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两高首次明确“集体研究”式渎职将追刑责
两高首次明确“集体研究”式渎职将追刑责
最高院对外公布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的有关情况。该司法解释首次明确了实施渎职行为并收受贿赂的应当数罪并罚。对于以“集体研究”形式实施渎职犯罪的行为，则首次明确应依法追究负有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
致1人以上死亡即可定罪
据最高院新闻发言人孙军工介绍，2011年，全国法院共审理渎职犯罪案件4611件，生效判决人数4828人，较2010年案件数量同比上升2.72%，生效判决人数同比上升12.23%；2012年1至11月，全国法院共审理渎职犯罪案件4928件，生效判决人数4426人。
随着渎职犯罪案件的不断增多，相关法律适用存在定罪量刑标准不明确等问题。《解释(一)》首次明确滥用职权罪和玩忽职守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对滥用职权和玩忽职守的定罪标准即“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作出了规定，即：造成死亡1人以上，或者重伤3人以上，或者轻伤9人以上，或者重伤2人、轻伤3人以上，或者重伤1人、轻伤6人以上的；造成经济损失30万元以上的；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其他致使公共财产、国家或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形。
渎职受贿并罪处罚
《解释(一)》对应当予以加重处罚的“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也做出规定：造成伤亡达到前款规定人数3倍以上的；造成经济损失150万元以上的；造成前款规定的损失后果，不报、迟报、谎报或者授意、致使、强令他人不报、迟报、谎报事故情况，致使损失后果持续、扩大或者抢救工作延误的；造成特别恶劣社会影响的；其他特别严重的情节。
《解释(一)》还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施渎职犯罪并收受贿赂，同时构成受贿罪的，除刑法另有规定外，以渎职犯罪和受贿罪数罪并罚。” “集体研究”不能成托辞
以往的渎职犯罪案件中，关于如何区分领导人员和执行人员的责任以及上级决定或者“集体研究”，能否追究违法决定人员的刑事责任有着不同的看法。对于多人特别是上下级共同实施的渎职犯罪，违法决定的负责人员往往以仅负有间接的领导责任为自己开脱罪责，或者以经集体研究为托辞推诿责任，实践当中有的只追究了具体执行人员的刑事责任。
为此，《解释(一)》首次明确，国家机关负责人员违法决定，或者指使、授意、强令其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或者以“集
体研究”形式实施渎职犯罪，应依法追究负有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而对于具体执行人员，可视具体情节决定是否追究刑事责任或者从轻处罚。
严惩食品药品渎职犯罪
据介绍，刑法规定追诉期限自“犯罪之日”起计算，而渎职犯罪的危害结果通常滞后，有的甚至在渎职行为实施多年之后才呈现出来。实践中，往往因为渎职行为的危害结果尚未发生，因而难以追究刑事责任。而等到危害结果发生或呈现出来后，又可能因渎职行为已过追诉期限不能追究刑事责任。为此，《解释(一)》明确规定，以危害结果为条件的渎职犯罪的追诉期限，从危害结果发生之日起计算。
此外，《解释(一)》还规定，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致使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有毒有害食品、假药、劣药等流入社会，对人民群众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应当依照渎职罪的规定从严惩处。
晨报记者 颜斐
第二篇：鄂“首虎”“集体研究”式渎职
鄂“首虎”“集体研究”式渎职
现羁押于秦城监狱的湖北省政协原副主席陈柏槐，在春去秋来中翘首等待二审消息。
此前2015年4月17日，因滥用职权和受贿283万余元，65岁的陈柏槐被福州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7年。陈柏槐提起上诉。
《财经》记者获悉，在滥用职权上，法院一审认定，陈柏槐在担任湖北省农业厅党组书记、厅长期间，以厅党组会议、厅长办公会议集体研究为形式，提议、主导、决定将国家划拨的畜牧科研用地489亩，非法转让给深圳泰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国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用于经营性开发，给国家造成经济损失6.106亿元。
这是“集体研究”式渎职明确入罪后的典型案例之一。2013年1月，“两高”发布司法解释，首次明确对“集体研究”式渎职犯罪将依法追究负有责任人员的刑责。
以“集体研究”为名实施渎职犯罪，如何区分责任是以往司法实践中的争议难题。尤其是在土地资源、生态环境等领域，存在行政主管部门或地方党政部门集体研究违法决定的渎职现象。案发后，涉事人员则拿出“集体研究”做挡箭牌。此种渎职一旦发生，其影响也将深远。陈柏槐案引发的连锁反应至今未消弭。
转让489亩科研用地
1950年出生的陈柏槐系武汉当地人，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旅游学院区域经济学专业。
