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日诗歌－－日本侵占中国时期的爱国诗歌二首

第一篇：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日诗歌－－日本侵占中国时期的爱国诗歌二首

内容预览：

丘逢甲的一首爱国诗春愁难遣强看山，往事惊心泪欲潸，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1896年5月，台湾被日本强占一年后，诗人代表当时台湾岛上四百万同胞，写的这首以《春愁》为题的小诗，仅仅四句计二十八字，字字是血和泪写成的。丘逢甲（公元1864年—1912年），台湾彰化人。光绪十五年（公元1888年）进士，曾任清政府工部主事。1894年发生了中日甲午战争。日本向朝鲜发动侵略，并对中国的陆海军进行挑衅，中国军队英勇作战，但由于清政府的腐败以及缺乏坚决反对……您好，您是本站注册会员，您的权限不够，这篇文章要求升级成本站的收费会员才能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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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诗歌

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诗歌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由衰而兴的重要转折点。中国的抗战诗歌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奇观，在世界反法西斯诗歌中占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

1937年7月7日，日本法西斯继1931年“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北三省之后，又在芦沟桥挑起战争，企图消灭全中国。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号召下，中国各阶级、阶层和集团，迅速行动起来，抗击日寇，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斗争。就在“七七事变”的前一天，诗人艾青写了《复活的土地》一诗，以他惯有的抒情笔调，唱出了“全国人民的复仇的欢快”。

诗人的预感，在第二天就应验了。这预感，也成了艾青及其他一些中国诗人“最大的创作雄心”的基调。

在抗日战争初期，首先出现并大量出现的都是反法西斯的短诗、抒情诗，真正起到了匕首、投枪的作用。接下来涌现出的一批长诗，以抒情长诗为主，这与中国的“诗言志、诗言情”的传统有关，如：艾青的《向太阳》、田间的《给战斗者》、袁永拍的《寄给顿河上的向日葵》、光未然的《黄河大合唱》、牛汉的《鄂尔多斯草原》等。

抗日战争时期，鉴于军事、政治上的原因，文艺界客观上分成国统区、上海“孤岛”与沧陷区、解放区等不同区域的几支队伍，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诗歌创作，其区域的差异性、创作水平的不平衡性较大、也较复杂。何其芳三十年代的诗，表现了一个涉世不深的小资产阶级青年“幼稚的欢欣，纵览二次世界大战中不少国家的反法西斯诗歌，都有这样几个共性，中国抗战诗歌也不例外。

其一，来源于战争，服务于战争。诗人田间在1938年创作的街头诗《假使我们不去打仗》，被张贴在城市、乡村、车站、通衢，直接起到了“动员民众，打击敌人”的作用。

其二，反法西斯的总主题，爱国主义的主旋律。陈辉是抗日民主根据地晋察冀边区涌现出来的有才华的年轻诗人，他的诗以战斗生活为内容，以理想主义为基调，既刚健朴实又瑰丽浑厚。他在《为祖国而歌》一诗中，以饱满的爱国主义激情，表现了一个革命战士誓死保卫祖国，与日本法西斯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和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祖国啊，/在敌人的屠刀下，/我不会滴一滴眼泪，/我高兴，/因为啊，/我——/你大手大脚的儿子，/你的守卫者，/他的生命，/给你留下了一首/无比崇高的‘赞美词’。”

在1944年反扫荡斗争中，陈辉壮烈牺牲，年仅24岁，终于以鲜血和生命写下了最后、最壮丽的诗篇。

其三，题材、形式、风格的多样化。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诗歌是百花齐放，色彩斑斓。艾青、田间、臧克家 的创作都进入了繁荣期，构成了中国现代诗歌史上极富特色、极有光彩的“三人行”。艾青狂热地追求着太阳与光明。在3年多时间里，他写了近百首短诗，写了《向太阳》、《吹号者》、《他死在第二次》、《火把》等长诗，出版了《北方》、《旷野》等诗集，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是当时诗坛的佼佼者。田间被闻一多称作“时代的鼓手”，他的诗没有“弦外之音”，没有半音，没有玩任何“花头”，“是一声声的‘鼓点’，单调，但是响亮而沉重”，“鼓舞你爱，鼓

战争是人发动的，也是人制止的。战争既摧残人，也磨炼了人。战争激化了一切矛盾，撕去了所有的伪装，将人置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因而最能显示出人的崇高、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人的力量。只有以人为中心，从历史的角度和历史的规模思考当代人类的命运和责任，深入人生与人性，正确处理自我与人类的关系、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现实与超现实的关系，方能使中国的战争文学特别是诗歌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第三篇：解读中国古典诗歌的爱国情韵

解读中国古典诗歌的爱国情韵

内容摘要：在一个公认的诗歌的国度，在中国古典诗歌这积淀千年的艺术宝中，我们看到了那么辉煌闪耀的一朵奇葩——爱国主义诗词。关键词：爱国主义诗歌

一、太平盛世时的爱国诗歌

在中国古代，真正算得上太平盛世的时代是恐怕是很少的。就是在这些人民能够安身立命，安居乐业的时代，我们的爱国诗人们，也没有放下他们怜悯天下苍生的心，为人们的福祉安康，为国家的繁荣强大而奔走呼号。这些和平背景下的爱国诗，可见于《诗经》的，可以以《秦风·无衣》为代表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

