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纪律决定政党力量

第一篇：政治纪律决定政党力量

人民日报：政治纪律决定政党力量

——从严治党新观察之四

无视组织程序，“迈过锅台上炕”；不顾中央禁令，“心里装着小九九”；明明有政治要求，却置若罔闻、毫无顾忌，甚至丧失理想，丢掉信仰„„一些党员干部种种我行我素、阳奉阴违的行为，本质上是政治纪律的缺失。在中纪委二次全会上，总书记强调，党面临的形势越复杂、肩负的任务越艰巨，就越要加强纪律建设，越要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确保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步调一致前进。这样的鲜明表态，凸显了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加强政治纪律建设的重要性、紧迫性。

决定执政能力的“生命线”

党员也好，党组织也好，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言行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中央权威，这是基本要求，也是根本的政治纪律。早在1927年，党的五大就明确提出党内纪律非常重要，“宜重视政治纪律”。

纪律涣散，会造成内耗，生出小圈子、小派系，阻碍政党形成统一团结整体；纪律涣散，更会让上下不贯通、政令中梗阻，上面一套、下面一套，阻碍政策意图的实现。1903年，英国工党就明确党议员要“严格避免”与其他党派一致行动等纪律要求；2000年，法国社会党修改的新章程要求党员必须接受党的“原则声明”、章程和决定。对于任何一个现代政党，纪律都可谓生命线，更何况是一个有8200多万党员、领导着13亿人口的执政党？

应当说，“严守党的纪律”，是入党誓词的内容。从“表哥”杨达才到雷政富再到李亚力，对于违反党纪国法者，我们从未姑息。不过，经济好起来之后，党员干部面临更多诱惑，“糖衣炮弹”具有更大杀伤力；在信息时代、开放社会，各种观念交融甚至交锋，思想潜流冲击党员信仰；大发展态势之下，各地利益协调更加困难，政治纪律也更容易被保护主义、本位主义消解。正因此，一些人才会在政治纪律问题上要求不严、心存侥幸，甚至刻意规避、“低调”违反。

当前，改革形势复杂、发展任务繁重，与革命战争时代相比，前进的道路虽没有了当年的硝烟，却同样充满艰难险阻。从革命党到执政党，我们更需要以严格的政治纪律保证党的高度统一。正如小平同志所说：“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怎样才能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呢？一靠理想，二靠纪律。”

规范政治行为的“高压线”

毛泽东说，路线是“王道”，纪律是“霸道”，这两者都不可少。政治纪律，理应成为党员以及各级党组织的“高压线”。

对个人而言，树立“党章意识”是根本。用党章规范一言一行，才能做到政治信仰不变、政治立场不移、政治方向不偏。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有坚定立场，对背离党性言行有鲜明态度，这是每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基本政治觉悟。如果谁都可以为所欲为，那还叫什么政党，那是乌

合之众。倘若党章要求成了虚设，政治纪律成了摆设，就会形成“破窗效应”，使党的章程、原则、制度、部署丧失严肃性和权威性，党就会沦为各取所需、自行其是的“私人俱乐部”。更重要的是，要从组织层面上破除“肠梗阻”，保证政令畅通。当前，还有地方我行我素，为了地方利益，架空中央政策、损害群众利益。比如，少数地方为扩大财源，在征地、拆迁等方面屡屡踩线；比如，三令五申宏观调控，有些地方却还是违规上项目。这些都极大妨碍了党的政策执行，甚至有群众揶揄“上面政策定得好，走到下面没了袄”，“上面政策是太阳，照到下边碰到墙”。针对于此，中纪委全会特别强调了“三个决不允许”——决不允许“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决不允许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决不允许在贯彻执行中央决策部署上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

一个政党，不严明纪律，必然分崩离析。苏共在20万人时建国、200万人时卫国、2000万人时却亡国，为什么？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治纪律被动摇了，党员离心离德，党组织各行其是。殷鉴不远，面对前所未有的现代化道路，面对世所罕见的困难和风险，我们尤须严明政治纪律，才能摆脱历史周期律，形成全党上下步调一致、奋发进取的强大力量。

