瑶族村寨文化景观遗产的历史文化价值

第一篇：瑶族村寨文化景观遗产的历史文化价值

瑶族村寨文化景观遗产的历史文化价值

瑶族是我国南方一支历史悠久的山地游耕民族，根据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我国共有瑶族人口263.74万人，主要呈现出大分散，小集中的分布特点，北起湖南辰溪，南至广西防城，东达广东南雄，西及云南勐腊，广泛分布在湖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江西的五岭、十万大山、雪峰山等高山密林地区，自古便有“南岭无山不有瑶”的说法。

一、瑶族村寨文化景观的构成村落文化景观是指以农业经济为基础、以村落为中心的文化景观的一种类型，通常反映出在特定的环境制约条件下,可持续利用土地的先进理念和具体技术,同时折射出建立这些文化景观所处的自然环境的特点和限制。村落文化景观是建立在土地的持续使用（农业）基础之上的一种人与自然的关联,它不仅包括自然要素,而且还包括人工要素。受自然因素、民族习惯的影响和制约甚大,从而具有极大的区域性和民族性差异。村落文化景观的特征是人类对自然长时间的干涉和使用中形成的,因此有别于人类有意设计的园林、广场等景观,也有别于鲜有人类改造印迹的自然景观，集中反映了在一个特定区域内人们生产、生活、生存的实际要求,如耕种、狩猎、捕鱼、放牧等各种广义上的农业活动,以及在此过程中形成的社会意识形态、文化习俗、宗教信仰、乡村社会结构等重要信息。

长久以来，我国一直片面地将民族村寨作为文物建筑及建筑群来看待。然而，完整的村落构建，不仅仅单单只有村落的建筑，还应包含了风景林、梯田、古道、民居、古墓及村寨内的其他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建筑物、构筑物等，同时又与民族艺术、民族习俗传统、民族传统技艺等共同形成民族村寨文化景观遗产。

（一）悠久的历史源流

瑶族历史可追溯到五帝时期的远古时代，是与炎帝、黄帝并称华夏文明三始祖之一的蚩尤的遗裔。九黎在远古时代是一个部落联盟，居住在黄河中下游和长江流域的今湖北、湖南及江西一带，江汉之区皆为黎境。《国语•楚语》注中所载：“九黎，蚩尤之徒也”。蚩尤与炎黄逐鹿中原，其部落为黄帝所败，部分遗裔汇入南蛮部落，逐渐形成了三苗的部落群体，而三苗正是瑶族、苗族与畲族共同的先祖。黄帝之后，舜、禹继续对三苗发动战争，并因夏、商、周等中原政权的持续影响，瑶族先民由此分化汇入到夷、蛮地区，在闽浙会稽山地区和两湖荆襄地区建立了新的聚居区。瑶人多自称绵、尤绵,绵乃蛮之转音，而自称是一个民族的自我意识的反映，可见瑶族是源流于蚩尤、南蛮文化的，是长江流域农耕文化的传承者之一。

生活在洞庭湖南部的瑶族先民，秦汉称长沙蛮、武陵蛮，隋唐称“莫徭”，宋称“梅山蛮”。《宋史•梅山蛮传》记载：“上下梅山峒蛮，地其千里，东接潭（潭州，今长沙），南接邵（邵州，今邵阳），其西则辰（辰州，今沅陵），其北则鼎（鼎州，今常德），而梅山居其中”，即以今天的新化、安化为中心的洞庭湖以南、南岭山脉以北的湘水、沅水、资水流域与雪峰山区，活动面积将近5万平方公里。从唐末乾宁四年(897)到宋熙宁五年(1072)的时间里，瑶族先民与南方土家族、苗族、畲族等共同在梅山地区进入了一个多民族安定共处、和谐发展的时期。1995年，在广西恭城发现的明清时代的瑶族文物画卷《梅山图》，栩栩如生地记录了瑶族先民在梅山地区生活的场景，向世人展示了唐宋瑶族社会经济、生活、生产、文化、宗教信仰的情况，再次证明了瑶族先民在梅山地区已发展了有别于中原汉文化的灿烂文化。自宋以后，随着中央政权对南方的持续开发并且实施压迫性的民族歧视政策，瑶族先民不得不离开梅山地区，最终在都庞岭千家峒地区开始分化，通过南岭走廊、湘桂走廊继续向南方纵深迁徙，开始了颠沛流离的求生之旅。现代瑶族普遍将千家峒作为本支系的发源地，瑶族后裔向往和崇拜的圣地，其不单指的是地理概念，更是瑶族人民追求祥和、安定与幸福生活的心理归宿。瑶族各支系在不断分化和迁徙过程中，虽然存在与汉民族及其他少数民族