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

另外的形式就是边塞诗，如唐朝如李白的《塞下曲》

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

笛中闻折柳，春色未曾看。

晓战随金鼓，宵眠抱玉鞍。

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

王昌龄的边塞诗如《出塞》二首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骝马新跨白玉鞍，战罢沙场月色寒。

城头铁鼓声犹震，匣里金刀血未干。

这些边塞之作，表现了驰骋沙场、建立功勋的英雄壮志，抒发了慷慨从戎、抗敌御侮的爱国思想，还描写了西北边疆奇异壮丽的景色。同时也反映了征夫思妇的幽怨和战士的艰苦，歌颂这些将士的爱国英雄气概，同样表达了深刻的爱国情怀。

二、国家衰落时的爱国诗歌

应该说，当国家国力日减，面临**，甚至将要灭亡之时，人心中的爱国情感才更加的深刻，更加地真切。所以这样背景下的诗歌诗词，能见到的会更多些，也更加经典隽永些，感情也更加真切动人。生活在不同朝代的这样的“悲情”爱国诗人，比较典型的代表有屈原，杜甫，陆游，辛弃疾，岳飞，文天祥等。

屈原作为中国诗歌浪漫主义的鼻祖，在楚国江河日下，奸臣当道，自己欲图强却被排挤的的情况下，屈原在他的楚辞里倾注了他满腔的爱国热忱。在《离骚》中的无论是对君王的直言进谏“不抚壮而弃秽兮，不改乎此度？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对无耻小人的鄙视讽刺“何桀纣之猖披兮，夫唯捷径以窘；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抑或对普通百姓的同情热爱“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等那个方面的内容，无比渗透着强烈的爱国情节。

被尊称为“诗圣”的唐朝的杜甫，同样在很多作品中都表达着自己的爱国情怀，尤其在安史之乱发生后、唐王朝渐渐衰落时他的作品，这种感情尤为明显。其中无论是他的怀古诗，如《蜀相》，还是写实的，如《春望》，或者带有喜剧色彩的“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

喜欲狂。”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或是悲情色彩的“三吏”、“三别”，写战乱中人民的悲惨命运间接表现爱国主题。

另一个爱国诗人辈出，爱国诗词创作很多的就是南宋时期了，这一时期的陆游，岳飞，文天祥，辛弃疾等人的作品中，爱国主题的占了很大的一部分。至今仍脍炙人口也有很多。可以想象，有了传唱千年的《满江红》,才更加凸显了这位俨然称为了中国人爱国的代名词的将领身上那“精忠报国”的印记！“怒发冲冠，凭阑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同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憾，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大诗人陆游也有很多作品是这个主题的，如《示儿》，诗中的后两句“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现在读来，依然可以感受到一个终身挚爱国家的人的真挚感情和为国家破亡的深切痛苦和终生遗憾。再有很有名的就是他的《书愤》早岁那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

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

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

《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

其中同样的包含了一个六旬老人对国家的深切爱恋。

文天祥和辛弃疾应该都既是出名的诗人，也是爱国将领，同样面对的是南宋步步衰败，统治者偏安一隅，软弱求和，自己主战的抱负得不到施展的状况，他们的很多作品中同样表现出强烈的爱国深情，如辛

弃疾的《遇乐 京口北固亭怀古》，文天祥的《过零丁洋》。

从本文的角度而言，中国人的爱国热情在国家衰落，甚至国之将亡时表现的更加突出，流传下来的作品也更多。也更有影响力，更具有历史惯性，更具有生命力。太平盛世下的爱国诗较之于它们，个人觉得，稍逊色一筹。正如当今中国，中国人平常看起来也许是一盘散沙，甚至会有些小市民，看不出多少爱国精神。但是，当我们的奥运火炬被那些雪山狮子下流氓熄灭，当CNN，BBC，德国之声等胡说八道时，全世界的华人让他们迅速联合，形成了巨大的反击力量；当四川那一声天崩地裂时，我们看到多少中国人的慷慨解囊，身先士卒„„ 从古至今，爱国如岳飞背上的“精忠报国”，是深刻的刻在中国人的骨子里的。千年的文明，爱国是一股巨大的精神力量，鼓舞着国人的自强不息，为了自己深深眷恋的国土而，发奋图强。

第四篇：对日本诗歌和中国诗词的对比

对日本诗歌和中国诗词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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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天齐

从九歌到湘夫人，从诗经楚辞到盛唐长安，在中国灿烂而瑰丽的诗词文化中涌现着各种各样的诗词歌赋，到现在，我们仍能从生活中找到诗的影子在每个人的身边萦绕，经久回响，念念不忘。

从古诗词到现代诗，我们有曾经的小桥流水如“绿蚁新醅酒，红泥小暖炉”的温和而淡雅，有“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的哀婉幽怨，有“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的洒脱与不羁，我们不缺乏这样的小小情意；同时，我们也有着大气磅礴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孤辽壮阔，有着怒而冲冠”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的豪气。

