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的职业道德

第一篇：记者的职业道德

新闻媒体是大众公器，它之所以成为现代民主社会中一种不容抹煞的存在，是因为民众的利益、历史的进步，都需要它忠诚不贰的服务。

消息和言论是媒体上最有价值、最不可或缺的新闻产品。仅仅从理论层面来考量，媒体上的消息应该是一种不带偏见的客观报道；而言论，则是反映具有各种偏见或利益集团的人，对新闻事件和公众关心的问题的评说。对言论，限于篇幅，本文不准备展开论述；今天只来说消息。事实上，一个记者，不论多么正派、怎样敬业，他用电脑键盘或摄像机镜头记录下来的消息，也是很难做到绝对客观的，记者的主观色彩，总会有意无意、或多或少地渗透其中，只不过高明的记者，能够把这种渗透做得不动声色、不露痕？？罢了。

我们不应、也无法把在消息中若有若无、时隐时现的记者的主观色彩彻底摒除；而且，恰恰是这种若有若无、时隐时现的主观色彩，记者的社会良心和是非判断才得以显现，从而给读者以感染和启迪。不过，千万不要把我的上述言说理解为对「消息应该是一种不带偏见的客观报道」这一命题的否定，只不过我更愿意把这种「不带偏见」和「客观」，理解为对新闻事实的百分之百尊重。

对新闻事实的绝对尊重，是记者职业道德的底线。前些天，南京一家报纸发表的某外国男子身穿印有「对中国人的十条告诫」内容的T恤，引起当地一些市民愤怒的消息被广泛关注，一时论者四起，见仁见智，这无疑是好现象。但遗憾的是，在七嘴八舌的议论声中，却没有一个人指出，这条消息存在？？不尊重新闻事实的严重问题。从该条消息配发的新闻照片上可以清楚看到，十条告诫的第一条是「不要盯看外国人」，但在消息中，这一条却被篡改为「不许盯看外国人」。平面媒体的记者是通过驾驭文字来履行职责的，难道他会不明白「不要」和「不许」在含义上的相去甚远：一个仅仅是表达一种希望，另一个则是发布一种强制。用发布强制的「不许」来替代表述希望的「不要」，其目的在于强调那个外国男子的无理，进而烘托出一些市民愤怒的合理，这不是作假又是什么？并且，报纸竟然把反映了真实内容的照片和不尊重新闻事实的消息同时发表，这表现出他们弄虚作假时的有恃无恐；而社会，也果然对此熟视无睹。这说明，岂止新闻道德，连社会公德，我们也有亟须检点之处。

还有更为恶劣的事例。前不久，奥地利人施拉格在巴黎世乒赛上夺冠，于是，「施拉格夺金有媳妇支招男乒新霸主是中国姑爷」、「施拉格妻子曾服役中青队男单败在『海外兵团』手下」之类的消息便纷纷在媒体出现。有一位老兄还活灵活现地写道：「记者忽然发现，施拉格身边有一位亚裔血统的女孩，一打听，方知这位女孩姓田名元，家住辽宁沈阳，是专业乒乓球运动员，在留洋奥地利时与施拉格相识，现已登记结婚。」「记者再一次向施拉格表示祝贺，他拉过这位女孩对记者说：『我取得金牌有她的一半功劳，没有她就没有我的现在。』」你看，施拉格其人，连说话都颇具中国特色，懂得「军功章上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但孰料没过几天，当事双方即发表声明指前述新闻为造假，特别是田女士还说，世乒赛期间，她一直在克罗地亚，不曾去过巴黎。了解到这一切，再来看前面引述的那段文字，炮制它的记者老兄不是在大睁两眼说瞎话吗？

假新闻是一种世界性的现象，并非中国独有，也是前不久，美国的《纽约时报》即曝出记者造假的烂事。但即使是在号称自由的美国社会，也要有人对这样的丑闻承担责任，报社负责人遂引咎辞职。而在大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内地呢？前述假新闻的出现已经有些日子了，却不见有人出面给读者一个说法，怎么想，这好像也多少有点儿不大合适。

第二篇：记者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

浅谈新闻职业道德与社会公德的两难境地

李雨石

一、引入:职业道德与社会公德冲突的几个案例

新闻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当新闻职业道德与社会公德起冲突的时候,新闻工作者应该如何选择,是非此即彼还是再三权衡后的折中?在讨论这一问题前,让我们先来看看这样几个事例:

“2004年3月23日下午1时,在合肥市临泉路与胜利路交叉处长春都市豪庭小区,一名青年民工站在了一栋近60米高的楼顶天台上,企图跳楼自杀。江淮晨报记者王细平第一个抵达现场,为了说服该民工放弃轻生念头,不惜长跪数小时,但最终未能挽救跳楼者的生命。”“2005年,在厦门市,一位记者事先得知雨中已积水的马路有坑,未及时向路人提醒险情,而是守株待兔抓拍雨中骑车人被绊倒摔跤的画面。”

