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放开现行计生政策的可行性——基于江苏省不同政策群体生育理想、生育意愿的调查

第一篇：中国放开现行计生政策的可行性——基于江苏省不同政策群体生育理想、生育意愿的调查

中国放开现行计生政策的可行性——基于江苏省不同政策群体生育理想、生育意愿的调查

作者/李建新李娜

内容摘要借助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和江苏省人口计划生育委员会在江苏省联合实施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研究”跟踪调查数据，运用BinaryLogistic回归模型对不同政策人群生育理想、生育意愿问题进行分析，当纳入代际、教育程度和收入等社会经济地位变量后发现，不同政策人群在理想生育子女数上，无政策人群更有可能多生，但在意愿子女数上并无显著差异。据此提出可适当进一步放开现行计生政策的建议。

关键词计生政策理想子女数意愿子女数政策建议

作者1李建新，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2李娜，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北京：100871）

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目前已处于相当低的生育水平，是发展中国家中最低的生育水平。持续走低的人口态势使得生育政策及其调整问题，成为政府和学者关注的焦点。近年来，随着各地80后独生子女一代逐次进入婚育期，全国各省、市、自治区规定的“双独”放宽二胎生育政策也开始自动生效。这样一来，一方面，按照各地计划生育条例规定，进入婚育年龄的独生子女，他们拥有政策赋予生育两个孩子的权利；另一方面，各地还有许多不满足此条件的年轻夫妇不能生育二孩。那么，在这些拥有不同计划生育政策权利的人群中，其生育观念与生育意愿是否会存在着显著差别？与只拥有一孩政策的人群相比，拥有二孩政策人群的生育意愿如生育子女数，是否因为政策宽松而会需要更多？这些问题的研究回答势必有利于计划生育政策调整和完善。本文借助2010年江苏省计生委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在江苏省六县市合作开展的跟踪调查数据，对不同政策人群的生育理想、生育意愿进行比较研究。

一

生育意愿是影响生育行为的观念、态度或看法，它通常包含三个维度：意愿子女数、意愿子女性别、意愿生育时间。就生育意愿如何影响生育行为，美国学者Miller和pasta曾提出，生育动机、态度、欲望等观念通过影响生育意愿来决定最终的生育行为。而从观念到行为存在一个顺序：生育动机——生育意愿——生育打算——生育行为——生育率。Hagewen和Morgan在系统梳理了欧盟15国和美国1995—2000年间的生育态度及生育水平研究之后，确立了理想孩子数、意愿孩子数、实际生育等不同的概念，研究发现这些国家的理想子女数大于意愿孩子数，意愿孩子数又大于实际生育数。而国内关于生育意愿的研究方面，不少学者并不区分理想子女数与意愿子女数，多数情况下将二者混同。当然，近年来，也有一些国内学者研究指出，从调查数据上看，理想子女数与意愿子女数虽高度相关，但并不相同。理想子女数比较稳定，而意愿生育更为接近现实，更容易受到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这一结论与国外研究较为相似。

对生育水平和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的研究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的热点，西方学者大致关注以下四个影响因素：经济因素、社会因素、人口学因素和生物学因素。由于中国与西方的显著差异在于中国特殊的计划生育政策，因此中国学者吸收西方理论成果并结合中国本土问题提出：社会经济因素和国家生育政策是影响我国人口生育行为、生育水平的两个重要变量。而关于影响生育意愿因素的研究，国内大都围绕社会经济因素、人口因素等变量进行，具体而言，有的关注城乡二元格局下不同户籍人群的生育意愿分析，有的关注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转变，有的关注不同代际间生育意愿分析等。随着近年来计生政策对符合条件部分人群有所放开，不同政策人群的生育意愿也开始受到学者的关注。

然而，迄今为止，由于过去调查数据所限，真正涉及到不同政策人群如“双独夫妇”家庭的生育意愿的比较研究十分有限。马小红依据对北京“双独夫妇”生育意愿的调查数据，分析得出了“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已广泛深入人心，少生优生已同化为首都广大青年一代的自觉意识”的结论。风笑天则利用2008年北京、上海、南京、武汉、成都五大中心城市已婚青年的抽样调查数据，对“双独夫妇”(xiexiebang.com　www.xiexiebang.com)的二孩生育意愿进行描述分析，结果表明超过60%的“双独夫妇”只希望生育一个孩子，希望生育二孩的“双独夫妇”在30%—40%之间，且他们的生育意愿与非双独夫妇之间不存在明显差别。

