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于自我革命是党最鲜明品格和最大优势[推荐5篇]

第一篇：勇于自我革命是党最鲜明品格和最大优势

勇于自我革命是党最鲜明品格和最大优势

提

要 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和最大的优势。党内政治文化，理应包括自我革命精神的政治文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什么是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为什么要进行自我革命，以及怎样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为新时代推进党的伟大自我革命提供了根本遵循。

新时代为什么要推进党的伟大自我革命 第一，这是由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特质决定的，也是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和鲜明品格。我们党之所以有自我革命的勇气，是因为我们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除了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只要我们党牢牢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牢牢坚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不断检视自己，不掩饰缺点，不文过饰非，坚决同一切弱化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危害党的肌体健康的现象作斗争，就一定能够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第二，这是总结我们党近百年历史经验得出的结论。纵观党的历史，无论是八七会议还是遵义会议，无论是延安整风运动还是真理标准大讨论，无不是党敢于进行自我革命的表现。党的十八大以后，我们提出全面从严治党，以敢于刀刃向内的勇气向党内顽瘴痼疾开刀，以一抓到底的钉钉子精神把管党治党要求落实落细，都贯穿着强烈的自我革命精神，体现了我们党自我革命的决心和意志。

第三，这是总结我国历史上政权兴衰更替得出的结论。回顾我国封建王朝兴衰更替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功成名就时做到居安思危、保持创业初期那种励精图治的精神状态不容易，执掌政权后做到节俭内敛、敬终如始不容易，承平时期严以治吏、防腐戒奢不容易，重大变革关头顺乎潮流、顺应民心不容易。”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我们要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作为全体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始终保持强烈的自我革命精神。

第四，这是从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和政党演变教训中得出的结论。苏共垮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自我革命精神，导致苏共后期理想信念动摇、特权现象盛行、干部腐化变质、最终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其实，只要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不出问题，社会主义国家就出不了大问题，而要做到执政党不出问题，关键就在于始终保持自我革命精神。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进行自我革命是推进新时代伟大社会革命的客观要求。一方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对我们党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挑战新要求。另一方面，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各种因素具有很强的危险性和破坏性，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将是长期的、复杂的，党面临的“四大危险”将是尖锐的、严峻的。这决定了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既要培元固本，也要开拓创新，既要把住关键重点，也要形成整体态势，特别是要发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

新时代怎样推进党的伟大自我革命 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锐利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我们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锐利思想武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推进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在推进新时代党的伟大自我革命中必须充分运用并不断发展。

要坚持问题导向，全面推进党的建设。在政治建设方面，要确保党的集中统一，净化政治生态，防范和化解政治风险。在思想建设方面，要坚持不懈加强理

论武装，不断增强全党同志党的意识、党员意识。在组织建设方面，要健全党的组织体系，增强各级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在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方面，要坚持不懈整治“四风”，多听取群众意见，自觉接受群众监督。

要在提高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上下功夫。这“四个自我”，既有破又有立，既有施药动刀的治病之法又有固本培元的强身之举。要在自我净化上下功夫，不断纯洁党的队伍，保证党的肌体健康。要在自我完善上下功夫，坚持补短板、强弱项、固根本，防源头、治苗头、打露头，堵塞制度漏洞，健全监督机制。要在自我革新上求突破，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通过革故鼎新不断开辟未来。要在自我提高上下功夫，加强党性锻炼和政治历练，不断提升政治境界、思想境界、道德境界，全面增强执政本领。

要在推进自我革命中发挥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共产党人的斗争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大方向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不动摇。领导干部要主动投身到各种斗争中去，在大是大非面前敢于亮剑，在矛盾冲突面前敢于迎难而上，在危机困难面前敢于挺身而出，在歪风邪气面前敢于坚决斗争，在复杂严峻的斗争中经风雨、见世面、壮筋骨。

要注意处理推进自我革命的若干重要关系。一是要坚持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解决党内问题相统一，广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敢于同一切弱化党的领导、动摇党的执政基础、违反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行为作斗争，但不能因为党内存在问题就削弱甚至否认党的领导，走到自断股肱、自毁长城的歪路上去。二是要坚持守正和创新相统一，坚守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初心使命不动摇，同时要以新的理念、思路、办法、手段解决好党内存在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三是要坚持严管和厚爱相统一，完善监督管理机制，捆住一些人乱作为的手脚，放开广大党员、干部担当作为、干事创业的手脚。四是要坚持组织推动和个人主动相统一，既要靠各级党组织严格要求、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又要靠广大党员、干部自觉行动，主动检视自我，不断增强政治免疫力。

要坚持以上率下，抓好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领导干部要以上率下，必须做到责任过硬，以钉钉子精神担当尽责，真正做到对历史和人民负责；必须做到能力过硬，不断掌握新知识、熟悉新领域、开拓新视野，全面提高领导能力和执政水平；必须做到作风过硬，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提升政治站位，在倾听人民呼声、虚心接受人民监督中自觉进行自我反省、自我批评、自我教育，在服务人民中不断完善自己，持之以恒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久久为功祛除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

