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嘉道年间湖南民间文化观念与晚晴湖南社会变迁
嘉道年间湖南民间文化观念与晚晴湖南社会变迁
一
嘉道时期处在中国近代史的前夜，同时也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变迁的基础。以前学术界在中国近代社会发展变迁的动力问题上一般持两种观念，一种认为中国社会在嘉道时期停滞不前，是西方的冲击引起了中国社会向近代的转变，这就是由美国学者费正清提出的所谓外因决定论，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之后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奉为圭臬；另外一种是由对外因决定论反思而来的内因决定论，认为中国社会本身具有追求近代性的因素，如果没有西方的挑战，中国也将实现向近代化的缓慢转型。经过史学方法以及史学研究者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不断演新，现在大多数学者都对中国近代社会变迁动力问题持一种合力论，如郑大华指出：“中国近代社会或思想的发展既非外因决定论，也不是内因决定的，而是内因和外因共同决定的，在外因与内因之间很难分别出主次。”1因此，笔者认为，要清晰准确的把握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脉络，就不能不首先把近代史研究的上限从鸦片战争上推至嘉道时期。这是因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到嘉道时期已经出现了一些与传统社会不同的新因素，这一时期的社会危机使得传统社会秩序充满了种种冲突和矛盾，预示着社会变迁的新方向。对于近代湖南社会的发展变迁尤其如是。近代以前，湖南在全国的地位是“碌碌无所轻重”，湖湘文化虽然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化中独具地域特色的重要一脉，但其影响主要在学术和思想方面，而对湖南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民众生活等影响不大，更不用说对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的影响了。近代湖南是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和大革命的中心地区，产生过一大批对中国近代历史有重大影响的人物。著名史学家谭其骧就曾指出：“清季以来，湖南人才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从曾国藩、左宗棠兴起洋务运动到谭嗣同、唐才常献身维新变法，黄兴、宋教仁引领辛亥革命风骚；从蔡锷首举反袁护国义旗，到毛泽东、蔡和森宣传马克思主义；在近代中国的每一个重要历史时期，受湘军崛起所激发的近代湖湘文化及其载体近代湖南人都起到了“开风气之先”或“中流砥柱”的作用。尤其是湘军集团所阐发的近代湖湘文化核心精神价值：忧国忧民、实事求是、通变求新、兼容并蓄、敢为人先、勇于奋斗，不怕牺牲等，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近代湖南人为民族独立、社会进步、人民解放而上下求索，英勇奋斗，为我们留下了十分宝贵的精神遗产。那么要研究为何在近代湖南会涌现出一批以湘军为代表的“领风气之先”的代表历史人物，就不能不首先对嘉道时期湖南社会的特点作一细致而深入的考察。本文就是从民间文化观念方面来阐释嘉道年间湖南社会的特点对其后湖南社会变迁的影响。
对于社会系统中的文化思想观念而言，有着多种不同的研究途径。一般认为社会系统中存在着“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区别，这种研究途径把两者之间太过于对立化，看起来似乎两者没有交集，且充满了敌意。随着史学方法的不断演新，西方社会人类学研究方法被引进到史学研究之中，史学研究者也抛弃了过去对社会思想研究仅仅集中在几个精英思想家和著作上的做法，开始转向更为民间化和日常化的“田野”思想文化研究，关注的焦点往往集中在了下层社会主要是乡村社会中的民众日常与主流观念有所差异的文化观念。这种文化观念包括由古代巫术传统所衍生而来的民间信仰、仪式和象征等，主要指信仰神、鬼、祖先，还有家族祭祀、墓祭、公共节庆、人生礼仪和占卜术等2。