有人说，中国人诗心已死，君且看用黑色的眼睛去追寻光明的顾城，用自己的一生去圆自己“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孩子，君且看曾经轰动你我生活中的“我有一壶酒，足以慰风尘，尽倾江海中，赠饮天下人“

这豪气，这浪漫，何来诗心已死之语？

读惯了顾城与北岛，在生活中接触语文还有着各种各样的方式，有一言说生活即是语文，而语文则是一种生活方式，我们每天活在这个”大语文时代“中，无时无刻不熏陶着浸染着我们，慢慢的我们发现，在其他国家的文学作品中也有着同样的辉煌与灿烂，如莎翁14行诗，如松尾芭蕉的俳句。

从和我国诗词最为相近的和歌俳句开始，再一次感受美。有一种说法，说俳句的形成得益于中国近体诗中的绝句。日本中古的时候出现了和歌，和歌的格式是五句三十一音。后因多人合咏和歌，出现了长短连歌。而俳句起源于连歌，为连歌的发句，为三句十七音。连歌的胁句，为二句十四音。加起来正好是三十一音。而中国古人有一说法，把绝句看成是律诗的一半，即所谓“绝者，截也”。古代日本诗人大半都能汉诗，所以，俳句的形成，很可能是日本人从绝句和律诗的关系上得到了启发。

正冈子规曾说：“俳句、和歌、汉诗形式虽异，志趣却相同、其中俳句与汉诗相似之处尤多，盖因俳句得力于汉诗之故。”

俳句的意境与汉诗更多有相通之处。俳句的妙处，是在攫住大自然的微光绮景，与诗人的玄思梦幻对应起来，造成一种幽情单绪，一种独在的禅味，从刹那间而定格永久。而这种禅寂，在中国的诗歌里也屡有体现。比如王维的诗句：“爱染日已薄，禅寂日已固。”（《偶然作》）、“一悟寂为乐，此生间有余”（《反复釜山僧》）等。

而日本俳句诗人，有很多能写汉诗。也有很多，把中国的汉诗俳句化。比如芭蕉的一句：“长夏草木深，武士留梦痕”便是引杜诗“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所作。

我们从和歌说起，和歌起源于口耳相传的远古时代，记纪歌谣中保存着它们的孑遗，只是在形式上尚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待到“万叶集”时代，和歌以短歌为中心，包括长歌、旋头歌、片歌等诸形式才基本上凝定下来。延至“八代集”时代，和歌作为日本宫廷文学的样式之一达到了繁荣的顶峰。中世以迄近世，和歌的创作形势虽有衰飒，但是其中的短歌作为知识分子的基本教养之一，依然生机勃勃地活跃于日人的笔下唇边。

在我们认知中比较著名的和歌有被人熟知的《万叶集》，其中的雷神短歌想必是朗朗上口，其中的“隐约雷鸣，阴霾天空，即使天无雨，我亦留此地”在新海诚大师的言叶之庭中一举成名，但这首雷神短歌每句话都是经典的，如另一版本的“但盼风雨来，能留你在此“也有着一种小小的心思在其中。

和歌主要有着中国汉朝到晚唐时期的影子，首先，诗集的组成形式有三种体制，长歌（诗歌的长度没有限制，每行的音节为5，7，5，7，5，7„„）；短歌（每首诗只有5行，音节组成为5，7，5，7，7）音节组成是模仿中国诗歌近体诗中的律诗与绝句，同样为5言与7言，在现在人们通常所知的和歌主要指短歌，音节组成为很有规律的577577，但由于和歌中日语平假名音乐性没有汉字强烈没有尾韵，没有对仗，也没有平仄。

和歌不用第一人称，也没有句逗，这与汉诗也颇相似；作者范围广泛，上至天皇贵族，下至农民，流浪艺人甚至一些不知名的歌者，可以说是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都可以创作的文学形式，其题材包罗万象。日本古代诗人间编纂家纪贯之曾经在《古今和歌集》的假名序中，用诗经六义“风雅颂赋比兴“来阐述和歌的六体，找到和歌和汉诗某些共同的表现手法，尽管如此，和歌缺少了汉诗雄伟的气势和现实主义精神。汉诗主张”诗以言志“，抒发时代的真情实感，强调”文质取半“、”以情伟文，以文被质“，即思想性和艺术性同时并重，而和歌则专注于个人情感的抒发，这也和日本人情感内敛而含蓄有关，比如在告白的时候那一句经典的”今晚夜色很美“足矣，他们的情感向来在不言中点点滴滴沁人心底；山上忆良的《贫穷问答录》是由两个处于班田制度下的贫苦农民对话组成的长歌，然而他们并没有表示对”里长“及社会的不满，而只是发泄对贫穷人生的苦闷和对自身的哀怜。即使是”防人歌“也只表达对父母妻儿的思念，而很少关心战争或社会本身。

