“垮掉的一代”,构建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相一致的道德规范,从源头上培养与资本主义发展相适应的“道德人”。(1)西方各主要发达国家在教育改革中把德育改革提高到关系到国家命运的高度来认识。原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在《重视优等教育》一文中指出,学校不能仅仅发展学生智力,智力加品德才是教育的目的。(2)道德教育放在学校教育的首位,进行公民教育。
(3)成立道德教育研究机构和道德教育实验室。如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把对大学生的伦理道德、道德心理分析研究,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第1号项目来规划。巨大的社会关注和投入,使当代西方学者在对道德教育现象进行微观研究时提出了许多道德教育理论,如柯尔伯格的道德认知发展阶段理论,拉思斯等人的价值澄清道德教育理论等。这些理论“都反对灌输的教育方式,人本主义被普遍接受,相对主义和极权主义都在一定程度上被否定等。最突出的特点是注重微观操作和道德教育形式。”⑧(4)伦理道德课成为各大学本科生课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行政伦理学、生命伦理学、医学伦理学等成为相关专业必修的课程。还有一些国家采取道德立法,把一些道德准则和要求用立法的形式确定下来,使道德规范能够在国家强制力的保证下对人们的行为起到更好的调节作用。
二、西方国家德育嬗变的历史反思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德育,从人本主义和理性主义出发,注重道德教育的实践性、时代性、社会性、渗透性,从而使西方德育获得了现代性。但是,在几个世纪的发展中,精神生产落后于物质生产,理性主义的异化趋势、相对主义和形式主义等构成西方德育常态发展的沉重的文化障碍。道德教育与道德虚无共生、相伴。其中原因值得深思。
1.市场经济规则的恶性蔓延。西方伦理道德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根源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产生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它与资本主义法治思想相配合,促进了资本主义的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市场主体追求各自的理性,个体“经济人”追求各自的经济利益,造成社会整体上的理性,并在向社会深处侵略。这种个人主义导致在西方伦理道德思想主张个性的伦理价值观,强调个人的自主自立,强调自己选择、自己决定、自己设计、自己创造的价值观促进了西方的思想启蒙和市场发育,使竞争、冒险等成为西方资产阶级伦理道德中的突出因素。但是,这种伦理价值观在经济生活中过分强调个人经济行为自由,反对政府干预的观点发展到后来使得道德规范日益被市场规则所俘虏、奴役和吞并,最终受害的是市场经济主体,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大厦,成为造成资本主义社会许多弊病的重要根源。
2.个人价值的过分张扬葬送了社会价值。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是“人民群众合力”的结果。每个人对社会的发展都做出了贡献。但在个人主义指导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团体和个人往往倡导价值中立,不干预私人领域,个人完全以自我为中心,以自我的感受和快乐为价值。政府和社会团体在价值导向上的严重缺位,导致个人在过分张扬自我中迷失了自我,从而也造成了整个社会缺乏长期发展的动力支持。据美国有关部门的调查统计,美国大多数研究生入学的主要动机是赚钱发财,扬名天下,统治他人,而贡献社会、治理环境污染、改善种族关
系等关系社会发展的社会价值被关注的却寥寥无几。事实证明,社会的发展有赖于每个公民的积极进取,但社会的发展更离不开社会对发展特别是人的发展的设计和规划。
3.道德相对主义引发道德虚无主义。道德作为一种“必要的恶”,作为价值追求,是一种规范,是对人们某些需要欲望目的的压抑。而个人主义认为“人的价值观念是自身内在的一种内在价值,这种内在价值源于个体经验,而不同的个体有不同的经验,不同的经验则产生不同的价值观”。因此,“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价值观,每个人的价值观对于自己来说都有其自身的合理性”。尤其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对于市场主体自由、价值单方面的强调,使道德规范对于人们行为的规范和引导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被否定,导致道德虚无主义。