长期交流，却始终同而未合，归而未化，并在不同的生态环境中，在谋求生计方面，各自选择了不同的生存方式，使自己适应了当地的生态系统，在南中国广大山区和丘陵接合地带产生了以生态系统来区别的各种不同瑶族集团的亚种族，最终形成了现代各瑶族族群分支。正是这些各具特色的瑶族族群分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获取着维系民族生存的基本物质，努力培植和延续自己的种族，使瑶族成为具有坚韧不拔生命力的民族，在历史发展中走上独立的发展道路。

（二）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

瑶族人民在长期的迁徙和生产生活中发展并流传下大量民间文学、历史文献和口头文学，少量诗歌或神话传说还遗存有汉文手抄本或唱本，不少作品受中原文化影响还融入了汉文化诗歌体裁、道教经文以及其他形式的文学元素，共同构成了瑶族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瑶族的文学作品主要产生于汉晋以后，创作内容广泛，不仅有涉及到历史迁徙、族群发展、文学宗教、医学和农事的民间作品，还有记叙民族起源、历史迁徙等重要信息的《过山榜》、《祖图来历》、《千家峒源流记》等历史文献，是瑶民族一套完整的“百科典籍”。

在口头文化中，以创世史诗《密洛陀》、《水淹天》和《盘王大歌》最为著名，其中《盘王大歌》通篇长达数千行，描绘了民族历史和文化生活的广阔画面，是瑶民族文化的恢弘叙事史诗，瑶族人民通过节日祭祀、生产劳动和社交活动,以歌唱的形式讲述出来，使民族历史传统得以一代代流传至今，对后世的瑶族歌堂文学和民族文化的传承产生了巨大影响。

（三）多元性的宗教信仰传统瑶族人民长期生活在自然环境较为恶劣的南方山区，生产生活受到较大制约，同时由于对自然现象缺乏科学认识，认为山水万物皆由神灵主宰，继而产生对山、水、天、地等自然元素的原始崇拜。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对盘瓠祖先的图腾崇拜、对诸多自然神灵的自然崇拜、对鬼巫的灵魂崇拜和道教崇拜，在传承和发展过程中互相渗透、互相吸收，构成了瑶族宗教文化的基本框架，逐渐形成了带有强烈地域特征的多元性宗教信仰传统。

其中，对先祖盘瓠的信仰崇拜是瑶族人民家庭生活、社会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盘瓠，亦称盘王、盘护、盘古等，是神话传说中龙犬的名字，是瑶族的始祖。瑶民把他当作始祖神加以崇拜、祭祀与供奉，并形成特定的祭祀性节日——盘王节。节日期间，除杀猪宰羊、宴请宾朋外，还要诵经作法，祭祀神灵，跳盘王舞，唱盘王歌等。湖南的泸溪县是盘瓠文化唯一有古迹可考的发源地，县内沅水流域地段至今仍遗存有关于盘瓠先祖的大量历史遗迹和文化建筑，有盘瓠洞、盘瓠山、盘瓠墓、盘瓠庙、辛女村、辛女岩、辛女祠等一批文化遗迹点，是瑶族先民蛮瑶在梅山地区生活与发展，盘瓠文化产生与源流的有力见证。

瑶族对盘瓠祖先的崇拜不仅植根于本民族，同时对汉民族的先祖崇拜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华民族的神话始祖——盘古便是以瑶族先祖盘瓠为原型创作流传下来的。三国时期吴人徐整所作《三五历记》，是我国最早记叙盘古神话的典籍，文述“天地浑沌如鸡子。盘古生在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故天去地九万里。后乃有三皇。”盘古开天辟地的神话故事，填补了鸿蒙时代的空白，经过历代民间润色与流传，使盘古成为了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奠定了中华民族的卵生文化基础。

（四）绚丽多彩且独具特色的服饰文化

早在古代，瑶族先民就有“好五色衣裳、衣斑布、色斑斓，对襟齐领，椎髻跣足”的习俗，拥有挑花、织锦、编织、刺绣和蜡染等特色民族的传统工艺。经过近代学者的初步调查统计，录得瑶族服装的款式就有100多种，头饰也不下100余种，这与瑶族内部支各系的不同和经济基础，生活环境，风俗习惯以及审美观念的不同有着密切关系。

瑶族服饰的演化发展过程，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态势，集中反映了瑶族人民的生活与历史变迁过程，形成的独特的民族原始文化心理结构，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情况，生活方式的开放程度等信息，承载了对原始神灵的崇拜、对祖先的纪念、对图腾文化的信仰。瑶族服饰文化是瑶族文明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在外在形式中涵盖了历史的、文化的、社会的、宗教的、习俗的等诸多情感元素，彰显了瑶族人民审美情趣、审美理想和审美追求。

（五）人文、自然景观遗存良好的民族村寨

在瑶族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受战乱、民族压迫、生存压力等影响，瑶族先民向华南地区不断迁徙，形成了诸多支系的定居区和文化圈。因各定居区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民族交流差别，各定居区逐渐发展出各具特色的民族村寨。