陈柏槐1971年参加工作时，是一名普通的农业技术员。他在湖北的农业系统摸爬滚打了30余年，仕途稳步推升，直至成为农业厅党组书记、厅长。
2009年，陈柏槐当选湖北省政协第十届委员会副主席，官至副部。
2013年11月19日，因涉嫌违法违纪，陈柏槐接受组织调查。2015年4月17日，福州市中院一审以滥用职权罪和受贿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7年。
陈柏槐是十八大后落马的湖北“首虎”，案发的主要祸因系对下属单位489亩土地的非法转让。其中402亩的一宗地块位于武汉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南邻湖北省畜禽育种中心（下称育种中心）。
该土地的原使用权人即育种中心，是湖北省农业厅下属事业单位。土地的用途原为畜牧科研，本属于国有划拨地。如今，此处已是深圳泰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深圳泰然）在武汉打造的人文水岸风情小镇――泰然南湖玫瑰湾项目。因滥用职权和受贿283万余元，65岁的陈柏槐被福州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7年。
早在2004年，湖北省农业厅开始谋划将这宗地块进行商业开发。此时，陈柏槐刚刚履职农业厅长一年左右。《财经》记者获得的司法文书显示，当年1月，陈柏槐召开党组会议，讨论育种中心土地开发问题，提议与房地产企业合作开发，获取的经济收益用以弥补农业厅烂尾楼盘活和育种中心搬迁资金不足。
党组会议通过后，同年6月，湖北省农业厅成立了南湖开发办和南湖开发领导小组。南湖开发办的职责是研究南湖开发总体计划、洽谈和协调南湖开发重点项目等。
得知此消息后，2004年12月，陈柏槐的老朋友胡爱民带着深圳泰然的负责人来到武汉，与陈柏槐等人商谈合作开发事宜。胡爱民曾在湖北省政府任职，与陈关系不错。
因所需资金量庞大，湖北省农业厅最终决定用商业运作的方式盘活南湖地块，解决资金问题。时任农业厅副厅长梅祖恩供述称，此系陈柏槐提议。
经胡爱民牵线搭桥，2004年12月，陈柏槐、梅祖恩等代表湖北省农业厅与深圳泰然时任董事长马新建、副总经理李海强等人商谈，双方同意买断育种中心100亩土地、合作开发300亩土地（后经实测共计402亩）。前100亩以每亩63.8万元的价格转让，后300亩合作开发的收益按3∶7比例分配收益。
随后，南湖开发办草拟了转让100亩土地的协议书和合作开发300亩土地的意向协议书文本，陈柏槐阅后提示提交厅长办公会议研究。
2004年12月底，陈柏槐先后主持厅长办公会议和厅党组会议，同意并授权育种中心与深圳泰然签订协议。2005年1月陈在报送的育种中心对400亩土地进行经营性开发请示和协议书上签批同意。
协议载明，育种中心需配合深圳泰然的控股企业武汉泰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武汉泰然）通过挂牌交易的方式获取土地使用权，且无需支付竞买成交价50%的土地出让补偿金。违规挂牌交易
改变国有土地使用性质手续非常复杂，需要经过一系列“运作”。
育种中心首先向湖北省政府提出书面请示，内容为：将育种中心400亩土地与开发商合作，由开发商预付资金用于省畜牧科研生产基地搬迁，土地挂牌由东湖区国土分局办理等。
其实，育种中心的请示未提及已经与深圳泰然签订协议的事实。九年后，陈柏槐因涉嫌渎职案发落马，省政府办公厅当年的时任负责人认为，未经省政府、省财政厅批准，擅自与开发商签订土地卖断和开发协议是一种违法行为。
陈柏槐在被查后供述称，请示时未报告签订协议的事情，是为了避免让省政府知道农业厅“先斩后奏”。他曾在省政府工作，“懂得这些程序，看到当时大家都这样做，也存在侥幸心理，认为这是农业厅自己的事情”。
收到请示后，湖北省政府要求省国土资源厅提出意见。后者复函称，因涉及改变原批准土地用途，应按照有关规划，经依法批准改变原用途后，方可进行商业开发，其土地使用权需进入土地市场公开交易。
上述意见后转回湖北省农业厅，同时湖北省农业厅发给武汉市国土局的商请函也得到了类似答复。
随后，经陈柏槐签发，农业厅向时任刘姓副省长呈送报告，请示育种中心基地搬迁问题。刘批示给时任湖北省国土厅，“同武汉市规划局协商”。后批示转给武汉市规划局。
案发后，刘向侦查人员解释称，因涉及规划，他才批示给省国土资源厅，批示的意思是：能办就按政策、程序办;如果不能办就不办。育种中心处置土地资产问题，并不是其分管事项，应呈请其他有关领导批示。
依据相关规定，确需改变土地用途和土地使用权，应经有关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同意，报原批准用地的人民政府批准。在城市规划区内改变土地用途的，报批前，应当先经有关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同意。持批准文件方可依法进行变更登记。
目前，并不清楚这宗400余亩地块的土地用途何时、由谁批准最终变更用途。司法材料仅称，后经湖北省农业厅和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协调，武汉市国土资源管理局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分局（下称东湖国土分局）对该宗土地挂牌公告转让。
查询2005年7月公开的挂牌公告可知，公告中已经显示土地用途为住宅。
育种中心在当年的挂牌文件中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竞得人须帮助完成四个国家重点畜牧科研生产基地项目的搬迁重建，并安排育种中心150名职工就业。深圳泰然时任董事长马新建后来作证称，上述条件由深圳泰然与南湖开发办共同商议，目的是排挤其他竞争对手。
司法文书显示，其间的一个插曲是，武汉一家企业想参与此项目，但认为条件苛刻而提出质疑。陈柏槐等人得知后，请人劝这家公司退出竞争。