这种所谓的“小传统”的文化观念在乡民社会的一般日常生产生活实践、思维方式、社会关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具有非官方的文化观念的特征，如重在实践，较少利用文本，受到社会中的多数支撑并与民间的生活密不可分。因此，在区域社会史尤其是区域文化观念研究中，细化对 “小传统”的研究能更有效的分析区域社会的特性，同时也是探究区域在整体之下呈现出多样化发展的原因的一个重要路径。1郑大华：《晚清思想史》，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 参见王铭铭：《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0~142页
二
晚清以前的湖南，是一个相对欠发达的内陆省份。历史上湖南在中国的地位属于“籍籍无名”，在思想文化上更是如此，湖南历来被视为“南蛮”之地，属于文化沙漠地带，唐代湖南人刘蜕中了进士，时人谓之“破天荒”，据有学者统计，湖南进士中额在全国18省中居第14位，仅稍高于广西、云南、贵州等偏远省份3。湖南在全国的文化地位由此可见一斑。王闿运也说：“湖南人物，罕见史传”，“自唐至宋、明，诗人万家，湘不得一二”4。从历史地理自然环境来考察，湖南人在近代中国的精神气质面貌的形成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的。
（一）从自然地理环境来看，湖南是一个内陆性省份，也是一个开发较晚的南方省份，远离中国政治和文化中心，湖南“北以滨湖平原与湖北接壤，南枕五岭与广东、广西为邻，东以幕阜、武功诸山系界江西，西以云贵高原连贵州南境，西北则以武陵诸山脉界川东和鄂西”5因此可以说湖南是三面环山，水网纵横。三面环山使湖南自古以来对外交通十分不便，因此形成了湖南社会比较保守封闭的自然地理环境，但由长江、洞庭湖和湘、资、沅、澧四大水系所形成的水域交通网络，使得湖南同外界可以通过发达的水路进行联系，也正是这样。湖南也成为北方中原地区南通两广、南海，西进云贵的中介和走廊。这种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之下，湖南境内耕地面积不大，且湘西湘南一带多为深山老林，山林中经常猛兽出没；平原地区土地肥沃，但洞庭湖和湘、资、沅、澧四水在古代社会又经常出现洪水肆虐的现象，恶劣的自然环境使得在生产力低下的条件下湖南人谋生实为不易。
（二）从民族因素来看，湖南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近代有学者根据晚清时期湖南调查局对湖南境内各少数民族进行的一次调查统计得出：清末湖南全省76厅州县(包括古丈坪厅)中，少数民族聚居的有30厅州县，聚居地区面积为9613平方公里。1909年(宣
6统元年)全省共计24, 075, 615人，其中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人口总数的1.44%。从这组数
据可以看出，湖南的民族杂处情况复杂，尤其是湘西湘南开发较迟的地区，少数民族居多。但随着康熙以来中国人口的快速增长，平原地区居住的汉族开始向尚未开垦的深山老林移居，民族流动和杂居情况日益复杂。由于语言、风俗习惯、信仰等方面的不同，再加上民族杂居带来的种种经济利益上的矛盾，在集聚地会时常发生汉族和少数民族矛盾和冲突，加之清代统治者对少数民族实行严厉的民族压迫和歧视政策，所以少数民族民众往往因为单个事件极容易引发成民族大规模的冲突或是为反抗残酷的统治进行了的激烈反抗运动。据湖南地方史料记载，从乾隆年间开始，到白莲教起义高潮时的嘉庆年间，几乎每一年都发生了大小
7不等的苗族民众的反抗斗争。白莲教起义之后，湖南少数民族民众的这种反抗斗争到鸦片
战争之前都没有停止过，反而越演越烈。如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湖南湘西一带由于遭受虫灾，田地几乎颗粒无收，但汉、苗地主反而变本加厉，在原租之上又增加新租，导致苗民
8无法生活，因此在石观保、杨贵儿、杨正富等的组织之下进行反抗。
（三）从移民因素来看，湖南古时为南蛮之地，大致从三国时期才开始有大规模的人口居住。从历史上大部时间来看，湖南都是地广人稀，由于政治、战乱的原因迁入湖南的移民非常之多，来源很广泛也很集中，所以现存之湖南人，其祖先大多来自外省而非土著。张国雄先生整理的《移民档案》中统计了有资料可查的湖南190个家族中，原本世居湖南的仅有13族，约占总数的6.8%，另外的187个家族迁自以江西为主的十几个省份余者，其中江西籍就有149族，占移民家族的78%。还有3族迁出地不明。可以说今存的湖南家族中有百3