从12世纪的平安时期以后，日本流行一种叫“连歌“的诗歌形式，它是和歌的一种，由两人或多人为了娱乐轮流即兴吟咏而成，类似于中国的”柏梁体“；它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和歌的严谨，即拘泥的形式和偏重感情的倾向，他题材广泛，扎根生活，因而雅俗共赏，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以滑稽诙谐为题材的”俳谐连歌“又占了上风，俳谐连歌以粗鄙语人诗，获取幽默效果，一些诗人不满于现在的没有丝毫美感的连歌，从和歌形式加以改进，首先，山崎宗鉴，荒本田首武等人开始将连歌的首句分隔开，作为一种新颖的吟咏体，此为俳句；17世纪的松尾芭蕉以”幽玄“和”闲寂“入诗，使俳句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作为现在耳熟能详的俳句而言，他被人们口耳相传自然有自己的道理，首先，俳句的形式仍是五七调，以三言十七音为主，沿用了5-7-5的音节规律，第二，因为俳句很短，他无法驾驭大的社会题材，较为贴近生活，第三，俳句继承了和歌的美学，却有其独特之处，这主要体现在意象的运用上，如美而婉转清雅的“季语“，如春之”茶摘“，夏之”七夕“，秋之”红叶狩“，冬之”年贺状“。

说到俳句，就不能不提俳句之神松尾芭蕉，和另一个俳句诗人正冈子规，比如其句“我庭小草复萌发，无限天地行将绿“寥寥十余字将天地将蓬勃的生机写的欲透纸而出,写初春，”雪融艳一点，当归淡紫芽“，融雪，紫芽，选取意象色彩素雅清冷干净，教科书一般的日式美学。

而，在他笔下的夏天，章鱼壶中梦黄粱，天边夏月，则有着另外一种风味，作为十分工整的俳句5-7-5格式，他笔下有迷蒙马背眠，月随残梦天边远，淡淡起茶烟，旧时中日文化多有相通，这一句是化自杜牧的《早行》，“垂鞭信马行，数里未鸡鸣。林下带残梦，叶飞忽时惊“

再来看看松尾芭蕉大师笔下的千古名句“古池塘，青蛙跳入水中央，一声响“与古诗中”鸟鸣山更幽“相似又不同，鸟鸣句写的是鸟鸣衬的山林愈发寂静，而蛙跃句，则描绘的是亘古的静寂被忽然打破之后又回归于更深的寂静。

是所谓，布满青苔的古池就是万古长空，清脆的蛙跃就是一朝风月，这种幽深的禅意，只属于日本的空寂之美，在中国人的心中也能颇有感触。

古诗中多有思乡恋家之情，在俳句中则有小林一茶的“燕别叫了，从今天起，我也是漂泊者啊“淡淡几字，却让人不由怆然，同样的，中国有才女李清照，日本有才女和泉式部，”本思已忘怀，徒留侬身，莫非君之遗物“我徒留在这世间的躯体，也不过是你的遗物，这样的深情炽烈，在含而不露的日本文化中非常罕有，也显的更加动人。

最后在这个结题论文的结尾，也已经到了会下雪的金陵之东，有时会想起那样的一句隽美之语——

雪的碗里，盛的是月光。想必在这个冬天里，偶尔也能有一种清雅淡美之感在其中，冷冽的感觉愈发减少了。

第五篇：语文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脉络及各个时期的流派及风格特点

语文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脉络及各个时期的流派及风格

特点

诗 先秦诗歌

先秦诗歌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口头到书面、从民间到宫廷、从集体歌唱到诗人创作的漫长过程。

原始歌谣

中国古典诗歌的产生可以追溯到没有文字的远古时期。《吴越春秋》中记载了一首《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宍（宍，古”肉“字，指鸟兽之类猎物）。”这可能是反映原始人打猎的歌谣。这是诗、乐、舞的结合。而诗、乐、舞的结合，正是中国诗歌产生时期的重要特征。

《诗经》

早在西周至春秋时代，我国诗歌就已产生了大批辉煌篇章，标志是公元前6世纪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出现。《诗经》，先秦称为“诗”“诗三百”，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

至今。

《诗经》汇集了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的诗歌305篇，内容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 “风”是土风、民歌，包括了 “十五国风”，大部分是黄河流域的民歌，有160篇，是《诗经》中的核心内容； “雅”是正声雅乐，即贵族享宴或诸侯朝会时的乐歌，按音乐的布局又分“大雅”、“小雅”，其中大雅31篇，小雅74篇，共105篇；“颂”是祭祀乐歌，分“周颂”31篇、“鲁颂”4篇、“商颂”5篇，共40篇。《诗经》的篇章善用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句式以四言为主，多重章叠句。《诗经》“六义”指的是风、雅、颂、赋、比、兴，前三个说的是内容，后三个说的是手法。

《诗经》是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源头，“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精神对文学的影响极其

深远。

楚辞

战国后期，在南方的楚国产生了一种极具楚文化特色的新诗体——楚辞。楚国诗人屈原在楚地民歌基础上开创的这种诗体，运用楚地（今两湖一带）的文学样式、方言声韵，叙写楚地的山川人物、历史风情，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黄伯思《东观余论.翼骚序》）屈原是楚辞的代表诗人，创作了《离骚》（中国古代最长的一首抒情诗）、《天问》、《九歌》、《九章》等不朽篇章。

楚辞句式长短参差，富变化，多用“兮”字。楚辞想象丰富，文辞华美，风格绚丽，追求诗情的内在美和语言外在美的统一。楚辞是我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由于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所以楚辞

