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任院长朱镕基致信祝贺清华经管学院30周年

第一篇：首任院长朱镕基致信祝贺清华经管学院30周年

首任院长朱镕基致信祝贺清华经管学院30周年

4月26日上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建院30周年师生校友重聚共叙活动在综合体育馆举行。清华经管学院首任院长、顾问委员会名誉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发来重要来信。清华大学校长陈吉宁、副校长谢维和、党委副书记史宗恺，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院长大卫•施密特雷恩（David Schmittlein），麦肯锡董事长兼全球总裁鲍达民（Dominic Barton）等与近4000名清华经管学院师生、校友共同参加了今天的活动。活动由杨斌教授主持。

陈吉宁在活动开始时宣读了朱镕基的来信。朱镕基在信中表示，三十年来，清华经管学院在清华大学的领导和支持下，全院同仁锐意改革，艰苦奋斗，已经成为国内一流、世界有名的管理学院，成果丰硕，他深感欣慰。朱镕基希望学院全体师生以“三十而立”之年为新的起点，坚持改革创新，自强不息，追求完美，尽快把清华经管学院建成世界一流的管理学院，为国家振兴培育出更多的优秀人才。

在清华经管学院建院30周年之际，EMBA2012级A班全体同学致信朱镕基，向老院长汇报自己的学习实践体会。朱镕基在来信中回复说：“看到同学们放眼全球，走向世界，而且深入到边远贫困地区体察国情民意，我认为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只有把世界上先进的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才能培养出一流的经营管理人才。”

来信最后，朱镕基满怀深情地表示：“作为一个清华人，我的心永远和你们在一起！”

陈吉宁在讲话中指出，清华经管学院的建立和发展，倾注了朱镕基院长的殷切期待和巨大心血。清华大学新时期的建设发展，得益于朱镕基总理的高度重视和直接关心。来信的字里行间让大家再次强烈感受到老学长朱镕基始终对母校饱含着真挚热爱，对清华经管学院充满了深厚感情。这将激励着全体清华人为学为人并重，永远追求卓越、追求完美。

陈吉宁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朱镕基的重要来信精神，以建院30周年为新的起点，在朱镕基老院长奠定的坚实基础上，继续沿着他指明的办院道路，充满信心地向着世界一流经济管理学院的奋斗目标坚强迈进。

在陈吉宁的提议下，参加活动的嘉宾和师生校友们全体起立，用最热烈的掌声，表达对朱镕基老学长、老院长的无限感激和崇高敬意。

作为与清华经管学院联系最为密切的海外院校代表，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院长施密特雷恩在致辞中表示，清华经管学院30年来成果极其斐然，甚至可以说是令人称奇的。他回顾并高度评价了两所学院在师资培训、国际MBA课程以及实验室共建等方面的合作，期待双方未来继续开展持续而紧密的合作，为中国经济和中美关系的发展带来有益影响。

清华经管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麦肯锡董事长兼全球总裁鲍达民分析了清华经管学院成功的五方面因素，包括主动学习国际一流商学院的最佳实践；适应时代之需，有针对性地发展科研与教学；始终先人一步，发现新机遇，跨越式的发展机遇；通过渐进式改革有效平衡各方面需求；践行清华的务实精神，以卓越的执行力实现目标等。他表示，相信清华经管学院能够凭借自身独特的优势，很好地把握未来十年经济管理教育领域涌现的发展机会，成为一所具备独特魅力的全球性经济管理学院。

清华经管学院院长钱颖一在讲话中介绍了建院30周年四个重点系列的活动，向全院教职员工，在学院各个发展阶段作出奉献的老领导、老教师、老员工，学校领导、各部门、各院系，社会各界和学院顾问委员会致以诚挚的谢意。钱颖一特别回顾了朱镕基老院长30年来对学院发展的指导和关怀，并向他致以崇高敬意。

钱颖一总结了学院30年发展的三点体会，即始终把中国改革开放的需求作为学院培养人才的首要职责；始终坚持走国际化的发展道路，努力建设世界一流经济管理学院；始终把教育现代化作为学院办学的指导思想，不断改革创新教育模式和体制。钱颖一表示，清华经管学院将抓住机遇，顺势而上，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全面深化教育改革作出贡献，创造更加值得期待的下一个十年、下一个三十年。

教师代表肖星，校友代表潘福祥、殷勇、王济武、郭宁宁、刘迅，在校生黄成分别在会上发言，讲述自己在清华经管学院工作、学习的感受和学院对自己人生的影响。

会上，陈吉宁、清华经管学院第二任院长赵纯均、第三任院长何建坤和钱颖一共同为新成立的清华经管学院校友会揭牌。

清华经管学院校友会成立（左起为：何建坤、钱颖

一、陈吉宁、赵纯均）

随后，一场特殊的“师恩难忘”活动展开。随着短片《朱院长的清华经管印记》的播放，观众席上的在校同学们打出了“院长保重，我很爱您”的标语。一张张照片，一段段题词，一份份寄语，30年来朱镕基关心、指导清华经管学院发展的点点滴滴在大屏幕上不断展开，打开了大家共同的珍贵记忆。

季德均、莫天全、王阳等校友分享了自己铭记老院长嘱托的成长经历和事业轨迹，“朱院长的学生”是他们的共同身份和骄傲。

“应运而生，顺势而上；筚路蓝缕，创业维艰；目标高远，志在登攀；清华风范，世界之窗；廿年耕耘，桃李芬芳；管理英才，期成栋梁；诚信为本，廉洁自赏；但求实效，不事空谈；殚精竭虑，完美是盼；建院兴国，实所至望。”一部名为《致我们的朱院长》的短片带领大家重温了朱镕基为清华经管学院20周年院庆题写的诗作。这是老院长对学院和学生的殷切期望，也是清华经管人铭记在心的责任。在热烈的掌声和满怀敬意的回忆中，重聚共叙活动圆满结束。

