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宪法权威文本实现途径：一个实证考察[5篇材料]

第一篇：中国宪法权威文本实现途径：一个实证考察

中国宪法权威的文本实现途径：一个实证考察

宪法权威的实现途径多元一体。它既可以是宪法作为一国法律体系特别是法治体系根本法的理念的灌输，如“国家宪法日”的确立和各种形式的宪法宣传;也可以是宪法制度从静态到动态的健全与完善，如西方的违宪司法审查与东方的合宪性审查制度等。当然，通过文本尤其是宪法之外的或者宪法所衍生的低位阶法律文本来体现、保障宪法的权威地位，在现代法治体系中，不仅是不可或缺的，而且还构成了上述两个重要实现途径的前提与基础。如果宪法权威性不能在法律文本中得以体现和保障，宪法的宣传教育就会失之无据，宪法及其权威性很可能会成为百变的“斯芬克斯”;进而，宪法权威就会被司法、立法乃至专门委员会违宪审查制度中的自由裁量所扭曲与剪裁。为此，我们认为，应该重视通过法律文本对宪法权威实现途径的研究。

宪法权威的文本构建，既包括宪法作为权威文本的完备性问题[1]，也包括宪法文本面对所有下位法的权威性问题。而其中，宪法作为“立法依据”的文本存在，就成为宪法权威在整个宪法统帅下的低位阶法律体系中的重要载体。成为宪法权威性在法律文本体系中的具体表现，它可以在保障宪法权威性在整个法律文本体系中得到贯彻的同时，倒逼宪法作为最高效力文本的完备性。而达致宪法权威的理想型文本实现途径的前提是，对宪法权威的文本实现途径进行实证分析、科学描述与精准定位。为此，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现行有效的“宪法”立法依据条款，基于大数据统计分析方法对其存在现状及具体内容进行了循证评价，以期描摹中国宪法权威的文本实现途径地图，进而为下一步在中国特色法律文本体系中树立宪法权威，找准出发点与起跑线。

一、问题的提出：“宪法”立法依据的应然与实然 立法依据包括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立法依据的完整、规范对法律文本的结构和效力都有着重要的作用。立法依据，作为法文本结构中的非规范性内容，是对立法者制定法时所依据的上位法律和基本事实的说明。在我国现行立法体制中，作为根本法的宪法为制定其他下位法提供了基础性的指导与制度性的规范，也即，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立法都必须以宪法为依据，并不得与宪法相抵触。从价值层面来看，实际上就是宪法权威性的逻辑树立与文本实现。实践中，立法机关在行使立法权时，为了表明其立法的宪法渊源，通常会在立法目的和依据条款中使用“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等类似表述。

然而，上述基于法理的逻辑推论并未消除法学界关于“宪法”立法依据条款的理论争论，特别是在宪法与民法等部门法领域。有学者基于“立法权源说”，认为“根据宪法”表述将立法目的与立法权源相混淆，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西方“三权分立”制度相混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拥有的包括“立法权”在内的全部国家权力，并非来自“宪法”的授权[2]。与此观点不同的是，也有学者提出法律明文规定“根据宪法”的立法依据，恰是维护宪法至上性必不可少的立法举措。同时提出建立行之有效的违宪审查制度是确立宪法至上性的关键[3]。还有学者从“立法依据”与“立法权源”的内涵与外延考虑，认为“立法依据”包括“立法权源”，但不限于“立法权源”，以此表明“立法根据”并不会导致“立法目的”条款与“立法权源”条款的混淆[4]。围绕“宪法”立法依据条款的功能定位的理论争论，一直延续至新中国第一部民法典的编纂时期。其间，有观点认为，以“宪法”为依据，可以表明民法典的正当性和合法性[5]。也有学者从民法典的政治性功能出发，认为应该在解决民法典与现行宪法价值衔接问题的基础上，再将宪法作为立法依据写入民法典的法律文本中。否则，“根据宪法”条款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内涵的空泛化[6]。

尽管目前中国法学界对于“宪法”立法依据条款在法律文本中设置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争议尚悬而未决，但它并未影响各级各类立法者在其立法实践中对“宪法”立法依据的因事、因时、因地制宜的广泛适用。为此，我们认为，从法治行动者特别是决策者的视角，立足实践中“宪法”作为立法依据的文本现状，基于大数据梳理总结实证地发现问题，对于促进相关立法依据的理论研究和立法实践在更深层次上的展开，不仅十分必要还非常重要。本文借助和运用循证科学方法及其在法学研究领域的交叉成果——法循证学（evidence-based law）的理念与方法[7]，通过对 1982 年《中华人民共

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颁布实施后的“宪法”立法依据进行文献计量学统计分析，以此展开对当前“宪法”立法依据实践的循证评价，以期对现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宪法”立法依据的文本现状进行实证描述，对“宪法”立法依据存在的实践问题进行精准定位，并为下一步前提性地解决宪法权威性的树立问题，系统全面解决包括“宪法”在内的立法依据问题，找准方向与发力点。