又被称为“骚”或“骚体”。

楚辞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诗歌从民间集体歌唱到诗人独立创作的更高发展阶段。

西汉刘向把屈原、宋玉等人的楚辞体诗歌编辑成集，名为《楚辞》。《楚辞》是继《诗经》以后，对我国文学具有深远影响的一部诗歌总集。

《诗经》和《楚辞》双峰并峙，是中国诗史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两座巍然屹立的座标，在文学

史上并称“风骚”，对后世诗人影响深远

汉魏诗歌 汉乐府民歌

乐府原是管理音乐的一个宫廷官署。汉武帝时正式设立乐府，其任务是收集编纂各地民间音乐、整理改编与创作音乐、进行演唱及演奏等。后来，人们就把这一机构收集并制谱的诗歌，称为乐府诗，或者

简称乐府。

汉乐府民歌继承《诗经》的现实主义传统，“感于哀乐，缘事而发”，通俗易懂，长于叙事，富生活气息，句式以五言和杂言为主。《陌上桑》、《孔雀东南飞》代表汉乐府民歌的最高成就。《孔雀东南飞》，原名“古诗为焦仲卿妻作”，是我国古代现存最长的一首叙事诗，被誉为“长诗之圣”，与北朝乐府民歌并称“乐

府双壁”。文人五言诗

在汉乐府民歌的影响下，文人五言诗逐渐发展成熟，标志是东汉末年出现的《古诗十九首》(南朝萧统从传世无名氏《古诗》中选录十九首编入《昭明文选》而得名)。这是一组由非一时一人创作的抒情五言短诗，言短情长，情调感伤，质朴精炼，委婉含蓄，被誉为“五言之冠冕”（刘勰《文心雕龙》）“一字千金”

（钟嵘《诗品》）。

建安诗歌

建安年间，“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刘勰《文心雕龙》），文人诗歌却呈现出“五言腾跃”的大发展局面。“三曹”（曹操、曹丕、曹植）和“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的诗作大多反映时代**和人民疾苦，抒写个人理想抱负，“慷慨以任气”“志深而笔长”，此即后世称道的“建安风骨”（刘勰《文心雕龙》）。建安诗歌以曹植的成就最高，钟嵘《诗品》赞其诗歌风格“骨气奇高，辞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曹植诗歌代表作有《白马篇》等。

正始诗歌

“正始”是三国时魏齐王曹芳的年号（公元240—249），不过习惯上是指包括正始在内的整个曹魏后期（公元240—265）的文学风貌。当时代表世族大地主利益的司马懿父子为了篡夺政权，对曹魏宗室和进步人士实行残酷屠杀，造成黑暗、恐怖的政治局面。在这种强权政治的高压下，不少文人罹祸遇难，影响了作家们去直接反映现实矛盾，即使有的作者写及现实问题，其方式也往往比较曲折隐晦。“竹林七贤”（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阮咸）是这一时期的代表诗人群体。其中阮籍、嵇康成就最高。阮籍的82首《咏怀诗》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部内容丰富、规模较大的个人抒情五言组

诗，嵇康则开拓了四言诗的新境界。

两晋诗歌 太康诗歌

西晋太康年间，诗坛上有“三张二陆两潘一左”之称。三张——张载、张协、张亢，二陆——陆机、陆云，两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陆机、张协、潘岳等人的诗歌追求丽辞缛采，开我国诗歌雕琢堆砌之风。左思则独树一帜，继承建安文学传统，其《咏史》8首借咏史来抒怀，情调高亢，笔力矫健，有“左

思风力”之称。

陶渊明 东晋玄言诗泛滥一时，直到东晋末年陶渊明的出现，诗坛才骤添异彩。陶渊明是我国第一位田园诗人，其田园诗风格自然冲淡。代表诗作有《归园田居》（5首）等。钟嵘《诗品》称其为“古今隐逸诗人之

宗”。

南北朝诗歌 南北朝文人诗歌

南朝代表诗人是谢灵运、谢朓、鲍照等。谢灵运开创了山水诗，以大量山水诗打破了东晋玄言诗的统治。谢脁的山水诗与谢灵运齐名，世称“二谢”；又因谢脁与谢灵运同宗，故又称“大小谢”。鲍照擅用七言古诗抒发愤世嫉俗之情，风格俊逸豪放，为唐代七言歌行的发展铺平了道路，代表作是《拟行路难》18首。

北朝最有成就的诗人是由南入北的庾信。他以聪颖的资质，在梁这个南朝文学的全盛时代积累了很高的文学素养，后他奉命出使西魏时梁为西魏所灭，因而他既是被强迫、又是很受器重地留在了北方。时陈朝与北周通好，流寓人士可以归还故国，唯有庾信与王褒不得回南方。庾信一方面身居显贵，被尊为文坛宗师；一方面又深切思念故国乡土，为自己身仕敌国而羞愧，因不得自由而怨愤。沉痛的生活经历丰富了他的创作内容，并多少接受了北方文化的某些因素，他初步融合了南北诗风，是南北朝诗歌之集大成者，为唐诗的繁盛做了铺垫。《拟咏怀》27首是他留仕北朝后的代表作。

