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讲演讲词

第一篇：宣讲演讲词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晚上好！

请允许我代表组织部的宣传项目组向大家的到来表示欢迎！

首先我想问一下大家，组织部是什么？特团团会又是什么？还有我们做的活动怎样才能让大家了解？

这一切，都需要借助宣传的力量。

宣传，顾名思义，主要工作室负责宣传，是组织部与外界沟通的窗口。

我们是组织部面向学院的窗口

我们是组织部创新的源泉

我们是组织部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那么，我想先问问大家，大家知道我们组织部是什么吗？ 特团团会是什么吗？

还有我们所做的活动怎么才能让大家了解？

第一种方式是海报。想必大家都知道我们宿舍楼的下面有一个宣传栏，每次举办活动之前我们都会在那里贴海报来告诉大家。

另一种比较常见的方式则是在紫菘路口向同学们派送宣传单

这是以前我们与数学一起合办的红歌会海报

这是今年的组织部可爱的招新海报

这是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举行的“红色畅想”系列活动的宣传单

当然，要做好一张小小的海报要对我们有着许多的要求。

1、独自策划活动的能力

5、利用绘声绘影制作视频；

2、PS技术；

6、一定的文笔

3、手绘海报的技术

4、对WORD,PPT,熟悉使用；

7、The most important :创新的思维

我们是组织部创新的源泉

组织部历史上单一属于宣传项目组的活动较少，但是在大多数活动中，都少不了宣传的帮助。

如果说其他项目是组织部的坚实基础，宣传就是未经雕刻的钻石，等待发掘的璞玉，是组织部可以发展的空间。

未来可能活动计划

时尚发烧友交流会——此活动关注当下流行趋势，各时尚达人交流自己对时尚的理解，及平时穿衣打扮等方面问题。

我们是组织部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在这里我想讲一下我们这个学期的工作计划

1、特团团会活动前期宣传——在主题下发前一周展示往年优秀成果，提高大家参与的积极

性，为即将到来的特团团会活动做好准备。

2、干训系列活动前期宣传

3、团会特团前期展示——为各班级特团团会活动做好宣传，提供展示平台。

THANKS FOR LISTENING！

第二篇：演讲词

中国人缺少什么——在北京大学的演讲（周国平）2010年11月02日 12:06:51

一，对百年文化反省的一个反省：什么逃脱了反省反而成了反省的前提？

今天我讲的题目是从尼采的一篇文章套用来的，那篇文章的题目是《德国人缺少什么》。遗憾的是，尼采讲这样的题目用不着做譬如说德国与东方或者德国与英国之类的比较，他只是把德国的现状与他心目中的标准做一个比较，然后直截了当说出他的批评意见来。而一个中国人讲《中国人缺少什么》这样的题目，似乎就理所当然地成了一个所谓中西文化比较的题目。事实上，中国人也的确是在西方的冲击下才开始反省自己的弱点的。我们本来是一个没有反省习惯的民族，从来以世界的中央自居，不把夷狄放在眼里。如果不是鸦片战争以来不断挨打，我们到今天也不会想到要反省。不过，挨打之后，我们也真着急了，反省得特别用力，以至于以中西比较为背景的文化反省成了20世纪中国思想界说得最多的话题。该说的话好像都说过了，再说就不免老调重弹，所以我从来不参加这类讨论。

也许由于我始终与这个话题保持着一个距离，因此，当我现在来面对它的时候，我就获得了一个与身在其中的人不同的角度。我在想：百年来的文化反省本身是否也是一个需要反省的对象呢？我发现情况确实如此。我已经说过，我们是因为挨打而开始反省的，反省是为了寻找挨打的原因，改变挨打的状态。之所以挨打，明摆着的原因是中国贫弱，西方国家富强。所以，必须使中国富强起来。于是，富强成了20世纪中国的主题。为了富强，中国的先进分子便向西方去寻求真理。所谓寻求真理，就是寻求西方国家富强的秘诀，寻求使中国富强起来的法宝。这种秘诀和法宝，在洋务派看来是先进的技术和武器，所谓“西洋奇器”和“坚船利炮”，在维新派和革命派看来是西方的政治制度，即君主立宪或共和，在新文化运动看来是科学和民主。当然，你可以说认识是在一步步深入，但是，基本的出发点未变，就是把所要寻求的真理仅仅看做实现国家富强之目标的工具，与此相应，反省也只局限在那些会妨碍我们富强的弱点上。我不能说这样的出发点完全不对，不妨说是形势逼人，不得不然。可是，在这样的寻求真理和这样的反省中，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一个严重弱点不但逃脱了反省，而且成了不可动摇的前提，这个弱点就是重实用价值而轻精神价值。