与以往研究不同，本研究拟沿用西方学者生育观念、态度的定义，将生育子女数动机和态度分解为理想子女数和意愿子女数，理想子女数与意愿子女数不同，一般认为，意愿子女数更接近实际生育水平。并分别在这两个方面对不同政策人群的生育观念进行比较研究，这也是从远离到接近实际生育行为的研究路径。同时，本研究在基础数据上也与以往研究不同，使用数据源自于2010年11月江苏省人口计划生育委员会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在江苏省六县市联合实施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研究”调查，样本规模较大，且涵盖城镇乡不同户籍人口。此外，本研究不仅仅局限于“双独夫妇”生育意愿的描述分析，更尝试对拥有不同计划生育政策人群的生育意愿进行比较研究，进一步探究影响因素，并试图揭示差异背后的作用机制。

二

“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研究”调查的被访对象为进入育龄期妇女（出生于1966年1月1日至1991年12月31日的有本县户籍的已婚或未婚妇女），调查问题分为社区和个人两份问卷，其中个人问卷包括“个人与家庭基本状况”、“丈夫及其家庭基本情况（针对初婚有偶和再婚有偶妇女）”、“怀孕与生育状况（针对已婚妇女）”、“生育意愿及计划”、“家庭成员对生育决策的影响”五个部分。该调查涉及江苏省3个地级市（南通市、苏州市、盐城市），6个县级市（县），具体为张家港、太仓、海安、如东、东台、大丰，共获取16889份有效问卷资料，6个县市样本量基本上为3000个左右，分布较为均匀。出于研究需要，笔者分析时对某些变量数据缺失的样本进行了删除处理，经筛选后最终进入模型分析的样本为15150个。

研究模型中的因变量理想子女数通过“如果不考虑生育政策，您认为有几个孩子最为理想？”进行测量，数据结果显示：理想子女数为1个的占35.28%、为2个的占63.92%、为3个的占0.66%、为4个的占0.13%。另一因变量意愿子女数通过“你自己希望要几个孩子？”进行测量，结果显示：意愿子女数为1个的占58.84%、为2个的占40.93%、为3个的占0.19%、为4个的占0.04%。为了便于应用Logistic回归进行分析，对该变量进行重新编码转变为二分类变量，具体方式为把理想、意愿子女数为1个的分为一类，其他回答则统一合并为一类，这两类的区分主要就是理想或意愿子女数是“一孩”还是“二孩”的差别。

本研究主要关注点在于不同政策人群理想、意愿子女数的差异情况，故模型中主要自变量为拥有不同政策的人群，这一政策变量在实际调查中通过调查员根据被访者实际情况进行归类的方式测量。如在调查中就政策问题分为“未育，政策允许生一个”；“未育，政策允许生两个”；“已生育一个，政策允许生一个”；“已生育一个，政策允许生两个”；“已生育两个，政策允许生两个”；“第一个子女死亡，生育第二个”；“已生育两个孩子，超生”；“其他情况”八种情况。为了更好地揭示生育政策对其理想和意愿子女数的影响，笔者只选取了有可能生育二孩的两类已婚妇女，一是“已生育一个，政策允许生一个”，二是“已生育一个，政策允许生两个”，两类不同只在于是否拥有生育二孩的政策。

本研究除了纳入模型所关心的因变量和自变量外，还将代际（年龄）、户籍、教育程度、家庭年总收入纳入研究模型，这些变量主要是作为控制变量来揭示不同政策因素对生育观念、态度的净影响。模型变量的基本分布和变量分类编码如表1变量描述。另外，由于研究的关注点在于拥有不同生育政策的人群是否在理想子女数及意愿子女数上存在着差异，而因变量理想子女数和意愿子女数为选择一孩或二孩及以上的二分类变量，因此适宜采用Binary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为了分析不同生育政策人群的生育观念和态度差异的影响因素，则通过采用嵌套模型，依次将代际（年龄）、教育和收入等社会经济地位变量纳入模型，从而厘清不同因素如生育政策、社会经济等，对生育观念、态度的影响。