“美国《俄勒冈报》的记者威廉·墨菲在驱车经过一座大桥时,目睹了一对夫妇扭斗,以及随后丈夫跳河自杀的全过程。他没有去救人,而是用相机拍下了5张照片。后来这些照片在《俄勒冈报》刊登并被一家电讯社转发给全国多家报纸。”

三个记者,一个为了挽回一个素不相识的民工的生命,可以长跪数小时;而另一个为了抓拍到一个“精彩”的画面,为了报道一则吸引人眼球的新闻,置公众、社会的利益于不顾;而最后一个记者,面对一个生命的逝去,选择了冷静、冷漠的端起自己的镜头。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面临着新闻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冲突的这样一个两难的局面:履行一个新闻工作者的责任——真实地报道这一则新闻,可能意味着要见死不救;而选择取救人,又意味着要失去一则精彩的新闻。这种时候,该做出怎样的选择?这里就必须谈到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的区别与发展。

二、分析:职业道德与社会公德的矛盾冲突

首先,道德是什么?“道德作为一种社会规范,是社会控制手段的一种,它是千百年来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互相协调利益冲突、追求和谐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而“社会公德是社会生活中最简单、最起码、最普通的行为准则,是维持社会公共生活正常、有序、健康进行的最基本条件。因此,社会公德是全体公民在社会交往和公共生活中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也是作为公民应有的品德操守。《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用‘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二十个字,对社会公德的主要内容和要求作了明确规范。”道德选择是人类社会中最重要的选择之一,道德作为干预生活、影响社会的一种手段,其重要功能就在于培养人从善去恶的能力,做出符合道德的选择。每个人都会面对道德选择的难题,作为一个个体,只需做出符合道德的选择就可以了,然而,当一个人不只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而带有某种职业时,他就必须遵守本行业的职业道德。何谓职业道德?“职业道德,就是所有从业人员在职业活动中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涵盖了从业人员与服务对象、职业与职工、职业与职业之间的关系”,正如郑瑜在《社会公德与新闻职业道德》一文中写道的:“新闻职业道德是新闻工作者在职业活动中,应当遵守的自律性道德准则和规范,它是社会公德在新闻事件中的体现。新闻界的职业规约建立在普遍的社会伦理规范、道德规约基础之上。因此,社会公德与新闻职业要求是一致的。”可以这样说,“职业道德是社会公德在职业生活中的具体表现,是社会道德的派生物,在保障社会存在与发展这一道德根本目的上,二者是完全一致的。”既然新闻职业道德育社会道德的根本目的是完全一致的,那么,为何两者又屡屡发生冲突,新闻工作者又屡屡陷入进退失据的境地中呢?这或许要联系到我们现在的社会现实,正如陈力丹所说的:“商业化竞争,使得传媒一方面表现得更贴近读者和观众,强化对新闻的捕捉,强化服务功能,改进包装等等;而另一方面,在新的竞争环境中,争夺市场已经不惜以新闻的真实性为代价,煽情腥色,弄虚作假。”我们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今天,一切向“钱”看的价值观以侵入部分社会

机构。部分媒体记者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追求轰动效应,厦门市水坑摄影、北京纸馅包子等都是典型案例。厦门记者的行为对社会造成了危害,如同杨保军所说的:“新闻道德的目的世纪为了确保新闻传播正面社会功能的发挥,以促进社会的良性发展、公众的幸福生活。因此,当某种新闻职业道德规范有害于新闻传播正面社会功能的发挥,它也就背离了新闻职业道德的目的。”

三、解决案:寻找道德选择的“中庸点”

一个新闻工作者,在其工作之外,更多的是一个社会人。同时,媒体行业充满了模棱两可的情况和相互冲突的负责对象。在新闻媒体与新闻记者的生存环境和工作过程中,充满了不同的利益主体间的矛盾和各种价值间的冲突。一方面,新闻记者的道德选择被推向两难境地,另一方面,新闻记者的道德选择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经受磨砺和考验,实现对自身的超越。所以说,价值冲突扩大了道德选择的意义和作用。

对于因社会角色冲突而产生的价值冲突,我们主张尊重人格,尊重自主权,尊重记者的合法权益,但同时又主张记者把国家利益、公众利益放在首位,把记者角色应尽的社会义务和社会责任放在首位。国家、政府、媒体要尊重和保护记者在冲突中有自己的自主选择权利。新闻记者遇到角色冲突的时候,敢于牺牲个人利益,从大局出发,自觉地做到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组织利益服从国家利益,媒介利益服从社会利益。新闻记者需要有自觉的角色责任感,不要在片面的商业利益的诱导下去扮演同其职业伦理相悖的角色。