第二篇：保持和发展党的最大政治优势

保持和发展党的最大政治优势

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０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指出，９０年来党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是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全党同志必须牢记，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脱离群众是我们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

总结历史经验，着眼于新的实际，如何才能巩固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避免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７日，记者就这个问题采访了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原副院长甄小英教授。

记者：应该如何理解讲话中提出的“最大政治优势”和“最大危险”？

甄小英：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由小到大，以弱胜强，不断取得胜利和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０周年，历经艰险，经久不衰，取得震撼世界的辉煌成就，最根本的原因有两条：一是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紧密结合，开创自己的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二是重视党的自身建设，建设了一个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始终得到人民群众拥护的党。

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既没有权，也缺少钱，但我们拥有的是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英勇奋斗、流血牺牲而赢得的民心。抗战时期，美国军事观察组来华考察后，得出一个结论：国民党占有着大片的土地，而共产党则占有大片的人心。我们正是发挥了密切联系群众、“得民心”的政治优势，才由占领大片的人心，转化为占有大片的土地，最终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也是由于充分发挥了我们密切联系群众的政治优势，才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

但是，这种政治优势是在为人民谋利益的实践中形成、巩固和发展的，不是与生俱来，也不能一劳永逸。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

因此，执政党必须高度重视保持自己的政治优势，并不断提升自己的政治优势。否则，党最大的政治优势会逐步流失，流失到一定程度，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鱼水关系就可能会变为油水关系、水火关系。历史一再警示，任何政党，无论曾经为国家和人民作出过多么大的牺牲和贡献，一旦丧失民心，都逃脱不了被人民抛弃的命运，这是一条铁律。

记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保持党的最大政治优势面临什么样的挑战？ 甄小英：提高党的建设的科学化水平，最主要的是按规律办事。执政６０多年，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遇到过挫折，也出现过失误，包括发生过“文化大革命”那样严重的错误，使党群关系受到创伤。

但是，共产党自己纠正了错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领导人民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民群众对共产党由衷地信任、拥护和支持，是党群关系的主线、主流，也是共产党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创建更大辉煌的基础和底气。

不过，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对于长期执政的党来讲，始终保持和不断发展党的最大政治优势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归结起来，主要是来自两方面的挑战。一是来自党肩负的执政使命的挑战。未来十年的发展，是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的发展；是提高经济质量，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大力加强社会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快速发展；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迈上一个大台阶，实现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重大转变的快速发展。从世界一些国家工业化的进程看，在达到人均ＧＤＰ４０００美元以后，往往进入发展的瓶颈期和高风险期。一些国家在这一阶段出现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环境污染严重、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凸现、维稳成本升高等问题，我国也开始出现。

二是来自党自身建设的挑战。建设好一个拥有８０００多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实属不易，特别是在市场经济、全方位开放以及空前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下，执政党的党员干部面临太多的诱惑和陷阱，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以及法制还不够完善，使权力寻租、公权谋私、贪污受贿、买官卖官、与民争利等消极腐败现象，有一定滋生蔓延的土壤条件。

记者：面对这些挑战，应该如何保持和不断发展党的最大政治优势？

甄小英：要成功应对这两方面的挑战，首先，必须始终坚持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解决实际问题，搞形式主义，摆花架子，为维稳而维稳，迟早会不稳。因此，要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尊重人民首创精神，拜人民为师，问政于民。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保障人民的权利。真正把人民群众当成自己的亲人，认真贯彻群众路线，实现工作重心下移，真诚听取群众的呼声，解决好群众的困难和群众反映的实际问题。要克服精神懈怠、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不正之风。

第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改革开放，要继续系统地、整体性地推进改革。既要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大力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建设高效廉洁的服务型政府；着力推进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大力提高社会管理和服务能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同时，也必须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要坚持科学发展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加强社会保障和改善民生。

第三，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不断实现党的自我更新，自我完善。当前特别要注意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进一步转变思想观念，从为民作主，真正转变到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要创新基层党的组织形式，扩大党组织的覆盖面，为密切联系群众、服务群众提供组织保障；要创新基层党组织的运行机制、工作方式方法及基层社会治理方式，用民主的方法、服务的办法组织群众，凝聚人心；要加强反腐倡廉建设，树立清正廉洁形象，这是得到人民群众拥护的基本条件。

只要我们党始终与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始终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我们就能够在９０年辉煌成就的基础上，创造更大的辉煌！

第三篇：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毛泽东确立的最根本的建军原则和建军制度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毛泽东确立的最根本的建军原则和建军制度。今天，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被喻为永远不变的“军魂”，之所以会如此，从实践上看，它是人民解放军发展壮大的成功经验；从毛泽东构建这一原则和制度的过程上看，它更是一条留给我们的重要历史启示：在人民军队的建设问题上，从中国的国情、军情出发，走自己的路，任尔东南西北风，咬定青山不放松，坚决地确立、完全地实现和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建军原则。