三

对于所有已经育有一孩有可能再生育第二孩的已婚妇女来说，她们的理想子女数和意愿子女数是不同的，调查数据显示，这部分妇女的理想子女数平均为1.66个，而意愿子女数平均为1.41个，都大于一孩的实际生育水平。在这里我们看到，江苏调查的数据基本反映出了发达国家从生育观念到生育实际的顺序，即理想子女数大于意愿子女数，意愿子女数大于实际生育子女数。从表2中列联分析可以看出，育有一孩但无生育二孩政策的已婚妇女的理想子女数量，二孩选项的比例略高于育有一孩且有生育二孩政策者，但这种差别统计检验并不显著。相反，在意愿子女数上，育有一孩但无二孩生育政策者低于有

第二篇：中国放开现行计生政策的可行性——基于江苏省不同政策群体生育理想、生育意愿的调查

中国放开现行计生政策的可行性——基于江苏省不同政策群体生育理想、生育意愿的调查

作者/李建新李娜

内容摘要借助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和江苏省人口计划生育委员会在江苏省联合实施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研究”跟踪调查数据，运用BinaryLogistic回归模型对不同政策人群生育理想、生育意愿问题进行分析，当纳入代际、教育程度和收入等社会经济地位变量后发现，不同政策人群在理想生育子女数上，无政策人群更有可能多生，但在意愿子女数上并无显著差异，中国放开现行计生政策的可行性——基于江苏省不同政策群体生育理想、生育意愿的调查。据此提出可适当进一步放开现行计生政策的建议。

关键词计生政策理想子女数意愿子女数政策建议

作者1李建新，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2李娜，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北京：100871）

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目前已处于相当低的生育水平，是发展中国家中最低的生育水平。持续走低的人口态势使得生育政策及其调整问题，成为政府和学者关注的焦点。近年来，随着各地80后独生子女一代逐次进入婚育期，全国各省、市、自治区规定的“双独”放宽二胎生育政策也开始自动生效。这样一来，一方面，按照各地计划生育条例规定，进入婚育年龄的独生子女，他们拥有政策赋予生育两个孩子的权利；另一方面，各地还有许多不满足此条件的年轻夫妇不能生育二孩。那么，在这些拥有不同计划生育政策权利的人群中，其生育观念与生育意愿是否会存在着显著差别？与只拥有一孩政策的人群相比，拥有二孩政策人群的生育意愿如生育子女数，是否因为政策宽松而会需要更多？这些问题的研究回答势必有利于计划生育政策调整和完善。本文借助2010年江苏省计生委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在江苏省六县市合作开展的跟踪调查数据，对不同政策人群的生育理想、生育意愿进行比较研究。

一

生育意愿是影响生育行为的观念、态度或看法，它通常包含三个维度：意愿子女数、意愿子女性别、意愿生育时间。就生育意愿如何影响生育行为，美国学者Miller和pasta曾提出，生育动机、态度、欲望等观念通过影响生育意愿来决定最终的生育行为。而从观念到行为存在一个顺序：生育动机——生育意愿——生育打算——生育行为——生育率。Hagewen和Morgan在系统梳理了欧盟15国和美国1995—2000年间的生育态度及生育水平研究之后，确立了理想孩子数、意愿孩子数、实际生育等不同的概念，研究发现这些国家的理想子女数大于意愿孩子数，意愿孩子数又大于实际生育数。而国内关于生育意愿的研究方面，不少学者并不区分理想子女数与意愿子女数，多数情况下将二者混同。当然，近年来，也有一些国内学者研究指出，从调查数据上看，理想子女数与意愿子女数虽高度相关，但并不相同。理想子女数比较稳定，而意愿生育更为接近现实，更容易受到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这一结论与国外研究较为相似。