二，以严复为例：用实用眼光向西方寻求真理

我以严复为例来说明我的看法。严复是一个适当的例子，他是百年来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行者和杰出代表，其影响覆盖了世纪初整整一代中国知识分子。他的高明之处在于，他首先认识到西方的政治制度不是凭空建立的，而有其哲学上的根据，应该把这些哲学也引进来。但是，即使是他，或者说，特别是他，亦是用实用眼光去寻求真理的。大家知道，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严复翻译了8部西方名著。关于他的翻译，我想提示

两点。第一，他引进的主要是英国的社会哲学，之所以引进，除了他在英国留学这个经历上的原因外，最主要的是因为他有强烈的社会关切，在他看来，斯宾塞的进化论社会哲学是警醒国人起来求富强的合适的思想武器。第二，他翻译的方式是意译和节译，通过这个方式，他舍弃乃至歪曲了他理解不了的或不符合他的需要的内容，更加鲜明地贯彻了求富强这个意图。

举一个例子。在他的译著中，有约翰“穆勒的《论自由》，他译做《群己权界论》。这部著作的主旨是要确定社会对于个人的合法权力的限度，为个人自由辩护。在书中，穆勒反复强调的一个论点是：个人自由本身就是好的，就是目的，是人类幸福不可缺少的因素，它使得人类的生活丰富多样，生气勃勃。书中有一句话准确表达了他的出发点：“一个人自己规划其存在的方式总是最好的，不是因为这方式本身算最好，而是因为这是他自己的方式。”

事实上，肯定个人本身就是价值，个人价值的实现本身就是目的，这个论点是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核心。无论是洛克、约翰”穆勒以及严复最信服的斯宾塞等人的古典自由主义，还是以罗尔斯、哈耶克为代表的当代自由主义，都是把个人自由看做独立的善。罗尔斯正义论的第一原则就是自由优先，他认为较大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不能构成接受较小的自由的充足理由。他还强调，自尊即个人对自己价值的肯定是最重要的基本善。哈耶克则反复阐明，个人自由是原始意义上的自由，不能用诸如政治自由、内在自由、作为能力的自由等具体的自由权利来混淆它的含义。

可是，在严复的译著里，这个核心不见了。在他所转述的英国自由主义理论（见约翰"穆勒《群己权界论》和斯宾塞《群学肄言》）中，个人自由成了一种手段，其价值仅仅在于，通过个人能力的自由发展和竞争，可以使进化过程得以实现，从而导致国家富强。与德国哲学相比，英国哲学本来就偏于功利性，而严复在引进的时候，又把本来也具有的精神性割除了，结果只剩下了功利性。只要把真理仅仅当作求富强的工具，而不同时和首先也当作目的本身，这种情况的发生就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样一来，一方面，必定会对人家理论中与求富强的目的无关的那些内容视而不见，另一方面，即使看见了，也会硬把它们塞进求富强这个套路中去。

这个例子十分典型，很能说明当时中国思想界的主流倾向。究其原因，只能从我们重实用的文化传统和国民性中去找。由于重实用，所以一接触西方哲学，就急于从里面找思想武器，而不是首先把人家的理论弄清楚。中国人是很少有纯粹的理论兴趣的，对于任何理论，都是看它能否尽快派上用场而决定取舍。在世纪初的这班人里，严复算是好的，他毕竟读了一些西方原著，其他人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辈基本上是道听途说（只看日本人的第二手材料），然后信口开河（将听来的个别词句随意发挥，与佛学、中国哲学、西方其他哲学片断熔于一炉），为我所用。也由于重实用，所以对于西方哲学中最核心的部分，即涉及形而上学和精神关切的内容，就读不懂也接受不了。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一般没有精神价值的地位。无论什么精神价值，包括自由、公正、知识、科学、宗教、真、善、美、爱情等等，非要找出它们的实用价值，非要把它们归结为实用价值不可，否则就不承认它们是价值。

我不否认，中国有一些思想家对于人的精神问题也相当重视，例如严复提出要增进“民德”，梁启超鼓吹要培育“新民”，鲁迅更是孜孜不倦地呼吁要改造“国民性”。但是，第一，在他们那里，个人不是被看做个人，而是被看做“国民”，个人精神素质之受到重视只因为它是造成民族和国家素质的材料。第二，他们对于精神层面的重视往往集中于甚至局限于道德，而关注道德的出发点仍是社会的改造。因此，在我看来，其基本思路仍不脱社会功利，个人精神的独立价值始终落在视野外面。

三，王国维：重视精神价值的一个例外

那么，有没有例外呢？有的，而且可以说几乎是唯一的一个例外。正因为此，他不是一个幸运的例外，而是一个不幸的例外，不是一个成功的例外，而是一个失败的例外。在世纪初的学者中，只有这一个人为精神本身的神圣和独立价值辩护，并立足于此而尖锐批评了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的实用品格。但是，在当时举国求富强的呐喊声中，他的声音被完全淹没了。