[关键词] 毛泽东；党指挥枪；建军原则

[中图分类号]A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048-05

毛泽东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和领导者，在这一过程中，他形成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关于人民军队建设的宝贵思想，其中，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他所确立的最根本的建军原则和建军制度。人民军队能够从小到大，由弱至强，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一个重要的法宝就是有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制度保证。今天，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被喻为永远不变的“军魂”，视之为立军之本、强军之道、制胜之源。之所以会如此，从实践上看，它是人民解放军发展壮大的成功经验，从毛泽东构建这一原则和制度的过程上看，它更是一条留给我们的重要历史启示：在人民军队的建设问题上，从中国的国情、军情出发，走自己的路，任尔东南西北风，咬定青山不放松，坚决地确立、完全地实现和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建军原则。

（一）革命队伍里，毛泽东最早认识到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建军原则的重要性，而在面对一些同志对党和军队的这一新生关系所表现出来的种种不解与不适，面对一些人对此原则所产生出的种种错误认识和做法时，毛泽东始终站稳脚跟、毫不让步及坚决与之斗争的态度，对于这一原则的确立、完善与巩固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同时，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经反复的锤炼，也终于煅造成为了一个任凭风吹雨打而丝毫不可动摇的根本原则和铁的制度。

大革命失败后，总结流血的经验教训，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认识到进行武装斗争和独立掌握军队的极端重要性。“八七”会议上，毛泽东特别指出，党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1927年9月，毛泽东在湘赣边界发动了秋收起义。当时起义部队中有许多的散兵游民、旧军官和地痞土匪分子，加之军事上打了败仗，部队士气低落、组织涣散、思想混乱，开小差的人越来越多，走到永新三湾时，已不足千人。很显然，眼前的这支队伍与党的革命要求相差甚远，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了实现党对军队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绝对领导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为此，他进行了我军建军史上著名的“三湾改编”。“三湾改编”是毛泽东关于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建军思想的重要体现和如何实现它的一次初步尝试。

1928年4月，朱、毛红军胜利会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并选出党的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随着队伍的不断壮大和革命实践的向前发展，一些同志对体现党对军队领导的一些新型做法渐渐地感到了一些不解与不适，产生了诸如红军的任务就是单纯的打仗，组织上应将红军的政治工作机关隶属于军事工作机关等等错误的单纯军事观点，以至于在红四军建军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党的领导权“还不能绝对建立起来”。期间，毛泽东一方面耐心地说服教育大家。另一方面，毛泽东面对内部的分歧与论争，站稳脚跟，在原则问题上毫不

妥协与迁就。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围绕着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相关问题，虽经激烈讨论，仍没有实现内部认识上的统一，毛泽东也一度离开了队伍前往福建养病。为解决建军路线问题，陈毅专程到上海向当时主持中央军事工作的周恩来汇报，于是，关于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问题引起了中央的关注和重视。随后，在支持毛泽东意见的中共中央“九月来信”的指导下，1929年12月红四军召开了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指导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即古田会议决议，《决议》第一次比较系统、完整地提出了关于人民军队党的建设的基本思想，确立了实施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一系列制度和措施，标志着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建军原则得到了基本形成与确立。

1935年6月，红军一、四方面军在四川的懋功会合后，张国焘表现出了野心膨胀、拥兵自重、“谁有军队，有实力，谁就应当领导”的军阀作风，企图篡夺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权。针对张国焘另立中央的图谋，毛泽东强调：必须在一、四方面军中进一步地加强党的绝对领导。到达陕北后，毛泽东迅即地在党内军内开展了清算张国焘军阀主义分裂错误的教育运动。经过斗争和教育，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观念深入人心，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建军原则和制度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全面抗战爆发后，党内又出现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在军队建设问题上，王明提出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不仅是名称的改变，而且是“相当地改变红军性质”，要与国民党实行“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对此，毛泽东给予了严肃的批评和不留情面的驳斥，他反复地教育大家一定要吸取第一次国共合作中不重视争夺军事领导权的教训，反复地强调在统一战线中一定要坚持独立自主和保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重要性，由此及时地肃清了王明的错误思想。之后，八路军、新四军贯彻毛泽东与党中央的抗战指示，深入敌后，分兵发动群众，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期间，又由于各战略区相互分割和长期分散的游击战争特点，致使党内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等闹独立性的倾向有所发展，一些个别人的身上又流露出不愿意严格地接受党的领导、个人英雄主义的错误倾向。对此，1938年11月毛泽东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在论述党与军队关系的问题时，鲜明而生动地提出了“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1942年末至1943年初，在延安召开的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上，毛泽东对于在抗战期间所出现的同党闹独立性及军阀主义的倾向再一次地进行了尖锐批评。1944年4月，毛泽东又亲自主持起草了《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重申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抗战期间，正是由于毛泽东与错误思想和行为不间断的坚决斗争，保证了党的抗战纲领和抗战政策的贯彻执行，也维护和强化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制度权威。

解放战争时期，尤其到了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战略决战的关键时刻，怎样实现全国一盘棋、全军步调一致、各方力量相互间密切协作与配合、进一步地加强军队的组织纪律性，就成为毛泽东所关注和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为克服少数同志身上还存在的分散主义与地方主义的意识和作风，加强党对军队的统一集中领导，毛泽东起草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关于健全党委制》等一系列指示文件，使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和制度在解放战争期间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完善，同时这也成为我党我军迅速取得战略决战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

