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园园林是经济增长、科学技术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产物（含5篇）

第一篇：生态园园林是经济增长、科学技术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产物

生态园园林是经济增长、科学技术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产物。在人们生活水平口益提高的同时，人们的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却面临下降的威胁，广大旅游者对回归大自然、欣赏大自然美景、享受原野风光和自然地域文化的需求与口俱增;同时许多旅游区面临着不同程度地遭受到污染和破坏的被动局面，影响了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生态园园林就此顺势而生，满足了广大消费者绿色消费的园林审美需求。

如何使旅游业的增长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又保护好自然生态环境;既开发旅游资源，又保证持续利用，这些问题迫切需要寻求新的解决方法和应对措施。在西方发达国家，生态园林旅游现己成为社会潮流，人们热衷于到大自然、农区、牧区、林区去呼吸清新的空气，观赏自然景色，陶冶情操，松弛心神。因此，“生态园”园林体闲度假中心这一新兴的体闲度假场所便应运而生了。

在我国随着物质生活的口益安定和丰富，精神生活的追求也随之发生了重大的变革，我国的生态旅游也越来越被大家所接受和提倡。1999年中国旅游主题定名为“99中国生态与环境旅游年”

并推出了系列的生态旅游产品与线路，可认为是国内首创生态旅游的开端;随后，国家旅游局又陆续推出了:中国体育健身游(2001年)、中国民间艺术游(2002年)、中国烹饪王国游(2003年)、中国百姓生活游(2004年)、第三届中国旅游年(2005年)。

这些主题明确、特色鲜明的旅游主题活动，大大加强了国人对旅游的热忱，因此也推动了生态园园林的进一步发展，出现了一大批于城乡之间的生态园园林:北京的大兴西瓜采摘园、上海的都市农业园、广东番禺的农业大观园、深圳的荔枝观光采摘园、昆明的团结乡、四川成都市郊区的“小农庄度假村”等。

特别是在2008年11月7口为进一步贯彻中共十七大关于建设生态文明的总体部署，落实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国家旅游局决定将2009年全国主题旅游年确定为“中国生态旅游年”，主题口号为“走进绿色旅游、感受生态文明”。

作为一个新兴的事物，“生态园”的兴起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回归自然、民俗文化保护、现代旅游度假体闲等多重需求，它是以“生态园”这种新兴的园艺景观为资源载体，融观赏、体闲、娱乐、饮食、度假、体验于一体的新兴游憩形式，是经济、社会与环境生态紧密结合的切合点。

第二篇：自主创新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环节（本站推荐）

自主创新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环节

从2003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加快，出现了高增长、低通胀、高效益的良好局面。2003、2004年和2005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均保持在9.5％的高位上。同期居民消费价格仅分别上升1.2％、3.9％和2.3％；国家财政收入分别增长14.9％、21.4％和14.6％。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分别增长44.1％、36.0％和19.1％。粮食产量止跌回升，农民收入显著提高。宏观经济运行保持这样的良好状态，是非常难得和令人鼓舞的。

但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经济运行中潜在的矛盾和问题。主要是两年多来经济增长速度的加快，在一定程度上是由钢铁、水泥、电解铝、房地产等行业投资过快增长拉动起来的，也就是说，是由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型增长方式推动的。近两年的能源消耗总量分别增长15.3％和15.2％，经济增长的能源弹性系数由1996—2002年的年均0.21分别上升到

1.61和1.60。投资弹性系数即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与ＧＤＰ增长速度之比，由1996—2002年的1.44倍分别上升为2.92倍和2.72倍。由此说明，获得同样的经济增长速度所需要的能源和投资在大幅度上升。2004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约占全球的4％，但消耗的一次性能源约占全球的12％，淡水占15％，氧化铝占25％，钢材占28％，水泥占50％。这种增长结构对一些重要资源特别是铁矿石、氧化铝的需求，超过了国内市场的供给能力，而大量依赖进口也受到了国际市场供给与运输能力的限制。因此，这种粗放型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它已成为当前经济运行中最为突出的问题。

1995年在制定“九五”计划时，中央就明确提出要使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多少年过去了，我们在转变增长方式上也确实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总体来看没有突破性进展，特别是近两年来粗放型增长方式明显回潮。究其原因，主要是在技术上缺乏自主创新能力。由于缺乏技术，对那些技术密集型的产品和产业，我们虽然有市场、有资金、有劳动力，但眼看着效益很好的投资项目却干不了，只能长期依赖进口；而那些国内技术比较成熟、但处于产业链低端的项目，却成为吸引投资的热点，出现大量低水平重复建设。因此，缺乏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和产品是转变增长方式与结构调整的主要制约因素。为了消除经济增长中的不健康不稳定因素，实现经济的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就必须在增长方式转变上迈出实质性步伐。只有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利用自己的技术成果调整投资结构，加大对信息产业等技术含量高、经济效益好、物质消耗少、环境污染低、能充分发挥劳动力资源优势的产业的投资，真正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才能彻底告别粗放型增长方式。归根到底，要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增长、避免大起大落的关键之举。

实现自主创新的条件已经具备

实施自主创新的战略，加大技术研发的投入，较大幅度地提高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目前在我国的条件已经具备。首先，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实力明显增强，国内生产总值总额已居世界第七位，进出口总额居世界第三位；去年国家财政收入已达2.6万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突破７万亿元，有能力增加技术开发的投入。其次，20多年来，我国已引进了大批先进技术和设备，大大缩小了同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目前在每个行业都有一些企业的技术装备处于国际先进水平。第三，多年来我们培养了大批人才。仅国有企事业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就达2170万人，有科学家和工程师226万人，形成了专业门类齐全的科研队伍。每年科技经费总额达3500亿元。第四，我国已涌现出一批依靠自主

创新迅速发展起来的企业典型，证明中国人有能力进行技术创新。他们的成功经验，增强了我国企业以自主创新求发展的信心。例如：

海尔集团公司1983年至今的产品销售额年均递增70％，已由一个街道集体小厂成长为一个销售额上千亿元的跨国家电企业。重视技术开发，是海尔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海尔技术开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5％，有一支强大的科技开发队伍，拥有专利3000多项，现在平均每天都有两个以上的专利产生。