我想从一件与北大多少有点关系的往事说起。两年前，北大热闹非凡地庆祝了它的百年大典。当时，纯种的北大人或者与北大沾亲带故的不纯种的北大人纷纷著书立说，登台演讲，慷慨陈词，为北大传统正名。一时间，蔡元培、梁启超、胡适、李大钊、蒋梦麟等人的名字如雷贯耳，人们从他们身上发现了正宗的北大传统。可是，北大历史上的这件在我看来也很重要的往事却好像没有人提起，我相信这肯定不是偶然的。

北大的历史从1898年京师大学堂成立算起。1903年，清政府批准了由张之洞拟定的《奏定学堂章程》，这个章程就成了办学的指导方针。章程刚出台，就有一个小人物对它提出了尖锐的挑战。这个小人物名叫王国维，现在我们倒是把他封做了国学大师，但那时侯他只是上海一家小刊物《教育世界》杂志的一个青年编辑，而且搞的不是国学，而是德国哲学。当时，他在自己编辑的这份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批评张之洞拟定的章程虽然大致取法日本，却惟独于大学文科中削除了哲学一科。青年王国维旗帜鲜明地主张，大学文科必须设立哲学专科和哲学公共课。他所说的哲学是指西方哲学，在他看来，西方哲学才是纯粹的哲学，而中国最缺少、因此最需要从西方引进的正是纯粹的哲学。王国维是通过钻研德国哲学获得关于纯粹的哲学的概念的。在本世纪初，整个中国思想界都热中于严复引进的英国哲学，唯有他一人醉心于德国哲学。英国哲学重功利、重经验知识，德国哲学重思辩、重形而上学，这里面已显示了他的与众不同的精神取向。他对德国哲学经典原著真正下了苦功，把康德、叔本华的主要著作都读了。《辨证理性批判》

那么难懂的书，他花几年时间读了四遍，终于读懂了。在我看来，他研究德国哲学最重要的成就不在某些枝节问题上，诸如把叔本华美学思想应用于《红楼梦》研究之类，许多评论者把眼光集中于此，实在是舍本求末。最重要的是，通过对德国哲学的研究，他真正进入了西方哲学的问题之思路，领悟了原本意义上的哲学即他所说的纯粹的哲学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王国维所认为的纯粹的哲学是什么样子的呢？简单地说，哲学就是形而上学，即对宇宙人生做出解释，以解除我们灵魂中的困惑。他由哲学的这个性质得出了两个极重要的推论。其一，既然哲学寻求的是“天下万世之真理，非一时之真理”，那么，它的价值必定是非实用的，不可能符合“当世之用”。但这不说明它没有价值，相反，它具有最神圣、最尊贵的精神价值。“无用之用”胜于有用之用，精神价值远高于实用价值，因为它满足的是人的灵魂的需要，其作用也要久远得多。其二，也正因此，坚持哲学的独立品格便是哲学家的天职，决不可把哲学当作政治和道德的手段。推而广之，一切学术都如此，唯以求真为使命，不可用做任何其他事情的手段，如此才可能有“学术之发达”。用这个标准衡量，中国没有纯粹的哲学，只有政治哲学、道德哲学，从孔孟起，到汉之贾、董，宋之张、程、朱、陆，明之罗、王，都是一些政治家或想当而没有当成的人。不但哲学家如此，诗人也如此。所谓“诗外尚有事在”，“一命为文人，便无足观”，是中国人的金科玉律。中国出不了大哲学家、大诗人，原因就在这里。

尤使王国维感到愤恨的是，当时的新学主流派不但不通过引进西方的精神文明来扭转中国文化的实用传统，反而把引进西学也当成了实现政治目的或实利目的的工具，使得中国在这方面发生改变的转机也丧失了。他沉痛地指出：政治家、教育家们混混然输入泰西的物质文明，而实际上，中国在精神文明上与西方的差距更大。中国无纯粹的哲学，无固有之宗教，无足以代表全国民之精神的大文学家，如希腊之荷马、英之莎士比亚、德之歌德者。精神文明的建设无比困难：“夫物质的文明，取诸他国，不数十年而具矣，独至精神上之趣味，非千百年之培养，与一二天才之出，不及此。”精神文明原本就弱，培养起来又难，现在只顾引进西洋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前景就更加堪忧了。