回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历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国情使得我党根本不可能通过民主选举或议会斗争来实现自己的革命纲领，武装斗争遂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而我党拥有一支完全属于自己的革命军队也相应地成为了一种历史必然。在革命战争年代里，我们最大的一个军情就是人民军队是由旧军队脱胎而来、军队中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分子占据了绝

大多数、所创建的各革命根据地亦长期处于远离中央、分散分隔的分布状态，因此，如何抵制和反对内部所滋生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作风，如宗派主义、军阀主义、流寇主义、盲动主义和个人主义等，就成为军队建设的一个关键所在。从实践上看，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和制度成为了破解这一建军难题的金钥匙，同时，也正是在毛泽东与我们内部这些非无产阶级思想和作风长期斗争的历史过程中，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得到了确立、巩固、加强与完善，并经反复锤炼，终于使之煅造成为了一个任凭风吹雨打而丝毫不可动摇的根本的原则和铁的制度。

（二）革命战争年代和建国之初，在如何实现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途径与方式上，一些同志盲目地迷信苏军模式。对此，毛泽东以革命的首创精神，坚定地走自己的路，自主自信，独立思考，不简单地模仿，不教条地照搬，经过艰辛探索，在实践中形成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的建军制度，从而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真正地完全地实现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我军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学说创建的，在建军之初曾借鉴了苏联红军的一些经验，由此在党对军队领导这一问题上亦有过一些初步的模仿尝试。南昌起义中，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作为起义部队的最高领导机关。当时，在中共前敌委员会的领导下，各军、师都仿照苏联红军的建制成立了党委，团上还建立了党总支或党支部。为确保对起义部队的掌握，中共前敌委员会还明确规定党组织的主要任务是“管理支部生活，执行党的政策，监督军队的行动”，“一切党的政策均须拿到支部会议或小组会议中讨论，使每个党员都能表示意见，有些可向非党的群众宣布，使他认识到革命真面目和这部分军队正当的出路”。但在实际中，由于受到种种条件的限制，当时作为体现党的领导的前委并没有发挥“领导暴动的重心”的作用，与各部队在很大程度上呈现的是一种“友谊的协商”关系。如起义虽是我党直接领导发动，但公开打出的却是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旗号；党对军队的领导主要通过党的忠诚分子，而非各级党组织；党的基层组织效仿苏军主要建在团上，离部队太远，不能直接掌握部队。总之，大革命失败后，党懂得了要以革命的武装反抗反革命的武装，要独立地创建和领导自己的军队，但却不知如何建设这支军队，使之真正地成为实现革命理想的武装工具。由于缺乏有效的办法，党对军队的实际控制非常虚弱，参加南昌起义的国民革命军第10师师长蔡廷锴从南昌出发南下的第二天，就私自率队脱离了起义队伍。毛泽东后来评价道，那时党组织完全没有抓住士兵，即使在叶挺部也还是每团只有一个支部，故经不起严重的考验。

如何实现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秋收起义后的毛泽东并没有简单地模仿和照搬苏联红军的建制模式，而是富有创造性地在三湾改编中实行班、排上建立党小组，连队上建立党支部，营、团上建立党委的新制度。在军队的领导体制上，苏联一直实行一长制，开始是政治委员一长制，后来是军事首长一长制。毛泽东则区别于苏联红军的一长制，特别地规定部队中的一切重大问题都要经过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在古田会议的决议中，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党的指导机关是部队领导的中枢，党委不仅要领导党的建设和政治工作，保证党的政治任务的实现，而且要领导军事工作，从而确立了以党委制为核心的党领导军队的新体制。一切从实际出发，改革创新后的新体制真正地实现了党对军队的控制和影响，整顿后的红军面貌也焕然一新。多年后，对于那段艰苦卓绝的革命岁月，毛泽东亦曾感慨地说：“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美国作家罗斯·特里尔的《毛泽东传》里

也曾有过相关的描述：这样，党便由一个抽象的概念转化成了一个每日都在的实体，党便来到了夜晚营地的篝火边，来到了每个战士的身旁。

（三）一直以来，各方敌对势力最为恐惧和嫉恨的就是党拥有着一支完全掌握下的武装力量，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为眼中钉、肉中刺，用尽了种种手段予以瓦解破坏，必欲除之而后快，或施压，或威胁，或利诱，或中伤，无所不用其极。对此，毛泽东始终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和坚定的立场，任凭风云变幻，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建军原则巍然不动，牢不可撼。

