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纪律面前皆平等遵守纪律无特权
纪律面前皆平等遵守纪律无特权
仁和镇纪委 严志强 党的纪律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严格遵守的行为准则。纪律面前人人平等,遵守纪律没有特权,执行纪律没有例外,绝不允许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绝不允许有不服从纪律的“特殊党员”、“特殊干部”。自觉遵守和执行党的纪律,是对党员干部的基本要求,也是保持共产党人纯洁性的现实需要。
纪律是增强凝聚力、提高战斗力的重要保障,是弘扬优良作风、保证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的前提。严明的纪律向所有党员干部竖起“高压线”,任何人触碰后都要受到严惩。近年来,党的纪律建设不断得到改进和加强,但执纪失之于宽、失之于软,对违纪者查处不力、惩治不严的情况在有些地方和部门仍然存在。
“天下之事,成于惧而败于忽。每个共产党员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都不能逾越和触犯党纪党规。只要违反了纪律,就要受到相应的处分。决不能心存侥幸,试图钻纪律、法律的空子,更不能认为自己有特权,就置纪律、法律于不顾,要做遵纪守法的模范,不做违纪违法的典型。
一、纪律面前人人平等
提高管党治党水平,必须发扬民主、严肃纪律。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要创新党内组织生活形式,切实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充分发挥党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党政“一把手”,要带头遵守民主集中制的各项规定,增强民主意识,发扬民主作风,提高民主素养。党的纪律是党坚强有力的前提。要坚持纪律面前人人平等,遵守纪律没有特权,执行纪律没有例外,绝不允许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绝不允许有不服从纪律的“特殊党员”、“特殊干部”。使党的纪律真正成为共产党员严格遵守的行为规则。
二、遵守纪律没有特权
我国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律的尊严和权威不容践踏。不论涉及到谁、职位多高,只要触犯党纪国法,都要严肃处理、决不姑息。法律面前没有特殊公民,党内不允许有凌驾法律之上的特殊党员,任何人都不能干扰法律的实施,任何犯了法的人都不能逍遥法外。”各级领导干部,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时刻警醒自己,在工作和生活中必须依纪依法行事,因为党纪与法律都是高压线,任何人触碰了都要受到纪律与法律的严惩。
三、执行纪律没有例外
领导干部理应带头执行纪律,发挥表率作用。党员干部必须要严格按照党的纪律和廉洁自律规定,经常对
照自查。坚持违纪必究,不搞下不为例,坚决杜绝执行纪律失之于宽,失之与软的状况。党员干部对法纪心存敬畏之心,发挥好示范表率作用,要时刻牢记法纪就是高压线,任何时候都碰不得,带头遵守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经济工作纪律、群众工作纪律和廉洁从政纪律,要切实把各项纪律规定转化为自觉的意识和行动,决不能越雷池一步。“古人云:赏不足以加善,刑不足以禁非,而政不成。”纪律面前人人平等,遵守纪律没有特权,执行纪律没有例外,绝不允许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绝不允许有不服从纪律的“特殊党员”、“特殊干部”,只有从严治党,违纪必究、执纪必严,才能从根本上防止党员干部腐化变质,维护党的纯洁性。”
第二篇:心中无私念进退皆英雄
心中无私念进退皆英雄
李文祥的事迹令人震撼,因为他当兵打仗时冲锋陷阵、浴血杀敌总是英勇无畏,因为他解甲归田后隐功而居、安贫乐道如此淡定从容。“进”,是豁上性命的无畏奋进;“退”,是舍弃待遇的无悔隐退。这种鲜明的对比和巨大的反差,彰显了英雄本色,拨动了世人心弦。仰视英雄,体味进退,我们深受感动,也有所感悟:信念坚定,则进退有据;心中无私念,进退皆英雄。
“这就是革命传统,这就是革命精神,这就是党的先进性,这就是对党对人民忠诚。”正如省委书记卢展工所言,李文祥先进事迹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对李文祥的家乡人我们来说,对谋求加快发展、赶超发展的濮阳来说,更应该珍惜这笔宝贵财富,把英雄精神薪火相传、发扬光大,为建设富裕和谐美丽新濮阳提供强大动力。
