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的原则有注重公平和兼顾效率相统一的原则

第一篇：经济法的原则有注重公平和兼顾效率相统一的原则

论经济法中的注重公平与兼顾效率相统一的原则

经济法的原则有注重公平和兼顾效率相统一的原则。而经济法所说的公平原则是指国家为了克服市场机制产生的天然的不公平，以国家力量强制性地从富裕者手中拿出部分财产去救济和帮助贫困者，从而达到社会的相对公平。而经济法的效率价值，是指所有的经济法规范、经济法制度以及经济法运作活动，都是以有效地利用资源、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财富为目的，即以法律手段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

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一个有效率的社会，其资源配置、管理体制、运作机制应该是合理的、公正的；同样，一个公正的社会，其资源一定能得到合理的配置，人的积极性、创造性才能得到最大限度地发挥。效率的提高有助于公平的实现，社会的公平也有助于效率的提高。一方面，公平是提高效率的社会保证，公平为效率的实现创造了必要条件，没有公平也就没有效率；另一方面，效率为实现更高层次的公平奠定了物质基础。公平与效率相统一，基本上涵盖了经济法调整对象的主要内容，与经济法的宗旨、任务是一致的，与经济法的调整目标和功能作用也是契合的，因此应将其确定为经济法的原则。而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所追求的主要是效率，国家这只看得见的手所追求的则主要是公平。经济法的这一任务决定了注重公平是经济法的原则之一，经济法的这一原则同样贯穿于经济法的各个方面，但是它最集中地体现在税法、保险法、社会保障法中。当然，在注重公平的同时经济法也兼顾效率。虽然由于经济法的性质和任务决定了经济法必须注重公平，但在注重公平的同时，经济法亦必须兼顾效率，因为如果不兼顾效率肯定会助长资源浪费、贪污腐败等现象的滋生和蔓延，从而导致“政府失效”——政府医治市场失效的努力反而使得弊端更加严重，甚至引出其他的问题。因此，强调坚持注重公平和兼顾效率相协调显得非常重要，这一点是经济法的任务所决定，同样也体现在经济法的方方面面。公平与效率相统一原则具体体现在：

1、在政府宏观调控立法方面，经济法应确认和保障以公平和效率为目标，综合运用行政、经济和法律手段调控市场经济的运行；

2、在市场经济管理立法方面，通过对市场主体经济行为的管制和约束，引导经济个体平等竞争，合法经营，依法保障市场主体在公平的竞争环境中提高其自身经济效益，依法保护参与市场活动的主体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第二篇：论述经济法中注重公平和兼顾效率相统一的原则

法学0912

32号

王舒影

论述经济法中注重公平和兼顾效率相统一的原则

公平和效率是既相互矛盾又相互适应的社会价值，同时也是法律所追求的价值。经济法对效率的追求主要体现在所有的经济法规范、经济法制度以及经济法运作活动，都是以有效地利用资源、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财富为目的。应一方面，经济法致力于兼顾社会各方面利益、重视分配公平、维护社会公平。

以前我们常提到的说法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是因为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家经济实力还很弱，它必然主动地首先要求效率，优化资源配置以取得最大的利益。兼顾公平，是因为如果把效率绝对化，完全不考虑公平，就可能导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引发社会两极分化。

不可否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初次分配以效率为原则，可以引导人们不断提高效率，增加社会财富。市场作为“看不见的手”对社会生产率产生的积极作用自不用说，但是其在提高效率的同时，也造成了一些消极的后果，导致分配领域的不公平现象增多。例如贫富差距拉大，两极分化严重，加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健全和法制的不完全，极大地影响了社会公平的实现。所以，市场不平等这一固有缺陷就需要国家这只看得见的手去填补。考虑到如今国家经济取得了巨大发展，人们的意识形态也发生了变化，这就要求经济发展必须在兼顾效率的同时更加地注重公平。

经济法作为市场经济的产物，通过宏观调控机制将社会上的不公平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正体现了市场“看不见的手”和国家“看得见的手”这两种力量的制约和平衡，市场追求的主要是效率，调控则注重公平。所以，效率和公平是既矛盾又统一的，一方面，效率是实现公平的物质基础，只有通过提高效率创造越来越多的物质财富，才有可能实现高层次的分配公平；另一方面，公平又是提高效率的前提，只有收入分配公平合理，才能激发劳动者尽可能全面地发挥自己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尽快增加物质财富。不重视公平会导致弱势群体和贫困地区的增多，不兼顾效率则必然助长资源浪费、贪污腐败等现象的滋生和蔓延。