南北朝乐府民歌

南北朝乐府民歌足与汉乐府前后辉映。南朝乐府民歌清丽婉转，代表作是《西洲曲》、《子夜歌》、《子夜四时歌》。北朝乐府民歌粗犷刚健，代表作是《木兰诗》、《敕勒歌》。

隋朝诗歌

隋诗是从南北朝诗歌向唐诗过渡的阶段。当时诗坛上多为齐、周旧臣或从南朝入北的诗人，浮靡诗风仍占主导地位；但当时初步提出改革浮靡文风的要求，当时少数诗作也具有一点刚健的气息，这自是实现了南北、汉胡之间的融合的反映。在诗歌声律上,较南北朝末期更趋成熟,进一步格律化,预示着律诗的走向定型和唐诗繁荣兴盛的美好前途。卢思道、薛道衡和杨素成就较高。

唐朝诗歌

唐诗标志着中国古典诗歌的高峰，它显示出中国古典诗歌已发展到完全成熟的阶段。唐代诗歌创作繁荣，题材丰富、风格多样、流派众多、体制齐备，作品量多质高，据《全唐诗》存录，诗有4.89万余首，有姓名可考的作者2200多人。唐诗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初唐、盛唐、中唐、晚唐4个阶段。

初唐诗歌

初唐诗歌仍处于陈隋时期余光返照中，诗风绮丽婉媚而空洞，以“上官体”为代表，主要诗人有上官仪、上官婉儿、李世民等。直到“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他们的诗虽然因袭了齐、梁风气，但诗歌题材在他们手中得以扩大，五言八句的律诗形式也由他们开始初步定型。

真正廓清梁陈诗风影响的，是武后时期的陈子昂。他提倡“汉魏风骨”，以复古为革新，抵制浮靡诗风，《感遇诗》38首，即是他具有鲜明革新精神的代表之

作。

与他略同时而不同流派的，有沈佺期、宋之问和“文章四友”（李峤、崔融、苏味道、杜审言），他们的主要贡献在律体完成方面。沈、宋、杜三人被后世称为五、七言律诗定型的奠基人。

盛唐诗歌 玄宗开元、天宝年间，诗歌全面繁荣，名家大量出现。他们的作品精丽华美、雄健清新、兴象超妙、韵律和谐，表现了时代共同的艺术特色。

“吴中四士”（贺知章、张旭、张若虚、包融）以文辞俊秀驰名京都。边塞诗和田园山水诗在盛唐诗中比重很大。边塞诗派以高适、岑参、李颀、王昌龄（“七绝圣手”）为代表，其作品气氛浓郁、情调悲壮，多用七言歌行或七绝。田园山水诗人以王维、孟浩然、储光羲、常建最知名，他们的诗多反映闲适、退隐的思想情绪，色彩清淡，意境深幽，多用五言律绝和五言古体，其中以王维成就最高。李白、杜甫是盛唐诗歌最高成就的标志。“诗仙”李白的名作，内容、题材丰富，气势雄放，想象丰富，风格飘逸。“诗圣”杜甫的诗，沉郁顿挫，忠实地记录了国家的变乱和人民的苦难，被称为“诗史”。杜甫开新乐府运动先声，在诗歌语言、格律、技巧等方面，广泛地吸取前人和并世作者的经验，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为后世诗歌发展开辟了众多途径。

中唐诗歌

中唐之初，国家衰落，诗坛也不景气。“大历十才子”诗学王维，精致秀润，但内容多浮浅。卢纶、李益有部分苍凉伤感、意境雄浑的边塞绝句。此期较杰出者是韦应物，其田园山水诗高雅闲淡，而其乐府歌行则于婉丽流美中颇寄讽喻。此外，戎昱、顾况、戴叔伦等也有反映民生疾苦的佳篇。

永贞革新和元和中兴使诗坛重新活跃。“元白诗派”白居易、元稹、李绅、张籍、王建一派倡导新乐府运动，写下大量广泛反映现实、批评时政的政治讽喻诗，风格舒徐坦易。而“韩孟诗派”（“苦吟诗派”）韩愈、孟郊、李贺、贾岛则以奇险峭刻见长。柳宗元的诗或澹泊雅丽，或哀怨激越；刘禹锡的诗精练含蓄，意境优美，韵律和谐，他的许多《竹枝词》描写真实，很受人们喜爱。这一时期，诗人们的创新精神和个性风格是很突出的。

晚唐诗歌

晚唐诗风渐趋纤巧，感伤气氛浓厚。虽有过在文学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作者和作品，但总的来说，缺少盛、中唐的阔大气魄与浑融境界。

晚唐前期的代表诗人是李商隐和杜牧，被称为“小李杜”。李商隐以无题诗见长，七律学杜甫，用典精巧，对偶工整，七言绝句也很有功力。杜牧以七绝见长，其诗声情流美，伤时忧国，哀怨深沉。与李商隐齐名的还有温庭筠，才思清绮，词采秾丽，时称“温李”。黄巢起义前后，出现了一批继承中唐新乐府精神的现实主义诗人，代表人物是皮日休、陆龟蒙、聂夷中、杜荀鹤、罗隐、韩偓等，他们的诗锋芒毕露，直指时弊。晚唐后期40多年间，唐诗日渐衰落，出现了一些沉湎于歌舞声色或隐遁于山水田园的诗人，如韦庄、司空图。