坐落在广东连南瑶族自治县南岗镇海拔800多米高山上的南岗老排，不仅是连南八排瑶著名的八大排的典型代表，也是目前发现的规模最大、历史最长、特色最鲜明的瑶族古寨。其所在地自然风光优美，有典型山地农耕文化特色的层层梯田、茂密林区、陡峭峡谷，兼具了生产生活、环境美化、御敌防卫等多种功能。据考证，南岗排始建于宋代，据今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又名行祥排。明末清初时期，南岗排最为鼎盛，建有房屋700余幢，人口1000多户7000多人，山寨面积159亩，历史上以其规模大、人口多，被誉为连南八排的首领排。经过千百年的演变，目前南岗古寨仍然保持着当年的建筑轮廓，并且保存着368幢明清时期的青砖瓦屋，是排瑶村寨文化景观的典型代表。

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富川凤溪瑶寨，始置于元朝末年，坐落在五岭中的都庞岭余脉凤溪山，距县城富阳15公里，全村有盘、陈、蒋、岑、麦、翟、李等7个大姓，是一个典型的平地瑶族古村落。凤溪瑶寨内木楼民居沿溪顺山势栉次鳞比，建筑古朴典雅，青石街高门楼，天井石条铺花，窗棂雕龙刻凤，照壁楹联意境雅致；寨内陈,岑、蒋、翟四大姓氏的祠堂风格别致，各具特色；朝阳风雨桥和福寿风雨桥横跨凤溪村江上，两桥相依，遥相呼应；富含民族特色的古戏台肃穆庄严。这些古色古香的门楼屋宇，神庙寺观，祠堂戏台，风雨桥等多出自明清时期，具有重要文化价值，构成了凤溪村瑶寨独特的村寨文化景观。

除此之外还有江永兰溪勾蓝瑶寨、桂林龙胜金坑瑶寨、隆回虎形山花瑶瑶寨等景观保存良好，文化传统丰富的瑶族古村落，与连南南岗千年瑶寨、富川凤溪古寨一样,都是瑶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文化发展、交流的艺术结晶。

二、瑶族村寨文化景观的世界遗产价值

文化景观1992年12月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16届会议时提出并正式纳入《世界遗产名录》中，是当前比较新颖同时具备独特价值的世界文化遗产类型。目前，我国已逐渐针对少数民族村落文化景观开展了大量调研工作，不仅推动了中国的民族考古研究，还为我国少数民族村落文化景观的保护和利用带来了积极影响。苗岭山区雷公山麓苗族村寨和六洞、九洞侗族村寨均已在当地政府和学术界的积极推动下对其文化遗产价值进行了详细评估和科学规划保护，并且作为“黔东南苗族村寨”、“黔东南侗族村寨”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瑶族先民们所创造的优秀民族文化、民族艺术、民族技艺和民族历史是在瑶族村寨中传承、发展起来的,是瑶人文化遗产的根基。以湘西盘瓠洞、江永千家峒、金秀大瑶山瑶寨、连南南岗千年瑶寨为代表的瑶族村寨群，是人类与大自然的共同杰作，见证了瑶族社会发展过程中，为战胜居住地恶劣自然环境的影响，合理利用和适应环境的进化演变过程。这些村寨具有着原生形态、次生形态、变异化和即将消逝等多种具有突出代表意义的特点，同时是村寨文化景观的重要载体，见证了汉民族中原文明与其他少数民族对瑶族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生产方面的影响。

中国瑶族村寨文化景观世遗价值在于：

（一）一种即将消逝的民族文化的有力见证

瑶族文化因受到现代强势外来文化和民族地区现代化进程的影响,正与我国其他传统民族文化遗产一样面临着迅速退化乃至消失的危险。传统的民族建筑因费时费力，逐渐被水泥屋

瓦所替代；生产建筑、农业设施也因失去原有功能而被废弃和拆毁；村寨生态环境景观也因经济利益的驱使而遭到破坏；更为可怕的是，大部分瑶族村寨青壮年人口逐渐向城市迁移，物质资料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行为习惯、模式和传统工艺、思想观念、理论哲学、典章制度、语言文学艺术、科学技术、风俗习惯、歌舞娱乐、宗教信仰、礼仪风俗等非物质文化出现了无人传承的困境，最终导致了本民族自我认同感的丧失。江永千家峒、金秀大瑶山瑶寨、连南南岗瑶寨、隆回花瑶古寨等正是这类逐渐消失的村寨文化景观的幸存者，为瑶族丰富灿烂的民族文明提供了一种特殊见证，将其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将对瑶族文化传统乃至于南岭走廊各民族古村落进行科学保护、发展和利用均有积极意义和影响。