4.法律是手段,离不开对价值的追求。法治确实有其内在的价值。(1)公正性。法律是超越于个体与团体之上的客观的行为准则,它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确定不移的准则,从而排斥了人为的、偶然因素的干扰;(2)普世性。在法律面前,所有人一律平等;(3)有效性。法律以国家暴力为物质后盾,作为人们的行为准则,它既为人们维护和实现个人天赋权利的行为提供了一个明确标准,又为评判人们行为提供了一个明确参照。但是西方的法治也有其缺点:一是表面性。法律作为社会控制的唯一手段,它建立的只是一个单面的社会控制体系,抽去了法治的道德基础和情理因素,僵硬的法规强制性使社会控制缺乏深度,其直接的结果必然是治标不治本。二是缺乏人文关怀。由于法律的客观性和唯一性,把人的行为诉诸僵硬的法律,排斥社会生活中最基本、最朴素的生活情理的作用,造成许多合法不合理的现象,使社会对一般的道德生活丧失了干预能力。事实证明,法律可以唤醒人的理性,却不能代替理性,法律可以规范人们的实现价值的行为,却不能成为更不能代替价值。实际上,道德是立法的基础,道德是执法的基础,道德是守法的基础。⑨重要和基本的道德规范是法律规范的主要来源之一。先进的道德规范是法律规范要达成的价值目标之一。良好的道德规范是评价法律规范善恶的主要标准之一。
从学理上讲,在实在法中,法律只是一个科学实证、社会技术、具体的规范体系问题,而不是一个价值问题,是一种工具性存在。然而,法律首先不是一种技术性、实证性、工具性的存在,从逻辑上讲,它是一种价值性存在,从根本上是服务于人类趋利避苦的本能和需求。“如果没有了这种价值追求,法律规范就不能内化进而落实到行动之中,主体的自由和社会的强制这一现代法的矛盾就会显示出来,并造成精神上的不安;在这种情况下法的效力只有仰仗强制命令才能维持,从而导致现代法治的基本原则名存实亡。法律不仅要研究‘实际上是这样的法律’,而且应关注‘应当是这样的法律’,以回答法律作为社会工具的‘何以存在’的价值问题。”⑩
5.宗教教规不能代替道德价值体系的建构。在西方各主要发达国家,历来重视以拯救灵魂和培养良好行为为目的宗教教育,并把它看做为维护国家统治,进行道德教育的伦理原则和价值取向的基础。只要西方社会精神危机、道德混乱依旧存在,人们精神无所依傍,宗教教育就会继续下去。伴随着宗教改革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教派间的冲突,世俗道德的发展,特别是科学的发展使人们对宗教禁锢及其道德观产生了怀疑、批评甚至否定,这大大压缩了宗教的活动空间,宗教的教育和治理功能也被削弱。与此同时,市场经济的发展、民主政治的构建又迫切要求新的世俗道德规范的介入,与此相反,学校道德教育、社会道德教育却被西方国家所忽视以至走向衰弱。
总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道德难题,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于个人主义的固执,对于理性主义的迷信,用个人主义裁剪现实的一切,否定道德规范的作用,最终使西方走向道德虚无主义。事实证明,经济发展代替不了道德的发展,道德是人自己给自己的立法,因此道德进步也必然是人类自觉能动的过程。
[注释]
①③郭凤志,张澍军.现代文化精神观照下的西方德育模式探析[J].社会科学战
线,2008(9):214,216.②(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赵一凡,译.北京:三联书店,1992:29.④陈桂生.教育原理[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227.⑤魏贤超.现代德育理论与实践[M].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14.⑥佘双好.西方德育课程思想演变的基本理路[J].伦理学研究,2003(4):80.⑦戚万学.冲突与整合——20世纪西方道德教育理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5:15.⑧罗石.现代西方德育理论综述[J].比较教育研究,1999(1):42.⑨郝铁川.依法治国需以以德治国为基础[N].人民日报,2001-02-21.⑩董红亚.论道德与法律的三重关系[J].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2(1):83.
第三篇：对在华苏联专家问题的历史考察
对在华苏联专家问题的历史考察 基本状况及政策变化