对于不同层次的道德要求间的冲突,我们主张在大善与小善、高层次与低层次的义务之间进行价值权衡和优化处理,找到一个被亚里士多德称为“中庸”的支点。中国古代与西方的伦理思想中均有关于道德选择的观点。我国古代的伦理传统中有“两害相较取其轻”、“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的古训。到了近代,以英国哲学家边沁和穆勒为代表的功利主义伦理学认为,正确的道德伦理选择应该是为最大多数人寻求最大的幸福。这些应用原则已为当前的传媒伦理学所采纳,它们对于具体境遇的道德选择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

第三篇：中国广播电视编辑记者职业道德准则

中国广播电视编辑记者职业道德准则

广播电视是当今最具影响力的大众传媒之一，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为加强广播电视队伍建设，侣导良好的职业精神和职业道德，规范广播电视编辑记者的职业行为，特制定本准则。

一、责任

第一条广播电视编辑记者所从事的事业，担负着传播先进文化，弘扬民族精神，维护国家利益，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推动人类文明的崇高使命和社会责任。

第二条热爱祖国和人民，珍视国家和人民赋予的权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党和国家工作的大局服务。

第三条忠诚党的新闻事业，坚持党性原则，坚定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第四条自觉遵守宪法和法律、法规。第五条保守国家秘密。

第六条真实报道新闻，正确引导舆论，努力传播知识，热情提供服务，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和文化需要。

二、真实

第七条广播电视编辑记者应该对报道内容的真实和准确负责，报道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不编造新闻，不歪曲、夸大事实。

第八条消息来源必须真实可靠。应深入新闻现场采集第一手信息，保证新闻要素准确无误；未经证实的消息，应加以说明；除需要对提供信息者保密外，报道中应指明消息来源。

第九条认真核实报道内容，包括基本事实、背景资料、引述转述语言等。对稿件中采用的声音、图像、数据、文件摘录及其他材料，做到真实、准确、科学、统一。

第十条报道中的细节必须真实，不加以拔高、想象和夸张。报道所采用的声音、图像均应来自新闻现场或与报道主题相关的采编活动，而非个人编造或拼接。

第十一条在报道、说明、解释和评论事实时，要全面把握和正确反映社会生活的本质和主流，避免因为报道肤浅、片面而导致公众对事物的判断产生偏差或错误。

第十二条报道一经发布，如果发现错误，应立即公开更正。

三、公正

第十三条广播电视编辑记者应坚持客观公正的职业理念，坚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忠于事实，追求真理的职业精神。

第十四条坚持准确、公正、全面、客观的报道原则。不从个人或小团体利益出发进行影响公共利益的报道。

第十五条区分报道事实和评价事实，不将评论或猜测作为认定的事实发表。

第十六条不参与任何可能有损于自身公正和信誉的组织及活动；不在自己服务的媒体上发表本人及亲属涉诉事件的报道和评论；不阻挠正当的舆论监督。

第十七条正确行使舆论监督职能，勇于批评和揭露违法违纪行为、消极腐败现象和违背社会公德的不良风气，弘扬社会正气，捍卫社会公正，维护社会稳定。

第十八条批评性或揭露性报道要有利于问题的解决。不追求所谓“轰动效应”、哗众取宠；不以个人情绪代替政策法律、发泄私愤、中伤他人。尊重被批评者申辩的权利。

第十九条案件报道不应影响司法公正和法律判决。不偏袒诉讼任何一方；案件判决前，不作定罪、定性报道；不针

对法庭审判活动进行暗访；报道公开审理的案件，应遵守相关法律规定。

第二十条报道中避免对种族、性别、年龄、职业、宗教信仰、教育程度、居住地等的任何歧视。

四、导向

第二十一条广播电视编辑记者必须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

第二十二条把好政治关、事实关、安全播出关。杜绝政治导向间题和政策性错误，不给不良言论、有害信息提供传播渠道。

第二十三条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及时传达党的主张，反映人民呼声，营造积极健康向上的舆论环境。

第二十四条报道内容要符合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道德、习俗等社会环境要求。

第二十五条坚持正确的新闻价值取向，维护国家尊严、民族荣誉和社会道德规范。不宣扬利己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人生观、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第二十六条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严肃认真地考虑新闻传播的社会效果。不片面追求经济利益，不报道危害国家安全、影响社会稳定、违背社会公德、损害公共利益的内容。坚持报道的高品质、高品位，不迎合庸俗、低级趣味。

第二十七条对重大事件、社会热点和敏感问题的报道，应注意把握分寸、时机、力度，释疑解惑，积极引导。不炒作和蓄意制造舆论“热点”，误导受众。

五、品格

第二十八条广播电视编辑记者应悟守敬业奉献、诚实公正、团结协作、遵纪守法的职业道德。

第二十九条尊重公民和法人的名誉权、荣誉权，尊重个人隐私权、肖像权，不揭人隐私，避免损害他人名誉的报道。

第三十条努力营造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文化环境。不传播含有恐怖、暴力、色情、封建迷信和伪科学的内容。

