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生猪养殖业引发环境污染侵权纠纷特征、难点[5篇范文]

第一篇：农村生猪养殖业引发环境污染侵权纠纷特征、难点

农村生猪养殖业引发环境污染侵权纠纷特征、难点

邓飞燕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单一的生产方式已向规模化、集中化方向发展，农村生猪养殖业便是农业生产方式转变的缩影之一。随着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及从业渠道的多样化，生猪饲养已不再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养殖，大部分农户退出生猪饲养的行列。生猪养殖业的规模化生产对于提高生猪养殖的经济效益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但随着而来的环境问题也层出不穷，因生猪养殖引发的环境污染问题还存在许多法律难点。

笔者经调研后发现，此类案件存在以下主要特征：一是群体性。农村生猪养殖所造成的环境污染侵权涉及人数较多，覆盖面较广，居住在生猪养殖厂周围的农民都受此影响。二是激烈性。双方积累矛盾时间较长，多次纠纷协调未决导致双方关系针锋相对，处理不慎极易引发群体冲突。三是危害性。生猪养殖所造成湖泊、河流污染严重，农田产量受到影响，附近居民长期生活在污浊的大气环境中亦有害身体健康。审理此类案件时存在以下难点：一是案由确定难。根据《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通知，大气污染侵权纠纷、水污染侵权纠纷，因生猪养殖所引发的侵权纠纷往往以大气污染、水污染来体现，但相邻污染侵害纠纷亦符合此类侵权行为的案由。二是原告范围确定难。大气、水污染都具有流动性，所污染的范围不是非常明显，在我国还未承认公益诉讼的情况下，原告范围具有不确定性。三是证据提供难。环境污染的分担规则为举证责任倒置，但相邻关系污染是否同样适用。加害人举证能力有限，就免责事由及不存在因果关系提供证据可操作性不强。

第二篇：拆迁引发农村宅基地纠纷的解决与预防

拆迁引发农村宅基地纠纷的解决与预防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地加快，农村拆迁工作的总量以及因拆迁引发的民间纠纷也在不断增加。以南邵镇为例，自2006年正式开始拆迁以来，共拆迁了1470多户民宅，涉及5890名被拆迁人，因此引发的各类纠纷达122件，占到了拆迁总量的8.3%。这些纠纷如果不能妥善解决，将直接影响拆迁工作进度和社会和谐发展。现就南邵镇近年来在民宅拆迁工作中遇到的纠纷和问题浅析如下：

一、纠纷的分类

因拆迁产生的纠纷，大致分为邻里纠纷和家庭纠纷两大类。按纠纷发生的时间，又可分为：拆迁前纠纷、拆迁中纠纷、拆迁后纠纷。主要集中在宅基地相邻关系纠纷、宅基地买卖纠纷、离异后男女双方的拆迁补偿分配纠纷、宅基地财产分割纠纷与继承纠纷、拆迁后回迁楼分配纠纷等问题上。

二、纠纷的分析

1、宅基地使用权纠纷，主要发生在邻里之间。这类纠纷，又可分为邻里间的宅基地使用权纠纷和宅基地使用面积争议纠纷。邻里间的宅基地使用权纠纷产生原因有两种，一是通过继承自然院落而取得的，二是为了“抢阳”在每次建房时都擅自将自家宅基地向东扩一点点逐渐造成的。这两种纠纷的当事人多数都很难分清邻里双方的宅基地界限。一旦发生纠纷，常用语都是“老墙基一直就在××处”。宅基地使用面积争议纠纷的原因，多与程序有关：当初在办理《宅基地使用权证》或《建房批示》时，很多村民采取少报宅基地实际面积来规避宅基地面积的纳税政策，时任村干部的丈量人也存在估算尺寸的行为，结果就出现了许多《宅地地使用权证》上的标注面积往往小于实际使用面积的情况。当发生纠纷时，《宅地地使用权证》失去了证明作用。遇到拆迁时，纠纷当事人更是寸土不让、百般争辩。

2、宅基地买卖纠纷，基于出卖人的两种反悔理由：一种是卖方村民直接反悔宅基地及房屋的买卖行为，要求废止买卖合同；另一种是卖方间接反悔宅基地的买卖行为，声称只卖了房子没卖宅基地。遇到拆迁，出卖人反悔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索要宅基地补偿款。