唐诗成就

唐代诗歌体制多样，“三四五言，六七杂言，乐府歌行，近体绝句，靡弗备矣”。（胡应麟《诗薮》）宋以后的整个中国古典诗歌，都未超出它的范围。唐人古体诗由于受近体诗影响，或融入律句，或有意反律，皆不同于晋、宋以前古诗的纯任自然。五古在唐初犹承齐梁变体，经陈子昂的变革，张九龄、李白的发扬，至杜甫而堂庑顿开；七古则是不入律的歌行、古诗与精工整炼、有律化倾向的传统歌行体的双轨并行。乐府是古体诗中特殊的一类，唐人乐府多不合乐，或借旧题写新意，或立新题记新事，以李白、杜甫、元稹、白居易成就为最高。五七言律诗是唐代新兴诗体。五律经王绩、初唐四杰至沈、宋终于实现体制规范化；七律沈、宋、杜审言始有成篇，经王维、李颀和高、岑等人的发展，到杜甫境界大开，至晚唐李商隐，七律的音调美和语言技巧，发展到更为成熟的境地。唐人绝句用来和乐歌唱，创作之盛，终唐之世未衰，以李白、王维、王昌龄、杜牧、李商隐

最为擅长。

五代十国诗歌

五代十国时期，藩镇混战，祸乱相继，诗坛更加萧条，仅是晚唐诗歌的尾声，诗歌风格以效法白居

易和贾岛为多。如张泌、和凝等。

宋元诗歌

诗发展到宋代已不似唐代那般辉煌灿烂，但别开天地，自有特色，即抒情成份减少，叙述、议论的成份增多，重视描摹刻画，大量采用散文句法，使诗同音乐关系疏远。对比而言，唐诗主情韵，开朗俊健，以境取胜；宋诗主理致，深幽曲折，以意取胜。

北宋初诗人杨亿、钱惟演等人的诗称“西昆体”。梅尧臣、苏舜钦并称“苏梅”，反对“西昆体”，反对只讲声律辞藻而缺乏社会内容的诗，奠定了宋诗健康发展的基础。欧阳修倡导诗文革新运动，恢复关注现实的传统，宋诗注重气骨、长于思理的倾向愈益明显。北宋诗坛影响最大的是“苏黄”。苏轼是宋代文艺创作成就最为全面的作家，其诗自由奔放，发展了宋诗好议论、散文化的倾向。黄庭坚注重诗歌语言的借鉴和创造，主张“点铁成金”、“夺胎换骨”、“无一字无来处”，他与陈师道一起开创了宋代影响最大的“江西诗派”。

南宋诗人的杰出代表是“中兴四大诗人”（陆游、尤袤、杨万里、范成大），他们都属于“江西诗派”，而能自成一家，而数陆游成就最高。陆游是伟大的爱国诗人，存诗近万首，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文天祥是南宋最后一个大诗人，高扬着宁死不屈的民族精神的《过零丁洋》是他的代表作。

元代最杰出的诗人是元好问，其诗内容丰富，沉挚悲凉。

明清诗歌

明初，高启、刘基等人的诗歌较有社会现实内容。接着兴起的“台阁体”诗派歌功颂德，空廓浮泛。明中叶以后，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和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先后发起复古运动，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但他们盲目尊古，一味模拟，受到有识者的批评。先有以归有光为代表的“唐宋派”起而矫之，继有以袁宏道为代表的“公安派”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极大地冲击了前后七子的复古

主张。

清初，遗民诗人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的诗歌具有强烈的民族感情和爱国思想。钱谦益、吴伟业等在清初诗坛影响很大。王士祯提倡“神韵”说，成为当时诗坛领袖。清中叶以后，考据学风盛行一时，影响到诗坛，远离现实、重视形式和以学问为诗之风大盛，唯郑燮反映民情之作、袁枚直抒性情之作较有特色。道光、咸丰年间，内忧外患日益严重，龚自珍以诗为武器，揭露社会黑暗，抒发报国大志，是近代诗歌史上开一代风气的第一位大诗人，赢得了“三百年来第一流”的称誉。

词

词又名诗余、长短句、曲子词，起源于民间。敦煌曲子词是现存最早的民间词。

中唐词 中唐时，蓬勃发展的民间曲子词引起了文人的注意，一些著名诗人开始涉足词坛，如张志和、韦应物、戴叔伦、王建、白居易、刘禹锡等，经过他们的提倡，词逐渐由民间走向文坛。

晚唐五代词

作为文学的词的历史，是由晚唐的温庭筠开始的。温庭筠是文学史上第一个大力作词的人，他的词在内容上主要抒写妇女的相思离情，但语言绮靡华丽，抒情深隐细致，形成一种独特的风格，开启了文人词的传统，对五代乃至后来词坛产生较大影响，人称“花间鼻祖”。