第三十一条报道意外事件，应顾及受害人及家属的感受，在提问和录音、录像时应避免对其心理造成伤害。

第三十二条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妇女、老人和残疾人的合法权益。报道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和性侵犯的受害者时，录音、图像应经过特殊处理，使之不可辨认；不公下其真实姓名，不描述犯罪过程。

第三十三条涉及使用其他新闻来源的报道时，应尊重其他新闻来源和相关作者的知识产权。对内容的选择应忠实于原作，不断章取义。

第三十四条尊重采访对象的声明和要求，采访时应主动出示工作证件或单位介绍信。

第三十五条保持良好的社会形象。进行报道活动、拉广告；不以新闻报道形式为企业或产品做变相广告或形象宣传；广告和广告信息应有明确广告标识。

第四十二条自觉遵守有关廉政的规章制度和财经纪律，自觉接受公众和有关部门的监督。

六、附则

第四十三条全国各广播电视制作、播出机构的编辑记者遵守本准则。

第四十四条违犯本准则的编辑记者，将在行业内通报批评；触犯党纪政纪的，给予党纪政纪处分；触犯法律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四篇：娱乐记者与主持人的职业道德底线

娱乐记者与主持人的职业道德底线

随着信息发达“步伐”的加快，快节奏的竞争生活让人们感到很大的生活压力。娱乐生活越来越被人们所追求，所谓娱乐包括健身，比如爬山，散步，旅游等等。这只是我们生活中比较真实的一面，而另一面则是报纸，杂志，电视，网络为我们带来的大量的娱乐新闻。也是通过对别人的隐私生活使自己得到愉悦。这就联系到娱乐记者。细细想来，面对娱乐圈的多彩世界，娱乐新闻记者要如何去报道呢？

对于记者职业道德失范的原因分析：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特别是在传播引入市场因素之后，不规范的市场秩序和社会上的不正之风对传播产生了强大的冲击力，加之媒介或记者自身放松要求，随波逐流，频频出现丧失职业精神和违反职业道德的现象：

第一，经济利益的驱使。眼下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以财富崇拜为兴奋点的社会大环境，对一些记者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凡事以经济效益为上，一心扑在钱眼里。此外，由于采访工作是一项高强度、快节奏的重脑力劳动，让很多人觉得记者是吃青春饭，只有年轻人才顶得住，得趁年轻“揾多点”。因此出现了部分记者只求眼前实际利益，放松了对自己素质和职业的严格要求。

第二，政治 思想 教育工作的忽略。一些媒体的领导认为只要记者不在政治原则问题上犯错，其他的问题无关大局。于是对收受礼物、红包、纪念品等往往睁只眼闭只眼，放松了对属下新闻记者的政治思想工作和职业道德教育。有的单位，一年到头难得开一次业务例会，政治学习例会就更少之又少。

第三，缺乏有效监督机制。有的媒体主管部门对记者操守的管理存在盲点，监督不严、监管不力，奖惩机制未够完善，一旦记者出现了事故也只能听之任之。

对于娱乐记者来说，一部分人在工作之中难免会受到以上三点的干扰。

进一步的说有的不注重个人隐私，有的肆意篡改，有的扭曲事实，有的收受钱财做粉饰工作，有的夸大其词，有的形象丑陋，不尊重对方，有的偏离职业性质，以记者之名号赚取或者骗取钱财，做炒作者。这些人丧失的是个人道德的培养，个人素质的提高。

一些编辑每天面对铺天盖地而来的娱乐新闻，常常陷于两难的境地，刊登呢？不知是不是故意炒作，有些新闻甚至已经突破了道德底线；不刊登呢？又怕漏掉了确有其事的爆炸性新闻，不能抓住读者的眼球。

我国的传播业正在经历一个艰难的时刻，建国以来我们没有市场经济条件下运作的经验，更没有娱乐报道的经历。没有本行业的职业意识，没有自律的自觉，除了简单模仿外，一切都在摸索中。报道明星，何种情形下的事实可以报道，何种事实不宜报道，何种事实适于粗线条报道而不宜细致入微，如何把握评论的分寸，区分适度幽默和侮辱的界限，照片和图画如何既具有新闻价值，又要防止低俗或侵权，如何区分“满足公众正当合理信息要求”和“迎合低级趣味”，如何在娱乐新闻的报道中掌握好公众人物的隐私界限„„

在这样的情况下，实际工作中，我们只能用“心”去做娱乐新闻。

一、规范的心

娱乐新闻的主要功能是为人们提供一种茶余饭后的谈资和消遣，似乎与其他新闻有些不同。那么，娱乐新闻是否例外于新闻职业规范？遍翻新闻理论著作，娱乐新闻和娱乐记者并没有单独定义的内容，娱乐记者只是因为报道对象与娱乐界有关得此称谓，他们的权利和义务与其他新闻记者没有两样。报道编辑娱乐新闻，同样受到新闻职业道德和职业规范的约束。所以，编辑不能因为自己是娱乐版的编辑，便可以在业务上放松对自己的要求，相反，更要用“心”去学习新闻职业道德和职业规范。只是在报道方式上，可以适当地活泼些，适当地有些幽默，但是不能发展到侮辱人格和侵犯隐私。

