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论疫学因果关系引入我国刑法之必要性论文
因果关系在刑法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刑事案件中只有危害行为和危害结果间被证实存在因果关系才能认定构成犯罪。随着时代发展，新型刑事犯罪的出现使得传统刑法因果关系理论面临着很多困境。对于一些新型刑事犯罪很难运用传统刑法因果关系理论来处理。尤其是面对环境污染和食品安全等公害犯罪的频出，使得在司法实践中必须引入新的理论。在此形势下，将疫学因果关系理论引入刑法弥补了传统刑法因果关系理论的不足。
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是事物之间客观存在的联系，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也就是说因果关系是一种“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引起是因，被引起是果。因此对因果关系的判断必须要严格依据客观事实的联系进行判断，不能随意主观臆测。我国刑法中的传统因果关系学说主要是“必然因果关系说”和“偶然因果关系说”。但无论是哪一种学说都需要以客观事实为依据，都必须以人类已经掌握的科学实验来证明其合理性。而在现实中很多公害犯罪是无法寻找到确定的客观事实证据。因此，为了能够更好的惩罚犯罪和保障每个人的合法权益，疫学因果关系引入刑法之中是必须的。
一、疫学因果关系之内涵和外延
疫学一词最初来源于日本，也就是“流行病学”，疫学因果关系即所谓的流行病学因果关系，疫学是“关于决定人的群体的疾病的频度和分布的诸因素的研究”。此理论最初应用于刑法是因为上世纪五十年代日本九州的水俣地区发生的水俣病事件。水俣病事件当年造成了水俣、新泻地区很多人因汞中毒而出现四肢麻痹、运动功能障碍。病情严重的有痉挛、神经错乱以致最后死亡的。至今为止依然没有能够有效治疗此病的疗法，因此水俣病被称为日本第一大公害病。在当年的法院审判过程中并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证明当地居民汞中毒与工厂排放的污水有直接因果关系。因此当时的法院引入了疫学的理论，认定被告方的工厂为了企业利润而随意向水俣弯中排放含有大量汞的工业废水导致被害人因食用鱼虾而得了不同程度的水俣病，二者构成疫学上的因果关系。因此排污行为与居民患病的损害结果构成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从而对此作出了判决。这也是世界上第一起将疫学因果关系应用于司法审判的案件。
通俗地讲：疫学因果关系就是没有甲因子，就一般不会发生乙疾病;当甲因子出现之时，乙疾病也开始随之出现，根据人类能掌握的病理学知识无法确认两者有必然联系。但是通过病例的研究和样本的分析可以表明是甲的出现大大提高了乙病发生概率，也就是原因和结果之间具有高度盖然性。
二、疫学因果关系之特征
一般疫学因果关系具备下列四项特征：
1.某因子在疾病发生前的一段时期起着一定作用;
2.某因子作用越显著，该病患者的比率就越高;
3.某因子在一定程度上被消除获减少时，该病患者的比率降低或减轻，与疫学所观察的流行特征并不矛盾;
4.某因子作为该疾病发生的原因，其机制发生和生物学并无矛盾。
这种理论就将传统刑法因果关系所认定的固定思维给打破了，这样惩治公害犯罪就有了理论上的基础。疫学因果关系理论是具有正当性的。疫学因果关系理论以统计学为基础的，从大量随机的现象中排除合理怀疑，寻找出引发结果的原因。我们可以认为通过统计学原理所推测出的高概率事件在去除一些偶然因素后，已经与科学法则得出的必然性结论相差无几，这是一种科学的、合理的理论。因此，疫学因果关系是以统计科学为基础的高概率量化条件关系判断，“高概率是一种事实，而非社会观念的认识”。排除合理怀疑是其中的关键，因此首先要充分考虑种种可能因素，对于各类可能因素运用统计学的方法找出可能性最大的那个因素。在找到这个最可能因素之后，通过与其他不存在这种因素的地区进行对比，以及和没有这种因素时本地区的情况进行对比，从空间和时间上排除合理怀疑，确定此因素是否为相关因素。如果事实证明此因素和某病的出现为高概率事件，即使难以确切的知道其内在联系，那么也能推定存在疫学上的因果关系。
三、疫学因果关系引入我国刑法的必要性
(一)引入疫学因果关系是现今形势之需要