3、离异后的男女双方拆迁补偿分配纠纷。症结是：离婚前，宅基地审批人只针对其中一人，诉讼或协议离婚时又只对房屋的分割和所有权进行了认定，宅基地因无法分割未作为离婚分割项。拆迁补偿时，同一块宅基地上的不同房屋所有权便产生了宅基地面积、主体、分割等各种分歧。

4、宅基地财产分割与继承纠纷，多由于历史和传统原因造成：首先，按农村的风俗习惯，除一个子女与父母同住父母的宅基地外，其他符合宅基地审批条件的子女都由父母为其申请宅基地建房。遇到拆迁时，与父母同住子女会因“没有”宅基地而感到吃亏，其他已有宅基地的子女为了再从面积较大的老宅基地里“分羹”，也会以种种理由引发纠纷。其次，与父母同住的子女在翻建房屋时，都会将《宅地地使用权证》上父母的名字更换成自己的名字，因此当父母的老房屋灭失后，其他儿女就趁拆迁补偿之机回来要求继承或分割父母的财产。

5、拆迁后的回迁楼分配纠纷。货币补偿与回迁楼安置的拆迁政策，是按被拆迁户的户内人口情况购置回迁安置房，与父母共同生活的子女，可与父母合并购房。但由于当事人往往只考虑合并购房的面积、间数、套数，而忽略了父母与同住子女在合并购房的补偿款投入比例，就为合并购房后产生家庭内部纠纷埋下了极大的隐患。

三、存在不足

拆迁工作中出现的各类矛盾纠纷，暴露了基层工作存在的许多不足之处。包括：

1、村级调解组织的防范意识差。三年一届的任期制，使许多村干部为了不得罪“乡里乡亲”的村民们，都采取了不做调解笔录、不做《调解协议》、不留调解档案，为防止同类纠纷的反复留下了后遗症。

2、调解工作不到位。在许多地方，拆迁工作的开始也意味着矛盾纠纷的抬头，使调解工作处于被动应付、调结难的困境。

3、调解力量单薄。当拆迁补偿纠纷像潮水般涌来时，村级调解组织由于知识、能力、地位等方面的差异，基本处于“消息树”的地位，很难发挥“第一道防线”的作用；镇（街道）级调解组织则由于人员、精力、时间的制约，被拖入能调不能防的战局，应接不暇。

四、拆迁纠纷的预防与解决

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通过分析问题的特点和规律，找到问题的根源，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提早预防与解决。根据南邵镇拆迁纠纷的特点，宜采取以下几点预防与解决的方法。

一是加大相关法律的宣传力度，不仅宣传拆迁的政策、法律知识，还要宣传《婚姻法》、《继承法》、《人民调解法》以及《土地管理法》、《合同法》等部门法的知识，提高村民的知法守法意识，提早预防各类纠纷的出现。

二是在拆迁工作中，吸收律师、法律服务工作者、公益法律服务工作人员以及相关部门人员，组成调解顾问团，或建立镇级以上纠纷调解机制，弥补村级调解组织力量不足的缺陷，落实以调促拆、已拆促和、以和促稳的工作方针。

三是根据工作实际情况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适用“调解优先”原则，将“纠纷——调解——补偿”挂钩做为一项最基本的拆迁政策，便于纠纷的化解与解决。在城市化进程中，如何从根本上解决由于拆迁给农民带来的种种矛盾和问题，也许是个长期性的话题。只有真正做到防患于未然，才能让农民切身感受到城市发展的幸福。

（昌平区南邵司法所 朱志杰）

北京调解2011年第10期（总第79期）北京市司法局内部刊物 北京市司法局基层工作指导处 2011年9月30日

第三篇：关于农村家庭矛盾纠纷引发不安定因素的调研报告（xiexiebang推荐）

关于农村家庭矛盾纠纷引发不安定因素的调 研 报 告

当前，我国广大农村正处于重大变革时期，各种社会矛盾凸显，刑事案件高发，其中因家庭矛盾纠纷引发的不安定因素逐年增多，有的导致群体性事件甚至形成命案，影响了农村地区的和谐稳定，此种现象不得不引起我们的认真分析和思考。

一、农村各种家庭矛盾纠纷现象

（一）宅基地纠纷

我国人口出生高峰期在上世纪60年代，农村家庭中，他们的子女目前均处于成家立业的关键时期，“娶媳妇、住新房”是必备条件之一，由于当前国家土地政策对农村宅基地要求甚严，所以宅基地矛盾不可避免地摆在他们面前，上一代的恩怨便转接到下一代身上。为争一处先辈遗留的宅基地，轻者争吵，重者双方纠集亲友大打出手，到头来两败俱伤，得不偿失。