西安事变及全面抗战爆发后，为了共同御侮，国共间进行了相关谈判，谈判中的焦点，即红军改编特别是其领导权问题。当时国民党蒋介石以国家化身自居，借口实行军令、政令统一，企图通过政治谈判来达到其军事“清剿”未能达到的目的。新形势下，面对蒋介石新的政治阴谋，毛泽东告诫全党：为共同打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国共间虽暂时地结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两者的阶级对立和政治分歧并没有因此而消除，蒋介石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企图也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处在全国抗战复杂环境中的共产党人决不能患兵权问题上的幼稚病。因此，毛泽东特别强调：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保持和发挥十年斗争的光荣传统，坚决执行党中央与军委会的命令，保证红军在改编后成为共产党的党军，为党的路线及政策而斗争，完成中国革命之伟大使命”。“在原有红军中苏区中及一切游击区中，共产党绝对独立领导之保持，是完全必要的，共产党员不许可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任何原则上的动摇。”依据毛泽东的相关指示，对谈判中国民党方面所提出的要向红军中委派政训人员和各级副职以及请朱德、毛泽东“出洋”等要求，我方代表均严词拒绝，拒不接受，并坚持了在改编后的军队中设立总指挥部和政治部等原则立场。后来，在整个的抗战时期，国民党或对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以“变相军阀”、“武力割据”给以政治上压力或污蔑，或以高官厚禄、荣华富贵对相关将领给以物质上的腐蚀和诱惑，或以军事进攻、军事磨擦给以生死上的威胁。总之，任凭国民党反动派使尽了种种手段，明枪暗箭之下的毛泽东在党的军权问题上始终牢牢地站稳脚跟、不为所动。也正因如此，在抗日战争那样险恶的斗争环境中，我军由最初改编时的数万人，突飞猛进般地发展到了抗战胜利时的120余万人，在民族解放的战争中成为了抗击日寇的中流砥柱。1945年，朱德在党的七大所作的军事报告中，把党的领导高度地概括为解放区抗战的一条“总的经验”。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故伎重演，又欲在实现“和平”的旗号下，哄骗我们党“交出军队”而取得“合法地位”。此时，就连一向标榜不谈政治的大知识分子胡适也从美国写了封长信给毛泽东，信中搬出《淮南子》的无为主义，规劝共产党放弃武装，从事单纯的政党活动。依附国民党生存的一些小党，如青年党的左舜生等人亦东施效颦，帮腔插嘴，要共产党“识大体”，交出枪杆子。国际上，美国大力配合国民党向共产党进行的“和平”欺骗活动，苏联则从自身利益出发，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 “坦率告诉（中共），我们认为暴动的发展已无前途，中国同志应寻求与蒋介石妥协，应加入蒋介石政府，并解散其部队。”一时之间，各方压力一起袭来，在党的军权问题上，顿成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

在波诡云谲的形势面前，毛泽东头脑清醒、洞悉一切，在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问题上毫不动摇，坚持人民的武装，一支枪、一粒子弹都不交给国民党反动派的立场。毛泽东针对蒋介石所谓共产党交出军队，才有合法地位的说法，回击说：“我们没有交出军队，所以没有合法地位，我们是‘无法无天’。”最终，国民党反动派诱骗中国共产党交出军队的阴谋彻底

破产，我们党则在走和平道路的努力与尝试结束之后，迅速地通过解放战争夺取了政权。

历史也总是惊人的相似，近些年来，在建军原则问题上，一些形形色色的国内外敌对势力又开始老调重弹、杂音不断，以“军队非党化”、“军队国家化”、“军队非政治化”等政治谬论加紧了对我们的和平演变攻势。如今，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实行政党政治，在政党政治的条件下，军队作为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要与政党发生密切关系，只要实行政党政治，军队也就必然受执政党的掌控，也就必然地为执政党服务。那些标榜实行所谓“军队国家化”的西方国家里，执政党对军队的掌控是间接的，他们对军队的掌握主要是通过政府这个中介环节进行；随着政党的轮替，政权的交接，军队的控制权也随之转移，军队对政党的支撑也随着政党的轮替而改变。由此可见，所谓“军队国家化”，实际上只是政党控制军队的一种方式，并没有改变军队受政党控制的这一事实。再者，那些国家的军队统帅皆出自政党，是执政党的领袖，所谓总统和首相统帅军队，实质上就是资产阶级政党统帅军队。在西方，著名的军事家克劳塞维茨有句名言：“如果需要士兵了解战争，就需要他了解政治。”美军在侵朝和侵越战争失败后，“陆军政治教育不够”、“陆军对共产主义思想抵制不力”成了其总结出的一个重要败因。一切都表明，所谓“军队非党化”、“军队国家化”、“军队非政治化”完全是别有用心骗人的政治把戏，其真实目的就是哄骗或逼迫共产党放弃军权，放弃手中的武装，以扫清他们推翻党的执政地位、夺取国家政权的障碍。

（四）建国后，党成为了执政党，人民军队所承担的主要任务，军队成分的来源、自身建设所处的环境和条件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些同志对于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建军原则心生懈怠。对此，毛泽东保持了高度的警惕，进一步从思想和制度上强化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进一步巩固和发扬了人民军队的本色和传统政治优势。

革命胜利后，党成为了执政党，军队不再是天南地北、散落各处的农村游击队，成员也不再是大量的没有受过马列主义教育、文化水平落后的农民及战场上起义投诚过来的“解放战士”。新形势下，一些同志对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建军原则产生了还要不要坚持下去的疑问。他们错误地认为，“过去是打政治，现在是打技术”，“指导员当妈妈的时代过去了”。