当年8月，武汉泰然以3.6229亿元的底价如愿顺利摘牌，后向国土部门缴纳土地出让金1.81亿余元。按照规定，武汉泰然还应支付1.81亿余元的出让补偿金给育种中心，但武汉泰然实际支付了6380万元。而育种中心出具虚假证明称已收到1.81亿余元，以帮助武汉泰然尽快办理土地使用权证。
一年后，湖北省财政厅获知育种中心转让国有土地后，向湖北省政府反映此事未按规定报请财政厅审批。湖北省政府批示农业厅整改。对此，陈柏槐要求农业厅相关部门研究“应对之策”，但实际上并未实质性整改。
另外，育种中心还有240亩存量剩余土地。2007年，陈柏槐又介绍朋友段昕与南湖开发办商议，约定以每亩83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湖北国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至2011年，该公司以挂牌底价获得86.47亩土地的使用权。操作模式与前述地块类似。“集体研究”的追责界定
案发后，国土部门认定涉案土地挂牌交易违规，共给国家造成经济损失6.106亿元。其中，武汉泰然获得的涉案土地经评估价为10.65亿余元，仅此就造成国家损失5.42亿余元。
与滥用职权伴随的多有受贿行为。司法文书称，陈柏槐为深圳泰然取得国有划拨土地和合作开发南湖玫瑰湾等事项提供帮助，2005年7月至2008年底，陈柏槐先后收受深圳泰然时任负责人马新建等人给予的70万元。另外，2003年至2013年间，陈柏槐利用湖北省农业厅党组书记、厅长，湖北省政协副主席等职务便利，为武汉佳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单位和个人提供帮助，收受财物213万余元。
此案庭审时，陈柏槐否认指控，并称其在侦查阶段作的供述受到了“逼供、诱供”，请求宣告无罪，因此被称为十八大后首个拒不认罪的落马官员。
陈柏槐辩称，育种中心土地转让的事情系经湖北省农业厅党组会议集体研究决定，还召开厅长办公会议进行“公决”，由全体参会人员签字表示同意，不应由他个人负责。
福州市中院审理认定，湖北省农业厅未经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批复同意育种中心将国家划拨的畜牧科研用地用于经营性开发，且农业厅未经审批即批复同意转让国有资产，违规转让协议自始至终未经有关部门批准，虽然涉案土地后经挂牌交易，但交易过程明显违规。
在违法转让土地中，陈柏槐起了提议、主导和决定性作用。“虽然经过集体研究，但作为党组书记、厅长、集体会议的主持人，陈柏槐对违法决定造成的后果负有主要和直接的责任。”
对于“集体研究”式的渎职犯罪，如何追究违法决定人员的刑事责任？这曾是司法实践中存在的突出难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陈柏槐被捕的前一年，“两高”专门对此发布司法解释。
最高法院发言人孙军工称，对于多人特别是上下级共同实施或者集体研究实施的渎职犯罪，违法决定的负责人员往往以经集体研究为托辞推卸责任，此前的实践当中有的只追究了具体执行人员的刑事责任。“这种‘抓小放大’的现象违背了问责机制的基本要求，既不公平，也不利于预防和惩处犯罪。”
最高法院刑二庭庭长裴显鼎认为，当前在土地资源、生态环境等领域，存在行政主管部门甚至地方一级党政部门集体研究违法决定的渎职现象，出现危害结果后涉事人员往往以经集体研究为由推卸责任。一些负责人还刻意假借集体研究掩饰其个人意志。
因此，为明确刑事责任主体，对以“集体研究”形式实施的渎职犯罪，应依法追究负有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而对于具体执行人员，可视具体情节决定是否追究刑责或者从轻处罚。
另据《财经》记者梳理的资料显示，自十八大后至2015年1月23日期间，落马的631名主要官员（相关报道见《财经》2015年第8期封面报道“反腐‘砍树救林’”），目前查办的渎职犯罪已赶超贪污类案件。
在已公开的案件中，湖南省张家界市政府原秘书长白开文，也被指涉嫌利用集体研究的方式，违法决定职权之外的事务，同意开发区内企业产业项目违法用地，被国土部门罚款167万余元，致使公共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涉嫌滥用职权罪。另外，白开文同被指控涉嫌受贿。可见，“集体研究”形式掩盖下的渎职类犯罪，往往与贪贿犯罪交织在一起，是值得当前重视的一类犯罪。
一审宣判后，陈柏槐不服提出上诉，目前未有二审消息。北京市中同律师事务所律师王玉森担任陈的二审辩护人，他认为，一审认定陈柏槐通过集体研究形式，违反规定非法转让涉案土地的事实是错误的，陈及湖北农业厅都并未逾越国土管理部门对国有划拨土地的管理权，湖北省农业厅只是育种中心层层上报中的一个环节，最终收回国有土地、进行出让并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是国土部门。
另据悉，时任湖北省农业厅副厅长后出任湖北省政协常委的梅祖恩、南湖开发负责人张思华、育种中心法定代表人马健红也因此落马，并被另案处理。
陈柏槐案的影响不止于此。武汉市国土部门出具的证明称，涉案土地交易违法，武汉泰然公司违法取得的土地使用权证具有法定注销的情形，应依法予以注销。但泰然南湖玫瑰湾项目首期2007年底开盘，后期项目陆续报建开盘，楼盘大部分已经向市场销售。
购买尾盘的业主因此受到了影响。购房者马丽（化名）去年初购买了玫瑰湾二期Ⅱ区的房子一套，她说，“当时置业顾问说年底就能交房，但购房合同的日期写今年6月底，我们看房时也看到房子整体已经建好，只剩楼道装修、电梯施工，因此相信能在去年底交房。”
但到了合同约定的2015年6月底并未交房，8月初马丽才拿到房子的钥匙。《财经》记者看到了一份武汉泰然于8月7日发出的延期赔付说明，说明称，泰然南湖玫瑰湾二期Ⅱ区8号、9号楼，“因受到某案件影响，未能如期”，现已取得竣工备案相关文件，将依照合同约定赔付。玫瑰湾二期Ⅱ区8号、9号楼共约200余户。