对生育水平和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的研究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的热点，西方学者大致关注以下四个影响因素：经济因素、社会因素、人口学因素和生物学因素。由于中国与西方的显著差异在于中国特殊的计划生育政策，因此中国学者吸收西方理论成果并结合中国本土问题提出：社会经济因素和国家生育政策是影响我国人口生育行为、生育水平的两个重要变量。而关于影响生育意愿因素的研究，国内大都围绕社会经济因素、人口因素等变量进行，具体而言，有的关注城乡二元格局下不同户籍人群的生育意愿分析，有的关注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转变，有的关注不同代际间生育意愿分析等，调查报告《中国放开现行计生政策的可行性——基于江苏省不同政策群体生育理想、生育意愿的调查》。随着近年来计生政策对符合条件部分人群有所放开，不同政策人群的生育意愿也开始受到学者的关注。

然而，迄今为止，由于过去调查数据所限，真正涉及到不同政策人群如“双独夫妇”家庭的生育意愿的比较研究十分有限。马小红依据对北京“双独夫妇”生育意愿的调查数据，分析得出了“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已广泛深入人心，少生优生已同化为首都广大青年一代的自觉意识”的结论。风笑天则利用2008年北京、上海、南京、武汉、成都五大中心城市已婚青年的抽样调查数据，对“双独夫妇”(本网网　www.xiexiebang.com)的二孩生育意愿进行描述分析，结果表明超过60%的“双独夫妇”只希望生育一个孩子，希望生育二孩的“双独夫妇”在30%—40%之间，且他们的生育意愿与非双独夫妇之间不存在明显差别。

与以往研究不同，本研究拟沿用西方学者生育观念、态度的定义，将生育子女数动机和态度分解为理想子女数和意愿子女数，理想子女数与意愿子女数不同，一般认为，意愿子女数更接近实际生育水平。并分别在这两个方面对不同政策人群的生育观念进行比较研究，这也是从远离到接近实际生育行为的研究路径。同时，本研究在基础数据上也与以往研究不同，使用数据源自于2010年11月江苏省人口计划生育委员会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在江苏省六县市联合实施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研究”调查，样本规模较大，且涵盖城镇乡不同户籍人口。此外，本研究不仅仅局限于“双独夫妇”生育意愿的描述分析，更尝试对拥有不同计划生育政策人群的生育意愿进行比较研究，进一步探究影响因素，并试图揭示差异背后的作用机制。

二

“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研究”调查的被访对象为进入育龄期妇女（出生于1966年1月1日至1991年12月31日的有本县户籍的已婚或未婚妇女），调查问题分为社区和个人两份问卷，其中个人问卷包括“个人与家庭基本状况”、“丈夫及其家庭基本情况（针对初婚有偶和再婚有偶妇女）”、“怀孕与生育状况（针对已婚妇女）”、“生育意愿及计划”、“家庭成员对生育决策的影响”五个部分。该调查涉及江苏省3个地级市（南通市、苏州市、盐城市），6个县级市（县），具体为张家港、太仓、海安、如东、东台、大丰，共获取16889份有效问卷资料，6个县市样本量基本上为3000个左右，分布较为均匀。出于研究需要，笔者分析时对某些变量数据缺失的样本进行了删除处理，经筛选后最终进入模型分析的样本为15150个。

研究模型中的因变量理想子女数通过“如果不考虑生育政策，您认为有几个孩子最为理想？”进行测量，数据结果显示：理想子女数为1个的占35.28%、为2个的占63.92%、为3个的占0.66%、为4个的占0.13%。另一因变量意愿子女数通过“你自己希望要几个孩子？”进行测量，结果显示：意愿子女数为1个的占58.84%、为2个的占40.93%、为3个的占0.19%、为4个的占0.04%。为了便于应用Logistic回归进行分析，对该变量进行重新编码转变为二分类变量，具体方式为把理想、意愿子女数为1个的分为一类，其他回答则统一合并为一类，这两类的区分主要就是理想或意愿子女数是“一孩”还是“二孩”的差别。