毛泽东对以上否定和削弱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思想倾向保持了高度警惕。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之际，我军在设计新的军旗时，毛泽东明确指示：军旗上要有五角星，象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而对于革命胜利后，军队将帅是否会居功自傲，不听党的指挥，中国社会是否会再现辛亥革命后兵为将有、军阀割据、军阀混战的政治格局，毛泽东早在进城之初，就对军队的高级干部预打了防疫针。刘伯承元帅曾回忆到：1949年刚解放进城，六个军区司令员去看毛主席。当时心想，毛主席可能要讲几句鼓励的话。可没有想到，毛主席开头就说：你们这些人要守规矩，听指挥啊，不然我就从你们几个人开刀。这里所谓的“听指挥”，其实就是要军队听从党中央的绝对领导。1954年3月，毛泽东审阅《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时，亲笔恢复了一句被删掉的话： “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

“兵权之所在，则随之以兴；兵权之所去，则随之以亡。”没有一支人民的军队，就没有党的事业，就没有人民的一切。民主革命中，毛泽东领导创建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建军原则，我们依此实现了军队的无产阶级性质化，建立了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经过奋斗，“枪杆子里出政权”，打出了一个新中国。建国后，他又继续地丰富和发展着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建军原则，人民子弟兵亦得以将优良的革命传统和作风发扬光大，在保卫国家、建设国家的新征程中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可以说，要不要坚持和怎样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贯穿了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整个历史过程。今天，我们重温毛泽东在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建军原则上的历史启示，对于我们党迎击各方挑战、巩固执政地位、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对于识破和抵制各种形形色色破坏瓦解这一根本制度的阴谋诡计、进一步地铸牢军魂、永葆我军的政治本色，都有着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一切从中国的国情、军情出发，走自己的路，任尔东南西北风，咬定青山不放松，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建军原则和制度永远不变！

第四篇：试论为什么健全和发展民主集中制是在党的根本制度中是最核心的问题

试论为什么健全和发展民主集中制是在党的根本制度中是最核心的问题。（40分）

建党80多年的实践充分证明，党的制度建设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对于维护党员权利和集中领导，保证党员在重要问题上的统一行动，始终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民主集中制作为党的制度建设的重点，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党内生活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是实现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必不可少的制度保证。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要“以健全民主集中制为重点加强制度建设”，这既是对民主集中制与党的制度建设辩证关系的科学阐述，也对新时期加强党的制度建设提出了根本方向和具体指导。

一、健全民主集中制成为制度建设重点的原因分析

党的建设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包括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党的制度大致包括组织制度、领导制度、工作制度、生活制度等内容，对于党的制度建设而言，每一项制度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必不可少。然而，民主集中制作为制度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其他制度建设的地位作用不同，民主集中制是制度建设的核心内容和主要部分，因此，必须把健全民主集中制作为党的制度建设的重点。

第一，把健全民主集中制作为制度建设的重点，是由民主集中制在党的各项制度中的重要地位决定的。民主集中制在党的制度体系中居于统领地位，其它制度的职能都源于民主集中制的要求，蕴含和体现了民主集中制的精神，都维系于民主集中制这条红线，是民主集中制在党的建设的不同角度、不同范畴、不同领域的具体表现形式。其一，党的组织制度是民主集中制在组织工作中的具体运用。党的组织机构是根据民主集中制基本规律设置的；党的组织发展工作是在民主集中制指导下开展的；干部管理的过程同样是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的过程。其二，党的领导制度是民主集中制在党的领导工作中的具体体现。党的领导机关是按照民主集中制设置的，《党章》明确规定：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都由选举产生，这本身就是一个民主集中的过程；党领导过程中的决策工作就是一个广泛发扬民主，集中群众正确意见的过程，组织实施则是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接受实践检验、接受群众监督的过程。其三，党的生活制度是民主集中制在党内日常活动中的具体实施。党内生活制度离不开民主集中制关于“四个服从”的基本内容；《党章》规定了共产党员的八项权利和八项义务，关于党员权利的规定，就是充分发扬党内民主的问题，关于党员义务的规定，就是维护党内集中的问题。其四，党的工作制度是民主集中制在党的管理事务中的具体展开。民主集中制是形成党的工作科学运行机制的基本依据。民主集中制明确规定了党员与党员领导干部之间、党员领导干部之间、党员与组织之间、领导干部与组织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基本关系，它为党的工作正常运行理清了头绪，为党的管理科学化打下了基础。