建设富裕和谐美丽新濮阳,必须加快发展、赶超发展。这是濮阳振兴的希望,是市民福祉的寄托,也是党员干部的责任所在。围绕实现“二三五”赶超目标,全市党员干部必须像李文祥那样无畏奋进,“只要对老百姓好,我就干”,把理想信念作为精神支柱,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毕生追求。无论从事什么样的工作,无论身处什么样的环境,都要始终保持强烈的责任感和事业心,始终保持积极进取、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强化“三种意识”,发扬“六超精神”,把自身的价值体现在促进发展、为民谋利上。只有一心一意谋发展,千方百计惠民生,干部才能得到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才能万众一心把濮阳建设得更加美好。
建设富裕和谐美丽新濮阳,必须把“和谐”既当目的,也当手段。就个体而言,内心和谐对一个人的发展至关重要。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言:“人内心和谐,就是主观与客观、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都要和谐。个人要能够正确对待困难、挫折、荣誉。”李文祥境界高,是因为他心态好;正是因为心态好,才成就了他英雄不老的人生传奇。就社会而言,人际和谐能凝聚推动发展的强大合力。但人际关系是否和谐,关键不在于是否进退比争,而在于为何要进退比争,怎样去进退比争。李文祥也进、也退,但其进退动机全无私念;李文祥也比、也争,但他比的是牺牲的战友,争的是群众的利益。所以,党员干部的进退比争,必须心无私念,胸怀大局,这样才能凝心聚力,干事创业。而眼下全市正在深入开展的“三比两争”活动,恰好就是一个比争的平台,通过这种旨在加快发展的比争,濮阳的风气必将更正,赶超步伐必将更快。
“我们已经成了他膝下的孩子,从年龄到灵魂。”有媒体用这深情的文字表达对李文祥的崇敬。濮阳是英雄的家乡,英雄是家乡的骄傲。让我们借榜样的力量砥砺赶超奋进,用英雄的精神催放发展硕果。
第三篇:人生百年无建树,皆在得与失之间
人生百年无建树,皆在得与失之间
饭后茶余,友人闲聊起人生的得与失,就产生了这样的话题。人生有得失,世事无定论;人生有取舍,世事无轮回。人往往会在犹疑之间失去很多东西,人们往往会以得失论成败,会以成败论英雄。得失就有了功利的含义。
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人们总是会问,我们做了这件事情后自己能得到什么?因为人的向往一般都带有一定的目标。目标就是我做完了这件事能不能得到什么,因为成败关乎利益。人们首先考虑的是成功和而后才被动地接受失败与失望。可是人之得失是不能兼有的,比如你得到了快乐,在快乐的时候你肯定是失去了不少的时间。但是得失又同时存在,往往是你得到的赿多也可能失去的也一样多。
困惑的时候,断然取舍。人生是一个不断地认识,不断地求索,不断地充实完善的过程,没有人是天生就是先知先觉的。所以,往往我们会对一些事物产生愚昩的想法而做出愚蠢的事来。这样,我们就困惑,有了困惑就会去思考,这就是人们对事物的一个认识过程。有些时候我们会去苦苦地思索,想清楚了、弄明白了就会有所取舍。如果此事体大,就会断然地取舍。
人生有取舍,世事无定论。“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人人都爱面子,不管是高官厚禄者,还是平头老百姓,自古都活在面子上。所谓面子就是人的声誉,就是社会对你的评价。声誉和评价又与得失有关。如果你是通过读书出仕为官了,你就得到了与你的身份相适应的荣华富贵,这个也就是你的面子。有那么一天,你失势了丢了官,你就失去了这些荣华富贵,也就失去了面子。
还比如有的人做生意发财了,一样的得到了财富和面子,也有了社会地位。后来生意做砸了,失去了财富,也就失去了相应的社会地位和面子。这些人丢官破产之后就得要有取舍,要么远走他乡,要么隐姓埋名,留下一串话题让人们去议论。反正自己又听不到。所以人生有取舍,世事无定论。
也许有一天,我们失去了所有的财富,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物质,一夕之间变成一文不名的穷光蛋。如果这个时候你还清醒,你就一定要先想想自己以前的辉煌,而不要去想现在的穷困潦倒,因为甜蜜美好是疗伤的良药。常言道,钱财乃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走,要有处变不惊的心态。当然,谁又愿意在一夕之间失去财
富呢!毕竟得到与失去要来得舒心。