（二）承包地纠纷

上世纪80年代农村实行土地承包制以来，因 《农村土地承包法》明确规定30年内土地调整政策不变，20多年来，农村增减的人口承包地问题成为制约农村工作的瓶颈，有的一家几口仅靠一人的承包地维持生活。部分村干部为了收取承包费，宁愿把闲置富余的土地承包出去也不愿分到农户，导致承包地紧张，加上近年来免征农业税、发放粮食补贴等一系列惠农政策的出台，承包地成为农民的一项主要收入。年迈的父母在给孩子分家时将自己的承包地分给了儿女，但仅局

限在以家庭为单位的自主划分。于是因争地边、田间地头植树、浇地排水等问题不断引发家庭之间的承包地纠纷，日积月累，积怨越来越深。

（三）家庭赡养问题

现阶段我国大部分农村地区的养老模式主要靠子女赡养，老人上了年纪以后便将自已的承包地平均分配给子女，由子女每月均摊相对固定的费用维持生活。但近年来因为赡养问题引起的家庭纠纷呈上升趋势，一方面是儿女不孝，拒不支付老人的赡养费用，另一方面是老人在对待儿女态度问题上亲疏不一，致使儿女有抵触情绪，久而久之，两代人之间结怨较深，矛盾便难以调和。

（四）婚姻纠纷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众多农村青年拥入城市打工谋生，青年男女在工作中建立恋爱关系后，未婚同居、未婚先孕现象突出，由于地区经济条件的差异和双方了解程度不够，最终往往导致感情破裂引起婚姻纠纷，双方情同仇人，大打出手。有的因为彩礼问题和婚后夫妻关系、婆媳关系、妯娌关系相处问题引起纠纷，双方互不相让，导致矛盾升级，发展成治安案件或刑事案件。

（五）其他纠纷

此外，因家庭琐事引起的矛盾纠纷也愈来愈多，某村一户村民婆媳之间长期不和，多次发生吵骂，后来发展到因为一口锅的使用问题引起打架，儿媳用铝锅将公公头部砸伤，公公用木棍将儿媳胳膊打伤。

二、家庭矛盾纠纷形成的原因浅析

（一）亲情缺失

中华民族自古崇尚 “礼义孝悌廉”、“百孝顺为先”、“以和为贵”、“家和万事兴”„„近年来，随着社会的不断变革，“金钱至上”、“唯利是图”成为某些人追求的目标，从而导致人生失去方向，心理扭曲，亲情缺失，为一尺之地、一言之间、一己之利、一念之差丧失天良，道德沦丧，视亲人如仇人，难免贻笑社会。

（二）素质偏低

农村家庭矛盾纠纷的当事人大多文化程度低、法律意识差，相当一部分属于文盲(或半文盲)、法盲，他们往往不懂政策，不讲法律，无视道德，言语粗鲁，行事鲁莽，蛮不讲理，我行我素，不计后果。现阶段农村家庭大致有三种发展趋向，一种属于家庭和睦，儿女成才，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创业奋斗事业有成之后，逐渐融入城市群体；另一种属于儿女没有读书的天分，或因家庭贫困，或因轻视教育，而早早辍学外出打工，养家糊口；第三种属于游手好闲、好吃懒做，守着2亩薄地混日子，饿不死，撑不着，致富无门，人生无光。而家庭矛盾纠纷大多因第三种情况形成。

（三）调处不力

近年来，农村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机制不断加强和完善，对于农村地区的和谐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家庭之间的矛盾纠纷有其复杂性和特殊性，所谓复杂性是涉及的问题往往比较棘手，时间长，遗留问题多，所谓特殊性是指双方的特殊关系导致村干部无从下手，因而推委、拖延，很容易形成矛盾升级。

三、解决农村家庭矛盾纠纷的对策

（一）提高农民群众的综合素质是根本

近年来，各种普法宣传深入村庄农户，深入群众家中，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解群众之所忧、排群众之所难，做到抓早、抓小、抓苗头，使很多矛盾纠纷消除于萌芽状态，为农村地区的和谐稳定起到积极作用。政府部门开展的新农村建设活动，评选 “五好家庭”、“十佳农户”、“好婆婆”、“好媳妇”等活动，提高广大农民群众的综合素质，大大减少和消除了农村家庭矛盾纠纷。