第二篇：政治政党关系

政治关系之我见

政治文明是人们改造社会所获得的政治成果的总和，其形成和发展受社会政治环境、历史传统、民族性格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政治文明包括政治理念文 明、政治制度文明、政治行为文明、法治文明等内容，其中政治制度文明具有核心地位。在现代社会，政党制度作为政治制度最重要的方面，与政治文明关系十分密切。本文 试图就中国政治文明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的相互关系作相应的理论探讨。

一、中国传统政治文明在近代的转型孕育了中国近代政党的诞生

中国传统政治文明是华夏先民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上改造社会所获得的政治成果的总和，是适应于传统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的一种文明形态。中国传统政治文明在近代受到来自三个方面的冲击使之发 生了转型。一是强调儒家政治取向的经世思潮得到发展,二是现代化历程的被动开启严重挑战了传统秩序,三是以契约论和民主理念作为合法性理念和政治价值理念并与天命理念和民本理念基本对立或格格不入的西方政治文明的引入和传播。20世纪初知识分子的迅速发展，为政党的建立扩展了群众基础和领导骨干。1905年成 立的中国同盟会，提出了较为完整的革命纲领，标志着民族资产阶级的中下层已经建立 起统一的政党。改良派和立宪派也加快建党步伐，积极谋求政党地位的合法化。流亡海 外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也积极筹划建立正式的政党组织。1906年9月清廷宣布预备立 宪，促进了国内外立宪分子的建党活动，先后建立了帝国宪政会、政闻社、预备立宪公 会等，并组织发动了数次请愿运动，要求开放党禁、速开国会、成立责任内阁。然而19 11年4月首届责任内阁成立，立宪派大为失望，遂成立宪友会与钦选议员在资政院中展 开斗争。随后，清政府颁发了所谓《实行宪政谕》和《准革命党人按照法律改组政党谕 》，从而取消了对政党的限制。虽然政党的合法化过于迟缓，但毕竟突破了传统政治文 明对政党的敌视，树立起一种全新的观念，推动了政党的发展，对中国的政治发展和政 党制度的选择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二、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是中国政治文明转型过程中的历史选择

中华民国时期上承传统封建君主专制，下启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政党 组建、分化剧烈，活动异常频繁的时期，实践过多种政党制度形态。中华民国确立共和政体，初年出现了政党林立的局面，当时党人一致认为政治竞争的 理想模式是两党竞争，并开展了组建两大政党的活动，但未能如愿，最后有多党参加了国会竞选。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决心重新建立一个革命的党来重建民国。他倾向于用一党制 的新思路代替多党竞争，但并不排斥进步党派。后来他接受了苏俄和中共的帮助，改组了国民党，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使中国革命取得了巨大进展。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蒋介石等以实行“训政”为名，强化一党专制，确立起国民党一党独裁统治。“七·七”事变后，蒋介石国民党虽然被迫在党禁方面有所松动，设立了国民参政会，推行所谓战时体制，但这些变化实际上包含着国民党“以党渗政”、为实行宪政后继

续维持事实上的一党制作准备。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 国民党一党独裁的反动面目迅速暴露，其法西斯统治，遭到中国共产党和绝大多数中间党派坚决反对，最终丧失了在大陆的政权。这表明排斥其它党派的一党制，在中国也缺乏合适的土壤，同样不适合中国国情。与上述情况完全不同，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中国共产党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与国民党开展第二次合作，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中普遍建立起“三三制”政权，与其他党派开展合作,创造出以共产党为核心的多党合作制的雏形。在随之而来的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紧密合作，为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发挥了直接的作用。这说明一党领导、多党合作的政党制度模式具有深刻的历史合理性，适合中国的国情。

在近代中国政治发展过程中，政党承担了艰巨的任务，建立民族国家政权的过程与革 命的过程同社会淘汰性选择政党和政党制度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合而为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经过革命的洗礼而形成，它显示出不同于别国政党制度的自身特色，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一是有助于避免多党竞争政权造成的无序状态和资源浪费，减少政治成本；二是有助于多个党派群策群力，共同进步；三是验证并强化了统一战线的思想和政策，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的基本框架是在确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标志着中国政党制度的初步形成，而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的基本框架得以建构起来，则是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 确立为基础的，经历了较长一段时间的实践和探索。