经济法将注重公平和兼顾效率相统一的原则贯穿于经济法的各个方面，最集中体现在税法、保险法、社会保障法中，为各个阶层的人们创造一个相对公平的社会环境，同时又以最低成本的方案实现社会效率的最大化。市场经济的实践证明，我们必须在公平与效率之间找到一个最佳的取值范围和实施方案，坚持注重公平和兼顾效率相统一的原则，才能保证经济快速、持续、稳定增长，保证经济和社会的公平和和谐。

第三篇：公平和效率之我见

公平和效率之我见

（内容提要）公平与效率是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公平和效率都是一个多维度的总体性概念。如果从总体性的多维度角度去理解，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应是多维度空间上的交互作用关系。目前，我国应着力解决的不是一般性的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而是特指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的突出矛盾，其中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于社会公平。而探讨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不能脱离中国的具体国情和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共同富裕是实现率与公平统一的实践基础和目标，探讨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不能脱离中国的具体国情和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共同富裕是实现效率与公平统一的实践基础和目标。这一切都要从实际出发，应时而变。

（关键词）效率

公平

关系

什么是公平？什么是效率？以及二者的关系如何？一直是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笔者认为公平与效率的辩证统一是具体的和历史的统一，而不是抽象的僵死的和非历史的统一；二者在统一过程中何者“优先”、何者“兼顾”必须视具体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而变化，而不能一成不变。

一．公平

定义： 公平是指按照一定的社会标准（法律、道德、政策等）、正当的秩序合理地待人处事，是制度、系统、重要活动的重要道德品质。公平包含公民参与经济、政治和社会其他生活的机会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分配公平。正义则是公正的义理，包括社会正义、政治正义和法律正义等。公平正义是每一个现代社会孜孜以求的理想和目标，因此，许多国家都在尽可能加大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力度的同时，高度重视机会和过程的公平。构筑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需要全社会进行长期努力，要提高全体公民的文化、道德、法制等方面的素质，使人们有渴求公平正义的意识、参与公平正义的能力和依法追求公平正义的行为。

当代西方学者对公平问题进行了广泛研究，大体说来，在对公平的具体判断上，现代西方经济学主要采取三类标准，一类属于客观标准，主要以分配的结果为判别依据；另一类属于主观标准，以人们的心理状态和主观感受为依据；还有一类是主观标准和客观标准的结合。

同时公平也是指按照一定的社会标准（法律、道德、政策等）、正当的秩序合理地待人处事，是制度、系统、大型活动的重要道德品质。公平包含公民参与经济、政治和社会其他生活的机会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分配公平。正义则是公正的义理，包括社会正义、政治正义和法律正义等。公平正义是每一个现代社会孜孜以求的理想和目标，因此，许多国家都在尽可能加大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力度的同时，高度重视机会和过程的公平。构筑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需要全社会进行长期努力，要提高全体公民的文化、道德、法制等方面的素质，使人们有渴求公平正义的意识、参与公平正义的能力和依法追求公平正义的行为。

从公平范畴演进的历史来看，人们对公平的认识是在不断深化，但公平概念仍未达到清晰的水平。

而需要高度关注的是：我们有十三多亿的人口，城乡、地区和社会阶层的差异巨大，庞大的经济总量与极小的人均产值，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显著的不平衡，我们所处的国际环境的二重性，我们在体制上、政策上高风险的尝试性探索等等因素，都会使得任何科学的理论在实践中变得面目全非。这是我们在研究和实施效率与公平关系的理论和政策措施时所必须高度关注的；这些因素不是无关的可以忽略不计的“噪音”，而是我们必须实践于其中的条件、环境和背景。

二．效率

鉴于人的欲望的无限性，就一项经济活动而言，最重要的事情当然就是最好地利用其有限的资源。这使我们不得不面对效率这个关键性的概念。在经济学中我们这样讲：在不会使其他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如果一项经济活动不再有可能增进任何人的经济福利，则该项经济活动就被认为是有效率的。相反的情况包括：“无法遏制的垄断”，或“恶性无度的污染”，或“没有制衡的政府干预”，等等。这样的经济当然只能生产少于“无上述问题”时该经济原本可以生产的物品，或者还会生产出一大堆不对路的物品。这些都会使消费者的境遇比本该出现的情况要差。这些问题都是资源未能有效配置的后果。