四，中西比较：对精神价值的态度

这么看来，对于“中国人缺少什么”这个问题，在本世纪初已经有两种相反的答案。一种是王国维的答案，认为最缺的是精神文明。另一种是除王国维以外几乎所有人的答案，认为最缺的是物质文明，即富强，以及为实现富强所必需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武器。至于精神文明，他们或者还来不及去想，或者干脆认为中国已经充分具备。事实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或早或晚都得出了一个共同的结论，说西方是物质文明发达，中国是精神文明发达，甚至是全世界最发达的。直到今天，还有人宣布，中国的精神文明全世界第一，并且承担着拯救世界的伟大使命，21世纪将是中国世纪云云。

当然，在这两种不同答案中，对于精神文明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在王国维看来，精神文明的核心是对精神价值的尊敬，承认精神有物质不可比拟的神圣价值和不可用物质尺度来衡量的独立价值，一个民族精神文明的成就体现为它在哲学、宗教、文学、艺术上所达到的高度。而其他人所说的精神文明，基本上是指儒家的那一套道德学说，其成就体现为社会的稳定。

你们一定已经想到，我是赞成王国维的答案的。在我看来，中国人缺少对精神价值的尊敬，从而也缺少对守护和创造了精神价值的人的尊敬，这是明显的事实。我暂时先提一下这方面最直观的一个表现。在欧洲国家，任何一个城镇的居民最引以自豪的事情是，曾经有某某著名的哲学家、艺术家、学者在那里生活过，或者居住过一些日子，他们必会精心保存其故居，挂上牌子注明某某何时在此居住。我在海德堡看到，这个仅几万人口的小城，这样精心保存的故居就有数十处。在巴黎先贤祠正厅里只安放了两座精美的墓，分别葬着伏尔泰和卢梭。如果不算建祠时葬在这里的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一些政治家和军人，进入先贤祠的必是大哲学家、大文学家、大科学家，总统之类是没有资格的。想一想即使在首都北京保存了几处文化名人故居，想一想什么人有资格进入八宝山的主体部分，我们就可知道其间差别了。

五，从头脑方面看中国人缺少精神性

说我们不重视精神本身的价值，这是一个婉转的说法。换一个直截了当的说法，我要说中国人、中国文化缺少精神性，或者说精神性相当弱。所谓精神性，包括理性和超越性两个层次。理性属于头脑，超越性属于灵魂。所以，精神性之强弱，可以从头脑和灵魂两个层次来看。

精神性的一个层次是理性。通俗地说，有理性即有自己的头脑。所谓有自己的头脑，就是在知识的问题上认真，一种道理是否真理，一种认识是否真知，一定要追问其根据。从总体上看，西方人在知识的根据问题上非常认真，而我们则比较马虎。

熟悉西方哲学史的人一定知道，西方哲学家们极关注知识的可靠性问题，尤其是近代以来，这方面的讨论成了西方哲学的主题。如果要对人类知识的根据追根究底，就会发现其可靠性面临着两大难题：第一，如果说与对象符合的认识才是真知，可是对象本身又永远不能在我们意识中出现，一旦出现就成了我们的认识，那么，我们如何可能将二者比较而判断其是否符合？第二，我们承认经验是知识的唯一来源，同时我们又相信在人类的知识中有一种必然的普遍的知识，它们不可能来自有限的经验，那么，它们从何而来？康德以来的许多西方哲学家之所以孜孜于要解决这两个难题，就是想把人类的知识建立在一个完全可靠的基础上，否则就放心不下。相反，中国的哲学家对这类问题不甚

关心，在中国哲学史上，从总体上怀疑知识之可靠性的只有庄子，但基本上没有后继者。知识论是中国传统哲学最薄弱的环节之一，即使讨论也偏于知行关系问题。宋明时期算是最重视知识论的，可是所讨论的知识也偏于道德认识，即所谓“德行之知”。程朱的格物致知的“知”，陆王的尽心穷理的“理”，皆如此，分歧只在悟道的途径。

在哲学之外的情况也是这样。在西方，具有纯粹的思想兴趣、学术兴趣、科学研究兴趣的人比较多，他们在从事研究时只以真知为目的而不问效用，正是在他们中产生了大思想家、大学者、大科学家。中国则少这样的人。以效用为目的的研究是很难深入下去的，一旦觉得够用，就会停下来。同时，唯有层层深入地追问根据，才能使理论思维趋于严密，而由于中国人不喜追根究底，满足于模棱两可，大而化之，所以理论思维不发达。此外，本来意义上的热爱真理也源于在知识问题上的认真，因为认真，所以对于自己所求得的真知必须坚持，不肯向任何外来的压力（政府，教会，学术权威，舆论，时尚）屈服。中国曾经有过许多为某种社会理想献身的革命烈士，但不容易出像苏格拉底这样为一个人生真理牺牲的哲学烈士，或像布鲁诺这样为一个宇宙真理牺牲的科学烈士。