二、“宪法”立法依据的文本适用现状分析 本文以“宪法”为关键词，网络检索了北大法宝法律数据库中自 1982 年 12 月 4 日起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止的不同效力等级的法律法规文本。具体而言，在数据库的中央法规、地方法规规章项下，分别以“效力级别”和“时效性”为检索条件进行梳理。在“效力级别”检索条件中，选取第一项法律、行政法规等条文作为检索对象，其余项如法律解释、工作答复、工作文件等不纳入本文的研究对象范围。在“时效性”检索条件中，纳入检索对象范围的是现行有效和已制定尚未生效的法律法规文本。运用以上方法获得检索结果 34841 部，排除不涉及立法依据的修正案、修改决定、废止决定，以及因法律修订而产生的重复内容等 8294 部，最终得到的适格数据结果共计 26547 部。其中，法律 271 部，行政法规 562部，部门规章 4610 部，地方政府规章 9939 部，地方性法规 11165 部（省级 5653 部，经济特区 311 部，设区的市 4238部，自治条例和單行条例 963 部）。

本文首先借助结构化查询语言 SQL 中的 SELECT 功能，对上述检索得到的法律法规中可以进行直观量化分析的关键字段统计提取，包括法律法规的立法依据、发布时间、制定机关（部门）等;其次，借助 EXCEL 表格对上述提取汇总的指标进行统计学分析;再次，借助地理科学的 ArcGIS 软件和经纬度坐标精准定位，创建地图，对“宪法”立法依据进行空间呈现分析;最后，对“宪法”立法依据的立法内容、表述方式等分析指标逐一比对，人工分类汇总。

（一）“宪法”立法依据的时间呈现 我们检索的数据呈现了“宪法”作为立法依据的如下时间变化趋势（见图 1）。自 1982 年 12 月 4 日现行《宪法》生效实施后，在各级各类立法与修法过程中，将“宪法”作为立法依据进行文本运用的实践从未停歇。无论是 1982 年《宪法》生效后最早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国务院《城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还是最近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颁布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等，均明确将“宪法”作为其立法依据。

从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启中国民主法制进程，其间，虽然中国社会经历了四部《宪法》的更迭，但中国的法制工作特别是《宪法》的地位不仅在长时间被忽视[8]，甚至还在“十年文革”中遭到了严重践踏。1982 年《宪法》拉开的中国法治大幕，为明晰各级政府的立法权限，规范立法工作和完善立法体制都进行了新的奠基[9]。以此为分水岭，我们将“宪法”立法依据条款在上述被纳入研究范围的近四十年的立法实践发展中的时间呈现，划分为如下几个历史阶段：

第一个阶段（1982 年—1990 年）：启动阶段。这一历史阶段，中国的立法随着改革开放的百废待兴开始步入法治化正轨。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宪法》有关规定，为了确立国家权力机关与行政机关的组织和活动原则，于 1982年 12 月 10 日颁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等为发端，国家各级权力机关从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奠基立柱的高度，逐步开始根据《宪法》积极展开相关法治实践探索，将《宪法》的原则化、抽象化内容予以具体化和实操化。“宪法”立法依据在法律文本中呈现平稳上升趋势。

第二个阶段（1991 年—2001 年）：稳定阶段。该阶段每年颁布施行的法律法规中，“宪法”立法依据除在 1993 年出现 13 次外，其余年份的出现数量均维持在 20 部左右。本阶段的变化和特征主要因于：一方面，为了配合和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发展，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为先导，“宪法”立法依据在中央、地方立法特别是与经济建设相关的地方性法规中得到了较多呈现;另一方面，为了维护和发展中国作为多民族国家其少数民族地区的有效区域治理，包括 1984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在内，众多的民族地方自治条例等相关立法纷纷出台。其间，共有 245 部民族自治地方的法律法规根据“宪法”被制定了出来;比起第一阶段的 111 部总量，本阶段适格立法的总体数量增长了近两倍。以甘肃省为例，该十年间，甘肃省共颁布 8 部法律法规，其中包括《甘肃省东乡族自治县自治条例》《甘

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藏语言文字工作条例》《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藏语言文字工作条例》等与少数民族区域自治有关的 6 部立法。总之，稳定阶段的“宪法”立法实践沿着具体化和实操化路径，不断深入到地方立法特别是民族地方立法，凸显了“宪法”立法依据的实践内涵。

第三个阶段（2002 年—2006 年）：巩固阶段。此阶段时长 5 年，以“宪法”为立法依据制定的法律法规共有 164部，年均数量为 30 部左右，其频度超过了前两个阶段。其中可能的原因是，2000 年颁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以下简称《立法法》）对宏观层面的立法权限、立法活动和立法程序，以及微观层面的具体法律文本的编制、立法依据的适用等都作了规范化要求;加之 2004 年对现行《宪法》的第四次修正。当然，随着“宪法”立法活动的日益深化，引发了法学界关于“宪法”立法依据本身的地位、功能的深入研讨。例如 2005 年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草案）》，学界关于是否应该在其文本中标明“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的必要性和价值立场，展开了激烈的理论争鸣。也可能因为尚未形成关于“宪法”立法依据的一致性法治观念，因而，尽管其间在 2006 年出现了第一个峰值，以“宪法”为制定依据的法律法规达到前所未有的 61 部，但也不可避免地呈现出年度间减增落差较大的不平稳状态。纵观该阶段“宪法”立法依据的文本，除了文本数量与前两个阶段形成了有序的递增曲线外，立法内容上依然延续第二阶段，民族区域自治的地方立法数量占有很大比重。