二、客观的心

新闻报道的客观性原则，包括事实与价值判断分开，全面、准确与公正。所谓公正，是指编辑要谨慎评估新闻事件的所有重要事实，做平衡、完整的版面规划，不偏袒任何一方。10多年前，孙旭培教授在研究我国报道方法演变的基础上，结合国外的报道经验提出了新闻报道的平衡的概念，提出：“平衡就是在突出报道一种主要因素时，还要顾及其他因素，特别是相反的因素；在突出报道一种主要意见时，还有注意点出其他意见，特别是相反的意见。„„平衡手法所追求的目标，是更准确地反映事物及其内外联系，是表现令人更加信服的倾向性，是寓倾向性于全面、客观、公正之中。”

运用到具体的新闻事件报道中，就要求编辑全方位的报道各方，尤其是对立方的观点和意见，公正分配版面份额，客观陈述事态的发展。编辑过程中尽可能地摒弃个人好恶和观点，保持中立的观察者的角度编辑新闻事实和对立双方的观点，甚至应当为新闻事件所涉及的双方（或多方）提供平等利用版面发表意见的机会。新闻失去公正，媒体就会失去人心！

比如去年5月闹出的在新京报社发生的窦唯烧汽车事件，之前，已经有一系列不利于窦唯的新闻事件出现，比如4月5日该报曾有文章《丁武奉劝窦唯去看心理医生》，其中几个小标题分别是：昔日爱巢人去楼空，窦唯偶尔回来栖身；窦唯自我封闭，很少跟摇滚圈接触；高原生活困窘，窦唯只给500元生活费；丁武夫妇奉劝窦唯，希望他去看心理医生。4月7日该报发表评论《窦唯骂出心声，我们只听见娱乐》，4月26日，《新京报》发表文章《对窦唯，你不能想当然》，5月10日该报再发文章《窦唯否认骂李亚鹏虚伪》。这些报道和文章，对窦唯与两任妻子、王菲的现任丈夫李亚鹏、摇滚歌手丁武之间的感情、利益纠葛进行了细致煽情的描写，甚至说了那么多的尖刻和侮辱人格的话。这样的新闻，无论是记者还是编辑，都失去了一颗“客观的心”，我们都没有采用，只是在发生了窦唯烧汽车事件之后，作为新闻链接出现，让读者明白事情的前因后果，窦唯烧汽车的新闻，也并不单单报道窦唯如何言行粗鲁，如何打砸报社，如何点燃汽车，而是从窦唯的角度、网友的反映、媒体的反映等多角度编辑反映这一则新闻事实，让读者能够更加客观地评价窦唯的行为。

三、人文的心 要体现人文关怀精神，贯穿人文理念。娱乐新闻的主要报道对象是公众人物。由于公众人物的言行举止与公共利益息息相关，明星作为一个受关注的对象，他的行为已经不是个人行为，而可能会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所以，明星的行为无论多么隐私，在涉及公民的知情权时应该退让。但这并不意味着“公众人物”没有隐私权，“公众人物”的私生活都可以肆意报道。比如媒体对王菲生孩子的“贴身关注”，客观上让一个六甲在身的孕妇寝食不宁、分娩地难定，这样的知情权消蚀了媒体应该有的道义和人文关怀，也误解和辱没了受众的合理兴趣。

娱乐新闻作为新闻的一种样式，迎合了受众在不断满足物质需要之后的娱乐消遣需求，也符合我国文化娱乐事业的发展走向。但是，娱乐不是去新闻化，娱乐媒体应该秉承新闻的真实、客观、公正的原则，在追求新闻效益的时候，还要兼顾社会效益，做有操守、负责任的媒体。娱乐新闻业者也要加强自身素质建设，恪守传播原则和规律，尊重他人，尊重自己的职业道德。

2006“中国最具价值主持人”排行榜，李咏以品牌价值5亿元蝉联冠军，然而一段时间以来，包括李咏在内的一些著名娱乐节目主持人由于自身的负面新闻的影响，仿佛一下子由电视娱乐节目主持人，转变成了娱乐事件的制造者。早前李咏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也曾坦言自己“已经触到了央视的娱乐底线”。美国文化传播学者波兹曼撰写的《娱乐至死》一书认为，电视决定我们如何认识世界。一个民族的主流价值观应是积极进取、明荣知耻的，否则这个民族必然走向衰败。①电视起着十分重要的精神引领和文化导向作用，正因如此，对于电视娱乐节目主持人应该有所限制。