华为公司在通信行业能够站在全球技术发展的前沿，关键是重视技术创新。今年公司销售额将超700亿元大关，其中出口50亿美元。全公司2.3万名职工中，从事技术开发的达

1.3万人，去年技术开发投入为45亿元，占销售额的10％。

奇瑞公司在汽车行业是一个后来者。他们投放市场的第一台轿车就是自主开发的产品，现在不仅在竞争激烈的国内市场站稳了脚跟，而且在国外建立了两个总装厂。奇瑞技术开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10％以上，从事技术开发的人数占全国汽车行业的60％。

像这样的典型还有很多。凡是经营成功的企业和有远见的企业家，都高度重视技术开发，舍得在这方面增加投入。如果像这样的公司中国有1000家，那么就不会出现资源的瓶颈制约，中国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就有了可靠的基础。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

经济增长是靠资本、资源、劳动力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投入推动的。各种要素的组合不同，经济增长会呈现不同的方式。如果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本、资源和劳动要素投入数量的增加来推动，增长就是粗放式的；如果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技术的进步和生产效率的提高来推动，增长就是集约式的。

推进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就是使经济增长从主要依靠增加要素投入和物质消耗推动，转向主要依靠提高各类要素的投入产出效率推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就。从１９８０到２００５年，按可比价格计算，每万元ＧＤＰ能源消耗从１３．２６吨标煤下降到４．７５吨标煤，下降６４．２％。这样的下降幅度既不逊于发达国家，也不逊于发展中国家。根据世界银行《２００６年世界发展指标》，按国际购买力平价（２０００年美元）计算，从１９９０年到２００３年，我国每千克石油当量产生的ＧＤＰ增长了１１４％，而同期世界平均水平只增长２１％，其中高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低收入国家分别只增长１１％、４０％和２０％。

但是，这种明显的成绩是以过去经济增长粗放程度过高为基数的。从单位产品实物量能耗、物耗的绝对水平来看，与世界先进水平甚至平均水平相比，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粗放特征依然十分突出。我国矿产资源总回收率仅为３０％，比世界先进水平低２０个百分点。从总体上看，经济增长方式远未实现全局性、根本性的转变。

特别是近几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加快，资金投入、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大幅度增加。２００３－２００５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１０％，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２６．８％，能源消费总量年均增长１３．６％，二氧化硫、化学需氧量等主要污染物也呈增长之势。展望未来，资源环境形势更加严峻，加快增长方式转变任务更加紧迫。深刻认识经济增长方式粗放的体制根源

经济增长方式粗放，与我国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及其整体技术水平有关，具有一定的客

观必然性。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城市化进程远未结束，以住房、汽车需求快速增长等为代表的消费结构升级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必然会使我国现阶段的增长呈现出某些高物质消耗特征。

但是，应该看到，导致增长方式粗放有深刻的经济体制方面的原因。概括起来，主要是：价格体系未能充分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比如，水资源是我国最为稀缺的资源，但我国的水价却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１／３。低水价导致了对水资源的过度消耗和浪费：农业用水的低价格，弱化了节水技术和设施的投资激励，固化了农业的大水漫灌方式；居民用水的低价格，造成了生活用水的严重浪费。再比如，土地也是我国最稀缺的资源，但长期以来，由于土地征用、交易制度不完善，致使大量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被低价征用，转让价格没有充分反映土地的稀缺程度，从而降低了稀缺土地资源的使用成本，形成了粗放利用土地的惯性。企业成本未能充分反映其全部社会成本。通过制定和严格执行一定的质量、安全、能耗、物耗以及污染排放等标准，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社会的协调，是市场经济中需要政府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领域。在明确和严格的标准之下，企业为了达到社会要求，就需要进行技术创新、更新设备或加强管理，从而有利于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而目前我国不仅缺乏比较完善的社会标准体系和相应的法律法规体系，对于已有的法规标准，也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问题。这一方面使企业丧失了进行技术创新、设备更新或强化管理以降低消耗、减少污染排放的外在压力和内在动力，另一方面也使一些企业敢于在执行现行标准和政策时弄虚作假、顶风违规。

税费政策不合理。比如，当前在煤炭等矿产资源开采方面，由于资源税实行按照开采量征收，开采过程中往往发生只开采易开采部分和遗弃不易开采部分的现象。这不仅造成了矿产资源的严重浪费，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题。

采取综合措施，加快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一个涉及经济、技术、社会等多方面体制和政策的系统工程，需要政府、企业、消费者以及社会各界共同参与、通力合作。需要从优化经济结构、促进技术进步、加强生产管理、鼓励理性消费等多方面采取综合系统的措施。要真正落实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基本国策，当然，最根本的是要为经济的集约化增长提供一个良好的体制环境。当前，要从如下方面入手，加快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优化经济结构，增进结构效益。经济结构不合理既是经济增长方式不合理的表现，也是导致经济低效运行的重要原因。因此，要把优化结构作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主要抓手。一要优化产业结构，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广泛应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提升制造业，大力开拓服务业新领域，抓紧构建资源消耗少、环境污染小、附加价值高、吸纳就业多的产业结构体系。二要优化产业组织结构，形成既有利于规范、有序、有效竞争，又有利于实现规模经济的大、中、小企业合理分布的格局。三要优化所有制结构，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形成各种所有制企业相互竞争而又共同发展的局面。四要优化出口结构，促进技术水平高、附加值大的产品增加出口，提高比重。增加政府投入，促进资源和环境技术的进步。促进增长方式转变，必须大力开发新能源、新材料、资源节约、污染处理、生态治理和恢复等方面的技术。这些技术研发成功后社会效益比较明显，但研发过程投资密集，研发失败的风险比较大，单个企业或者研究机构研发积极性不高，使得这些技术的供给难以满足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因此，要加大政府对这些技术领域的支持力度，鼓励企业在相关技术领域进行技术发明和技术革新。

提升管理水平，减少管理漏洞。从政府的角度讲，应当通过制订严格的物耗、能耗和污染排放标准，并依法严格执行，从外部促使企业提高技术水平和转变生产方式。从企业角度讲，则要通过不断采用新的管理理念，完善激励机制，实施供应链管理，优化生产和工艺流

程，降低成本，提高效益。

倡导理性消费，反对铺张浪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增长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消费模式。因此，要加强对消费者的宣传教育，提高广大消费者对我国基本国情和面临挑战的认识，增强其合理消费、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意识。同时，要通过完善消费政策，提倡文明、环保和节约的生活方式。

