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再社会化转型期中国农民工一个持续性的课题论文
摘要：当代中国社会的转型为农民的流动和分化提供了社会基础，农民群体在流动和分化中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再社会化高潮。农民阶层在再社会化过程中为我国现代化事业作出了贡献，同时自身也在经历着一个现代性成长的过程，在个人的现代化进程中迈出了可喜的一步。本文即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了进城农民工再社会化的驱动力、再社会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做了相关对策分析。
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是城市化进程中必然的现象，但这不是简单的人口迁移，而是一个再社会化的过程。农民工作为一个既有别于农业劳动者又有别于城市居民的新阶层在中国已经出现。他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只是短时间外出就业，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长期扎根城市，携妻带子，全部生活在城市，以非农职业为主。农民进入城市，无论是从经济发展需要还是从城市建设需要来看，都是一个劳动力要素自然配置的过程，也是农民市民化的过程，也就是农民工再社会化的过程。
一、对农民工再社会化概念的界定
所谓人的再社会化是指一个人由于社会化的中断和失败引起的从一种生活方式向另一种生活方式急剧转变的过程。它要求人们放弃原来的社会规范和生活方式，接受一套对于他本人来说完全是新的社会文化和生活方式，从而与新的环境中的社会成员结成新关系，进入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农民工的再社会化是农民工适应城市社会环境对其自身的影响，整合新旧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的特征的过程，同时也是农民工主动适应新的社会环境，并主观能动的反作用于社会环境的过程。这个过程主要包含：生活技能再社会化，以保证其有独立在城市生存的经济基础；社会规范再社会化，使其行为符合所在社会的行为规范；个性再社会化，农民工培养符合社会的动机、情操、能力、气质与性格等个性，其整个精神面貌体现社会的发展方向。
二、进城农民工再社会化驱动力
分析农民工再社会化主客体关系中农民工具有主体地位，农民工再社会化这一概念内涵着农民工与社会两方面的因素，农民工再社会化主客体关系的基本层面是社会要以它所具有的属性去锻铸社会个体，同时农民工也是再社会化过程的主体，能够发挥主动性，能以自己的面貌去铸造社会。
1、角色过渡角色变化是农民工再社会化的一种外部驱动力。城市不同于乡村的环境、行为规范、价值标准等，使初次进城的农村人口感觉完全处在一个陌生的世界。农民工在城市中角色定位是与农村有很大差别的，在职业上，他们大多扮演产业工人的角色。由于角色的转换，使农民工有了在城市生活的现实的基础，对城市生活的梦想与对农村生活的内心排斥形成的割舍不开、摆脱不了的情感，驱使他们进行再社会化，在城市中生存下去。
2、价值观转变农民价值观的转变是农民工再社会化的内部驱动力。
中国传统农民有着天然的守土倾向，他们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家乡，但是，由于农村教育的发展、大众传媒的发达、文化的变迁，以及市场经济形成的社会的开放，使青年一代农民的价值观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毕竟城市聚集着社会精英，有着良好的发展条件，是社会文明的代表，他们为了子女的教育，为了自己的发展，希望在城市中能够闯出一片天地，改变自己的命运。
3、比较利益比较利益是农民工再社会化的直接动力。经济理论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已证明，当一国的工业化发展到一定水平时，城市就会发挥一种“聚集效应”，人口、财富就会向城市集中。因为在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高度集中的城市，二、三产业发达，且比较利益高于农业，在其中就业可以获得比从事农业更高的收益。农民作为“经济人”，“两利相权取其重”，这种利益诱惑必然使大量农民涌入城市谋生，寻求更高的收益、更好的生存状态。因此农民工必须再社会化，适应城市的生存环境，这样才有可能在经济上获得较好的收益。
三、转型期农民工再社会化之软肋
中国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的固化和制度化，成为农民工再社会化过程中的社会屏蔽，将流入城市的农民工屏蔽在分享城市的社会资源之外。由此而来，农民工在向城市化转移的再社会化中遇到了种种困难，他们逐渐成为城市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和被遇忘的角落。
首先，现存城市社会的制度体系缺乏对农民工的支持，这是阻碍其融入市民角色的无形壁垒。这些制度体系包括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社会福利制度、教育和就业培训制度等。户籍的差异，导致农民工在原本就缺乏公平竞争的就业上处于弱势地位。由于种种原因，目前大多数城市的社会保障制度是“按户籍属地”设置的，据2006年国家统计局全国城市农民工生活质量状况调查显示，农民工真正得到的社会保障少之又少，这对现实社会规模巨大的流动就业，特别是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就业、定居，缺乏科学、统一管理理念，使得庞大的社会群体长期游离于城市社会秩序控制体系外。
（2006国家统计局全国城市农民工生活质量状况专项调查：农民工社会保障水平低）其次，城市的文化传统、伦理道德、风俗习惯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无形歧视。在城市中，市民阶层受到固有世俗观念影响，很多人潜意识里至今仍以农民为一种“身份”，认为农民的职业是低微的，城市人原本就比“乡下人”高一等，城市市民的这些伦理、道德观念和习俗习惯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即带来了他们对农民工的排斥和歧视。因为正式的制度体系缺乏对农民工群体的关怀和重视，也使得意识形态领域未形成对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广大农民工的支持，这就给农民工的再社会化带来了无形的障碍。
第三，利益冲突使得城市市民群体排斥农民工。受到固有观念的影响，很多城市市民对农民工进城打工一直存在着狭隘的偏见。加之伴随着我国社会转型和体制改革，城市市民也面临着日益严重的就业危机，于是许多市民认为，农民工进城由季节性、临时性转为长期性并伴随社会变迁变成城市“新移民”，无疑是与他们争饭碗，许多城市市民从心理到实际行动都对其产生强烈的排斥感。据2006年国家统计局专项调查显示，月收入在1500元以上的农民工只占总数的10%左右，50%以上的农民工月收入在800元以下，在这种利益的竞争下，农民工工作的付出和回报往往是不成比例的。
最后，进城农民工再社会化过程中的主体障碍。乡村社会人格的价值取向具有“群体取向”的特征，自我主体意识处于被抑制的状态。这种自我意识的缺乏只注重群体利益而不关心个人的需求及自身的价值实现。另外，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新兴产业的兴起，社会对劳动者的素质要求就会越来越高，农民工原有的较低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成了其再社会化过程中的一大障碍。尤其表现在法律意识的淡薄上，以劳动法为例，有调查显示真正了解劳动法的青年农民工仅占总数的16。7%。由于法律知识的匮乏，大多进城务工农民不懂得以正确的方式保护自己，当遇到权利权益受到侵害时，往往因此而进入尴尬境地。
四、持续推动农民工再社会化的进程第一，通过大众传媒等多种途径，建立相应的关怀农民工的社会机制。
各级政府和社会要通过舆论、大众传媒等手段，树立正确的“公民”观念，“权利平等”理念，改变一些城市市民对农民工的偏见和歧视。在社会伦理道德、习俗习惯和意识形态等方面不断促进城市市民与农民工的交往和沟通，从而为农民工再社会化———融入城市做好铺垫。在社会关系上，要发掘农民工与城市、市民、社区的“助推器”社区工会组织、社区管理组织等组织和团体的作用，促进农民工融入社区和城市，构建与城市相契合的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推进农民工再社会化的顺利进行。
第二，培育与完善农民工劳务市场，为农民工城市就业提供合理的平台。
由于劳务市场发展滞后，缺乏公开的市场竞争，大多数农民工的就业信息是通过血缘和地缘的原始方式获得，据调查显示50%以上的农民工工作由亲朋好友介绍，这使得农民工难以发现和挖掘潜在的就业机会，不能根据自身的人力资本状况选择合适的职业，从而导致农民工的低就业率和就业的盲目性。为此，应规范中介组织结构，在保证农民工不受中介组织机构商业欺骗的同时，中介组织机构还应为农民工提供真实、及时的就业信息，为农民工提供培训、再教育机会，通过提高农民工素质改变其就业境况甚至职业地位。
第三，发挥农民工的主观能动性，加速其再社会化的进程。
在经济层面要力求较好地生存，引导和激励进城农民工重视知识学习和经验的积累，努力提高综合素质特别是职业技能，以适应城市生产、生活的要求；社会层面要主动扩大交往，引导并激励农民工主动和善意地扩大社会交往，尤其要积极参加社区、工会的各种活动，在城市中建立比较丰富和融洽的人际关系，利用较多的社会资源实现自身的发展；心理层面要自觉强化认同感，通过各种媒体和社会交往增加对即将进入或已经进入的城市的了解。培育乐观向上的心理，自觉增强对市民群体的归属感，增强城市“主人”意识，从而尽早完成由农民到新市民的再社会化过程。