自从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我国的生产力飞速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可是在这背后是自然环境的破坏和生态危机的频发。正是我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过于重视速度忽视自然环境而造成了一系列的恶果。毫无疑问，我国日益严重的公害犯罪正给我国的可持续发展带来巨大威胁并且会影响到我国社会的稳定。有关数据显示，每年我国因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超过2000亿元，而全国其他刑事犯罪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不及这些公害犯罪的冰山一角。我国在 97刑法之前并没有对公害犯罪的有关规定，即使后来刑法中规定了有关条目但也未引起各方的注意。直到近年来各种公害犯罪井喷式的出现，社会各界才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可是由于立法上的不完善以及司法实践中缺乏经验，公害犯罪无法得到妥善解决。如“癌症村”等现象的存在都直接反映了这些问题。因此，通过引入新的理论用来解决公害犯罪问题是迫在眉睫的。
(二)传统因果关系理论不足以应对现状
我国的传统因果关系理论是一种个体主义方法论，也就是通过某人的个人危害行为与其造成的危害结果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来断定是否有罪。对于个体问题个体分析普通刑事犯罪来说，其危害行为和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比较明了，通过科学实验容易证明。而公害犯罪则不然，公害犯罪相比一般的刑事犯罪具有不特定性和高度复杂性，我们很难获取直接的证据来证明因果关系的存在，并且危害后果也不易判定。这一方面是因为公害犯罪的产生是基于多种因素且危害结果也有潜伏性，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今天的科学技术水平还相当有限，难以证明一些复杂多变的因素间的联系。于是在面对一些无法从医学和药理学上确切证明的流行病时，运用疫学因果关系理论，即认为某个因素与基于它的疾病之间的关系，即使从医学、药理学等观点不能符合法则的证明，但是，根据统计的大量观察方法，肯定其间存在高度的盖然性时，就可以肯定因果关系。疫学因果关系理论与中国的刑法基本原则不相冲突，与中国传统的因果关系理论之间更加没有冲突。疫学因果关系的判断是依据对大量事实进行统计的基础上所得出的客观结论，而不是主观上的臆断。在传统理论中，刑事案件就是应当清楚的描绘出事实的因果经过，即危害行为是如何具体的导致危害结果的。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是定罪量刑的关键所在，当我们无法确切的证明行为和结果之间是如何“引起”与“被引起”时，通过一种排除合理怀疑的方式找到其“因”，继而推测出其“果”，就能解决一些以我们现在的科学技术水平无法证明存在因果关系的公害犯罪。这无疑是我们惩治公害犯罪，保障公民权益的需要。
疫学因果关系理论是建立在现代概率论基础上的科学理论，它是以高概率为核心，采用流行病学原理判断作为整体的公害结果和公害行为之间因果关系的科学理论。在我国公害犯罪日益严重的今天，如果再墨守成规，大多数公害犯罪案件就会因为不具备因果关系而得不到有效惩治，公害犯罪就会越来越猖獗。
因此在刑法中引入疫学因果关系理论是一种与时俱进的表现，是对传统刑法理论不足之处的补充和完善。总而言之，将疫学因果关系理论引入我国刑法还是有很深远的意义的。当然，我们对这种理论在刑法中如何具体适用以及如何用好这种新理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还需要继续探索。
第二篇：我国港澳台公务员制度之异同(公务员制度论文作业)
一、造成港澳台公务员制度差异的原因
根据“一国两制”原则，香港和澳门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管辖下的两个特别行政区，其公务员制度基本沿袭两地回归前的架构，均具有殖民色彩。香港公务员制度是在英国文官制度和统治殖民地传统形式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是英国文官制度与香港自身的历史和现实条件相结合的产物；而澳门公务员制度中除了与《澳门基本法》相抵触的和具有葡萄牙殖民主义色彩的部分外，绝大部分内容得到保留。台湾现行的公务员制度是由原来国民党政府时期的公务员制度发展而来的。历史背景决定港澳台公务员制度的差异。