2006年10月29日落幕的第六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颁奖典礼上，中国电视娱乐节目主持人“李咏”再一次成为了媒体关注的焦点人物，走向了备受争议的风口浪尖。观众对他嚼着口香糖带着墨镜上台领奖的举动很不满，尤其是他随意调侃孕妇蒋勤勤的举动，更是犯了“众怒”。当晚许多网民就在网上对此展开了批评。而一篇题为《李咏，你的“娱乐”底线在哪里》的博客文章更是在各论坛转贴，作者在博客中写道：“正所谓‘露多大脸、现多大眼’，李咏没忘了在金鹰奖颁奖典礼的舞台上张扬自己，但是他的这次张扬却让人感觉到十分恶心。”

央视作为一个承担着重大社会责任的媒体，它的娱乐底线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也许不能用一句话来做简单的概括，但是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探讨。

1.媒体性质决定了主持人的娱乐尺度

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中央电视台一向宣称以社会效益第一为自己的追求目标。

这里我们还是援引李咏自己的话。

中国新闻周刊：你是否受到央视的某种限制？

李咏：任何电视台的主持人都会受到限制，国家电视台更是突出。.中国新闻周刊：你是否觉得央视的娱乐尺度不够宽？

李咏：主持人是一个要充分展现个性的位置。作为央视主持人，个性张扬的程度以及分寸的把握，是需要拿捏的。

中国新闻周刊: 这个分寸在哪里？

李咏：通俗不庸俗，风流不下流。

在社会效益第一的中央电视台，首先必须认识到自媒体的性质，它是政治性媒体，所以其节目也必须体现出权威性与公信力，实行“精英、精品、精简”的策略。②在这样的媒体环境中，其娱乐节目本身趋向于益智类的(幸运

52、开心辞典)或是表演性质的(非常6+

1、欢乐中国行)，而非单纯的搞笑节目。央视本身性质决定其娱乐节目主持人必须受到限制，把握娱乐尺度，要能体现出国家电视台的风范，要能引领社会主流价值取向，用李咏的话说就是要通俗不庸俗，要以奉献出精美的节目为目标。

2.主持人的素质与职业道德决定了娱乐底线

优秀的娱乐节目主持人不能人云亦云，不可过分程序化，应该彰显出自己的个性，反应要灵敏，对一般的事物最好能有出乎意料的见解，然而这种个性的张扬必须在一定的框架之内，切不可哗众取宠，或是将自己出人意料的见解建立在嘉宾或观众的痛苦之上。“毒舌”事件中李咏貌似个性的麻辣点评，不仅伤害了参赛选手，也让绝大多数的观众难以忍受。

优秀的娱乐节目要让观众在捧腹之后还能有回味的东西，这就要求娱乐节目要有精神内涵，主持人应该有一定的深度。而且主持人作为传播主体在出席公众场合时也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不能轻浮，李咏在金鹰节一句喜欢“年轻漂亮”演员的玩笑话就惨遭恶评，被观众认为没有内涵。幽默是需要智慧的，哗众取宠会适得其反。能让人笑还不是关键，问题是要用在地方，要有亲和力，最好有深度，反映的东西也要积极。

然而，李咏作为央视名嘴在2005年7月19日与朱军、崔永元等主持人一起严肃地开会讨论“综艺、娱乐节目的低俗化倾向”问题，并向全国同行发出了倡议。倡议称，主持人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增强社会责任感。此外，倡议还要求主持人要展示健康形象，主持节目要大方得体、用语纯洁规范，杜绝低俗、媚俗、颓废、宿命、无聊的内容，拒绝粗话脏话、庸俗调侃、打情骂俏、奇装异服、怪异造型。会上还颁布了《广播电视综艺、娱乐节目播音主持自律公约》。这里我们来看看有代表性的两条（2）：

第九条：行为要得体，活泼而不轻浮。举止要正派，亲和而不失礼仪。避免粗俗和媚俗，反对矫揉造作。

第十四条：感情要真挚，避免煽情、挑逗。

从这些条款中我们可以看出央视需要的是行为得体，不轻浮、高品位的娱乐节目主持人，然而李咏在金鹰节上的表现似乎与条款有些出入，行为有些出位。3.道德约束与舆论监督决定了娱乐底线

中国素来被称作“礼仪之邦”，自古以来就有重视社会公德的优良传统。在人际交往过程中，古代哲人历来主张“仁者必敬人”(《荀子·臣道》)、“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离娄下》)。从生存交往视野中来看娱乐节目主持人，他们也必须真诚地面对嘉宾、选手和受众，而这种真诚首先应该表现为尊重。如果主持真的能够做到心中有人，尊重他人，其实也就是对自己的尊重，对节目的尊重。

如果说道德的约束是否能够起到效果，主要取决于主持人个体，是其内因的话，那么强大的舆论影响，这种外因的作用就迫使主持人不得不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遵循娱乐的限度。特别是互联网的普及使观众能够及时地反馈自己的意见，更大程度上实现了对于主持人的监督。

优秀的娱乐节目主持人应该是能够引领社会主流价值取向的，既张扬个性又不失亲和力，既睿智幽默又富有内涵深度，能够充分认识到自己所处媒体的游戏规则，清醒地明了自己的娱乐底线。