六，从灵魂方面看中国人缺少精神性

精神性的另一个层次是超越性。通俗地说，有超越性即有自己的灵魂。所谓有自己的灵魂，就是在人生的问题上认真，人为何活着，怎样的活法好，一定要追问其根据，自己来为自己的生命寻求一种意义，自己来确定在世间安身立命的原则和方式，决不肯把只有一次的生命糊涂地度过。而一个人如果对人生的根据追根究底，就不可避免地会面临诸如死亡与不朽、世俗与神圣之类根本性的问题，会要求以某种方式超越有限的肉体生命而达于更高的精神存在。从总体上看，我们在生命的根据问题上也远不如西方人认真。有人说，人生哲学是中国哲学的最大成就，中国哲学在这个方面非常丰富和深刻，为世界之最。从比重看，人生哲学的确是中国哲学的主体部分，而在西方哲学中则好像没有这么重要的地位。若论人生思考的丰富和深刻，我仍觉得中国不及西方。我想着重指出一点：中西人生思考的核心问题是不同的。西方人的人生思考的核心问题是：为什么活？或者说，活着有什么根据，什么意义？这是一个人面对宇宙大全时向自己提出的问题，它要追问的是生命的终极根据和意义。所以，西方的人生哲学本质上是灵魂哲学，是宗教。中国人的人生思考的核心问题是：怎么活？或者说，怎样处世做人，应当用什么态度与别人相处？这是一个人面对他人时向自己提出的问题，它要寻求的是妥善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所以，中国的人生哲学本质上是道德哲学，是伦理。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呢？我推测，很可能是因为对死抱着不同的态度。对于西方人来说，死是一个头等重要的人生问题，因为在他们看来，死使人生一切价值面临毁灭的威胁，不解决这个问题，人生其余问题便无从讨论起。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把哲学看做预习

死的一种活动。自古希腊开始，西方哲学具有悠久的形而上学传统，即致力于寻求和建构某种绝对的精神性的宇宙本体，潜在的动机就是为了使个人灵魂达于某种意义上的不死。至于在基督教那里，所谓上帝无非是灵魂不死的保证罢了。中国人却往往回避死的问题，认为既然死不可逃避，就不必讨论，讨论了也没有用处。在这个问题上，哲学家的态度和老百姓一样朴素，所以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庄子“以死生为一条”，抱的也是回避的态度。从死不可避免来说，对死的思考的确没有用处，但不等于没有意义，相反具有深刻的精神意义。事实上，对死的思考不但不关闭、反而敞开了人生思考，把它从人生内部事务的安排引向超越的精神追求，促使人为生命寻找一种高于生命本身的根据和意义。相反，排除了死，人生思考就只能局限于人生内部事务的安排了。中国之缺少形而上学和宗教，原因在此。儒家哲学中的宇宙论远不具备形而上学的品格，仅是其道德学说的延伸，然后又回过头来用做其道德学说的论证。所谓“天人合一”，无非是说支配着宇宙和人伦的是同一种道德秩序罢了。

由于同样的原因，我们中国人缺少真正的宗教感情。当一个人的灵魂在茫茫宇宙中发现自己孤独无助、没有根据之时，便会在绝望中向更高的存在呼唤，渴望世界有一种精神本质并且与之建立牢固的联系。这就是本来意义的宗教感情，在圣奥古斯丁、帕斯卡尔、克尔凯郭尔、托尔斯泰身上可以看见其典型的表现。我们对这样的感情是陌生的。我们也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灵魂生活，很少为纯粹精神性的问题而不安和痛苦，很少执著于乃至献身于某种超越性的信念。因此，我们中很难产生精神圣徒，我们的理想人格是能够恰当处理人际关系的君子。也因此，我们缺少各种各样的人生试验者和精神探险家，我们在精神上容易安于现状，我们的人生模式容易趋于雷同。

总起来说，我们缺少头脑的认真和灵魂的认真，或者说，缺少广义的科学精神和广义的宗教精神。

七，其他弱点可追溯到精神性的缺少

我们在其他方面的缺点往往可以在精神性之缺乏中找到根源，或至少找到根源之一。例如，为什么我们不把个人自由本身看做价值和目的，而仅仅看做手段呢？道理很简单，如果一个人不觉得有必要用自己的头脑思考问题，思想自由对他就确实不重要；如果他不觉得有必要让自己的灵魂来给自己的人生做主，信仰自由对他就确实不重要。关于这一点，梁淑溟说得很传神：中国人“对于西方人的要求自由，总怀两种态度：一种是淡漠的很，不懂得要这个作什么，一种是吃惊得很，以为这岂不乱天下！”另一面呢，“西方人来看中国人这般的不想要权利，这般的不把自由当回事，也大诧怪的”。因为他们一定会觉得，一个人如果在对世界的看法和对人生的态度上都不能自己做主，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哈耶克确实告诉我们：自由之所以重要，正是因为人人生而不同，每个人的独特性是每个人的生命的独特意义之所在；而强制之所以可恶，正是因为它把人看成了没有