第四个阶段（2007 年—2016 年）：蓄势阶段。这一阶段，历时 9 年共计制定 323 部适格法律文本，以每年近36部的高速在增加，维持了整体上的持续增长。当然，可能是受第三阶段的惯性影响，在其内部依然延续了前述的高低起伏的不稳定状态。“宪法”立法依据的法律文本数量持续走低，形成了一个两端高中间低的“哑铃型”波谷。2013 年甚至出现了自 2003 年之后的十年间“宪法”立法依据条款适用最低的年份（共计 16 部）。其间，前半段主要体现为与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议事规则、人员组成、人员任免有关的立法。它们由 2007 年珠海市等地方人大常委会修订议事规则触发，到 200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2009 修正）》颁布后，各地方人大相应展开对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的大量修订;而其后半段则呈现为，随着 2011 年以《宪法》为统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初步建成，2013 年党的十八大的召开特别是 2014 年十八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目标后，整个社会对《宪法》的重视程度提升到了全新的高度。此后根据《宪法》制定和修改了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2015）》《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2015 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等在内共计 34 部法律法规。特别是 2015 年《中華人民共和国立法法》正式修正后，将此前试点的“较大的市”的地方立法权扩大到了所有设区的市（甚至包括中山、东莞、三亚、三沙和嘉峪关等不设区的地级市），随后从 2016 年开始“宪法”立法依据条款就主要呈现在设区市的立法文本中。如 2016 年就有铁岭市、铜川市等 19 个设区的市开始行使立法权，制定立法条例，并在其地方性法规文本中呈现“根据宪法”的立法依据。最终在立法实践中将“宪法”立法依据推到了过去三十年的第二高峰，即2016 年的 73 部。

第五个阶段（2017 年至今）：高峰阶段。这一阶段虽然只统计了不到 4 年时间的数据，但以总量 188 部和年均47 部而维持了中国“宪法”立法依据适用的总体持续走高节奏，并形成了“宪法”立法条款的真正高峰。其中，包括目前的最高峰值（即 2018 年共 76 部）。究其原因，2015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两部法律的修訂，使得将“宪法”作为立法依据的地方性法规中与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关职权、事项的立法修订仍占据一定比重。另外，2018 年现行《宪法》所通过的第五个修正案，同年“宪法宣传周”对《宪法》作用的强调，也使得“宪法”立法条款的适用达到了全新的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等法律法规的颁布，表明“宪法”立法依据正在日益贴合中国特色法治建设实际。随着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战略目标的推进与对《宪法》重视程度的不断加深，必将为“宪法”立法依据在法律法规中的适用提供新的契机。

总之，由上述统计数据可以看出，改革开放四十年间中国法律文本中“宪法”立法依据条款的存在和演进规律：上述五个阶段法律法规文本中设置的“宪法”立法依据条款，呈现出阶段性总量起伏但年均量稳步持续上升（12.3%、22.27%、32.8%、35.9%、47%）的大格局和长趋势;另外，如果对比 1984、1990、2001、2006、2016、2018 年五个相对阶段

性峰值，就会发现，它们与 1982 年宪法颁行及其后的五次修正（也即 1988 年、1993 年、1999 年、2004 年和 2018年修正案）有着一定（但非明显的）关联性。

（二）“宪法”立法依据的空间呈现[10] 通过对 26547 部适格法律法规序言、第一条立法依据等文本内容的梳理统计，共计 1026 部法律法规具备“宪法”立法依据。狭义“法律”中以“宪法”作为立法依据的共计 94 部，占纳入研究的狭义“法律”文本的 34.69%;行政法规中有 14部体现了“宪法”立法依据，占纳入研究的行政法规文本的 2.49%;部门规章中“宪法”作为立法依据的占比 0.43%，共计 20部;纳入研究的地方性法规中共计 824 部将“宪法”设为立法依据，占比 7.38%;地方政府规章中共计 74 部体现了“宪法”立法依据，占纳入研究的地方政府规章的 0.74%（见表 1）。

由此统计数据来看，立法实践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二条所确立的包括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国务院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在内的所有不同法律效力位阶的立法文件中，“宪法”立法依据均有呈现。换句话说，“宪法”立法依据面前，所有的立法文件无位阶地一律平等适用;其次，上述立法文件系统中，随着法律文本效力位阶的降低，“宪法”立法依据条款的出现比率呈明显的下降趋势。当然，这一内在规律又必然在理论和逻辑上引发，不同位阶但同样根据“宪法”制定的法律文件发生冲突时，效力如何确定的宪制与合宪性审查问题？进而，引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下位法适用“宪法”立法依据条款的规范性和统一性问题？ 接下来，我们再对包含“宪法”立法依据条款的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进行地理空间分布分析。从整体数量来看，地方性法规文本包含“宪法”立法依据条款的数量多于地方政府规章（见表 1）。如果以我国的“四大经济区域”分类为标准[11]，就会看到：西部地区 12 个省份和直辖市共计制定 398 部以“宪法”为立法依据的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东部地区 10 个省份和直辖市有 287 部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中涉及“宪法”立法依据条款;中部地区 6 个省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中，共计 118 部在立法依据中明示了“宪法”立法依据;东北地区虽然只有 3 个省份，但其发布了与中部地区相当数量的包含“宪法”立法依据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共计 114 部。

再进一步具体到各个省级行政单位，云南省制定了包含“宪法”立法依据的 62 部地方性法规和 7 部地方性政府规章，位列全国31个纳入统计的省级行政单位的榜首;广东省以50部地方性法规和10部适格地方政府规章紧随其后;贵州省以47 部地方性法规和 4 部政府规章位列第三;而宁夏回族自治区、河南省、安徽省则分别以 12 部、13 部、12 部地方性法规中明示了“宪法”立法依据条款，而占居排行榜的倒数三名（见表 2）。