购房合同还约定，应在交房之日起365天内，出卖人应主动办理商品房产权登记手续。马丽等人能否如期拿到房产证？目前而言，未有定数。
第三篇：鄂“首虎”“集体研究”式渎职
鄂“首虎”“集体研究”式渎职
鄂“首虎”“集体研究”式渎职
本文来源于《财经》杂志 2015-08-17 17:43:22 虽然经集体研究，但作为党组书记、厅长、集体会议主持人的陈柏槐负有主要和直接的责任 《财经》记者 王丽娜
现羁押于秦城监狱的湖北省政协原副主席陈柏槐，在春去秋来中翘首等待二审消息。
此前2015年4月17日，因滥用职权和受贿283万余元，65岁的陈柏槐被福州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7年。陈柏槐提起上诉。
《财经》记者获悉，在滥用职权上，法院一审认定，陈柏槐在担任湖北省农业厅党组书记、厅长期间，以厅党组会议、厅长办公会议集体研究为形式，提议、主导、决定将国家划拨的畜牧科研用地489亩，非法转让给深圳泰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国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用于经营性开发，给国家造成经济损失6.106亿元。
这是“集体研究”式渎职明确入罪后的典型案例之一。2013年1月，“两高”发布司法解释，首次明确对“集体研究”式渎职犯罪将依法追究负有责任人员的刑责。以“集体研究”为名实施渎职犯罪，如何区分责任是以往司法实践中的争议难题。尤其是在土地资源、生态环境等领域，存在行政主管部门或地方党政部门集体研究违法决定的渎职现象。案发后，涉事人员则拿出“集体研究”做挡箭牌。此种渎职一旦发生，其影响也将深远。陈柏槐案引发的连锁反应至今未消弭。转让489亩科研用地
1950年出生的陈柏槐系武汉当地人，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旅游学院区域经济学专业。
陈柏槐1971年参加工作时，是一名普通的农业技术员。他在湖北的农业系统摸爬滚打了30余年，仕途稳步推升，直至成为农业厅党组书记、厅长。
2009年，陈柏槐当选湖北省政协第十届委员会副主席，官至副部。
2013年11月19日，因涉嫌违法违纪，陈柏槐接受组织调查。2015年4月17日，福州市中院一审以滥用职权罪和受贿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7年。
陈柏槐是十八大后落马的湖北“首虎”，案发的主要祸因系对下属单位489亩土地的非法转让。其中402亩的一宗地块位于武汉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南邻湖北省畜禽育种中心（下称育种中心）。
该土地的原使用权人即育种中心，是湖北省农业厅下属事业单位。土地的用途原为畜牧科研，本属于国有划拨地。如今，此处已是深圳泰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深圳泰然）在武汉打造的人文水岸风情小镇——泰然南湖玫瑰湾项目。早在2004年，湖北省农业厅开始谋划将这宗地块进行商业开发。此时，陈柏槐刚刚履职农业厅长一年左右。《财经》记者获得的司法文书显示，当年1月，陈柏槐召开党组会议，讨论育种中心土地开发问题，提议与房地产企业合作开发，获取的经济收益用以弥补农业厅烂尾楼盘活和育种中心搬迁资金不足。
党组会议通过后，同年6月，湖北省农业厅成立了南湖开发办和南湖开发领导小组。南湖开发办的职责是研究南湖开发总体计划、洽谈和协调南湖开发重点项目等。
得知此消息后，2004年12月，陈柏槐的老朋友胡爱民带着深圳泰然的负责人来到武汉，与陈柏槐等人商谈合作开发事宜。胡爱民曾在湖北省政府任职，与陈关系不错。因所需资金量庞大，湖北省农业厅最终决定用商业运作的方式盘活南湖地块，解决资金问题。时任农业厅副厅长梅祖恩供述称，此系陈柏槐提议。
经胡爱民牵线搭桥，2004年12月，陈柏槐、梅祖恩等代表湖北省农业厅与深圳泰然时任董事长马新建、副总经理李海强等人商谈，双方同意买断育种中心100亩土地、合作开发300亩土地（后经实测共计402亩）。前100亩以每亩63.8万元的价格转让，后300亩合作开发的收益按3∶7比例分配收益。
随后，南湖开发办草拟了转让100亩土地的协议书和合作开发300亩土地的意向协议书文本，陈柏槐阅后提示提交厅长办公会议研究。
2004年12月底，陈柏槐先后主持厅长办公会议和厅党组会议，同意并授权育种中心与深圳泰然签订协议。2005年1月陈在报送的育种中心对400亩土地进行经营性开发请示和协议书上签批同意。
协议载明，育种中心需配合深圳泰然的控股企业武汉泰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武汉泰然）通过挂牌交易的方式获取土地使用权，且无需支付竞买成交价50％的土地出让补偿金。
违规挂牌交易
改变国有土地使用性质手续非常复杂，需要经过一系列“运作”。
育种中心首先向湖北省政府提出书面请示，内容为：将育种中心400亩土地与开发商合作，由开发商预付资金用于省畜牧科研生产基地搬迁，土地挂牌由东湖区国土分局办理等。其实，育种中心的请示未提及已经与深圳泰然签订协议的事实。九年后，陈柏槐因涉嫌渎职案发落马，省政府办公厅当年的时任负责人认为，未经省政府、省财政厅批准，擅自与开发商签订土地卖断和开发协议是一种违法行为。陈柏槐在被查后供述称，请示时未报告签订协议的事情，是为了避免让省政府知道农业厅“先斩后奏”。他曾在省政府工作，“懂得这些程序，看到当时大家都这样做，也存在侥幸心理，认为这是农业厅自己的事情”。
收到请示后，湖北省政府要求省国土资源厅提出意见。后者复函称，因涉及改变原批准土地用途，应按照有关规划，经依法批准改变原用途后，方可进行商业开发，其土地使用权需进入土地市场公开交易。
上述意见后转回湖北省农业厅，同时湖北省农业厅发给武汉市国土局的商请函也得到了类似答复。