所谓效率，从微观层次讲，就是在发挥“一般社会力”的基础上提高劳动生产率；从宏观层次讲，就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总起来讲，效率就是生产要素的节约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强调效率的重要性，就是强调发展的重要性。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这就是强调发展的极端重要性。如果在发展的意义上理解效率，那么，“效率优先”无非就是“发展优先”。但是，和“效率优先”相对应的，不应当是“兼顾公平”，而应当是这样两个方面：一方面，生产关系、经济体制一定要服从于效率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而不是相反；另一方面，一切社会矛盾和问题的解决，包括解决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必须以效率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为前提和基础，而不是颠倒过来。

三．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当今社会各国的经济制度，一般来讲，多数情况下，都具有较多的合理性、公平性。这是因为各国经济制度都是人们经过长期实践，各方力量抗争演化形成的，因而存在较多合理性、公平性。过去左派把西方及非社会主义制度说成是不公平，是不符合实际的。它诱导错误的观念：公平与效率对立矛盾。由于各国经济制度一般是相对公平合理的，因而它使多数国家在多数时候，保证经济正常有效率运行。由此可以说公平是基础，效率是表象。公平是效率的基础，公平带来效率。只要公平不是较差，经济就会正常运行。做到了公平，就有了生产效率，生产的物质财富就丰富了。

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是手段和目的的关系。如果我们按照科学发展观来理解发展，那么，发展本身就包含着矛盾和问题的解决，包含着缩小过大的贫富差距。没有生产力的发展，公平就变成普遍的贫穷，就只能是平均主义的“大锅饭”。马克思认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同人类发展的利益始终是一致的，就像动物的生存斗争同种的繁衍是一致的一样。历史上所有的对立关系，都谈不上真正的公平，但是，只要它们还适合生产力的发展，同人类发展的利益就是一致的，都是为实现社会公平创造物质前提的。

我们国家对公平与效率的认识也在不断改进当中，从当初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如今的效率与公平共举，这是我们在不断改善的标志。而效率与公平的争论也一直存在。到底效率与公平哪一个更加重要，笔者认为这还是要秉着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道理。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解决办法。在目前的情势下，从国家和社会发展整体上考虑，根据共同富裕的目标要求，把社会公平放到更加重要的地位，无疑是符合我国国情及其变化和社会主义发展实际的明智之举，否则将铸成中华民族历史性的灾难。目前及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至少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统筹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使二者保持适当的历史张力，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共时性和历时性的具体关系，在必要的时候、必要的领域、必要的“经济单位”实行“公平优先、兼顾效率”，只要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就是合理的、正确的。

一切手段都是服务于实际的。举例来说，贫富差距过大时更应注重社会公平。当前我们国家的国情，一方面贫富差距已经过大，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另一方面，我国已经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经济条件的改善允许国家加大调节力度。因此，必须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但是，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是由各种不同的原因造成的：自然地理条件的巨大差异；市场经济的竞争和优胜劣汰；国家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实施的某些倾斜政策；不合理的战略思维和经济政策；经济体制和法律制度的某些漏洞；国家和政府对收入分配的宏观调节不力；等等。以历史的观点看分配关系，贫富差距过大和分配不公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能认为，贫富差距的任何扩大都是分配不公的表现。从计划经济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到市场经济的适当拉开收入差距，是正常的和合理的，更加体现了现实的公平性。只有体制的不完善、政策的不合理和政府的不作为造成贫富差距的过大，才属于分配不公。

同时，由部分先富到共同富裕是一般规律，不是不公平的表现。“共同富裕”的前提和基础是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充分积累。在我国现阶段，为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既要承认劳动差别，又要承认资产差别。也就是说，不仅要默认劳动能力是每个人的天然特权，而且要承认对象化的、积累起来的劳动（物质财富）同样是每个人的合法权利。前者要求同量劳动相交换，要求同量劳动获得同量报酬；后者要求财富转化为资本，并实现价值增殖。只有这样，才既能够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又能够调动资本所有者和企业主的积极性。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同发展，以及采取市场经济形式，就是体现了上述利益要求。在这种经济制度和经济形式中，收入的较大差别是不可避免的，率先富裕起来的只能是一部分人。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调节，富裕起来的人会越来越多，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四．结语