在探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过程中，中国发展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多党合作的体制 和运作机制。目前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在17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有9位；在29位全 国政协副主席中有14位；还有14位担任国务院部委或直属局的副部长、副局长。全国各 级政府和司法机关担任县(处)以上的党外领导干部达9000多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 合作，其运作主要包括政治协商、合作共事、互相监督等多种形式，而且这些形式已经 相当制度化。其中，政治协商不仅包括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全体会议、常务委员会会议、主席会议、常务委员专题座谈会和各专门委员会会议等，而且包括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 邀请各民主党派主要领导人和无党派的代表人士举行民主协商会、座谈会、谈心活动等；合作共事不仅体现为中国共产党吸收各民主党派的部分成员到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中担任领导职务，而且包括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召开全体会议和有关会议讨论工作时可视需要邀请有关民主党派人士列席、政府有关部门可就专业性问题同民主党派对口协商等多种形式；互相监督也体现了执政党与参政党之间的合作关系，民主党派可通过政协各种会议提出建议、向政协会议提出议案、政协委员视察或举报等形式，对中国共产党进行监督。尤为值得指出的是，全国政协与全国人大同时召开会议(新闻媒体一般称为“两会”)，已经成为全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1989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提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 合作制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第一次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明确规定了中国共产 党与八个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出了民主党派参政的基本内容和

发挥民主党派监督作用的总原则，规定了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进行政治协商和合作共事 的各种形式和具体安排。可以认为，这个《意见》包含了对十六字党际关系准则的确定、民主党派政治价值的肯定和多党合作运作机制的制度性规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多党合作制的基本框架已经确立。1993年3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 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其中第四条宪法修正案增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 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的内容，将政党制度纳入了宪法的框架体系。

四、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 文明建设的重要基础和有效途径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上的报告中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强调要“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加强同民主党派的合作共事，更好地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特点和优势”。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不但直接增强我国的政治实力，而且影响到经济实力、外交实力、民族凝聚力等方面的提高和发展。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任务，现在又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任务，这显然是对社会主义本质和特征，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必将对社会主义的全面发展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包括两方面的价值理念：一是在政治领域中表现为保证 和体现人民当家作主，二是在社会领域中表现为为中华民族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伟大复兴创造政治条件。

在多党间形成核心与合作模式而非竞争模式是中国政党制度的特点，长期坚持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则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突出特色。无论是根据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要求来完善政党制度，还是通过完善政党制度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都必须从加强和改善执政党、参政党及其党际关系三个方面来进行努力。首先，要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全面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水平。第二，要更充分地发挥民主党派的参政功能。这主要应从两个方面来作出努力：一是民主党派自身要加强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要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对成员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和基本国情教育，增强党派成员的政党意识和参政意识，加强与所代表阶层的实际联系，提高利益代表、聚合和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能力，并从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和机关建设、做好组织发展工作、积极发挥基层组织作用等方面着手，健全组织体系，提升参政议政的实力和水平；二是充分利用保障民主党派有效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制度规定，通过发挥民主党派成员在人民代表大会中的作用、加强民主党派成员在政协中的协商与监督功能、保证民主党派成员在各级政府及司法机关中有职有权、完善中国共产党所邀集的各种协商活动等，拓展民主 党派参政的空间，增强民主党派对政治和社会的影响力。第三，要进一步优化党际关系模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既强调共产党的领 导，同时又充分肯定各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作用，这种党际关系既是中国政 党制度的特色，也

是中国政党制度的优势。

众所周知，任何国家，任何政党之间的关系如何，最终要从这些党的奋斗目标来分析。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为中国各民主党派所高度认同并作为共同的目标，这就从根本上保证了党际关系在新世纪新阶段的进一步优化。因此，要充分利用这些条件，采取切实措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 作制，这必将有效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社会主义政 治文明的建设作出积极贡献。

【参考文献】

[1]王邦佐等编著：《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2]茅家琦著：《晚清史论》，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3]《论戊戌维新运动及康梁》，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4]宋春主编：《中国的政党》，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5]杨幼炯著：《中国政党史》，上海书店1984年版。[6]张允侯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一至四册，三联书店1979年版。[7]邱钱牧主编：《中国政党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8]窦爱芝编著：《中国民主党派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9]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国革命与民主党派》，国防大学出版社1989 年版。[10]殷啸虎著：《中国宪政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11]王永祥著：《中国现代宪政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12]徐矛著：《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13]朱汉国著：《中国政党制度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14]宋春 刘志超主编：《民主党派与中共合作史》，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15]萧超然主编：《中国政治发展与多党合作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16]王邦佐主编：《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17]《多党合作纪实》，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