向国外派遣大量专家和顾问，是战后苏联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文化各个领域不断扩大对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的影响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冷战时代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中的一种特别现象。人们注意到，无论派出国的动机和初衷怎样，其结果都是事与愿违。以苏联为例，1948年斯大林对苏南冲突的第一反应就是撤退在南斯拉夫的所有专家，1956年波苏关系危机时哥穆尔卡首先采取的措施也是要求苏联撤出在波兰的顾问，而1960年中苏分裂展示给世人的信号又是赫鲁晓夫宣布召回全部在华专家。同样现象一定程度上也存在于南阿、中越、苏匈、苏阿关系当中。仅此一点就值得引起历史学家去思考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派遣专家问题的方方面面。
本文专门讨论1949-1960年在华苏联专家的问题。苏联派往中国的专家人数最多，时间最长，对于在中国建立斯大林模式的经济体制也起到过非同寻常的作用。所以，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不仅对于理解派遣专家现象、探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特点、分析中苏同盟破裂的原因和美国分化中苏关系的战略具有特殊意义，而且有助于启发人们去思考中国走向现代化发展道路的诸多历史因素。
为了满足中国的政权和经济需要
早在1948年夏，苏联已经派遣专家技术小组到中共建立的东北根据地帮助修复铁路，第二年刘少奇访苏后，又带回一批制定经济恢复计划的专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在华苏联专家已有600余人。据中国的档案文献，1949-1960年来华工作的苏联专家总计至少应超过2万人。
这么多的专家是如何到中国来的？如果说战后苏联向东欧国家派遣专家（主要是军事、安全顾问）是出于控制和渗透的目的，因而多少有些强加于人，那么，到中国来的苏联专家，无论是在经济、文教部门，还是在军事或行政单位，则完全是为了满足中国共产党巩固新政权和发展经济的需要，完全是中国政府请来的。
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武装斗争和农村工作，而管理城市和进行经济建设的经验和人才则严重缺乏，因此，掌握政权以后就特别需要学习，尤其是向苏联学习。在这方面，聘请大量苏联专家来华工作，无疑是一条重要而快捷的途径。正是为了满足中国的需要，20世纪50年代初莫斯科提供的直接帮助之一，就是派遣大批工业技术和军事训练专家以及国家行政管理顾问来华工作。
缺乏可靠的科学技术人才是新中国恢复经济和发展生产所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1949年10月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告诉苏联大使罗申，恢复国民经济的一个重大障碍是缺少懂专业而又忠于人民政府的技术干部。新中国从国民党那里接收下来的工程师和专家总共只有2万人，而他们大多数人的政治观念是反动的、亲美的。以最大的鞍山钢铁企业为例，那里的70名工程师中竟有62名是日本人，他们在心理上仇视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据中国有关统计资料，作为全国钢铁工业中心的东北，在日本人被遣送回国后，其技术人员占该行业人员总数的比例已经降至0.24%.到1951年7月，周恩来仍然认定，技术干部严重不足“将是中国工业化的一个主要障碍”.尽管中国政府正在努力“组织训练班和技术大学，派大批学生到苏联留学，但目前战争还在继续，这个问题很难解决”.由于缺乏专家，中方甚至无法提出要求苏联提供经济援助的货物清单，以至毛泽东提出要求设立中苏共同委员会，请苏联专家“来华与我们共同商定全部或主要部分货单”.显然，大量苏联专家和技术人员来华，对于中国国民经济的恢复，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急需的。据中国档案材料，自1950-1953年
先后到中国帮助经济建设工作的苏联专家共计1093人。如果按照苏联的统计材料，1951-1953年到中国工作的高级专家已有1210人。这些数字大概都没有把铁路专家计算在内，据铁道部1953年的工作报告，仅1950年5月长春铁路公司正式成立以来，就先后聘请苏联专家1500人。
在经济建设的起步阶段，首先需要技术支持的就是基建工程的设计力量，而在这方面中国确实无能为力。到1953年，全国总共只有78个设计单位，每个单位一般不足500人。如此单薄的力量根本无法满足中国全面恢复经济和建设的需要。于是，应中国政府要求，苏联派遣了大批设计专家来华。与确定第一批苏联援建项目相适应，1950年2月毛泽东和周恩来访苏时聘请了第一批16个苏联设计组。朝鲜战争爆发后，为了建设东北部地区工业基地，中国政府又聘请了第二批3个苏联设计组。第三批23个苏联设计组是1951年聘请的。这样，到1951年夏，仅设计专家，苏联就派来了42个小组，其中30个安排在东北地区。为了执行一五计划，中财委决定再请求苏联政府派出5个综合专家组于1952年下半年来华进行全国性规划、配置和设计工作，其任务是全国电气化规划，全国钢铁工业的发展远景和产品品种方案确定，全国机械制造工业现有工厂调整和新厂建设规划，全国船舶工业工厂及铁路机车车辆制造厂的调整、扩建和新建规划，同时还有6项地质勘察工作需请求苏联帮助。