二、港澳台公务员制度体系的比较
（一）公务员范围界定
香港：香港公务员指在香港政府机构中担任永久性或临时性职位而被列入政府工资级别之一，并直接有财政司支付工资的人员。
澳门：澳门公务员指除总督、政务司、立法会议员属政治性职务，法官和检察官产生和管理分别由《法官章程》、《检察官章程》等专门法律规范外，公共行政系统内所有担任公共职务的人员。
台湾：指各级政府机关、公共事业机关、公立学校及其他依法组织的机关中的人员，即指除政务官级民选人员外，有一定职称和职等的人员。
（二）公务员职位分类 香港：共三大职类。
一般职类。该职类主要由政府各部门中负责处理行政事物的公务员组成，包括各部门的行政主任和秘书人员。
部门职类。该职类主要由政府各专业性部门的公务员组成，他们从事专业性的社会服务工作，是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主要执行者。
政务职类。该职类主要包括政府中政务主任以上职位的公务员，他们的职责主要是从事一些与制定、协调政府政策和计划有关的工作，并在本部门监督这些政策和计划的执行，监管人事和资源的应用。澳门：共分为八个职业组别。
领导和主管人员:包括各机关领导人员以及主管人员，如司长、副司长、协调员、主席、指挥官、局长、厅长、处长、科长、组长等。
高级技术员:包括高级技术员、医生、翻译员、顾问、司法警察探员及其他高级技术职级。
教学人员:包括官立学校和专业学校的教学人员。技术人员:包括所有技术及文案职程。
专业技术人员:包括辅助技术员、助理技术员、绘图员、护士、技术稽查、助理探员和督察、法院文员、统计员、核数人员、登记与公证人员。行政人员:除一般行政职程外，还包括邮务员及记录打字员。
台湾：大致分为五类。
政务官和事务官。参与国家大计及行政方针之决定者为政务官；依既定方针、法令或已决定事项而执行公务者为事务官。
文官与武官。从事战争及其他法定军务的公务员为武官；非军事系统的公务员为文官。
长官与辅官。机关内能以自己的意思决定符合法律之行为者为长官；辅助长官处理事务为辅官。
正式官与待遇官。正式任用二列入某职者为正式官；非正式任用而受某职之待遇者为待遇官。
列等官与等外官。列入官等之内，而受形式上公务员之待遇者为列等官；置于官等之外，不受形式上公务员之待遇者为等外官。
（三）公务员招聘选拔
香港：坚持公开招聘、公平竞争、量才录用的原则。具体程序为:确定职缺→刊登广告→应聘者向政务总署各区政务处或本港就业各区办事处索要申请书进行申请→进行笔试与面试→对合格人员进行体格健康检查
公务员获聘后，一般要有2-3年的试用期，政务职类公务员要试用4年。澳门：招聘方式包括公开考试和实习两种。
公开考试:开考和甄选工作具体由典试委员会全权负责。甄选方法有审查文件和考核两种方式。
实习:两种情况下必须实习。一是法律对进入特别制度职程有所规定的；二是最高行政首长对进入一般或特别制度职程有所订定的。实习有散位方式和定期委任两种方式。
台湾：公务员必须考试合格才有资格被任用。考试种类分高等考试、普通考试、特种考试、检定考试、升等考试五种。考试采用笔试、口试、测验、实地考试、审查著作和发行证明及撰写论文等方式。
（四）公务员任用制度
香港：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各部门任职的公务人员必须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其中各司司长、副司长、各局局长、廉政专员、审计署署长、警务处处长、入境事务处处长、海关关长必须由在外国无居留权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担任。政府可聘请英籍和其他外籍人士担任政府部门的顾问，必要时并可从香港特别行政区以外聘请合格人员担任政府部门的专门和技术职务。澳门：任用方式主要分为委任和合约聘用两种。委任细分为临时性委任、长期委任、定期委任和署任。合约聘用分为编制外合约聘用和散工合约聘用两种情况。此外，还有特别的任用方式，主要包括包工合约聘用与临时定期委任两种方式。包工合约是指澳门行政机关为从事特定或专门性工作、按有关法律规定而签订的合同，与行政机关职务无联系。临时定期委任是指澳门行政当局的公务员或服务人员作为澳门地区的代表，在国际组织中暂时担任职务。