出席活动的还有王大中、顾秉林、贺美英、梁尤能、何建坤、董新保、邵斌、赵纯均、陈章武、李子奈、谢文蕙等学校老领导和清华经管学院老领导、老教师，何晶、杨敏德、高尔文、楼继伟、常振明、李荣融、刘明康等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以及学院名誉教授刘遵义、学院兼职教授徐荣凯、刘士余、许宪春以及法国高等商学院院长韩马南索等老朋友。

干研二期校友武玖林带着家人回校参加此次院庆。他表示，自己在学期间正值清华经管学院成立之初，那一辈同学都是学院蓬勃发展的见证者，衷心祝愿学院的未来更加美好。毕业刚一年的2011级金融硕士李贺说，自己对学校和学院怀着深深的认同感与归属感，这次院庆活动进一步增进了校友间的互动交流，看到大家都在日常工作中自觉践行朱镕基老院长的嘱托，自己也要担负起对国家、社会的责任，不断成长，贡献力量。

清华经管学院成立于1984年，朱镕基教授任首任院长。学院集经济学科与管理学科于一体，164名全职教师分布在会计系、经济系、金融系、创新创业与战略系、领导力与组织管理系、管理科学与工程系以及市场营销系七个学系中。过去30年间，清华经管学院培养了2万余名学位学生，5万余名非学位学生；学院师生完成了多项国家、有关部门和企业的研究课题，科研整体水平名列国内同类学院前列。清华经管学院还与国际学术组织、世界一流学府建立了广泛深入的关系，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合作。“应运而生，顺势而上”，清华经管学院的三十年是与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发展同呼吸、共命运的三十年，也是在学校领导下锐意改革、快速发展的三十年。

第二篇：朱镕基会见清华经管学院顾问委员 马云马化腾在列

朱镕基会见清华经管学院顾问委员 马云马化腾在列(图)2016年10月24日 09:11 来源：清华大学经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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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朱镕基、刘延东、马凯、陈元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 2016年10月21日下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首任院长、学院顾问委员会名誉主席朱镕基及夫人劳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马凯、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元在钓鱼台国宾馆亲切会见了参加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2016年会议的顾问委员。

参加会见的有清华经管学院顾问委员会主席、Breyer Capital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吉姆·布雷耶（Jim Breyer），保尔森基金会主席、美国前财政部长、高盛集团前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亨利·保尔森（Henry M.Paulson, Jr.），凯雷投资集团联合创始人兼联席首席执行官大卫·鲁宾斯坦（David M.Rubenstein），巴理克黄金公司董事长、华盛顿布鲁金斯研究院理事会联席主席约翰·桑顿（John L.Thornton）等20位顾问委员会海外委员，以及中方委员楼继伟、刘明康、邱勇、王大中、顾秉林、赵纯均、常振明、马化腾、马云。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国务院副秘书长江小涓、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陈旭、清华大学副校长杨斌、清华经管学院院长钱颖

一、清华经管学院党委书记高建、清华经管学院常务副院长白重恩等一同参加了会见。

会见现场

今年的顾问委员会会议是自清华经管学院顾问委员会2000年成立以来的第17次会议。在一个多小时的会见中，朱镕基认真倾听了多位委员的发言。清华经管学院首任院长、学院顾问委员会名誉主席朱镕基在会见时说，“我看到清华经管学院顾问委员会发展到今天这个规模，我感到十分高兴。我特别向其中的海外顾问委员表示感谢。你们为清华大学做出很大的贡献，我对此表示衷心的敬意和谢意。”

清华经管学院顾问委员会主席、Breyer Capital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吉姆·布雷耶（Jim Breyer）在发言中说，过去两天经管学院举办了很多好的活动，顾问委员们看到了学院师生的创新和活力，收获很多。今年首次参会的通用汽车公司首席执行官玛丽·博拉（Mary Barra）在发言中说，她非常高兴能够有机会首次来参加顾问委员会的会议。让她印象深刻的是清华经管学院的实力，生源好、师资强、教学项目好，学院也有着良好的声誉。她相信清华经管学院一定能够善于抓住自己面前的机会，保持自己领先的地位。哈佛商学院院长尼廷·诺里亚（Nitin Nohria）在发言中说，在哈佛商学院和清华经管学院的合作中，一开始清华经管学院使用哈佛商学院的案例，现在哈佛商学院也在用清华经管学院写的案例，并且通过哈佛商学院把清华经管学院写的案例介绍给其他的商学院。特别值得高兴的是，现在这些案例当中有一些是新公司的案例，比如说基于互联网的企业、新兴技术公司，通过这些案例的学习，大家也能够了解到在中国发生的新鲜事情。今年的新任委员、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宾塞（A.Michael Spence）在发言中提到，“昨天下午我有机会和学院经济、金融和会计领域的青年老师进行了一次座谈，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不仅是他们在各自的领域良好的专业性，还有他们对这所大学和国家所给予的机遇和未来的发展感到非常兴奋，我觉得这一点对于清华和中国的未来的来说都是好的预示。”

会见合影 会见后，朱镕基、刘延东、马凯、陈元等与参加清华经管学院顾问委员会2016年会议的顾问委员们合影留念。

朱镕基、王岐山同列的高规格委员会，究竟什么来头？

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20日在北京会见了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

俞正声20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

会见中，俞正声肯定了顾问委员会对清华大学和中国的发展所作的贡献，他希望各位委员一如既往地推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教育的进步，为中国经济发展以及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融合提供智力支持。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2013年10月23日，习近平也曾接见22名清华经管学院顾问委员会海外委员。会见中，习近平表示：“我愿意听取你们的真知灼见”。