注释

（1）徐铸成.新闻 艺术 [M].北京：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2）钟子扬：《电视荧屏亟待净化》，《新闻记者》2006年第8期

第五篇：从《求求你表扬我》看 记者的职业道德冲突

作为一个新闻人，看完《求求你表扬我》之后自然不能忽视影片中的古记者遭遇的职业道德冲突。电影的核心是报社记者古国歌，所有人物围绕着他，经由他的叙事视角去追寻和逃避命运的可能，影片由此得以建构了当代电影中媒体伦理的又一现实图景，在媒体和大众关系的当下性追问中昭显了当代文化核心精神遭遇的困境。电影《求求你，表扬我》可以说是围绕着一个有些悬念的事件推进情节的，那就是杨红旗是否真的救了美丽的女大学生欧阳花。查明真相，这正是古国歌为代表的具有责任感的媒体颇为自负的使命所在。古国歌的形象也因此而获得了敬业媒体的代言人身份。但吊诡的是媒体以正义、真实的名义而实施的行为最终却以牺牲少数人的名誉、隐私等道德庇护为代价。影片中的古国歌得知杨胜利的感人事迹后，决心将事件真相查出，给善良的父子一个圆满的交待，但真相的揭示却使女大学生欧阳花的痛苦往事被公开。古国歌的追查和质疑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另一个人幸福的丧失。媒体的职责和伦理处境在此显示了它巨大的难以调和性，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日常众多的新闻报道中加以感受。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媒体的介入的确提升了案件的处理速度，增强了案件的透明程度，但真相的揭示对某些当事人来说也会意味着另一层面也许是终身的伤害，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道德相对保守的现实语境中。制造新闻，早已不是我们当下时代的陌生话语。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渲染、煽情、断章取义业已成为媒体和大众合谋的正常行径。在《求求你，表扬我》一片中，主编早年对杨胜利的歌颂和如今对杨红旗的宣传所对应的社会文化价值语境和受众需求已有很大

不同。杨红旗的事迹终于见报了，那是因为主编看到了这个事件拥有死亡、强奸等奇观元素背后的新闻效应，“会得新闻大奖”的期待胜过了对当事人心灵世界的深刻认知。媒体热衷于创造所谓的“看点”以迎合大众的猎奇期待，一方面表明媒体不再拥有普遍性的意识形态化的权威地位，服务意识取代了指导功能，但另一方面，媒体仍“可以凭借其巨大的社会影响力，通过选择报道/强化和忽略/弱化使某一议题进人或逸出公众的视野。”可以说，在这场表扬事件中最终获益的是报纸和读者，二者在互为因果的文化同约中满足了各自需求，但事件的当事人却丧失了自己一直在追求和捍卫的个体生命价值。欧阳花的愤怒和杨红旗的绝望被遮蔽在报纸头条报道的背后，名誉和孝道的失落激发了二者心灵的阴暗冲动，特别是杨红旗那个大大的哈欠显示了他对曾经诚惶诚恐的媒体的厌倦和不屑。

影片透出的这个问题很好：在新闻业务中职业精神与职业道德哪个是更重要的。查出事实真相，予以真实的报道，这样遵循了新闻的真实性原则，恪守了职业精神；然而，有的时候事实的真相一旦报道，会对涉及其中的某些人造成伤害，情感上的、心理上的等等，这就有损职业道德和起码的人性道德。这是一种矛盾！在本剧中，救人的事实最后被证明是明确的，范伟确实救过欧阳花，值得表扬，但是这件事对于当事人欧阳花来说是心中永远的痛，用她自己的话说，一旦曝光，自己的一生就完了，还说造成她的悲剧的有两个凶手，其中一个就是古记者（其实指的是新闻媒体）。

在现实生活中，新闻媒体和新闻从业人员常常有意无意地扮演“凶手”的角色。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类似情景，就是职业精神与职业道德的冲突和碰撞。比如在一些灾难性报道、问题性报道以及涉及到个人隐私的报道中，新闻媒体往往在新闻职业精神和职业道德、人性道德中错位，成全了事实，却伤害了当事人的情感，甚至更为严重，这实际上是新闻记者以及新闻媒体自身定位上的认识偏差，是社会意识、整体意识和大局意识不够强烈的表现。新闻记者，最最基本的身份是现实社会中的一个人，从一个社会人的角度出发，看待问题、对待问题、解决问题才是合情合理的，然而新闻记者在实际工作中，过分强化了自己的职业本位意识，忽略了自己作为社会人所担有的人文意识和责任，甚至造成了人性道德的错位或者缺失，在解决实际问题的时候，自己本身的立场摆的不正，甚至有的记者是明知道会造成不良的影响和后果，但是为了完成采访任务等原因违心地进行报道。当然，造成这一问题的因素还有很多很多，比如，新闻业务不够熟练、个人能力不够全面等等。