（二）一种具有突出代表价值的文化景观的杰出范例

瑶族村寨文化景观的突出代表价值有：①良好的自然景观和村落格局。瑶族传统民居建筑或沿溪流岸山脚，或接近山顶的山腰，或接近悬崖峭壁，或沿山势而建,因此对周围自然空间环境景观的影响比较小，充分借助了原始的风水理论，选址与建设都与山水相协调，借助自然景观来保护居住环境的整体美观，体现了与当地生态和地理环境矛盾与和谐的统一；②富有地方特色和建筑艺术特色的建筑景观。各地区瑶族分支产生的强烈地域色彩的独特民族文化，同时在建筑风格和建筑偏好上体现出来，形成了有吊角楼式、天井门楼式结构等风格迥异的建筑风格；③底蕴丰富的民族人文景观。瑶族人民创造的丰富饮食、服饰、节日、传统技艺、宗教信仰等民俗文化，是瑶族村寨人文景观的文化基础，体现了瑶族人民敬畏神灵、敬重祖先、尊重传统和聚族而居的族群特点，反映了瑶族人民尊重并顺应自然、合理开发利用自然、互帮互助、团结协作、顽强生存的生活态度和生存智慧，与自然和谐平衡发展的价值理念。

以江永千家峒、连南南岗瑶寨等为代表的瑶族村寨文化景观是人文景观、人居建筑与自然景观相融合、因地制宜的典范，集中体现了人与自然互为依存、和谐、统一的关系，展示出人类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变迁，是从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到定居精耕细作阶段农业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的历史见证。

（三）是中华文明农业文化的突出见证

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农耕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与黄河流域农耕文化具有同样的历史地位。瑶族自身生息、繁衍和创造出来的独特炫丽的民族文化，是对南方农耕文化的传承，为丰富和发展中华文明作出了独到贡献。以江永千家峒、连南南岗瑶寨等为代表的瑶族村寨文化景观遗产，是农耕文明在南中国传承发展的有力见证，对再现中华民族多元化演进、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三、结语

瑶族文化景观遗产既包括物质文化遗产也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瑶族文化遗产的重要载体和组成部分，详细记录了瑶族社会进步与发展中自然生态、社会、政治、经济、技术、文化等情况，传递着瑶族特有的文化信息，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并作为一种客观历史物证，将瑶族创造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直观地展现在世人面前。研究瑶族村寨文化遗产就是对人类发展历史的反思，没有这种载体，人类的精神家园将会变得无根无基。对瑶族村寨文化景观遗产的研究，探索瑶族智慧和文明的轨迹，旨在为该民族实现可持续发展指明方向。只有正确、全面了解瑶族的过去、现在，积极抢救收集瑶族文化遗产，并在原有基础上创新和吸收外来先进有用有益的一切文明成果，才能进一步保存和发展瑶族的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文明的一个支流,瑶族文明不仅是创造者更是实践者和参与者，在不断的迁徙与发展中，在征服和改造大自然的历史进程中，既汲取了我国南方地区各民族的文化精华,又继承了祖先的文化特点，创造和积累了丰富多采的民族文化，是农耕文明在我国南方地区发展传承的历史见证，同其他民族一道为缔造光辉灿烂的中华民族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因此对瑶族村寨文化景观遗产的科学保护和发展刻不容缓，积极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是当前的必然选择。其

中，盘瓠文化的发源地湖南泸溪盘瓠文化遗址群、瑶族人民的精神家园江永千家峒遗址群、以南岗瑶寨为代表的瑶族村寨建筑群都应作为瑶族村寨文化景观遗产的重点项目进行研究、保护和申报。

第二篇：泉州海外交通的历史文化价值

泉州海外交通的历史文化价值

1、序

泉州有其丰厚的历史文化价值。因为在宋元时她是「海上丝 绸之路」的起点，海上贸易促使了中外文化在此交汇融合，冶成了别 树一帜的风格。为了了解其历史价值，我们曾到泉州各个海上丝绸之 路的有关古迹作实地考察。据了解后，知道泉州港的兴盛可追溯至远 古时期，她发展于唐，强盛于宋元，明时开始衰落。不过，最重要的 是海外贸易的发展，不但加强了中外人民经济的联系，也推动了中 外人民的技术文化交流活动。以下便让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下。

2、古代福建地区之海上交通

《淮南子》一书中说：「胡人便于马，越人便于舟。」泉州地区古代为闽越人居住之地，越人以善于造船，习于航海而著称，可见泉州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已与航海事业结下了不解缘。而据《后汉书》中记载：「建初八年，旧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治乏而至」，由此可见它在东汉时，已成为南北海上交通的枢纽。

发达的造船技术

泉州海上贸易的发达，不论是在哪一个朝代，都与当地的造船技术有关。三国时，东吴的造船基地设于建安郡，它位处长江以南，正是在福建省范围内。公元280年，晋武帝派王浚、杜预等率领水陆大军伐吴，吴国终告灭亡。晋将王浚缴获吴国的舟船达五千余之多，可见当时吴国造船业的发达。当地的能工巧匠们，以他们灵巧的双手造出一艘艘大船，扬帆海上，为泉州辉煌的海上交通史揭开了序幕。