本研究主要关注点在于不同政策人群理想、意愿子女数的差异情况，故模型中主要自变量为拥有不同政策的人群，这一政策变量在实际调查中通过调查员根据被访者实际情况进行归类的方式测量。如在调查中就政策问题分为“未育，政策允许生一个”；“未育，政策允许生两个”；“已生育一个，政策允许生一个”；“已生育一个，政策允许生两个”；“已生育两个，政策允许生两个”；“第一个子女死亡，生育第二个”；“已生育两个孩子，超生”；“其他情况”八种情况。为了更好地揭示生育政策对其理想和意愿子女数的影响，笔者只选取了有可能生育二孩的两类已婚妇女，一是“已生育一个，政策允许生一个”，二是“已生育一个，政策允许生两个”，两类不同只在于是否拥有生育二孩的政策。

本研究除了纳入模型所关心的因变量和自变量外，还将代际（年龄）、户籍、教育程度、家庭年总收入纳入研究模型，这些变量主要是作为控制变量来揭示不同政策因素对生育观念、态度的净影响。模型变量的基本分布和变量分类编码如表1变量描述。另外，由于研究的关注点在于拥有不同生育政策的人群是否在理想子女数及意愿子女数上存在着差异，而因变量理想子女数和意愿子女数为选择一孩或二孩及以上的二分类变量，因此适宜采用Binary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为了分析不同生育政策人群的生育观念和态度差异的影响因素，则通过采用嵌套模型，依次将代际（年龄）、教育和收入等社会经济地位变量纳入模型，从而厘清不同因素如生育政策、社会经济等，对生育观念、态度的影响。

三

对于所有已经育有一孩有可能再生育第二孩的已婚妇女来说，她们的理想子女数和意愿子女数是不同的，调查数据显示，这部分妇女的理想子女数平均为1.66个，而意愿子女数平均为1.41个，都大于一孩的实际生育水平。在这里我们看到，江苏调查的数据基本反映出了发达国家从生育观念到生育实际的顺序，即理想子女数大于意愿子女数，意愿子女数大于实际生育子女数。从表2中列联分析可以看出，育有一孩但无生育二孩政策的已婚妇女的理想子女数量，二孩选项的比例略高于育有一孩且有生育二孩政策者，但这种差别统计检验并不显著。相反，在意愿子女数上，育有一孩但无二孩生育政策者低于有

第三篇：“全面二孩”政策下居民生育意愿的调查分析

“全面二孩”政策下居民生育意愿的调查分析

摘 要 在社会聚焦“全面二孩”政策的背景下，笔者对南昌市居民生育意愿进行了调查分析。本文从生育意愿的三个维度出发，研究居民的生育意愿现状，得出南昌市居民生育意愿总体不高，但在不同个体特征下，居民生育意愿有所不同；同时对南昌市居民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重点分析，得出经济压力是居民不愿生二孩的最主要因素，怕子女孤单是居民生育二孩的最主要原因；并且对“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居民所担心问题进行分析，为政府之后推行新政提供建议，助力“全面二孩”政策在南昌市的推行。

关键词 生育意愿 “全面二孩”政策 居民

一、引言

（一）背景介绍

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初，提出计划生育政策，经过30多年的计划生育，中国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得到有效遏制，极大地缓解了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及人口素质的提高。但是人口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生育率持续低于更替水平，劳动力长期供给呈现短缺趋势，出生性别比失衡，这些导致家庭养老和抵御风险能力有所降低。为了适应已经变化了的人口形势，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我国在2013年全面实行“单独二孩”政策，但政策实施以来，反响未达到预期，效果不尽如人意。中央基于我国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对我国的人口政策进行调整和完善，继“单独二孩”政策后，提出“全面二孩”政策。2015年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后，二孩政策的影响成为社会关注焦点。而在计划生育政策下，南昌市的人口增?L得到了遏制，同时加之劳动力的输出，导致本市劳动力人口的缺失，无法满足产业转型和经济发展之需，深刻影响着南昌市的发展。2014年1月18日，江西省宣布正式实施“单独二孩”政策，成为全国第二个全面实施“单独二孩”新政的省份。与此同时，南昌二胎政策也同步实施，只要符合单独两孩政策条件的夫妇，可以根据各自家庭、年龄及健康等情况依法申请再生育一胎，但南昌市居民对政策的反响程度不高，多数人仍不愿生育二孩。