总之，“宪法”立法依据在空间上的分布，一方面，与我们“四大经济区域”特别是传统上的东、中、西部三大经济阶梯之间，在整体上呈现出一种两头（东、西部）大中间（中部）小的“哑铃型”结构;另一方面，又与中国地理的“胡焕庸线”相一致，形成了非常明显的中国“宪法”立法依据的“胡焕庸线”;最后，具体到各省级行政单位的态度和表现，西部省份（云南、贵州、青海、宁夏、西藏）与东部地区（广东、吉林、北京、天津）交错领衔与垫底，其背后的原因也值得深思。

（三）“宪法”立法依据的文本表达呈现 2009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在其发布的《立法技术规范（试行）（一）》与《立法技术规范（试行）（二）》中，明确规定立法依据条款一般应与立法目的同时设置在立法文本的第一条，宪法之外的其他法律，除对所制定的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才可以在立法依据中予以明示;设置“宪法”立法依据时，应表述为“根据”而不能用“依据”。而且，对引用“宪法”立法依据的表述方式也作了具体规定，即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时，不用全称，也不加书名号，直接表述为“宪法”。

我们对实践中的“宪法”立法依据条款的具体表述进行梳理分析后，发现：此后的立法实践中，对于“宪法”立法依据条款的设置，虽然统一采用了“根据”二字[12]，但在不考虑“立法依据”和“立法目的”先后顺序的情况下，立法实践中对“宪法”立法依据的文本表达采用了多样化的方式。如“宪法”“《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国家宪法”等。其中，使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表述的法律法规有 577 部（占比 56.24%）;直接使用“根据宪法”表

述的有 402 部，占比 39.18%;34 部法律法规使用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表述方式;还有 7 部法律法规使用了“根据《宪法》”这种表述方式，6 部法律法规使用了“根据国家宪法”的表述方式（见表 3）。

甚至在“根据宪法”的原则性表述中，进一步还可区分出“根据宪法”“根据宪法和其他法”“根据宪法和实际情况”“根据宪法、其他法和实际情况”等四大类。其中，共计 833 部法律法规采用了“根据宪法、其他法和实际情况”的表述方式，占设置“宪法”立法依据条款法律法规的 81.19%（见表 4）[13]。这种对“宪法”立法依据和其他宪法下位法立法依据的并列表达的适当性，特别是它是否有悖于宪法的权威性，值得深思。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狭义“法律”中，较多地将立法依据表述为“根据宪法”或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有关规定”等模糊表述，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 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2019 修订）》等法律文本。另外，一些地方立法也有类似规定，如《辽宁省个体工商业管理暂行条例》第一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有关规定，为了扶持个体工商业，保护其合法权益，加强监督管理，促进健康发展，特制定本条例”。上述“宪法”立法依据条款的表述方式，虽然可以直接体现特定法律法规制定的依据为“宪法”，但缺乏对其所根据的宪法内容的示明，也容易导致“宪法”立法依据仅产生“宣示性”效果。

立法实践中，也有将立法依据明确为《宪法》的具体条文的情形。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2011 修正）》的立法依据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十五条……”《哈尔滨市村民委员会组织条例》的立法依据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为加强村民委员会建设，保障农村基层的社会主义民主，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特制定本条例”。另外，包括《广东省保护公民举报条例（2014 修正）》《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对法律法规实施情况检查监督的若干规定（2007 修正）》等地方立法的立法依据条款中，只标明《宪法》的条文序号，未对相关规定进行说明。上述“宪法”立法依据的表述方式，虽可直接、明了“宪法”立法依据，但又可能因《宪法》修改而引起法条序号变动，产生立法依据变化问题。再加之，《宪法》关于某一事项的规定往往不集中于某一条文，如果面面俱到地列举显得冗杂，而只引用其中一条又可能造成立法依据偏狭不全[14]。

总之，“宪法”立法依据的表述亟待统一和规范。否则，会直接损害《宪法》的权威性与至上性。立法依据条款与立法依据之间的关系，前者是形式，后者是内容。“宪法”立法依据条款文本表达上的不同呈现，既反映出“宪法”立法依据条款设置的遗留问题，也由此可以看出，当前我国对于“宪法”作为立法根据法条形式尚未达成统一设置。而且，无论在《规范》施行之前还是施行之后，均有相当比重的“宪法”立法依据采用了不同的表达方式。探究其背后的深意，我们认为不仅是规范的立法形式尚未形成，而且也有法制统一原则未能完全体现之嫌。宪法作为各位阶法律法规的上位法，当作为立法依据出现在法律法规的文本中时，首当其冲的是其文本形式上的规范与统一。因此，规范“宪法”立法依据的文本表达，对于维护宪法权威、增强宪法适用亦有重要的法律与规范意义。

（四）“宪法”立法依据的文本形式呈现 根据《宪法》特别是《立法法》对各级有权机关立法权的不同法定配置[15]，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宪法》规定的国家立法权，且全国人大制定基本法律，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基本法律之外的其他法律。它们作为根本性、基础性和创设性的法律文本，理论上讲以“宪法”为立法依据是其应有之义。但在 1026 部适格法律法规中，由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施行的具有“宪法”立法依据的共计 94 部，仅占比 9.16%;对其中适用“宪法”立法依据的条款进一步分析后发现，纳入研究的 271 部法律中，仅有 34.69%设置了“宪法”的立法依据条款，仍有将近2/3 的法律在制定过程中未明示其“宪法”立法依据。其中，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中包含“宪法”立法依据的 14 部，占纳入研究对象（16 部基本法律）的82.35%。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2 部基本法律未规定“宪法”立法条款。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非基本法律中，适用“宪法”立法依据条款的 80 部，占纳入研究的 254 部非基本法律的 31.50%，即有超过 68.5%的非基本法律未在其文本中設置“宪法”立法依据条款（见图 2）。