随后，经陈柏槐签发，农业厅向时任刘姓副省长呈送报告，请示育种中心基地搬迁问题。刘批示给时任湖北省国土厅，“同武汉市规划局协商”。后批示转给武汉市规划局。案发后，刘向侦查人员解释称，因涉及规划，他才批示给省国土资源厅，批示的意思是：能办就按政策、程序办；如果不能办就不办。育种中心处置土地资产问题，并不是其分管事项，应呈请其他有关领导批示。
依据相关规定，确需改变土地用途和土地使用权，应经有关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同意，报原批准用地的人民政府批准。在城市规划区内改变土地用途的，报批前，应当先经有关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同意。持批准文件方可依法进行变更登记。
目前，并不清楚这宗400余亩地块的土地用途何时、由谁批准最终变更用途。司法材料仅称，后经湖北省农业厅和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协调，武汉市国土资源管理局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分局（下称东湖国土分局）对该宗土地挂牌公告转让。
查询2005年7月公开的挂牌公告可知，公告中已经显示土地用途为住宅。
育种中心在当年的挂牌文件中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竞得人须帮助完成四个国家重点畜牧科研生产基地项目的搬迁重建，并安排育种中心150名职工就业。深圳泰然时任董事长马新建后来作证称，上述条件由深圳泰然与南湖开发办共同商议，目的是排挤其他竞争对手。
司法文书显示，其间的一个插曲是，武汉一家企业想参与此项目，但认为条件苛刻而提出质疑。陈柏槐等人得知后，请人劝这家公司退出竞争。
当年8月，武汉泰然以3.6229亿元的底价如愿顺利摘牌，后向国土部门缴纳土地出让金1.81亿余元。按照规定，武汉泰然还应支付1.81亿余元的出让补偿金给育种中心，但武汉泰然实际支付了6380万元。而育种中心出具虚假证明称已收到1.81亿余元，以帮助武汉泰然尽快办理土地使用权证。一年后，湖北省财政厅获知育种中心转让国有土地后，向湖北省政府反映此事未按规定报请财政厅审批。湖北省政府批示农业厅整改。对此，陈柏槐要求农业厅相关部门研究“应对之策”，但实际上并未实质性整改。
另外，育种中心还有240亩存量剩余土地。2007年，陈柏槐又介绍朋友段昕与南湖开发办商议，约定以每亩83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湖北国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至2011年，该公司以挂牌底价获得86.47亩土地的使用权。操作模式与前述地块类似。
“集体研究”的追责界定
案发后，国土部门认定涉案土地挂牌交易违规，共给国家造成经济损失6.106亿元。其中，武汉泰然获得的涉案土地经评估价为10.65亿余元，仅此就造成国家损失5.42亿余元。与滥用职权伴随的多有受贿行为。司法文书称，陈柏槐为深圳泰然取得国有划拨土地和合作开发南湖玫瑰湾等事项提供帮助，2005年7月至2008年底，陈柏槐先后收受深圳泰然时任负责人马新建等人给予的70万元。另外，2003年至2013年间，陈柏槐利用湖北省农业厅党组书记、厅长，湖北省政协副主席等职务便利，为武汉佳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单位和个人提供帮助，收受财物213万余元。
此案庭审时，陈柏槐否认指控，并称其在侦查阶段作的供述受到了“逼供、诱供”，请求宣告无罪，因此被称为十八大后首个拒不认罪的落马官员。陈柏槐辩称，育种中心土地转让的事情系经湖北省农业厅党组会议集体研究决定，还召开厅长办公会议进行“公决”，由全体参会人员签字表示同意，不应由他个人负责。福州市中院审理认定，湖北省农业厅未经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批复同意育种中心将国家划拨的畜牧科研用地用于经营性开发，且农业厅未经审批即批复同意转让国有资产，违规转让协议自始至终未经有关部门批准，虽然涉案土地后经挂牌交易，但交易过程明显违规。
在违法转让土地中，陈柏槐起了提议、主导和决定性作用。“虽然经过集体研究，但作为党组书记、厅长、集体会议的主持人，陈柏槐对违法决定造成的后果负有主要和直接的责任。”
对于“集体研究”式的渎职犯罪，如何追究违法决定人员的刑事责任？这曾是司法实践中存在的突出难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陈柏槐被捕的前一年，“两高”专门对此发布司法解释。
最高法院发言人孙军工称，对于多人特别是上下级共同实施或者集体研究实施的渎职犯罪，违法决定的负责人员往往以经集体研究为托辞推卸责任，此前的实践当中有的只追究了具体执行人员的刑事责任。“这种‘抓小放大’的现象违背了问责机制的基本要求，既不公平，也不利于预防和惩处犯罪。” 最高法院刑二庭庭长裴显鼎认为，当前在土地资源、生态环境等领域，存在行政主管部门甚至地方一级党政部门集体研究违法决定的渎职现象，出现危害结果后涉事人员往往以经集体研究为由推卸责任。一些负责人还刻意假借集体研究掩饰其个人意志。
因此，为明确刑事责任主体，对以“集体研究”形式实施的渎职犯罪，应依法追究负有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而对于具体执行人员，可视具体情节决定是否追究刑责或者从轻处罚。
另据《财经》记者梳理的资料显示，自十八大后至2015年1月23日期间，落马的631名主要官员（相关报道见《财经》2015年第8期封面报道“反腐‘砍树救林’”），目前查办的渎职犯罪已赶超贪污类案件。