（二）选题意义

受我国生育政策的影响，南昌市的人口红利减少，影响南昌市经济的发展，同时南昌市人口老龄化也日益严重，老年人生活旅居问题也日益凸显，出现“银发危机”。并且一些社会问题也日益凸显，如失独家庭问题。通过对南昌市居民的生育意愿的调查研究，探究影响南昌市居民生育意愿的因素，以及在全面放开二孩背景下，南昌市居民生育意愿的变化，为政府实施政策提供相关的建议，助力政策的实施。

二、南昌市居民生育意愿现状

（一）生育数量

调查发现大多数家庭的理想子女数都是两个，理想子女数为3个、4个的占少数。随着父母收入水平的提高，孩子数量的成本（或价格）相对于孩子质量的成本（或价格）将变得更昂贵，家庭的实际负担就会加重，这时便会减少对孩子数量的需求，而增加对孩子质量的需求，逐渐形成孩子质量对数量的替代。

（二）生育性别

家庭收入对二孩性别的影响：养女孩成本较养男孩更低。虽然随着孩子教育与发展成本的提升，养孩成本较过去已大大提升，女性的地位也有一定的提升，家长的性别偏好也逐步得到改善。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男孩在成年娶妻生子所需要父母辈提供的大部分资本（包括房屋、车辆等彩礼）远远高于女方父母所提供的嫁妆，经济压力大。在大部分家庭中女孩所需的养育成本较低，提供给了家庭再生一个的经济能力，所以低收入家庭一般倾向于生女孩。同时大部分家庭都渴望生育二孩，性别偏好呈现女孩倾向，传统生育文化中的性别歧视现象明显改变，男孩女孩都一样的生育观蔚然成风。

（三）生育时间

大多数家庭都倾向于在未来1～4年内生育第二个孩子。在查阅文献的过程中，也有类似结果的出现，有相关的学者运用人口增长预测理论估测未来人口趋势变化，故根据以往的研究本文提出类似推论，南昌市在未来4年内会出现人口生育高峰，相关部门应做好应对措施。

三、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

（一）性别

在调查中，愿意生二孩的，57%为女性，43%为男性，表明女性比男性更想生二孩。预计接下来几年将会有较多的女性进入怀孕和哺乳期，对就业单位的岗位安排和绩效管理将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二）户籍情况

56.5%的南昌居民想生育二孩，25.6%的南昌居民在考虑中，其中想生育二胎的居民中56.5%为农业人口，43.5%是非农业人口。由于城市经济压力较农村大，生育二孩的成本高：农村抚养孩子的成本较城市大大降低，在经济能力支持的情况下，农村父母辈更有能力去抚养第二个孩子。农村父母辈有年龄与精力优势，因为农村父母辈早婚早育，更有精力与体力帮助子女去照顾孩子。在中国农村，不少年轻人外出打工，留下父母等长辈照顾孩子生活起居的情况十分普遍。所以更多的农村人口倾向于生育二孩。

（三）家庭结构

在双独家庭中，大部分家庭是愿意生育二孩或者是正在考虑中。在调查过程中，有不少双独家庭结构的父母提到在其成长的过程中出现了被视为特殊群体/自我意志薄弱等一系列问题，这也说明我国实行“全面二孩”政策是给独生子女家庭一个契机，让家庭生活更美好，这对社会的稳定起到一定作用。

（四）子女情况

现有子女年龄越小的父母越有意愿生育二孩，且愿意在近1～2年内生育二孩，其原因可能是现有子女年龄越小的父母其本身年龄也较小，生育能力及生育意愿更加强烈，子女年龄越大的父母年龄也越大，所面临的生育风险更大，生育概率较小。

子女现由自己以及父母带小孩的居民所占比例最高，且其中大多数居民的理想子女数为两个。请保姆带孩子的家庭的理想子女数则较少，因为请保姆帮忙照顾孩子会产生一定的经济成本，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家庭的理想子女数，而由父母或自己带小孩的居民可以节约一定的经济成本，且更加放心，所以理想子女数更多。

在未生与已育一子的居民中，对二孩意愿性别持无所谓观点所占比例较大，而已育一女的居民持无所谓的观点所占比例较低；已育一子的居民不愿生二孩所占比例相较于其他最高，其二孩意愿性别为女的比例相较于其他最高；已育一女的居民，二孩意愿性别偏好男，并且不愿生二孩及生女二孩的意愿较低。