理顺资源价格体系，完善相关制度。一是加快重要资源价格改革，增加粗放利用资源性产品的成本。深化电力、石油、天然气、煤炭、水等重要资源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让市场在配置资源的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二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步伐，建立健全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利率形成机制。三是深化土地制度改革。严格土地法制，合理调整土地收益分配机制，适当增加利用土地的成本。落实和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切实维护农民的土地权益。根据新的资源供求形势，进一步完善国土资源规划，强化规划约束和用途管制，严格区分公益性用地和经营性用地，严格控制征地规模，健全并坚决执行经营性用地招标、拍卖和挂牌出让制度，确保土地价格形成的公开化、透明化。四是完善税收制度。从生产、销售（包括到国外销售）、消费等各个环节，鼓励节约，抑制浪费。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履行好政府社会管理职能。按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进一步明确和恰当地界定政府的经济职能及其社会管理职能。要通过进一步改善和加强宏观调控、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强化政府公共服务等，创造有利于增长方式转变的宏观经济和社会环境。同时，要完善各类质量、安全、环保等法规和标准，强化执法体系，提高执法能力；强化对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的保护，鼓励技术创新；打破市场垄断和市场封锁，维护市场秩序。（

第三篇：经济深度调整是目前我国保增长的关键

经济深度调整是目前我国保增长的关键

一 目前我国经济稳定增长面临的严峻形势

我国经济增长从2011年开始就一直处于下行状态2011年第一季度增速为9.7%，第二季度跌到9.5%，第三季度跌到9.2%，第四季度是8.9%，跌到了9%以下；2012年第一季度为8.1%，远超出我们的预期，增长速度下行的风险不断加大 怎样实现稳定增长，尤其是把增长稳 定在7%这个底线以上，实现7.5% 的目标对此现在有两种思路：一种思路希望能够救市，通过救市的方式把增长速度稳定在 以上即达到 ；另一种思路强调借这次机会对中国经济进行深度调整，在深度调整中实现稳增长的目标我坚决反对救市，因为这次我们没有救市的能力救市需要动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而这两个政策基本上没有动用的空间.1.从货币政策来看到

2011年底，我国的货币供应量是85.7 万亿元，GDP 是 47.3万亿元，已经达到 190%还多，这个比例远远高于2007 年和 2008年的150% 左右，已经偏高根据研究，发达国家的货币供应量与GDP比例达到100% 后开始回落，如美国这一比例现在是 51%.很明显，货币政策基本上没有动用的空间 如果要动，只能调整一下存款准备金率而已，把 2011年的 21%调整到 19%左右，这种状况是微调，不是救市。

2.从财政政策来看

积极的财政政策，就是借债来刺激经济.使用财政政策有一个上限，就是借债的余额，其最高限度不能超过当年GDP 的 60%。如果用这个指标来衡量，现在使用财政政策的空间也不大。我国目前的借债余额有两种说法根据国家审计署的数据：地方债务为 10万亿元-11 万亿元，中央政府债务为 4万亿元-5万亿元，加起来就是 16万亿元左右，相当于GDP 的 37%左右。但是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的研究结果，现在各种债务加起来已经达到 28万亿元，相当于 GDP的70%。使用财政政策也没有救市的可能。

我国目前稳增长的唯一出路是对经济进行深度调整怎样对中国经济进行深度调整？从稳增长的阶段来看，目前应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

二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我们的体制红利已经吃完，现有的体制很难保证再有7% 以上的增长速度。只有对我国经济体制进行深化改革，才能产生新的内在性的增长动力。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必须解决以下三个问题。1.尽快调整政府主导型的经济体制

政府主导型的经济体制必须进行调整，重点是重新界定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1）企业、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是现代社会的三大组织，是以法律为基础的平等的社会组织。我国没有民间组织（非政府组织）法，民间组织在某种意义上讲还缺少法律平台，所以现在最主要的还是政府和企业这两大社会组织按照目前的体制，政府一直在领导企业，这实际上就搞错了，应该是各司其职：企业依法经营，政府依法管理 毛泽东时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政府是搞无产阶级专政的 ；邓小平时代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府搞经济建设下一步政府要退出经济建设的中心，成为一个社会公共管理主体，因为它已经不是经济建设的中心，经济建设的主体是企业。

（2）市场是资源配置最主要的机制。所谓市场就是企业之间的平等竞争，资源在企业的平等竞争中得以配置政府不再是资源配置主体，政府要参与资源配置，不能采取行政 的方式，而要采取市场化的方式我国资源配置有三项离不开政府：土地公共建设项目政府消费 如土地不能审批而必须拍卖，公共建设项目不能审批而必须招标，政府消费要进行市场采购土地公共建设项目和政府消费只有彻底走向市场配置，才能充分释放企业之间竞争的活力。

（3）政府必须从审批制转向备案制。既然不是领导企业的主体，而是社会公共服务和管理的主体，对企业就不能搞审批制，而要转向备案制 备案制就是政府主要公布准入条件，只要符合条件，任何企业都可以从事这种经营活动，在政府备案即可。

（4）政府的公共权力要受到一定约束。人类社会由三大权力体系构成：人权体系产权体系和公权体系（公共权力包括行政权力和司法权力），三者是相互制衡的，不能相互侵犯，如公共权力不能侵犯产权权力，不具有司法权力的政府行政机构不能查封企业财产，就是司法机构如果没有立案也不能查封这样是要保护企业，保护企业的产权权力，保证企业的正常经营。

（5）企业对政府有完整的法律诉讼权。既然是平等的社会组织，任何一方都有完整的法律诉讼权，即企业可以告政府 最近调研的时候有人说：不告收拾我，告就更要收拾我了 这显然不行既然已经赋予企业完整的法律诉讼权，企业就应该维护自己的利益。

（6）政府不能作为国有产权所有者的代表。如果政府作为国有产权的所有者代表，有两个问题解决不了：一是这种管理产权的政府机构和它管理的企业永远是政企不分；二是如果政府作为国有产权的所有者代表，就成为一些企业的后台老板（而有的企业没有后台老板），同时政府又是社会公共管理主体，在处理企业之间的关系时，就很难做到公平公正在发达国家，代表全体人民行使财产权的都是各种资产管理公司，它是企业，而不属于政府。

（7）政府征税应以其所提供的公共服务为依据税收不应该以经济增长速度为依据，而应该以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为依据。政府是公共服务的主体，在提供公共服务时需要成本，应该收税，而收多少税，要以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为依据 要解决企业的税收负担问题，一定要调整税收依据，否则企业很难再有继续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