建国初期中共对苏联还有一个急切需求，就是派遣军事技术和训练专家。中国军队虽英勇善战，但武器装备实在太落后，炮兵数量有限，空军根本不存在，仅有的一些海军舰只破旧不堪，甚至还保留着清朝末年的战船。这样的装备，既要保证国家的空防和海防，又要渡海解放台湾，还要出兵朝鲜与美军作战，显然力不从心。而从苏联大量购进飞机、军舰及其他现代化武器后所面临的问题是部队文化素质太低，自己无法立即掌握和使用新式武器。据统计，1952年中国军队128万排长以上的军官，达到大学文化程度的只有2.14%，具有高中水平的占12%，还有27.21%的人是文盲。刘少奇后来向苏联大使尤金承认，那时中国军队的一些指挥员不是其所辖兵种的内行，有些空军团长没当过飞行员，炮兵军官没当过炮兵，他们“应该接受培训，以便能够管理机械化的部队”.于是，苏联不仅需要提供武器，还必须派遣教官和军士来帮助中国军队掌握新式武器。
为了帮助中国建立6所空军学校，1949年底根据双方协定，苏联派出了从校长到地勤人员的全套人马，总计878名专家。与此同时，苏联海军顾问711人也分三批先后来华。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领导人更是频繁地向斯大林提出派遣军事顾问的请求，既是为援助朝鲜对美作战，也是为改善中国军队素质，苏联基本上满足了这些要求。如1950年8月，在中国尚处于战略防御阶段时，苏联便增派了38名空军顾问来华，1951年2月又派出15名军事顾问。同年9月，战争进入僵持阶段，毛泽东要求苏联派83名顾问到志愿军部队工作。尽管斯大林不太情愿，但在中方一再坚持下，苏联还是同意派遣以陆军大将扎哈罗夫为首的5人专家小组进驻在朝志愿军总部工作。此后，1951年11月苏联再次应中方要求派出19名空军顾问。直到战争接近尾声，对于1953年1月中国请求派12名海军航空兵顾问的电报，斯大林答复可补派3人，其余从已在华的顾问中派出。
中共在国家管理方面的主要难题也是干部文化水平低下。根据1950年3月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陆定一接见苏联驻华代办谢巴耶夫时通报的材料，当时华北有150万党员，其中130万是文盲或半文盲。在区委以上领导人员中，近50%没有文化或文化不高。中共准备用2-3年时间在党的基层干部中扫除文盲，用5年时间在一般党员中扫除文盲。依靠这样一支干部队伍当然是无法对偌大中国进行有效管理的。因此，中共一方面动员各部门干部到苏联学习、参观，一方面聘请大量苏联专家来华协助政府进行管理。苏共中央的档案提供了1954年第1季度苏联顾问在华工作范围和地区的证据：当时在中共中央和政府各部委的顾问达403人，这个数字大约占当时在华经济专家人数的1/3，而且其中318人，即3/4以上的顾问集中在北京。这些顾问遍及中共中央和政府所有部门，从安全、军事、情报，到体育、卫生，无所
不在。由此可以想见，中共对国家尤其是城市的管理，最初是何等地需要和依赖于苏联专家传授的经验。
苏联派往中国的专家，不仅是中国要求的，而且往往是应中国临时和紧急之需。建国之初张家口以北地区发生鼠疫，威胁平津，毛泽东请求苏联空运疫苗和血清，并派遣防疫专家来北京。第二天斯大林便回电答应了这一要求。1949年底中国人民大学开学时确定使用50名苏联教师讲课，两天后苏联部长会议便答复立即先行派遣9名教员到人大任教。同时，苏联还满足了中国政府的另一个临时请求：向中国派遣一组海军专家，携带必要的器材，帮助打捞沉没于长江的“重庆号”战舰。1950年1月6日苏联外长维辛斯基通知毛泽东，为排除吉林水电站的故障，苏联政府已决定按中方要求在5天内派出4名苏联专家到中国。1953年7月中共中央党校（马列学院）扩大招生，需要增聘4位苏联教授来校讲课，苏联方面立即满足了这一要求，如此等等。
专家派遣和管理工作的混乱局面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20世纪50年代初期很多专家来华是为了解决中国之急需，而且专家的聘请与派遣，往往是在国家领导人之间直接交涉的，没有确定的主管部门统一管理，也没有相应的计划和措施。所以，尽管高层对此十分重视，但向中国派遣专家的工作是相当混乱的。
最初在华苏联专家负责人是莫斯科驻中共中央的代表柯瓦廖夫，1950年毛泽东访苏时，斯大林认为此人不懂政治，作为铁路专家，其技术也不全面，所以推荐时任苏共中央人事局局长和有色冶金工业部副部长的阿尔希波夫担任总顾问。为此，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专门做出决议，在苏联驻华大使馆设立经济参赞职务，并批准阿尔希波夫以二级特命全权公使衔担任这一职务。斯大林曾指示，苏联专家的任务就是把所有的知识和技能告诉中国人，直到他们学会为止。苏联专家到中国后由中方分配工作，受中方各级负责人的领导。在苏共十九大期间，苏联国家计委主席萨布洛夫还向刘少奇和李富春建议：“苏联专家不能太多，更不要专家包办”，“不一定事事派苏联专家去。派专家一定要专业对口才行。