汉人南移

与此同时，居于中原的汉人陆续南移至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的导游小姐说，永嘉之乱后，南迁晋江流域（即泉州附近地区）的中原人士数目已达至高峰，他们带同北方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为泉州地区的开发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航海、造船技术的提高，南朝时，泉州已开始与海外地区展开海上交通的来往。而唐代时，这条海上的航线更被人称为「海上丝绸之路」，进入了它光辉的时代。

唐代的泉州港

唐代中叶以前，丝绸之路是丝绸外销的主要途径。但自安史之乱后，唐代在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发生了巨变，「陆上丝绸之路」遭中断和阻塞，北方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南方的海路便应时而起，成为唐朝丝绸外销的主要途径。

海上丝绸之路而泉州就凭其优越的条件成为当时海上交通的重要港口和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枢纽。因为当时外销的主要货物是丝绸，所以这条航线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后来，它又被称为「香瓷之路」，因为外销的货物不再局限于丝绸，还有驰名海外的瓷器、茶叶等。海上丝绸之路同时也带来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天文知识、香料等，所以说，它是中外文化交流的枢纽。

唐代的海上丝绸之路虽然还在发展阶段，但已为泉州带来了无限生机。唐会昌间时人薜能形容它「秋来海有幽都雁，船到城漆外国人」；公元九世纪，阿拉伯著名的地理学家伊本．库达拨在他所着的《道程及郡国志》一书中，更将泉州与交州、广州、扬州并列为中国对外贸易的四大港口，可见当时泉州对外贸易及交通的盛况。同时，亦为宋元时的海上丝绸之路奠下了稳固基础。

3、宋元全盛时期的泉州港

「刺桐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货物堆积如山……」马可勃罗的这句话，可谓对宋元时期热热闹闹的海上丝绸之路提下了总纲领。

宋元时期，泉州这个具备了各种优越条件的小港口一跃而成「四海舶商，诸蕃深贡，皆于是乎集」的盛大海港。从现今的文献古物中，仍能依稀窥探到泉州当年光耀灿烂的遗风。究其原因，我们可从以下几方面来看。

地理方面

泉州倚山面海，气候温暖湿润，海岸线曲折，不淤不冻，是一个天然的良港。它海域辽阔，水深十至四十米，面积平均一千五百平方公里，可以容纳各国的大船，这些先天性的优越条件，再加上泉州邻近南宋首都临安，种种因素交织之下，促成了泉州这个繁荣的奇迹。

政治经济方面

此外，中国历史上的几次汉人南迁都不断为泉州港注入了新的元素。西晋末年，北方政局不稳，中原人民和部分士族南移先抵泉州，带来了中原地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至唐代的安史之乱，更使北方久历战乱，实力大不如前，于是经济重心南移，造就了泉州的崛兴。

唐代时，泉州已逐渐发展成一个商际性商港。至北宋年间，北方饱受外族威胁，汉武帝时打通的陆上丝绸之路已不复通行。相反，南方的政局长期稳定，海上丝绸之路便在唐原有的基础上蓬勃发展起来。

市舶司的设立

而宋元年间正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巅峰时期。当时，海路贸易量十分庞大，带来了丰润的经济利益，于是朝廷大力提倡。宋哲宗元佑二年（公元1087年），朝廷成立市舶司，「掌蕃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以来人，通远物」，即是专责处理海上贸易事务的衙门。当时市舶司的收入数目可观，我们从下表可以看出：

宋代市舶司收入在财政总收入中的比重

年代 市舶司收入（缗）占朝廷总收入百分比

宋初（960）三十万 2%

宋哲宗元佑初年（1086）四十一万七千 1%

宋高宗渡江初年（1128）二百万 20%

宋高宗绍兴二十九年（1159）二百万(两浙、闽)4.5%

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二百万(闽、广)4%

繁荣的泉州港

宋元时期的海上贸易发达，促成了海神崇拜的兴起。每年，春风乍起，泉州港又热闹起来了。泉州人人抖擞精神，新一年的海外贸易又开始了。

商船来来往往，有的从南海来中国经销货品，有的扬帆启船，满载货物，要驶往东北亚的朝鲜半岛和日本。码头上进口的香料、珠宝，出口的丝绸、瓷器、杂货山积，品种多达三百多种。街上肤色不同、服饰各异的外国商人和中国商贾，摩肩接踵，熙熙攘攘。据史书记载，那时与泉州有海上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达一百多个，遍及东南亚、南亚、西亚乃至非洲东岸和地中海尽头的西班牙。