自己的思想和自己的灵魂的东西。奇怪的是，在当前的哈耶克热中，人们对他的这种价值立场很少关注，往往把他的理论归结成了经济自由主义。

又例如，梁启超曾经提出一种很有代表性的意见，认为中国人在精神的层面上最缺少的是公德，即对社会的责任心。在我看来，其原因也可追溯到中国人缺少真正的灵魂生活和广义的宗教精神，因此而没有敬畏之心，没有绝对命令意义上的自律。我们不但不信神，而且不信神圣，即某种决不可侵犯的东西，一旦侵犯，人就不再是人，人的生命就丧失了最高限度和最低限度的意义。灵魂的严肃和丰富是一切美德之源，一个对自己生命的意义麻木不仁的人是不可能对他人有真正的同情之感、对社会有真正的责任心的。我想再对中国知识分子问题说几句话。我常常听说，中国知识分子的弱点是缺乏社会承担和独立品格。据我看，表面上的社会承担并不缺，真正缺的是独立品格，而之所以没有独立品格，正是因为表面上的社会承担太多了，内在的精神关切太少了。我并不反对知识分子有社会责任心，但这种责任心若没有精神关切为底蕴，就只能是一种功利心。我们不妨把中国知识分子与俄国知识分子做一个比较。俄国知识分子在社会承担方面决不亚于我们，他们中的许多人为此而被流放，服苦役，但是，他们同时又极关注灵魂问题，这使得他们能够真正作为思想家来面对社会问题。只要想一想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陀斯妥耶夫斯基、舍斯托夫等人，你们就会同意我的说法。一个人自己的灵魂不曾有过深刻的经历，则任何外部的经历都不可能使他深刻起来。譬如说，中国知识分子在“文革”中所遭受的苦难也许不亚于俄国知识分子在沙皇专制下或斯大林专制下所遭受的，可是，直到今天，我们没有写出一部以“文革”为题材的优秀作品，哪怕能够勉强与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相比，这恐怕不是偶然的。

八，原因和出路

最后我想提出一个问题。应该说，人性在其基本方面是共通的。人是理性的动物，在此意义上，人人都有一个头脑，都有理性的认识能力。人是形而上学的动物，在此意义上，人人都有一个灵魂，都不但要活而且要活得有意义。这本来都属于共同的人性。事实上，无论西方还是中国，都有人对于知识的根据问题和人生的根据问题持认真态度，而特别认真的也都是少数。那么，为什么在西方，人性中这些因素会进入民族性之核心，并成为一种文化传统，而在中国却不能呢？我承认，对这个问题，我尚未找到一个满意的答案。我相信，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必是复杂的。不管怎样，作为综合的结果，中国文化已经形成了其实用品格。值得注意的是，一旦形成之后，这种文化便具有了一种淘汰机制，其发生作用的方式是：对实用性予以鼓励，纳入主流和传统之中，对精神性则加以排斥，使之只能成为主流和传统之外的孤立现象。

王国维的遭遇便是一个典型例证。在他的个性中，有两点鲜明的特质。一是灵魂的认真，早已思考人生的意义问题并产生了困惑。二是头脑的认真，凡事不肯苟且马虎，必欲寻得可靠的根据。这两点特质结合起来，为灵魂的问题寻求理性的答案的倾向，表明他原本就是一个具备哲学素质的人。因此，他与德国哲学一拍即合就完全不是偶然的了。可是，他对哲学的这种具有强烈精神性的关注和研究在当时几乎无人理睬，与严复的实用性的译介之家喻户晓适成鲜明对照。他后来彻底钻进故纸堆，从此闭口不谈西方哲学乃至一切哲学，我认为应该从这里来找原因。在他的沉默和回避中，我们应能感觉到一种难言的沉痛和悲哀。可以说，淘汰机制的作用迫使他从较强的精神性退回到了较弱的精神性上来。

这里有一个恶性循环：精神性越被淘汰，实用品格就越牢固；实用品格越牢固，精神性就越被淘汰。出路何在？依我看，惟有不要怕被淘汰！本来，怕被淘汰就是一种实用的计算。如果你真的有纯粹精神性追求的渴望，你就应该坚持。我希望中国有更多立志从事纯哲学、纯文学、纯艺术、纯学术的人，即以精神价值为目的本身的人。由于我们缺乏这方面的整体素质和传统资源，肯定在很长时间里不能取得伟大成就，出不了海德格尔、卡夫卡、毕加索，这没有关系。而且，如果你是为了成为海德格尔、卡夫卡、毕加索才去从事这些，你就太不把精神价值当做目的而是当做手段了，你的确最好趁早去做那些有实用价值的事。我相信，坚持纯粹精神性追求的人多了，也许在几代人之后，我们民族的精神素质会有所改观，也许那时候我们中会产生出世界级的大哲学家和大诗人了。