第四，继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进一步完善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制度。
政府应逐步放宽农民进入城市就业和定居的条件，分阶段、分区域地逐渐消除户籍制度，使进城农民在政治权利、就业求职、权益维护、社会保障、子女受教育等方面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履行相应的义务。国家和地方人大、政府尽快制定出台保护进城就业农民权益的专门法律、法规和政策，为保障进城就业农民的公平就业、职业安全、卫生健康、伤残和养老保险等权益提供法律政策依据，并对侵犯其合法权益的行为进行必要的法律制裁。
值得欣慰的是，在我国社会转型的现阶段，农民群体通过各种再社会化的途径实现了自身的发展，在总体上农民工的再社会化过程是朝着有利于现代化的方向发展的。但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在当前的农民工整个群体中也有再社会化失范的部分群体存在，他们在抛弃了传统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后，接受了一些不健康的亚文化，最终走向了犯罪的道路，成为社会发展的反作用力。因此，关注进城农民工的再社会化，为流动农民提供一个有利于培养现代人格的社会环境是我国政府和社会应有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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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转型期中国农民工住房与规划政策研究
转型期中国农民工住房与规划政策研究
不彻底打破传统的社会结构，就无法建立现代化的中国。农民工市民化是中国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转型的核心环节，农民工住房利益的合法化则是农民工市民化的核心内容。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经济上是否可能，而在于我们的城市决定做还是不做，后者又取决于对农民工住房问题战略意义的认识。
满足农民工的多种利益诉求，不仅是提高农民工福利的需要，是农村发展的需要，更是城市发展的需要，是国家现代化的需要。中国农民工问题的合理解决是一个关乎到中国21世纪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
1． 转型期农民工住房：宏观意义
长期以来，汗牛充栋农民工问题著作大多从农民工利益出发，将农民工作为社会需要关注的弱势群体，各地政府更是居高临下地对待农民工的利益诉求以及基于城市经济增长的需要来决定赐予农民工利益的种类和时机，将对农民工利益的关注视为城市的包袱。正因为如此，迄今为止，住房作为与农民工生活休戚相关却与城市经济增长无直接关系的农民工利益尚未被任何一个城市纳入全面规划，规划界对该问题的研究也廖若星辰。
事实上，农民工住房问题的解决是农民工全面融入城市的重点和先决条件，而农民工作为中国城市化的主体，基于满足其多方面利益基础之上的全面发展并融入城市社会，不仅是关乎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的福利，更加关乎中国经济能否实现长期持续增长，关乎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即新型工业化进程，关乎中国社会能否快速转型，关乎中国乡村发展现代化主要条件的创造，关乎中国能否扭转被长期异化的城市化道路，还原健康城市化的本来面貌，最终构建和谐社会。
正因为农民工市民化是中国社会转型的核心环节，而农民工住房又是农民工市民化的核心，因此通过农民工市民化对中国社会转型的重大意义可以间接阐释转型期农民工住房的宏观意义。
1.1 农民工市民化是扭转“虚高城市化”、实现实质城市化的唯一路径
农民工市民化是指在农民就业上转移到非农产业、地域上转移到城市的基础上, 其生产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以及社会权利等方面全方位转化融入城市社会 ,成为真正的市民，共享城市文明的过程。国际上城市化的进程与农民市民化的过程是高度统一的。而在我国，农民市民化严重滞后于“城市化”。中国从来没有过面向大众的真正意义的人口城市化，当前所谓的城市化仅仅是农村劳动力就业方式和地域的转移，农民工并没有沉淀下来成为真正的城市居民，其生活几乎完全游离于城市社会之外，就业非正规化、居住边缘化、生活孤岛化（王春光）。他们不过是匆匆过客，在城市和乡村间不断钟摆。城市的农民工队伍就像一个巨大的蓄水池，一端流入，另一端流出，每年都有新加入者补充，每年也都有大量的熟练劳动者离去，留在池子里的永远是年富力强的农民工。因此，乡村人口没有实质性减少，城市人口不能持续增长，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难以实现。①因此，中国真实的城市化水平远远低于统计意义上的城市化水平。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打工半年以上的即被统计为城镇人口，据此，我国城市化水平已经由1978年的17.8%增加到2007年的43.9%，城镇人口由17245万人增加到2007年的59379万人，增长42134万人。但是，去除农民工的接近真实的城市化水平却低得多，根据《中国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资料综合提要》资料，2006年中国农村外出农业劳动力13181人，扣除在农村中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369万人，按照1.2带眷系数计算，外出农村人口为15374万人，如果除去这部分人口，那么2006年真实的城镇人口为42331.7万人，城市化水平为32.2%。
真实的城市化水平令人沮丧，但是我们必须面对。面对问题，较之回避问题、自我陶醉在虚假的繁荣和虚高度化之中更加明智。要实现实质的、可持续的城市化,就必须致力于农民工的市民化，终结流动，使其沉淀下来成为真正的城市人口。农民工市民化是城市化的题中之义，也是实现实质城市化的唯一路径。
1.2 农民工市民化是扩大内需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动力
中国经济增长长期依靠出口和投资拉动，消费需求低迷。面对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扩大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成为推动经济发展和持续增长的最迫切需要。城市化原本是扩张市场需求的重要力量，然而当前的“虚高城市化”并没有带来消费的大幅度提升。农民工在城市就业获得的收入大部分转移回了农村，在城市的消费仅仅是满足其维持劳动力再生产需求的最低支出。2004年，城镇居民月平均消费支出为600元，而农民工月平均消费支出仅290元，年消费支出低于城镇居民3720元。农民工寄回家乡的收入，绝大部分是用于盖房子，拉动的是最低层次的砖瓦砂石产业，农民工及其家属生活质量不能得到根本提高，新型工业 ①②②韩琪，农民工返乡只能使中国“城市化”徒有其表，中国经济时报，2005年10月。
国务院研究室，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第8页，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年。化也缺乏市场拉动。
然而，如果农民工能够市民化，成为新增城市居民，其消费观念和方式将发生彻底变化。在城市奋斗若干年后，其消费水平将与城市居民基本相当。按上述2004年数据计算，当前统计意义上的城市化人口即1.5亿农民工如果能真正市民化，则可以拉动560亿元（3720*1.5）的消费品市场，相当于每年为1万多个500万销售额的新企业提供市场空间。同时，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也是农民工消费结构不断升级的过程，从生活必需品到一般性耐用消费品再到高级耐用消费品，必然带动中国产业结构的加快升级，直至中国进入成熟的城市社会。
除了消费需求的直接拉动，农民工市民化还间接拉动投资需求。农村人口从进入城市的一刻起，就不断地消耗交通、能源、房地产、上下水管道、绿化、学校、广场、警察、城市安全系统等城市基础设施。根据国家发改委产业司计算，每增加一个城镇人口需基础设施投资6万元（包括国家投资、企业投资和个人投资）。如果每年进入城市人口1284万人，可以拉动基础设施投资7700亿元，相当于2006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的7%。
因此，农民工市民化将通过消费和投资需求拉动内需增长，促进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升级，成为中国经济增长强有力的助推器。
1.3 农民工市民化是统筹城乡发展的核心与关键
统筹城乡发展，可以分“四步”完成。首先，城市通过新型工业化扩大就业，为农村富余劳动力提供发展空间，这是统筹城乡发展的起点。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如何“流”的问题。第二，通过城市的户籍制度创新和改革，使符合条件的农民工带眷迁移成为城市居民，这是统筹城乡发展的核心环节。解决富余劳动力如何“留”的问题。第三，“三个集中”谋求规模经济效益，这是统筹城乡高效有序发展的关键。解决富余劳动力及乡村入口往“哪里流”的问题。第四，为农村地区农业现代化和农民生活提供全方位、均等化的公共服务，是统筹城乡发展的落脚点。解决“不流入城市留在乡村”的居民的发展问题。