在已公开的案件中，湖南省张家界市政府原秘书长白开文，也被指涉嫌利用集体研究的方式，违法决定职权之外的事务，同意开发区内企业产业项目违法用地，被国土部门罚款167万余元，致使公共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涉嫌滥用职权罪。另外，白开文同被指控涉嫌受贿。可见，“集体研究”形式掩盖下的渎职类犯罪，往往与贪贿犯罪交织在一起，是值得当前重视的一类犯罪。
一审宣判后，陈柏槐不服提出上诉，目前未有二审消息。北京市中同律师事务所律师王玉森担任陈的二审辩护人，他认为，一审认定陈柏槐通过集体研究形式，违反规定非法转让涉案土地的事实是错误的，陈及湖北农业厅都并未逾越国土管理部门对国有划拨土地的管理权，湖北省农业厅只是育种中心层层上报中的一个环节，最终收回国有土地、进行出让并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是国土部门。
另据悉，时任湖北省农业厅副厅长后出任湖北省政协常委的梅祖恩、南湖开发负责人张思华、育种中心法定代表人马健红也因此落马，并被另案处理。
陈柏槐案的影响不止于此。武汉市国土部门出具的证明称，涉案土地交易违法，武汉泰然公司违法取得的土地使用权证具有法定注销的情形，应依法予以注销。但泰然南湖玫瑰湾项目首期2007年底开盘，后期项目陆续报建开盘，楼盘大部分已经向市场销售。
购买尾盘的业主因此受到了影响。购房者马丽（化名）去年初购买了玫瑰湾二期Ⅱ区的房子一套，她说，“当时置业顾问说年底就能交房，但购房合同的日期写今年6月底，我们看房时也看到房子整体已经建好，只剩楼道装修、电梯施工，因此相信能在去年底交房。”
但到了合同约定的2015年6月底并未交房，8月初马丽才拿到房子的钥匙。《财经》记者看到了一份武汉泰然于8月7日发出的延期赔付说明，说明称，泰然南湖玫瑰湾二期Ⅱ区8号、9号楼，“因受到某案件影响，未能如期”，现已取得竣工备案相关文件，将依照合同约定赔付。玫瑰湾二期Ⅱ区8号、9号楼共约200余户。
购房合同还约定，应在交房之日起365天内，出卖人应主动办理商品房产权登记手续。马丽等人能否如期拿到房产证？目前而言，未有定数。
【作者：《财经》记者 王丽娜】
(编辑：yanqi)
第四篇：两高首次明确地沟油及瘦肉精等定罪标准
两高首次明确地沟油及瘦肉精等定罪标准
2013-05-04 05:20:30 | 来源： 新京报 | 编辑：杨玉国 | 入论坛>>
发表评论
进
昨日，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新闻发布会在京举行。新华社记者 陈建力 摄
昨日，最高人民法院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法释》)。《法释》共计22条，首次明确界定了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定罪量刑标准。《法释》还对使用“地沟油”等加工食品，对“瘦肉精”等非法销售，细化了定罪量刑。
最高院要求，《法释》中涉案的犯罪分子符合缓刑适用条件的，可以适用缓刑，但应禁止其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食品生产、销售及相关活动。
《法释》共计22条，主要规定了十一个方面的问题。
明确食品安全犯罪量刑标准
《法释》第一条至第七条首次对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定罪量刑情节认定标准，作出具体规定。
针对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中“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这一构成犯罪的要件难以认定的问题，《法释》第一条采取列举方式，将实践中具有高度危险的典型情形类型化：(一)含有严重超出标准限量的致病性微生物、农药残留、兽药残留、重金属、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的；(二)属于病死、死因不明或者检验检疫不合格的畜、禽、兽、水产动物及其肉类、肉类制品的；(三)属于国家为防控疾病等特殊需要明令禁止生产、销售的；(四)婴幼儿食品中生长发育所需营养成分严重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五)其他情形。
【解读】《法释》规定，只要具有上述情形之一的，即可认定为足以造成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的危险。针对以往司法实践中仅从轻伤、重伤的角度对“人身危害后果”这一加重结果要件进行理解和认定存在的局限性，《法释》从伤害、残疾程度以及器官组织损伤导致的功能障碍等方面规定了多重认定标准。
【相关罚则】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男性保健食品添“伟哥”将获罪
《法释》从严惩处食品滥用添加行为。第八条首次明确了相关法律适用标准。一是针对现实中大量存在的添加行为，将刑法规定的“生产、销售”细化为“加工、销售、运输、贮存”等环节；二是针对食用农产品种植、养殖中的滥用添加问题，明确刑法规定“食品”包括食用农产品。
《法释》严厉打击食品非法添加行为。第九条首次从三方面明确了法律适用标准问题：一是针对实践中存在的使用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加工食品行为，如利用“地沟油”加工食用油等，明确此类“反向添加”行为同样属于刑法规定的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二是明确国家禁用物质即属有毒、有害物质，凡是添加均应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定罪处罚；三是因当前保健食品中非法添加禁用药物易发多发，如在减肥保健食品中添加副作用严重的“西布曲明”等，在男性保健食品中添加“伟哥”等，规定对此类行为应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定罪处罚。
