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所谓的“清水衙门”也发生了腐败案件。

第一篇：些所谓的“清水衙门”也发生了腐败案件。

从这些年的反腐败实践看，一些所谓的“清水衙门”也发生了腐败案件。这说明权力不论大小，只要失去制约和监督，就可能被滥用。今后，按照所有权力都要受到制约和监督的原则，必须进一步强化纪委的派驻监督和巡视监督。各派驻机构是由上级纪委派出的，必须坐到纪委位置上来，代表上级纪委行使监督权。各巡视机构都要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这个中心，着力发现领导干部，包括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任地方党委书记的同志在内，是否存在违反政治纪律、贪污腐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反组织人事纪律等问题，真正做到早发现、早报告，促进问题解决，遏制腐败发生。

第二篇：银行业仍然是腐败案件易发多发的重点领域

银行业仍然是腐败案件易发多发的重点领域，特别是随着中央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一揽子计划的实施，银行业承担着扩大信贷规模、支持投资项目建设的重要职责，确保资金高效、安全、廉洁运行的任务很重。银行业金融机构一定要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继续坚定不移、坚持不懈地抓好党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要保持惩治腐败的强劲势头，严肃查办银行业违纪违法案件，决不姑息手软。要积极开展警示教育，促使银行业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从业人员以案明纪、引以为戒，坚决杜绝不廉洁行为发生。

思绪万千，心情非常沉重，一桩桩一件件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活生生的案例使人喘不过气来，真是痛心疾首，既有对他们所犯罪行给国家财产和建行声誉造成巨大危害的痛恨，也有对他们缺泛法律知识、追求金钱享受、断送美好前程而惋惜。

必须实施严密细致的防范教育，教育员工诚信做人，认真贯彻落实各种法律、法规、政策、制度是行之有效的教育手段，也是做好防范工作的根本所在和重要前提。对此要针对员工的思想实际，有针对性地抓好员工的防范教育，要像抓经营工作一样教育员工增强防范意识。在教育中，既要进行政治、法制、规章制度教育，又要进行职业道德、思想品德、家庭美德教育，既要进行防范形势教育，又要进行预案演练和警示教育，既要克服形式主义，又要注重教育的实效，只有这样，才能使员工在各种条件下做到防患于未然。

反思这一案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内部原因,又有外部原因;既有主观原因,又有客观原因;既有对基层领导人监管不力的问题,又有业务管理工作基础薄弱的问题。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长期以来，长治市郊区支行形成的“一把手”负责制，使“一把手”的权力过于集中。班子成员之间盲目顺从，只讲团结,不讲原则,互相监督难以形成。有的员工慑于权威，出于对自身发展和利益的考虑,对领导只有服从,谈不上监督。在此案中还有精通会计业务的副科长作帮手,能够巧妙地避开各种检查,因而实施的常规检查很难发现。这样一来对李伟失去了有效的监督，使其一步步走向了犯罪的深渊。

第三篇：的巨大变迁,人们对于古代著作的认识和评价也发生了

论《山海经》学术史研究的意义

陈连山

（中国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内容提要：

由于产生年代久远，学术传承中断，《山海经》的作者不明，时代不清，性质模糊。而历代对于《山海经》的喜爱也是从各不相同的立场出发的，所以，《山海经》的社会文化功能也非常复杂。这一切导致了人们对于《山海经》形成了互不相同，甚至尖锐对立的认识。目前已知材料，不能完全解决上述基本问题。所以，当前《山海经》研究界充满相互矛盾的阐释，难以推进。

本论文从学术史角度出发来思考上述问题。《山海经》本身的客观条件，实际上使得它成了一个可以容纳各种理解、各种阐释的实验场。关于《山海经》的各种观点不仅仅是客观认知，而且包含了大量的主观情感。而那些能够流行的学说，比如“志怪说”、“巫书说”和“神话说”，无不反映了不同时代社会文化的实际需求。因此，《山海经》的学术史研究不仅可以推动对于《山海经》本身的认识，还可以推进对于历代学术观点的同情性理解，借以了解整个中国文化思想历史的进程。最重要的是以古为鉴，形成对于当前《山海经》研究本身的反思。