4参见张朋园：《湖南现代化的早期进展》，岳麓书社2002年版第75页 转引自龙盛运《湘军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0页
5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南省志·地理志》(上)，湖南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页 6刘泱泱:《近代湖南社会变迁》，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3页。
7石启贵: 《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0—54页。
8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南省志·湖南近百年大事纪述》，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5页
分之九十几为移民家族，其中大部分来自江西。据当时地方志记载记载：“元明之际，土著存者仅十八户，湘赣接壤，故是时迁入者，以赣西、赣南一带之人为多。明末清初，重催浩劫，土旷人稀，播迁元来者，则什九为闽、粤两省汀江、东江流域之人。”9即是当时湖南移民情况之写照。从自然地理条件来看，湖南与江西两省地理位置相临，在湖南东部与江西西部之间有几条山脉错列，其间又有天然形成的山地之间的长廊断陷谷，因之而形成了江西等地移民迁入湖南的天然通道。
三
上文所述湖南社会历史背景形成了湖南民间文化观念的基本特征。首先是极端的保守和排外。湖南自古以来较为封闭的自然环境使得湖南社会的民众相对于他省来说比较保守和排外。由于地理环境的封闭，交通主要依靠水路，而通过水路出行风险较大，交通出外极为不便，因此湖南人民自古以农耕为主业，少有从事商贾之事者，故民众精神不善欺诈，表现出一种纯朴，憨直的气质。史料上就记载湖南人“其人尚气而贵信，喜直而恶欺，节俭而不奢，朴厚而不佻”10纵观湖南史志，湖南本土极少有富商大贾，如史料记载，“男子力耕,妇人蚕桑,不知商贾之业。”11这种传统的生活方式造成了湖南传统的社会秩序的十分稳定。左宗棠就曾经说过：“吾湘之人厌声华，而耐艰苦，数千年古风未改。惟其厌声华，故朴；惟其耐艰苦，故强。惟其朴也，故傻而鲜通；惟其强也，故执而不达。”12
其次，由于封闭保守的自然环境，湖南人也十分坚守程朱理学的信条。湖南自南宋湘学兴起之后，程朱理学就成为湖南士人的正统之学，再加上湖南社会商贾之业难有市场，科举也就成为转变身份的唯一途径，因此，程朱理学尊理守礼的信条成为了湖南民众的一种行为规范。他们严格的遵守理学所倡导的三纲五常、忠孝节义，在封建社会秩序的规则与轨道之中各务本业、任劳任怨、安分守己。在许多地方志所记载的贞女烈妇、名人志士的故事之中就可以看到这种氛围的体现，如同治《醴陵县志》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叫丁宗国的的，娶了妻子刘氏，刘氏十九岁嫁丁家，育有一子。丈夫丁宗国在儿子三个月的时候就病死，刘氏的父亲劝其改嫁，但遭到了刘氏的拒绝，最终，刘氏在夫家守节四十七年13。还有更为惨烈的故事，在同治朝澧州境内，有一个叫傅恒言的人，娶妻彭氏，彭氏在丈夫病死一直守寡，在守寡的第五年，彭氏因为得了恶疾而腹胀，她的小姑和婶子因为妒忌彭氏，就造谣说彭氏通奸而怀了野种，因此逼她改嫁。彭氏听到谣言后就从厨房拿刀，自剖其腹，并对其小姑说“今而后不惟可见媳腹，并可见媳心矣”14。
再次，从民族矛盾，主客矛盾的激烈冲突之中，湖南民众也培养了一种讲气节、血性，团结，强悍、刚烈的民风。由于历史湖南社会民族杂居，移民众多，造成民族之间、主客之间矛盾尖锐，稍有纠纷即酿成大规模的械斗。如前文已经提到湖南湖南本地人“立本务农，鲜事商贾”，因此湖南人很少看到富商大贾，外来客户中从事工商业者多有发财致富，同时，由于移民进入一个新地区之后，主客之间因为赋役，田地划分，地方事务上多有纠纷，往往一言不合及造成大规模的家族与家族之间的械斗，主户也往往把贫穷等状况归咎为客户的强横和侵辱，甚至风水也由于客户而变得坏了。在湖南攸县亦有类似的抱怨:“迩来闽粤之民侨居吴楚，自吉、袁至楚南各郡县所在皆是，以为主户则本非土著，以为客户则已无他徙。而其人又皆居山而不居泽，凿冈伐岭，水心叶氏所云锄褥无穷，地力竭而不应，盖不免焉!然动损地气所关尚浅，惟是其性荣鹜，其俗扩悍，若置之口之外，视同狂臻，恐不免为土9 民国《醴陵县志》卷12，氏族志