五代十国时，西蜀和南唐成为词的创作中心，第一部文人词集《花间集》问世（后蜀赵崇祚将温、韦等十八人词编为《花间集》），作品多写男欢女爱，风格浓艳香软。西蜀韦庄名列花间，词与温庭筠齐名，并称“温韦”，以清丽疏朗见长。南唐词主要是南唐二主（中主李 璟、后主李煜）和宰相冯延已的词。情调伤感而意境开阔，结束了“花间”，开启了北宋词。

晚唐五代词人中成就最高的是南唐后主李煜，他以词写自己的人生际遇和真实性情，写故国之思和亡国之痛，不事雕饰，缘情而行，语言朴素自然而又流转如珠。王国维评云：“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

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土大夫之词。”

词在宋代发展到了鼎盛时期，成为一代文学的主要标志。

北宋词

以晏殊、晏几道、欧阳修等为代表的时期。上承五代词风而有变化，形式上以令词为主，风格多婉约绮丽，写的多半是个人的离愁别绪。晏殊在宋初词坛影响最大，是词从晚唐五代过渡到北宋的关键人物，他不但开拓了宋词婉约派的正宗风格，而且在词的表现内容、表现手法、音调词格等诸方面都有重要贡献。欧阳修作为诗文大家而享有盛名，然而其词中的艳媚风格，适与他谨严的古文成为鲜明对照。范仲淹词中的某些词作开始呈现境界开阔、格调苍凉的风格，给宋初时期的词注入了新的活力。

以柳永为代表的时期。柳永是宋代词坛第一位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家，对宋词进行革新，创制并写作了大量的慢词。多从都市生活中取材，但仍以男女的爱恋相思、个人的羁旅愁怀为主，多用铺叙和白描的手法，语言俚俗，富于平民色彩，产生了“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的广泛影响。以苏轼为代表的时期。苏轼的词作可以说是继柳永后宋词发展史上的另一座重要里程碑。他以诗为词，冲破了“词为艳科”“诗庄词媚”的传统观念以及音律的束缚，使词的内容，风格都得到很大拓展，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大大提高了词的品格和地位。他开创了豪放词派，使词摆脱了音律的束缚而成为独立的抒

情诗体。

以周邦彦为代表的时期。词坛主流又复归婉约，讲求词的音乐格律，词风典雅工丽，代表人物有周邦彦、秦观、贺铸。周邦彦的作品声律严整，音乐性强，且语言精丽工巧，长于刻画描写，对南宋格律派、风雅派词人影响极大。他精于乐理，自度新曲，巧妙地采取古典诗句以入词，以致被称誉为“字字皆有来历”。他的词在形式与表现的一切方面，将历来词的手法采入无遗，达到了词的集大成的地步，因此被称为“词家正宗”，成为南宋婉约派词人的最高典型。秦词柔婉清丽，情辞兼胜，被奉为婉约派正宗，与黄庭坚并称“秦

七黄九”。贺词笔调多变，刚柔相济。

南北宋之交出现我国古代最优秀的女词人李清照，创言浅意深、本色当行的“易安体”。她善于炼字炼意，擅长白描，令慢均工。前期词多写闺情相思，清俊旷逸；后期词抒身世之感、家国之思，苍凉沉郁。

南宋词

南宋初期词人如张元干、张孝祥、朱敦儒等，多亲历靖康之变，故以词为武器，抒发爱国情怀，上承苏轼，下启辛派。辛弃疾是南宋最伟大的爱国词人，主承苏轼但取径更广，使宋词的思想境界和精神面貌达到了光辉的高度，在词的艺术表现手法方面有了新的突破和发展。辛词风格多样，或壮怀激烈、豪气逼人，或缠绵哀怨、清新活泼，尤能寓刚柔为一体。在辛弃疾的影响下，陈亮、刘过和稍后的刘克庄、刘辰翁等人形成了一个阵容强大的辛派爱国词人群体。在宋金对峙、政局相对稳定的南宋后期，出现了以姜夔、吴文英、史达祖、张炎、王沂孙等为代表的格律词派。其中突出者要数姜夔、吴文英，他们同是宗法

周邦彦，但姜词清空骚雅，吴词工致密丽。

元明清词

进入元代，由于曲子盛行，作词的人不多。明代写词的人不少，但成就却不高。

词在清代呈中兴气象。清初，陈维崧效法苏、辛之豪放，开“阳羡词派”；朱彝尊推崇姜、张之清空，开“浙西词派”；纳兰性德善作小令，长于白描，以情取胜，风调酷似后主李煜。清中叶后，以张惠言、周济为代表的“常州词派”纠浙派之偏，论词主比兴寄托，重视词的社会作用，其影响直达近代。

曲

由于北方少数民族乐曲传人中原地区，元代出现了一种配合当时流行曲调清唱的抒情诗饲——散曲。与传统诗词相比，它大大扩展了表现范围，形式更自由，语言更活泼，具有浓厚的市民色彩，给诗坛注入了一股清新空气。散曲包括小令和套数(套曲)两种形式：小令是单支曲子，套数是由两支以上属同一宫调的曲子依次连缀而成。前期代表作家是关汉卿、马致远，其作品通俗平易，诙谐泼辣；后期代表作家是张可久、乔吉，他们一改前期散曲的本色，趋于雅正典丽。马致远的小令《天净沙，秋思》、睢景臣的套曲《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是元散曲中不可多得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