台湾：铨叙部为公务员的任用机关，任用大体上分为初任、调任和升任三种类型，经过代理、正式任用、试用、实授等任用程序。
（五）公务员培训机制
香港：主管公务员培训的为公务员事务局，由公务员训练处、高级公务员课程咨询委员会和各大部门训练处等进行入职训练、专业训练、在职训练、技能训练、管理训练等。对于一些需要重点培养的公务员，政府会派他们到国外学习、进修。近年来，香港公务员培训的重点放在了举办和统筹中国事务研习课程、普通话和中文写作课程等。
澳门：具体培训形式有直接培训和间接培训两种。直接培训指对在职的公务员进行有针对性的管理或技能培训；间接培训指政府或社团提供少量奖学金或助学无息贷款，选送或支持一些暂时还未步入公务员行列的中学毕业生到内地或海外接受高等教育。
台湾：公务员培训主要包括训练和进修两种方式。训练机构包括公务人员教育中心、文官培训所、各行政机关及地方政府自行设置培训机构三种类型，训练方式分为阶层训练和业务训练两种类型。进修又分为一般性进修和选送进修及考察。
（六）公务员绩效评估
香港：主要采取上级评估下级的方法。具体方式有三种: 1.撰写考绩报告。公务员每人每年撰写个人工作报告，其上级主管人员每年填写公务员工作鉴定表，对每个公务员一年来的工作状况作出详细评价。
2.签署服务证书。每位公务员的主管人员对公务员的工作表现和个人行为评分，分为极好、好、满意、一般、不满意五个等级。
3.发出推荐书。公务员离职后由铨叙科将其在原单位的有关服务情况，以推荐书的形式直接向新雇主发出。
澳门：公务员考核分为定期的平常考核和不定期的特别考核两种类型。定期的平常考核在每年的1月份进行，考核记录的是上一1月1日至12月31日的工作。考核时主要采取传统的考核方法，即由指定的公务员上司填写考核表格，将被考核的公务员划分优、良、平、劣四个等级，然后根据考核结果确定被考核公务员是否可以续任、续约、晋升和转为定期委任等。
台湾：考绩分年考与总考两种，年考于每年12月举行，总考在第三次年考后行之。考绩的方法是：先由公务员的直接上级长官评定，继由“再上级长官”执行评定，然后由主管长官最后评定。各机关在考绩时，设考绩委员会。考绩的优劣以分数表示之，规定工作最高得分为50分，学识最高得分为25分，操行最高分为25分，合计100分，以满60分为合格，但如果工作分数不满30分，即使总成绩已满60分，仍为不合格。为防止考绩“走过场”，《考绩法》还特别规定了应予解职人员的比例，“成绩过劣应行解职人员，年考不得少于各该机关总员额2％，总考不得少于各该机关总员额4％”。
（七）公务员晋升途径
香港：包括增薪晋升和升级晋升。增薪晋升以年资为标准，公务员凡服务满1年，就可递增1个薪点，直至达到薪级顶点为止；升级晋升指公务员在职务、职类等级以及级别等方面的晋升。晋级不是定期的，要等机构内部出现职位空缺时才能弥补。
澳门：职程的横向和纵向晋升都有时间限制，纵向共四个职等，每个职等为两年；横向有七个职阶，其中第一至第三职阶各为两年，第三至第四职阶为三年，第四至第六职阶各为四年，第六至第七职阶为五年。晋升必须报行政法院备案。台湾：公务员晋升主要有晋升官等与晋升职等两种主要方式。
（八）公务员奖惩制度
香港：奖励主要分物质奖励、精神奖励和职位奖励三种。政府对违纪公务员的惩处形式因公务员的类别不同而有所区别。澳门：奖励主要与公务员的考绩有关。
台湾：奖惩与考绩相联系。80分以上者晋级，70分以上者记功，满60分者不予奖惩，不满60分者记过，不满50分者降级，不满40分者解职。
（九）公务员薪俸制度 香港：主要有三类。
一是长俸公务员按五个薪级领取薪金；二是非长俸公务员按“第一标准薪级表”支薪；三是合约公务员按合约条件支薪。
澳门：所有公职人员的薪俸均由薪俸表确定。薪俸表按公务员职务级别的高低统一设置从100至1000不等的薪俸薪俸索引点，索引点的金额数每年都随通货膨胀路的具体情况而定。薪俸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担任政治职务者和司法官的薪俸，他们的薪俸与总督的薪俸直接挂钩；另一类薪俸是担任技术职务公务员的薪俸，依薪俸表而定。
台湾：公务员的俸给由本俸、年功俸和加给三部分构成。本俸是指公务人员按官等、职等的高低应领取的基本俸给；年功俸是指根据考绩晋升高于本职等或官等的最高本俸的工资；加给即津贴，因职务种类、性质与服务地区不同而另加的工资。