人往往会在不经意间失去很多东西,有些事物很微妙,有些东西很细小,细小得不曾在你的脑海里驻足,微妙得不容让你去仔细思考,就像石缝里一股涓涓细流轻轻地从你身旁滑过来,不及回味就流进了生活的沙漠里。比如情感,比如友谊。这些非物质的东西其实比有形的财富更重,一旦失去了,就不会再有。因为情感和友谊是自然而然地到来的,得到的时候轻轻松松,可是失去的时候就会让你莫名的痛心。这个时候你可能发现了它的价值,发现了它存在的重要性,可是你就已经太迟太迟了。因为精神上的财富是无价的,也是弥足珍贵的。
得失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得失也是成败的标尺,为政者忌得失于仕途,治国者以得失论天下。为民者以得失论生存,为商者以得失定基业,得失论功败论荣辱。也许你的得到与失去并不相称,也许你的失去与得到并不对等。但是要记住的是,祸为福之起,福为祸之因。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得到的时候不骄躁,失去的时候不气馁。人生百年无建树,皆在得与失之间。
第四篇:守政治纪律、发挥作用、遵守纪律 做合格党员
遵守纪律做合格党员
——做执行纪律合格党员专题讨论稿
向欣
中国共产党是具有严密组织和严明纪律的工人阶级政党。严明的纪律是我们党独有的优势,也是推动党的思想和行动统一,维护党的团结,保持党的先进性和战斗力的重要保证。因此,我们今天认真学习、了解了党的纪律和怎么样严格遵守党的纪律。要做一名执行纪律的合格党员,应当做到以下几点:
一、自觉遵守党的政治纪律
党的纪律是多方面的,政治纪律是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纪律,是全党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言论、政治行动方面必须遵守的刚性约束。总书记强调,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最核心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中央权威。共产党员自觉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必须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指导思想和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关系全局的重大原则问题上,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允许公开发表同中央决定相反的意见,不允许在群众中散布违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意见,不允许制造、传播政治谣言及丑化党和国家形象的言论。每一名党员都应当深刻认识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保证中央政令畅通的极端重要性,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切实做到只要符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就带头执行。凡是违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就坚决不做,并与之作坚决斗争。在执行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问题上,不容置疑,不容挑战,不能变通,切实纠正无视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问题。
二、自觉遵守党的组织纪律
党的组织纪律是维护党在组织上团结统一的组织原则和行为规范,是处理党组织之间、党组织与党员以及党员之间关系的制度规范,其核心内容是党的民主集中制。每一名党员都要认真执行党组织的决议决定。经过党员大会、党的代表大会、党的代表会议或党的委员会集体讨论作出的决议决定,每个党员都必须认真执行,不能讲价钱,不能打折扣。如果对党组织的决议决定有不同看法,可以按照组织程序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但在组织没有改变决定之前,必须坚决执行,不得以任何借口阻挠和延缓。
三、严格遵守党的纪律
归根到底是一个党员的党性觉悟问题。每一名党员都要强化党的意识,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做到忠诚于组织,任何时候都与党同心同德。每一名党员都要强化组织意识,时刻想到自己是党的人,是组织的一员,时刻不忘自己应尽的义务和责任,相信组织、依靠组织、服从组织,自觉接受组织安排和纪律约束,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