受到如此高规格的接见和评价的这一顾问团，到底有什么来头呢？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发现，清华经管学院顾问委员会可谓清华的“超豪华”智囊团。俞正声会见之际，该顾问委员会刚刚公布了2016-2017学委员名单。最新名单上，朱镕基继续担任委员会名誉主席，王岐山出任委员会名誉委员。

图：2013年10月，王岐山陪同朱镕基会见参加年会的顾问委员

此外，名单还囊括了美国前财长亨利·保尔森、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里克•马斯金以及马云、马化腾等多名海内外知名企业家、商学院院长、思想领袖共计60余人。委员会现任主席是布莱耶资本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吉姆·布雷耶。

朱镕基

“只要有一口气，我还要为清华经管学院奋斗”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的创办者正是朱镕基。迄今他已连续16年出任委员会名誉主席。

事实上，朱镕基与母校清华大学的渊源由来已久。

1947年至1951年，朱镕基曾就读于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毕业后，朱镕基走上仕途，但他与清华大学依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1984年4月，清华经济管理学院正式挂牌，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的朱镕基被聘为首任院长，自此，朱镕基在院长岗位上一直工作了17年。在2001年卸任院长时，朱镕基透露了当初为何会选择执教清华：“1984年，刘达同志（时任清华大学名誉校长）邀请我做院长，我本来没有学过经济，但对管理特别感兴趣，所以，不知高低，一口应承下来。”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2000年10月，时任院长的朱镕基发起成立了清华经管学院顾问委员会。他本人出任委员会名誉主席。

朱镕基后来曾表示，由于自己政务繁忙经常顾不上学院工作，感觉愧于母校清华，所以就把世界上最优秀的管理者邀请来，成立顾问委员会，希望能对经济管理研究院的成长有帮助。

在顾问委员会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朱镕基说，成立顾问委员会的目的，是加强清华经管学院同国内外知名企业及管理学院的联系，帮助办好这个学院。他希望经管学院能够培养一大批高素质的管理人才。

2001年卸任院长时，朱镕基表示，他此后将只任顾问委员会荣誉主席，“所谓荣誉，就是来也可以，不来也行，我绝不耽误顾问委员会的运行。”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2003年卸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曾多次回到母校清华，会见参加经管学院顾问委员会年会的顾问委员。

2012年至2014年，朱镕基连续三年回到清华，会见委员会委员。

图：2014年10月，朱镕基和夫人劳安会见参加年会的顾问委员 2014年会见中，他曾表示，自己在清华经管学院干了30年，但始终没有减少一点热情。“因为我爱清华，这始终是支持我前进的动力。”朱镕基还说：“我只要有一口气，我还要为清华经管学院奋斗。”

王岐山

“一个廉洁的政府是最好的投资软环境”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目前担任委员会的名誉委员。

早在2008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王岐山就曾会见出席当年顾问委员会年会的企业家和著名学者。

彼时，恰逢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中国国内也遭遇了汶川地震等严重自然灾害。王岐山在会见中表示，中国政府有信心、有能力战胜各种困难和挑战，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控制物价过快上涨。他还强调，中国将继续推进改革开放。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2009年公布的委员会名单中，在国务院分管经济事务的王岐山已经成为其中一名委员。

2012年和2013年，朱镕基回清华参加委员会会议之际，王岐山曾陪同会见委员会委员。

此外，2014年，转任中纪委书记后的王岐山还单独会见了委员会海外委员。

图：2014年10月，王岐山与顾问委员会主席鲁宾斯坦交谈

会见中，王岐山专门谈到了中国正在进行的反腐败斗争。他表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中国政府将持之以恒坚持下去。一个廉洁的政府和风清气正、规则公平的市场，是最好的投资软环境。

王岐山还希望海外委员整合国际优势资源，在微观上为清华经管学院做出探索，在宏观上为中国教育事业发展做出示范。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最新公布的顾问委员会名单中，还包括三位现任副国级官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马凯、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元和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

此外，曾任清华大学校长的环保部部长陈吉宁、曾任证监会主席的山东省省长郭树清、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证监会主席刘士余、财政部部长楼继伟等5名正部级官员均为委员会委员。

第三篇：央行研究生部并入清华 吴晓灵任首任院长

央行研究生部并入清华 吴晓灵任首任院长

“五道口”并入清华尘埃落定。

清华大学昨天下午举行仪式，央行研究生部正式变身五道口金融学院。央行行长周小川任名誉院长，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央行原副行长吴晓灵任首任院长。

该学院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理事会负责批准学院院长、副院长人选，制定学院的重大发展战略和学科建设目标，审议和批准学院发展规划，对学院与业界关系紧密的教学与科研进行方向性指导。

中国证监会首任主席刘鸿儒出任学院理事会名誉理事长，吴晓灵为学院理事会理事长。理事会理事则由清华大学校长聘任，首任理事会成员中，除名誉理事长刘鸿儒和理事长吴晓灵外，央行副行长杜金富、银监会副主席王兆星、证监会副主席庄心

一、保监会副主席周延礼等担任理事会理事。

在人才培养方面，该学院将开展金融学硕士和博士、金融专业硕士、金融MBA与EMBA的学历教育，不招收金融专业本科生，不开展普通的MBA和EMBA教育。同时，依托清华大学的学科综合优势，学院将来还会考虑开设相关的双学位课程。

在学术研究方面，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将致力于金融学领域的高级学术研究、政策研究和金融案例研究，并为央行和其他金融政策与监管部门提供政策分析与咨询。