不管公平与效率到底存在什么样的关系，最终我们的目的是运用这门理论服务于整个社会，力求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人类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在不同的国情，不同的时代之下，我们有不同的选择，最根本的还是要根据自己的社会情况，找到适合自己国家的发展方式，灵活应变，方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味地老古板，固守自己的学说，而不适应时代变化，这是不能长久的。笔者衷心希望在效率和公平学说的辅助下，祖国能够越来越强大，人民生活能越来越好。

第四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的公平和效率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公平和效率关系的处理

国际商务

温娅 学号 22011030211

一 公平和效率的定义

效率是指人的活动的效率。人类最基本的活动是生产活动，因此，我们所说的效率主要是指生产活动的效率。具体地说，效率就是人的生产活动的产出与投入之间的比例关系。

公平是一定历史条件下，通过经济、政治、法律、道德等方式整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促进社会发展的价值准则。现代社会的公平，是通过社会整合、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的价值准则。从经济的角度说，公平就是“得其应得”；从政治的角度说，公平就是“平等待人”。

二 公平和效率的相互关系

公平和效率是相辅相成的，为实现效率，需要最充分地调动各种生产要素所有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诉诸于公平。

“只有把蛋糕做大了，每个人才能分到更多的蛋糕”，从这个角度上说，效率为公平提供了物质基础，使社会产品极大丰富的情况下能更好的实现公平。

公平是相对的。我们可以把公平分为机会公平和结果公平。机会公平是从竞争机制上来讲，注重规则的无差别性的公平，即所有的人都遵循同样的规则。市场经济就是通过机会公平即平等竞争的原则，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

与机会公平不同，结果公平是注重人的差异性的公平，即充分考虑人的个体差异，特别是人的先天禀赋和社会背景的差异，对不同的人实行不同的规则。比如：对富人征税，对穷人实行补贴。通过结果公平，能提高资源分配的边际效率，使更多的人提高主体选择能力，甚至提升人的先天禀赋的能力，充分发挥每个人的能动性，从而推进整个社会的进步。

三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的公平和效率 我国处理公平效率问题的历史和成就

改革开放之前，在效率方面，我们对发展重视不够，人们的能动性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突出地表现为人力和物力资源闲置；在公平方面，平均主义严重，“不患寡而患不均”，人们的基本权利没有得到保障。

改革开放以来，对于如何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我们一直在探索。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念。与此相联系，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历经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到2003年的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一直重申和强调这个原则。应当说，这个原则适应了社会实践的需要，对于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鉴于我国社会发展进入到新的阶段，特别是我国目前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比较突出，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需要指出的是，强调“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不是以牺牲效率为代价，也不是变效率优先为公平优先，而是在提高效率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这应当成为我们进行体制选择和制度安排的基本原则。

因此，随着对公平和效率问题的不断研究和实践，我国社会在协调公平和效率问题上，取得了重大的成就。这种成就不仅表现为生产力的大发展、效率的大提高、社会财富的大增长、综合国力的大增强、人民生活水平的大改善，而且表现为社会公平的进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财富的丰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逐步推进，人的基本权利得到保障，公民的政治参与程度明显提高——在效率提高的同时，社会公平也在进步。我国在公平效率问题方面存在的隐患及原因

在对前景表示乐观的同时，也需要警惕地发现，我国目前仍然存在贫富差距过大的情况。不可否认，收入差距扩大有市场经济的因素。市场经济注重机会公平，但由于主体之间的差异性，即使平等竞争，也会导致贫富差距扩大。但这并不是当今中国贫富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贫富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是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是非市场因素的影响，是垄断，是不平等竞争。

首先是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在我国，与传统的计划经济相联系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长期占统治地位，这种经济结构至今没有根本改变。它与市场经济不相吻合，是城乡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我国城乡整体的基尼系数是0.46,如果把城市和农村作为两个部分，它们的基尼系数则分别是0.34和0.37,远远低于城乡的总体指标。这说明，我国贫富差距的扩大，集中表现为城乡贫富差距的扩大。