（十）公务员退休制度 香港: 退休年龄:一般公务员的退休年龄为55岁，纪律部队人员可在45岁后申请提前退休，其他公务员则在50岁后才能申请提前退休。如因移民或健康原因，且已满45岁者申请提前退休也可获得批准，如果未达到上述年龄而离职者，一般得不到补偿。
退休制度种类:长俸公务员退休制度和非长俸公务员退休制度。长俸类公务员连续服务十年以上，并达到正常退休年龄，或因特殊原因需提前退休者，均可领取长俸。
澳门：公务员退休分为自愿退休和强制性退休两种方式。
自愿退休:满足加入退休制度后工作满30年或工作满30年且年龄届满55岁者。强制性退休:符合以下条件。
一是达到退休年龄限制60岁或65岁，但年届60岁者可申请延长至65岁； 二是加入退休制度后工作至少15年且被卫生当局宣布为长期绝对无能力担任公职；
三是因工伤或职业病以及见义勇为或为社会尽忠而造成长期绝对无能力担任职务；
四是加入退休制度后工作至少15年且被处分强迫退休。台湾：分自愿退休和命令退休两种类型。
自愿退休：任职5年以上且满60岁者对在危险岗位任职以及担任特殊性质职务者，可由铨叙部酌情降低退休年龄，但不得低于50岁或任职满25年者。命令退休：已年满65岁者与心神丧失或身体残废不堪胜任职务者。
参考文献：
1、《中外公务员制度概论》，刘厚金，北京大学出版社
2、《人事行政学》，李德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3、《21世纪国家公务员制度》，李和中，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4、复旦大学中国公务员研究中心
第三篇：中西方语言研究语文学时期之对比++语义学期末论文+20140601012+...
中西方语言研究语文学时期之对比
摘要：中国、印度、希腊是语言学的三大发源地。在语言学研究的历史分期中，传统语言学时期指的是整个18世纪以前的语言研究，又称为语文学时期。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我国春秋战国（公元前770-前221）时期的一些哲学家和训诂学家，在他们的著作中都涉及词义、语义问题。本文将就中西方语言研究中的语文学时期进行对比和研究。
关键词：传统语言学；语文学时期；理性主义；经验主义；实用主义；对比
一：引言
语言学的历史非常古老，它源远流长，内容丰富多彩。人类最早的语言研究是从解释古代文献开始的，是为了研究哲学、历史和文学而研究语言的。从语言学研究的历史分期看，我们可将语言学研究分为三个阶段：语文学时期、传统语义学时期和现代语义学时期。语文学时期，也就是传统语言学时期是的是整个18世纪以前的语言研究。在最早的语文学时期，语义研究主要局限于解释古字词、诠注古书籍。
二：西方语言研究中的语文学时期
（一）西方语文学时期中的经验主义哲学观
任何语言观都是建立在一定的哲学理论基础上。语言学是研究语言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哲学是系统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18世纪以前，哲学界的特征是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论争，两者之间的争论与分歧影响着人类知识领域的各个方面。其中，由于语言学与认识论有着天然的密切关系，因此受到了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论争的深刻影响。
经验主义认为经验来自感官对外间事物的感觉，带有唯物主义倾向。坚持经验主义的认识论的亚里士多德（Aristotle)认为感觉经验虽然不能告诉人们事物的原因，但是能提供关于个别事物最权威的知识。他认为感觉是知识的来源。在古代语言学的第一个论争，即“自然派”和“惯例派”之争中，亚里士多德持“惯例派”的观点，认为语言是“心得经验”的符号，其意义来自约定。总的来说，亚里士多德经验主义的语言研究涉及到逻辑和语法的相互关系，词类划分、句子成分的识别标准、词项和命题的语义解释问题。并且一直反对亚里士多德语言理论的斯多葛学派也遵循这经验主义的认识论。
可以看到，面对语言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经验主义学派强调各种语言的特殊变化，并且这些语言学家们会根据日益丰富的资料修改自己的语法范畴和语法描写。经验主义的真正发展，得益于文艺复兴后期采用实验和分析法进行研究的欧洲自然科学的发展。在这一时期，唯物主义经验论的代表人物是培根，他认为知识论是哲学的中心问题，认为建立在物质本质之上的感觉经验是一切知识的源泉，是预言师进行交际和表达思想的工具，应该对语言进行经验性的研究，其语言学观点在其著作《新工具论》和《论科学的优势和完善》中得到论述。