”不过，苏联多年形成的官僚体制使得领导人的良好愿望无法贯彻下去。通过凯佩尔教授对大量苏联专家的采访可以得知，派遣专家的问题最初是由联共（布）中央直接负责的，但具体负责人关注的只是专家的政治背景。而对于专家如何在中国开展工作，却没有任何足够的准备，既没有发给他们一些有关中国的材料，也不要求他们到中国后学习最基本的汉语知识。因此，大多数受聘者对中国的历史、政治和当前形势竟然一无所知，有报告说，马上要出发到中国去的教师甚至都没有看过刚从那里返回的苏联专家写的在华工作总结。
实际上，尽管中国迫切需要苏联专家，但并没有及时做好接受专家的各项准备工作。例如，1949年底大量专家来华，一时间住满了北京饭店和解放宾馆，接待单位只能在北京以外设法为他们安排住宿；有时由于缺少足够的翻译人员而不得不减少聘请的专家人数。鉴于这种情况，1950年在周恩来领导下成立了苏联专家工作指导小组，日常工作由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伍修权和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秘书长杨放之主持。中方最先成立的苏联专家事务管理部门是“北京苏联专家服务局”，专门负责接待、住宿等生活问题。
安排专家工作方面的准备同样非常仓促。如中央各部和东北等地区的主管部门纷纷提出聘请专家的要求，却没有事先为苏联专家设计组准备好必要的资料，多数设计组来到中国后还要搜集设计资料，以至不能依照合同如期完成工作，必须延长留在中国的时间。1951年鞍山钢铁厂对收集原始资料工作没有统一领导，零星分散，没有专责，结果使电气、土建、水道、供热、总平面图等方面的设计工作缺乏相互配合，导致返工延误。按中国重工业部统计，1953年以前，除由苏联专家在华直接领导收集资料的项目外，所有各厂矿的文献和资料大都
延期交付。据初步计算，延期提交的原始资料，约占全部原始资料的一半以上。此外，由于中方提供的资料不准确造成设计失误的事情也时有发生。其结果，不但增加了设计费用，推迟了建设工期，也因苏方专家延期返国，耽误了他们在国内的原有工作。
为了克服在聘请苏联专家方面各自为政的现象，中央财经委在1951年4月发出通知，要求各大行政区有关聘请设计专家事项，应呈由中央主管部核转中财委呈请政务院批准。政务院核准后，经中财委通知主管部及贸易部，由贸易部会同主管部与外国驻华商务代表接洽办理。必要时由贸易部授权驻外商务参赞处在国外洽商办理。4个月后，中央人民政府再次强调，财经、文教、政法等所有系统聘请外国专家的批准权限均在政务院。专家到职后的薪金、待遇等事项亦由政务院通知有关部门统一办理。
中苏双方的沟通和联系也十分欠缺。如1954年12月9名苏联女教师来人民大学任教，中方却一直未得到通知；两位国家安全机关的专家已经到达北京，中国有关方面竟无人知道此事。还有，计划专家班高夫刚刚派到中央财经委员会计划局工作不足一个月，苏联总顾问便通知将其调赴东北经济计划委员会工作。既没有同专家本人商量，也不征求计划局的意见。此外，由于中方有些部门在聘请专家方面缺乏计划，考虑不周，往往在报请中央批准后又要求改变专家种类或名额。这些都是造成双方交涉困难，出现麻烦的原因。
为解决上述问题，中苏双方加强了高层接触。1953年6月8日，周恩来接见苏联大使库兹涅佐夫和军事总顾问柯托夫、政府部门代总顾问布拉金（阿尔希波夫为洽谈一五计划援华问题回国），接受了苏方提出的今后统一由苏联大使馆办理各系统增聘、延聘、辞聘专家的手续的意见，并表示今后凡带方针政策性和涉及各部门全面计划性的工作问题，都吸收首席顾问或专家组长参加党委会议进行讨论。6月13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等人提出：为统一管理苏联专家工作，并负责对苏联专家的聘请和分配，建议政务院下设以伍修权为组长的专家工作小组，以及专家工作办公室和专家招待处，为专家工作小组的办事机构。拟于月内召集一次中央各部委负责人会议，讨论改进专家工作问题。9月9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加强发挥苏联专家作用的几项规定》。此后不久便成立了国务院外国专家工作局，杨放之任局长，进一步加强了对专家工作的管理。从1954年起，苏共中央的档案中也开始出现了有关专家工作计划的记载。
苏联专家来华的高潮时期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国以一五计划为核心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对于苏联专家的需求猛然增加。与此同时，莫斯科新领导人，特别是赫鲁晓夫，也注重调整对华政策，加强中苏两党和两国的合作。苏联专家来华工作由此出现了高潮。仅1954年1月份，苏联即向中国派去343名专家。根据中国技术进口公司统计，是年1-3季度工矿企业新到苏联专家467人。到年底，除期满回国者，在工业部门的苏联技术专家已达820人。据对外贸易部副部长李强估计，中国聘请的技术专家，“1954年比1953年增加两倍多，1955年比1954年可能还要多些”.鉴于一五计划主要是为中国工业化奠定基础，所以，从此期来华专家的比例看，主要集中在基础工业部门。