（8）政府不能与企业争利。政府是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主体，而不是一个赢利机构，所以不能与企业争利政府投资的是公共产品，赢利项目应该由企业来投资如修一条高速公路，不收费就是公共产品，由政府来投资建设；如果收费进行商业运作，就应该由企业来投资 界定政府和企业投资权限的标准，就是政府投资的是公共产品，商业运作要交给企业

2.关注民营经济发展发展

民营经济是深化改革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从中央到地方都非常重视 目前民营经济发展实际上遇到两个障碍。

（1）理论障碍。按照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在众多的生产要素中只有劳动创造价值，其他生产要素不创造价值，尤其是资本不创造价值 按照这个理论，民营经济就具有了剥削的性质，让资本拥有者分得那么多收入，他们就一定会考虑自己的未来，担心什么时候会动手解决他们的问题，这影响的就不是投资的问题，而是民营企业积极性的问题现在很多富二代对接班没有兴趣，原因是创业的一代和第二代的诉求不一样，创业的一代因为穷只管干好解决生存问题，第二代早已解决了生存问题，害怕接班之后成 为剥削阶级，这需要解决的是平等民权民主的问题因此，理论上的改革迫在眉睫理论改革很难，能不能有震撼人心的调整很关键如果没有振奋人心的调整，民营企业的积极性就很难调动起来。

（2）法律障碍。首先是宪法障碍我国宪法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公有制为主体，其他所有制经 济如何共同发展？不同所有制其发展的主体地位已经有所区别了既然宪法有差别，民法 刑法等也难以做到平等对待这个问题最近争论很大，有人提出是否可修改成我国实行混合经济 所有经济成分都有存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任何一种成分都有其劣势和优势，它们相互补充 相互竞争共同发展，在法律上是平等的这个提法比较好，哪一种经济成分为主体，有四个评价指标，即看其对经济增长 税收就业和技术创新的贡献按照这四个指标来评价，我国民营经济已经占主体地位。

3.解决二元经济问题

我国现在还是城乡二元经济一般来讲，二元经济问题解决的过程就是一个国家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所以从增长的角度看，必须要解决城乡二元经济问题 二元经济的解决需要实现城乡一体化城乡一体化是以下三个一体化的统一。

（1）城乡价格形成机制一体化。即农产品与工业品价格形成机制应该一致现在的情况是，一产生通货膨胀就认为是农产品涨价造成的，就打压农产品价格 其实，放开农产品价格 加大对穷人的消费补贴，才是解决问题的良策 而动辄打压农产品价格，农民难以依靠生产 销售农产品富裕起来 因此，城乡价格形成机制要一体化，而市场是形成商品价格的基础。

（2）城乡民生享受一体化。即农村人和城里人应该平等享受国家的民生支出民生就是三件事，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应该平等地享受 现在农民进城打工只有就业机会，没有社会生存机会，因为不能享受城市的民生投资 最近出现了两种现象：一是留守儿童，我国现在有6500万留守儿童，因隔代抚养身心健康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二是被父母带进城但只能在农民工子弟学校上学的孩子。农民工子弟学校与城市孩子上学的学校差异较大，会使孩子心理产生落差。无论是留守儿童还是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孩子，未来人生将是一种什么状态，这个问题需要研究。

（3）城乡产权制度一体化。现在城乡的产权制度不一样，如城里的人买了房子有产权，既可以抵押也可以买卖，而农民宅基地上的房子既不能抵押也不能买卖；城里人办企业有产权，既可以抵押也可以买卖，而农民的耕地既不能抵押也不能买卖也就是说，农民的两部分财产（房子与耕地）都没有产权，没有产权就很难有财产性收益，所以很穷这背后的问题是土地制度农民的土地是集体所有，城里的土地是国家所有，集体所有土地是小产权，国有土地才是大产权。为了完成工业化城市化，只好强拆迁强征地，结果引发了重要的社会矛盾，且这一矛盾越来越尖锐。这既不能怪地方政府，也不能怪农民为了自己的利益用暴力手段反拆迁反征地，根源在于制度设计不合理，就是利益分配不合理资源和利益到底怎么配置与分配，确实需要认真研究。

三 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要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获得一种新的动力这种动力。不是靠货币投放，而是靠增长方式的调整。过去三十多年我国经济增长主要靠的是外需人口红利和投资，这是推动我国经济增长最主要的三大元素，而目前这三大增长元素的力量已经弱化外需已经很难支持我国经济的增长，人口红利基本上已经消失，并且劳动力价格还要高速上涨，同时，也不可能再靠投资继续拉动经济增长，投资的背后一定是货币多投放，财政多借债，目前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基本上已没有运作空间原来维持增长的这三大元素已经逐渐消失，需要寻找新的拉动增长的元素，这就是内需、技术创新和消费。经济增长方式要从原来的出口导向型转向内需推动型，从以成本优势为特征转向以技术优势为特征，从投资拉动型转为消费支撑型。增长方式转变说起来容易，也容易形成共识，但是真正运作起来很难。

以技术创新为例，这是从成本优势转化为技术优势的关键，但并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技术创新有两个要点：一个是实验室经济问题实验室经济就是现代化的实验室以企业方式运作 美国人讲实验室经济是技术创新的孵化器，是物质基础，因为任何人离开这种实验室经济都不能把知识转化为技术实验室经济是重要的经济形态，近一年来我一直在关注这个问题另一个是人才制度实验室经济是技术创新的物质基础，人才制度是技术创新的人才基础 这种人才制度是以强调人的差别为核心的它强调人是四种差异的统一：天赋的差别决定能力的差别，能力的差别决定岗位的差别，岗位的差别决定收入方式的差别，收入方式的差别决定收入水平的差别 它是以差别为核心安排这种制度的，这种理念在我国实行难度比较大 一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为什么大部分走不出来，因为要走出来必须成为创新型国家。创新型国家的核心是技术创新，而技术创新不是单纯的技术创新问题，而是整个民族思维的创新，没有这种创新理念确实很难走出来。所以研究增长方式转变是中长期目标，短时期通过调整把速度维持在我们所要求的水平上是可以的，彻底的转变就不是那么简单了。