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恩格斯2010年05月31日 12:34:09

3月14日下午两点三刻，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停止思想了。让他一个人留在房间里不过两分钟，等我们再进去的时候，便发现他在安乐椅上安静地睡着了---但已经是永远地睡着了。

这个人的逝世，对于欧美战斗着的无产阶级，对于历史科学，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这位巨人逝世以后所形成的空白，不久就会使人感觉到。

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纷繁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而先前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一切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

一生中能有这样两个发现，该是很够了，即使只要能作出一个这样的发现，也已经是幸福的了。但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肤浅地研究的。

他作为科学家就是这样。但是这在他身上远不是主要的。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即使它的实际应用也许还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但是当有了立即会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产生革命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完全不同了。例如，他曾经密切地注意电学方面各种发现的发展情况，不久以前，他还注意了马赛尔·德普勒的发现。

因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正是他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这实际上就是他毕生的使命。斗争是他的生命要素。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满腔热情、坚韧不拔和卓有成效地进行斗争。最早的《莱因报》（1842年），巴黎的《前进报》（1844年），《德意志－布鲁塞尔报》（1847年），《新莱茵报》（1848－1849年），《纽约每日论坛报》（1852－1861年），以及许多富有战斗性的小册子，在巴黎、布鲁塞尔和伦敦各组织中的工作，最后，作为全部活动的顶峰，创立伟大的国际工人协会，－－老实说，协会的这位创始人即使别的什么也没有做，也可以为这一结果自豪。

正因为这样，所以马克思是当代最遭嫉恨和最受诬蔑的人。各国政府---无论专制或共和政府---都驱逐他；资产者--无论保守派或极端民主派---都竞相诽谤他，诅咒他。他对这一切毫不在意，把它们当作蛛丝一样轻轻抹去，只是在万分必要时才给予答复。现在他逝世了，在整个欧洲和美洲，从西伯利亚矿井到加利福尼亚，千百万革命战友无不对他表示尊敬、爱戴和悼念。而我敢大胆地说: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他的英名和事业将永垂不朽！恩格斯写于1883年

第三篇：演讲词

尊敬的各位嘉宾、各位领导、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 大家好！

值此冬阳送暖、叶舞花香、橙橘飘香的大好时节，我们在这里隆重举行爱心人士捐赠仪式。首先，我谨代表此次活动甘棠小学对出席捐赠仪式的爱心人士陈如富谭雪丽夫妇，吕佩夫妇，曾小亮，陈美艳，周福琴，商崇芸，张国黔，陈娟，刘湘，周建华，孙德丽；各位领导，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和最诚挚的感谢！

同时也感谢社会上爱心人士多年来对我校给予了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帮助和支持。今天，她们更是带着深情厚谊给黄泥镇甘棠小学捐赠的。这是对我校老师的肯定以及对学生的支持，是共产党员先进性的真实体现，他们是扎扎实实践行“三个代表”的良好典范！

首先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再次欢迎镇教中心领导的到来、、以及各位爱心人士的到来（掌声欢迎）

下面请学生代表给出席仪式的领导、嘉宾佩戴红领巾 接下来：请我们甘棠小学校长杨登荣致欢迎词。（掌声欢迎

接下来：有请镇教中心领导为我们讲话、（掌声欢迎 接下来：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请爱心人士代表陈如富先生给我们讲话。（掌声欢迎））

接下来：举行捐赠仪式，请爱心人士向学生代表代表捐

赠文具。

最后：请接受捐赠 的学生代表致感谢辞。

..............（捐赠过程）

衷心感谢爱心人士对甘棠小学学生的关爱和学生支持！

同志们，今天举行的爱心捐赠仪式得到了爱心人士各位领导的关心和重视，得到了大家的全力支持。在此，我代表甘棠

小学的老师及学生再次表示衷心的感谢！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而大家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们真诚地期待有更多的有识

之士、商界名流怀着一颗热爱家乡，建设家乡贫困小学的心，拥有一片博爱、热忱的情，更多更好地关怀我们的父老乡亲，更多更好地关爱为我们的社会做出过巨大贡献的爱心人士

为构建和谐校园＊＊贡献自己的力量。

现在我宣布本次爱心捐赠仪式到此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业发达！谢谢大家！

第四篇：演讲词

敬的各位领导、老师，各位同学：

大家晚上好!