其次是部门、行业垄断。即公共利益部门化、行业化。一些部门和行业，利用它们所支配的公共资源，为本部门、本行业谋利益。不同部门和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其原因并不在于主体能力和贡献大小，而在于某些部门和行业对社会资源的垄断。这种垄断，完全背离了按贡献分配的原则，是对市场经济体制的冲击。

再次是体制的缺位。在经济体制转型、经济结构转换的过程中，旧的体制尚未完全消除，新的体制尚未健全。由于双重体制的并存，一些私营企业主为了追逐利益，采取非正当手段进行“原始资本积累”，迅速获得了“第一桶金”（有人把这种现象称之为“原罪”），从而导致了贫富差距的急剧扩大。这些私营企业主谋取私利的非正当手段之所以奏效，恰恰说明我们过去的体制设计存在着弊端，需要我们毫不吝惜地摈弃旧的体制，尽快摆脱旧体制的束缚。我国当前收入差距扩大问题的根本原因以及解决措施

上述几个方面表明，目前我国收入差距扩大，其根本原因在于机会不公平，而机会不公平本质上是权利不公平。权利制度决定收入分配的格局。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农民不能自由种植，这种权利的界定导致了农民的普遍贫穷。改革之后，农民的权利增大了，不仅可以自由种植，而且可以搞副业，可以外出打工，所以，他们的收入增加了。现在农民进城务工，仍然面临着权利的问题。农民工的基本权利能否得到保障，直接影响着他们的收入水平。

可见，收入分配从根本上说是由权利决定的。市场经济的机会公平，也就是权利的公平，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源于分配不公，而分配不公主要在于权利的不公平。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不能就分配抓分配，而要综合治理，从深化配套改革上找出路。不能只局限在分配领域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分配公平的问题实际上是个权利公平的问题。

因此，我们必须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加强包括政治体制在内的各方面的体制和制度建设。只有解决体制公平的问题，才能解决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才能把社会公平不断推向前进。

第五篇：营改增仍存制度性缺陷 立法需兼顾公平和效率

普金网

http://www.xiexiebang.com/ 营改增仍存制度性缺陷 立法需兼顾公平和效率

12月2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运行情况政策吹风会，财政部副部长史耀斌、国家税务总局总会计师王陆进介绍了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工作的进展情况并回应了热点问题。

史耀斌表示，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后，相关营业税纳税人都成为增值税纳税人，实现了营业税到增值税的税制转换，减轻了企业负担、增强了企业活力，在一定程度上也对冲了经济下行压力。从税制运行实时监测情况来看，试点总体上取得了良好效果，达到了预期目的。

史耀斌表示，增值税目前的税率有四档，分别为17%的基准税率、13%、11%和6%的税率，根据不同的行业，选择适用不同的增值税税率。同时，在征收管理等一些技术管理方面，还有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从政策上来讲，比如税率就需要简并。

另外，史耀斌还明确提出，目前增值税是按暂行条例和国务院批准的试点办法征收的。立法的工作需要与增值税改革试点和改革方案有机结合，适时启动增值税立法工作。

那么，营改增在试点运行实现预期目的同时，还有哪些需要进一步改进和完善的问题?四档税率应如何进行简并?增值税立法的时机是否成熟?还需要做哪些准备工作? 问题

制度设计仍存缺陷 2012年1月1日，上海首推交通运输业和现代服务业营改增试点，其后历经邮政业、电信业营改增试点，直至2016年5月1日，营改增在全国所有地区所有行业全面推开，营业税最终退出历史舞台。从营改增实施效果来看，利大于弊，制度优势明显。营改增不仅理顺了货务劳务税制改革的思路，并且倒逼了财税体制改革，宏观意义上的流转税负也有所降低。

“但营改增所体现出来的制度设计缺陷也不容忽视，必须予以深刻剖析，以期对增值税立法有所裨益。”

此次营改增制度设计及试点过程，受到较多的政府行政干预，缺乏社会互动机制。为了实现行业税负“只减不增”的改革要求，营改增制度设计决策层采取了一系列特殊性扣除政策和简易计税方法，以保证过渡期行业税负只减不增，却造成严重的行政干预。同时，营改增制度设计缺乏社会互动机制，缺乏充分的税收民主参与，应引起政府及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