第五篇:对“学术无禁区,课堂讲纪律”的制度分析
对“学术无禁区,课堂讲纪律”的制度分析
毛寿龙
最近从国内不断有消息传来说,中国的各个高校都在强调,“学术无禁区,课堂讲纪律”。大家对此都不无微辞,而且私下里传言,没有多少人在乎这样的口号。由于大家都认为这只是说一说而已,因此也没有多少人去细究其中的含义。但是我觉得,这一口号,实际上代表着高校领域的一项公共政策。由于实施这一政策是需要成本的,需要花费人力和物力的,并且对于中国高校教学科研的发展可能是有影响的,因此我们没有道理不去进一步细究。作为制度分析学者,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思考,我们所花费的人力与物力值得吗?这样的政策能够实施吗?或者如果能够彻底实施,的确有利于对于中国大学教育与研究的发展吗?对于这样的公共政策,如果没有人在乎,也没有人去下力气实施,这是为什么呢?也许这一问题在目前的环境下是一个敏感的问题,说不好可能会有麻烦,但是既然“学术无禁区”,笔者从学术讨论的角度,运用制度分析的理论和方法,不妨对该政策的性质、对于各方面当事人的影响以及对于中国高校教学和科研发展的潜在影响做一探讨。当然,这里的观点、推理过程、某些事实认定未必毫无问题,但思考过程本身却是值得的,是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改善高校教学与科研政策的。
先让我们来看一下前半句,“学术无禁区”,这是正确的,的确应该如此。历史上焚书坑儒、文字狱等事件,以及解放后许多轻视知识、扼杀学术研究的政策都表明,学术有禁区,会导致思想与知识开发与研究的大退步,不利于科学文化的繁荣,也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学术无禁区”,对于学术研究实施“百家争鸣,百家齐放”的双百方针,这是残酷的教训告诉我们的经验。因此,实施学术无禁区的政策,即使需要花费成本,也是值得的,何况实施这一政策本身不需要直接花费成本,而只需要让学者自由选择研究的课题,让学者自由确定研究的思路,让学者自由地根据自己的研究努力得出学术观点,就可以了。即使国家资助学术研究,也应该不管制学者的学术观点,由学者全权负责学术研究的全过程,其结论也是开放性的,不存在完全正确的观点,也不存在完全错误的观点。
我们再来看一下后半句,“课堂讲纪律”。课堂的确是需要讲纪律的,在教室里,的确需要有一定的权威,讲究一定的规则。比如学生必须阅读与课程学习相关的文献材料,必须做作业,必须参加讨论,必须参加考试,必须按照教室确定的学习规则,努力学习等。但这只是程序上的要求。“课堂讲纪律”的内容可能比这个内容还要丰富得多,很可能还包括教学的内容的管制,教学内容的审查,尤其是教学的内容必须与国家或政府的政策是一致的。之所以这样做,其可能的假设就是,学生还小,缺乏判断力,需要灌输正确的知识,不能让错误的知识占据课堂,学生是接班人,应该让其学习特定的知识,应该让其理解公共政策,支持现有的公共政策,以有利于公共政策的执行等。我没有见到其官方的、具体的解释,但是大概可能就是这些假设。
从制度分析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假设是存在一定问题的。首先,就学生方面来说,假定学生不能进行学术研究,只能被动地接受知识是错误的。在强调素质教育的今天,我们新的教育方法非常重视学生的创新能力的培养,这种创新能力的培养也包括学术创新能力的开发和培养。虽然年龄小的学生不可能天生就有学术等创新能力,但是学生的创新能力也不是不培养就能够有的。如果只是强调学习某些特定的知识,其结果很可能违背素质教育的原则,而强化应试教育的弊端。如果说,在中小学阶段还可能强调特定知识的传授,与学术研究距离尚远,那么在大学阶段,由于学生一般都已经满18岁,已经成人,而且大学教学的内容一般都是与学术研究密切相关的,学生在课堂上除了学习基本知识和技能之外,需要阅读大量的学术著作和论文,还需要学习如何进行学术研究,更需要学习写作学术论文,而博士生则更被要求需要写作像专著那样的学位论文。如果仅仅说课堂讲纪律,学生如何才能学习学术研究的方法?如何才能逐渐积累学术研究和创新的能力?进一步说,如果学生的学习的确需要与老师的学术研究相区别,老师的学术研究是无禁区的,而学生的学习是有禁区的,那么我们如何区别学生和老师?因为现在的老师都是过去的学生,而现在的学生很可能是将来的老师,而从学生到老师,在时间上虽然是在一夜之间完成转换的,今天还是学生,明天有了教职,就成了老师了。今天作为学生,学习有禁区,到了明天,成了老师,学术就无禁区了。这样的学生,成了老师后能够适应无禁区的学术研究吗?或者说他一夜之间能够随着身份的转换而把有禁区的学习能力转换成无禁区的学术研究能力吗?其答案是显然的,任何人都不可能一夜之间获得学术研究和学术创新的能力,因为这一能力是需要长期的培养、逐渐积累经验的,而且即使每一个人有机会学习学术研究的方法和技术,其结果也未必人人都能够有学术研究和学术创新的能力。当教师的人都知道,学得好的人在学生中是少数,而学得好,又有学术创新和研究能力的人又是少数。而即使是少数,他们也是需要逐渐积累、逐渐练习,才能获得学术研究和创新能力的。