到1954年底，在中国各厂矿企业的苏联和东欧各国专家，82.4%集中在重工业部、一机部、二机部和燃料工业部系统。可见，1954年苏联专家大规模来华仍然是根据中国的需要。据苏方的统计，在1954-1957年工业项目建设过程中，按照经济和技术合作协定，苏联除向中国提供了大量机器设备、设计图纸、技术资料和各种制品生产许可证外，还派遣了近5000名专家，其中1954年983名，1955年963名；1956年1936名，1957年952名。到1956年底，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人数达到最高峰，为3113人，其中技术专家2213人，经济顾问123人，科学和文化领域的顾问和专家403人，军事顾问和专家374人。如果按照中方的估计，此期苏联专家人数还要多。
在短时间内派遣大量专家来华，苏联的管理工作难免出现差错。时任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司长的费德林1954年1月向苏共中央报告说，答应往中国派遣的50名地质专家，结果
只来了21名，而卫生保健专家根本就没有来。更为糟糕的是，某些部派来的专家明显没有能力或身体欠佳。苏联共青团中央书记谢列平也报告说，到中国考察的结果表明，由于选人不当，把一些专业水平不高的顾问派到了中国。一位在冶金部工作的苏联顾问，不仅对中国的冶金状况缺乏了解，甚至对苏联先进的炼钢工艺也不熟悉。谢列平认为这简直是耻辱。1957年外交部的几份报告反映，苏联国内各部委和行政机关对派遣专家问题没有给予足够重视，把一些素质不高的人派到了中国，很多专家事前毫无准备，一些人工作状况很糟糕，甚至有人还触犯了中国的法律。由于对派遣条件控制不严，有的部门把年老体弱无法工作的人派到中国，以至有几个人长期患病，到中国只是养病，直到身体康复又被送回国。教育部门派遣专家在时间安排上有很大漏洞，有些教师到中国后，学校正在放假，根本无事可做，而几个月后又该回国了。外交部还向苏共中央抱怨说，已决定派往中国的39名专家中，至今有31人的材料还被搁置在出国委员会。
其实责任并不完全在苏方，中方聘请不当，准备不足，也是造成苏联专家在华期间工作量不足，到期又不能返回的主要原因之一。很多企业没有根据工作进度安排聘请计划，便贸然请来大批专家。如陕西兴平中速柴油机厂急急忙忙发出聘用专家的申请，但8位苏联专家到厂后，发现建厂计划推迟，甚至主厂房还未建起，结果无所事事。还有兰州化工厂、洛阳铜加工厂、洛阳高速柴油机厂及中山大学和西北工业大学的实验室，都因原材料或仪器供应不上而造成专家工作延期。长春汽车制造厂则有16位专家因聘期不当，不能发挥作用而提前回国。还有3位负责职工技术培训的苏联专家已经到厂，而该厂的招工工作尚未开始，只得由苏联调回。
这些情况的发生，自然会引起双方的矛盾，特别是在中苏关系出现裂痕的时候，专家工作中的问题便成为双方相互指责的借口。
苏联的谨慎政策和中国的少而精原则
1956年10月波苏冲突时，苏联被迫答应撤退在波兰的军事专家，并在10月30日发表《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表示愿意考虑撤退在其他国家工作的苏联专家。此事对在华苏联专家也产生了影响。
实际上，中国聘请苏联专家的政策已经开始有所改变。1957年2月6日陈云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谈到，我们需要苏联专家，但有些部门过去请得多了些，以后要严格控制。随后国务院发出通知，规定“今后在聘请专家方面必须严格掌握精简的原则，凡可聘可不聘的坚决不聘，凡能缓聘的坚决缓聘”.中国改变聘请专家政策的考虑，一方面是从经济角度出发，目的是缩减聘请专家的庞大开支。另一方面，是对某些在军队和政府部门的苏联顾问有意见。早在苏共二十大以后，毛泽东已经开始思考“以苏为鉴”和不能照搬“苏联模式”的问题了，因此再保留大量可能影响中国政策方针或体制建设的顾问显然是没有必要了。当赫鲁晓夫提出撤走所有顾问的建议时，毛泽东表示反对，并主张把所有的顾问都换成专家。随后，中国政府逐渐确定了聘请苏联专家的新方针。
赫鲁晓夫尚未离开北京，周恩来即将两国政府关于苏联军事专家在中国工作问题的议定书草案送毛泽东审阅。议定书规定：苏联根据中国政府请求而派来的军事专家归中国政府支配，如果所在单位继续需要他们，应即改为专家，在双方商定的期限内，继续工作。8月23日国务院通知：“各部门聘请苏联专家必须严格贯彻少而精的原则，只有工作上确属需要的新技术、新专业和薄弱环节才可聘请专家，同时，要注意凡能聘请短期专家解决的，就不要聘请长期的专家，凡能够几个单位合聘的就要合聘。”10月20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再次联合发出通知，一方面强调绝大部分苏联专家是优秀的技术人才，对他们应热情相待，并虚心向他们学习；一方面重申只有在非聘请专家不可的部门和技术环节才能聘请专家，聘期以短期为
主，一般不要延聘。