农民工市民化，“留”在城市，即第二步战略，是统筹城乡发展的核心和关键，同时也是其他战略的基础：（１）农民工市民化的人力资本积累是第一步战略的重要支撑。工业化中期阶段，城市要扩大就业，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则必须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现代制造业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现代服务业发展的主要动力不再是生产要素投入的追加，而是创新。推动城市创新的主体是现代制造业一线就业队伍的知识化和现代化。农民工已经成为就业队伍尤其是一线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极高的流动性使其知识和技术难以持续提高，多数重复从事简单体力劳动年龄大后回归农村。通过农民工市民化，给予其更稳定的预期和更多的培训，快速积累人力资本，塑造现代就业队伍，是现代产业发展及社会转型的基础。（２）实质性迁移是中国乡村发展的经济前提。农民工在城市和乡村间“两栖”，仍然保留农民身份和承包土地，只有把农民工进入城市定居并有稳定的职业收入，从农村实质性迁移出来，减少农民数量，才能实现农业的集约经营和规模经营，农业才有可能发展成为现代化产业，才能有效解决我国农村经济落后问题。测算表明，如果能使大部分农民工在城市定居，那么留在农村的种植业农民的收入可以提高40%以上。因而农民工市民化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客观需要。
①1.4 农民工市民化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
2004年，全国农民工11823万人，其中举家外出的2470万人，仅占五分之一。很多农民工夫妻长期分居，留守儿童的成长堪忧，留守老人赡养问题突出。黄山市某农村进行了一次人口结构的典型调查，该村共69户，221人，外出打工的75人，留下146人，其中儿童46人，老人48人。非儿童老人妇女33人.合计127人,占87%;青壮年男性仅19人,以40、50人员为主.“年年盖基本无人居住的新房，年年娶守空房的新娘，年年出生父母远在天边的儿女，年年等待团聚的春节”正是当今农村生活的真实写照。这种有违人性的城市化显然与和谐社会的构建背道而驰。
惟有农民工市民化，实现带眷迁移，才能变妻离子散的城市化为阖家团圆的城市化。而在农民工的流入地——城市，其工资待遇低，生存条件恶劣，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在城市的地位得不到城市社会的认同，对流入地城市缺乏认同感和归属意识，甚至处于对立状态，成为城市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农民工犯罪率居高不下，尤其是二代农民工，融入城市诉求强，但现实中屡屡受挫，强烈的不公平感导致了自卑、怨恨等心理，犯罪率正在呈上升趋势，《瞭望》新闻周刊的调查发现，2000年上海市与外省市户籍的未成年犯人数比大致在6:4，从2003年开始，这个比例开始倒置，即4:6，而2005年的比例已经是3:7，也就是说10个少年犯中有3个上海籍、7个外省籍的。
农民工市民化则能使他们的社会地位得到认可，人格得到尊重，在政策制度层面上避免城市社会的歧视，消除与城市居民的对立并逐渐形成认同感和责任感，从而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和和谐社会的构建。
① 严行方，农民工阶层，第62页，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8年。1.5 农民工住房是中国农民工市民化的重点和难点
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存在多个方面的制度障碍，在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工作和生活的各个环节都不同程度的存在着明显的制度性障碍，严重地阻碍了城市化的实质推进。最严重最为直接的制度障碍包括社会保障、土地制度、公共住房和教育培训四个方面。
其中，住房是农民工市民化的重点和先决条件。农民工远离家乡，来到陌生的城市，如果无法寻找到一个稳定的房屋来栖息，必将威胁到其生存。其次，安居才能乐业，房屋是为人们在工作劳累之后提供休息的场所，没有一个安全固定的住房，必将影响到农民工的身心健康，影响其工作和生活。再次，住房直接涉及到农民工与城市的融合。农民工居住的隔离加深了“农民工”的身份标识，导致农民工与城市融合困难，还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总之，住房是安居乐业的前提,能否在城市拥有或租用成本低廉的一套住房是决定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完成他们从农民向市民转变的最终保证。缺乏合适的居所会成为农民工进入城市门槛的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流动人口中离开户口登记地3年以上的占50%，5年以上达到33.4%。外来常住人口的相对稳定性增强提出了加速其融入社会的迫切性和必要性。
农民工的住房问题是一个难度很大的问题,预期当大量的农民工从临时性居住转到长期性居住后,他们对住房条件的要求将会提高,而他们的经济状况又无法从现有的制度中满足其住房要求。部分因为这个原因，农民工住房保障制度至今仍是一个空白，其进展远慢于其他制度障碍。比如社会保障方面，绝大部分城市已经要求企业为农民工缴纳工伤保险，部分城市也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要将农民工纳入四项基本保险的范围；农民工子女教育方面也确立了 “以流入地为主、以公办中小学为主”的原则，农民工适龄子女在北京市接受义务教育的收费与有该市常住户口的学生“一视同仁”，接受农民工子女的公办中小学将按人头得到财政经费。而农民工住房方面罕有制度出台。
如何创新城镇住房制度,实现农民工居者有其屋,逐步改善居住条件,最终将其纳入城市住房体制,这是对城市管理者治理城市能力的一种考验。
2． 关于农民工住房讨论的若干误区
2.1解决农民工住房将导致城市规模难以控制
这一观点在城市政府和学界都很有市场，似乎每一次讨论是否赋予农民工某种权益的时候，城市规模调控这一面大旗都会被祭出作为反对理由之一。其思路是如果在某方面放宽限制，给予农民工某种权益，比如提供福利住房、纳入社会保障、解决子女入学问题等等，就会吸引更大规模的农民工进入城市，城市规模急剧膨胀，城市基础设施、资源和环境不堪重负，产生严重的“城市病”。基于此种考虑，很多城市尤其是北京等特大城市的各级政府，不断致力于如何通过经济或者行政手段将外来农民工挡在城市行政区之外，甚至有学者建议设置“学历”门槛。
首先，农民工作为理性经济人，选择从农村流入城市，是因为在城市中从事非农产业能获得比在农村从事农业劳动更高的报酬。在对不同城市和不同工作的理性选择中，就业机会及发展空间远比住房条件更有分量。农民工不会因为住房没有保障，放弃流入就业岗位充足的城市，同样也不会因为住房有保障就疯狂涌入就业不充分的城市。这也正是农民愿意放弃农村宽敞房屋到城市忍受恶劣居住条件的根本原因。既然人口流动不以住房保障为转移，那么将常住流动人口纳入住房保障，逐步改善其居住条件对城市规模的影响较小，不会导致城市规模的失控。比如北京市公立学校对流动人口子女入学放松限制后，并没有出现之前担心的就学流动人口的大量进入。
其次，在中国，除了少数特大城市，绝大多数大中城市都处于规模收益递增阶段，具有基础设施边际成本不变的特点，既不会因为农民工的使用而产生拥挤，也不会因为“驱赶”农民工就造成空闲。即使在特大城市，人口承载力仍有潜力可挖。城市管理水平提高和城市空间布局的调整可以提高城市人口承载能力，容纳更多流动人口。
如果迫于资源环境压力确实需要调控城市规模，着力点应该放在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上，通过产业调整提高劳动力“技术”门槛，减少劳动力总量需求，从而控制城市人口的机械增长。
同时，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有助于将流动人口纳入城市规范化、制度化管理轨道，来缓解其对城市规模产生的附加压力，将人口流动产生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2.3解决农民工住房会产生大量贫民窟，不利于社会和谐与稳定
有些学者认为，农民市民化滞后于工业化，是中国社会稳定的一个特色。目前的土地、住房制度安排使得中国没有像印度、巴西一样出现大面积的贫民窟，有着维系社会稳定的作用。因为，农民工在城市里没有稳定住所，随时可以退回农村，依靠土地维持生计，农民工长期往返于城乡之间的窘境是中国大规模的社会转移相对比较稳定的客观保障。如果将农民工纳入住房保障，解决其在城市的居住问题，城市里就会大量聚集低收入的农民工群体，贫民窟大量出现，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问题会在中国重现，社会和谐与稳定荡然无存。
事实上，贫民窟目前在中国城市中同样存在。联合国人类居住规划署将贫民窟定义为“以低标准和贫穷为基本特征的高密度人口聚居区”。巴西地理统计局对贫民窟的界定是拥有50户以上人家、房屋建筑无序、不具备主要公共设施与服务的人口聚居区。根据这两种贫民窟定义,城市农民工聚居的“城中村”,就其存在的状态、特点与作为城市低成本居住生活区的功能看,基本上可以理解为我国现阶段的城市贫民窟。
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在其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都在不同程度上经历过城市棚户区贫民窟的阶段,贫民窟作为农民到市民的“社会阶梯”起到了缓和外来农村移民的住房需要与城市住房制度之间尖锐矛盾的作用。然而,贫民窟对城市发展的各种负面影响也是巨大的。发达国家无不通过政府强有力的介入与干预，改善直至根本解决城市低收入阶层的居住问题。比如，联邦德国二战后大量移民涌入城市，人口急剧增长，城市住房矛盾突出。政府把解决住房困难作为当务之急，大量投资住宅建设。向低收入阶层提供“社会福利性住宅”，政府大量补贴建设此类住宅的企业。1949-1979的30年里共建设“社会福利性住宅”780多万套，占同期新建住宅总数的49%，并随着城市化不断向更高阶段的发展，住房供求关系的缓和，减少最终停止建造“社会福利性住宅”。