（二）加大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力度是关键

家庭矛盾纠纷一般因琐事而起，或因历史遗留问题积聚而成，因此，在矛盾纠纷形成之初，基层治保民调组织要加大排查调处力度，一是要做到信息畅通，及时发现苗头，这就要求我们的村干部和乡干部对村情民意了如指掌，真正成为群众的知心人；二是要做到及时化解，通过法制学习、亲情感化、说服教育等多种渠道将问题解决在萌芽，将矛盾化解于无形。

排查调解处理家庭矛盾纠纷要掌握四字口诀，即 “早”、“快”、“细”、“实”，“早”即发现早，“快”即介入快，“细”即分析问题细，“实”即解决问题实。解决问题和化解矛盾要做到 “五心”，即 “耐心、交心、诚心、公心、尽心”，所谓 “耐心”就是要耐心听取双方的倾诉，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家务纠纷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日积月累形成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只有具备一定的耐心，你才有可能坐下来听他们唠叨几个小时

讲以前的琐碎小事，也才能真正吃透矛盾纠纷形成的原因及过程，从而对症下药，解决问题。所谓 “交心”就是和当事人交心，只有把你当做知心朋友，他才会向你倾诉委屈，所以取得当事人的信任就是成功的开端。所谓 “诚心”就是胸怀群众，心系民生，诚心诚意为群众排忧解难。所谓 “公心”，就是，不掺杂任何私心杂念，是非曲直，秉公论断，让当事人心服口服。所谓 “尽心”，就是忠实履行职责，尽心尽责，牢固树立 “群众利益无小事”的观念，问题不解决不罢休。

（三）依靠政策、遵循法律是保证

家庭矛盾纠纷大多涉及到政策和法律，乡村两级干部必须熟悉国家政策，精通法律法规，才能在纠纷调处中游刃有余。近年来大量出现的宅基地和承包地纠纷中，都涉及很强的政策和法律问题，必须在当地党委、政府的统一协调下，联合土地、司法、民政等部门共同解决，充分发挥基层民调组织和综合治理的作用，必要时引导当事人通过诉讼解决问题，不失为一条化解纠纷的有效途径。

关于农村家庭矛盾纠纷引发不安定因素的调研报告

第四篇：免交农业税后可能引发的农村争地纠纷应引起高度关注

全额取消农村农业税是省、市为减轻农民负担的重要举措。对此，广大种田农户从内心感谢党和政府一心为民、富民利民这一好政策，进一步激发了农民种田的积极性。但一些客观因素的存在可能会引发出新的争地要地纠纷，也应引起高度重视。据对我市部分村镇的初步调查，由于1981年第一轮土地承包政策规定，承包人的责任田30年不变。20多年因生老病死、婚嫁迁移等诸多自然因素，逐渐形成了一些农户人多地少、地多人少，甚至出现空挂户的现象。当时土地承包政策还规定，承包的土地如需调整，必须经本组2/3的农户同意，然而人多地少的农户始终达不到2/3，调整土地的愿望无法落实。这期间，虽然地少的农户坚持要地，但由于多承包土地多交农业税实际收益并不多，地少的农户心理上尚能平衡，矛盾虽有，但不突出。免交农业税政策出台后，新的争地矛盾逐渐凸显，并有扩大趋势，主要表现有四种形式：一是地少或缺地的农户争要责任田的要求更加强烈，地多的农户依政策更不愿意放弃责任田，由此引发的农户与农户之间、农户家庭内部之间的纠纷日渐增多；二是由集体依法转包给外来人口或当地种植大户的原农户抛荒地或闲置边角地，农户要求重新拥有承包权，由此引发农户与集体之间、农户与外来人员或当地承包种植户之间的矛盾纠纷；三是对原农户二次转包租种地，发包方要求中止原转包协议或补偿因免交农业税后增加的收入，由此发包方与承租方产生矛盾纠纷；四是部分村民还要求对农转非人口的原责任田进行流转承包，也引发了新的矛盾。据了解，上述几类矛盾在我市部分村镇有的已相对突出，并有群众因而多次集体上访到镇村，外地甚至还出现因矛盾激化而导致过激行为发生，成为影响当地社会稳定的一种潜在隐患。

第五篇：上诉人濮阳市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孟轲信用社与被上诉人陈巧财产侵权纠纷一案