一、对《山海经》本身及其文化史地位的认识与评价的巨大反差

20世纪以来，伴随着中国人文化生活模式和思维模式的巨大变迁，人们对于古代著作的认识和评价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一些著作的社会地位稳步上升，比如戏曲、小说。另一些著作的社会地位则有所下降，比如各种宗教性著作。还有一些则上下起伏，变化不定，比如儒家经典。其中，《山海经》是一个文化价值迅速攀升、社会地位一步登天的例证。

今日传世的各种《山海经》版本皆十八卷，包括《山经》、《海经》和《荒经》以下三大部分。其中，《山经》包括《南山经》、《西山经》、《北山经》、《东山经》和《中山经》等五卷。由于《山经》结尾处有“禹曰：天下名山，经五千三百七十山，六万四千五十六里，居地也。言其五藏，盖其余小山甚众，不足记云。”一段话，所以后世合称为《五藏山经》（或写为《五臧山经》1）。《海经》包括《海外四经》（《海外南经》、《海外西经》、《海外北经》、《海外东经》）和《海内四经》（《海内南经》、《海内西经》、《海内北经》、《海内东经》）各四卷，共八卷。《荒经》以下包括《大荒四经》（《大荒东经》、《大荒南经》、《大荒西经》、《大荒北经》）四卷和《海内经》一卷，共五卷。今本《山海经》总计十八卷。《山经》、《海经》和《荒经》以下三大部分性质有所不同，三者是在流传过程中陆续合编到一起，才成为今天所见的完整的《山海经》。

《山海经》的作者不明。先秦典籍没有提及此书名字的，更无人谈到其作者。而书中内容也没有作者的影子，找不到关于作者是谁的“内证”。一个很大的原因是班固《艺文志》所说的——“形法家”学术传统失传。“形法家”六种书籍只有《山海经》流传至今，连互相比较的材料也没有。自从刘歆校进《山海经》开始，至今流行了差不多两千年的传统的作者“禹、益说”，经过现代学术批判，基本沦为一种古史传说。现代学术界针对这一问题提出了各种假说：刘师培的“邹衍说”、卫聚贤“随巢子说”、顾颉刚“周秦河汉间人说”、茅盾“东周洛阳人说”、袁珂“楚人说”、蒙文通“蜀人说”、“东方早期方士说”等等。但是，都还没有充分证据。刘师培发端、何观洲系统论证的“邹衍说”

2、卫聚贤提出的“印度人随巢子说” 3，业已淘汰。其他各说都是模糊的“创作集体”，因此都只是对于作者问题的部分解决。即便假说成立，也不能提供具体作者。现代学术界一般倾向于承认：《山海经》非一人一手之作。

《山海经》的著作年代问题也存在较多争议。陆侃如《论〈山海经〉的著作年代》认为《山海经》中的《五藏山经》作于战国，《海内、外经》八篇作于西汉，《大荒经》、《海内经》作于东汉至魏晋。蒙文通的看法相反。他在《略论〈山海经〉的写作时代及其产生地域》中说：《大荒经》、《海内经》作于西周前期，《海内四经》作于西周中期，而《五藏山经》和《海外四经》作于春秋战国 1 郝懿行云：“藏，古字作臧，才浪切。《汉书》云：山海，天地之臧。故此经称五臧。”《五藏山经》 何观洲：《〈山海经〉在科学上之批判及作者之时代考》，《燕京学报》，1930年，第7期。

卫聚贤：《〈山海经〉的研究》，《古史研究》二集，商务印书馆，1934年。的意思就是“关于作为天地之五脏的各个山脉的经书。”