嘉庆《宝庆府志》卷8，风俗
11隆庆《岳州府志》卷18，职方考左宗棠：《左宗棠全集》第6册，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214页
13同治《醴陵县志》卷10，烈女
14同治《直隶澧州志》卷18，烈女 10
著之累。”这里人们认为客户的生产造成地方衰竭，而且认为客户梁鹜不驯的性格会连累土著。所以主客之间矛盾日趋激烈。湘潭在嘉庆时是历史上最繁荣的时期，货物“云屯雾集”，16“富商巨贾，竞争奢靡，酒馆婚寮，无滥里巷，笙歌达旦，车马塞途。”这种繁盛一大半是
由于江西商人所带来的，当时称“商贾至者有吉安、临州、抚州三大帮，余相牵引，不石撇
17数，牙侩担夫率多于土人，争利者颇仇之。”当也正是因为如此，主户看到外地人在本地大
发其财，而自己贫穷时就会引发激烈的矛盾，甚至发生流血冲突。嘉庆二十四年夏五月，在湘潭就爆发了一次大规模的江西商人和湘潭人的争斗，“江西优人演戏火神祠，操土音，土人哗笑之，江西人以为大辱„„江西商复设诱观者，闭门举械杀数十人，县人大愤„„日夜
18寻斗江西客，滥死者亦无数，四境汹汹。”同时在湘西湘南一带民族间的冲突中，地方上的宗族和绅士为了应对这种矛盾和武装冲突，平时就注意组织乡里的民众操练习武，如在泸溪，19“处处与苗寨毗连，民间于耕种之外，尤以防苗为重”，“人多习险健斗”。在麻阳，“地连
20滇黔，毗连苗寨，缙绅之家，亦知用武。”而普通民众为了能在民族冲突中保障子自己的生
命和财产安全也积极的参与到这种乡兵训练中。到嘉道时期，各种社会矛盾尖锐，社会动荡不安，老百姓唯有加强团结，才能抵御外来冲击。因此也造就了他们强悍、刚烈的民风。
最后，从民间信仰来看，湖南古为楚地，楚文化中所特有的那种古老而神秘、荒诞而不失浪漫的巫风以及崇拜鬼神的地方信仰特色，较多地表现在湖南居民原始的自然祟拜与祖先崇拜等信仰观念和行为之中，史料记载同治年间:“至捏木像或旗与剑，以鼓乐迎供，日接案。其乡村市集神祠，岁必酸金演剧，费金或至数百。甚有无祠之所，架栅为优场者。”21可见到近代之前，湖南民间好鬼崇神之风的盛行。各种地方志资料中均记载有“信鬼而事神，迷信牢不可破”22“信佛老，尚鬼巫”23等说法。在这种浓重的好鬼崇神氛围之下，湖南民间的宗教事业也是颇为发达。佛教早在魏晋时就传入湖南。岳麓寺成为湖南的第一座佛教寺庙。稍后，在巴陵、桃源、衡阳、衡山、攸县、清泉等地，佛教寺庙开始成批出现。南北朝时，佛教传播渐盛。明代，已建立起数量相当可观的佛寺。仅据光绪《湖南通志·寺观》统计，就有38所。这种迷信的氛围不仅造成了湖南宗教事业的发达，同时也为民间秘密会社的盛行奠定了基础。各种由外省传播而来的秘密宗教在湖南社会动荡时期很快得到了传播，如太平天国起义之前就有雷再浩“以白莲教吃斋教诵经为名，多集党羽，有青家、红家、黑家诸名目，„„谓吃斋者升天堂，受诸快乐。”24同时除了这种由白莲教转变而来的斋教之外，亦有多种名目，五花八门的民间宗教，“衡郡乡民习教传徒者尤众，亦曰教匪，有洪教、黄教、大乘、金丹诸名目”25。此种“教匪种凡三„„以黄教羁愚民，饰浩劫说相震，而红、白乃聚亡命为如斋，后悉厌酒肉，传者言江西倡之”26。嘉道时期湖南社会的动荡不安，老百姓投身于宗教和秘密会社中寻求保障，也使得各种秘密教门和帮派组织盛行。
四
嘉道时期湖南民间文化观念对其后激烈变化时期的湖南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在突如其来的天平天国运动中，湖南人对待太平天国的态度并不是我们所想像的望风披靡，一呼百应。终太平天国十几年的历史，湖南人始终是太平军的死敌，太平天国在湖南也没有得到多
2215同治《浏阳县志》，附风俗纪略 民国湖南全省地方自治筹备处编：《湖南各县调查笔记》第124页，1938年印
23民国湖南全省地方自治筹备处编：《湖南各县调查笔记》第126页，1938年印
24同治《桂阳县志》，卷8，武备
25同治《增修醴陵县志》卷l，事纪
26光绪《宁远县志》卷11，事纪