苏联方面也加强了对聘请专家手续的管理。1958年12月苏联经济专家负责人符明转告中方，今后将严格按照派遣专家的新协定办事。过去中方往往在聘期届满时才提出延期问题，苏方为了满足聘请部门的要求，一般都同意先把专家留下来，以后再补办手续，今后使馆就没有权力这样做了。中方要求延聘专家往往并非是工作十分迫切需要，今后最好不要再延聘专家。确属非延聘不可的专家，希望在专家满期前2-3个月提出请求，以便在专家满期以前办好延聘手续。此后，中方进一步对聘请专家的专业、聘期、来华日期和聘请条件提出了严格要求，并规定了审查制度和相应程序。
由于执行新政策，苏联向中国派遣专家的数量逐年减少：1957年952人，1958年915人，1959年699人，1960年410人。再加上不断有专家到期回国，从1957年开始，在华工作的专家人数更呈现下降趋势。有材料说，1957年在华苏联专家共2419人，1958年为1285人。如果与前引苏方统计数字相比，则在华苏联专家1957年减少了694人，1958年减少了1134人。至于1960年4月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总数（约1500人）还多于1958年，其原因在于中国许多单位要求延长在华专家的聘用期。
这里应该指出的是，在1957年以后聘请专家的低潮中，并非所有部门都减少了对苏联专家的要求，有些单位甚至还增加或新聘了苏联专家，这主要表现在国防新技术领域。不过，随着中苏关系恶化，特别是1959年10月双方高层领导人之间发生严重争吵后，聘请专家的工作日益陷入僵局。1960年5月国务院再次强调，聘请苏联专家的原则是继续贯彻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聘请专家只限于为保证苏联援建项目的需要和发展高、精、尖、新的现代技术以及培养高等学校开设新专业或新课程的师资；聘请专家必须严肃认真，全面规划，通盘考虑，严格审查。苏联方面对专家来华则更加严格限制，特别是在中国实际急需的领域。7月3日聂荣臻报告：苏联的援助在国防科技领域已经封口，对国民经济中的新技术则尽量控制，对已经签订的协议采取拖延和推托的态度。对此，周恩来批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立足国内”；“专家问题：
一、满期的一般不留，热诚欢送；十分必要而专家本人又好，可提出延聘，如不同意，即不再留。
二、未满期的我们一律不退，帮助他们好好工作，他要撤走，留一次，不成，即不再留；如不征求同意即撤走，应表示遗憾。
三、新聘的，要少提或不提，十分必要的提出后不同意，即不再提。”至此，苏联全面撤退专家的迹象已经显露，而中方也有了心理准备。
中苏两国同属社会主义阵营，又有同盟条约做保证，相互之间提供援助本在情理之中。中国需要专家，而苏联也愿意给予帮助，双方最初的热情感人至深，但在具体执行派遣或聘请专家的政策时，中苏都没有从国家关系的法律角度认真考虑问题，缺乏严密的计划、具体的规定和详细的措施，致使矛盾和摩擦不断出现，即使中苏关系没有恶化，这种状态也无法长期维持。
第四篇：浅谈民族与宗教问题对西藏政局的影响
浅谈民族与宗教问题对西藏政局的影响 摘要：民族与宗教问题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最普遍、最突出的重要问题，民族与宗教的作用逐渐从隐性转为显性。西方帝国主义不断对我国西藏进行政治、宗教极端主义渗透，肆意挑拨民族关系，又由于**民族分裂集团的存在，他们长期在西藏民族地区搞西藏独立活动，使西藏民族地区的宗教问题变得更加敏感、更加复杂，使西藏分裂与反分裂斗争更加尖锐，给西藏政局的稳定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关键词：民族与宗教问题；西藏分裂主义；西藏政局
一、西藏地区的民族与宗教问题及其特点
西藏民族地区的民族与宗教问题是极具特殊性的。其一是西藏民族地区地理环境的特殊性，西藏位于青藏高原的主体，平均海拔在4000 米以上，而且山高沟深，交通阻塞，形成与世隔绝的封闭状态，使得青藏高原基本上没有民族的迁移和流动，形成了单一民族居住区；其二是西藏民族地区民族构成的特殊性，藏族是少数民族最聚集的民族地区，使得藏民族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不仅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高原民族文化特点，而且具有浓厚的民族心理氛围。其三是西藏民族地区宗教信仰的特殊性，藏传佛教经发展已经融入到了藏民族生活的各个角落和血液之中，成为藏民族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西藏的民族与宗教问题严重影响到西藏的政治格局，在国外敌对势力的推波助澜下，**集团加紧了西藏独立的活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势力，出于“分化”、“西化”中国的战略图谋，把西藏作为“和平演变”社会主义中国战略的一个突破口，利用**分裂主义集团，肆意挑拨我国民族关系，煽动地方民族情绪，制造民族对抗，诋毁我党的宗教政策，煽动宗教狂热；利用佛教在西藏的特殊地位，搞分裂祖国的活动，其用心是险恶的，为了欺骗舆论，获取同情和支持，**被推到反华的前台，并被西方反华势力从头到脚地装扮起来，不断挑拨我国境内民族关系、煽动民族仇恨宣传；敌对势力将披着宗教外衣、从事分裂祖国活动的流亡政客**，打扮成“仁慈的宗教领袖”，还为**搞“涉藏问题国际化”和鼓吹“藏独”提供讲台、场所等，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期间竟还提出了“西藏政策法案”，要求美国政府加强对**组织的支持，促进**喇嘛和北京的对话，拨款帮助西藏流亡人士和组织。西方敌对势力在不断对西藏进行政治、宗教极端主义渗透。