23之交4。袁珂从神话研究的角度出发认为：《大荒经》、《海内经》作于战国初年或中年；《五藏山经》和《海外四经》作于战国中年以后；《海内四经》当成于汉代初年5。顾颉刚认为《五藏山经》早于《禹贡》，当作于春秋末，战国初。但谭其骧《〈五藏山经〉的地域范围提要》认为：《禹贡》早于《五藏山经》，故《五藏山经》当作于秦统一六国之后，征服南越之前6。袁行霈先生《〈山海经〉初探》认为：《五藏山经》大概作于战国初期或中期，秦汉之际又附益《海内四经》、《海外四经》。如果从整体上来说，多数学者同意《山海经》的创作年代大致在战国至秦汉之际。只有吕思勉认为《山海经》是晋代人“据汉后史志伪造”7。

《山海经》的写作目的难以确定、原始的使用范围（社会功能）也不明确，因此，其性质难以确定。从全书文本的基本形态看，它类似于自然与人文地理志。历代多数学者大体是认同其地理志性质的。在大多数的古代公私书目中，《山海经》一直被列为地理类著作。可是，《山海经》中地理记载与实际地理情况存在差异，有出入，有的时候甚至完全无法对应。同时，其中还包含大量的超自然性质的神怪内容和宗教祭祀仪式。作品的外在形态与实际内容之间存在的这种矛盾导致历代学者对于《山海经》性质的认识也出现了不少的分歧，一些人拒绝承认其地理学价值。在东晋，郭璞《注山海经叙》曾经慨叹：“世之览《山海经》者，皆以其闳诞迂夸，多奇怪俶傥之言，莫不疑焉。”8在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山海经》“百不一真”，把它从地理类退置于“小说”类中三大属之一的“异闻之属”。可以说，《山海经》的地位在这时跌到了谷底。在古代历史上，《山海经》虽然名为“经”，可是其实际地位却并不高。有关《山海经》的学术研究在古代也完全无法和其他经典（包括儒家经典和地理经典，如《禹贡》、《水经注》）的研究相提并论。

可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自20世纪以来，《山海经》研究迅速地发展起来。据笔者不完全统计，目前已经出版的《山海经》研究专著有33部，已经发表的论文（包括论文集）约400篇。另外，根据贺学君和樱井龙彦合编《中日学者中国神话研究论著目录总汇》统计，日文发表的《山海经》 45678 见《中华文史论丛》第一辑。

袁珂：《〈山海经〉写作的时地及篇目考》，《中华文史论丛》第七辑，1978年，第147—148页。

中国《山海经》学术研讨会：《山海经新探》，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14页。

见吕思勉《中华民族史》第8页注解。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年。

见尤袤刻《山海经传》。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论文截止到1998年为63篇。经过一百年来的探讨，目前《山海经》这么一部历来充满疑问的古籍已经在历史学、地理学、文学、民族学等领域获得越来越高的评价。

在史学和地理学领域，日本学者小川琢治在1911年对比《禹贡》和《山海经》的结论是：“要之中国上古之地志，在《禹贡》反甚有可疑。而从来中国学

9者不信之《山海经》，却大有可采。其研究东亚之地理及历史上，决不可忽。”

徐旭生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说：“《山海经》中之《山经》是我国最古地理书之一，并非如清代修《四库全书》诸臣所斥为小说家言，固无疑问。其‘海内’、‘海外’、‘大荒’各经，亦保存古代传说甚多。其真正价值绝不在《禹贡》诸篇之下。”10 最为知名的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认为《山海经》中的《五藏山经》“基本上是一部反映当时真实知识的地理书，”11 不过其年代在《禹贡》之后。刘起釪《古史续辨》继承其师顾颉刚的看法，认为《山海经》与《禹贡》分别开启了中国古代地理学的“幻想”和“征实”两大派12。

在文学领域，《山海经》获得的地位逐渐提高。廖平以为《山海经》是《诗经》之传注13。茅盾以为《山海经》是保存神话最原始、最多之古籍。袁珂认为：“吾国古籍，瓌伟瑰奇之最者，莫《山海经》若。《山海经》非特史地之权舆，乃亦神话之渊府。”14由于神话早已被视为文学源头，所以，《山海经》实际上也就成为中国文学的源头之一。现代所有的中国文学通史著作无不把《山海经》置于保存远古神话最多的中国古代经典的崇高地位。有的学者甚至于把它视为中国的“神话之源”15。