【相关罚则】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或者销售明知掺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致人死亡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非法售瘦肉精等可判5年以上
《法释》规定，非法生产、销售禁止用作食品添加的原料、农药、兽药、饲料等物质，在食品原料、饲料等生产、销售过程中添加禁用物质，以及直接向他人提供禁止在饲料、动物饮用水中添加的有毒有害物质的行为，如非法生产、销售“三聚氰胺蛋白粉”、“工业明胶”、“瘦肉精”及含有“瘦肉精”的饲料等，存在严重的食品安全危险，应依法予以严惩。基于这类行为属于违反国家规定的非法经营行为，《法释》第十一条明确规定应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鉴于这类行为还有可能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生产、销售伪劣农药、兽药罪等《法释》明确，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应当依照处罚较重的犯罪定罪处罚。
【相关罚则】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虚假宣传可属共犯
《法释》第十四条首次明确，明知他人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有毒、有害食品，提供资金、许可证件、经营场所、运输、贮存、网络销售渠道、生产技术等各种帮助或者便利条件的，应当以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或者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共犯论处。
《法释》第十五条首次明确规定，即便广告经营者、发布者不知道广告中的食品系不符合安全标准或者有毒、有害食品，依法不构成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共犯，但明知广告内容虚假而作虚假宣传，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二条的规定以虚假广告罪定罪处罚。
【相关罚则】刑法第二百二十二条规定，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违反国家规定，利用广告对商品或者服务作虚假宣传，情节严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监管渎职最高判十年
《法释》第十六条对食品监管渎职犯罪各罪名的适用以及共犯的处理提出了明确意见：一是在《刑法修正案(八)》增设食品监管渎职罪后，食品监管渎职行为应以食品监管渎职罪定罪处罚，不再适用法定刑较轻的滥用职权罪或者玩忽职守罪处理；二是同时构成食品监管渎职罪和商检徇私舞弊罪、动植物检疫徇私舞弊罪、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放纵制售伪劣商品犯罪行为罪等其他渎职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三是不构成食品监管渎职罪，但构成商检徇私舞弊罪等其他渎职犯罪的，依照相关犯罪定罪处罚；四是负有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与他人共谋，利用其职务行为帮助他人实施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行为，同时构成渎职犯罪和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共犯的，依照处罚较重规定定罪处罚。
【相关罚则】刑法第四百零八条规定，负有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导致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严惩非法生猪屠宰
《法释》规定的其他问题：
依法惩治非法从事生猪屠宰、经营行为；
首次明确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行为的定罪处罚标准；
明确界定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竞合的处理原则；
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从严适用刑罚；
从严惩处单位犯罪。
■ 花絮
最高院发布会首次全媒体直播
昨日，最高人民法院的新闻发布会首次采用全媒体直播的方式向社会各界即时传递发布会信息。
记者在现场看到，在各大传统媒体出现发布会的同时，中央电视台对该发布会进行了现场直播，人民网和最高人民法院网通过网络对该发布会进行了图文直播。
在发布会上，最高院还分别邀请到人民日报、新华视点、央视新闻、中国之声、人民法院报、豫法阳光、浦江天平、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等微博博主进行微博即时播报。
最高院新闻发言人孙军工表示，当前媒体传播已经进入全媒体时代，在传统媒体参与发布会的基础上，最高院将继续尝试网络媒体、自媒体参与发布会报道，为公众即时传递最高院的最新信息。