学院：化生学院专业：08化学姓名：林温琪

学号：0810010052010年12月23日

第三篇：政治纪律情况

针对一些党员干部存在的违反政治纪律情况，以及贪图享乐等生活作风方面的问题，重庆市委常委会审议通过《重庆市党员干部政治纪律“八严禁”》、《重庆市党员干部生活作风“十二不准”》，以切实加强党员干部教育、管理、监督，严明政治纪律，严肃生活作风，打造一支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党员干部队伍。

重庆市党员干部政治纪律“八严禁”

《重庆市党员干部政治纪律“八严禁”》明确规定：全市党员干部必须严格遵守党章，坚定理想信念，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原则问题和大是大非面前立场坚定，坚决维护中央权威，确保政令畅通。

一、严禁散布违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意见，发表违背中央决定的言论。

二、严禁泄露党和国家秘密。

三、严禁参加非法组织。

四、严禁组织、策划、怂恿、支持、参加非法活动。

五、严禁制造、传播政治谣言及丑化党和国家形象的言论。

六、严禁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在贯彻执行中央和市委决策部署上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

七、严禁违反程序、不讲规矩，重大事项不按要求请示报告。

八、严禁对组织不忠诚老实、说假话。凡违反上述规定的，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给予组织处理，构成违纪的依照有关规定给予纪律处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重庆市党员干部生活作风“十二不准”

《重庆市党员干部生活作风“十二不准”》明确规定：全市党员干部应当自觉遵守党纪国法和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勤俭朴实、生活正派、情趣健康，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

一、不准赌博或在公共场所从事带有财物输赢的棋牌等活动。

二、不准借婚丧喜庆事宜大操大办，收钱敛财。

三、不准传播“黄色”信息及其他低俗文化。

四、不准不讲诚信、不守承诺，引发纠纷。

五、不准发生酗酒滋事等不注意公众形象、不符合身份的言行。

六、不准不尽抚养、赡养、扶养责任，实施家庭暴力，违背家庭道德。

七、不准与异性进行不正当交往或保持不正当关系。

八、不准参与有异性陪侍服务的活动。

九、不准索要、接受管理和服务对象提供的吃请、旅游、健身、娱乐等活动。

十、不准持有会员卡。

十一、不准用公款相互吃请、送节礼，或用公款支付应由个人承担的非公务活动费用。

十二、不准组织、参与或支持封建迷信、伪科学、反科学等活动。凡违反上述规定的，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给予组织处理，构成违纪的依照有关规定给予纪律处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四篇：政治和纪律

2011年9月，根据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的要求和省委领导的指示，省纪委组织协调有关部门严肃查处了省教育厅办公室副主任李恩阔在省委换届考察期间利用互联网恶意诽谤领导干部的严重违纪违法案件。2011年10月17日，省委高校纪工委、省教育厅决定给予李恩阔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现通报如下：

李恩阔，男，汉族，1972年10月出生，湖南省邵阳市人，1997年参加工作，200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2009年起历任《红河日报》副主编，《云南教育》报刊社副社长等职。2009年5月任省委高校工委办公室副主任、省教育厅办公室副主任，2011年4月主持省委高校工委办公室、省教育厅办公室工作。

经查，李恩阔在红河州工作期间，曾对红河州委某主要领导产生不满。2011年8月，李恩阔道听途说了解到红河州委某主要领导可能会列入省委换届考察对象。为发泄私愤，损毁领导形象，使其在换届时无法成为省级领导推荐人选，李恩阔凭自己想象、故意捏造事实，于8月28日上午在办公室电脑上编写了标题为《红河州委某领导妙评高尔夫》的电子文档，交给其友肖某，要求肖某在省委换届考察开始时发在互联网上并找人跟帖。肖某按照李恩阔的安排，于9月3日至5日期间，分别通过某桑拿中心和肖某办公室的电脑在互联网上发出了《红河州委某领导妙评高尔夫》的网贴。李恩阔多次查看并跟帖，诽谤某领导。另查明，李恩阔利用担任省教育厅办公室副主任主持工作的职务便利，在今年秋季大学、中学、小学、幼儿园的招生中，组成涉及省、州、县三级的多重关系网和利益链，通过为学生办理入学、录取、择校、选校等手续，层层盘剥，大肆收受贿赂，现已查证核实李恩阔受贿就达41.5万元，其他问题正在进一步调查之中。