对比古今，笔者对于《山海经》这部书在历史上所获评价之间的巨大反差深感惊奇！究竟是“百不一真”，还是“基本上是一部反映当时真实知识的地理 9 小川琢治：《山海经考》，见江侠庵编译《先秦经籍考（下册）》，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90页。此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读〈山海经〉札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51页。

谭其骧：《〈五藏山经〉的地域范围提要》，见《山海经新探》，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 刘起釪：《古史续辨·〈禹贡〉的写成时期及其作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602页。

廖平：《〈山海经〉为〈诗经〉旧传考》，《地学杂志》14卷第3期、第4期，1923年。

袁珂：《山海经校注·序》，巴蜀书社，1993年，第1页。

高有鹏、孟芳：《神话之源——〈山海经〉与中国文化》，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李丰楙：《神文1911年刊于日本《艺文》杂志第2卷第5期、8期、10期。

101113页。

12131415话的故乡──山海经》，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81年。书”？究竟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之祖”，还是崇高神圣的“神话之源”？

二、当前《山海经》研究的问题

尽管存在巨大的认识分歧，可是，《山海经》本身的巨大吸引力又使学者们无法回避它，因而必须回答上述几乎不可能解决的问题。于是，仅仅关于《山海经》的作者就有传统的“大禹说”、“禹、益说”和相反的“非禹、益说”；现代的“邹衍说”、“随巢子说”、“秦人说”、“中原洛阳人说”、“北方人说”、“楚人说”、“蜀人说”、“东方早期方士说” 等等16，几乎包括了东西南北各方的全部可能，人各一词，莫衷一是。关于《山海经》的性质和社会功能则有“地理志说”、“古今语怪之祖说”

17、“古史说”

18、“地理志兼旅行指南说”

19、“氏族社会志说”20、“月山神话说”

21、“巫书说”22和“神话（或传说）地理说”、“神话政治地理说”23等等。各种学说自有其各自的理由，没有一家取得主导地位。由此可见，正是因为《山海经》的基本资料不明，所以人们对它的阐释活动就存在着相当巨大的自由空间——各种彼此不同、乃至相反的解释都可以堂而皇之、名正言顺地以一家之言而存在。《山海经》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巨大的“阐释场”。经学家、历史学家、地理学家、文学家、自然科学家，以及各种各样的业余爱好者都在《山海经》研究领域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目前，从参与研究的人数和发表论著的数量来看，《山海经》学不可谓不盛。这对于理解《山海经》自然有促进作用，但是也有妨碍之处，因为说法过多而且分歧严重，每每不易辨别是非，使人容易迷失方向。当前的《山海经》研究 16171819 张步天：《20世纪〈山海经〉作者和成书经过的讨论》，《益阳师专学报》，2001年，第1期。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正集》卷十六，四库全书电子本。

张之洞：《书目答问》，三联书店，1998年，第92页。

凌纯声：《山海经的评价》称引法国人希勒格之言：“中国书籍中有《山海经》，世界中最古之旅行指南也。” 见凌纯声等《山海经新论》，台湾东文文化供应社影印，1970年，第3页。江绍原：《中国古代旅行之研究》，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4页。徐显之：《〈山海经〉是一部最古的氏族社会志》，见王善才主编《〈山海经〉与中华文化》，湖北人 杜而未：《山海经的神话世界》，台湾学生书局，1977年再版。

鲁迅、袁珂、袁行霈皆持此说。对此说的评价详见笔者博士论文《〈山海经〉学术史考论》，北京大学 叶舒宪、萧兵、郑在书：《山海经的文化寻踪》，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2页。民出版社，1999年，第36—42页。

21222004年12月答辩。

23也的确存在不少问题。

例如，关于《山海经》所描写的地域范围，学者们就各有见解。传统的解释者根据《山海经》所记述的部分地名与实际地名之间的一致关系，一般认为《山海经》描述的是中国及其周边地区。不过，一些学者根据《山海经》描写地域的特点，地名的相似等等“证据”指其地域范围包括了亚洲、美洲、非洲等24。此类说法都存在着证据严重不足的问题。