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实践来看，基本法律在立法依据条款中更倾向于“根据宪法”来制定，非基本法律在立法依据条款中近七成没有对“宪法”依据进行明确表述。它从侧面反映出在立法实践中，即使最高权力机关内部甚至《宪法》制定者自身，对于“依据宪法”立法条款的功能定位和实操准则也尚未形成完全统一的认识和要求。

另外，根据我国《宪法》和《立法法》对上位法和下位法之间所设定的“不抵触”立法原则，宪法以外的所有下位法包括 2015 年《立法法》修正后所增加的有立法权的设区市的立法，都不得与上位法特别是“宪法”相抵触。根据我们的统计数据，作为下位法的行政立法中，只有国务院制定的 14 部行政法规设置了“宪法”立法依据条款，占纳入研究行政法规的 2.49%，其余国务院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中包含“宪法”立法依据条款的数量，均少于 10 部。相反，在颁布施行超过 10 部设置有“宪法”立法依据条款的有权立法机关中，地方人大（含常委会）占多数，其中长春市人大（含常委会）是唯一在 2015 年《立法法》修正后才获得立法权的有权机关，截至目前它们已经制定了超过 10 部包含“宪法”立法依据条款的地方性法规。

虽然，我们没有将不同层级的立法总量这一重要变量纳入分析，但仅就下位法对待“宪法”立法依据的态度而言，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重视程度与（特别是最基层的）地方性法规还有差距。立法实践中，不同层级的下位法对待“宪法”立法依据的态度，提出了在多层级立法结构和多元立法依据中，如何科学贯彻和合理配置作为根本法和第一序位上位法的“宪法”立法依据资源的重大研究课题。

（五）“宪法”立法依据的法治领域呈现 通过下位立法将宪法中的规定予以具体化，是宪法实施及权威的一种体现方式。我国现行宪法在内容上总共包括五部分，即序言、第一章总纲、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第三章国家机构、第四章国旗、国歌、国徽、首都。对纳入本文研究的包含“宪法”立法依据的适格法律法规所具体依据的宪法条款进行回溯分析，发现：其中 637 部（占62.09%）法律法规与宪法第三章国家机构的内容有关;236 部法律法规是对宪法总纲部分的具体化（占 23%）;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在 138 部（占 13.45%）法律法规的“宪法”立法依据中得以呈现。宪法作为权威立法依据条款为国家机关背书比率（第三章作为立法依据）是为公民权利背书（第二章作为立法依据）的近五倍（见表 5）。另外，除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中对宪法第四章仅有的三个条文进行了贯彻和实施外，下位法对宪法序言所体现的“特色宪法理念和精神”的理解、落实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再经过对“宪法”立法依据所属法律文件内容的高频词梳理統计分析，我们发现，在适格的 1026 部涉及“宪法”立法依据的立法中，共有 265 个不同的法律高频词。频度小于等于 3 次的，共计 211 个，占比 79.62%;只出现一次的有 184个，占比 69.43%;出现频次大于 3 次的有 54 个，占比 20.38%。与此同时，在 54 个出现频次大于 3 次的内容中，名列前茅的有 6 个高频词：1 个出现 135 次，1 个出现 58 次，其余 4 个高频词分别出现 42 次、40 次、36 次和 25 次（见图 3）。

进一步对立法内容中出现的高频词进行统计分析（见表 6），在出现频次大于 3 次的 54 个立法高频词中，以序号2、3、4、5、6、12、13、22、29、31、42、46、47、53、54 的关键词所代表的“人大法治”高频词共计 15 组，频度288 次，占居第一位;“自治法规、自治条例”“少数民族权益保护”“民族团结进步”“民族工作”“民族法治”等高频词共计 4 组，频度 164 次;以及“宪法基本权利”高频词共计 7 组，频度 92 次，分列二、三位。

综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就“宪法”立法依据的适用领域而言，分布较为广泛，主要集中在人大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和公民基本权利保护等方面。除了上述关于“宪法”立法依据的基本事实和共识之外，对于占比近80%的与“宪法”立法依据有关的低频词而言，到底属于有关机关“拉虎皮做大旗”的随意行为，还是另有其他内在原因？其背后的规律，都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揭示。与此同时，上述数据规律还揭示了其他新的问题。以民族区域自治地区的自治条例为例，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2001 修正）》已经将《宪法》第四条，民族平等和民族区域自治的有关原则性、总括性规定等具体化为基本法律后，其他效力位阶较低的自治条例是否还可以将“宪法”直接作为立法依据，或者具体应该如何科学合理地设定“宪法”立法依据条款，也值得进一步思考。

（六）“宪法”立法依据的部门法呈现 2011 年，随着以宪法为统帅，法律为主干，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为重要组成部分的，由宪法、民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等七大法律部门组成的有机统一整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初

步建成，学术界对于宪法与其他部门法之间关系的讨论进入了实质性阶段。各个部门法都自觉主动地研讨本部门法与宪法的关系，特别是如“经济宪法”等“部门宪法”问题[16]。