今年是我省集中换届之年。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强调，要加强对地方换届工作纪律的保障，确保地方党委换届工作风清气正；贺国强同志在会上对严肃换届纪律、保证换届风清气正作了明确部署。中央纪委和中央组织部联合下发了《关于严肃换届纪律保证换届风清气正的通知》。按照党中央和省委的统一部署，省纪委会同省委组织部下发了《关于进一步严肃换届工作纪律的通知》，并组织检查组对换届纪律执行情况进行督查。党中央和省委反复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严格遵守和执行换届纪律，营造风清气正环境，保证换届工作顺利进行。但李恩阔作为党员领导干部，对此置若罔闻，恣意妄为，为发泄个人私愤，在省委领导班子换届考察期间，利用互联网恶意诽谤领导干部，严重违反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完全背离一名党员领导干部的基本道德，不但损害了他人声誉，侵犯了他人合法权益，而且干扰破坏了国家机关正常的工作秩序，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造成了极其恶劣的政治和社会影响。这起案件的发生，再次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全省各级各部门和广大党员领导干部要从李恩阔案件中汲取深刻教训，引以为戒，坚决抵制和反对诽谤、诬告陷害等歪风邪气和违纪违法行为，自觉维护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确保换届工作圆满完成，确保各项工作平稳过渡和顺利交接，为实现云南科学发展、和谐发展、跨越发展提供坚强的政治和纪律保证。

一、广大党员领导干部要加强道德修养，增强法纪观念，带头维护和执行换届纪律。李恩阔为泄个人私愤，置道德、法纪于不顾，无中生有、捏造事实，处心积虑地利用网络散布不实言论、恶意诽谤领导干部，企图达到损毁他人名誉、影响其提拔使用的目的，但最终“机关”算尽、害人害己。广大党员干部要自觉加强道德修养和党性锻炼，不断锤炼品德意志，始终做到胸怀坦荡、光明磊落，把全部心思和精力用在干事创业谋发展上，用在推动工作抓落实上。要自觉增强纪律观念和法律意识，坚持依纪依法行使民主权利，在发表言论、表达

意见或检举控告时，必须负责任、实事求是地反映真实情况，绝不能虚构、捏造、歪曲事实，故意诽谤和诬告陷害他人；必须按照组织原则、符合有关程序规定，决不能随意扩散、四处传播、夸大其辞。要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和省委关于做好换届工作的各项部署要求上来，充分认识全面完成我省换届工作的重要意义，切实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严格执行党的政治纪律，不断提高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自觉做到不信谣、不传谣，自觉维护党的团结，自觉维护党中央和省委的权威；要严格遵守党中央“5个严禁、17个不准”和省委“十个严禁”的换届纪律规定，讲党性、重品行、守纪律、作表率，大力弘扬新风正气，坚决抵制歪风邪气，以实际行动确保换届工作顺利进行。

二、各地各部门要高度重视网络舆情，规范舆论监督，为换届工作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互联网逐步成为广大群众表达诉求、建言献策、沟通交流的重要平台和行使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重要渠道。但是，也有少数不法分子利用互联网进行恶意诽谤和诬告陷害，社会影响十分恶劣。李恩阔案就是一起利用互联网发布虚假信息，恶意诽谤他人造成严重危害的典型案件。各地各部门要主动适应互联网快速发展对各项工作提出的新要求，在着力加强网络舆情信息收集研判、准确掌握社情民意、及时回应社会关切的同时，切实加强网络舆情引导，提高舆论监督效力，树立正确的舆论导向。对通过互联网发泄私愤、恶意诽谤、诬告陷害他人的，要依纪依法严肃查处。在换届工作中，要充分利用网络优势，广泛宣传换届纪律要求，加强和改进网络举报工作，进一步规范网络舆论监督，为换届选举营造良好的环境。