增长方式转变要把消费作为重要支撑点，关键是要提高居民收入，因为老百姓消费水平低的原因还是收入太低要重新调整国民收入的分配机制，调整财政收入企业利润和劳动收入的关系这种调整背后是利益的重新分配。

四 调整经济结构

从短期看，两个产业的问题很大：房地产和服务业这两个产业必须调整，因为这两个产业在短期内调整是能够发挥作用的。

研究房地产业不能绝对化或政治化，调整房地产业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房价回归理性；另一个是让房地产业继续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这两个目标是统一的我国目前已经形成了多个阶层，房地产业的调整应该从一刀切走向分类指导区别对待如计算房地产的价格收入比，收入是指一年几百万元几十万元还是几万元的收入？房价是指高档房还是普通房的价格？如果只讲平均价格和平均收入说明不了问题，而是要区别对待 我们重点要解决的是穷人没有住房的问题，即保障性住房的问题，但是保障房的价格不能统计在房地产价格里面，因为它属于社会保障制度的一种另外一个是普通房价的问题，要分类指导，区别对待。

服务业调整起来见效比较快，对近期有意义服务业分为四大类：一类是消费性服务业，就是为生活服务的服务业，主要表现为餐饮和商贸 ；第二类是商业性服务业，这是个很宽泛的产业概念，从金融机构投资银行，到会计事务所、咨询公司会议中心培训机构等都属于商业性服务业；第三类是生产性服务业，即直接为生产过程服务的服务业，如有的企业为所有钢厂服务，或调整工艺流程以实现节能环保，或在钢水出口处加一种原料而成为一种新的产品等；第四类是精神性服务业，即为精神生活服务的服务业 精神服务也是一个宽泛的产业概念，娱乐、影视旅游文化出版等都属于这一类这四大类服务业对经济增长很有意义，而且在短时期内会对增长有贡献因此，短时期的稳增长要加大对服务业的调整我曾经研究过，如对服务业减税1元钱，可以让它的产值增长6元钱。

从中长期来看，结构调整主要是两个产业：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 中长期增长主要依靠这两个产业的调整我国是一个传统制造业大国，不是现代制造业大国，现代制造业市场已经被美国和欧盟两大经济主体瓜分从增长角度来看，我国要从传统制造业转向现代制造业 如我国是飞机需求大国，现在空中客车公司年产量的20%，波音公司年产量的27%卖给了中国，如果我们能自己生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会有多大！同时，我国也是装备需求大国，石化设备的75%是进口的。我国制造业的调整一定要注意加速发展现代制造业，而且现在是调整的最好时期。

战略性新兴产业主要有七项：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产业。因为这些产业既具有战略性又是新兴的，对经济增长将具有更大的意义。如新材料将影响到许多产业。欧洲实验室宣布发现了反物质材料，加拿大实验室2010年宣布发现超光速材料，两个英国人发现了超薄材料，这将影响许多产业的发展。最近全世界都在讨论第三次工业浪潮，信息、新材料、新能源三者的融合会加速人类社会第三次工业化进程。因此，必须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从中长期来看，我们要把握好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两个重点；从短期来看，则要调整好房地产业和服务业如果能够把握好，在2012-2013年两年内能够对房地产业和服务业实行最佳调整，让增长速度维持在7%以上，实现7.5%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我们2012年开始对经济进行深度调整，我国最少还可以有30年7%以上的较快增长。如果忽视了对经济的深度调整，经济出现较大问题可能会在2015-2017年。妥协也是现在处理经济问题的重要办法，可能在底线上也会妥协。如果对我国经济及时进行这三个方面的调整，我国经济还会有良好的发展态势。

第四篇：经济深度调整是目前我国保增长的关键

经济深度调整是目前我国保增长的关键

魏杰

2013-3-1 17:56:04 来源：《中国流通经济》(京)2012年9期

【作者简介】魏杰(1952-)，男，陕西省西安市人，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1991年被评为国家级有特殊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兼任中国国有资产管理学会副会长、环境文化促进协会副会长、国务院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研究所所长，长期致力于中国宏观经济问题、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国有经济改革问题、企业财产制度问题、非国有企业以及公司治理结构问题的研究，主要代表作有《中国经济之变局》、《中国企业文化创新》、《中国企业战略创新》、《中国企业制度创新》等，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北京100084

【内容提要】目前我国经济稳增长的唯一出路是进行深度调整。第一，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新界定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尽快由政府主导型的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关注民营经济发展，消除其理论上和法律上的障碍；解决城乡二元经济问题，实现城乡一体化。第二，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出口导向型转向内需拉动型，从以成本优势为特征转向以技术优势为特征，从投资拉动型转为消费支撑型。第三，调整经济结构。从短期来看，要调整房地产业和服务业；从中长期来看，要发展现代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

At present, the only way for us to sustain economic growth is to carry out profound restructuring.First, we should deepen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al reform.We should redefine the relation between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s, transform the economic system from government-oriented to market-oriente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private economy, eliminate the theoretical and legal barriers which are hindering the development of private economy, and solve the problem of urban-rural dual structure to realize the urban-rural integration.Second, we should practically transform the pattern of economic growth, namely transform it from export-oriented to domestic-demand-oriented, from taking cost advantage as the characteristic to taking technological advantage as the characteristic, and from investment-oriented to consumption-supported.Third, we should adjust the economic structure.In the short run, we should adjustment the industries of real estate and service;and in the long run, we should develop the modern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and the strategic new emerging industries.【关 键 词】保增长/经济深度调整/经济体制改革/转变增长方式/调整结构sustain economic growth/profound restructuring/economic institutional reform/transform the pattern of growth/adjust the structure

一、目前我国经济稳定增长面临的严峻形势

我国经济增长从2011年开始就一直处于下行状态。2011年第一季度增速为9.7%，第二季度跌到9.5%，第三季度跌到9.2%，第四季度是8.9%，跌到了9%以下；2012年第一季度为8.1%，远超出我们的预期，增长速度下行的风险不断加大。怎样实现稳定增长，尤其是把增长稳定在7%这个底线以上，实现7.5%的目标。对此现在有两种思路：一种思路希望能够救市，通过救市的方式把增长速度稳定在7%以上即达到7.5%；另一种思路强调借这次机会对中国经济进行深度调整，在深度调整中实现稳增长的目标。

我坚决反对救市，因为这次我们没有救市的能力。救市需要动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而这两个政策基本上没有动用的空间。