（五）愿意生育二孩的原因分析

居民生育二孩主要是怕子女孤单、想儿女双全、减轻子女的养老压力。其中，抵御失独风险占到11%，这说明失独问题给相当一部分居民提出了警示甚至带来过严重伤害，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了较严重的影响。同时传宗接代的落后思想对南昌市居民二孩生育意愿影响较小，仅占1%，这说明南昌市在过去的发展中不仅是物质层面有所提高，精神层面也有较大提高，体现出南昌市居民的良好思想素质风貌。

（六）不愿意生育二孩的原因分析

居民不想生育二孩的影响因素主要是经济压力、顾虑到对第一个孩子的影响以及亲戚?^念的影响。此外，影响因素还包括生育周期长以及财产分配等新字眼，从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明南昌市虽发展比较落后，但接受了新思想的影响，如在访谈的过程中就有男性居民提到生育周期过长，不愿让妻子承受生育的痛苦，体现出社会对女性的关怀，同时财产分配这个问题的出现，也说明南昌市居民的经济观念发生了一些改变，更具现代化特点。

（七）居民生育二孩担忧因素分析

在居民担心的问题中，教育问题排在最前列，这反映出南昌市的教育水平有待提高，教育设施有待改善，同时也反映出南昌市居民对孩子个人素质的关注，重视孩子的个人发展。排在第二的是住房问题，南昌市作为我国中部较为发达的省会城市，其房价也是十分高的，为此居民不得不考虑到房价问题。其次，医疗问题以及母婴产品问题也比较突出，所占比重也较大，这也是符合南昌市的发展现状的。同时社会治安问题与交通问题也占有一定的比例，这反映出南昌市的社会治安治理需要更加系统和完善，也反映出南昌市修建地铁的合理性。

四、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经济原因是影响居民生育意愿的重要原因。对于影响我国居民生育意愿的经济原因，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来进行分析。一般而言，经济发展水平低导致营养水平和医疗条件差，婴幼儿死亡率高，这时为了实现意愿子女数，实际生育的子女数就必须超过意愿子女数。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婴幼儿死亡率大幅度下降，为补偿由于死亡而增加的生育数也会随之降低，从而减少生育子女数。个人或人群所从事的职业是以体力还是脑力劳动为主、收入水平及其对子女“成本―收益”关系的考虑，对其生育意愿有着重大影响。一般而言，以体力劳动为主的人或人群，由于人口数量多意味着劳动力多，男孩多意味着劳动力强，有利于开展生产、促进生活水平提高，所以意愿生育子女数较多，并且倾向于偏好男孩，对子女的素质要求不高。而以脑力劳动为主的人或人群，对子女的整体素质要求较高，对数量方面的要求不明显，表现出生育意愿上以质量替代数量的变化。

城市和农村是两个具有重要区别的文化实体，具有两种不同的文明形态。在城市文明的长期熏陶下，城市居民一般都具有较强的事业心和发展意识，结婚较晚，生育数量较少；农村文明则与传统农业社会相适应，农村居民保留着较多的传统婚育观念。城市和农村居民在生育目的、意愿生育子女数和意愿生育性别方面均存在明显差异。这种差异的存在说明，提高城市化水平可以降低农村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究其原因在于，农村流动人口的城市社会适应性，即农村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后，会不断地在工作方式、生活方式、社会交往、社会心理上做出种种调适，从而顺应自身所处的生存环境。在这个过程中，婚育观念也会相应地发生质的变化，自觉形成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生男生女一样好的观念。

子女数的多少与家庭养老的负担能力成正向关系，即多子女家庭的养老负担可以由多个子女平均分担，每个子女分担的养老负担相对低于少子女家庭，因此人们的意愿生育子女数较多；此外，子女多，还可降低因子女死亡或不孝而带来的养老风险。而当养老方式以社会养老为主时，父母在老年时对子女的经济依赖程度较低，对子女的要求主要在于满足老年人的精神需求，所以对老年人来说，子女的成就是主要的，子女数的多少则成为次要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讲，随着养老方式由以家庭为主向以社会为主的转变，人们的意愿生育数自然会趋于减少，子女性别对家庭和父母来说也会变得无关紧要，生育目的的私人性也将有所淡化。