三、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认真履行职责，严格执纪办案，用铁的纪律保证换届风清气正。省第八次党代会以来，在中央纪委和省委的坚强领导下，省纪委组织协调有关地方和部门，采取有力措施，连续查处了楚雄州总工会原助理调研员李旭良、省财政厅原副调研员陈锐平、龙陵县原县委书记王多邦、红河州公安局原纪委副书记文武、永善县原政协副主席龙中泰等人诬告诽谤他人的案件，坚决整治乱议论、乱猜测、乱编造、乱告状等行为，狠刹了自由主义、好人主义、个人主义等歪风。换届的纪律和风气如何，直接关系到换届工作能否顺利进行。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会同组织部门继续加强监督检查，严格执行中央和省委换届纪律规定，严格执行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四项监督制度等政策法规；要加大对换届中出现的违纪行为的查处力度，特别是对拉票贿选、买官卖官、跑官要官、违规用人、干扰换届等顶风违纪行为，要从快从严查处，坚决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决不让别有用心、投机钻营者有机可乘，决不让顶风违纪、铤而走险者侥幸得逞，决不让恣意妄为、触犯法纪者逃脱惩处；要进一步严明纪律、端正风气，大力宣传《党章》和《党员权利保障条例》，切实维护党员干部的合法权益。对干扰换届工作秩序、破坏换届工作环境的行为，必须严肃查处，绝不姑息，绝不手软。要通过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确保换届工作平稳、健康、有序开展，通过换届凝聚人心、增进团结、振奋精神、推动工作，形成心齐气顺、风正劲足的局面，为加快推进桥头堡建设、推动云南科学发展、和谐发展、跨越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第五篇：决定中国未来政治走向的三大社会力量

决定中国未来政治走向的三大社会力量

(2011-02-18 10:51:22)

作者：熊飞骏

今天的中国社会，有三大社会力量将决定未来中国的政治走向。他们是：特权集团，自由派知识分子和毛左愤青。

一、中国社会的主宰者——特权集团

特权集团数量很少，但他们掌控着各地方各部门的政治经济大权和绝大部分国家资源。他们以1%的极少数掌控着80%以上的社会财富（一说0.4占有70%的社会财富）。其中的800名顶级富豪就占有20%的社会财富。

相比之下，占总人口99.9%的平民百姓只拥有20%的社会财富。

让人不能接受的是：特权集团拥有的巨额财富只有极少一部分是通过勤劳智慧所得；绝大部分财富则是通过“公权私用”的非法手段聚敛的。

特权集团掌握的巨额财富与他们对国家社会的贡献不成比例。中国的“个人所得税”比例最能说明问题，占有80%以上巨额财富的特权阶层邀纳的个人所得税不到5%；美国富豪的比例是1%，占有的社会财富比例不到30%，可他们承担了30%以上的个人所得税。中国的工薪阶层缴纳的个税比例高达50%；美国的同一数据则不到5%。

改革开放的后十年，中国的贪污腐败成燎原之势，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果绝大部分为特权阶层通过非法手段攫取。广大平民尤其是城市市民则在住房、教育、医疗等“新三座大山”的压迫下日益陷入实质上的贫困。特权阶层和平民百姓的矛盾日益加深，并以令人担忧的速度走向尖锐化的对立。

特权集团除了掌控着无可匹敌的公权和财富外，还掌控着无可匹敌的“话语权”。几乎所有的影视电台和报刊杂志等大众传媒工具都为他们服务的。

特权集团的主体舆论导向是“稳定”和“发展” ；同时为了转移国内视线不时对某法治国家提出“严正抗议”。不过这些抗议多是口不应心的，都是说给国内没有独立思维能力的群体听的。中国是一个不爱思考的民族，没有独立思维能力的群体占国民的绝大多数，所以这些“严正抗议”有时能引发全国性的排外浪潮。当被煽动起来的“人民群众”闹得有点过火，威胁到特权集团的实际利益时，“点火”者又不得不站出来“灭火”，因为他们的自身利益与“严正抗议”的某法治国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因为拥有更多“知情权”的缘故，特权集团对自己的“地位”并没有媒体宣传出来的那种“信心”。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拥有较强的“个人危机意识”，既担心“**”和“突发事件”；又担心贪腐罪行“东窗事发”被集团同类当作“替罪羊”。在这种“危机心态”主使下，很多人利用职权把财产和子女家属转移到他们曾“严正声讨”的那些法治国家。“坏人心中也有杆称”，尽管他们口头上“严正声讨抗议”某国，但内心知道这些法治国家比自己的国家理性健康得多。尽管他们在媒体上大力声援北朝鲜、缅甸、古巴等专制独裁国的“独立自主”和“内政不容干涉”，但内心知道它们都是些忘恩负义过河拆桥的“无赖混混”、“白眼狼”和“王八蛋”，杀死也不会把财产亲属转移到这样的国家。不但不会移亲到缅甸、北朝鲜，甚至连谋求结为“国际统一战线”但民主法治成果还不稳固的俄罗斯也不会去。特权集团首选的移亲国家第一是美国，第二是加拿大，第三是澳大利亚，都是成熟的民主法治国家。