其次，此次营改增的制度设计缺陷之一是并未将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藩篱拆除。虽然金融业实行税款抵扣制，增值税抵扣链条趋于完整，体现了税制的公平性，但对其下游企业客户，即使属于一般纳税人，仅允许抵扣接受直接收费金融服务所支付的手续费、佣金、管理费、服务费、开户费、结算费等各类费用支出的进项税额，不允许抵扣贷款利息支出的普金网

http://www.xiexiebang.com/ 进项税额，也不允许抵扣金融商品转让的进项税额(政策规定金融机构转让金融商品时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最终导致下游企业客户无法抵扣利息支出的进项税额，造成增值税抵扣链条中断，加重了下游企业客户的税收负担，无法发挥增值税消除重复征税的制度优势。

贷款利息支出不允许抵扣进项税额，意味着营改增制度设计上对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规定了不同的税收待遇，有悖于税收公平原则。

再次，此次营改增的制度设计存在的另一个典型缺陷是，与管理者、劳动力等人员有关的费用支出的进项税额不允许抵扣。这类费用支出主要有以下三类：一是工资薪金、劳务费用等直接人工费用，这些费用支出不允许抵扣进项税额，只允许作为成本或费用在企业所得税前列支;二是人身保险费不允许抵扣进项税额，但与财产相关的财产保险费允许抵扣进项税额;三是与人员相关的交通费用不允许抵扣进项税额，但与货物相关的运输费用却允许抵扣进项税额。

从经济学角度分析，管理者、劳动力的再生产也需要基本生计费用，工资薪金、劳务费用等支出恰恰是维持生计的费用，属于补偿性支出而非价值增值额，也需要抵扣进项税额;交通费用不论是人员发生的还是货物运输发生的，本来都属于转移的价值，两者没有本质差别，都应该抵扣其进项税额。

此外，蔡昌还指出，为了防止营改增后各行业税负出现增长现象，营改增制度设计规定了可以选择简易计税方法的多种情形。建筑业、房地产业、服务业等多个行业都允许采用简易计税方法。

根据营改增新政要求，以下情况可以选择简易计税方法：一是保证平稳过渡，防止老项目在“营改增”后出现税负激增的现象，建筑业、房地产业都允许老项目选择简易计税方法;二是对营改增后抵扣较少的业务允许选择简易计税方法，这一情形属于例外事项，具有典型的税收优待性质，譬如建筑业常见的“清包工”、“甲供工程”等业务模式，因其不会产生过多的进项税额而允许选择简易计税方法;三是差额计税方式下的一些业务，也允许选择简易计税方法以有效控制其税负，如劳务派遣、人力资源外包服务等业务。

虽然上述多种情形适用简易计税方法都有一定的理由和条件，但是在营改增制度设计中穿插这些与一般计税方法迥异的简易计税方法，无形中破坏了税制公平性。

营改增有四个方面的问题需要解决。一要妥善处理营改增过程中遗留问题。对于建筑业等部分行业增值税进项税额偏低，或者无法正常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情形，以及对于金融业等特定行业的税收政策调整，需要进一步研究变通性的措施与对策，确保全流转环节的税负公平。

二应适当简并增值税税率。除简易税率和出口零税率外，目前增值税有6%、11%、13%及17%等四档税率。而相对过多档次的税率设计并不利于增值税中性特征的发挥，也给税收征管便利性带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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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xiexiebang.com/ 三是渐进完善增值税抵扣制度。囿于各种社会经济和技术因素，增值税的抵扣不可避免地存在不充分性，未来的进项税额抵扣制度需要进一步贴近真实交易情形，尽可能在符合相关规定的前提下做到“能抵则抵”，将增值税制度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

四是逐渐理顺中央和地方的财税体制问题。此次营改增改革之前，增值税收入75%划归中央，税收与税源相背离问题尚不突出，但随着增值税全面扩围，中央分享比例下降50%，但该分享机制缺乏理论支撑，需要进一步在理论上梳理并在制度设计上阐释清楚。