分析我国城市贫民窟的形成逻辑，在社会转型与高速城市化过程中,庞大的农民工流动群体涌入城市，居住上提出了廉租房、低价房的需求,而城市政府供给的廉租房不覆盖流动人口，城市正规房地产市场更难以满足这种需求。于是供需矛盾只能在城市非正式住房市场寻求出口，而在城市边缘的城市化村庄,具备城市规范制度体系所不能提供的生存条件和发展空间，当地农民出于自身利益最终演化为城市非正式廉租屋供方主体，农民工聚居区在城中村形成，社会成本高昂。
因此，我国贫民窟的改善和消除也只能通过将农民工纳入住房保障来解决。无论是否保障农民工住房，大量农民工进入城市就业和居住已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试图通过让已经从事现代产业接触城市文明的农民工随时倒退回落后的农村，来换取城市贫民窟的避免和城市表面整齐划一的想法不仅是不公正不道德的历史倒退，而且在现实中也已经被证明是行不通的。并且，过分强调农地的保障功能，忽视其生产功能，农业的规模化和产业化经营将难以实现，“三农”问题难以解决。
只有调整城市发展建设的思路，在城镇规划、住房建设、公共服务、社区管理上关注进 ①
① 蓝宇蕴，我国“类贫民窟”的形成逻辑———关于城中村流动人口聚居区的研究，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47页，2007年第5期。城就业的普通农民工，对农民工居住问题作出制度安排，才可以防止贫民窟及众多社会问题的发生，才能促进城乡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2.4中国经济发展水平难以承受农民工住房保障
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必然需要大规模的投入,当前中国发展水平是否能够负担?会不会因此降低经济增长速度？这是对农民工住房保障很常见的担忧。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国家财政实力日益雄厚。从下图可以发现，1993年至今的15年间，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大大超过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年增长20%，高出GDP增速10个百分点。2007年增速更是创历史新高32.4%，财政收入总额达到5.13万亿元。地方财政方面，重点城市（省会城市和直辖市）财政收入增速近年来也一直维持在30%左右。可以说，伴随经济高速增长，中国政府积累了大量财富，已经完全具备完善社会保障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实力。
1978—2007年国内生产总值与财政收入增速35302520************0220042006年份财政收入增长速度GDP增长速度百分比
同时，大规模货币资产过剩，缺少合适安全的投资方向。1995年,银行第一次出现3000多亿元的存差,此后,银行存差不断扩大,2007年,银行的存差已经上升到12.8万亿元。同期国家的外汇储备也在快速上升,2007年12月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为1.5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43.32％。每年的存款快速增长,但由于中国的银行没有混业经营,扩大的存差直接意味着银行效益降低。流动性过剩隐藏着极大的金融风险。
因此，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无论从国家财政实力还是社会流动资产哪方面来看，资金都已不是问题。而且有学者认为“廉租房项目几乎没有风险”，政府从商业银行贷款大规模建设廉租房，是安全有效地解决流动性过剩问题的途径。
解决农民工住房的障碍和阻力主要在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是地方财政的重要来源，用于农民工住房建设的土地难以获得堪比商业开发的土地出让金收入，甚至需要免费划拨，这就必然威胁到地方政府的短期利益。
但是，农民工住房的解决有利于降低劳动力成本，保持中国的国际竞争优势，符合城市发展的长远利益。中国经济目前在世界上的竞争力,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国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劳动力价格上涨，如果企业不能及时通过技术进步提高生产效率来消化，则必然导致生产的衰退或者萧条。目前沿海地区房地产等要素价格不断上升,农民工居住生活成本提高，沿海地区劳动力价格上升，许多中小企业尤其是高度依赖出口的企业濒临倒闭。如果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则可缓解劳动力成本上升压力,维持长时间的比较优势。在产业结构转型完成之前，继续保持中国的竞争力。
①3． 农民工住房规划政策导向
中国政府已经开始意识到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意义和迫切性。2007年，国务院出台《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提出有条件的地方，可比照经济适用住房建设的相关优惠政策，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建设符合农民工特点的住房，以农民工可承受的合理租金向农民工出租。温家宝总理200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在“2008年主要任务”中将“要积极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作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主要内容。深圳等一些城市也开始积极探索农民工住房规划与政策。《深圳市住房建设规划（2006-2010）》提出针对不同收入家庭的合理住房需求，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全市住房建设，规划期末，实现常住人口户均拥有或租住一套住房。深圳市《关于进一步促进我市住房保障工作的若干意见》要求与社会保障体制相配套，将非户籍常住人口低收入家庭分年限逐步纳入公共租赁住房保障体系。
3.1将农民工住房需求纳入规划视野
城市规划是一个城市中长期的战略性发展指导，是城市建设与管理的基本依据。在全社会努力饯行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城市规划作为城市发展的先导，亟需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关注人的生活，注重人的需求。不同职业、年龄及社会背景的人群生活 ① 赵燕菁，廉租房建设与国家宏观经济，城市发展研究，2005年第3期。在同一个城市，以人为本的城市规划必须最大限度地满足各个阶层多样化的需要，使公众感受到城市生活本应有的舒适便利。
但中国城市规划思想仍然难以摆脱建筑学的思维方式，规划师往往注重表面的物质空间构筑，忽视社会和人的需要。在当前经济社会转型，城市投资主体多元化，各方面利益冲突复杂的时期，城市规划又经常表现为由强势利益主体所主导，公众的需要被忽视。
其中，农民工的利益诉求被规划领域所忽视程度最为严重。近年来以农民工为核心的外来常住人口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已经成为人口学界、社会学界、农村与农业的研究、城市化研究、经济学等诸多重要领域最为关注的课题，从各自视角研究的成果汗牛充栋。规划领域对此重大战略性课题却近乎表现出集体失语，相关研究极少。规划在计算城市规模时考虑到外来常住人口规模，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测算并扩大城市规划用地，针对外来常住人口的任何具体公关利益都缺乏空间落实。包括中小学、公共住宅、甚至自来水、公共厕所等。由于规划领域没有将外来常住人口问题及其对策的研究放在应有的战略高度，对他们权益的安排没有在规划中充分体现，致使许多其他领域的研究对策难以落到实处。比如农民工子女上学问题、户籍制度改革问题等。
中国已经到了必须并且能够逐步为外来流动人口提供公共住宅的时候了。规划领域应该肩负起推动中国地方政府与社会合理接纳外来常住人口，促进外来常住人口与地方社会融合的历史使命。适应动态的城乡人口迁移的需要，根据城乡之间人口空间格局的变化去调整并形成新的城乡发展空间架构。切实将农民工住房需求纳入城乡规划和管理，并在用地、布局等方面予以统筹安排。
3.2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的框架思路
农民工因就业地、职业、收入和流动性的不同，居住选择也存在很大差异。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首先需要研究农民工阶层分化状况，根据其不同的居住特点和需求制定“分层次、多样化”的农民工住房政策体系：对于少数中高收入农民工，如企业老板、经商户等，主要由市场解决其租赁或购买住房的需求；中低收入且在城市稳定就业若干年的农民工，应纳入公共住房保障体系，与户籍人口享有同等权利；流动性较强、居住地点不固定的农民工，如建筑等行业从业人员，则主要规范其住宅安全和卫生标准，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设施。
按照城市公共住宅标准，将户籍与外来常住人口公共住房纳入一个体系。运行方式以租为主，租售并举，以适应于流动性需要。对于在城市有固定工作，居住一定年限的低收入农民工，政府提供低租金住房或租金补贴，放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民工，应与户籍居民同等享受廉租房的供给。符合一定收入和就业年限条件的农民工应当允许其购买经济适用房、两限房等公共住房，并给予贷款等支持。逐步将农民工纳入住房公积金制度范畴，对自愿缴纳公积金的农民工所在用工单位要强制其缴纳公积金，农民工可以申请公积金贷款买房，也可以提取公积金支付房租。