二、**集团影响西藏政治格局的行径
1、公开鼓吹“西藏是独立国家”。**多次妄图称“历史上西藏是个独立国家”，“实现西藏独立的任务落到我们西藏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的身上”。多年来，尽管**多次声称要求与中央政府“谈判”，声称只要求西藏的“高度自治”，但**从没有公开声称放弃“西藏独立”的立场，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反继续到处从事分裂祖国的活动。
2、成立“流亡政府”。20世纪60年代初期，**集团在印度召开“西藏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建国大纲”，成立了“西藏流亡政府”，并在国外设立“办事机构”，出版发行宣扬“西藏独立”的刊物和书籍，从事“西藏独立”的政治活动。
3、组建叛乱武装，危害国家安全。拉萨曾多次发生针对解放军的游行，分裂
分子提出“西藏独立”等口号；**集团在境外反华势力的支撑下，组建反动武装，进行军事袭扰活动，给国家安全造成严重危害。
4、造谣诽谤，策动骚乱。**叛逃国外后，不顾事实编造了大量诋毁中国的谎言，蓄意挑拨民族关系。分裂分子多次策划、煽动了旨在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的骚乱事件，并组织非法偷渡、进行间谍活动、制造恐怖事件等分裂活动，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
5、与“台独”、“民运”、“法轮功”邪教等敌对势力合流。**多次到台湾地区与台独势力进行勾连活动，策划在台湾地区建立**“流亡政府办事处”，并与“民运”和法轮功邪教分子相勾结，企图将“藏独”思想渗透到境内非藏族地区。
三、**集团分裂势力的新动向
**被国际敌对势力作为实施“西化”、“分化”战略、政治渗透、颠覆和破坏活动的重要工具，更是加紧了独立活动。他们的打算：（1）利用西藏人权做文章，提出西藏自决权问题。（2）力图把涉藏问题同巴勒斯坦、南非问题等同起来
（3）扩大同东欧、波罗的海三国民族主义势力的联系，与我国新疆 内蒙古的分裂分子合作，成立所谓东土耳其斯坦 大蒙古 大西藏的独联体。（4）歪曲诋毁我国的国际形象，以争取得到三、四个国家的首先承认。他们提出要以灵活的策略达到“西藏独立”的目的，一方面调整机构，组建政党；另一方面继续游说，通过游说, 通过广泛出访来引起国际社会关注。
四、中央政府在维护西藏政治格局稳定中的立场
西藏的政治格局严重的影响到我国的民族团结与社会稳定，西藏分裂与反分裂的斗争已不是信教不信教、自治不自治的问题，而是维护祖国统一和反对分裂的问题，是敌我性质的斗争。然而在**喇嘛背国而逃后，中央政府从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大局出发，采取了耐心等待的态度，坚持西藏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旗帜鲜明，针锋相对；既要做好国内工作，又要有效开展国际斗争，争取更多的朋友；只要**集团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彻底放弃“西藏独立”主张，停止分裂祖国的活动，就欢迎早日回归祖国的怀抱；但若直接或变相的搞独立，就要坚决打击，以稳定西藏政治格局的稳定，保障祖国的民族大团结。
综上所诉，不难看出西藏的民族与宗教问题已成为影响其政局稳定的不可轻视的力量，在影响社会稳定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了，严重影响到祖国的统一与民族的团结。作为新时代的建设者，我们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民族观和宗教观，自觉抵制**的民族分裂活动，维护西藏政治格局的健康发展。
[1]郭宝.民族宗教与公安工作[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75.[2]吴永刚.宗教问题与西部民族地区社会稳定[J].大庆师范学院学报,2008（6）.[3]吴仕民.民族问题概论[M].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27.[4]王作安.中国的宗教问题和宗教政策[M].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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