上述例子说明一个人的内心价值取向是由他的“行动”决定的，“对外言论”多数言不由衷。所以一个成熟的公民要少听上面“怎么说”多看上面“怎么做”。

所以别看今天中国的媒体舆论走向是“亲俄反美”，但中国绝不会回到毛中国时的外交政策对俄“一边倒”，因为中国外交政策是由特权集团决定的，而特权集团的财产和亲属多数在美国不在俄罗斯。单从个人利益来说，特权集团也不会冒着资产被冻结子女受歧视的风险和美国决裂。如果站在国家民族利益的高度，“走向美国”更有利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亲俄则是“与狼共舞”。美国没有侵占中国一寸领土而俄罗斯则侵占了中国16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并直接策动了157万平方公里的外蒙古脱离中国。

特权集团虽然利用手中的职权干了很多伤害国家民族的事情，但他们并非象毛左愤青断言的那样都是天性邪恶之辈。任何人都是天使和魔鬼的复合体，修其善则为善，修其恶则为恶。是“奖恶惩善、劣胜优汰”的专制体制限制了他们发挥灵魂深层的“天使”力量。我在《贪官也是旧体制的受害者》一文中较为详尽地阐述了“人在官场、身不由己”的贪官悲剧。

特权集团不但不是天性邪恶之辈，相反在集团内部还存在部分有远见卓识和较强民族责任心的开明人士。他们是未来中国的希望。中国的社会转型离不开这部分人士的配合与努力，或者离不开他们的“领导”。

二、中国社会的启蒙者——自由派知识分子

决定未来中国政治走向的第二大力量是自由派知识分子。他们是政府和特权集团的主要批评者，是民主法治精神的主要传播者，是开发民智的启蒙思想者，是中华民族文明进步的灯塔。这部分人的数量和特权集团一样少。如果说特权集团拥有过人的权力财富；那么这部分人则拥有过人的才能见识，拥有不受官媒影响的独立思维能力，对中国存在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办法有较为清醒的认识。他们中的多数属中产阶级，拥有较为体面的工作和一份稳定的收入，生计和尊严不成问题。他们之所以担当很大的风险充当批评政府的角色，主要是灵魂深层的爱

国情怀和民族责任心使然，对推进中华民族文明进步的热情远远大于个人富贵享受的热情。所以自由派知识分子是最真挚的爱国者；也是最有责任心的民族主义者；尽管他们经常被毛左愤青污为汉奸卖国贼。

自由派人士的观点文章很难被电台报刊等大众传媒公开发表。他们只能借网络这块平台来表达自己的忧国忧民情怀。近五年时间，自由派知识分子在网络的言论自由度受到越来越严格的限制。他们在论坛发文越来越困难，连天涯、凯迪等一度相对开明自由的论坛也对他们的文章设下了“五关六将”。一篇内容很普通的文章都可能因含有“敏感词汇”无法响应“发送”请求„„

自由派人士对“权力”没有多少欲望。他们批评政府和专制文化不过是充当“体制森林”的啄木鸟角色，实质上是执政府“勇于说真话”的参谋和智囊，丝毫也没有“取而代之”的野心。

自由派人士反对流血的暴力革命，主张在中国推行民主法治式的政治变革，但他们的改革设计是循序渐进式的，不主张在中国一下子实行“全民直选”；而是从“基层政务官直选”、说真话政府、新闻自由、司法独立逐一实践。他们深知在没有作好必要准备的情况下做过于猛烈的急刹车，没有经受任何民主历练的普通国民缺少必要的政治眼光，“报复嫉恨”的情绪主宰政治情感，很可能上演巴勒斯坦选出“哈马斯”的悲剧。本人在近年有幸被划为自由派写手，拙作《中国的民主之路》就表明了渐进式政治变革的主张。