（二）西方语文学时期中的理性主义哲学观
理性主义是建立在承认人的推理可以作为知识来源的理论基础之上的一种哲学方法。古希腊的语言研究在两个方面进行，即哲学方面和语法学方面。而这两个方面都与认识学说的研究密不可分，都存在着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争论。受认识论的影响，柏拉图在语言研究方面表现出明显的理性主义倾向。他认为，真是存在的是事物的本质，即他所谓的理念，理念世界只能由思维来认识。而知识也就是对理念的命名，意义在于语言和事物间的自然关系。
在中世纪的欧洲，基督神学思想渗透和影响着社会思想和文化的各个方面，这就必然导致理性主义在这一时期语言学研究中占了很重要的比例。在这一时期的语言学研究中，主要成就是摩迪斯学派的学者们建立起的思辨语法，这也代表了中世纪语言学研究的最高成就。思辨语法遵循理性主义传统，认为自然界和语言结构都有自己的规律和系统，并且十分强调理解方式在本质上的统一性。三：中国语言研究中的语文学时期(一）中国传统语文学的发展与特点
中国语言学是一门古老学科，自先秦时期就有了中国传统语文学。最早的语言研究是为了解释古代文献，用来帮助学习哲学、历史和文学。我国先秦时期就有了大量的文化典籍，这些书籍做使用的书面语就是我们现在所学的文言文，以文言文作为正式的书面语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才结束。中国传统语文研究主要是围绕着解读文言文进行的，由于书面语汉字独有的特点，所做的研究仅仅只是抓住了汉字本身，分析他的形体，探索读音和意义，我们称这种研究为“小学”，而语言学家们对语文不同的侧重研究就形成了文字学、音韵学和训诂学，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传统语文学。但是，由于我国语文学时期的研究主要是为了解读古代文献，而并没有去探索语言自身的规律，因此没有引起语言学家们的重视，也就没有把它称作一门学科。
中国传统语文学历经两千年的发展，到清代，尤其到了乾嘉时代，研究达到了其高峰期，清儒在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等传统语文学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中国传统的语言文字学本来就蕴含着语言学的因素，如古代韵图中已开始从文字转向了声音，注重行义并重，有了构拟音值的尝试。虚词的研究也取得了极大的成就，并且具备语法学的一些观念。这一时期，方言研究也有了一些发展，重视对实际方言词汇的考证，记录了一些话的方言口语。
（二）中国传统语文学的实用主义哲学观
中国语言史上两种重要思想分别是实用主义和科学主义。实用主义是中国传统语文学的基本指导思想。就中国语言学而言，实用主义和科学主义的主要差异在于价值观和方法论。就价值观而言，实用主义把语言工具化，注重语言的社会功能。在这方面，我国古人为后人留有诸多关于实用主义与语文学之间关系的经典名句。
孔子提出“正名”之说，以及认为“一言可以兴邦，一言也可以丧邦”，就是在定国安邦的高度上强调语言的政治功用。古人“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把语言文字作为宣教明化之本。墨子提出取名予实，立言重视实据和实效。公孙龙认为相互制约中的名和实是一个统一体，名和实具有本质的联系。荀子在提出社会约定论的同时又把“ 正名”和“法后王”联系在一起，指出“若有王者起，必将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表明了语言与实践的密切关系。
中国传统语文学始终是以“意义”为中心的，而语言的意义又正是人们实践中所关注的焦点。文字训诂直接解释意义，语法也以虚词的意义和用法为主，修辞强调语言为表达服务，音韵学的缘起也是由意义延伸而来的，并一直为训诂和写作服务，一直以训释意义为中心的语言研究，所有这些研究明显是实用主义的。其次，中国传统语文学观点大多散落在政治辩论和文论诗话之中，体现出浓厚的“附庸”性、“服务”性；再次，中国在语文学研究没有采取现代科学意义上的对象化认知方法，而是采用了经验科学分析方法，而经验性研究又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以实用为目的，就事论事。