多渠道为农民工提供低租金住房。制造业开发区等用工密集地区，应鼓励企业为职工建设集中居住区；或者通过优惠政策引导房地产开发企业建设面向农民工的住房，向用工企业或农民工个人出租；也可以允许农村集体组织利用集体土地建设农民工宿舍。对于这些宿舍，政府需要制定安全标准和基本卫生要求，保证人均使用面积和餐饮娱乐等服务设施的提供。并根据情况引导建设一定数量的家庭住房，以满足农民工带眷迁移的需要。
加强城中村租赁管理与服务。城中村交通相对便利、房租较低、与农民工原有生活习惯相符，在很长时间内仍然对解决外来常住人口居住问题起着重要作用。对大城市现有的城中村进行普查，分类指导，完善此类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对农民建房及出租行为的管理，改善出租屋生活环境。对改造过的或者达到相对较好水平的出租屋认定一段时期内其居住的合法性。
参考文献待添加。
图书：
1． 中国农民工的发展与终结 2． 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 3． 中国农民工调查 4． 中国农民工政策研究 5． 农民工阶层 6． 城市边缘人
第三篇：有关中国农民工论文
浅谈农民工就业问题
班级： 学号： 姓名：
论文摘要：两千多年来，农民一直是中国最大的弱势群体。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这二十多年，农民的弱势群体地位得到极大改善，农民阶层迅速分化并向城市迁徙。最具有社会学意义的现象是，农民工以乡镇企业为跳板异军突起，坚忍不拔地行走在城乡之间，实现了有史以来中国农民最彻底的一次解放，是中国产业工人划时代的整体性更新。正是在这种认识和感悟的驱使下，农民工问题成为重点研究的一个课题。受美国金融危机影响，在我国沿海地区的出口导向型企业，部分出现了农民工的就业难题，按农业部统计，约有2000万人失去工作岗位，提前返乡。目前，中央和地方政府已采取了减轻企业负担、加大返乡农民工培训力度、强化就业中介服务等系列措施稳定就业局势。
从劳动经济学观点看，这些措施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好的，但应该看到，由于牵涉到的农民工群体人数众多，地域广大，又由于户籍政策的灵活性欠缺，中央和地方财权事权不一等问题，在实际运转中一些措施可能存在执行的偏差。本篇论文的主题就在这些措施基础上，提出进一步解决农民工就业问题的政策设想。
关键词：农民工就业对策
一、农民工就业现状
目前我国农村外出就业的农民工已超过1.3亿人。自2008年第三季度以来，受各种因素综合影响，部分城市、特别是沿海地区的一些企业经营出现困难，对农民工就业造成影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08年年底进行的“就业情况快速调查”监测分析称，考虑到部分返乡农民工暂时失去工作，加上农村部分新成长劳动力，节后需要新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在2000万人以上。
但根据走访调研，目前相当多的企业仍然有招工计划，不同的是岗位数量、招聘需求有所变化，主要表现在：
1.相当多的企业由于生产计划缩减，空港数量有所减少，招聘时间略有延后。但一些企业由于技术改造和创新所需，追加了一些新岗位的招聘需求。
2.企业对新录员工的文化和技能水平要求提升。按照人保部的调研结果看，企业对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和中级工以上技能的比重，在历年持续提高的基础上，又分别上升了2个百分点和2.6个百分点。
综合上述情况可知，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内，城市企业对农民工的用工数量整体有所下降，招工时间推后，技能要求提高。
因此，农民工就业供求矛盾在一段时期内将比较突出，引导有序流动就业和就地就近安排就业的任务繁重。
二、农民工就业的影响因素
要解决农民工的就业问题，不能不系统梳理农民工的就业影响因素。影响农民工就业的相关因素大致如下：
（一）行业及企业外贸关联度及应对危机的能力
一般来说，一个行业或企业与出口外贸关联度越大，受到的冲击就越大。又因为这些企业多属于来料加工型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位于整个产业链的末端，故而在这些
企业中工作大量农民工群体，首当其冲地受到危机冲击。而在这些企业中，中小型企业受冲击程度最大。
但即便在这些企业中，对就业的吸纳能力也有区别。一些企业在危机中及时调整对策，推出了产业升级战略，努力往产业链的上端靠拢，这就为其下一步解决就业问题，提供了广阔的前景。
另有一些企业以退为进，暂时捂紧荷包，缩减薪酬等开支，和员工一起过苦日子。等到外商有新的订单调整，立即“反扑”，重新开工，这也是解决农民工就业问题的希望所在。
（二）区域经济对就业的吸纳能力
整体看，越是区域经济活力比较强，发展潜力比较大的地方，对就业的吸纳能力就越强。众所周知，在此次危机中，由于对外开放程度高，沿海比内地受冲击程度严重，在订单减少、推迟或接不到订单的情况，企业开工不足或部分企业倒闭，带来了企业减员或岗位消失问题，使得在这些地区从业的农民工不得不提前返乡。
而农民工返回的家乡多是重庆、成都、河南等内地城市。根据笔者观察，在成都重庆这两个城乡统筹综合改革试验区，由于经济体制改革活力释放，这些地区对于返乡农民工的安置和扶持力度更好，也有可能有更多的就业岗位给予返乡农民工就近安置。下一步，需要对这些地方解决就业问题，进行更进一步的政策扶持。
（三）农民工自身文化技能水平
根据前述有关部门对劳动力需求状况的分析看，目前对高中以上学历，中级以上技工的农民工需求比重在增加。这与目前正在推进的产业结构升级，对人才技能要求提升有关，也与劳动力市场更激烈的竞争有直接关联。
（四）政府及社会中介服务机构的就业服务水平
由于长期以来，政府及社会中介人才机构中介服务，诸如就业培训、职业介绍、供需见面会等，多聚焦于本地本市居民，或者有大学以上学历者，所以，大量高中以下学历的外籍农民工群体，其就业指导问题一直被忽略。
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政府在户籍制度上给予更灵活的处理，并出台对社会中介机构或人事代理企业，解决农民工就业问题的激励措施。
三、现有就业对策分析
基于上述就业影响因素分析，可以看到，当前推出的一系列就业解决对策，在取得很大成绩的同时，存在以下几方面局限：
（一）产业升级通盘考虑不足
由上述分析可知，就业的影响因素与宏观产业经济环境、区域经济活力密切相关，也与企业规模有所关联。
但当前国家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的投资，还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民生投资比重较少；在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中，除物流业规划中，这些投资多集中在国有企业，对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考虑较少。相应地，支持他们进行科研创新和产业升级的资金自然就少。
由此，一些原本就困难的中小企业在外需缩减，产能减少，内部用工成本依然不减的压力下，很难尽快走出困境。
尽管目前包括工业和信息化部等有关部门已经及时安排了200亿技改专项资金，拟通过中央财政贴息方式，并带动地方政府资金投入，一年撬动4000多亿的技术改造项目。但整体效果还有待观察，力度有待加强。
（二）培训的瞄准性差
由于文化技能水平对农民工“再就业”的影响因素明显，目前的多项中央和地方政策，都将加大对农民工的技能培训水平，把其放在突出位置。
但由于现行就业失业率统计口径，只统计城镇户籍人员，对于大量非本地户籍的外来农民工并未涵盖其中。尽管当前各地也紧急部署了对这些农民工的就业监测，但由于这些农民工多地往返流动的特点，统计难度很大，对部分人群的掌握并不全面，因而培训目标人群的确定就比较难。这也是当前众多劳动力输入大省普遍存在的难题。
而在中西部等劳动力输出大省，虽然比较容易统计出返乡农民工数量，但囿于财政经费不足等原因，就地对农民工的培训也不现实，并且在培训后，与企业需求对接方面，也会存在一定问题。
（三）发动社会力量不够
目前，有关部门密集推出了关爱农民工就业的多项行动，其中作为值得嘉许，但在广泛发动各种民间力量，包括企业、媒体等一起来解决农民工的就业难题上，还有待加强。
由于涉及的就业人群庞大，单靠政府下属的各地人才中介机构，提供所有的人才中介服务，并不现实，下一步需要在激励社会力量参与解决就业问题上下工夫，这当中就包括各种民间培训机构、各行业中小企业，及时发布提供信息的各种媒体。
但发动社会力量的同时，需要注意严格对社会职介机构的监管，严惩非法职介公司“黑中介”等非法行为
四、进一步就业政策探讨
（一）就业与产业升级、企业创新相结合笔者建议集合各区域经济特色及企业需求，由当地宏观管理部门——如发展改革委员会等部门牵头，联合工商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知识产权局等，对各地现有产业及企业进行梳理，尽快明确政府鼓励发展的新兴行业领域，并对这些行业所需岗位信息细化梳理，及时推出对应的员工技能提高课程，从宏观上改善农民工技能素质结构。在农民工就业问题解决上，救活企业特别重要。只有政府或社会资金及时给企业输血，企业复活了，才有新岗位可用，人才供需市场才会繁荣。
笔者建议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协调，给予企业解决农民工就业问题的专项补贴，补贴额度建议与其解决就业的人数、工资水平等直接挂钩，对于不裁员者给予奖励。对于在困难时期进行技术创新和岗位改造的企业，给予一定额度的财政资金支持。
（二）创新培训费用机制
由国家有关部门主导，在劳动力输出大省与劳动力输入大省之间建立合作机制，及时共享农民工供需信息，并将岗前培训和企业需求结合起来，及时调整培训内容，以适应企业需要。
由于培训必然涉及经费，靠沿海地区几个劳动力输入大省，来解决众多非本地农民工的培训问题，显然不现实；同时，劳动力输出大省在培训方面也很乏力，这些省份多是财政困难大省，单靠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或单靠地方财政都不现实。因而，笔者建议将大量结余沉淀在劳动力输入大省的养老保险金等利用起来。