应该充分肯定营改增在税务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努力下取得了阶段性胜利，基本实现了平稳过渡和改革的目标。但是由于营改增特别是今年“四大行业”全面试点工作推行的相对准备时间较短、涉及纳税人户数较多、政策复杂，在全面试点推行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国地税征管基础信息过渡交接不顺、政策及具体征管措施解读滞后、部分税务干部和纳税人对政策理解不到位、执行出现偏差的问题。从七个月的运行情况来看，基本实现了办税秩序良好、征管工作顺畅，但有个别地区出现办税厅排队现象严重、部分纳税人部分时间段无法完成网上申报等情况。

税率

专家建议减为两至三档税率

税率是税制设计中最为重要的要素之一，它一方面决定了该税种筹集财政收入的能力，另一方面也直接影响纳税人的税负水平，进而间接影响经济运行效率和公平。

多档税率并存是我国营改增进程中为平衡各方利益而形成的“过渡性”格局，对于减少改革阻力、顺利推进营改增是必要的。从营改增全面推开的运行效果来看，多档税率加上简易征收方法和优惠政策，基本实现了税负平衡或略微下降的目标。

多档税率并存会产生以下弊端。一是会扭曲增值税的“税收中性”，影响资源配置效率。增值税是公认的中性税种，税率越少，越能起到税收中性的作用，税率越多，选择越多，税收中性越难以保证。因此，增值税如果实行统一税率，意味着对所有商品、服务价格施加同样的影响，相应对所有商品、服务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的影响是相同的，因此能够对资源配置产生同等影响，显示出增值税的中性特征。

二会加大征管难度，同时给寻租提供可乘之机。经济系统极其复杂，各种商品和服务的差别极其细微，且不断产生新的商品和服务，因此很难清晰准确界定各种商品和服务适用的税率，这带来税收征管的难度。

同时，纳税人倾向于选择适用低税率，而是否适用低税率一方面取决于税法的规定，也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基层税务机关的执行，尤其是对特征比较“模糊”、处于高低税率中间区的商品，给基层税务机关的税法执行带来了空间和弹性。在这种情况下，寻租空间自然产生且难以避免，增大了执法人员的执法风险和腐败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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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xiexiebang.com/ 从理论的角度分析认为，单一税率最为理想。但从世界范围观察，实行增值税的国家，多数选取基本税率加优惠税率的基本模式，这种模式既在较大限度上保证增值税税率中性的要求，也兼顾了社会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导向，即将与人们生活紧密相关的产品和服务设定为低税率(包括零税率)，削弱了增值税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的累退性。

根据我国税收制度与征管现状，提出了增值税税率简并优化思路。一是降低增值税基本税率，简并多档税率为不超过3档税率，分别适用于不同行业或不同税目;二是归并优惠税率，建议在基本税率基础上，设定2档优惠税率，即非零税率和零税率，其中，零税率的行业范围应集中于民生及涉农商品或服务，如牛奶、食品、书籍、化肥、种子、农机等;低税率适用的行业包括国家扶持的产业、特殊部门所提供的准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等。

从世界主要经济体实行增值税的情况看，两档税率甚至一档基础税率占主流。结合我国国民经济结构及经济和财税改革的整体思路，简化税制，适当归并现行的四档税率和过渡期征收率势在必行。他认为，在适度降低税率并保障税收政策平稳过渡的前提下，实行两档税率比较现实，同时规范征收率，强化税收法定原则。

王桦宇同样提出，从国际上的增值税税率规则来看，税率一般不会超过三档，还有国家直接采取统一的税率。从税制优化的发展潮流看，从简、从低不仅是当下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自主选择，也是未来各主要国家和地区增值税税率安排的总趋势。王桦宇认为，随着营改增的全面推进，17%的基本税率目前看起来偏高，一方面是因为税基扩大了，若税率不调整则整体上的流转税负会上升;另一方面，我国增值税税率目标参考值的确定也需要和国际接轨，贯彻税负能力安排的普适性，并确保我国商品和服务贸易税收政策的竞争性。

王桦宇建议，未来增值税的税率基准值可考虑在11%~13%之间进行确定。当然，增值税税率的调整还需要从我国的财政承受能力和总体的税制改革方向出发，因地制宜，循序渐进，从而设计出既符合国际通用规则又体现本土特色的增值税制度。至于从时间表和路线图的角度来谈，则可在最近3~5年的时间，将增值税的税率从四档调整为两档，也即高税率和低税率两档，两者的选择区间可以在11%~17%和6%~8%之间确定;在时机成熟的时候，预估可能会在5年或更长一点的时间，将税率统一为11%~13%左右的水平并确定最终的税率。