根据我们对部门法立法实践中“宪法”立法条款的进一步统计分析[17]，我们发现，在 94 部包含“宪法”立法依据的基本法律与非基本法律中，归属于行政法部门的有 32 部，占比最高达到 34.04%;属于宪法相关法的 31 部，占 32.98%;社会法部门的 12 部，占比 12.77%;民商法部门的 9 部;经济法部门的 5 部[18];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部门的共 4 部;刑法部门中有且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将“宪法”作为其立法依据（见图 4）。

上述统计数据表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七大部门法中，全部都包含有“宪法”立法依据条款。它表明，经由“宪法”立法依据所体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统一性和法治的权威性基本上得到了保障。另外，行政法部门和宪法部门共计发布 63 部含有“宪法”立法依据条款的法律，占比 67.02%。2/3 以上的行政立法和宪法性法律文件是根据“宪法”制定的基本事实，再次呈现了宪法与行政法之间的法治亲缘关系。当然，整体上讲，传统公法领域较私法领域适用“宪法”作为立法依据的法律文本明显占优（这一结论与本文关于宪法章节在立法依据中的不同比率统计结论互相印证）。最后，除具有特殊性的刑法部门法之外，其他法部门内部“宪法”立法依据的现状、原因背景等情况，都有待细致分析论证。

三、“宪法”立法依据条款的完善方向：兼结论 现行《宪法》颁布施行近四十年后，围绕宪法权威性特别是关于“宪法”立法依据条款的实践适用，一直存在很多理论争议和实践困惑。非常有必要对“宪法”立法依据条款的性质和功能投入更多理论资源，当然，它不意味着理论研究的应然推论能够替代实证研究。我们需要二者之间的紧密协同：通过实证研究为理论推论精准定位问题和寻找方向，借助理论思想为实证研究提供发现问题的角度。

本文借助法循证学的实证方法对“宪法”立法依据条款的大数据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立法（法律文本）体系中，关于立法依据特别是“宪法”立法依据的功能、定位、表达及法律效力等基本问题，尚未形成系统和统一认识。即使是在国家最高立法机关从立法技术角度对“立法依据”进行了明确统一规定后，现实相关立法依然是一种自发自然状态，缺乏一种理论与实践的自觉自为。

目前，“宪法”立法依据在构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法治体系过程中，特别是梳理宪法权威性方面，基本发挥了其保障和引领的法治功能。但就具体的制度细节和运行机制来说，实践提出的问题远比我们已经取得的成绩要大得多。例如，当前立法实践中，哪些效力层级法律文件应该或者可以规定“宪法”立法依据条款，如何规范表达“宪法”立法依据条款？“宪法”立法依据与多个上位法立法依据并存时应该如何处理和取舍？如何判断“宪法”立法依据条款的实效性问题，或者如何通过《立法法》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合宪性审查立法监督权来落实“宪法”立法依据条款，等等。我们的总体循证评价是：“宪法”立法依据条款在我国立法实践中仍未实现适用的系统化和规范化。因此，如何将“立法依据”作为关涉立法进而法治“合法律性（legality）”的一项基本制度体系与理论体系，展开深入细致特别是立足国情与符合特色法治精神的研究，就显得极其重要和非常紧迫。

基于上述针对“宪法”立法依据条款的立法实践和法律文本的大数据循证分析，我们强烈呼吁，立法学研究者和立法实践者对此问题应给予足够重视，并能够合力尽快解决。在技术和功利上，我们建议对全国立法工作有统领作用的最高立法机关，对这一重大问题，不能再坐视或者放任，最低限度需要通过立法技术指引等方式，进行适度的框架性指引和约束。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从“数量的大”到“质量的强”的不断深入推进，宪法权威性价值的不断提升，要求“宪法”立法依据条款的设置不能再采取粗放和随意方式，需要而且应该进入更加精细化的实操阶段。而通过立法层面或法律文本体系角度的“宪法”立法依据，对执法、司法、监察和守法各法治基本环节开展有效的前提性引领，最终才能让宪法从“纸面上的根本法”成为“行动中的权威法”。

注释：

[1]对于法律文本与法律规则的完备性问题及其重要意义，国内外学者包括哈特、拉伦茨、许成钢等都从分析法学角度进行了丰富而全面的论述。

[2]梁慧星：《不宜规定“依据宪法，制定本法”》，载《社会科学报》2006 年 11 月 16 日第 1 版。

[3]童之伟：《立法“根据宪法”无可非议——评“全国人大立法不宜根据宪法说”》，载《中国法学》2007 年第 1 期，第 19-30 页。

[4]饶龙飞：《立法根据论——兼评梁慧星先生的“立法权源”观》，载《井冈山学院学报》2008 年第 1 期，第 102-106页。

[5]韩大元：《民法典编纂要体现宪法精神》，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6 年第 6 期，第 3-10、169 页。

[6]林來梵：《民法典编纂的宪法学透析》，载《法学研究》2016 年第 4 期，第 99-118 页。

[7]刘光华：《法循证学：法学与循证科学的交叉方法和领域》，载《图书与情报》2018 年第 3 期，第 11-17、49页。刘光华、赵幸、杨克虎：《循证视角下的大数据法治决策证据转化研究》，载《图书与情报》2018 年第 6 期，第32-38 页。

[8]根据我们的统计分析，在改革开放前三十年里，除 1979 年制定 1980 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外，包括见证并启动了改革开放法治进程的“三资企业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等基本立法中，都没有出现“宪法”立法依据条款。