而有的学者则认为《山海经》所记述的部分地名与实际地名之间的一致关系不能成为判断《山海经》记录真实性的证据。他们认为：《山海经》是华夏地区人们的想象之作，地名也是自由想象的。随着华夏疆域的不断拓展，而用《山海经》中的地名加以命名，于是造成了《山海经》描述地域的不断扩大25。这种观点和传统的解释是完全对立的。假如此说成立，它将从根本上否定《山海经》的地理志身份。当然，目前此说的证据尚不充分。要解决这样的争议，需要发现比现有材料多得多的材料。

但是，材料永远是不会充分的。在既有材料的前提下，如何面对这样的争论，学术界是否存在、或者说应该存在一个标准，用来判断什么是合理阐释与什么是过分阐释？这样也许会减少一些不必要的假设，不必要的争论。

又例如，在《山海经》评价方面，来自不同学科、带着不同兴趣的学者们对《山海经》的看法存在分歧，以至发展到互相冲突。尤其是强调征实的地理学家和强调想象的文学家在《山海经》阐释方面矛盾最大。在古代，毕沅对于考证《山海经》地理真实性的郦道元评价极高，同时猛烈批评那些强调《山海经》志怪内容的刘秀（歆）、郭璞“皆不可谓知《山海经》。”在现代，随着神话学的发展，袁珂《山海经校注》专从神话一面来解释全书。他虽然宣称“《山海经》匪特史地之权舆，乃亦神话之渊府”，可是实际注释过程中却“於山川考证，则除有关神话者，均一概从略，非惟藏拙，亦庶符作书之本旨也。”显示出作者重神话，轻地理的倾向。不过，袁珂对于《山海经》的神话研究近年来也遭 2

426 吴承志认为《山经》地域范围达到朝鲜、日本、俄罗斯、蒙古和阿富汗。爱德华·维宁（Edward Vining）认为《山经》包括中、北美洲。另外，亨莉埃特·默茨《几近褪色的记录：关于中国人到达美洲探险的两份古代文献》（1993年），宫玉海《〈山海经〉与世界文化之谜》（1995年）仍然在坚持类似观点。前二位之说，皆遭到谭其骧驳斥。

2526 刘宗迪：《昆仑原型考》，载于《民族艺术》2003年，第3期。

袁珂：《山海经校注·序》，巴蜀书社，1993年，第2页。受到来自其他方面的严重批评27。

从目前材料看，《山海经》的作者问题、性质问题以及社会功能问题还不可能完全解决。这首先和《山海经》本身的客观条件有关。由于年代久远、史料缺乏，《山海经》的作者不明，时代不具体，写作目的和当初的实际功能难以确定；加之流传过程造成的误差28，所以，正面的《山海经》文本研究很难有确定无疑的结论（这可能是历史上某些一流大学者不肯研究《山海经》的原因之一）。所以，笔者认为：与其致力于从《山海经》本身寻找材料，企图从正面解决问题，建立一个所谓“确定不移“的结论，不如另起炉灶，重新认识问题本身。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巨大的认识和评价反差？

我们可以说汉代学者去古未远，可能掌握了一些今人见不到的材料。比如，班固《艺文志》把《山海经》归入“形法家”，我们却连什么是“形法家”都争论不休。但是，宋代之后的学者们面对的历史材料和我们差不多。同样是清代，四库馆臣的看法与差不多同时的毕沅却针锋相对。当代地理学家与文学家之间，地理学学者之间的看法也相去甚远。所以，笔者认为：产生这些认识分歧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在于学者本身的个人学术兴趣、文化背景和社会文化需要。