1981年9月，为适应金融体制改革对高素质金融应用型人才的迫切需求，“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研究生部”正式成立(后更名为“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为我国金融系统第一所专门培养金融高级管理人才的高等学府，由于坐落于北京市海淀区五道口，人们便亲切地简称其为“五道口”。

截至去年9月，已有1814名金融学硕士，247名金融学博士从这里迈入央行、金融监管当局、商业银行、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和保险公司等机构。(作者：李丹丹)

第四篇：2018清华考研：经管学院陈涛涛教授

2018清华考研：经管学院陈涛涛教授

陈涛涛 金融系教授

电话 电邮

办公室舜德楼128

研究成果 研究项目

陈涛涛博士是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系教授，于1988年获得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学学士学位，1991年获得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经济学硕士学位，2003年获得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管理学博士学位。

陈涛涛博士的主要研究与教学领域为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新兴市场国家对外投资，国际化与企业战略、国际经济与管理、公司财务、企业估价与无形资产评估。陈涛涛博士讲授的课程面向本科生、研究生、MBA、以及高层经理培训项目。讲授的课程主要包括：为本科生开设的核心课《公司金融》：为工商管理硕士（MBA）开设的核心课《全球企业管理》；为MBA开设的选修课《国际经济学》、《全球化与战略》以及《公司金融案例》等课程。陈涛涛博士还多次为学院高层经理培训项目讲授《中国企业国际化》和《企业价值评估》等课程。2001、2002年陈涛涛教授参与了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与哈佛商学院共同开设的高层经理培训项目，并与哈佛教授联合为该项目授课。此外，2004年，陈涛涛博士还受邀赴意大利博克尼大学讲授《中国贸易和投资：机会和挑战》的课程。近几年中，陈涛涛博士也多次受邀为商务部援外项目授课。陈涛涛教授的讲课因其理论联系实际的风格和生动形象的案例教学方式，曾经多次获得多种奖励，如2010、2006、2005、2004年曾分别获得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学成果一等奖、清华大学教学成果一等奖（2006：国际化高层经理培训创新模式探索）、教育部教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005：开放式国际化办学模式的研究与实践）、北京市政府教学成果一等奖（2004：开放式国际化办学模式的研究与实践）等荣誉。

陈涛涛博士所从事的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领域的研究曾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2005-2007年，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产生行业内溢出效应的行业要素）、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2002-2003年，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小林实基金（2001-2003年，FDI对我国企业竞争力的影响研究）以及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2001-2003年，开放条件下中国行业簇群竞争优势的培育；2000-2002年，关于中国全球化潜力和来自跨国并购挑战的研究）等资金的支持；陈涛涛博士所从事的新兴市场国家企业对外投资以及中国企业“走出去”方面的研究得到了国家商务部《2011：中国对美投资的机制与对策研究》、清华大学《2009-2011：中国经济与大国发展战略研究中的子课题：新型开放战略》等资金的支持。在上述研究领域，陈涛涛博士在国内《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金融研究》《中国软科学》《国际经济合作》等核心刊物上发表了发表30余篇学术论文，在国内学术界的 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研究领域中居于领先地位，其所发表的论文被该领域的学者广泛引用。在这方面，陈涛涛博士还著有《深度开放、体制变迁与企业发展》及《外商直接投资的行业内溢出效应》专著及著作。

陈涛涛博士的上述研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其与国际上的广泛学术交流。1998年以来，陈涛涛博士曾多次在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哈佛商学院、欧洲INEAD商学院、法国HEC商学院、意大利博克尼大学、瑞典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日本KEIO商学院、横滨大学等大学做访问学者，并与这些学院的教授建立了广泛的学术合作关系。此外，陈涛涛博士在早期（1994-2000）曾协助国家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及资产评估协会建立中国的资产评估行业，并为培训中国的资产评估师付出了巨大努力。在此期间，陈涛涛博士还亲自参与并指导了以下咨询项目，其中包括：2001年为中创软件公司进行战略分析方面的咨询工作；1999年为北满特殊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担任在中国上市方面的咨询工作；1997年在云南旅游有限责任公司担任在香港上市方面的咨询工作；1997年在美国通用公司航卫通用电气医疗系统有限公司担任股权转让方面的咨询工作；1996年在东方化工有限公司担任创立合资企业方面的工作；1996年在四通公司专利和技术部门担任投资外资企业方面的咨询工作；1995年在山海丹集团担任吸收资本方面的咨询工作；1995年在深圳金属交易所担任股权分散方面的咨询工作；1995年在东方电站集团担任在香港上市方面的咨询工作；1994年在燕京啤酒公司担任创立合资企业方面的咨询工作等等。