1.从货币政策来看

到2011年年底，我国的货币供应量是85.7万亿元，GDP是47.3万亿元，已经达到190%还多，这个比例远远高于2007年和2008年的150%左右，已经偏高。根据研究，发达国家的货币供应量与GDP比例达到100%后开始回落，如美国这一比例现在是51%。很明显，货币政策基本上没有动用的空间。如果要动，只能调整一下存款准备金率(Deposit-Reserve Ratio)而已，把2011年的21%调整到19%左右，这种状况是微调，不是救市。

2.从财政政策来看

积极的财政政策，就是借债来刺激经济。使用财政政策有一个上限，就是借债的余额，其最高限度不能超过当年GDP的60%。如果用这个指标来衡量，现在使用财政政策的空间也不大。我国目前的借债余额有两种说法。根据国家审计署的数据：地方债务为10万亿元～11万亿元，中央政府债务为4万亿元～5万亿元，加起来就是16万亿元左右，相当于GDP的37%左右。但是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的研究结果，现在各种债务加起来已经达到28万亿元，相当于GDP的70%。使用财政政策也没有救市的可能。

我国目前稳增长的唯一出路是对经济进行深度调整。怎样对中国经济进行深度调整？从稳增长的阶段来看，目前应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

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我们的体制红利已经吃完，现有的体制很难保证再有7%以上的增长速度。只有对我国经济体制进行深化改革，才能产生新的内在性的增长动力。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必须解决以下三个问题。

1.尽快调整政府主导型的经济体制

政府主导型的经济体制必须进行调整，重点是重新界定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

(1)企业、政府和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NGO)是现代社会的三大组织，是以法律为基础的平等的社会组织。我国没有民间组织(非政府组织)法，民间组织在某种意义上讲还缺少法律平台，所以现在最主要的还是政府和企业这两大社会组织。按照目前的体制，政府一直在领导企业，这实际上就搞错了，应该是各司其职：企业依法经营，政府依法管理。毛泽东时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政府是搞无产阶级专政的；邓小平时代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府搞经济建设。下一步政府要退出经济建设的中心，成为一个社会公共管理主体，因为它已经不是经济建设的中心，经济建设的主体是企业。

(2)市场是资源配置最主要的机制。所谓市场就是企业之间的平等竞争，资源在企业的平等竞争中得以配置。政府不再是资源配置主体，政府要参与资源配置，不能采取行政的方式，而要采取市场化的方式。我国资源配置有三项离不开政府：土地、公共建设项目、政府消费。如土地不能审批而必须拍卖，公共建设项目不能审批而必须招标，政府消费要进行市场采购。土地、公共建设项目和政府消费只有彻底走向市场配置，才能充分释放企业之间竞争的活力。

(3)政府必须从审批制转向备案制。既然不是领导企业的主体，而是社会公共服务和管理的主体，对企业就不能搞审批制，而要转向备案制。备案制就是政府主要公布准入条件，只要符合条件，任何企业都可以从事这种经营活动，在政府备案即可。

(4)政府的公共权力要受到一定约束。人类社会由三大权力体系构成：人权体系、产权体系和公权体系(公共权力包括行政权力和司法权力)，三者是相互制衡的，不能相互侵犯，如公共权力不能侵犯产权权力，不具有司法权力的政府行政机构不能查封企业财产，就是司法机构如果没有立案也不能查封。这样是要保护企业，保护企业的产权权力，保证企业的正常经营。

(5)企业对政府有完整的法律诉讼权。既然是平等的社会组织，任何一方都有完整的法律诉讼权，即企业可以告政府。最近调研的时候有人说：不告收拾我，告就更要收拾我了。这显然不行。既然已经赋予企业完整的法律诉讼权，企业就应该维护自己的利益。

(6)政府不能作为国有产权所有者的代表。如果政府作为国有产权的所有者代表，有两个问题解决不了：一是这种管理产权的政府机构和它管理的企业永远是政企不分；二是如果政府作为国有产权的所有者代表，就成为一些企业的后台老板(而有的企业没有后台老板)，同时政府又是社会公共管理主体，在处理企业之间的关系时，就很难做到公平公正。在发达国家，代表全体人民行使财产权的都是各种资产管理公司，它是企业，而不属于政府。

(7)政府征税应以其所提供的公共服务为依据。税收不应该以经济增长速度为依据，而应该以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为依据。政府是公共服务的主体，在提供公共服务时需要成本，应该收税，而收多少税，要以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为依据。要解决企业的税收负担问题，一定要调整税收依据，否则企业很难再有继续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

(8)政府不能与企业争利。政府是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主体，而不是一个赢利机构，所以不能与企业争利。政府投资的是公共产品，赢利项目应该由企业来投资。如修一条高速公路，不收费就是公共产品，由政府来投资建设；如果收费进行商业运作，就应该由企业来投资。界定政府和企业投资权限的标准，就是政府投资的是公共产品，商业运作要交给企业。

2.关注民营经济发展

发展民营经济是深化改革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从中央到地方都非常重视。目前民营经济发展实际上遇到两个障碍。

(1)理论障碍。按照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在众多的生产要素中只有劳动创造价值，其他生产要素不创造价值，尤其是资本不创造价值。按照这个理论，民营经济就具有了剥削的性质，让资本拥有者分得那么多收入，他们就一定会考虑自己的未来，担心什么时候会动手解决他们的问题，这影响的就不是投资的问题，而是民营企业积极性的问题。现在很多“富二代”对接班没有兴趣，原因是创业的一代和第二代的诉求不一样，创业的一代因为穷只管干好解决生存问题，第二代早已解决了生存问题，害怕接班之后成为剥削阶级，这需要解决的是平等、民权、民主的问题。因此，理论上的改革迫在眉睫。理论改革很难，能不能有震撼人心的调整很关键。如果没有振奋人心的调整，民营企业的积极性就很难调动起来。

(2)法律障碍。首先是宪法障碍。我国宪法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公有制为主体，其他所有制经济如何共同发展？不同所有制其发展的主体地位已经有所区别了。既然宪法有差别，民法、刑法等也难以做到平等对待。这个问题最近争论很大，有人提出是否可修改成我国实行混合经济。所有经济成分都有存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任何一种成分都有其劣势和优势，它们相互补充、相互竞争、共同发展，在法律上是平等的。这个提法比较好，哪一种经济成分为主体，有四个评价指标，即看其对经济增长、税收、就业和技术创新的贡献。按照这四个指标来评价，我国民营经济已经占主体地位。2004年到现在民营经济的增长贡献是63%以上，对税收的贡献是60%以上，对就业的贡献是80%以上，技术专利的绝大部分也属于民营经济。