长期以来，由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地区分割，农民工在离开一个就业城市转出社会保险关系时，对于自己的养老保险部分只能推出个人缴费那部分，企业缴费部分作为养老统筹基金，则沉淀在当地政府社保部门。
笔者建议将将这部分养老统筹基金，按照一定比例统一转入劳动力输出省份的社保
机构，由这些社保机构统一组织，对于大量返乡农民工进行集体就业培训。一旦劳动力输入大省经济回暖，企业重新招工，就及时将农民工输送过去，由此既避开了培训方面户籍的樊篱，又减轻了经济发达地区的人口资源负担，避免农民工盲目找工作的低效。
（三）健全人才中介服务平台
建议各地进一步健全劳动力中介服务机构信息披露机制，形成企业与当地就业服务机构信息的强制报送，将岗位需求信息统一梳理至各区县就业服务机构，并及时发布，供择业农民工参考。
对于资金缺乏的中小企业或私营个体企业，要统一由政府出资搭建临时性的招聘平台，供供需双方双向选择。
此外，还可以通过媒体发布爱心热线，为提供岗位信息的信息人，给予物质奖励。
（四）打破户籍樊篱
在就业服务和就业扶持等政策上，应当把政策对象扩大到城乡所有需要就业对象，形成一体化的城乡就业政策，消除对农村劳动力的政策歧视。
笔者建议将农村劳动者纳入了小额担保贷款、就业援助、职业培训和技能鉴定等就业政策范围，改善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环境，建立了城乡平等就业制度，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第四篇：经济学论文-中国贫富差距的再思考
中国贫富差距的再思考
【摘要】随着世界高等教育民营化浪潮，我国高等教育产业化也越来越明显。其所带来的一个间接的后果就是进一步拉大了我国城乡之间、居民个人之间的贫富差距。文章就高等教育产业化所带来的贫富差距的扩大进行了一些讨论。
【关键词】教育产业化；贫富差距；学杂费
这几年随着改革开放的浪潮的到来，我国高等教育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速扩展。且高等教育作为教育业的总要组成部分，在近几年的发展过程中，越来越多地扮演了促进经济增长，拉动内需的角色。而其在自身的发展以及与经济、社会协调均衡发展等诸方面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新问题和新矛盾。本文将对高等教育迅速扩展，入学人数不断增加、入学费用节节攀升的过程中带来的加重贫富差距的问题进行一些探讨。本文将分成以下几个部分进行探讨分析：首先，我们对我国当前高等教育的基本情况及其原因进行一个简要介绍；接下来分析这种发展模式或趋势所带来的影响；最后我们将就一些具体问题阐述自己的看法和建议。在这里，我们所谈到的高等教育产业化不是指公立院校所有权完全改变，转变为私立院校，而是主要指高等教育经费中来自私有资源部分不断扩大的过程。
一、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的基本情况
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高等教育改革也轰轰烈烈的展开了。不管是高等学校数量还是高等学校的招生规模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2004年全国共有普通高等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2236所，比上年增加126所。普通高等学校1731所，比上年增加179所，其中本科院校684所，高职（专科）院校1047所。成人高等学校505所，比上年减少53所。全国共有培养研究生单位769个，其中高等学校454个，科研机构315个。在生源方面，2004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447.34万人（比上年增长近17.05%），其中本科招收209.91万人，高职（专科）招生237.43万人，研究生招生32.63万人，其中博士生5.33万人，硕士生27.30万人。2004年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达到2000多万人，其中普通本专科在校生为1333万人，在学研究生82万人，分别是2000年的2.4倍和2.7倍，2005年全国高校招生计划为475万人，其中本科为230万人，报名数达到867万人。
接下来看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收费的情况。在高等学校收取学费，是我国筹措教育经费和个人分担高等教育成本的重要措施。因此，从八十年代中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收费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全国各地收取的学杂费由1987年的12亿元增加到2001年745.6亿元，增长61倍，学杂费占教育经费的比例也由1987年3.7%提高到2001年的16.08%。在各种教育经费来源渠道中，学杂费成为仅次于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的第二大渠道。
从1994年至2004年10年间，我国大学学费从每年几百元一路飙升至每年5000～8000元不等，学费猛涨约20倍，而1994年至今10年间，国民人均收入却增长不到4倍。从图2我们也可以看出（IGDP表示以1991年为基数的GDP增长率，II表示以1991年为基数的我国个人分担教育经费的增长比率），学费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2001年，我国普通高等学校个人分担教育成本的比例平均为24.21%。成人高等学校达到 37.04%。2001年我国高等学校生均交纳学费3985元，占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的58.09%、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168.4%。
二、原因分析
（一）国家教育经费投入严重不足，教育“产业化”随之产生
这几年随着改革开放和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各种高等院校得到了以数量和规模为特征的高速发展。在国家教育经费投入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教育“产业化”支撑了这种高速发展。而随着教育“产业化”而来的就是教育的高收费、乱收费等不合理现象的滋生。
（二）政府放宽管理，学校自主性加强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我国经济出现以内需不足等为主要特征的经济衰退。中央政府财政部适时采取了拉动经济增长的多项举措，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扩大高等院校的招生规模，以教育“产业化”拉动内需。不可否认这项举措确实在拉动国内需求，刺激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但其负面的影响也不容忽视，由于各大高等院校自主性加强，于是就出现了疯狂扩招、专业重复设置、学杂费暴涨等等现象。
（三）高等教育私有化国际趋势
高等教育国有化的世界趋势到70年代中后期达到最高潮后来开始逆转，高等教育私有化的趋势开始出现，高等教育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目前这一趋势正方兴未艾。我国从1978年的改革开放开始就注定我们将融入世界经济政治一体化的进程中，在教育私有化国际浪潮的影响下，我国高等教育的私有化步伐也正在加快。
三、这种发展模式对拉大贫富差距的影响
这种发展模式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但这里主要讨论的是其对当前我国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的影响。
（一）城乡之间由于高等教育私有化而进一步加剧的贫富差距
由此可以看出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城乡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也在逐步扩大，而由于高校扩招、学费的暴涨也进一步加大了这种差距。以2004年为例，一个三口农村家庭一年的收入大约为12000元，城镇家庭的年收入约为31000多元，而2004年的高校学杂费大约为6500元，我们假设一个学生的月生活费为400 元，一年的总共花费约11000元。现在我们看看在供完一个大学生后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的比较，城镇居民还有20000多元可以支配，而农村居民确只能勉强支付。而他们自己的生活生产费用只能借债来支撑。不能不说这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城乡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
（二）这种发展模式对我国居民个人之间贫富差距的影响
在一份2004年的统计数据我们可以看出现在我国居民之间贫富的差距。从个人收入来看，20%的最高收入的人群占有了全部收入的55.6%，20%的最低收入组占有收入不足1%。从家庭人均收入来看，20%的最高收入组占有近60%的全部收入，最低收入组所占收入比重不足3%，高低收入的倍数是 22：1。特别要注意的是，中间收入组所占收入的比重，从原来的接近本分的份额20%，缩小到目前的不足15%，这意味着，目前中等收入群体的状况也是堪忧的。而在我国随着大学学费的增长，困难学生所占的比例逐年增加，据教育部信息管理中心1999年秋季的调查显示：1995、1996、1997、1998年入学的贫困学生占贫困生总数的比例分别为6.2%、21.9%、34.8%、36.2%（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目前有240多万的经济困难的大学生）。因此高等院校的“产业化”所带来的学费的飞涨更是进一步加剧了这种两极分化式的贫富差距。