期刊论文（国内）

陈涛涛,狄瑞鹏,我国FDI行业内溢出效应阶段性特征的实证研究,金融研究,6期,169-182页,2008-12-15 陈涛涛,开放与民族产业的发展,中国外资,10期,14页,2008-12-15 陈涛涛,中国纺织服装行业，困境中砥砺前行,中国外资,9期,76-81页,2008-12-15 陈涛涛,开放的阶段性对我国产业和企业的影响,中国外资,2008-12-15 陈涛涛,“适度竞争”与FDI溢出效应的产生条件,中国外资,10期,57页,2007-10-01 陈涛涛,我国超市大卖场业态:FDI持续溢出还是挤出?,国际经济合作,9期,33-41页,2007-09-01 陈涛涛,FDI溢出效应与中国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国际经济合作,5期,6-13页,2007-05-01 陈涛涛,行业增长因素与我国FDI行业内溢出效应,经济研究,06期,39-47页,2006-06-27 陈涛涛,引进外资的转折期：值得关注的理论与政策问题,国际经济合作,04期,22-26页,2006-04-27 陈涛涛,构建外商直接投资行业内溢出效应双机制双因素分析模型,中国软科学,10期,2005-10-01 陈涛涛,影响外商直接投资行业内溢出效应的政策要素研究,金融研究,6期,56-66页,2005-06-01 陈涛涛,移动电话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案例研究,国际经济合作,1期,38-42页,2005-01-01 陈涛涛,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与内外资企业能力差距,金融研究,8期,59-69页,2004-08-01 陈涛涛,中国吸引外资的国际地位及趋势,国际经济合作,6期,4-6页,2003-12-17 陈涛涛,影响中国外商投资溢出效应的行业特征,中国社会科学,4期,33-43页,2003-12-17 陈涛涛,对影响我国外商直接投资行业内外溢效应的因素的经验研究,金融研究,5期,117-126页,2003-12-08 陈涛涛,中国FDI行业内外溢效应的内在机制研究,世界经济,9期,22-28页,2003-12-08 陈涛涛,中国商业零售业：激战正酣，谁与争锋,国际经济合作,11期,2002-12-23 ,壳公司的财务特征及其被并购的可预测性分析,国际金融研究,10期,2002-11-23 陈涛涛,加入WTO对我国资产评估行业的主要影响,国有资产管理,4期,2002-08-23 陈涛涛,试论资本市场在跨国并购中的作用及其对中国的启示,财经问题研究,2002-05-23 陈涛涛,培养核心竞争力，受益全球化的关键,国际经济合作,2期,2002-04-23 专著

陈涛涛,外商直接投资的行业内溢出效应,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12-01

第五篇：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清华经管学院演讲全文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清华经管学院演讲全文

中高速增长的可能性及实现途径

（2015年4月24日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演讲）楼继伟

钱颖一院长今天给我指派了一个任务。这个周末是清华校庆，明天校里有活动（清华建校104周年）。我今天到经管学院讲课，也算是对校庆的贡献吧。今天我讲一讲大家都很关注的原来高速增长变成中高速增长，可能吗？如果可能，什么样的路径才能够实现？否则的话会是什么样的？讲这么一个更宏观一点的题目。我想给我们同学一点启发，因为我觉得这里的问题很多都可以变成我们大家研究的课题。我讲的题目是“中高速增长的可能性及实现途径”。我想讲四个方面。先简单地回顾到目前为止经济增长的特征。第二，当前经济阶段的特征。第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第四，走出“陷阱”、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实现途径。如果讲的面特别广，就没法概括，因此我着重从劳动生产率和工资增长的关系方面来讲。

一、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阶段概括

从改革开放开始，我们可以看到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早期，工资的增长大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这是成本真实化的早期，当时我挣七八十元的时候，广东打工的挣二三百元。计划经济时期我们把工资压得特别低，使得利润比较高，因为基本上都是国有企业，高投资，高利润，高上交。早期成本真实化过程持续到九十年代的中早期，压抑的工资已经基本上解决。在这个过程中，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并不平稳，而工资增长快，造成了通货膨胀压力。

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了进一步工资成本真实化的第二阶段。原来养老支出、医疗支出以及住房支出都不反映在工资中，而是反映在企业的其他成本里，到九十年代中期开始推行这些方面的改革，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住房货币化的改革，工资成本进一步真实化。随着十四大确立了市场经济的地位，多元所有制的兴起，这段时间劳动力和劳动生产率得到了释放，再加上人口红利释放的非常充分。改革早期，基本是搞乡镇企业，到90年代中后期很多乡镇企业都垮掉了，因为真正的市场化开始后，遂形成了真正的竞争，那些夹缝中的乡镇企业不再有竞争力。劳动力开始真正的流动，我们可以看到人口红利大规模进入制造业。这个阶段一直持续到2007年，其间工资增长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

在前面两个阶段，经济增长基本达到9%—10%，而且可以说是基本健康的；当然，也有很多扭曲，比如说养老、医疗、住房改革都还存在很多问题，但是被巨大的人口红利缩小了这些扭曲带来的效应，使得经济增长比较快。除了中间有一些波折或是外部冲击导致的通货膨胀或者通货紧缩，总的来说没有大的问题。

2007年是一个拐点。从这一年开始，工资的增长高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2007年在讨论《劳动合同法》，2008年1月实施。这个《劳动合同法》是很有弊端的，当然，很多人可能不同意我的看法。它的弊端主要在于降低了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和灵活性。职工可以炒雇主，但雇主不能解雇职工，很多投资人离开中国也是这个原因。推行企业集体谈判是对的，但是提出行业集体谈判和区域集体谈判，是可怕的，欧洲就是这个问题造成了劳动力市场僵化。美国底特律行业工会力量很强大，工资福利特别高，如果以美国南部日本投资的汽车企业作为标杆的话，每辆汽车的成本要高2000美元，最终导致底特律汽车业破产。

另外一个大的问题是老龄化社会即将到来，劳动力增速开始减慢。而且农民工已经是第二代了，不同于第一代，择业标准也不同了。这时候需要尽快调整政策。也就是恰恰这个时候，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四万亿刺激政策出台，大规模的投资驱动掩盖了需要解决的问题。比如，2009年和2010年，虽然工资增长很快，但经济增长更快。但不可持续的刺激政策消退，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又慢于工资的增长。归纳一下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增长，就是如下三个阶段：80年代到90年代中早期，90年代中期开始一直到2007年，2008年刺激以后一直到现在。

二、当前经济的阶段性特征：“三期叠加”