3.解决二元经济问题

我国现在还是城乡二元经济。一般来讲，二元经济问题解决的过程就是一个国家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所以从增长的角度看，必须要解决城乡二元经济问题。二元经济的解决需要实现城乡一体化。城乡一体化是以下三个一体化的统一。

(1)城乡价格形成机制一体化。即农产品与工业品价格形成机制应该一致。现在的情况是，一产生通货膨胀就认为是农产品涨价造成的，就打压农产品价格。其实，放开农产品价格、加大对穷人的消费补贴，才是解决问题的良策。而动辄打压农产品价格，农民难以依靠生产、销售农产品富裕起来。因此，城乡价格形成机制要一体化，而市场是形成商品价格的基础。

(2)城乡民生享受一体化。即农村人和城里人应该平等享受国家的民生支出。民生就是三件事，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应该平等地享受。现在农民进城打工只有就业机会，没有社会生存机会，因为不能享受城市的民生投资。最近出现了两种现象：一是留守儿童，我国现在有6500万留守儿童，因隔代抚养身心健康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二是被父母带进城但只能在农民工子弟学校上学的孩子。农民工子弟学校与城市孩子上学的学校差异较大，会使孩子心理产生落差。无论是留守儿童还是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孩子，未来人生将是一种什么状态，这个问题需要研究。

(3)城乡产权制度一体化。现在城乡的产权制度不一样，如城里的人买了房子有产权，既可以抵押也可以买卖，而农民宅基地上的房子既不能抵押也不能买卖；城里人办企业有产权，既可以抵押也可以买卖，而农民的耕地既不能抵押也不能买卖。也就是说，农民的两部分财产(房子与耕地)都没有产权，没有产权就很难有财产性收益，所以很穷。这背后的问题是土地制度。农民的土地是集体所有，城里的土地是国家所有，集体所有土地是小产权，国有土地才是大产权。为了完成工业化、城市化，只好强拆迁强征地，结果引发了重要的社会矛盾，且这一矛盾越来越尖锐。这既不能怪地方政府，也不能怪农民为了自己的利益用暴力手段反拆迁反征地，根源在于制度设计不合理，就是利益分配不合理。资源和利益到底怎么配置与分配，确实需要认真研究。

三、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要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获得一种新的动力。这种动力不是靠货币投放，而是靠增长方式的调整。过去三十多年我国经济增长主要靠的是外需、人口红利和投资，这是推动我国经济增长最主要的三大元素，而目前这三大增长元素的力量已经弱化。外需已经很难支持我国经济的增长，人口红利基本上已经消失，并且劳动力价格还要高速上涨，同时，也不可能再靠投资继续拉动经济增长，投资的背后一定是货币多投放，财政多借债，目前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基本上已没有运作空间。

原来维持增长的这三大元素已经逐渐消失，需要寻找新的拉动增长的元素，这就是内需、技术创新和消费。经济增长方式要从原来的出口导向型转向内需推动型，从以成本优势为特征转向以技术优势为特征，从投资拉动型转为消费支撑型。增长方式转变说起来容易，也容易形成共识，但是真正运作起来很难。

以技术创新为例，这是从成本优势转化为技术优势的关键，但并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技术创新有两个要点：一个是实验室经济问题。实验室经济就是现代化的实验室以企业方式运作。美国人讲实验室经济是技术创新的孵化器，是物质基础，因为任何人离开这种实验室经济都不能把知识转化为技术。实验室经济是重要的经济形态，近一年来我一直在关注这个问题。另一个是人才制度。实验室经济是技术创新的物质基础，人才制度是技术创新的人才基础。这种人才制度是以强调人的差别为核心的。它强调人是四种差异的统一：天赋的差别决定能力的差别，能力的差别决定岗位的差别，岗位的差别决定收入方式的差别，收入方式的差别决定收入水平的差别。它是以差别为核心安排这种制度的，这种理念在我国实行难度比较大。一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为什么大部分走不出来，因为要走出来必须成为创新型国家。创新型国家的核心是技术创新，而技术创新不是单纯的技术创新问题，而是整个民族思维的创新，没有这种创新理念确实很难走出来。所以研究增长方式转变是中长期目标，短时期通过调整把速度维持在我们所要求的水平上是可以的，彻底的转变就不是那么简单了。

增长方式转变要把消费作为重要支撑点，关键是要提高居民收入，因为老百姓消费水平低的原因还是收入太低。要重新调整国民收入的分配机制，调整财政收入、企业利润和劳动收入的关系。这种调整背后是利益的重新分配。

四、调整经济结构

从短期看，两个产业的问题很大：房地产和服务业。这两个产业必须调整，因为这两个产业在短期内调整是能够发挥作用的。

研究房地产业不能绝对化或政治化，调整房地产业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房价回归理性；另一个是让房地产业继续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这两个目标是统一的。我国目前已经形成了多个阶层，房地产业的调整应该从“一刀切”走向分类指导、区别对待。如计算房地产的价格收入比，收入是指一年几百万元、几十万元还是几万元的收入？房价是指高档房还是普通房的价格？如果只讲平均价格和平均收入说明不了问题，而是要区别对待。我们重点要解决的是穷人没有住房的问题，即保障性住房的问题，但是保障房的价格不能统计在房地产价格里面，因为它属于社会保障制度的一种。另外一个是普通房价的问题，要分类指导，区别对待。

服务业调整起来见效比较快，对近期有意义。服务业分为四大类：一类是消费性服务业，就是为生活服务的服务业，主要表现为餐饮和商贸；第二类是商业性服务业，这是个很宽泛的产业概念，从金融机构、投资银行，到会计事务所、咨询公司、会议中心、培训机构等都属于商业性服务业；第三类是生产性服务业，即直接为生产过程服务的服务业，如有的企业为所有钢厂服务，或调整工艺流程以实现节能环保，或在钢水出口处加一种原料而成为一种新的产品等；第四类是精神性服务业，即为精神生活服务的服务业。精神服务也是一个宽泛的产业概念，娱乐、影视、旅游、文化出版等都属于这一类。这四大类服务业对经济增长很有意义，而且在短时期内会对增长有贡献。因此，短时期的稳增长要加大对服务业的调整。我曾经研究过，如对服务业减税1元钱，可以让它的产值增长6元钱。