其次,从教育方面来说,对于老师也是非常困难的。课堂要讲纪律,唯一能够做到的是,课堂在程序上要有秩序,要有规则,老师教课要认真负责,学生学习也要认真刻苦。对于任何一门具体的课程来说,需要把最基本的知识传授给学生,并把该课程所探讨的核心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告诉学生,并把已有的有关这些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论文和著作介绍给学生,其中还要告诉学生这些论文和著作中包含有什么样的学术争论,以及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发展的趋向,如果学生要在这些方面进行研究,有什么新的问题,有什么新的潜力,新的发展的方向,自己的看法,并鼓励学生提出新的问题,给现有的研究成果作出评论,找到学术发展的新的增长点,与学生进行广泛的讨论等等。如果课堂讲纪律,规定老师什么该教,什么不该教,什么是正确的,要大力提倡,什么是极端错误的,要死劲批判,教师虽然有研究的学术自由,却无教学的学术自由,研究一套,教一套,这样的政策不仅难以制定(因为具体的标准非常难以确定),而且也难以实施,因为即使专家对于某些专业的问题都需要花大量的精力去了解,去学习,去探索,更不用说一般的政策执行人员了。对于教师来说,如果研究的是一套,教的是另外一套,一是教师的人品可能会存在问题,因为学术研究和教学,需要的是实事求是,而不能阴奉阳违,否则如何为人师表,如何去当学者;二是教师与学生的隔阂会越来越大,教师也难以根据自己的学术研究经验直接传授给学生,也难以通过把学生纳入到自己的研究计划中,而使学生得到学术研究的锻炼,在学术研究实践中在老师的指导下,逐渐习得学术研究和学术创新的能力。否则,即使老师有天大的学术创新能力,由于学生没有机会学习,其后果自然也会是学术研究后继乏人,中国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要赶超世界一流水平的目标也会自然而然地流产。
“学术无禁区,课堂讲纪律”,把学术研究与课堂教学区分开来,看起来似乎有些道理,但作为一项公共政策,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并且在实践上是难以实施的。如果不惜高成本,不折不扣地实施,其结果只能是武断地把某些知识当作是好知识,而把某些知识当作是坏知识,自然知识有好坏之分,其研究也就有好坏之分,由此推理,就势必导致学术和教学都有禁区。而这恰恰是我们竭力要避免的,是与素质教育的政策相矛盾的,也是与学术无禁区的政策相矛盾的。这样做不利于中国学术的发展,知识的进步。在知识经济时代,学术发展的落后,就意味着经济发展的落后,还意味着各个方面的落后。落后,在国内意味着贫穷,在国际上则意味着挨打,并且没有还手之力。这样的悲惨局面,当然是我们所不想要的。因此,我也相信,“学术无禁区,课堂讲纪律”,这样的公共政策,在学校里面只能是讲一讲而已,在实践上,是不可能完全实施的,也没人会要在操作上完全实施。既然这样的政策口号,其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在实践上是不可能实施的,一旦实施,其结果是悲剧性的,那么为什么还有人在大力提倡呢?这与我们最近若干年来学校政治思想工作简单化、低水平化、口号化有关。政治思想工作应该是复杂的,高水平的,切忌口号化。在智商高度密集的高校里,尤其应该如此。当然,如何在高校里进行适当的政治思想工作,鼓励学生努力学习,努力创新,鼓励教师努力工作,刻苦科研,使我们的大学进入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这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但无论如何,有一点是肯定的,像“学术无禁区,课堂讲纪律”这样的低水平的、简单化的、口号化的政治思想工作,在战争年代、在危机年代,或许是可行的,但是在高校里,在和平年代,在知识密集的地方,却是应该避免的。否则,我们在政治思想工作方面的巨额投资不仅会收益率很低,而且很可能会毫无收益,而进一步做政治思想工作的难度也会越来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