每当这个时候，只见西郊九日山麓的廷福寺，车马盈庭，冠盖如云，所有的地方军政要员和市舶司的头头脑脑们都上这儿来了。他们要在这里举行一个隆重的祈风仪典，向庙里的一尊据说神力无边的海神「通远王」祈求顺风，让所有的中外商船都平安地归来或抵达要去的地方。

此习沿自宋嘉佑二年（公元1057年），太守蔡襄来此祈雨应验遂奉朝廷加封之命，香火日盛。据宋李邴《水陆堂记》载：「自此每岁之春冬，商贾市于南海及番九，者必祈谢于此，农之水旱，人之极盛，亦然。」当时的廷福寺极盛，几乎占据山下江前全部平地和东西之峰、白云坞等地……

仪式结束后，各大小官员还会在山上的岩石上，刻上祈风的时间，地点和参加者的姓名官衔，使山上形成了林林总总，蔚为奇观的祈风遗迹。这些宝贵的历史遗迹成为了泉州对外贸易、文化交流的一个缩影，联合国的海上丝绸之路考察队便曾到这里作考察。九日山便有了「览江山之胜概，发考古之豪情」的美誉。登上九日山，唯觉山中无石不刻字，骚人墨客的真迹石刻琳琅满目。当天，我们便看到蔡襄来此祈风留下的石刻呢！

海神妈祖的兴起

但从元代始，官方的祈风仪典不再举行了。「通远王」也被另一尊女性海神所取代，她就是后来传遍世界各地华人聚居的妈祖。妈祖姓林名默，福建莆田湄洲人生于公元960年农历三月二十三日，卒于公元农历九月初九。我们在九日山看石刻时，一位当地的婆婆告诉我们传说妈祖生前死后，经常在海上拯救遇难的船只，所以被沿海各地的渔民和航海者尊为海神。元初的皇帝称她为「泉州神女」，并赐封为天妃，她从此成了泉州港最有代表的海神，信仰也逐渐向各地传播。每逢船只出海，人们即到各处的妈祖庙烧香叩拜，祈求平安。她后来甚至被推崇到「天后」的至尊地位，并接受官方的隆重祭拜。泉州则一直是有妈祖信仰的传播中心。可以说，没有泉州港的地位和影响，很难塑造出这么一个世界性的海神。

刺桐城的繁荣，马可勃罗便曾在游记中作了生动的描述。他称泉州是「香货远物、异宝珍玩之所渊薮，殊方别域、富商巨贾之所窟宅，号为天下最」。由此可以想到，海下丝绸之路曾经有过怎样巨大的规模。虽然现在这种光辉不再复见，但在天后宫、九日山、廷福寺等历史遗迹中，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她过去的辉煌。

4、泉州港由盛转衰的原因

泉州是中世纪著名的世界贸易港。但自明清始，泉州便逐步没落，昔日频繁兴盛的海港面貌不再复见。泉州港为何会由盛转衰呢？以下详述之。

排外风潮

首先，元朝末年，泉州发生叛乱，当地的色目人互相攻杀，波及福建省的大部分地区。直至至正二十六年，这埸色目武装集团的叛乱才被平定。这场战乱，使泉州的社会经济更遭受到严重破坏。泉州港跟亚非国家的贸易活动亦无法进行。战乱中，本土居民对地位日高的外来者十分不满，故此又发生了排外风潮，许多外国商贾纷纷航海离去。这埸战乱使泉州海外交通遭到严重破坏，它直接导致泉州港的衰落。

市舶司南迁

其次，泉州市舶司迁移亦跟泉州港的衰落有着密切关系。宋元时期，统治阶级重视海外贸易，泉州市舶司员的认真执行对外开放政策，积极招徕外商来华通商，加强对出入港船舶和外商的管理。因此，市舶司促进了泉州港的发展，使它成为全国最大的贸易港继而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港之一。明代时市舶司隶于布政司。福建布政司设于福州，主管市舶司的官员常往福州，由于琉球贡使到福州比泉州更为方便。又因为琉球办理朝贡和贸易的多数是福州人，乘朝贡之机，回乡探亲访友。所以到了明成化八年，福建市舶司从泉州迁往福州，市舶司的设立，见证了泉州港的繁荣昌盛，而它的迁移则标志着泉州港的衰落。

倭寇为患

此外，明代初年，由于东南沿海倭寇、海盗为患，明太祖一方面为维持治安，一方面想改变元代的重商政策、恢复为传统的重农政策，实施了海禁。至清初，清政府从经济上封销郑成功，下令「迁界」，强迫沿海居民内迁，规定「片板不许下水，粒米不许越疆。」明清实行上述政策，破坏了泉州的社会经济和海外交通。所谓「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海上贸易是泉州人生活所依。可是，到明清时，这个国际性贸易大港却变成私商贸易港，可见海禁政策对泉州港产生的负面的影响。

到了十五世纪，欧洲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意大利等国，先后发展成为殖民主义国家。他们的东侵，使东西海上贸易受到干扰，阻碍了泉州的海外交通发展，加上倭寇对泉州地区的骚扰及破坏，泉州港遂逐步走向衰落的道路。