上诉人濮阳市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孟轲信用社与被上诉

人陈巧财产侵权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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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濮中法民三终字第188号

民事判决书

上诉人（原审被告）濮阳市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孟轲信用社。

负责人宋洪志，该社主任。

委托代理人薛峰，该社法律顾问。

委托代理人常素芹，该社职工。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巧，女。

委托代理人梁维敏，女，1956年12月30日出生。

原审被告翟迷粉（又名翟迷芬），女，1963年2月28日出生。

上诉人濮阳市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孟轲信用社（以下简称孟轲信用社）因与被上诉人陈巧财产侵权纠纷一案，不服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2005）华法民初字第5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陈巧于1998年将80000元交给翟迷粉，翟迷粉收到存款后给陈巧出具了存单，并付贴息1000元，陈巧实际存款79000元。该笔存款到期后，翟迷粉将存款利息付给梁维青，梁维青又将该笔存款转存。至2002年12月28日，在梁维青家中，翟迷粉为陈巧出具了一份加盖有濮阳市市区农村信用联合社孟轲集储蓄代办站公章的存单，上面载明：户名陈巧，存入人民币80000元，期限一年，2003年12月28日到期，年息1厘98。存款到期后，陈巧持以上存单到孟轲信用社取款时，孟轲信用社以存单虚假为由拒付。

原审法院另查明，2004年6月2日梁维青以翟迷粉诈骗为由向中原油田公安处经侦支队报案。中原油田公安处接到报案后，分别对翟迷粉、梁维青等人进行了调查询问，并立案侦查。后经法院审理作出（2004）华区刑初字第281号刑事判决书，该判决认定：1994年4月至1998年9月，翟迷粉系濮阳市市区孟轲农村信用合作社代办员，1998年9月被孟轲信用社辞退。该刑事判决书认为翟迷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伪造的银行存单，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侵犯了国家正常的金融管理秩序和公私财产所有权，已犯有金融凭证诈骗罪。“徐进宝”经公安机关侦查未有此人。空白存单上加盖的“濮阳市市区农村信用联合社孟轲集储蓄代办站”的公章是翟迷粉私刻的。翟迷粉犯金融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现在河南省女子监狱服刑。在侦查过程中，经濮阳市公安局鉴定，翟迷粉为陈巧出具的存单，均与孟轲信用社使用的票据样本是同版印刷，是真票据。对于该存单的来源，翟迷粉坚称是“徐进宝”给的，具体来源其不清楚。

原审法院认为，存单纠纷案件应审查存单的真实性和存款关系的真实性。根据发生法律效力的（2004）华区刑初字第281号刑事判决书和（2005）濮中刑二终字第9号刑事裁定书，可以认定本案所涉存单系翟迷粉伪造。陈巧持有的存单是梁维青与翟迷粉在梁维青家办理的，而不是在孟轲信用社储蓄柜台办理的，当时已扣除贴息，陈巧实际交给翟迷粉79000元，且在办理涉案存单时，翟迷粉早已经被孟轲信用社辞退，故陈巧与孟轲信用社之间并无真实的存款关系。翟迷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伪造的存单，骗取了陈巧的存款，依法应承担偿还责任；本案所涉存单与孟轲信用社使用的存单系同版印刷，翟迷粉曾是该信用社职工，孟轲信用社在存单凭证管理上存在重大过失，对陈巧存款被骗负有过错，故孟轲信用社对陈巧的存款损失应承担赔偿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一百一十七条的规定，原审法院判决：“

一、被告翟迷粉支付原告陈巧存款79000元及利息1564.2元（按存单载明的年息1厘98计算

一年），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付清。

二、被告濮阳市市区孟轲农村信用合作社对翟迷粉不能清偿原告陈巧的部分承担赔偿责任。

三、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能按本判决确定的数额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960元，邮寄送达费150元，由被告翟迷粉负担”。

孟轲信用社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原审法院既认定陈巧与孟轲信用社并无真实存款关系，孟轲信用社就不负有清偿义务；翟迷粉使用伪造的存单，骗取陈巧的存款，孟轲信用社对其诈骗行为自始不知情，对陈巧的损失不应负赔偿责任；本案所涉存单与孟轲信用社使用的存单虽系同版印刷，但该存单并非孟轲信用社专属使用，而是河南省农村金融系统统一使用的存单，因此，不能推定孟轲信用社在存单凭证管理上存在重大过失。且提交的1998年濮阳市市区农村信用联社存单领取记录中，孟轲信用社领取的存单不包括涉案存单。所以，孟轲信用社不存在任何过错，对陈巧的存款损失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请求依法改判。