另一方面，高额的学费使偏远贫困地区和贫困学生的家庭丧失求学的动力和信心，或者有的家庭在中等教育阶段就有可能转而选择学制更短、学费更低、周期更短的中等专业教育，放弃对高等教育机会的追求。而现在越来越多的学校也纷纷推出了名目繁多的高收费低学分式的入学门槛。研究学费水平对高等教育机会在不同收入人群中分布的影响的一种衡量方法是考察各收入阶层人口在高等教育在校生中的比重随学费水平的变化情况。有抽样调查的数据显示，与学费水平逐年提高相伴随的是高等学校学生中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的比重的下降（如表1）。
这种结果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低收入家庭的孩子的发展机会不如高收入家庭的学生。这在某种程度上更加剧了起点不公平带来的贫富差距。
四、针对上述讨论的一点建议
虽然国家相关部门已经注意到教育产业化所带来的严峻后果，2005年9月国务院学位办通知，北京大学等9所高校研究生收费试点暂停，原定将于2006年推行的研究生收费被搁置。但是其主要问题还没得到彻底解决，还有很多贫困学生上不起大学，即使上了大学也使家里负债累累。且近几年大学生找工作难也成为一个普遍现象。因此我们认为：
（一）加强对学校收费的管理
减缓高校收费飞涨的步伐，调整高校乱收费现象，特别是一般本、专科等学校的高、乱收费现象。
（二）加大政府对高等教育投入，调整高等教育投入的结构
大家知道高等教育具有明显的外部性或称外部现象，作为公共利益代表的政府应当对高等教育进行补贴，以矫正其外部性，而且由于高等教育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政府资金应当是高等教育资金的主要来源。这样也有助于社会公平的实现，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和谐发展。而另一方面，我们应该看到，我国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资也在逐年增加，但是其对象主要是大学的硬件设施和师资力量等方面。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这些公共资源在我国居民之间的不平等分配，也就是说贫困学生享有更少的高等教育的资源。因此应该调整政府高等教育投入的结构和方向。
（三）进一步完善助学贷款体制
针对当前大学生中贫困生的比重的不断扩大，政府部门也相应推出了助学贷款这个举措。但是其实行程序、实现的方法等很多方面还是阻止了很多贫困学生申请助学贷款的步伐。
（四）进一步完善学校对贫困大学生的奖学金评选和学费的减免制度
近年来，很多大学院校纷纷实行了特困大学生的学费减免制度。但是其实行的面却是很窄，实行的条件很苛刻等。因此可以考虑实行与社会捐助的形式相结合的学费减免制度。同时进一步扩大奖学金的评选与发放，既可以鼓励学生努力学习，又可以对学生在经济上进行一些资助。
（五）完善学校的勤工检学的工作
大学里在不影响本专业学习的情况下，大学生适当的进行一些与自己专业相适应的勤工检学，不但可以部分弥补自己家庭的经济，还可提前学习一些学校里学不到的自己以后要用到的知识。同时也需要政府完善劳动力市场，为在校学生或毕业生创造更多的工作与就业机会。
五、结语
随着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而接受高等教育是我国居民当前摆脱贫困状态的一个重要途径，因此高等教育的健康均衡发展某种程度有利于减缓这种差距的扩大。如今我国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高等教育产业化的道路应该重新审视。高等教育产业化是一种手段而不是必经之路。根据我们的国情，我们是否可以放缓产业化的道路，走一条更适合我们自己的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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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社会化理论视角下的进城农民工教育与培训研究论文
论文摘要：进城农民工是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涌现出的一个特殊群体。文章从社会化理论的视角分析了该群体发展诉求的本质以及教育与培训促进其社会化的必要性，并对该群体再社会化的具体实施进行了探讨。
论文关键词：再社会化；进城农民工；教育与培训
一、进城农民工的发展诉求——再社会化
自工业革命以来，全球城市数量增长和城市化发展就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中国作为全球一个重要的发展中国家，也随之进入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数据显示，1978年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7.9％，到2009年已经发展到的46.6％，年平均上升0.9个百分点，大量农村人口在城市化浪潮的席卷下转移进入了城市，他们不仅面临就业与生活的困境，同时也面临完善与发展的难题。大量农民工已经进入城市。他们具有强烈的发展愿望，他们向城市转移不仅仅是为了解决个体的生存问题，而是更加期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个体在城市的发展，以及像现代市民一样生活。
进城农民工的发展诉求从表面上看是个体身份的转变与确立，从本质上看则是他们改变、学习、提升、再适应的过程，即社会化的过程。“社会化”(socialization)一词于1895年由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G·Simmel)在“社会学问题”中开始使用，通常指个体在社会影响下，通过社会知识的学习和社会经验的获得，形成一定社会所认可的心理——行为模式，成为合格社会成员的过程。《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中对社会化的解释为：“自然人成长为社会人的过程。从一定的意义上讲，刚出生的婴儿是同其他动物无多大差别的生物人或自然人，社会通过各种教育形式，使自然人逐渐学习社会知识、技能与规范，从而形成自觉遵守与维护社会秩序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取得社会人的资格。”社会化对于个体而言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根据人的发展周期和各个发展阶段的特点，社会化可以分为早期社会化(儿童及青少年时期)、继续社会化(成人期)和再社会化三个时期。
对于我国广大进城农民工而言，他们除了要和社会其他成员一样完成自身的继续社会化，同时还要面临来自农村乡土社会和城市现代工业社会的巨大差异，必须在早期社会化和继续社会化的基础上实现个体的再社会化，即当个体的社会环境和社会角色发生巨变时，为了适应新的环境和角色而全面放弃原已习得的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重新确立新的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进行新的学习的过程。城市与农村环境上的差异不仅使进城农民工因人力资本所造成的谋职和生活的不适性表现出来，而且使他们在城市生活与工作方式和观念上的不适性更加突出，这些不适性促使进城农民工群体在主观上要求逐步提升自我知识、能力和观念。产生强烈的再社会化的主观愿望。
二、教育与培训促进进城农民工再社会化
进城农民工再社会化的实现，需要教育与培训增强其在城市发展多个层面的适应性，而该群体的城市适应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经济层面适应、社会层面适应、文化和心理层面适应。经济层面适应是个体城市适应的基础，对于进城农民工而言，其进入城市谋生首先是着手解决个体在经济层面的城市适应性问题，即必须通过个人努力获得一份能够满足个体生存需要的职业，以及与其相关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但进城农民工的诉求并非仅局限于此，他们希望实现个体职业身份与社会身份的统一。实现个体在社会层面、文化和心理层面的全面适应，从而满足他们从农村人向城市人、从农民向市民转变的发展诉求。
(一)通过教育与培训提高知识和技能水平，实现经济层面的城市适应
进城农民工为了在城市谋得一份满足生存与发展的职业，实现个体的再社会化，需要教育与培训更新和丰富他们在就业、创业和生活等方面的知识与技能，使其适应全新且快速发展的城市环境。对于大量进城农民工而言，他们不但在文化程度上普遍低于城市市民，而且在职业技能培训和专业技能的掌握上也有所欠缺。调查数据显示，我国农村劳动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为7.33年，而城市是10.20年；城乡具有大专以上受教育水平的人口比例是20：1，受高中教育人口比为4：1，受初中教育的人口比为0.91：1，受小学教育的人口比为0.37：1。进城农民工中接受过短期职业培训的占20％，接受过初级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的占3.4％，接受过中等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的占0.13％，而没有接受过技术培训的高达76.4％。文化知识、专业技能的缺乏导致我国进城农民工在进入城市这一新的生存空间，面临全新的工业化、现代化生产方式与机器设备时通常底气不足，他们大多要从简单的、职业地位偏低的工作做起，面临艰难、繁重的工作环境。再加上进城农民工对法律、权益保护等方面的知识内容知之甚少，缺乏自我维权和自我保护的能力，因此，他们通常在工作和生活中处于弱势，难以满足我国城市化、现代化发展对劳动者素质的要求。只有通过教育与培训实现他们在早期社会化和继续社会化基础上的再社会化，才能快速缩小进城农民工与城市市民在人力资本水平上的差距，使进城农民工能够尽快适应城市这一新环境。