大的发展。究其原因，是因为文化观念的严重对立。太平天国是一场与以往农民运动截然不同的农民革命。太平天国伪托基督教作为起义的号召和动员手段，却忽视了中国老百姓对此的接受程度。对于湖南民众而言，他们深受程朱理学的熏陶，封闭保守的社会环境使得他们习惯了惯有的理学主导之下的社会秩序，太平天国所倡导的人间天国则是对传统社会秩序和规则的彻底颠覆，尤其是假借基督这样一种舶来之名，更会引起保守排外的湖南民众的极度反感。同时，太平天国错误的宗教政策也是导致湖南人排斥太平天国的重要因素。史料记载（太平军）“所过郡县，先毁庙宇，即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亦皆污其宫室，残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陛、社坛，无庙不焚，无像不灭，斯又鬼神所共愤怒，欲一雪此于憾冥冥之中。”27这就严重忽视了中国乡村社会长久以来形成的民间信仰。湖南民间风俗自古有尊鬼崇神的迷信氛围，祖先崇拜也是楚文化流传至今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太平天国盲目的宗教政策必将伤害湖南民众的社会文化心理，因此在太平天国历史中，太平天国运动始终无法在湖南获得广泛的社会基础与民众动员，不能不说是与此有密切的关系。
其次，嘉道时期湖南民间文化观念对湖南人群体意识的重要影响。前文已经论述，湖南社会中主客矛盾和民族矛盾尖锐，暴力流血冲突时有发生，为了在冲突中保障自己生命和财产安全，湖南民众形成了保守、团结、排外的性格。这种社会心理为湖南人群体意识的形成以及湘军的兴起奠定了文化基础。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并席卷大半个中国之后，湖南社会秩序遭受到了严重的冲击，文化观念的对立以及湖南人的保守排外的文化心理使得湖南人能够团结一致来抵御太平天国，从而诞生了“湘军“这一影响近代湖南和近代中国的独特军事和政治集团。也正是从这一时期起，“湖南”这一概念成为湖南区域内士人和民众地域标识性特征，湖南人才开始认同“湖南”这一概念所包含的地域和文化内涵。湘军逐渐成为一个湖南人的联合体，有着比较稳固的群体认同感和凝聚力，也形成了湘军内部比较团结，一致对外的性格特征，同时也形成了湘军在战争中凝聚力强，齐心拼搏的精神面貌。同时这种文化心理在一定条件下又可能极端化，湘军对内讲义气，对外则转化成一种强烈的仇外心理。在湘军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成为之后，湖南人开始由保守转变为自负，他们认为，正是西方天主教和外国侵略者的入侵，才造成了中国文化衰变的局面，他们不仅强烈地反对半基督教徒的太平军，而且更痛恨西方的侵略强盗，这也直接造成了湘军成功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湖南对西方传教士和洋务的极端抵制。
再次，嘉道时期湖南民间文化观念对湘军性格气质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湖南民众由于历史自然原因大多只知农桑，不知商贾，因此性格趋于质朴。在曾国藩筹建湘军之时，他也敏锐的看到了这一点，他说：“山僻之民多犷悍，水乡之民多浮猾，城市多游惰之士，乡村多朴拙之夫。故善用兵者，常好用山乡之卒，而不好用城市近水之人。”因此，曾氏招兵 “要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夫气者为上，其油头滑面而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收用”28。此外，湘军战斗力的强悍也来源于湘军成员的讲血性、气节，曾为湘军做传的王定安就说：“楚军水陆之好处，全在无官气而有血性。”29另外，湘军强悍刚烈倔强的性格特征也是由湖南民间文化观念所塑造的，如曾国藩本人就有着倔强、不屈不饶的个性，每于受挫之后，都是“吃一堑，长一智”，同样其他湘军将领和士兵，也多是坚忍卓绝、强毅不屈。
28曾国藩：《曾国藩全集》第2册，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38页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第5册，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307页
29王定安：《求阙斋弟子记》，台湾文海出版社1977年版，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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