陈巧辩称，其与孟轲信用社之间的存款关系是真实的。经鉴定，涉案存单与孟轲信用社使用的存单是同版印刷的真票据，虽然因加盖了翟迷粉私刻的公章而存在瑕疵，但翟迷粉是孟轲信用社的职工，以前经办存款手续，从没有出过问题。翟迷粉在孟轲信用社上班，使用的应该是孟轲信用社的存单。翟迷粉自称于1998年下岗，但这一说法没有事实根据，翟迷粉也从来没有告诉过陈巧这件事。其次，从心理上陈巧认为自己是和孟轲信用社建立存款关系，而不是和翟迷粉个人建立存款关系，否则翟迷粉就不需要给陈巧开具孟轲信用社的存单了。陈巧已交付了存单上记载的款项，至于翟迷粉是否向孟轲信用社缴纳并不影响存款关系的真实性。孟轲信用社至今也没有提供存款关系不真实的证据。请求驳回孟轲信用社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审判决。

二审经审理查明，孟轲信用社提交三张农村信用社存单，其中，濮阳县农村信用社的两张分别为1993年、1994年，清丰县农村信用社的存单一张，为1994年，以证明濮阳市其他农村金融系统曾使用过类似存单。孟轲信用社又提交了1998年濮阳市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存单领取记录，证明该领取存单的记录中不包括涉案存单。经审查，在1998年濮阳市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重要空白凭证领取记录中，显示均以“千份”为单位领取存单。濮阳市公安局濮公文检字（2004）第05号刑事技术鉴定书载明，孟轲信用社使用的样本存单编号NO.1060244、NO.1060384、NO.1060382与本案所涉存单编号NO.1060914，均在NO.1060001与NO.1061000“千份”存单之间。在翟迷粉工作期间，孟轲信用社的办公地点变迁，由原址孟轲集代办站的办公地点迁至茂名路新办公地点。搬迁后，翟迷粉调至孟轲集代办站工作约有半年时间。据翟迷粉陈述，搬迁期间票据管理松散。

二审另查明，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濮阳监管分局2008年11月18日濮银监复[2008]79号文件，濮阳市市区孟轲农村信用合作社名称变更为濮阳市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孟轲信用社。

其他事实与原审查明相同。

本院认为，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他人财产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原审判决孟轲信用社承担补充清偿责任，是因为孟轲信用社在存单凭证管理上存在重大过失，对陈巧存款被骗负有过错，而并非因为陈巧与孟轲信用社之间的存款关系。本案所涉存单与孟轲信用社使用的存单系同版印刷，是真票据，涉案存单编号NO.1060914与孟轲信用社使用的样本存单编号NO.1060244、NO.1060384、NO.1060382均在NO.1060001与NO.1061000 “千份”之间，符合孟轲信用社以“千份”为单位的存单领取习惯，涉案存单与孟轲信用社联系紧密、直接；翟迷粉曾是孟轲信用社职工，工作期间，孟轲信用社的办公地点历经变迁，据翟迷粉陈述，搬迁期间票据管理松散；据此应当推定翟迷粉所持有的存单系从孟轲信用社流失，原审认定孟轲信用社在存单凭证管理上存在重大过失并无不当。孟轲信用社主张涉案存

单类型并非孟轲信用社专属使用，而是河南省农村金融系统统一使用，不能据此推定孟轲信用社在存单凭证管理上存在重大过失，因孟轲信用社虽提供了其他农村金融机构的相似存单，但该证据存单并未经专业鉴定机构鉴定，不能认定是与涉案存单同版印刷，和涉案存单无关联性，且孟轲信用社也不能证明其他金融机构有存单流失的情形，故对其意见不予支持。孟轲信用社主张其在存单凭证管理中无任何过错，因其在指定期限内只提供了本单位1998年存单领取记录，并未提供1994至1998年翟迷粉工作期间的全部领取记录，无法证明涉案存单并非出自本社，应由孟轲信用社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综上，孟轲信用社在存单凭证管理上存在重大过失，对陈巧存款被骗负有过错，故孟轲信用社对陈巧的存款损失应承担赔偿责任。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 2960元，由濮阳市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孟轲信用社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王国选

代理审判员赵洪波

代理审判员冯利强

二○○九年八月十八日

书记员刘慧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