在这个电影中，大部分人都在为了不同的原因和目的而成为撒谎者，少数的诚实者在这个社会中显得格格不入，而且更可悲的是，由于看到太多谎言这些诚实者对周围的一切都充满怀疑，就象古国歌对女友米依说的抓捕犯人事情也充满怀疑一样，随后影片中却以一个片头被抓获犯人被审问的镜头来侧面证实了米依的话是真实的。可是不知道这些的古国歌对忽然找上门要求表扬的杨红旗还是抱着同样的态度——不信任，可是他没有想到看似简单的调查过程却使他陷入了无法解脱的道德陷阱。

在求证救人事件真实性的过程中，欧阳花为了自己的未来和工作不受影响先是撒谎，随后是当面对质时在气势上压倒杨红旗，后来又意图情挑古国歌摆平此事，即使未遂后（这一段的台词被剪辑的不太合理，其实该保留“同学们都让我报警”之后的“但是我怕他被抓进去没人照顾他爸爸”这句）还没忘记给米依和古国歌制造点矛盾，但是最后却由于西区惯犯的落网和招供而鸡飞蛋打，随身使用的夏奈尔香水和小巷追车一段也足以说明欧阳花绝不象她自己说的那么单纯，但是毕竟她因为古国歌和米依的求证过程而前途尽毁，坚持新闻真实性而伤害了当事人，这自然不是古国歌想做的。

为了证明自己确实救过人，为了给患有肺癌时日无多的爸爸一个交代，杨红旗拼命的在证实自己，但是他也清楚知道这个证明对欧阳花来说意味着什么，所以他一直挣扎在孝道和道义之间，也因此他才一直避免去见欧阳花，但是那个雨夜里欧阳花裸露的身体对年近38尚未结婚的他来说是致命的诱惑，所以后来才会有一个他观察米依目光凝聚在裸露小腿上的镜头，如果他不能战胜自己，那么在看似得不到表扬而父亲又去世的后来，他完全可能对欧阳花做出他说的事情，一个见义勇为者在一系列不信任和冷遇后堕落成一个强奸者，而此时却得到了想得到却未得到的表扬，这岂不是巨大的讽刺？不过黄建新显然不想仅仅以残酷和反差作为结局，所以他布设了村支书的笑容、葬礼的仪式等一系列不合理的细节，就是为了铺垫出了第二个结局“杨胜利没死并且和儿子一起去了北京”，在这个结局中，杨红旗自然没有为了报复而强奸欧阳花，因为他本身也为了村里的利益默许了

村支书的谎言，并且还参加了虚假的葬礼，村支书自然会告诉他这一切是为了村里的利益，自然可以得到村里的奖状表扬，于是杨红旗得到了村里和报纸的双份表扬、村里免费打开了知名度、杨胜利老汉因为儿子得到表扬而心情愉快病情好转，大家似乎都皆大欢喜，但是古国歌却无法理解自己做了什么把一个诚实的见义勇为逼成了一个撒谎者，他依然无法原谅自己。

此剧中，古国歌显然是一个不同利益体系冲突的受害者，他是以作为一个好记者来要求自己的，在杨红旗找他要求表扬他时，他执着于追求事情的真相，在他看来这是他的职责，但现实却按照相反的逻辑发展：杨红旗的父亲抱憾而终，欧阳花把他当成毁掉自己一生的幸福的凶手，他的女朋友离他而去，杨红旗最后疯了，违背本性的强奸了欧阳花，他自己被迫辞职。这一系列意想不到的结果表明现代人道德生活的困境，真正毁灭现代人精神世界的其实是道德本身，当现代文明人以自己的一套道德逻辑企图逃脱无序状态的现实生活时，他们往往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对于古国歌这一典型的现代文明人形象来说，他完全可以按现实存在的逻辑来办事，他完全可以伪心的表扬杨红旗一次了却他父亲的心愿，而无须追查事情的什么真相，他也无须去查问欧阳花来证实事情的真相，因为他可以用一个假名来代替，这样他也不会伤害欧阳花，这些对于他来说都是很容易的事情，而且也符合世俗人八面玲珑的做法，但是他分明是一个现实世界的叛逆者，他试图去构建自己的道德逻辑（他可以因此违背主编的意愿），但当他按照自己的一套道德标准行事时，他却陷入不同的价值冲突中而不

能自拔，最后他不得不以逃避的方式（辞职）解决他的困境，分明的表达了现代人在道德精神生活的无奈和困惑：现代人试图逃出现实生活的困境，却被现实中的另一套逻辑所捆扰，而且他们试图在不同价值的冲突中来维持价值的平衡（此剧中古国歌既想证实事情真相，帮杨红旗父亲了却心愿，又由于因此伤害了欧阳花而陷入深深的自责），事实证明那只是一种过于天真的想法，这也暴露出现代文明人自身的缺陷。

此剧反映出了这样的一种困境：在道德生活中无论我们怎样选择都是一种错误，我们还能做一些什么来弥补我们精神世界的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