2010年至2012年，全国法院共审结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卫生)标准的食品刑事案件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刑事案件1533件；生效判决人数2088人。
■ 追问
《法释》打击面是否过宽？
问：《法释》第一条规定，含有严重超出标准限量的致病性微生物、农药残留、兽药残留、重金属、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的，属于病死、死因不明或者检验检疫不合格的畜、禽、兽、水产动物及其肉类、肉类制品的，按照刑法，都将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在我国食品安全的现实状况下，该法条的打击面是否过宽，不利于我国食品行业的整体发展？
最高院刑二庭副庭长苗有水：这个规定在起草过程中也有专家提出过类似的担心。我们在制定过程中充分考虑了这一情况，在《法释》中作了限制。从质的方面，我们将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严格限制在具有高度危险性的产品上。《食品安全法》第28条规定了10种食品禁止生产、销售，《法释》里我们选出4类危险性较高的作以规定。
从量的方面看，我们对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进行了程度上的要求，比如第一条的第一项中规定的“严重超出标准限量”。有人会问，什么叫严重，能不能准确说超出标准限制的2倍或者3倍就叫严重？这个问题我们在起草过程中也进行了详细研究，发现食品安全领域中的很多专业问题是很复杂的。比如刚才提到的致病微生物、重金属等物质，它的标准限量是不一样的，危害性也不一样，如果一刀切的规定为三倍或五倍是超过标准限量是不科学的。所以这一点我们留给司法人员在实践中裁量。我们也担心司法实践中裁量的过程会出现新的问题，所以《法释》第21条在程序上进行了补充规定。“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或者严重食源性疾病”难以确定的，司法机关可以根据检验报告并结合专家意见等相关材料进行认定。
进口食品如何认定？
问：《法释》在食品安全案件方面提及的都是国内生产销售流通环节的犯罪行为，对于同类型的进口食品犯罪如何认定？
最高院刑二庭庭长裴显鼎：进口食品如果出现司法解释上的各类情形将同样按照该司法解释的相关条款进行惩处。不过从目前来看，进口食品的生产、销售环节多在国外，取证上存在一定困难。但如果我们的司法人员能够提取相关证据，将与国内同类情形犯罪，一视同仁。
相关立法是否滞后？
问：近年来虽然我国不断加大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打击力度，但是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时有发生。有观点认为是现行的法网还不够严密，立法上还存在一些缺陷。比如罪名滞后，量刑比较轻，在处罚上比较注重危害结果。
最高院发言人孙军工：我们出台这个《法释》，目的就是要把打击、惩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刑事法网编织得更严密。这样做的目的，从司法机关来讲，要把法律现行的规定，所有打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刑罚措施用足、用好。当然，当前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不断出现新的情况，犯罪手法、犯罪方式、危害后果不断出现新的变化，应对这个变化需要采取多种措施，其中可能需要采取进一步的立新法、修改现行法律。作为司法机关来讲，我们会在司法实践的过程中，在用好现行法律规定的各种刑罚措施的基础上，根据实际需要，如果有需要提出立法建议的，或者修改现行法律建议的，我们也会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授权范围内向立法机关提出相应的立法建议。
■ 声音
应规范食品鉴定资质
昨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通报称，在过去近十年间，该院共受理四起食品安全类犯罪的案件。据一中院负责调研课题的法官分析，这一现象说明，此前，食品安全类犯罪打击力度不够，入罪门槛过高。
昨日，《法释》的出台，则增强了相关案件司法实践的可操作性，上述状况将改观。
审判实践法院还呼吁，应该统一规范食品鉴定领域的鉴定资质。
北京一中院曾经审理过一起案例，当时北京食厚德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涉嫌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真空包装半成品烤鸭一案，涉案食品安全鉴定由北京市食品安全监控中心出具。但该中心系由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设置的监督检验机构，并未纳入北京地区《国家司法鉴定人和司法鉴定机构名册》中的鉴定机构。
严格意义上讲，未纳入《名册》中的鉴定机构及鉴定人出具的检验报告不应属于“鉴定意见”，然而当前实践中尚无对微生物进行检验的专门鉴定人及鉴定机构，因此法院最终也认可其证据效力。
据一中院负责调研课题的法官讲述，还有一些案例中会出现意见相左的鉴定意见。尤其是2011年《食品安全法》颁布后，食品安全检测实行分段管理，在食品生产、流通不同环节，各执法部门均有权管理，这势必造成对食品鉴定意见的判断更加困难。
对此，一中院建议统一规范食品鉴定领域的鉴定资质，并在司法审判中充分发挥专家辅助人的作用，辅助法官全面理解食品安全的认定标准。
点击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