当前中国经济处于经济增速换挡期、经济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阶段。

经济换挡期是必然的。第一是老龄化，65岁以上人口的占比2011年是8.1%，2014年是10.1%，这个比例超过10%就意味着进入老龄化社会。第二是劳动阶段的人口，即16—59岁阶段的人口，开始净减少，从2012年开始减少了300万，以后还会减少。第三，特别是2007年开始，工资陡然上升，工资增长高于劳动生产率增长。2014年，我们的人均GDP是7500美元左右，比马来西亚低，比泰国略高。但是，据中国社科院的一份研究显示，上海的工资是吉隆坡的1.16倍，曼谷的1.8倍。我们的工资已经没有竞争力，与此同时，劳动合同法又削弱了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在其他约束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随着适龄劳动人口的下降，需要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才能推动增长，否则工资增长长期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长就会带来通货膨胀或“滞胀”。因此，如果不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当然经济学上讲的政策包括改革，潜在经济增长率可能会低于5%。

由于近年来工资增长非常快，沿海一些地区制造业已经开始机器人化，它的规模和速度都超过了我们的想象。现在，全世界一半以上的机器人是在中国，当然是比较初级的，智能机器人比较少。这使得劳动生产率在变化，在提高。如果没有这些变化，我们的潜在经济增长可能还会低。

三期叠加中的第二期是经济结构调整阵痛期。在经济学上，经济结构调整是指为结构调整而实行的结构改革。这部分内容将放在后面来讲。先来看看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前期刺激政策带来了一些问题。第一是高杠杆率。关于杠杆率，有很多的说法。最近彭博社说是280%，也有的说是230%，这些说法可能都有其分析依据。最简单的是看M2和GDP之比，这个比例现在是193%。我认为，拿这个比例和美国比其实是不合理的。因为美国不是银行占主导的金融体系，而是以资本市场为主的金融体系。比较国际可比的是欧洲，因为欧洲也是以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但是欧洲的M2/GDP是160%，我们是193%。这个比率自2008年以来，提高了大概四五十个点。在杠杆率中，有40%是政府债务，主要是地方政府债务大规模地上升。据审计署审计，到2013年上半年直接由地方政府承担偿还责任的债务是10.9万亿，一年多过去了，这个数字又有增加。间接承担偿还责任的部分，一般情况下代偿率可能是20%，但经济下行时，有可能大幅度上升，这里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第二，全要素生产率下降。我们可以看一个简单的数：设备投资占总投资之比。2007年是23%，2013年降到20.4%，降了2.6个百分点。设备投资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是直接相关的。那么，前期刺激期大量的是造城和房地产。所以在消化期，要去杠杆，而且要稳妥地去杠杆。去快了，不行，像美国2008年、2009年、2010年快速去杠杆，导致2009年和2010年经济增长是负的，失业率11%，加上一些不愿意登记失业的，实际失业率高达16%。我们没有那样的承受力，所以要考虑缓慢地、稳妥地消化过剩产能和去杠杆，还要恢复劳动生产率。仅从这两期叠加看，GDP增长速度是不乐观的。

三、结构调整期和中等收入陷阱

如果我们在下大力气进行结构调整，也就是经济学上的结构改革，中期增长有可能达到6.5%—7%。这是一个需要努力奋斗去实现的比较乐观的前景。但是，我们也有另一种前景，即今后的五年十年，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是非常大，我甚至觉得是五五开。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实际上是停滞陷阱，但是容易发生在中等收入阶段。1050美元到12470美元都是中等收入，5500—12470美元，是中等偏上，我们现在就是中等偏上。拉美一些国家和东南亚国家，也是在这一阶段停滞的。

为什么我们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非常大？我刚才提到，我们的老龄化和劳动力人口下降来得太快。五六年前我们还在谈论刘易斯拐点，很快就发现劳动人口绝对数量开始下降；老龄化，即65岁以上人口占比快速上升。据社科院的研究表明，从老龄化比率从7%上升到14%，世界平均时间是40年，我国是23年；14%上升到21%，世界平均时间是50年，我们是11年。劳动力人口以每年二三百万人的速度下降，要降20年。

为什么特别容易滑入中等收入陷阱，是怎么滑入的呢？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增长主要来源于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如果政策是比较合理的，而且重视教育，特别是有效的教育，就可以带来人力资本的提升，这时候劳动生产率就会上升，收入也在提高。由于开始时劳动力几乎无限供给的，所以工资的增长并不是很快。这个时期资本收益很高，资本积累非常快。伴随这个过程的是，资本质量得到提升，经济向价值链更高端跃升，工资在上涨，然后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人民生活不断改善。当然这个过程是转型过程，也是各方面矛盾交织的过程。成功地经过这样一个过程，就可以脱离停滞陷阱，否则就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在我国比较不利的是，这一过程的时间比较短。如果说过去没有学苏联鼓励生育，然后又不得不实施计划生育，那么这个过程会是逐步的。所以现实情况使我们更要有紧迫感。

不滑入陷阱需要什么条件呢？要有好的政策，包括人力资本提升的政策；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产权保护；要素流动和交易，特别是土地；开放的经济环境。拉美为什么出问题，第一是不开放，第二是劳动力市场逐步僵化，还有民粹主义。东南亚的问题和拉美不太一样，他们还有另外的问题，如法治化比较差。

在这个过程中，有一条铁律，就是在正常情况下，工资的增长一定要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我们说的八十年代开始的那一阶段不是一个正常情况，那是一个人为压抑工资成本后的真实化的过程。还有一个一般规律：政府收入占比，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宏观税负，要逐步提高，提供再分配。在这些环节中的任何一个环节出错，都会滑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且这些环节往往是综合的，容易表现为民粹主义，社会浮躁，法治缺失，腐败盛行，最后出现陷阱。