第二，把健全民主集中制作为制度建设的重点，是由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功能决定的。我们知道，制度更具有稳定性，这是我们不断加强制度建设的根本原因。制度为什么具有稳定性，究竟通过哪一项制度的哪一项功能来实现稳定性？正确理解这一问题，仍然需要从民主集中制在各项制度中的特殊功能入手。民主集中制在维护稳定性方面具有非同寻常的功能。作为党的一项制度，民主集中制除了在保障党员正当权益，维护党的集中统一，保证决策科学等方面的具体功能之外，还具有十分重要的“维系”功能，这既是民主集中制的基本作用，也是制度建设“稳定性”的集中体现。因为党的领导作用最终是靠党的组织系统的工作来实现的，组织自身的状态——结构合理、内部关系正常、功能健全，是系统稳定有序的表现，是党赖以生存和发展并完成其历史任务的坚实基础。一个结构失衡、内部关系紊乱、功能不全的病态组织系统必然是涣散的和软弱无力的。民主集中制通过统领党的各项制度，维系党的组织系统的合理结构，维系党的组织系统内部的正常关系，维系党的组织系统的特定功能，使它们构成结构稳固、相互协调、运转有序的有机整体，从而保持党的各项制度和运行机制不因领导人的变化而变化，不因领导人的注意力和看法的变化而变化，实现党的建设“硬件”、“软件”的稳固、统一、协调。

第三，把健全民主集中制作为制度建设的重点，是由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存在的一些现实问题决定的。贯彻落实好民主集中制，无论对于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还是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都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求真务实的创新实践，不断把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向前推进，在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方面探索和形成了许多新鲜经验，党的各级组织在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然而，必须看到，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面对改革发展稳定的艰巨任务，面对党员队伍结构新的变化，在各种不同类型的党组织中，党的民主集中制建设也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成为党的制度建设乃至党的建设的“梗阻”。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民主不够和集中不力的问题同时存在。有的一把手对集中情有独衷，习惯于搞一言堂，口头上讲的是民主集中，实际上搞的是独断专行；有的常常是书记先拿出主意，再让大家“民主通过”，走走过场了事。有些党员干部在贯彻民主集中制问题上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无视组织纪律，自由散漫，在对待上级和下级、集体与个人的关系问题上，一切以个人或小团体的利益为转移；有的把民主作为用来对付上级的对策，把集中作为用来对付下级的手段，把自己排除在民主集中制制度之外。二是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存在着偏差。一些领导班子团结意识淡漠，名利思想严重；工作配合不好，分工变成分家，分权变成拆台；有的则互相插手，互相扯皮，彼此推诿。三是在党委议事和决策机制方面仍然存在“做表面文章”的现象。有的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不完善，有的虽然有议事规则，但形同虚设，不严格按程序行事，有的党委全委会不按期召开。民主集中制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已经影响到党的其他各项建设的顺利进行，必须把健全民主集中制作为党的制度建设的重点。

二、健全民主集中制需要科学理解和把握的三个关系

民主集中制贯彻落实得好坏除了与制度、体制及机制相关外，还与广大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对民主集中制内涵及外延的认识有着密切关系。如果对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和运行机制把握不准、认识片面，实践中难免出现问题和偏差。树立科学正确的民主集中制观念需要正确把握三个基本关系。

一是正确认识党内民主中的“民主”与民主集中制中的“民主”的关系。一些人把党内民主中的“民主”与民主集中制中的“民主”视为同一事物、等量齐观，在谈到党内民主时，以为侧重的是民主，在谈到民主集中制时，则以为侧重的是集中。这样的认识导致在落实民主集中制过程中出现偏差：在领导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上，强调先群众民主，后领导集中；在党委会内部的关系上，强调先委员民主，后书记集中。这就等于把“民主集中制”看作是“民主”和“集中”一前一后两个过程的机械相加，并且把领导者个人和书记个人看成是“集中”的主体。这些认识割裂了“民主”与“集中”辩证统一的关系和内在有机的联系，并且由于把领导者个人和书记个人看成是“集中”的主体而极易导致民主集中制扭曲变形为个人集权制。党内民主与民主集中制中的“民主”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范畴。党内民主作为党内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则，它表明党的民主性质，是对党的性质的一种内在本质规定，属于政治范畴，它与党的性质紧密相连；而民主集中制是组织原则，属于组织范畴。党内民主这一政治原则要比民主集中制这一组织原则更根本、更具有基础性，处于更高层次和更高地位。如果把它们放在同一层次上，甚至把民主集中制置于高于党内民主的地位，就会本末倒置。

二是正确认识“服从多数”与“服从真理”的关系。坚持民主集中制最根本的初衷在于努力达到决策的科学性，按照自然及社会发展内在固有的规律性来办事，最终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即服从多数——服从真理——维护多数（多数人的根本利益），服从多数是手段而不是最终目的。应该说，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服从多数与服从真理是能够统一起来的，然而任何事物都不是绝对的，真理在有些情况下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虽然这并非常态，但我们也不能因此完全不警惕、不关注、不重视这些“非常态”，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尽量避免因形式害内容、因手段害目的现象的发生。一方面，要充分认识到“少数服从多数”这一原则既有量的要求，又有质的规定，是质与量的辩证统一，避免简单化的倾向。《党章》明确规定：“如对重要问题发生争论，双方人数接近，除了在紧急情况下必须按多数意见执行外，应当暂缓作出决定，进一步调查研究，交换意见，下次再表决；在特殊情况下，也可将争论情况向上级组织报告，请求裁决。”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把服从多数与服从真理割裂开来的机率。另一方面，要在服从多数的基础上尊重少数，充分重视少数人的意见，分析少数人意见产生的出发点和形成原因，反复进行比对，不能以少数服从多数为借口，对少数人的意见不听取、不分析或者另眼相看，置之不理。然而，无论如何，如果意见一经形成决定或决议，就必须严格执行，不能再以“真理”与“少数”为理由拒不执行或者消极怠工。