自由派人士对特权集团并没有毛左愤青那种“深仇大恨”心理。他们撰文抨击特权不过是基于“中华民族文明进步”的良苦用心，没有取而代之的野心驱动。他们的主张虽然不利于特权集团的“急功近利”，但有利于特权集团的长远利益。他们不但不主张对特权集团实行毛左式的“流血清算”，相反还希望特权集团中的精英人士能给中国的民主变革提供领导。

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最大“软肋”是缺少群众基础。他们是一群“理想主义”者，以唤醒国民、启蒙民智为己任，对浸染“实用主义”、“功利文化”和“官本位病毒”的普通国民没有多少号召力。他们的文章以“说理”为主，而讲明一个道理往往需要很长的的篇幅。今天的中国人有“不爱阅读”的毛病，没耐心看完他们不具煽惑性的长篇大论文字。所以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文章读者并不多。如果今天的中国突然实行全民普选，自由派人士远远不是毛左愤青的对手。

自由派知识分子数量少且没有多少权欲，对“政权”构不成实质性的威胁，是最远离“功利”的一大社会力量。

自由派知识分子以黎明、杨恒均、韩寒为代表，体现了老中青式的“接力棒组合”。从唯心的角度来看，自由派知识分子后继有人，是一个有希望有生命力的团体。

三、中国社会的思想毒瘤——毛左愤青

改革开放的最后十年，中国步入了堕落的时代。燎原烈火样蔓延的权力腐败消耗了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果，繁荣发展的背后潜藏的社会风险呈几何级数增长。

贪污腐败的加速蔓延催生了一个毛左集团——未来中国的最大风险种子。这个集团的主体是奴化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失意青年和城市无产者，一个有很强失落感的群体。

毛左集团的社会情感特征是强烈憎恶贪污腐败，对特权和赤裸裸的社会不公正义愤填膺；同时仇视整个上流社会。毛左集团基于知识和阅历的缺陷，不可能了解社会不公正的真实根源是落后过时的专制体制；消除社会不公正的不可替代良方是民主和法治。因此毛左们一方面大骂特权和腐败；一方面又不自主地跟着特权集团的舆论导向把攻击矛头对准与他们的切身利益没有任何利害关系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和西方法治国家等“假想敌”身上，不自觉地成为特权集团在舆论界的“冲锋队员”。

毛左分子既渴望乌托邦式的社会平等；又渴望自己能跻身为特权阶层的一员。基于这种“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矛盾心态，他们对特权集团既恨又怕。一方面极为仇恨贪官权贵，恨不能把特权阶层砍尽杀绝；另一方面又深怕得罪能主宰他们命运的体制内人物，力求在舆论导向上和官媒保持一致，希望自己的吹鼓手角色能引起上层的注意。

毛左分子虽然游离于体制大门之外，但身上却感染了专制体制的所有病菌，在制造谎言、耍阴谋搞小动作和不择手段方面一点也不亚于体制内的腐败分子。因此他们身上集专制体制劣根性之大成，并且因其行为极端不顾后果比腐败分子更具破坏性和危险性。

毛左分子热衷于制造谎言和造谣惑众，尤其是在美化他们的精神领袖毛太阳和丑化西方法治国家时谎话连篇，无视最基本的历史国际常识。在造遥惑众方而则远远不是“无中生有”一字能够概括的。近来毛左骨干在网络扯起了迷天大谎，说什么右派阴谋对左派实施大屠杀？纵观左右两派的网络言论，多数情况下都是毛左分子鼓吹暴力喊打喊杀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则旗帜鲜明地反对血腥暴力。从某些毛左分子的不择手段来看，我总算领略到了什么叫“贼喊捉贼”。

毛左分子的行为特征是盲目排外；打着“爱国”和“民族主义”旗帜，干着伤害国家民族的“红卫兵”式暴行。他们的骨子深层欺软怕硬，在“爱国”表演上总是选择最安全的方向，对没有反抗力的假想对手慷慨激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