立法

增值税立法需考虑公平和效率

增值税立法一直是理论界和实务界高度关注的热点。2013年，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增值税法等

若干单行税法、税收征管法(修改)列入本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第一类项目。

王桦宇表示，制定一部具有指导意义的增值税法，并通过法律这种高位阶的“法定”形式尽可能减少政治风险和执政风险，有利于推动财税体制改革和法治国家建设进程。他建议，未来增值税立法的步骤可以同时做如下安排：一是继续推进营改增和税制优化工作，进一步加强财税体制改革的步伐;二是加快立法研究，适时推进立法，把改革成果和制度性安排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也有利于增强税制的规范性、强制性和有效性。普金网

http://www.xiexiebang.com/ 增值税是我国第一大税，其对应的税收收入接近税收总收入的三分之一，影响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大不容置疑。增值税制度能否体现公平正义原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税收制度的公平性。因此，增值税立法必须坚持公平正义原则，保证目的正义、程序公平和行为公正。

在增值税法制度安排上，应确保纳税人在相同的经济条件下同等待遇;在税制设计上，应兼顾横向公平与纵向公平;在税收征管上，应坚持普遍征收、平等课征和量能课税的原则。增值税立法过程中，还必须统筹考虑经济上的公平性和法律上的公平性：经济上的公平性主要指税收负担带来的经济后果，而法律上的公平性不仅考虑税收负担的合理分配，也从税收立法、执法、司法等角度考虑税收公平性问题。纳税人既可以要求实体利益上的税收公平，也可以要求程序上的税收公平。纳税人遭受税务执法、司法中的不公平待遇，完全可以利用法律手段通过税务行政复议、税务诉讼制度得到合法权益的维护。

增值税立法必须制定一个合理的制度框架，税制设计不仅需要考虑税收中性，还需要考虑公平和效率问题。借鉴我国《企业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法》的立法经验，以分税制为主线的增值税整体税制框架设计可以概括为“一条主线，三项功能，七大板块”。

所谓“一条主线”，是指增值税立法以分税制为主线，将增值税作为分税制体系中最重要的一个税种大力培育，使之成为流转税的核心，以实现税制公平导向。所谓“三项功能”，是指增值税立法必须发挥增值税的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和调节经济等三项功能，充分发挥增值税对宏观经济的调节作用。

所谓“七大板块”，是指增值税立法必须科学设计税制要素的七大板块———纳税人、税率、税基、纳税时间、纳税地点、特殊规定、征收管理。在税制要素的这七大板块中，必须特别重视“征收管理”，因为增值税是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必须对征税权的划分、发票使用与管理、税收征管体制、中央和地方增值税分成比例等进行明确界定，否则就无法严格规范增值税的征管工作。

此外，还需要特别关注“特殊规定”，因为增值税法涵盖的征税范围广泛，已经完全取代营业税，必须区分行业类别与业务类别设计科学、严谨的特殊性税收政策。譬如，由于金融业、房地产业等行业特殊，所设计的不同行业的增值税政策必须有所不同，以体现政策的行业适用性和特殊性。

徐风照表示，从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我国的增值税经历了从生产型向消费型过渡、全面推行营改增等重要过程，从当前社会经济运行的大环境和税制改革的整体思路来看，提升税收立法级次、推动依法治税符合依法治国、提高社会治理能力建设的总体要求，现在的征管能力及征管信息特别是“金税三期”建设也为增值税立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推动增值税立法在完善税制、实现税收中性原则、体现降低间接税比重、提高直接税比重的顶层改革目标方面还有很多准备工作需要去做，一部适应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满足最广大纳税人根本利益的增值税法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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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风照最后表示，为巩固营改增全面试点的改革成果，税务部门一是要进一步理顺政策，统一解读口径，真正实现“书同文，车同轨”;二是在办税流程特别是备案事项及发票审批环节做好“减法”，提升效率，提高纳税服务水平;三是积极落实各项税收优惠，从纳税人的根本需求出发，在降低税负降低成本中做好“加法”，累积“乘法”效应，提升“营改增”后续管理水平，为增值税立法创造良好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