地理的变迁

最后，泉州港衰落的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地理的变迁。由于晋江流域植被的破坏，水土流失严重，大量泥沙流到下流出海口，不断淤积。泉州港是快沉积区，每年平均沉积度为四点六毫米，使泉州港失去作为优良港口的天然条件。现今泉州沿海的部分地区，想当年便是万国旗帜飘扬的繁荣大商港。如今，港口依旧，却风光不再。想起来，真令人唏嘘不已。

5、海上丝绸之路的贡献

海上丝绸之路虽然因外销丝绸而起，但它的意义却远远超过丝绸贸易的范围，它不仅是一条贸易之路，而且是一条友谊之路。它把远隔重洋的中国人民和东南亚、南亚、西亚、非洲和欧洲各国人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在这条航线上，一艘艘海船来来往往，为东南亚各国带去了养蚕取丝的技术，协助他们的丝织工业的发展；为欧洲带去了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罗盘；精美的宋瓷和青花瓷外销，给日本以及伊斯兰各国陶器的烧制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另一方面，海上丝绸之路也为中国带来了东南亚的染料、埃及的历表、印度的香料，还有药材、犀角、珠宝、钻石和许多珍禽异兽。埃及人曾教会泉州人用树灰净糖的方法，从而改善了制糖的技术，海上丝绸之路突破了地域限制，为中外文化的交流和传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其中，古泉州的建筑艺术，最能突出地反映中外文化艺术的渗透。清净寺便是其中最好的例子。她具有十分浓厚的阿拉伯宗教建筑风格，而她的细部结构却又有中国古代建筑的特点。开元寺和天后宫中的古印度石柱、门框等构件，是一座古老的婆罗门教寺院的遗物，是中印人民友好合作和文化交流的结晶。

在这条航线上，中国和各国人民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数以千计的各国商人、传教士、旅行家来到了中国，其中有不少人与中国人通婚，在华落地生根，为发展我国对外贸易起了巨大的作用。而我们不少的炎黄子孙也从而留居海外，并婚娶繁衍，为当地作出过不少的贡献。

海上丝绸之路把世界各地的文化古国和中国联接在一起，形成了一条联接亚、非、欧、美的海上大动脉，使这些古代文明互相交流，为世界各族人民的文化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第三篇：暑期社会实践调查报告:挖掘物质遗产价值

近年来，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开展得如火如荼，各省各地的申报热情也是持续高涨。这种现象进一步表明我们国家现在更加重视民族文化的保护及传承，广大人民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也有更深切的认识。这对于提升人民的文化品位与科学文化素质都有很积极的作用，同时也有利于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为中华民族的崛起提供精神支撑。

这次学校暑期开展的实践活动有关于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课题，我想这也是一次好的机会来深入了解人类的这份精神财富。

昆曲木卡姆多浪剪纸等艺术精品以不同的形式展现了我国多民族的文化遗产，这些璀璨的艺术珍宝耀眼夺目，始终吸引着人民热爱的目光。国家也注重财力物力的投资，重视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

多浪文化是维吾尔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主要分布于叶尔羌河流域，新疆阿瓦提县是“多浪人”的主要聚集地之一。

多浪文化的形成是基于原始土著，兼具维吾尔族文化与蒙古文化的秉性，是草原牧猎与绿洲农耕融合的“活化石”。歌舞是多浪文化主要载体之一，具体体现在“聚”、“豪”、“劲”、“醉”四个方面。“聚”，维语中的“多浪”即是“成堆地聚集在一起”的意思，同时，多浪文化也因聚合而产生;“豪”，多浪人的心胸像戈壁一样宽广，性格豪放，歌声高亢悠长;“劲”，多浪人粗犷拙朴，舞姿恣意纵横，刚劲有力;“醉”，多浪人的穆塞勒斯原汁原味，让品尝的人情醉心也醉。国家近年来投入很大的力度来保护这种文化遗产的传承，确立遗产传承人，建设艺术展厅，使得这种艺术珍品走出闭塞的乡野农家，接受人民大众艺术眼光的检阅，同时也升华了人民的艺术追求，达到双赢的效果。更重要的是让多浪文化确立艺术定位，成功传承，进一步绽放属于自己独特的艺术价值。