产生《山海经》的时代与社会文化一去不复返，而它流传至今最少也走过了两千年以上的漫长历程。在这两千多年中间，中国社会文化经历了多次巨变，作为高居社会文化顶端的学术观念自然会反映出这些变化。《山海经》是产生于一个巫风依然昌炽的时代，因此书中列叙各种妖祥怪物，神话传奇，以及山神崇拜的祭祀仪式。闭口不言怪的正统儒家和现代无神论者是很难深入理解书中这一切的。所以，在强调往古圣贤，强调史学价值的古代社会，儒生们批评《山海经》是言怪之作，加以贬斥；而学习了西方文化，把古代希腊超自然文化当作中国新文化一部分的今人自然把《山海经》视为神话之源，加以崇拜29。这倒 27 胡远鹏、竹野钟生：《试论〈山海经〉的历史性》，见王善才主编《〈山海经〉与中华文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9—90页。宫玉海、胡远鹏：《关于〈山海经〉的注释及上古语言问题——兼评袁珂先生〈山海经校译〉的神话学导向》，同上，第116—130页。例如，《五藏山经》篇末云：“右《五藏山经》五篇，大凡一万五千五百三字。”这可能是班固《艺文志》著录的十三卷本所加，因为刘歆本《山经》为十篇。但清代郝懿行注云：“今二万一千二百六十五字。”郝懿行用的是明道藏本，所以从汉代到明代，《山经》悄悄增加了5762字，是原著的三分之一强。由此可见《山海经》古今变化之大。误差还包括脱简、错简等造成的错误。详见笔者博士论文。或论文《从小说家言，到神话之渊府》，载论文集《中国民间文化的学术史观照》，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9月。是正常现象，是古今文化思想变迁的必然结果。从这个意义来说，《山海经》学术史是中国文化史、思想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从中可以窥见中国文化思想演变的真实历程。

我们必须了解：学术研究并不仅仅是对客观事物的简单反映；而且也是作者主观思想情感和社会思想的反映。在资料缺乏、阐释空间巨大的时候，后一种因素可能更加巨大。所以，我们不能只从旧学说的客观性一个方面来认识它，对待它；还应该实现对于旧学说的主观内容的同情性理解。在这个思想平台上，我们就可以平心静气地看待古往今来各种相互矛盾的说法，并从中发现其相对合理性，即使它们与当今认识截然相反。当然也由此使得当代学者关注到自己学说的相对性问题，从而尽量避免制造新的无益的偏颇之说。笔者的博士学位论文《〈山海经〉学术史考论》（2004年12月通过答辩）着重关注《山海经》研究活动的自身理据，以及研究活动与社会文化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通过回顾历史，为未来的《山海经》研究探寻一种方向感。

三、《山海经》学术史研究的现状

清人吴任臣《山海经杂述》30曾经详细罗列各家引述或评论《山海经》的言论约百条，相当于一个学术史研究的小资料库。日本学者小川琢治于1911年陆续发表的《山海经考》则对明清两代各种版本的《山海经》有所评论，是较早的学术史研究成果。1930年，钟敬文发表论文《山海经是一部什么书？》31，列举了历代研究《山海经》的一些见解。1933年，容肇祖在《民俗》周刊发表了《〈山海经〉研究的进展》，比较全面地评价了古今一些名家对《山海经》的看法。此后，《山海经》学术史研究应者寥寥。

一直到90年代之后，随着当代学术转型引发的学术史研究热潮的兴起，《山海经》学术史研究重新引起人们重视。其中，历史学家罗志田最为自觉地对待《山海经》学术史研究，他在《〈山海经〉与中国近代史学》一文回顾近代史学领域对于《山海经》的研究，并总结道：“如果详细重建《山海经》在历代学者 3031 吴任臣：《山海经广注》，乾隆五十一年金阊书业堂刻本。

钟敬文：《山海经是一部什么书》，浙江大学文理学院学生自治会会刊，1930年。收入《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下）》，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329—341页。认知中形象的演变这一长期历程，以该书为一面镜子来映照不同时代不同学人对其内容究竟是否可信或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依据的态度之变化，应能对中国学术史甚至思想史产生不少启示性的认识。”32但是，出于题目限制，作者只重点考察了中国晚清至民国时代史学界对于《山海经》史料价值认识上长期存在的分歧以及各自的根据。罗氏发现，早在清代中晚期《山海经》的史料价值就曾经得到部分传统史学家的肯定，不过这种多元化观点尚未获得主流地位。只是到了民国时代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新的史学传统形成，肯定《山海经》史料价值的观点才逐步成为主流；但是，新的史学传统导致旧史学传统中断，并忽视了旧史学中存在的多元化潜流。