对中国来说，还没有这么悲观。我们已经创造了一些条件，比如开放，我们一直是开放的。我们是开放的受益者，是加入WTO的受益者。我们自己和国际的分析都认为，WTO最大的受益者是中国，而且我们是全方位的逐步开放。我们的财政能力应该说还是比较强的，而且总体来说是比较谨慎的，劳动力的流动性和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在下降，但并不是很严重，比如我们并没有像欧洲和拉美那样搞行业集体谈判和区域集体谈判。一个企业内部应该推行企业职工和雇主的集体谈判，但是绝不能搞行业集体谈判和区域集体谈判。金融危机后南欧国家推行劳动力市场改革时，第一项措施就是终止区域集体谈判和行业集体谈判。拉美行业集体谈判带来的问题也很大。巴西各行业都推行，工资过快上涨，然后是通货膨胀，结果是普通贷款利率、债券利率高达20%，对经济增长带来严重影响。我在中投公司时，去巴西访问，正赶上巴西银行业工资集体谈判，银行业工会一带动，不管是有效益的银行还是没效益的银行都涨工资。这种情况下，谁敢去投资。

但是，我为什么又觉得不乐观呢？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些问题，也就是劳动力和土地为代表的要素流动性、产权保护、对外开放等等，在其他国家可能有二十年的演化过程，但是由于我们未富先老，只有五到十年的调整期。

在三期叠加中，换档期是客观的，即使其他条件不变，只是人口结构变化，经济增速就必须换挡。消化期的高杠杆率、全要素生产率下降、产能过剩，也是客观的。如果我们不做出很有作为的一些调整，落入停滞陷阱的可能性是很大。

四、保持中高速增长，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途径

要想保持中高速增长，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有什么样的途径呢？特别是，留给我们的时间并不多。途径就是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确定了大量十分具体的改革任务，最具决定性的任务都要在2020年完成。落实两次全会确定的任务，我们就能越过中等收入陷阱。从经济学上说，所谓改革，就是校正扭曲，使潜在的生产力释放出来。第一个最大的潜力在于释放农业人口。2014年，我们的城镇化率是54.8%，比我们相近发展水平的国家低10个百分点；而且其中按户籍人口算城镇化率为35.9%，其他是所谓的常住非户籍人口。我们必须要劳动力人口的增长，才有增长的基础。那怎么释放人口呢？一个是改革农业，2014年，我国粮食生产1.2万亿斤，但各级财政大量补贴，是一种从种子到餐桌的全程补贴。补贴干预了资源配置。比如说，东北应该是漫山遍野大豆高粱，但是补贴后的玉米成本是6毛钱，国家再按八九毛钱收购，相当于再补贴，所以农民都改种玉米。但玉米市场价格人为抬高，玉米加工企业大量亏损，又在争取国家补贴，于是补贴变成指导资源配置。我们应该减少对价格的干预性补贴，可以对勉强耕作的农地退耕还林、还草、还湿等生态恢复的活动给予补贴，而对农业生产应回到承包制时的种什么、怎么种、怎么卖、怎么用由农民自己决策。现在的做法就是国家用所谓的经济杠杆直接配置资源，而不是市场配置资源，国家作为补充。怎么办呢？就是把价格放开，让农民根据比较效益自主决策。资源配置的结果，很可能是因粮食收益不高，出现耕地集中化经营，达到平均收益，分散的农户发展各类种养业，相对收益较高，农业合作组织获得发展，帮助农民连接市场。目前，经过大量补贴后，我国粮食价格仍高于国际市场，反映了我国的农业资源条件相对较差。价格放开之后，资源配置的结果，必然是粮食生产减少。其实不必过分担忧，适度进口就行了。例如，阿根廷关心的是中国人得买它的大豆，韩国人拍的纪录片《超级中国》，一上来就说阿根廷40%的耕地种的是大豆，主要卖给中国人。种大豆的收入比过去畜牧业收入高，阿根廷能回去吗？他们会卡着不给我们吗？如果我们不进口，这些国家马上会来交涉。我们保住了基本口粮，一些非关键品种如籼稻都可以适度进口。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是主流。特别是民选政府国家，如果卡住农产品出口，政府就要丢选票，就站不住。那么，如果发生严重紧张的国际局势呢？很好办，保留一年的库存周转，搞好种业，然后还草一耕，几个月就长出小麦，还湿一耕，几个月就长出水稻了。

放开价格，让市场配置资源，实际上是劳动力和土地资源的市场配置。按照三中全会确定的任务，农用土地的流转试点现在也已经开始了。还有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与国有土地在同样用途管制的情况下，同等入市，也在选一些地区做试点。这些全部推开后，几百亩上千亩的大户就有可能越来越多。当然在WTO“黄箱”约束之内，我们仍可以适当地对粮食提供补贴，但是不要全过程补贴，应该实行后补助。所谓后补助就是设定一些标准，比如按农药、化肥残留标准。因为施用农药、化肥越少，产量越低，适度补贴后还可以卖高价，让农户自己选择。

通过对上述方面的改革，我们可以释放出农业劳动力、合理利用农地、提高农业生产力，农民的收入也可以增长。第二是户籍改革。这也是市场配置资源的重大改革，而且公共服务资源应该随着人口的流动，特别是其中的教育，当然也包括卫生和医疗等。财政部和教育部合作，推行终身学籍制度，正在探索义务教育资源随着学籍流动。户籍制度改革现在已经开始了，但是不理想，2014年7月份户籍制度改革文件下发，到现在为止有14个省市出台了落实的方案，而人们最愿意落户的那些省份一个也没有。