金菊含笑、秋风送爽，在这个美好的季节，第X届就业指导协会正式成立。就业指导协

会是一个指导大学生就业并服务于广大学生的综合性学生协会，协会成员遍及全院各院系各

年级，是在校招生就业指导中心的领导下，院大学生就业指导中心的指导下的一个学生协会。

下面，我们先请我们的理事长做一下整个协会的简介和目标

“就业指导协会是以服务广大学生为主要内容，在引导协会成员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就业观、职业观、创业观的同时，带领他们逐步认识、了解、适应社会，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并学习成功学理论，确立他们正确的人生信念和态度，为他们在校创业或毕业后就业及创业奠定

坚实的基础。

本协会将在成立之初及以后的发展进程中，以企业家精神为支柱，以创新、创业、成材为理

念的三大思维与行动框架，为协会的长久发展打下基础。

院就业指导协会是切实为同学们服务的团体，上一届承前，而由我们来启后，也是开拓创新的一届，我们深知肩膀上的重任。在继承并发扬学院这个学生组织优良传统的同时，我们更

要在新的形势下搭建新的舞台、开创新的局面，使我协会提升到一个新的发展平台。为此，我代表新一届的就业指导协会全体成员向大家作一下工作设想和决心：首先，抓好基础工作，垒筑坚实地基。深层的地基关系着高楼的命脉，我们日常看似平淡的基础工作决定着全专业

全方位的运作。我们要精诚团结、与时俱进，坚持不懈的抓好日常管理和各项基础工作，建

立、健全协会各项章程，改进工作方式、方法，引领和凝聚更多的同学一起向更高、更好、更强的目标奋进。第二，弘扬协会独特的文化，打造精品社团。作为引领时代潮流的大学生，陈旧、单一的思维方式应予以抛弃，而换之以不拘一格、追求真知的时代气息。为此，我们的社团将革旧迎新，紧跟时代步伐，让社团组织真正成为我们锻炼自我、提升自我的舞台，唱出当代大学生的新知、个性和能力。

“开弓没有回头箭”，胸怀为同学服务的愿望，在招生就业指导中心的老师的具体指导和帮

助下，在“XXXXXX（我们协会的宗旨，你写一下，我不记得了）”的协会宗旨鼓舞下，在广大同学的支持下，只要我们精诚团结、相互合作、彼此鼓励、倡导奉献，矢志不移的面对

压力和挑战，我们终会成就一番事业，开创一片天地，但愿明年的今天，当我们把大学生创

业就业协会发展的接力棒交给下一届的时候，我们会说：我们是成功的。谢谢大家！”（这一

节就给你当演讲稿吧--）

第五篇：演讲词

党在我心中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评委，亲爱的同事们：

大家下午好！

为了缓解演讲中的紧张气氛，首先我给大家讲个小故事吧：

一次，敬爱的朱德总司令给大家讲关于《党在我心中》这一课的时候，课上有人给朱总司令递了一张条子，想听听国际形势以及国民党关系的条子，朱总司令一打开国际形势的话匝子，就停不了了，同学们听得津津有味，下课时间就要到了，可党在我心中还没有开讲呢，朱总司令就说：你给大家讲讲《党在我心中》吧！！

2012年11月8日，上午9：06分至10：40分，在设计院的一会议室，我们观看了胡总书记代表十七届委员做了党的十八大报告，报告简洁清晰，深深吸引了我，之后我自己写下了下面这首诗：

2012年的11月8日，党的十八大在京召开，我们欢呼着，回忆着，忘不了党经历的风风雨雨，忘不了战火中的电闪雷鸣。

党，是您的足迹，印在了绵延的雪山上；

党，是您的身影，刻在了无垠的草地上；

党，正是您的精神，烙在中国人民的心坎上。

您，推翻三座大山，让人民获得了翻身的喜悦；

您，领导改革开放，让富裕走进了百姓生活；

您，倡导西部开发，戈壁崛起了座座新城；

2012年的11月8日，我们欢呼着，憧憬着，党的十八大的顺利召开，憧憬着我们美好的未来。

作为一名青年党员，我要时刻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在平凡的岗位上，严格要求自己，以热情的工作态度，严谨的工作作风迎接每一天的工作。立足本职，多作贡献，把党牢记于心中！

雷锋同志曾说过“共产党员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共产党员就像钉子一样，组织把你安排在任何岗位上都必须永不生锈，闪闪发光。

在重钢扭亏增盈的关键时期，做好本职工作，团结合作，我坚信，只要我们一起携起手来，一定能够渡过难关。在党的好政策，在党的指引下，开拓创新，大力运用科学技术，走科学发展观的道路，重钢设计院的明天会更好，重钢的明天会更好！

亲爱的同事们，跟大家分享完我的演讲后，我的演讲就要结束了，在结束之前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副对联：本次演讲有多好，就看评委给多少，横批：评委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