三是正确认识“少数服从多数”与“全党服从中央”的关系。“四个服从”中“少数服从多数”是最基本、最一般、最本质的原则，其他几个原则虽然也是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重要原则，但它们是由少数服从多数决定的，派生出来的。一些人认为，全党与中央应该属于“多数”与“少数”的关系，因此，“全党服从中央”就成为“多数服从少数”。应该说，从表面上看，全党处于数量上的绝对多数，而中央则是相对的少数，然而这两者却是不矛盾的。因为“中央”是在全党的范围内由民主选举，按照少数服从多数原则产生的，“中央”所做的决议、决定（即让全党要服从和执行的东西）同样是在一定的范围内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做出的，这就决定了中央的代表性比任何地方或部门的组织以及每个组织成员都大得多，这个原则直接或间接地体现着“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换言之，“全党服从中央”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中央代表全党”的目的。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在具体的组织实施过程中，如果把“中央服从全党”作为一条原则的话，那么就失去了组织应有的价值，丧失了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功能，完全成为一句空洞的、无意义的话。

三、对新时期健全民主集中制的对策思考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以健全民主集中制为重点加强制度建设，这充分说明两点，第一是对民主集中制这一制度价值上的充分肯定。民主集中制作为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是科学的、合理的、有效的制度，符合我国基本国情，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必须长期坚持的根本制度。第二是对民主集中制未来发展方向提出的具体要求。“健全”不是“表面修补”，不是“改头换面”，更不是“彻底变革”，而是根据不断发展变化的实际以及存在的突出问题，不断加强和改善相关的制度体制和运行机制，而不是在基本原则、基本理念和基本价值取向上进行重大变革。具体而言，新时期健全民主集中制应该在以下四个方面下功夫：

一是要不断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党的代表大会制度是党内的“政体”。党员通过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各级委员会行使在党内当家作主的权力；党员在党内的权力主体地位，必须通过代表大会体现和实现。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又是党内最基本的民主制度，其他如选举制、任期制、罢免制、党委制、报告制等，都依赖和服务于代表大会制度。因而，坚持和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包括党代表产生制度、党代会召集制度、党代会常任制度、党的委员会向党的代表大会报告工作制度，以及代表大会自身的工作程序和制度等)，充分发挥它在党内“最高权力机关、决策机关和监督机关”的权威作用，是健全民主集中制的重中之重。

二是要理顺和规范党内权力关系。党的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权力、权威不到位、党的领导者个人尤其是“一把手”的权力却过分集中，是党内民主发展和民主集中制贯彻的根本障碍。理顺和规范党内权力关系，应以保障党员权力主体地位和党内权力科学配置、相互制衡和公正有效运作为重点，安排好党内权力的赋予、切割、划分、行使、监督和终止方面的配套制度和程序。要规范党内权力授受关系，明确党代表的权力是党员授予的，党的委员会的权力是党的代表大会授予的，前者必须向后者负责并报告工作且接受监督；要扭转实际存在着的权力“倒置关系”，明确并确保党内权力的正常关系，即:全体党员权力>党代会的权力>全委会权力>常委会权力>书记个人权力；要改革“议行合一”的党委领导体制，明晰划分党内立法权(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使之分别对应于党的代表大会、党的委员会和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

三是要健全民主集中制的监督机制。民主集中制离不开强有力的监督。目前在相当一部分党委班子中，不讲民主、个人专权的状况还很突出。这当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党内的监督机制不健全，对破坏民主集中制的行为缺乏有效的防范、制止和纠正。要增加党委活动的透明度，让广大党员进行有效监督；要完善保护党员民主权利的条例，使党员在同违背民主集中制行为作斗争时不致遭到打击报复；要改进和完善纪检体制，使其对同级党委具有充分的监督权，能够对同级党委班子成员破坏民主集中制的行为及时进行制止、纠正和惩处；要完善有关党纪处分规定，充分考虑违纪成本等因素，使一些党员干部因破坏民主集中制所付出的代价大大高于从中所得到的好处。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防止或减少违背民主集中制现象的发生。

四是要建立推行民主集中制的工作机构。民主集中制贯彻得好不好，关系到其他各项建设的顺利推进，关系到党的事业的兴衰成败。目前，党的各级组织部门都没有专门分管民主集中制的工作机构，使得这项关系党的建设全局的重大工作，没有专门人员管理，即便上级下去检查工作，往往很少检查民主集中制的执行情况、党委书记民主作风情况、党委委员作用发挥情况。因此，各级组织部门要探索建立民主集中制工作机构的新路子，其主要任务是为党委结合实际制定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具体政策提供方案，定期检查执行情况，总结交流实践经验。有了这样的机构，就会有人专门负责，长期坚持不懈，使得这项工作经常化、制度化，就会抓出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