在校期间我曾经不止一次的走进了荆州古玩城，因为那里离学校确实近，很方便。每一次去都有不同的感受，悲凉沧桑肃穆这些已经不再是我们所能感受得到了，历史长河荡涤旧迹，沉淀下的断壁残垣装点着现代人怪异另类的审美眼光。在那里很少有人懂得呵护，当胸中日益被铜臭之气所污蚀，拥有的物质文化遗产就等同是赤裸裸的财富。我看到有人把精美的剪纸当成凉席铺地，理由是没人光顾，浪费可惜，岂不知他的行为不仅是浪费，更是糟蹋玷污亵渎!走出古玩城，外面的世界依旧光鲜瑰丽，人的心灵却有种可笑的光怪陆离。那一刹那感觉到沉重，不想说太多的话，胸中充塞的是无奈与痛惜。可能社会的大环境已经有了颠覆性的改变，死水的味道很少再有人嗅到。我突然想起宋代大儒朱熹的一句话：古之人犹抱美玉而深藏不市，今之人以石为玉而又炫之也!或许很多的物质文化遗产可以在商品经济的今天继续绽放光彩，但是不能忽视还有太多的人文珍宝被赤裸裸的俗鄙的刽子手所扼杀!我期盼着那些沉睡的人们能睁开惺忪的双眸，认识到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并保护好传承好它们!

基于同样的原因，我频繁的出没于荆州博物馆。这座承载荆楚瑰宝的文化宫殿,在向世人展示绚烂荆楚文物的同时,也让文化荆州蜚声海内外。青铜丝织漆木玉器陶瓷石器等精美珍贵的文物是荆楚远古先民的劳动成果与智慧结晶，在中华文物殿堂上熠熠生辉。其中的丝织品让我一次次发出由衷的惊叹，因为这些丝织品的做工细腻精致到现在都没有办法破解。隔着玻璃，看着这些珍品，内心怎不油然而生一份自豪与骄傲呢!自豪的是祖先的聪明与才智，骄傲的是今天我们传承与保护的决心。去年元旦的时候，我和一个朋友坐车去荆州城东门观看烟火表演，那晚东门主干道实行了交通管制，因为有太多的人来参与那场盛大的狂欢。我们去的时候，已经有很多人回程了，路上游人如织，用摩肩接踵毫不为过，移动很慢。我和朋友只能小心而行，害怕在人群中走散。烟火表演在护城河的河岸上上演，我们就拼尽全身力气往过挤。这时候，头顶上漂浮的火光深深地吸引了我的注意力，通过当地人的介绍，我知道了那是孔明灯。天上有很多的孔明灯，地面上还不断有人放，那种朦胧的火光，摇曳出沉醉的回味，我一直在留意着它们的行动轨迹，努力想洞察它们的归处，就像燃烧的生命，最终会把灰烬撒向哪座归冢。后来了解到，孔明灯上写满了祝福，是人们的一种精神寄托。对遥远的未来的牵盼，对未知的生命的祈祷，更有他们发自心灵的虔诚的自省。护城河的流水涤荡几千年的岁月沉淀，孔明灯的烛影祈照荆楚儿女的前进道路，这是上辈薪火相传的文化遗产，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衷心的希望我们能接好这一棒!

暑假回到家乡，我也不忘自己的使命，那就是挖掘物质遗产价值，展示民族文化魅力，为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奉献一份微薄的力量。我的家乡在黄冈浠水，在这片人杰地灵英才辈出的热土上，家乡人民用自己勤劳的双手与聪明才智也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独特的文化艺术形式。浠水民歌是巴楚文化完美结合的产物，浠水民歌不仅是鄂东民歌的代表，而且是巴楚文化完美结合的代表，鄂东的民歌所有的基调都可以从浠水民歌里找到，而且浠水的旋律都可以从四川民歌中找到出处，因为浠水民歌是活着的历史。浠水是古时巴人的流放之地。鄂东民歌不管怎样的发展，但基调仍是巴人精神的基调。两个多年来流放的巴人在鄂东这块土地上创造了生命的原始歌谣。这些歌谣有着向命运不屈的抗争，迸溅的热血和熊熊的大火变成了号子，男女的爱情，丰收的喜悦，幸福的痛苦的眼泪化作了旋律。毫不夸张的说，浠水民歌之于浠水人民，就像《马赛曲》之于法兰西人民，《星条旗永不落》之于美利坚人民，因为它不仅仅是一首歌曲，更是一支前进奋斗的号角!并不仅是浠水，我们黄冈有11个县(市)，每一个县市都有自己的文化艺术形式：红安的荡腔锣鼓，驰名中外的黄梅戏，黄梅挑花，罗田东腔戏，蕲春布贴与李时珍中草药文化，团风剪纸，英山缠花与毕升活字印刷术等等，都是不可多得的文化艺术瑰宝，更值得骄傲的是它们都已经申报成功了，是世人翘首膜拜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现在的我们，不再全副心思用在物质享受上了，因为我们创造的物质财富早已经能够满足口腹之娱，今天当我们回过头来审视脚下的路，仰观天际变幻的星云，蓦然发现还有一些东西值得我们不遗余力去追求。它们孕育了灿烂与智慧，它们见证了沧桑与辉煌，它们启迪了现在，更昭示了未来：我们要传承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让民族文化的光芒更加绽放，屹立于世界文化最高殿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