纵观中国语文学的发展，实用主义贯穿其中，但恰好也证明了中国传统语文学重使用，轻文本的特征。中国传统语文学中的实用主义思想，除了“实用”本身的合理性外，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必然结果。四：中西方语文学时期语言研究的相同点(一）中西方语言研究相同的实用性思想
首先，中国传统语文学的首要工作就是经典作品的诠释与翻译，其次是古文字学、修辞学和诗学。由于中国传统语文学圈定语文学研究的对象是书面语言，《中国与文学家辞典》的编者就沿袭了传统语文学的观点，认为“语文学是我国传统的以书面语言为研究对象，而侧重在文献资料考证和故训的寻求这样一门总的学科，包括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校勘学等。”
在西方，语言学开始于印度、古希腊和罗马的语言研究，围绕经典注释和哲学问题的辩论而展开，这时期的语言研究主要是解释性的。在中古时期，由于传播基督教教义的需要，语言学家们把《圣经》翻译成多种语言，这对语言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
由此可见，中西方语文学时期的语言研究都以“实用”为目的，在哲学、逻辑学、文学的研究背景下展开的。
（二）中西方相同的开阔视域
在我国，善于吸收外来文化是中国传统语文学的显著特点，但这并不意味着语言学家们直接把外国的东西原封不动的搬到中国来，而是经过消化吸收，并结合自己的创造来研究语文学的。其中最显著的例子就是音韵学的产生与发展，音韵学的产生与发展都是由于受到了西方外来文化的影响，具体来说，是由于佛教经典传入了我国。
在西方，语言学家们一直对域外语言的研究保持着浓厚的兴趣。早在古希腊罗马时期，翻译作品就大量的出现，公元前3世纪语言学家们就开始把希腊的文字作品译成拉丁语。中古时期，由于基督教的影响，语言学家们为把《圣经》翻译成多种语言，他们收集和研究了世界多种语言资料。
总的说来，中西方语言学者们在语言研究上开阔的视域推动和促进了语言学的发展，更也他们自身提供了多方面的研究视角。五：中西方语文学时期语言研究的不同点
（一）研究对象不同
在我国，传统语文学主要是针对文献语言做出解释，它的研究核心是词的意义。而西方早期学者特别看重语言研究的三个方面：词源学、语音学和语法学。其中词源研究贯穿了整个古代和中世纪，在这一时期词源研究主要是解释性的。上古时期，古印度的语言研究主要是探索梵语词源、语义、语法，涉及词汇、语音、语音理论、语义研究等多个方面。显然西方在这一时期对语言学的研究范畴比中国宽泛很多。
（二）研究方法不同
中西方传统语文学时期研究对象的不同导致了其研究方法也不同。中国古代的语言研究特别重视对于文献语言的研究，也就是对所谓死语言的研究。研究工作主要是对大量的语言材料进行整理，翻译，总结，所以其研究方法一般都是归纳法。而西方语言学家们往往是对获得语言、已知的语言或事实进行演绎，希望能够推导出新的观点，新的思路，从而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因此他们常常用的研究方法是演绎法。六：总结
语言研究的语文学时期是语言学发展的最初阶段，它的发展与繁荣影响着后来语言学的兴衰。本文旨在分析中西方语言研究的语文学时期各自的哲学思想对其本身发展的影响以及中西方语文学时期之间的异同点。首先，语言学与哲学的关系从古至今历来都十分密切，语言都是包含在哲学里面的，它是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内容来研究的。比如，在西方的“自然论”和“约定论”之争，虽然争论的是语言的形式和意义的关系，但是在当时却是把它当作一个哲学问题来思考的。与此同时，在中国也出现了名实之争，这也是哲学范畴的研究问题。总的说来，西方语言学的发展伴随着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争论，而中国语言学的发展却与实用主义紧紧相连。可以说哲学影响和贯穿着中西方语言学的发展。第二，中西方语文学时期的语言研究又存在相同点和不同点，这不仅仅是由于哲学思想的影响，也有由于中西方文化差异导致出现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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