从中长期来看，结构调整主要是两个产业：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中长期增长主要依靠这两个产业的调整。我国是一个传统制造业大国，不是现代制造业大国，现代制造业市场已经被美国和欧盟两大经济主体瓜分。从增长角度来看，我国要从传统制造业转向现代制造业。如我国是飞机需求大国，现在空中客车公司年产量的20%、波音公司年产量的27%卖给了中国，如果我们能自己生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会有多大！同时，我国也是装备需求大国，石化设备的75%是进口的。我国制造业的调整一定要注意加速发展现代制造业，而且现在是调整的最好时期。

战略性新兴产业主要有七项：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产业。因为这些产业既具有战略性又是新兴的，对经济增长将具有更大的意义。如新材料将影响到许多产业。欧洲实验室宣布发现了反物质材料，加拿大实验室2010年宣布发现超光速材料，两个英国人发现了超薄材料，这将影响许多产业的发展。最近全世界都在讨论第三次工业浪潮，信息、新材料、新能源三者的融合会加速人类社会第三次工业化进程。因此，必须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从中长期来看，我们要把握好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两个重点；从短期来看，则要调整好房地产业和服务业。如果能够把握好，在2012-2013年两年内能够对房地产业和服务业实行最佳调整，让增长速度维持在7%以上，实现7.5%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我们2012年开始对经济进行深度调整，我国最少还可以有30年7%以上的较快增长。如果忽视了对经济的深度调整，经济出现较大问题可能会在2015-2017年。妥协也是现在处理经济问题的重要办法，可能在底线上也会妥协。如果对我国经济及时进行这三个方面的调整，我国经济还会有良好的发展态势。

第五篇：经济增长根本目标是造福社会和谐社会的经济视

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系统的要求，择要有三：第一，“以人为本”的理念成为社会主流倾向。我国主流社会长期以来信奉物本理念，而非人本理念，往往是见物不见人、见人不见心，“先生产，后生活”、“先污染、后治理”、“先主权，后人权”的思维根深蒂固。在这样的背景下，要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可谓任重而道远。第二，优化人与相关元素的关系。人

类不是孤立地生存，而是在与相关元素互动条件下生存的，这种互动关系直接决定着社会和谐的程度。首先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处理，不能超越客观规律的界定条件；其次是人与未来关系的处理，不能影响社会发展在代际之间的平衡。在传统的考核指标体系支配下和政绩工程的驱动下，各级政府贯彻“只争朝夕为民谋利”的指导思想，义无反顾地超前配置资源，透支可持续发展的资本。这种在未来人类主体缺位情况下的决策行为，正在危及未来社会的和谐；最后是人与人关系的处理，决不能将情感丰富饱满的人际关系简单地抽象为数学关系，更不能无视人群的个体差异，在起点严重不对称的前提下，任由市场规律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去决定社会分配的结果。从分配角度判断，一个基尼系数濒靠临界状态的国度，其社会不可能和谐。第三，实现经济社会统筹发展。应当顺应我国社会结构变迁与转型的大势，努力构建公共管理体制。政府不要将体制转轨时期所暴露的经济利益矛盾，简单地归结为单纯的经济问题，而应当认知其本质是经济与社会关系的问题，即一体化问题。在社会分工不发达的计划经济年代，政府主要职能是运用超经济力量(即政治活动方式)去整合社会功能，公共管理处于一种补充地位；在分工发达的市场经济时代，社会个体之间的高度依赖性，对经济活动的高度社会化提出了要求，进而取代了政治活动去整合社会功能。对此，如果政府职能不能向公共管理倾斜，必然导致社会失去和谐。

一是要理顺经济有效增长与无效增长之间的关系。由于传统的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考核指标体系的误导，一些地区追求速度、忽视效益的状况一时难以扭转。速度型经济在传统增长方式和不规范市场秩序的推波助澜下，产生两大恶果：一方面，它损害了生态环境，发展壮大了治污产业。治污企业产生的GDP并非全系有效增长，因为它往往只是国民经济建设的一种成本。另一方面，它滋生了相当数量的假冒伪劣产品，其比重之高令人生畏。依据国人节俭的传统，“用之乏味，弃之可惜”的心态，必然对维修服务产生大量的需求。这些维修企业的产出又是一种以成本形式出现的增长。这种恶果既直接损害了人们生活质量，还导致隐性成本的不断上扬。

二是要理顺货币资本所有者与人力资源所有者之间的收益关系。外资企业当前出现的劳动费用支出比重低下的状况，表明人们传统地评估了当人均国民收入进入1000美元之后中国的比较优势，扭曲了货币资本所有者与人力资本所有者之间的收益关系，弱化了人力资本的地位。长三角地区出现的“民工荒”，与某些地区外资企业联手垄断人力资本价格的局面有关。不仅如此，我国外资企业正在出现“减员、增效、不加薪”的趋势，它不仅贬低了人力资本价值，又强化了劳动密集型、低层次的、低附加值产品的竞争，更推动了我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不断地向价值链上游攀升，有损国家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三是要理顺投资者收益与成本之间的关系。投资者在项目建设初期，其重要成本是要素(如土地)成本与要素配置(如土地基础设施上的“七通一平”)成本。但由于政绩考核驱动，各地方政府为争相吸引外资，不惜在要素成本之下廉价供应要素，如工业用地供应价格约为土地获取成本的1/4左右，并无偿提供“七通一平”的熟地。为此，投资者的开发建设成本部分地通过政府财政向纳税人转嫁，弱化了公共财政职能，部分城市出现了外资越兴旺，公共产品提供能力越匮乏的不正常状况。实际上，我国竞相争抢外资的实力，已经从城市区位优势、比较优势转向了财政优势，哪个城市财政力量强，则对外资吸引力就大，纯粹是以明天的资源赌今天的利益，最后受损的依然是社会的和谐。

四是要理顺社会投资率与分配率的关系。社会投资率的攀升已日益接近分配率(前者约为45％，后者约为55％)，这种不正常的比值关系，扭曲了社会积累与消费的正常关系，动摇了社会初次分配的公平性基础，弱化了社会保障的职能，扩大了贫富差距。社会保障制度的有效性，关键并非在于覆盖率，而在于保障资金的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