[9]刘松山：《国家立法三十年的回顾与展望》，载《中国法学》2009 年第 1 期，第 31-50 页。

[10]我们从文本和地理两个角度来理解和解读“宪法”立法依据的空间呈现。

[11]2011 年国家统计局发布《东西中部和东北地区划分方法》，将我国分为东部、西部、中部和东北四大经济区域。其中东部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中部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西部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东北包括：辽宁、吉林和黑龙江。

[12]立法实践中，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立法技术规范（试行）》实施之前，存在着“依据”“遵循”等不规范表达。例如《陕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守则》采用了“……依据宪法和法律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守则”。《厦门市人大常委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的若干规定（2006 修正）》在立法依据中使用了“……遵循宪法的规定及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的表达方式。

[13]严格意义上讲，上述种种表达的内涵还有细致甚至实质性差异。限于篇幅，我们将另文讨论。同时，为了表达方便，本文统一使用“宪法”立法依据。

[14]郭昌盛：《税收立法中的立法依据条款研究》，载《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 年 8 月 20 日网络首发，[2020-09-30].http：//kns.cnki.net/kcms/detail/32.1593.C.20200819.1805.002.html.[15]武增：《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233-234 页。

[16]杨紫烜：《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依据制定和实施经济法》，载《经济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 12 月版，第 3-18 页。单飞跃、徐开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宪法内涵与法秩序意义》，载《东南学术》2020 年第 2 期，第 136-142 页。

[17]法律文件的部门法归属，依照北大法宝法律法规数据库的分类。

[18]如果说公法方面的立法能够说明基本现状和事实的话，经济法部门和社会法部门的立法更多地体现在地方性法规和部门规章中，所以，关于它们的研究结论还需要进一步补充论证数据。

第二篇：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实现途径

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实现途径

民主是在漫长的人类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文明成果，是人类普遍追求的一种价值观，也是现代文明国家的显著标志。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已取得巨大成就，但仍面临着挑战，需要不断完善。

第一，构建新型政治文化。在政治发展过程中，政治文化越来越显示出它独特的作用，发挥着基础性的重要作用。没有体现现代民主精神的新型政治文化作为动力支撑，很难建构起牢固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大厦。失去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首先必须构建新型政治文化，充分发挥政治文化的基本功能和重要作用，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提供强大动力。

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道路，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和中国各族人民的正确选择。想并为人们所认同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体系。在构建新型政治文化的过程中，一方面，要重视传统在政治文化现代化中的作用，重视在走向政治文化现代化过程中，传统对政治文化变迁不容忽视的制约作用。另一方面，要正确处理本土政治文化与外来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我们既要反对全盘西化论，又要反对国粹论；既要正确认识西方政治文明与西方霸权主义的关系，又要正确区分政治现代化与西方化的概念，既要立足于本民族的特点，又要适应全球化发展的要求，同时还应该自觉防止西方国家意识形态的渗透，从而构建出新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体系。

第二，积极培育市民社会。现代国家政治发展的规律表明，市民社会的强大、繁荣和成熟，能够培养和深化民主价值文化，把市场经济对政治发展的要求转化为现实，直接推进民主进程。首先，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在经济领域加大市场取向的改革力度，建立完善、成熟的市场经济，巩固市民社会赖以生存的前提和基础，为市民社会的成长壮大奠定物质基础。其次，培育社会中间阶层，鼓励社团的组织的发展，加快市民主体的形成和扩大，为市民社会的发展奠定社会基础。各类社会组织的存在和发展，既可以缓和国家与社会、个人之间的矛盾与冲突，防止它们的激化，同时又能实现国家与社会间的相互平衡，对国家产生一定的权力制约，保护市场经济的运行不受更多的直接干预。最后，充分发挥国家主导作用发挥国家的政治推动力，促进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共生共强。

第三，努力扩大基层民主。新时期我们要把发展基层民主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性工程重点推进，作为人民当家作主最有效、最广泛的途径全面实施，提高全民的民主素养，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为发展民主政治奠定坚实基础。首先，要加强宣传教育，加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建设，培育农村基层民主文化，坚持向人民群众灌输民主意识、民主观念、民主行为和习惯，提高对扩大基层民主的思想认识，不断增强民众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义务意识和参与意识，把民主的思想和原则从理论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行为当中。其次，要理顺政治关系，维护当地民众的权益，保证国家政策得到妥善落实。

要认真处理好民众和基层自治组织之间关系，自治组织来源于民众、授权于民众、服务于民众，其决策权和管理权与民众分享并受到民众的监督。处理好基层自治组织和基层政权的关系，加强基层政权和基层自治组织建设，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处理好基层党组织和基层自治组织之间的关系，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扩大基层群众自治范围，完善民主管理制度，保证基层自治组织能力的发挥，维护执政党的良好形象。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经济建设提供物质基础，政治建设提供政治保障，文化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社会建设提供有利的社会环境和条件。而党的建设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根本保障。

在民主政治建设上，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道路，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和中国各族人民的正确选择。

第三篇：中国梦 思想内涵 实现途径

中国梦

思想内涵

实现途径

“中国梦”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和社会和谐.“中国梦”彰显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和宏伟愿景,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实现伟大“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全国各族人民要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按照党的十八大精神和两会决策部署,脚踏实地,精诚团结,求真务实,敢于开拓,勇于创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全部力量.“中国梦”具有最大限度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而凝聚人心的伟力，无论面对多少挑战、多大困难，始终以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积淀和历史智慧为底蕴，给人以希望、给人以信心、给人以力量。“中国梦”的目的是人民幸福。以民生为本，顺应民心，尊重民意，凝聚民智，让人民群众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这样的国家富强才有精神寄托，这样的民族复兴才有根本希望。“中国梦”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不竭动力，牵引着中国砥砺前行的脚步。“中国梦”为探索人类文明多样化发展道路开辟了更加光明的前景。成就“中国梦”，既是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历程，也是中国人民开拓、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伟大历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可以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