第三，合理的城镇化。大量的研究表明，以大城市、特大城市为中心的城市带，包括周围的小城镇，才有就业机会，比如设计、物流、生活服务，以及围绕制造业的一些生产服务业就业。西部地区很可能围绕省会以及一两个重要城市，形成城市带。在这个过程中，就会出现农业人口转入非农部门，于是劳动生产率得到提高。我们必须打破阻碍劳动力流动的一些障碍。现在各地都对劳动力流动有限制。在1954年《宪法》中，我国劳动力人口是有自由迁徙权的。1958年的时候逆转了，因为全面进入计划经济，随后实行最严格的人口流动管制，直到1982年《宪法》重新修订，但当时仍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其后屡次修改《宪法》，劳动力充分流动这个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在宪法正文中都没有改入。目前相当多的地区规定必须有产权房才能够落户。这也是造成住房价租比畸高的重大扭曲。租房为什么不能落户口，在德国80%的人租房，并没有出现所谓的“大城市病”。劳动力向最能发挥其效能的领域和地域流动，是城镇化的应有之义。当然，可以有适度限制，主要是考虑公平性。有的国家的一些省州规定，要在当地交税达到一定时间，子女才能享受上省州立大学的优惠。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服务业和制造业有可能向价值链比较高的方向发展。实现这一条就需要解除管制，放开市场进入。现在国务院正在推简政放权。克强总理一直在讲，创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环境，已产生应有的效果，特别是在创造就业方面。在进一步解除管制的同时，政府也可以采取适当措施，支持引导企业向价值链高端发展。财政现在成立了一些基金，把过去直接面对企业的资金改造成“种子基金”，就是引导社会上的一些基金对企业创新投资，比政府自己做要强，而且还减少了腐败的机会。

当然，讲到城镇化有必要讲房地产税。我见过很多文章说地方主要靠土地财政，是看到土地基金年收支规模达到四、五万亿。实际上地方在土地上的净收入并不多。全国平均，土地拆迁补偿、安置及土地整理后的净收入约占毛收入的20%。问题主要在于地方不断依靠新增土地获得收入，造成了用地扭曲。今后农村建设用地在符合用途管制的情况下，同等条件入市，地方财政土地净收入还可能少一点，但是这并不是最重要的，我们不能总是靠土地增量来解决问题。我们可以看到，最近七八年，建设用地增加了70%多，常住人口增加了50%，人口密度是降低的。我们的城市不仅人口密度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更不要说OECD国家，而且交通还比人家拥挤。这就是用地扭曲的表现。今后应该有一个好的激励，而房地产税是一个好的激励。激励地方政府盘活存量，城市集约式发展。

第四，社会保险体系必须改革。社会养老保险必须改成国家直接管，才能形成劳动力自由流动。三中全会明确了要国家统筹，但是，必须要改目前的保险制度，因为这个制度负激励效应太大。不改成一个正激励的制度，也就是三中全会要求的多缴多得的制度，单纯提高统筹级次，就是灾难。社会保险要精算平衡，收缴、给付、投资收益以及替代率、给付年龄等等都是精算调整的因素。不然的话，我们也是过不去的，马上进入的快速老龄化更过不去。医疗保险问题也很多，但不再赘述。

上述这些改革都是三中全会中提出的重要任务，四中全会又提出了依法治国的180项改革。我们已经看到了改革正在推进，比如，在沈阳设立了最高法院的巡回法庭，管辖东三省，在深圳设了一个巡回法庭，管辖海南、广东、广西，全国至少还得设若干个个跨区域的巡回法庭，这是促进市场统一、公正的重大改革。巡回法庭属于中央事权，将由中央财政承担支出责任。中央财政的支出占比要提高，也是三中全会确定的。

总之，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确定下来的决定性任务，如果到2020年我们按时完成了，我认为是可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而且这几年非常非常关键。由于我国人口快速老龄化的因素，人家有二十年时间的变动，我们可能就只有十年要做那么多的事，才能够使我们的全要素生产率上去，走出停滞的陷阱。在这个过程中，除了推进改革外，还要处理好两大难题。第一个难题就是去杠杆化，不能再积累，但是又不能经济失速。在企业方面，现在股本市场比较好的时候，应该大力发展股本性融资，比如私募基金、风险投资。资本加大了，债务率就下来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失速和规范有时候是冲突的。改革是需要规范的，比如对地方存量债务的处理，要清理也要给出路。要置换债务缓释风险，转换方式，例如转成规范的PPP方式，从而在规范中增长。

另一个难题是社会稳定与改革力度之间，改革的进度和改革力度之间也要平衡。例如，2008年出台的《劳动合同法》是一部过分超前的法，可能超前50年。但修改它要取得共识是很难的。2011年出台的《社会保险法》，规定个人账户可以继承。保险是大数定律，互济原则。买了保险最后的结果是相当于同等年龄段的人，互相之间互济。说直白点，就是短寿补长寿。保险法却规定为储蓄了，而不是保险。那么长寿者怎么补呢？只好提高单位的缴费率，大多数人却认为这是对的。医疗保险应该是一辈子缴费，而在我国退休后是不缴费的，绝大多数实行基本医疗保险的国家是退休后还要缴费。美国比较特殊，是65岁开始缴医疗保险，缴到终老。在65岁之前是税收政策支持的商业保险。这些难题都是老龄化面对的问题，也是我们当前要解决的问题。

社会稳定与改革力度之间，改革的进度和改革力度之间这两个权衡，难度比20年前大多了。我认为，我们如果不采取措施，就有可能是5%左右的增长速度，但如果采取措施真正推行很好的改革，6.5%—7%是完全可行的，而且是实实在在，人民在当前和长远都受益的包容性的中高速增长。上述列举的改革措施，其实都是三中、四中全会规定的任务，有些已在推开，有的正在试点，有的处于积极准备阶段。我们要坚定地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文件规定的要求，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尽我们所能往前推，再难也要做到。现在正在开始研究“十三五”规划了，这些问题都摆在我们面前。不仅是指标，更大的是怎么落实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的任务。所谓途径，就一句话，按照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真这么做就对了。这样，我们就可以实现一个中高速的增长，而且成功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