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家庭类型也在发生变化，家庭规模趋于小型化，核心家庭所占比例逐渐增加。在大家庭中，年轻夫妻的生育意愿往往受老年人的影响；而在小家庭中，年轻夫妻在生育方面的自主性更大。另外，从养育子女的成本来看，大家庭的代际互助功能较强，老年人在退休后可以帮助照看孙子女，养育子女的成本较低，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人们的生育意愿；小家庭的代际互助功能被弱化，子女幼时必须送幼儿园和托儿所，从而增加了养育成本，减少了人们的意愿生育子女数。

（二）建议

经过调查研究，本文针对居民提出的问题，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教育。扩大公共教育资源，在未来五年内，要重点考虑学前教育发展的需求。近些年来，由于实施学前三年行动计划，特别是大力发展民办学前教育，入园难得到一定的缓解，但有质量保证的普惠性公办幼儿园数量仍明显不足。如果过分依靠民办资源办学前教育，会导致教育资源分配不均，使低收入家庭无法平等地享受教育。扩大学前公共资源，抑制学前教育价格，缓解中低收入家庭第二胎育儿压力，缓解社会矛盾。

第二，医疗。对现有儿科医疗资源进行优化整合，优化现有儿科医师配置和医疗设施，提高儿科医疗服务的效率和质量。我国绝大多数儿科医生集中在少数大医院和儿童专科医院，所以要鼓励儿童专科医院在基层医院、社区医院开设门诊部，或者向二级医院、社区医院输出品牌和管理，让优质儿科医疗资源下沉到基层。然后按照国家卫计委儿科医师转岗培训方案的要求，在现有执业医师中遴选、培养一批具有良好执业道德、扎实专业知识和临床技能的儿科医师，并形成执业医师转岗、补充儿科医师的常态机制。同时，应尽快改革儿科医学教育培养机制，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恢复儿科医学，在高校医学专业中加强儿科人才培养，为儿科医疗源源不断充实优秀人才。此外，通过减免学费、优先安排工作以及在职称评定、职务晋升给予政策倾斜和优惠，吸引优秀高中毕业生报考医学院儿科专业，鼓励“定向儿科医学生”毕业后从事儿科诊疗工作。

第三，住房。“全面二孩”政策提出以来，楼市迎来了又一个春天，有不少楼盘提出四户型的宣传噱头。笔者在调查过程中，发现住房问题是居民担心的又一个重要问题，房价的高涨使得相当一部分居民的生育意愿降低。为此南昌市政府应做好房价的调控，多开发建设经济性适用房，减轻因房价过高带来的影响。

第四，女性就业。由于女性的生育周期较长，使得女性就业难度加大，一些单位甚至出现了性别歧视，这非常不利于女性就业。同时这也使得相当一部分家庭，由于经济、工作的压力放弃生育二孩。因此，南昌市应出台相关的地方性法律保障育龄妇女的工作权利，减少女性就业难对生意意愿的影响。

第五，生育时间。根据笔者的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的居民都倾向于在未来的1～4年内生育二孩，所以全面二孩政策将会引起一定程度的出生人口堆积，加之南昌市人口聚集程度较高，且育龄妇女人数较多，出生堆积将会更明显。因此，建议政府要分步放开“全面二孩”政策，年纪偏大的育龄妇女优先，年纪偏小的随后。

第六，社会治安。由于国家全面放开二孩，接下来几年内，南昌市人口会迅速增加，社会治安会存在较大的隐患，所以南昌市要加强社会治安巡逻，保障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第七，经济发展。促进南昌市产业结构转型，推动经济良好有序发展，增添更多的就业机会，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减少居民在生育二孩中的经济压力，增强居民的生育意愿，促进社会的良好发展。

“全面二孩”政策的提出，是我国人口政策的一个里程碑，但政策的实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为此，我们需要考虑到方方面面，促进该政策在南昌市的良好实施，推动南昌市的发展。

（作者单位为南昌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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