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中华民族是具有非凡创造力的民族，我们创造了伟大的中华文明，我们也能够继续拓展和走好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坚定不移沿着正确的中国道路奋勇前进。

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魂。爱国主义始终是把中华民族坚强团结在一起的精神力量，改革创新始终是鞭策我们在改革开放中与时俱进的精神力量。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不断增强团结一心的精神纽带、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永远朝气蓬勃迈向未来。

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这就是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只要我们紧密团结，万众一心，为实现共同梦想而奋斗，实现梦想的力量就无比强大，我们每个人为实现自己梦想的努力就拥有广阔的空间。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有梦想，有机会，有奋斗，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能够创造出来的。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牢记使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用14亿人的智慧和力量汇集起不可战胜的磅礴力量。

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实现“中国梦”任重而道远，需要大家的不懈努力，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艰苦奋斗。只要有梦想，奋力拼搏，就一定能创造出来美好的一切。让我们大家都当好“梦之队”成员，思想上同心、目标上同向、行动上同步，为建设美丽中国而奋斗不息。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有梦想，有机会，有奋斗，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能够创造出来的。只要我们紧密团结，万众一心，为实现共同梦想而奋斗，实现梦想的力量就无比强大，我们每个人为实现自己梦想的努力就拥有广阔的空间。

第四篇：树立宪法权威,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北京高校教师党员在线课程考试 树立宪法权威，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标准答案

判断

1.改革必须做到于法有据，保证合法性。YN 2.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拥有多元的社会治理主体，而法治在治理过程中起到基础性和保障作用。YN 3.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实力的提升，我国已经建成为软实力和法治的强国。Y N

4.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YN 5.社会主义法治必须依靠党的领导，党的领导位于社会主义法治之上。Y N

6.主讲人认为，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的核心精神是依宪治国，依宪行政，坚决维护宪法法律权威。YN 7.各省和直辖市有权制发具有立法性质的文件。Y N

8.任何法律法规文件，只要违背了宪法，就是无效的。YN

9.法治建设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YN 10.法律具有保守性和滞后性，而改革走在时代前面，需要大刀阔斧，因而可以先不需要考虑法律条框，先改革再完善法律。Y N

单选

1.我国现行宪法是（）。

A)54宪法 B)75宪法 C)78宪法 D)82宪法

2.私营经济被明确写进宪法是通过（）年的宪法修正案。

A)1986 B)1987 C)1988D)1989 3.（）是一切国家制度合法性的基础，赋予并限制国家权力，以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

A)民法 B)刑法 C)宪法

D)立法法

4.经审查确定为违宪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文件或行为，可由（）撤销或变更。

A)全国人大B)国务院 C)全国政协 D)国家主席

5.下列年份中，没有进行宪法修订的一年是（）。

A)1988年 B)1992年

C)1999年 D)2004年

6.在所有法律中，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根本大法是（A)民法 B)刑法 C)宪法 D)立法法

7.《决定》提出将依法治国和（）结合起来。

A)依宪治国 B)以德治国

C)以党治国 D)宏观调控

8.总书记提出，把权力关进（）的笼子里。

A)法律 B)法治）。C)自律 D)制度

9.我国的宪法日是（）。

A)8月4日 B)9月4日 C)11月4日 D)12月4日

10.依法治国首先是（）。

A)依宪治国

B)坚持党的领导 C)依民法治国 D)坚持人民当家作主

多选

1.我国宪法发展面临的新挑战和新问题包括（）。

A)法治与宪法虚无主义，对宪法文本普遍不尊重B)干部对宪法理念脆弱，法治意识淡薄

C)公民的基本权利救济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社会整体信任度下降，社会缺乏共识，人权保障观念没有形成为自觉的文化形态

D)国家治理中政策治理与法律治理并存，法律治理，特别是宪法治理没有成为主导型模式

E)宪法内容滞后，不适应新形势要求

2.《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通过的国内背景包括（）。

A)十五大以来，我国法治发展理念逐步体系化

B)十八届四中全会要为十八大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和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顶层设计提供保障

C)改革进入攻坚期，面临新矛盾、新冲突、新问题D)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需要法治作为“抓手”E)迫切需要通过法治改进党的领导方式与执政方式3.《决定》提出并阐述了实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即（）。

A)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B)坚持人民主体地位

C)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D)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E)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

4.《决定》的基本目标包括（）。

A)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B)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C)全面深化改革

D)建设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E)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

5.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个自信”即坚持（A)理论自信

B)宪法自信 C)制度自信 D)道路自信 E)政党自信

6.作出《决定》的国际背景包括（）。

A)经济全球化、政治多元化、文化多样化

B)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面临新问题

C)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国法治道路与法治理念）。D)围绕宪法与法治问题出现新挑战

E)国家核心竞争力与软实力需要通过法治彰显

第五篇：中国梦的含义及实现途径

中国梦的含义及实现途径。国家富强 民族振兴 人民幸福

途径。一是：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二是：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开放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三是：必须凝聚中国力量，这就是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

最后总结：中国梦归根结底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仅仅依靠人民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

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是什么？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论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