(二)通过教育与培训增强观念意识和行为能力，实现社会、文化和心理层面的城市适应
进城农民工再社会化的实现，还需要教育与培训增强其在社会层面、文化和心理层面的城市适应性，使他们具备适应城市这一新环境的观念意识和行为能力。进城农民工在经济层面的适应是个体城市适应的基础，是其进入城市谋生必须着手解决的问题，但进城农民工的诉求并非仅局限于此，他们希望实现个体职业身份与社会身份的统一，实现个体在社会层面、文化和心理层面的全面适应，从而满足他们从农村人向城市人、从农民向市民转变的发展诉求。进城农民工社会层面的城市适应，主要是指转移人口实现生活方式上的城市性。城市化发展对于每一个转移劳动者而言，不仅是生存空间和发展地域的变化，更是一种生存方式的变化。生活方式是指在一定社会客观条件制约下，社会中的个人、群体或全体成员为一定的价值观念所引导的、满足自身生存发展需要的全部生活活动的稳定形式和行为特征，早在1938年。学者路易斯，沃尔斯(LouisWirth)就曾在其文章《作为生活方式的城市主义》中明确提出“城市化作为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这一观点。进城农民工除了要形成城市化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以外，还需要在文化和心理层面形成其对城市生活的适应性，即形成对城市社会的归属感和适应城市文化的价值观念。从进城农民工对城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来看，他们更加倾向于认为自己是城市的一员，应该得到城市市民的同等的社会地位。据调查显示：新生代进城农民工认为“农民工还是农民”的仅为18.94％，认为“农民工不以务农为主，应该得到市民同等社会待遇”的占56.82％。进城农民工再社会化发展诉求的实现，需要通过教育与培训树立其与城市文明和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公民意识、主体意识、法制意识，能够形成与市民沟通与合作共事的能力，能够在与市民交流与共同工作的过程中，融入市民群体中，形成对城市社会的归属感，从而全面适应城市社会。
三、进城农民工再社会化教育与培训的实施
(一)拓宽教育培训内容
教育与培训是实现进城农民工再社会化的重要手段，只关注该群体生存而忽视其再社会化发展的教育与培训内容仅仅局限于工作知识和技能这一维度。对于他们的再社会化发展而最终成为未来城市新市民所应该具备的观念意识和综合知识素养并未提及或者尚不全面，而这些内容恰好是转移劳动力从“农民工”向“现代市民”转化时所面临的素质瓶颈。因此，必须拓宽进城农民工的教育与培训内容，多方面提升进城农民工的综合素质，以使他们能够实现对城市这一新环境的全面适应。
拓宽进城农民工的教育与培训内容，必须将过去单一化城市生存、就业知识和技能拓宽为集知识、能力、观念意识三个维度为一体的现代市民综合素质。其一，观念意识维度。教育与培训要着重转变进城农民工对于事物的认识态度和情感，将主体意识、公民意识、法制意识和可持续发展观念的塑造纳入到教育与培训的内容之中，使转移人口消除对城市的隔离感，形成城市主人的自觉意识，将自身发展与城市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发挥个体主动性，承担公民义务，增强城市归属感，实现人与社会、人自身的和谐而持久的发展。其二，知识素养维度。教育与培训要帮助进城农民工不断丰富自身知识，掌握工作岗位变化和社会快速发展对劳动者所需的文化知识、专业技术知识、安全知识、维权知识、求职知识。具备与现代城市生活相适应的城市生活知识，成为能够适应城市第二、三产业发展需要和社会知识化、信息化发展所需的知识型劳动者及学习型公民。其三。行为能力培养。进城农民工教育与培训不仅要使受教育者获得在城市工作必需的实际操作能力，而且要使他们具备学习的能力，对已有的知识进行巩固。对新知识进行消化，将学习成为其内在需求和发展的支撑手段；使他们掌握业缘式人际交往的能力，转变其原有的同质性与血缘、地缘本位的交往方式，促进他们形成市民社会的复杂而间接、交往面广的异质性与业缘本位人际交往：使他们形成应变能力，应对和实现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各种被动变化和主观改变，适应实践活动中人员、岗位、内容、方式的各种变化，不至于在多变的社会发展中陷入被动局面，实现他们的可持续发展。(二)强化多元主体职责
为了实现进城农民工的再社会化发展，必须充分发挥职业技术学校、成人教育与培训学校、企业和社区多元主体的有效功能，通过进一步强化多元主体的职责，增强他们的工作实效性，完善进城农民工的素质结构，从而促进他们在城市的后续发展。
其一，强化企业培训功能。企业作为进城农民工的重要聚集地和实现个体继续发展的重要媒介组织，必须严格执行国家规定：“按照职工工资总额的1.5％足额提取教育培训费，从业人员技术素质要求高、培训任务重、经济效益好的企业可按2.5％提取，列入成本开支”，对聘用的进城农民工进行岗前准备性培训和在岗提高性培训。企业可以建立自己独立的专门培训机构或组织，也可以和职业学校、成人学校等部门合作，对进城农民工进行专业技能、知识等方面的培训，不断提高他们的学习能力、工作能力、主体意识等综合素养。其二，强化成人教育与培训机构功能。作为在职人员进行继续学习的通道，成人教育具有与全日制学校学历相同的权威性，必须成为进城农民工继续提升自身学历水平、提高综合素质的重要途径。成人教育一方面要发挥其学历提升的重要作用。使进城农民工能够通过业余时间的学习获得系统性的专业教育，实现学历补偿和提高，使他们的文化程度能够达到高中及以上水平，另一方面，成人教育要增强其岗位培训的作用，充分利用其资源对进城农民工进行各类岗位培训，使已经具有一定职业工作能力的转移人口能够通过继续教育实现个体实践能力与人文素质的整体提升，使他们能够通过这种非学历教育的形式为个体的后续发展积聚实力。其三，发挥职业学校的教育与培训功能。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最初阶段，职业学校要充分发挥其对即将进入城市和已经进入城市人群的准备型和补偿型的教育与培训功能，使大量拟转移劳动力能够在农村当地获得各类准备性培训，使那些缺乏培训但已进入城市的转移劳动力能够获得短期补偿性培训。完成上述工作后，职业学校还要在第一阶段的基础上，发挥对在职人员进行岗位培训、转岗和素质晋升的功能，通过周期性的岗位培训更新他们的知识内容，提高他们的学习、实践与创新能力，增强他们的主体意识和可持续发展观念，使转移劳动力能够在“合格农民工素质”的基础上具备“现代市民素质”，使那些具有强烈发展诉求的进城农民工能够具备社会流动的技术资本和综合素养。其四，发挥社区的教育与培训功能。社区在教育与培训上具有对象大众化和内容多样性的天然优势，实现进城农民工再社会化的发展目标，必须强化社区的教育与培训功能的发挥，在学习时间和教学模式等多方面充分考虑灵活选择性和实效性，利用办新市民学校、农民工培训班等方式，在进城农民工的闲暇时间，对其开设文化知识、职业技术、公民素质、家庭教育等课程，通过丰富多样的社区活动，提高进城农民工对城市的认同感、归属感，构建学习型和谐社区，促进进城农民工不断学习和提升，推进其再社会化进程。
(三)完善外部保障措施
教育是现代社会大系统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各项调整、变革都逃脱不掉教育系统之外的社会大系统的影响，尤其是对于进城农民工的再社会化问题，不但需要通过教育与培训系统的努力，增强其在城市社会的综合适应性，而且需要来自教育系统之外的相关部门及有关措施给予有力保障，通过多方协调共同促进进城农民工的再社会化。
其一，政府支持。为了实现进城农民工的再社会化发展，政府必须在政策和资金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在政策支持上，政府应该充分认识到实现进城农民工再社会化的紧迫性，制定专门政策，明确各职能部门的相关职责，建立统筹协调的领导体制和分工负责、相互协作的推进机制，以督促教育、劳动保障、农业、建设、财政等多个部门的积极协作，明确责任分工，并纳入工作考核内容职责：明确劳动力输出地和输入地政府的教育与培训职责，制定鼓励政策。在资金支持上，要建立和划拨专项资金用于进城农民工的素质提升，减少或减免教育与培训过程中各种不必要的服务费用，同时监督企业、相关教育与培训部门的工作实效。其二，户籍改革。为了促进进城农民工再社会化目标的达成，我国必须对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进行进一步改革，确立以职业为身份确认标准的户籍制度，彻底取消过去农业和非农业户口的二元划分，统称为居民户口，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此外，对城市落户政策进行相应调整，鼓励农村劳动力到城镇落户，以具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为基本落户条件。改变户籍这一先赋性因素的决定作用，加大后致性因素对个体城市落户的影响性，使进城农民工能够凭借自身在城市的努力工作、稳定就业、人力资本获得市民这一社会身份，最终实现个体职业身份与社会身份的统一，成为城市新市民。其三，传媒引导。大众传播媒介必须发挥正确的舆论导向功能，杜绝对进城农民工的歪曲报道，为进城农民工的发展创造平等的社会氛围。大众传媒不仅能够消除进城农民工在城市继续发展的不良影响，而且对于实现进城农民工的社会化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大众传媒为进城农民工提供了接触现代社会思想与行为的途径，能够使他们通过耳濡目染，逐渐转变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形成与城市和现代社会相一致的素质结构。为了实现进城农民工的再社会化发展，大众传媒必须发挥应有的导向与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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