其他，如张步天的《〈山海经〉研究史初论》

33、《20世纪〈山海经〉研究回顾》

34、金荣权的《〈山海经〉研究两千年述评》

35、周明的《〈山海经〉研究小史》36。这些文章都曾经对《山海经》学术史进行过概略的回顾。张步天的《〈山海经〉概论》37的大半内容属于学术史研究，是对其前述两篇文章的扩展。他将《山海经》学术史划分为五个主要历史阶段：刘歆进书前的萌芽期、汉晋奠基期、以征辑为主流的南北朝至宋元期、以考据校注为主流的明清期和20世纪以来的全方位研究现代期。这是作者收集了大量史料得出的判断，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可惜的是，此书基本停留在对学术史史料的罗列层面，缺乏对学术史的理论分析；而且史料也不全面。象明代朱铨的《山海经腴词》、清代陈逢衡《山海经汇说》、清代俞樾《读山海经》等均无说明。因此，目前很有必要对《山海经》的学术史重新进行研究，从更多的史料，更高的理论层面加以研究。

四、《山海经》学术史研究意义的总结

前文已经说过，《山海经》的历史评价变化很大，各家的结论差别悬殊。同一部书得到如此不同的阐释结果，是如何实现的？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因 323334353637 罗志刚：《〈山海经〉与中国近代史学》，《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

张步天：《〈山海经〉研究史初论》，见《益阳师专学报》，1998年，第2期。

张步天：《20世纪〈山海经〉研究回顾》，见《青海师专学报（社科版）》，1998年，第3期。

金荣权：《〈山海经〉研究两千年述评》，《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00年，第4期。

周明：《〈山海经〉研究小史》，《历史知识》，1984年，第5期。

张步天：《山海经概论》，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3年。此，《山海经》的学术史可以被视为一个很好的，可以借以了解阐释活动是如何在古籍“生命史”上发挥作用的实验场。探讨这个问题，既涉及对于当时各种具体观点的内部论证过程的技术分析，同时也涉及对于学术研究本身的反思——对于一种阐释出现的社会文化背景、阐释内容与背景如何发生关联、一种阐释得到广泛流行的外在原因的分析。

在笔者看来，所谓文本阐释是基于阅读文本而继起的对于文本的理性和情感相互交织的分析。一种阐释是否成功，仰赖于内外两个方面的因素。从内部因素来说，该阐释的观念是否新颖、证据是否确凿、论证过程是否严谨、表达是否简洁明了，都将影响此种阐释的生命力。从外部因素来说，对于文本的一种阐释要得到流行，必然与社会思潮、文化环境构成某种“同构”关系（或者是社会思潮的产物，或者引导社会思潮），双方达成了某种一致。在历史上，并不是那些今天看来最可靠的阐释主导着学术史发展方向和社会趣味的变化。

笔者认为：对《山海经》学术历史的回顾，可以达到以下四个目的：其一，全面了解人们对于这部奇书的认识过程。其二，揭示《山海经》学术阐释与社会生活背景之间的关系，反思学术阐释本身的生产机制，从而了解中国思想文化的历史变迁。第三，促进当代学者在《山海经》研究中的自我反思意识，以史为鉴，自我约束，避免制造无谓争端，全面提高研究水平。第四，发现《山海经》和《山海经》研究作为我们现代文化生活一部分的意义。加拿大文学批评家诺斯罗普·弗莱在《批评的剖析》中说：“过去的文化并不仅是人类的记忆，而是我们自己已埋葬了的生活，对它的研究会导致一种承认，一种发现，通过它我们不但看到过去的生活，而且看到我们现在生活的总体文化形式。”38

诺斯罗普·弗莱：《批评的剖析》，陈慧、袁宪军、吴伟仁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4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